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酷吏

《史记》中有一篇《酷吏列传》，讲到十三位酷吏，其中侯封、晁错只是一笔带过，另外十一个人，有十个出现在汉武帝时代。所有这些酷吏中，以张汤最为著名，他被当作酷吏的典型代表。

人见人爱的张汤

司马迁记录的张汤生平，有两个细节实在是令人过目不忘。

一个是张汤小时候，家里的肉被老鼠偷了，连累他挨了父亲一顿打。张汤就挖老鼠洞，抓住老鼠，找到剩下的肉，然后对老鼠进行审判。刚巧这时候他父亲回家，看见儿子走审讯流程，写判决书，简直是老狱吏的水平。

二是“腹诽”的罪名。大农令颜异是个清廉正直的官员。一天，有个客人对颜异说起国家新政策的坏话。颜异嘴巴动了动，没有回应。张汤就向汉武帝举报说：颜异嘴巴动了，自然是有话想说，有话想说而不说，那想说的一定是坏话，这就叫“腹诽”。身为九卿之一，对国家政策有意见，不来向皇帝反映，却在那里腹诽，这是死罪。

就这样，颜异被判了死刑。

这两个小段落，戏剧感都很强，特别有冲击力，给人感觉张汤就是一个天生的酷吏。但实际上，此人的形象要复杂得多，他可能是最没有代表性的酷吏——最明显的证据，就是一般的酷吏做不到他这样大的官，子孙后代也不能像张家这样世世尊荣，“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汉朝找不到几个这样的家族。

张汤的祖上，传说和张良同族，那就是韩国卿相级别的贵族。这个说法当然不太可靠，但张汤的父亲，确实做到了“长安丞”，也就是大汉第一县的副县长。有教授写文章，称张汤是“平民精英的代表，他没有背景，没有势力”，从王侯公卿的角度往下看，这个说法当然是对，但也要注意，他这个平民和一般的平民，差别还是有点大。

长安县副县长，接触到更高级的官员的机会理所当然是非常多的。哪些事必须处理，哪些人绝不能得罪，不是人精，很难做出正确的选择。这个成长环境，对张汤性格的影响，大概就是有眼力见，该如何待人接物，培养得很成功。

父亲去世之后，张汤在长安城里做了一名小官吏。这时候皇帝还是汉景帝，汉景帝宠爱的王夫人，有个同母异父的弟弟田胜犯了罪，张汤对他特别好，“倾身为之”，田胜特别感动。后来汉景帝去世，王夫人的儿子刘彻即位就是汉武帝，田胜成了皇帝的舅舅，他出狱而且被封为周阳侯，就开始报答张汤了。

田胜在狱里的时候，将来能不能翻身，恐怕未必是很容易判断的事。也许，张汤眼光特别好；也许，他对每一个存在翻身可能的小权贵都不错，而且他善于给人一种我已经全心全意为您服务的感觉。不像有的狱吏，心理变态把自己当狗，特别喜欢欺负落了平阳的老虎出气35。

田胜在权贵圈子里其实也不算很成功，不过他可以起到桥梁作用，带张汤认识很多人。而张汤每次得到工作机会，表现都特别出色，让每一位领导都满意，于是一路升迁，一直做到廷尉，也就是司法系统的最高长官。

张汤一路走来，工作大多和司法、监察有关，这些工作都很容易得罪人，但他经得起三百六十度考评。

对前辈高官，张汤非常恭谨，“造请诸公，不避寒暑”。但他媚上却不欺下，做了大官之后，仍然很谦和，和宾客们一起喝酒吃饭，一点不摆架子。

张汤的老领导，会认为自己当年提拔张汤，是有眼光，没有看错人；故旧们也会认为，张汤这个朋友，自己是交对了。因为张汤是个记得报恩，不忘老交情的人，和他们有关系的人，张汤“调护之尤厚”，大家都觉得当年的付出，回报超过预期。

身为张汤的下属，会庆幸自己遇到了张汤这样一个领导。做了廷尉后，张汤经常需要直接向汉武帝汇报工作。工作出了问题，挨了汉武帝批评，张汤就会说：“这是我的错误，之前我下属的某某某，已经告诫过我不要这样做。”张汤的建议提得好，得到汉武帝表扬，张汤就会说：“我这不是我自己的主张，是我下属的某某某的意见。”

