作为世界近代史的主脉, 甲寅变法的研究从来都是史学界的热门，甚至有专门的称呼“虞学”。既借用了变法起点、“上虞之战”；又暗指华夏三代之前传闻中的“有虞氏”，以此隐喻甲寅变法在历史转折中独特的地位——可以说, 整个世界所有关于“现代化”、“新时代”的概念，乃至之后数百年皇冠坠落满地的浩大历史浪潮, 都诞生自这一场至关紧要的变法；它天生就带着“初始”、“元初”的意蕴。恰恰吻合了有虞氏的传说——人类即将由浑茫矇昧的时代, 走入由理智缔造的光明。

所以, 如果将工业革命后的人类史比喻为从古代母体中孕育出的胎儿, 那么甲寅变法无疑便是这胎儿的第一声啼哭，虽然柔弱宛转（好吧，从历次海战的结果看, 也未必柔弱到哪里去），却是各种杂音中绝不容忽视的声响, 新时代美妙的前奏。史学界为此而倾注心血, 自也在情理之中。

可是, 一如有虞氏所代表的上古史, 甲寅变法的研究进展也并不顺利。这倒不是史料不多——实际上，甲寅变法近三十年之久，前后涉及的文献汗牛充栋, 不断还有新的文物出土印证，来源甚是丰富；但如果详细审查，那这种看似乱花迷眼的旁征博引，都不能触及到变法的主要脉络——变法的目的是什么？变法的缘由是什么？变法的主持者又到底是谁, 闫党、清流、穆祺抑或不知名的另一派系？

热门课题研究几百年，居然连变法的基本问题都没有搞清楚。这样的事情说起来似乎有些滑稽，但实际也无可厚非。长期以来，历史学家掌握的都是变法中边缘人物记录的零星碎片, 宏大进程中浮光掠影的一瞥；而真正身处洪流中心的人物，却在历史记录保持了惊人一致的沉默，以至于后人反复查点，居然不能从遗物中找到任何有效的痕迹。

这当然也是有原因的。三十余年的内阁高层中，闫分宜、许少湖都是极小心谨慎的人物，告老以后口不臧否人物，连奏折的草稿都是随写随烧，绝无痕迹；张太岳倒是富于著述，但死后家属仓皇南下，生平的文稿都遗留在了京城老宅，被狂怒的皇帝全数销毁，再无痕迹；至于穆祺……大概是由于文采实在太糟糕的缘故吧，市井上没什么人愿意掏钱买穆国公府流传出来的大作，于是也湮灭无闻了。

因此，长久以来，历史学家所依赖的居然只有传承有序的宫廷奏折档，以及总领全局的国史馆，试图从公文及官方记载中搜寻消息——而这两个部门，由变法干将、穆派元老张太岳控制了十五年之久。

换言之，这是穆党自己给自己写的历史。

采信这种历史的结果，就是带偏了前两百年几乎所有的甲寅变法研究，学者笃信这些像模像样的档案，坚定不移的认为变法只是高层为了利益的共谋，主持者应该是闫、许，甚至飞玄真君，而绝不会是当时年轻而无知的穆国公世子——穆党是花瓶、是样板、是皇帝扶持勋贵制衡文官的白手套、是张太岳一飞冲天的进身之阶，但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承担变法这样艰巨复杂、充满创新的人物。

——要知道，在时人的笔记中，穆氏的评价还是“癫狂错乱”、“不可明状”呢，你能指望这种人办什么大事？

这样主流的观点也不是没有过质疑。不少学者从荷兰及西班牙的档案中找到了痕迹，认为穆祺发挥的作用绝不像表面那么简单。但这种只言片语的外界印象当然没有办法与严谨缜密的国家档案相比，所以几百年来，力主穆氏主导变法的“穆派”都只是冷门的异论。

