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长生
皇帝实现了小目标
张汤死，是在元鼎二年（前115年）的冬天，但酷吏政治方兴未艾，下一年，一直阻力重重的告缗令终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36。一个叫杨可的人主持告缗工作，司马迁和班固都没有给我们留下这个人太多的信息，只知道他做到了“告缗遍天下”，就是大汉的天空之下，到处都有人在举报有钱人瞒报财产。结果“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拥有十万钱以上的人家，大都成了举报对象。毕竟，在饥寒交迫的人眼里，你怎么能说自己不是有钱人呢。
当然，被举报的人会试图申诉，受理这些诉讼的，是张汤之后最会当官的酷吏杜周——所以后来他也被班固从《酷吏传》里抽出来单独立传了。
杜周的作风，是凡事顺承皇帝的意旨，而经常不理会法律，不像张汤那样还喜欢“辅法而行”，做成符合程序的样子。有人指责这件事，杜周就说了一句后人讲中国法律史根本绕不过去的话：
三尺37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法律是哪里来的呢？以前君主所规定的就是法律，在位的君主所规定的就是诏令。令早晚会变成律的，与时俱进罢了，那么推崇古代的法做什么呢？38
杜周这么看重皇帝的意思，那么此时汉武帝的意思是什么？朝廷需要很多很多的钱，告缗的罪名成立，朝廷就可以没收人家一半家产，太符合皇帝的意思了。
所以只要被举报隐瞒家产，基本就别想翻案了。
那段时间里，御史大夫、廷尉手下的大小官吏，都非常非常辛苦，因为国家从民众那里获得的财富以亿计，还有奴婢成千上万。大一点的县，朝廷抄没了数百顷土地，小县也有百余顷，而抄没的住宅也达到了惊人的规模。这些都需要他们去统计、管理，工作量肯定暴增，过劳死的想必也一定是会有的。
当然，好处也是很大的。杜周和张汤还有个微不足道的小区别，就是他很贪。刚走上仕途的时候，他只有一匹马，还辔头鞍鞯都配不齐，现在却家资上亿（巨万）了。上行下效，官吏们这段时间的忙碌，大约就是所谓幸福的烦恼吧。
被告缗的人大多破产，他们的表现，充分证明汉武帝优待军人、赈济灾民而就拿他们开刀，绝对是正确的选择。此时他们的做法是：既然存钱都是帮别人存的，自己还受苦受累干吗呢？于是不再辛勤工作，有钱就吃点好的，做几件漂亮衣服，并没有太多暴动叛乱的事。
大汉的秩序显得一切正常。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汉武帝时代的第一理财高手桑弘羊开始担任大农丞，即财政部副部长。
桑弘羊推出一项新的改革叫作“均输”。大汉的各郡国都要向朝廷进贡物品，这个行为源于古老的传统，西周时代诸侯对天子就应该如此。
按照西周的交通条件，运输的成本很容易就会大大超过贡品的价值，所以进贡这个行为，主要意义是诸侯向天子表达忠诚，政治意义远远大于经济意义。
现在，大汉的诸侯王都知道闹独立是痴心妄想，更不用说郡县是必须听命于朝廷的，所以这个臣服礼实际上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地方上的贡品千里迢迢运送到中央来，中央往往也并不需要这些东西，明明就是巨大的浪费。
这种情况下，恪守传统的儒生大概会“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坚持继续折腾下去；务实又勇于改革的官员，则可能倾向于叫停这项浪费。桑弘羊却敏锐地从中发现了商机。
朝廷控制天下道路，有物流优势；朝廷掌握各地民情，有资讯优势。何不把贡品变成商品，根据各地需求，运输贩卖获取利润，最终把钱上缴国库呢？
简单说，就是打击商人的同时，国家直接经商，这就是所谓“均输之法”。
和均输法配套，后来桑弘羊又创设了“平准之法”，也就是朝廷规定物价，不允许商人肆意涨价。