张汤交游很广，达官显贵或者名士清流鄙视的商人，张汤却和他们相交甚厚。

普通民众也会喜欢张汤，因为他喜欢严惩豪强，弱势群体犯了罪，哪怕确实依法应该惩处，张汤往往也会设法向皇帝说明他们的困难，向皇帝要来特赦。

至于“天下名士大夫”，对张汤这种从事具体工作的人，当然是看不顺眼的，但对张汤也没法发作。因为张汤看见他们，总是满嘴赞誉仰慕的话，比如他就经常向著名大儒董仲舒请教。士大夫们可能因此更加看不起张汤虚伪，但也实在没有和他起冲突的理由。

司马迁非常诚实地记录下这一切，以至于后来经常有人认为，司马迁笔下的张汤自相矛盾，这样一个人，怎么会是酷吏呢？

只作必要的恶

要解释也很简单，张汤是一个智商、情商都远远超越大多数人的人。他做上面这一切，不是因为善良，而是因为聪明。

如果说，愚蠢是最大的恶，那么聪明的好处，就是不作不必要的恶。

张汤这样和形形色色的人相处，别人得到了好处，自己也在建设广泛的关系网，对不怎么相干的人客气一点，至少也没有坏处。司马迁说：“汤虽文深意忌不专平，然得此声誉。”张汤虽然执法严酷，内心猜忌，处事不纯正公平，却拥有这样的好名声，就是表现之一。

而也正是因为聪明，张汤特别清楚，自己的前途，归根结底掌握在谁手里。

那当然就是汉武帝。

汉武帝这样雄才大略的皇帝，要让他欣赏你，绝不是靠溜须拍马就可以的。

张汤仕途的第一个阶段，无疑是靠业绩碾压同事的，政治上大概并没有站队。他是靠田胜带上路的，后来又有丞相田蚣一再推荐，却并没有被当作是田氏这个外戚集团的人。

所以元光四年（前131年），田蚣死，汉武帝对田家的怨气爆发，张汤却一点没有受影响。下一年，汉武帝还把一个特大案件交给他。

那就是陈皇后巫蛊案。

张汤的酷吏作风这次充分展示，“深竟党与”，也就是牵扯到尽量多的人。最后，这个案子杀了三百多人，陈皇后也因此被废。

当时张汤的职务是侍御史，这是御史大夫的属官，总计十五人，级别可能是六百石，充其量算中级官员。张汤敢对皇后这么狠，当然是看准了汉武帝和陈皇后夫妻感情很不好，憋着早有废皇后的心。

当然，这么做一定会得罪皇后的母亲、仍然很有影响力的馆陶长公主；也会被认为“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的社会舆论所抨击。这个时候，张汤敢赌敢拼的一面就压倒了八面玲珑的一面，而且在皇帝欣赏可能带来的利益面前，名声也就可以不在乎了。

汉武帝果然因此对其非常赏识，升他为太中大夫。太中大夫隶属于郎中令，是皇帝身边的官，显然，汉武帝已经把张汤当作亲信了。

任太中大夫期间，张汤和另一位酷吏赵禹主持了一项重要工作，“定诸律令”，对法律法规进行了整理修订。这次修法的内容，《汉书•刑法志》里有比较详细的介绍，但关键还是司马迁的概括，“务在深文，拘守职之吏”，即新的法律大大强化了对干部队伍的管理。显然，这正是汉武帝亲政之后，极力追求的目标。

到元朔三年（前126年），张汤升任廷尉，也就是司法系统的最高长官。张汤的作风，是凡事顺着汉武帝的心意，皇帝想严办谁，他就会严办谁，而且一定会办得特别漂亮。皇帝是推崇儒术的，张汤的判决，就要在法律依据之外，还要上升到儒家伦理的高度。他特别找了一批精通《尚书》《春秋》的博士弟子到自己手下，审理重大案件，判决书上，一定会引用几句圣人的言论。

