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章 绝笔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犯了死罪的好友任安的一封信，被很多人看作是他最后的作品。

上面提到，任安是征和三年（前90年）巫蛊之祸后，被汉武帝腰斩的。那么很自然地推断：这封信就应该写在这一年。

但王国维先生注意到，这封信里司马迁讲到，自己先跟着汉武帝到东方去祭祀泰山，后来又到西方的雍地去祭祀五帝。查《汉书•武帝纪》，汉武帝只有一年里有这样的行程，那就是太始四年（前93年）。

也就是说，这封信应该写在太始四年。信里所谓任安犯了死罪，不是指巫蛊之祸那次，而是之前另外一次，后来汉武帝赦免了他。

我们不知道那次任安到底犯了什么罪。不过汉武帝晚年喜怒无常，突然想杀谁又赦免谁，都一点也不奇怪。何况确实有一条史料记录，汉武帝说：“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常活之！”（《史记•田叔列传》褚少孙补充的内容）

这样就解释了许多疑问：如果任安都快要死了，司马迁在信里大谈自己的人生感慨，怎么看都太不近人情。而且《报任安书》是一篇两千多字的长文章，写在竹简上，大概需要六十支左右的竹简，体积和重量都很可观，送进死囚牢里，也不太现实。

而如果信写在太始四年的话，司马迁在汉武帝身边做中书令，可以最快获得信息，他虽然还不方便直说，但已经知道任安其实不会死，甚至于被赦免就是他努力的结果。所以他觉得可以和老朋友说说心里话，那就合情合理多了。

那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司马迁写下了这篇千古奇文——读者很容易希望伟大的作品刚好诞生于伟大的时间节点，但事实往往没有这么巧合。

在这封信里，司马迁回顾了当年的李陵事件，自己触怒了汉武帝，被处以死刑。司马迁最想说明的，是自己为什么要选择活下来。

在当时，接受死刑其实是非常自然的选择，从战国到西汉，一直是危险系数极高的时代，意外死亡的事随时可能发生。见惯了这一切，那个年代坦然赴死，相比今天大概确实容易一些。贪生怕死难免“为天下笑”，重义轻生，却可能得到好评。事实上有气节的士大夫，多半会抢在死刑执行之前选择自杀，以免在大庭广众之下受辱。

司马迁不是一个多有平等意识的人，他说：“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不论男女，奴隶自杀都是很常见的，何况于我已经到了这种不得已的地步呢？总而言之，他一点都不怕死。

但宫刑则非常屈辱。司马迁很清楚，“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这个选择，意味着今后自己将面对无穷的嘲笑。宦官是整个社会鄙视链的底层，高洁的士大夫们，只要和宦官发生一点牵连，就视为莫大的屈辱。一个本来优秀的人物，若是与宦官亲密一些，他的朋友就可能与之断交，他就要被逐出士大夫的社交圈，何况自己成为一个宦官呢？

尤其是在自己的家乡，司马迁从小就不被乡亲父老喜欢，他越成功，越证明父老们眼光拙劣。现在，司马迁因为说错了话而落到这个下场，他们倒是喜闻乐见。司马迁说：“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

接受死亡如此容易，选择宫刑如此艰难，司马迁为什么还要这么选择呢？他回顾了很多古代伟大的人物遭遇灾难或屈辱，却坚持活下来的例子，“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最终，也就是今天中小学生作文里反复引用的那句话：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人不是为了活着而活的，而是为了理想而活的。理想已经实现之后可以不畏惧死亡，目标还没有达成之前，要不害怕活着。

司马迁知道，现在就选择去死，那真如鸿毛一般轻浮，如蝼蚁一般卑贱。他必须坚持活下来，把那部后来被称为《史记》的书写完。他的生命只有与这部书融为一体，才能有泰山之重。

司马迁最终的结局，没有可靠的记录。有人说，他最终还是因为口出怨言，而被汉武帝处死。有人推测他是自杀，作为一种猜想也不能说全无道理。

《史记•赵世家》里，写了一个很不可靠，却也许能体现司马迁心迹的故事：程婴受尽屈辱，终于把赵氏孤儿抚养成人，然后，他就选择了自杀。程婴说，我要去告诉逝者，这个重任，我已经完成了。

仿佛，司马迁就是程婴，《史记》就是他的“赵氏孤儿”Ｏ

司马迁死的时候，大约仍然没有得到亲族和父老的认同。司马氏祖辈的墓地，在家乡夏阳的高门原，而司马迁的墓地在芝川，远远隔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平坟运动中，司马家祖辈的坟莹被夷为农田，而芝川镇的司马迁祠墓，则作为陕西省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而得以保存。到了今天，不用想也知道又是一番景象：能重修的重修，可扩建的扩建，都成了当地重要的旅游资源。

自然，这一切毁誉，对司马迁来说，都已经轻于鸿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