这两项政策犹如平行的双翼，给朝廷带来的收益立竿见影。加上盐铁专营、算缗告缗等措施获取的巨额收入，元鼎年间，国家财政就开始走出了困境。
写到这里，基调一直抑郁低回的《平准书》里，仿佛突然亮起一道正能量的闪电。司马迁写道：“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人民要缴纳的赋税并没有增加，国家开支却一下子有富余了。
历数汉武帝的经济改革：
货币重量究竟该是多少？国家规定反复无常，每次都是对民间财富的收割。
算缗、告缗毁掉了大多数“中民之家”。
盐铁国家专卖导致这两项生活必需品价格飞涨，质量却断崖式下跌：政府出售的盐，往往“苦恶不可食”；朝廷鼓铸的铁器，规格单一，不能满足民间多样化的需求，质量也极其糟糕，最差的竟至于“割草不痛”，草都割不断。
对商人的车辆和大船征税，导致物流瘫痪。
均输和平准相配合，意味着官府可以强行压低价格采购价值很高的东西，又可以随意抬高价格强迫民众购买价值低劣的东西。
汉武帝还向未成年征收人头税，结果导致贫困人家“生子辄杀”……
汉兴七十余年，培养出一个富裕阶层，现在朝廷消灭了富裕阶层，实现了共同贫困。孔子云：“不患寡而患不均。”谁说汉武帝推崇儒家，只是装装样子呢？
尽管如此，说汉武帝“益赋”，仍然是无耻的斓言，必然被如下真相狠狠打脸：因为这里“赋”当然特指田赋，今皇帝仍然秉承孝文皇帝以来“三十税一”的老传统，确实是没有增加。
“天下用饶”也是事实。汉朝的制度，本来是两个财政机构并行，大农令掌管国家开支，少府负责“养天子”。现在，由于朝廷收入暴增，汉武帝为更有效率地支配这笔钱，又增设了第三个财政机构——水衡。有学者曾经试图加以辨析，少府和水衡都是“天子私藏”，功能上究竟有何不同，实际上也可能只是：少府作为一个存在已久、有一套成熟的运作机制和潜规则的机构，汉武帝觉得不好管理而已。
新增加的收入不但承担各种开拓战争的开支绰绰有余，而且可以用于奢侈性消费。天子的苑囿上林苑，由于天下珍奇都汇聚而来，无法容纳，所以大规模扩建。有一组工程如此展开：
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于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台，高数十丈。宫室之修，由此日丽。
这时候，消灭南越的战事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发展水军势在必行。本来，这笔军费当然应该发放到齐地或东南的沿海地区，还有邻近南越的南国水乡。但大笔经费就用在上林苑里，也就是开凿昆明池。但理论讲，仍然是出于军事目的，用今天的地理概念更直白地表述，就是为消灭广东的割据政权，在西安地区训练水军39。
为了皇帝能够更好地视察水军训练状况，所以昆明池周围，要修建许多观景建筑，这就是“列观环之”。
昆明湖据称三百三十二顷，湖上楼船上百艘40。楼船高达到十余丈，即二十多米，上面再张挂旗帜。一般矮小的观景台，视线很容易被遮蔽，无法纵览这番壮丽的景象。而且，汉武帝希望在长安城里，仍然可以看见气象巍峨的楼船。
“于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台，高数十丈。”于是汉武帝很感慨，又追加投入，在未央宫里，兴建了也许高达百米的柏梁台。
“宫室之修，由此日丽”，这之后，兴建各种奢华宫殿的工程，也就不断上马了。司马迁没有罗列宫殿的名字，但我们知道的就有长安城里的北宫和明光宫，还有“千门万户”过于恢宏壮丽、长安城已经容纳不下的建章宫，它在汉长安城以西，通过“飞阁辇道”跨过城墙，和城内的未央宫相通41。
当然，这些宫殿不会是空着的。汉武帝的后宫人数也创造了纪录：刘邦、汉文帝、汉景帝时代，据说“宫女不过十余”，现在却“多取好女至数千人”42。
这一环扣一环的投入，说起来一开始都是为了一个义正辞严的军事目标。司马迁似乎只是平实记述，没有作一句评论，但讥讽之意，深入骨髓。