碰到疑难问题，张汤一定会为汉武帝把各方意见都摆清楚，皇帝认为正确的，就记录下来作为判决依据，颂扬皇帝的圣明。

前面讲的，张汤勇于为下属背锅，不掩盖下属的功绩，还有断案时偏袒民众打击豪强，凡此种种，当然全部都是汉武帝欣赏的做派。

任廷尉期间，张汤连续审理了淮南、衡山、江都几个诸侯王的谋反案。张汤的做法是“皆穷根本”，结果处死了上万人。判决的时候，有几个人汉武帝想轻判，张汤竟然一反常态，敢和汉武帝据法力争，认为这些人非处死不可。

众所周知，打击诸侯王是汉武帝一朝的基本国策，但他又绝不愿意显得不重视亲情。面对一个“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皇帝，张汤这么表现当然不奇怪，按照角色分配，完成自己的表演而已。

明代的大才子王世贞，读史的时候提出过一个疑问：张汤的儿子是张安世，他们父子俩都是出类拔萃的聪明人。为什么张汤刻薄而阴险，张安世谨慎而谦恭呢？

实际上，父子性情差别很大，固然是常有的事，但张汤的天性也未必是“刻而险”的，他只是足够聪明，知道怎样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张汤之所以是酷吏，是因为汉武帝需要酷吏，如果换一个需求完全不同的皇帝，张汤也完全可以是一个作风完全不同的官员。

逢君之恶

在另一位酷吏义纵的传记里，司马迁突然拐了一句：“张汤以深刻为九卿矣，然其治尚宽，辅法而行。”张汤靠执法严厉而当了九卿，但治理的基调还是宽松的，而且也比较讲究做事要有法律依据。

这话当然是说义纵比张汤更凶暴得多。但张汤是做到三公的，为什么不说他“以深刻为公卿”呢？是不是说，做了三公之后，张汤就治也不宽，法也不辅了呢？

《平准书》里写到张汤的结局，还有一句“张汤死而民不思”。这话也很奇怪，人民不怀念的官员，从来都是绝大多数，一个酷吏，为什么还要专门强调一下？反而让人觉得，张汤在民间的口碑，曾经还不错过，后来才崩掉了。

从前面列举的那些事实看，张汤严酷的对象，是皇后，是诸侯王，他是皇帝收拾权贵的匕首，但不是对着百姓挥舞的镰刀。相反有些举动，还挺和群众心连着心。

但张汤不断在升官，时代也在不断起变化。

元狩二年（前121年），张汤升任御史大夫，这是三公之一，已经是最高级别的官。虽然排名在丞相之后，但因为负责监察工作，在百官心目当中，震慑力还在丞相之上。尤其是，汉武帝有意限制丞相的权力，就更加倚重御史大夫了。

所以，张汤做御史大夫这七年，不但是他本人最风光的时刻，也是御史大夫这个职务最风光的时刻。

汤每朝奏事，语国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决于汤。

这句话里提到一个特别关键的点，张汤对汉武帝“语国家用”，也就是说，他并不仅仅是从事司法、监察一类的工作，而是参与了国家财政的决策。

这正是元狩年间，也就是汉朝和匈奴战事最激烈，花钱如流水的年份。

于是回到一开头用“腹诽”罪名害死颜异的事件。此事发生在元狩四年（前119年），也就是我们已经反复提及的卫青、霍去病漠北决战的那一年，朝廷最缺钱的那一年。

张汤和汉武帝商量出一个“白鹿币”的创意。诸侯王朝贺天子的时候，要进献一种苍璧，现在规定苍璧下要用一种特别的白鹿皮做垫子。而这种白鹿皮只有皇帝的上林苑有，汉武帝定价四十万钱一张。实际上就是为了筹措军费，汉武帝要求诸侯王额外再上缴四十万钱。

但和颜异说起这件事，颜异却说了一句“本末不相称”，不管他的动机如何，这个表态，就是站在诸侯王的立场上说话。颜异是大农令，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长，在这个国家最缺钱的关头，如此不配合决策层的工作，汉武帝当然要对他起杀心了。

张汤也许确实和颜异之间存在矛盾，但他弄出来一个“腹诽”的罪名能够如此有效，首先还是汉武帝想置其于死地，好震慑住有不同意见的官员，把各项财政的改革推下去。

除了白鹿币，张汤帮助汉武帝所做的这些改革，也就是前面讲的货币贬值、盐铁专卖、算缗、告缗等等。这些政策实施的效果，是可以想见的：

百姓不安其生，骚动。县官所兴，未获其利，奸吏并侵渔，于是痛绳以罪。则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汤。