——这种根深蒂固的印象，一直持续到了《儒望日记》出土为止。

不过，与公众舆论中颇有传奇色彩的发现历程不同。实际上，作为英吉利银行的高级董事、东印度公司终身董事会主席，儒望遗留下的文件一直是史学家关注的重点；研究者之所以长久无视《儒望日记》，并不是因为傲慢疏忽，而是因为它根本就无法释读——在死前最后一年，儒望特意取来了所有笔记本，当着公证人的面投入墨水池中浸透，从此一塌糊涂，再也不可分辨了。

因此，后来对《儒望日记》的“再发现”，与其归功于他后人无私的捐献，倒不如归功于新技术的发展——东印度高级董事起居奢华，用的墨水中都掺有金粉和银粉，而新式超高精度的离子分析恰恰可以分辨出纸张中残留的氧化金属，一层一层的扫出了被掩盖的机密。

而事实亦证明，被如此谨慎保存的文献的确是非同小可。在解读文本之前，坊间已经对日记的内容有了大量的猜测，其中多为荒诞不经、近乎谬论的野史；但等日记释读完毕，研究者才极为惊骇的发现，相对于儒望记录的种种暴论，坊间野史居然还能算温和保守的！

即使不从事历史研究，你也可以想象这种东西对传统学术界的冲击。实际上，在接受文物的金陵研究所发布第一批释读成果时，它所引发的并非热议与狂喜，而是铺天盖地的争论；反对者从技术原理质疑到了原典真伪，从原典真伪质疑到孤证不立，可谓竭尽挣扎之能事。而这种几乎不讲体面的挣扎，不仅仅是因为传统派对话语权沦丧的惶恐，更出于正常人理性的排斥，三观崩坏的畏惧——简单来说，“这怎么可能呢？”

如果不能理解专家们那种“怎么可能呢”的茫然惶恐，这里可以引述儒望日记中最受重视、研究最多（同样也是被质疑最多）的一段，寥作参考。

以前后的时间判断，这一段记载应该发生于万历二年。正史中，穆氏于万历元年南下，遇风雨后不知所踪；但从日记的记录看，穆氏“失踪之前”，显然还赶赴南海与儒望见了最后一面。

这绝对机密的会晤当然紧要之至，虽然全程不允许保留任何文字，但大受刺激的儒望居然依靠记忆力越过了语言的障碍，在事后把对话原文硬生生默写了下来。虽然因为翻译而损失大量的信息，但仍旧简明扼要，可以推断关键：

【在对话的一开始，穆氏以重金拜托了儒望在日后接应张太岳的家眷，这一点仅被一笔带过，而之后的谈话纪要则相当详尽，在此摘录如下：】

…………

【儒望：“你似乎在担心政治风险。但就算真的有这种潜在的风险，你也应该劝告你的下属避开风险，而不是预备事后的出路。”

穆祺：“非常高明的见解。但我要提出两点：第一，张太岳不是我的下属；第二，我亦不能左右局势。”

儒望：“不能左右局势？但你已经从政局中脱身了。既然你能摆脱局势，从容自保，为什么张太岳不可以？我相信你们都有这个能力。”

穆祺：“这与能力无关……好吧，我不知道你是否能理解，但我可以勉强的做一个比喻——之所以我能离开，不是因为我拥有什么特殊的品质或者才能，而仅仅只是因为我的运气很好；历史托付给我的天命已经结束了，所以愿意放任我离开；但张太岳不同，他荷担的使命远未完结，当然也就由不得自己。”

儒望：“‘天命’（儒望对这个词记忆极深，甚至特意用蹩脚的汉字写下了原文）？我以为你是并不崇拜鬼神的。”

穆祺：“这并非鬼神的概念。你可以将之理解为历史的潮流、集体的意识，或者借用泰西神学的术语——‘绝对之精神’。政治是驱使人的技术，但在以权力驱使他人时，同样也要被由人所缔结成的历史所驱使。一个人在政治上站得越高，拥有的力量越大，这种驱使也就越深刻、越全面，直到将他彻底异化，扭曲为完全的‘非人’……张太岳在政治上会非常成功，他将掌握权力、主宰世界，能够实现自己渴慕已久的治国理念。但作为交换，历史也会夺走他的一切，以另一个怪物取代。”