挪用海军的钱修园子（尤其是池水的名字始终叫“昆明”），很容易引起一些联想。不过最根本的区别是，汉武帝的开拓战争进展顺利，东越、南越相继被收归版图，这似乎在给韩非子的经典论述提供依据：只要国力强盛，君主奢侈不是问题。
所以对汉武帝而言，这就是真正的盛世。而包括司马迁在内，随侍的郎官们都很清楚，所有的宫室、美女、财宝都是小事，只要需要，皇帝可以抛弃这一切就像扔掉一只破鞋（“如脱屣耳”）。
对皇帝来说真正的大事只有一件，那就是成仙长生。
皇帝的身体与方术
汉代是一个笼罩在迷信空气里的时代。顾颉刚先生说：“汉代人的思想的骨干，是阴阳五行。”
这一层，从汉人留给我们的书籍总目就可以看得出来。西汉末的学者曾对皇家图书馆的藏书进行了大整理，总计分成了六大类：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
这是汉代书籍的六分法，和后来经史子集的分类不同。很容易发现，后世蔚为大观的史部还不存在（司马迁的《史记》被安置在六艺这个分类下面，当作从属于《春秋》的著作）。以今天的标准看，讲天地的术数，讲人体的方技，绝大多数都属于迷信活动，占掉了六大类里的三分之一。看作品数量，方技书里因为包含着各种奇奇怪怪的养生学乃至长生之术，尤其深受欢迎，以至于汗牛充栋、车载斗量。
汉武帝就是这些养生学的狂热爱好者。一来他身边最亲近的人许多都相信这个，他就生活在迷信空气浓度最高的地方；二来人如果生理上面临一些不由自己控制的困境，就容易迷信一些超自然的力量，越是贵为至尊，越是如此。
汉武帝二十九岁的时候，第一个儿子刘据才出生，在普遍早婚的社会里，这无疑是非常晚的。在此之前，皇帝不能生儿子的问题，至少在权贵之间，已经传得沸沸扬扬。而刘据出生之后，汉武帝却一发而不可收，又有五个儿子降世。
这个情况在有现代医学常识的今人看来也许毫不稀奇，但在汉武帝那个时代，人却很容易倾向于接受某种神秘性的解释了。
汉武帝活了七十岁（六十八周岁），当时无疑算长寿之人，但元狩五年（前118年）三十九岁的时候，他却得过一次几乎致命的病，而此前一年，他杀了一个招摇撞骗的方士。这两件事之间很容易被建立起联系，以至于后来汉武帝又开始思念这个方士，并对外宣称说那人不是他杀掉的，而是吃马肝死的。
我们也不妨做一个随意的联系，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事：刚刚做上丞相的李蔡被迫自杀，理由是侵占汉景帝陵园的土地。而汉朝是有皇帝遇到麻烦，通过巫术转移到丞相身上的传统的。
后来汉武帝终于病愈，至少形式上，靠的是在寿宫祭祀神君获得的护佑。
所有这些事，都让皇帝越来越相信方士的超能力。
皇帝还在服用汞含量超高的丹药，性情变得越来越易怒、暴躁、焦虑、多疑，以及极度恐惧死亡，所以皇帝也越来越焦虑地寻求不死的办法。
这给了天下方士和巫师无数行骗套利的机会，为酬答他们，汉武帝出手毫无节制，比如赏赐一个叫栾大的方士，一次就是“金万斤”，也就是一亿钱，足够四十万汉军将士一个多月的口粮开支。汉武帝说，如果能够像传说中的黄帝一样乘龙上天，“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当然也就不介意像扔掉一只鞋子一样，把自己和卫子夫所生的大女儿嫁给栾大。
“卫长公主”嫁给方士的消息传播出去，感到受伤最深的应该是匈奴单于，毕竟这么多年来，汉朝嫁给匈奴的都是宗室女而不是真正的公主。
司马迁瞧不起方士，提到他们语多讥讽。其实汉武帝也知道他们大多都是骗子，但又总是存着万一的指望，所以不断杀掉一批，然后又引用新的一批。而骗术哪怕只是短暂的成功，能带来的巨大收益也足以使无数方士冒死一试，从这点来说，最拙劣的骗子也比皇帝勇敢得多。
泰山封禅
另外一种求长生的方式，司马迁的看法就不是单纯批判，情况复杂起来。
那就是封禅。
司马迁可以用不屑的语气说，汉武帝极其神秘地供奉起来的神君，“其所语，世俗之所知也，毋绝殊者”。但说到封禅，他就不能是这样的态度。这是父亲司马谈心目中最神圣的事业，挖苦封禅，也就是冒犯自己敬爱的父亲。