这句话的信息含量相当大，而且牵涉到的事实，起码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百姓不安其生，骚动”，改革首先伤害到的是民众，货币贬值意味着人民手里的钱不值钱了，盐铁专卖意味着这些生活刚需变得质次价高。算缗、告缗开始实施效果不佳，大概是刚刚达到纳税标准的人，不得不交这个税，而真正的豪强，都设法规避了。

然而“县官所兴，未获其利，奸吏并侵渔”，中央并没有获得多少好处，好处都被中间经手的官吏拿走，大豪强应该也可以从中获益。

第二个阶段，“于是痛绳以罪”，开始整肃官员和豪强，让他们把吃进去的吐出来。这下当然就得罪了整个官僚系统。

这个时候，涌现了一批和张汤完全不同，也更符合我们刻板印象的酷吏，像义纵、王温舒这样的人。

司马迁形容义纵，说了一个特别生动的比喻，“鹰击毛挚”，他就好像准备扑击的老鹰，翎毛都张开着的样子。王温舒更是个变态的嗜血狂魔，他到一个地方，治理的办法就是杀人，因为判人死刑要朝廷批准，他就准备了五十匹马，建立了一个专门的申报系统，用最快的速度把杀人许可要下来。因为一到春天，就不再处死罪犯了，王温舒常常叹息：“冬天要是再多一个月就好了。”

总之，这些人出身更卑微，青少年时代活得更压抑，对社会有强烈的报复心，没有为自己的人生做长远规划的兴趣，只是享受着突然大权在握的爽感……他们像疯狗一样，咬官员，咬豪强，咬民众，也互相咬。

这些酷吏们的作用，就好像是一颗颗炸弹，把朝廷向社会汲取资源的通道中，阻塞的地方都给炸开来，朝廷因此可以源源不断获得金钱，支撑对匈奴和其他开拓的战场。

司马迁在《酷吏列传》的小序里，写了这么一番话：

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职矣。

大家都知道，最好的办法是釜底抽薪，这把火别烧下去了，可是皇帝根本不允许啊。所以在这个时代，吏治的办法就是扬汤止沸，不是特别勇武刚健严格残酷的官员，根本不可能愉快胜任，瞎逼逼道德的人，本职工作都完不成啊。

要打匈奴，朝廷就需要很多钱；需要很多钱，就只能靠酷吏，这是一环扣一环的事情。所以汉武帝时代，注定就是酷吏的盛世。

至于张汤本人，作风大概仍然像当年一样，是八面玲珑的。但那些敲骨吸髓的经济政策，都是他制定的，那些神经病杀人狂一样的酷吏，也是他提拔培养的。官员们当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人民群众雪亮的大眼睛，也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瞎。

所以“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汤”，张汤才成了社会各阶层的千夫所指。

当然，大家齐声骂张汤也有一个重要原因，毕竟没谁有胆量直接骂汉武帝。

这一点司马迁倒是看得特别清楚，他评价说：

张汤以知阴阳，人主与俱上下，时数辩当否，国家赖其便。

所谓“知阴阳”，其实就是能顺着皇帝的心思办事，《汉书•酷吏传》抄这句话时，把知阴阳替换成“知阿邑人主”，倒是表达得更清楚了。

张汤是一个足够聪明，不做不必要的恶的人，但既然“人主与俱上下”，只要皇帝有需求，那就多大的恶也是必要的。这个时候，你不要指望他有道德底线。

“时数辩当否，国家赖其便”，这也是句皮里阳秋的话。国家当然是指皇帝，当时朝廷上多次争论新政策到底是否合适，全靠张汤，皇帝的意志才能顺利推进。换个说法，也可以叫“逢君之恶”。

君主给你一个坏任务，你去认真贯彻执行，这叫“长君之恶”；君主有了坏想法，但具体怎么做还没办法，你替他把方案拿出来了，这就叫“逢君之恶”。

孟子说：“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义纵、王温舒他们都只算是长君之恶，所以他们官也做不到张汤这么大。不是张汤这样财经、法律、意识形态……全方位都是高手的聪明人，还真没有本事这么恶。