穆祺：“他可以是张首辅、张摄政，挂在墙上的张大人，但永远也不可以是十五岁的张白圭了。十五岁的张白圭可以趋利避害，一走了之，但张首辅是没有选择的。”

儒望：（沉默）

儒望：“听起来好像只是位高权重者的无病呻·吟。”

穆祺：“当然没有什么好呻·吟的，路都是自己选的。”

儒望：“但你们似乎并不满意。”

穆祺：“满意不满意没有意义。儒望先生，你可能不明白，在中国的命理文化中，‘荷担天命’是一个非常宏大而残酷的概念。当历史决定了你的职责以后，它是绝不会顾及什么个人情绪的；上天确定了一个目标，你就要拼死去完成、牺牲一切去完成、不计个人荣辱的完成，只要还没有死，就得往死里做——喔不，死了也不能消停，政治人物的死亡，往往是天命最好的佐料，能衍生出无数的花样。至于整个牺牲与奋斗的过程中你快乐与否，那都是天命绝不会在乎的小事。”

“所以我很幸运，儒望先生，非常幸运。天命完成了它的目标后居然愿意放过我，这是几千年从没有过的慈悲，我对此怀有莫大的感激。

汉高帝晚年回故乡，说千万年他的魂魄都思念沛县，但千万年他的□□也只能困在长安，永生永世不得回转；诸葛丞相离开草庐时叮嘱家人，说功成之后还要回家乡耕耘，但他也这终究只能死在五丈原，连最后一句话都是在为汉室操心——天命选中了他们，连拉带踹的逼他们走历史需要的路；可走完之后也不放过他们，他们的□□、魂魄及声名都被永久拘束，不得超脱……与之相比，我的境遇已经是梦想不到的幸运了。”

儒望：“但张太岳就没有这个幸运了。”

穆祺：“恐怕如此。”

儒望：“那么，恕我多问一句……这就是你要掩盖自己参与变法历史的缘由么？”

（沉默，很长时间的沉默，以至于儒望不能不再次强调，他仅仅只是“满足好奇心”而已。）

穆祺：“……其实没有关系，反正我们已经达成了协议。儒望先生，你的问题，我只有一个答案：对于一幕伟大的戏剧而言，机械降神总是有害处的。

儒望：“……什么？”

穆祺：“当身处艰难险阻的绝境时，最简单、最轻松的方法就是期待机械降神。伟大的英雄从天而降，披着金甲圣衣来拯救受苦受难的众人……这个故事很爽，很美妙，很受欢迎，是市井小说喜欢的题材。但这种期待是有毒的，金手指（注：该词汇不明含义，是由儒望意译而成）展现了一次力量就可能展现第二次，那么千万人都不必再做什么了，只要坐等着迎候力挽狂澜的英雄——中国文明还要延续一千年一万年，一个绵延不绝的伟大文明，是绝不能有这种妄想的。”

“依靠金手指而不依靠自己，期待外力而不探求自身，一旦这样的理念成为共识，那么国家的遭遇恐怕会相当可怕。”

儒望：“所以……”

穆祺：“所以不能允许有神迹，一次也不可以有。有了神迹就有了侥幸，有了侥幸就会有危险——这是长久历史中惨痛的教训。进步是不能包办代替的，历史的进程也不是一个人可以左右的。我或许能在其中起到一点推波助澜的作用，但终归还是只能指望他们自己。”

穆祺：“当然，必须对历史有基本的尊重。隐瞒只是不得已的措施，真相应该小心保留，在可以被接受的时代公开……所以，这就是我与你达成协议的原因，儒望先生。”

】

这一段简述之后，儒望再也没有记录什么，只是以钢笔反复勾划，尖锐的笔锋来回交错，几乎磨穿了日记本厚实的精制纸张，表现出了极为激动亢奋的情绪，不可言说的心态。而数百年后，有幸读到这一段的研究者也体会到了同样的激动与亢奋——事实上，在扫描仪识别出全文后，第一个读到的专家反应就极其强烈；他大叫一声，尖利的声音几乎穿透墙壁：

“这是什么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