张汤之死

张汤这么聪明，一定会意识到事态这么发展下去，自己很危险。从他的角度说，当然最好是满足皇帝的意愿，同时又尽量少得罪人。但汉武帝显然更愿意把各种得罪人的事都交给他去干，然后再显得自己在偏袒他。

再好用的刀，杀人太多也会钝，染上太多血污也会被认为不祥。那时候，皇帝自然就会想换一把刀了。更重要的是，皇帝永远都不缺愿意给他当刀子的人。

《史记》记录：“汤为御史大夫七岁，败。”

虽然这是最高层的政治斗争，但首先还是办公室政治的经典剧情：张汤和他的副手、御史中丞李文关系很紧张。李文想方设法陷害张汤，一个张汤心爱的下属叫鲁谒居的，就先下手为强，找人写匿名信检举李文的罪行。李文落到张汤手里，就被张汤治死了。

这之后，汉武帝问张汤：“怎么会有人匿名检举李文的？”会这么问，感觉汉武帝是已经得了点讯息，疑心张汤了。刀子有自己的算盘，这个问题相当严重。

张汤当然知道怎么回事，但他也不确定汉武帝到底知道多少，只能含糊其辞地答：“大概是有人和李文有旧怨吧。”

然后，赵王刘彭祖是痛恨张汤的。刘彭祖是汉武帝的兄弟，以善于揭发人的阴私著称，赵国的冶铸业发达，刘彭祖从中获益很多。张汤力推盐铁专卖，他的经济损失当然也就很大，所以一直很抵触这个政策，张汤派鲁谒居去查办过这件事，这样刘彭祖就又恨上了鲁谒居。

鲁谒居生病，张汤去探望他，还替他按摩脚。这件事被赵王打听到了，于是向汉武帝举报说：张汤是国家的大臣，却替鲁谒居做脚底按摩，“疑与为大奸”。

于是鲁谒居被移交廷尉审问，其间病死，就又牵连到鲁谒居的弟弟。张汤想救他，但是要避嫌，表面上不能流露出来。鲁谒居的弟弟认为张汤放弃了自己，就把哥哥和张汤怎么害死李文的事，都供了出来。

这件事交给了另一位著名酷吏减宣处置。减宣彻查了这件事，但暂时没有上报。

张汤好像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处于危机中，似乎还在想争丞相的位子——虽然他这个御史大夫实权早就超过了丞相，但名分上总是差点意思。御史大夫的俸禄和丞相一样，都号称万石，但在体面上和丞相的差距是很明显的：丞相、太尉都是金印紫绶，御史大夫银印青绶，反而和九卿是一样的。

汉朝的风俗，下葬的时候，在坟墓的四个角要埋钱，称为“瘗钱”。有人盗挖了汉文帝陵园的瘗钱，于是丞相庄青翟约张汤一起去找皇帝认错。谁知到了汉武帝跟前，张汤却好像突然想起来，巡视先帝陵园只是丞相的责任，所以他自己是没有罪的。

庄青翟就只好单独认罪了，汉武帝让张汤确认一下丞相的罪名，结果“汤欲致其文丞相见知”，张汤想证明，丞相不是失察，而是“见知故纵”。

涉及先帝陵园的案子是非常敏感的。当年李广的堂弟李蔡，好不容易从御史大夫熬到丞相，结果不过一年，就因为侵占汉景帝陵园的土地被治罪，最后只好自杀。所以张汤这就是要把庄青翟往死里整了。

庄青翟不是厉害人物，但他丞相府有三个长史，朱买臣、王朝、边通，都很不好惹。

这三个人都是老资格，做过中二千石、二千石的高官，曾经都比张汤级别高，后来因为犯错被撤职，才来做丞相长史这也是汉朝官制比较粗暴的地方，撸下去让你重新干，是常有的事。

张汤代行丞相职权已经有好几次，这和王熙凤协理宁国府的道理是一样的，要尽快树立权威，就要拿丞相府老资格开刀。这三位长史，都被张汤羞辱过好几回。

现在，他们就帮助庄青翟反击了。

三长史脑子也确实都够用：知道汉武帝最讨厌什么，所以也就知道该给张汤安什么罪名。

他们抓住张汤熟悉的商人叫田信的，审出口供来：张汤向汉武帝奏请什么事情，往往先让田信知道，田信就可以把握商机，赚了钱，就和张汤分赃。

贪污事小，但把和皇帝之间的秘密泄露出去，这可是汉武帝最不能容忍的事。

这个罪名，和减宣审出来的陷害李文的罪名，相继送到汉武帝跟前，于是汉武帝认为张汤“怀诈面欺”，心怀奸诈，当面欺骗。

汉武帝先后派了八批使者责问张汤，张汤都不承认这些事，最后，汉武帝派著名酷吏，当年和张汤一起修订法律的赵禹出马。

赵禹和张汤作风不同，他是那种铁面无私，一看就特别不好说话的人，赵禹说：

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灭者几何人矣？

今人言君皆有状，天子重致君狱，欲令君自为计，何多以对簿为？

张汤一听，也就觉悟了：

汤无尺寸功，起刀笔吏，陛下幸致为三公，无以塞责。然谋陷汤罪者，三长史也。

于是就自杀了。

酷吏当然从来不是一个利益集团（皇帝信任他们也正因为他们不是利益集团），互相伤害的事多得是，比如减宣就是极力想置张汤于死地的人。但赵禹对张汤说这句话，是善意还是恶意，倒是有点不好断定。

这个时候，尽快自杀，对张汤而言确实是最好的结局了。而赵禹也迅速、准确地把张汤的遗言传达给了汉武帝。

张汤死后，他的兄弟、侄子想厚葬，但他的母亲说：“张汤是天子大臣，被人用污秽恶毒的言语中伤而死，哪里用得着厚葬？”于是用牛车把尸体拉到墓地，下葬时有棺无椁，也就是普通士人的待遇。

显然，张汤的母亲是想用这种寒酸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引起汉武帝的注意。

汉武帝听说了，感叹：“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于是派人查张汤的家产，总共不过五百金，相当于五十户中等人家的资产，但以御史大夫这种级别的高官来说，自然是穷的。而且这五百金都能说清楚来源，和商人串通发财的事纯属子虚乌有。于是汉武帝把朱买臣等三长史全部处死，丞相庄青翟自杀。

这件事，听起来和战国时吴起死后报仇有点像，但细究起来，则不太一样。

张汤报仇，远不如吴起彻底。逼死他的三股势力：赵王刘彭祖、酷吏减宣、丞相庄青翟和三长史，张汤只报复了三分之一。

但这也正是张汤明智的地方。

他的临终遗言，不提刘彭祖，因为汉武帝是面子上特别讲究亲亲之道的皇帝，不会因为冤枉了一个酷吏去动自己兄弟的，提了也白提。也不提减宣，害死李文的那个案子，是实锤，提了只能证明自己罪有应得。

只有三长史这边，自己确实是被诬陷的。让皇帝把注意力集中到三长史捏造的罪名上，反而给人一种自己是屈死的感觉，也就可能激起皇帝的怜悯惋惜之心。所以张汤的遗言，重点不是报仇，而是为儿子铺路。

张汤的儿子张安世，本来和司马迁是同事，在宫里做郎官。司马迁记录：“上惜汤，稍迁其子安世。”现在张安世可以升官了。

司马迁的卒年虽然不确定，但应该是没见到昭帝、宣帝时代，张安世被封为富平侯，贵盛无比的气派。后来班固写《汉书》的时候，把张汤从酷吏当中抽了出来，单独立传。倒不是班固觉得张汤不是酷吏，而是“汉兴以来，侯者百数，保国持宠，未有若富平者也”，他们家世世代代都混得太成功，和别人挤在一篇传记里放不下。

附：狄山与张汤的辩论

元狩四年（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之后，匈奴请求和亲，于是御史大夫张汤和博士狄山在汉武帝面前争论，要不要答应这件事。

狄山说：“和亲便。”

汉武帝问和亲好在哪里，狄山就说了一大堆：

兵者凶器，未易数动。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结和亲。孝惠、高后时，天下安乐。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边萧然苦兵矣。孝景时，吴楚七国反，景帝往来两宫间，寒心者数月。吴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实。今自陛下举兵击匈奴，中国以空虚，边民大困贫。由此观之，不如和亲。

然后汉武帝问张汤的意见，张汤很直接：“此愚儒，无知。”这是个蠢货儒生，啥也不懂。

狄山于是又说了一大堆，臣固然是愚忠，像御史大夫张汤这样的，却是诈忠：

若汤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诋诸侯，别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汤之为诈忠。

于是汉武帝就火了，问狄山：“我让你去边境上做一个郡守，你能防止匈奴入盗吗？”

狄山说：“不能。”

汉武帝说：“做一个县令呢？”

狄山还是只能回答：“不能。”

汉武帝说：“那守一个堡垒行不行？”

狄山估计再说不行就直接被下狱了，硬起头皮说了一句：“能。”

于是他被汉武帝派到一个边境堡垒上，过了一个多月，匈奴人来砍掉了他的头。

还是要再强调一遍时间节点，这次争论发生在元狩四年的大会战之后。所以，这不是抽象地谈和亲好还是反击好，而是谈当前这个具体形势下，和亲好还是反击好。

如果是元光二年（前133年）马邑之谋之前，那可以认为和亲的主张是苟且偷安毫无血性。但现在，汉家男儿的血气，汉朝的军事实力已经被辉煌的胜利所证明，问题则是国家已经疲惫不堪。

作为后来人，可以看见历史的底牌，判断容易一些：这时汉朝接受匈奴的和亲请求，大概是不错的选择。

从军事上讲，匈奴已经退到了大漠以北，汉军出击的补给线拉得更长。而匈奴人口损失太多，也意识到正面会战在汉军手里占不到便宜，接下来只会发挥游牧民的机动优势和汉军打游击。汉军会进入战争成本递增而收益递减的状况。

之后十几年的战事，汉军再也没有取得这样的胜利，相反屡屡受挫，就证实了这一点。

从经济上讲，时间却站在汉朝一边。为支撑这十几年的战事，社会千疮百孔凋敝已极，但正因如此，只要大批士兵复原归农，能够休养生息，经济快速增长是可以预期的。

而匈奴却要面对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匈奴鼎盛期，控制着河套地区和河西走廊，这些地方都是可以农耕的，那时匈奴是游牧经济加上农耕经济做补充，抗风险能力比较强。现在这些农耕区，已经全部被汉朝夺得，匈奴已经没有农业收益。哪怕单从游牧经济讲，匈奴被汉军从漠南驱逐到了漠北，纬度更高气候更寒冷。就算匈奴人受得了，他们的牛羊却很难适应这种改变。冬天下场大雪，就很容易发生牲畜大面积死亡的事，那日子根本就没法过了。

所以同意和亲，然后严守长城一线，监控漠南，等待自然灾害摧毁匈奴，也许是最好的选择。

但狄山的发言也是一言难尽，如果你的目的是让汉武帝接受你的意见，那就算不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应该先歌颂一下这些年来汉朝的伟大胜利，再提议圣天子不和蛮夷计较，所以同意和亲。

狄山的说法，却是简单地认为和平就是好，战争就是坏，而且一番历史回顾，大有宣扬匈奴不可战胜的味道。不提战绩有多辉煌，只谈开战以来中国有多惨，等于全面否定汉武帝的战争策略。

基本上，他是把能够踩的雷全部踩了一遍，所以张汤不和狄山讲道理，只想了一句：“此愚儒，无知。”大概真是觉得和他辩论拉低智商，有没有刺激狄山，引他说更多蠢话的意图，就不好说了。

果然，狄山确实说了更多找死的话。他攻击张汤“诈忠”，这个结论当然也是对的。“诈忠”这个词怎么理解？不是说张汤忠于汉武帝是装出来的，而是说，张汤表达忠诚的方式是采用各种奸诈的手段为皇帝服务，其实也就是“逢君之恶”。

他的举例，张汤迫害诸侯王啥的，那些案子张汤都是按照汉武帝的意思办的，所以汉武帝听来，完全是指桑骂槐。

总之，狄山的表现，还真是特别符合人民群众对知识分子的刻板印象。最终汉武帝把他丢到边境上借匈奴人之手除掉，至今为许多人喜闻乐见，也就毫不奇怪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用错误的方式表达正确的观点，有多么致命。

当然，汉武帝当时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决心已下，狄山的表述就是高明一点，也只能保他这条命，历史的车轮不会转向，还是要滚滚向前，碾碎无穷的蝼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