此外，司马迁极为喜爱的前辈文人司马相如（因为要把司马相如的杰作都收录进来，《司马相如列传》弄成了《史记》列传中最长的一篇），也是封禅的热烈支持者。司马相如免官后住在茂陵，后来他病危的消息传到宫中，作为一个拥有第一流文学敏感的皇帝，汉武帝知道其作品的价值，立刻派人去接收以免散失。结果司马相如的妻子告诉汉武帝的使者，这些年来司马相如有了作品，立刻就会被人取走，只有一卷书，是单独留给皇帝的。
这卷凝结着一代文豪最后心血的作品，谈的正是“封禅事”。
当然还远远不止是他们。“措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皇帝能够举行封禅大典，简直是大汉知识阶级的共同梦想。
到泰山顶上祭祀上天，叫作“封”，在泰山下的某个小山丘祭祀地，叫作“禅”。连起来就是所谓“封禅”，这是盛世的标志。
泰山海拔一千五百多米，在中国的名山大川中算不得突出，但是唯有它耸立于华北平原，齐鲁青未了的辽阔原野上，显得异常高峻。儒生们对孔子的话当然都耳熟能详：“登泰山而小天下。”
很可能，后来仰望泰山的儒生在此基础上，发明出圣王创造了盛世，一定会到泰山顶上封禅，向上天汇报成功的传说。这些传说迅速被铺陈为古老的历史，最有代表性的封禅泰山的帝王，理所当然是黄帝，据说封禅泰山的古代圣王有七十二位之多。
当然，光靠这些让人不明觉厉的圣王还不够，还需要用一个更具体可感的人物，作为失败者来说明封禅泰山的门槛：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只是达到这种水平，是没有资格封禅泰山的。
齐鲁是当时天下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军事上被秦国征服之后，很快就反过来用文化征服了秦始皇的心：一是封禅泰山，二是寻找海外仙山与长生不死药，这两个设定让千古一帝心驰神往意乱情迷。
秦始皇封禅泰山的具体情形很快成了一个疑团，不过秦朝既然二世而亡，他封禅遇到了大雨，表明上天并不认可他，这个说法很快成为儒生们的共识。
现在，汉武帝也对封禅和求仙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而且这两件事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求访仙人是为长生不死，封禅也是向上天祈求这个待遇。一个齐国人丁公说得非常直接：“封禅者，合不死之名也。”这个丁公据说有九十岁，九十年前齐地还没有像样的户籍制度（有档案也早毁了），所以这种长寿老人特别多，自称九十岁还算其中特别低调的。
筹备封禅是一个漫长而浩大的工程。据说汉武帝一即位就有此打算，可惜先是被窦太后打压，后来又忙于各种具体事务，就耽搁下来了。但司马迁做郎官的这些年里，可以明显感受到皇帝封禅泰山的心是越来越热切了。当然也不仅是皇帝，传说中最后一位封禅泰山的是周成王，距离此时已经九百余年。既然秦始皇封禅只能算失败的记录，那么，汉代士人们大可以认为这是一个旷绝千年的盛典。自己生逢一个如此伟大的时代，岂不与有荣焉？
配合着所有人的期待，各种祥瑞的征兆也及时出现。
首先是汉武帝在雍地郊祭的时候，获得了一只奇怪的动物，长得像鹿，却只有一只角，有关部门查证大量文献后得出结论说：“这就是麒麟。”
《公羊传》说，“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这个结论，自然是赞颂汉武帝是真正圣明的帝王。
一个叫终军的年轻小官立刻抓住机会，发表了一番议论，他用华丽而铿锵的文字，把此前汉武帝的功业综述了一遍，认为这只麒麟是上天对皇帝的奖励，意味着汉朝将从伟大的胜利走向更伟大的胜利。于是建议，应该“发嘉号于营丘”，营丘指齐地，正是泰山所在，“发嘉号”指的正是封禅。
我们今天能够读到终军的这篇美文，是因为班固在《汉书》中收录了它。当时终军的职务是谒者给事中，和司马迁同属郎官系统。但司马迁对这位同事的表现不置一词，只是冷冷提到那只动物“盖麟云”，可能或许好像是个麒麟吧。
几年后有了新的重大发现，汾阴地方有个巫师看见地面出现奇怪的沟壑，于是挖出了一只大鼎。这只鼎大得异乎寻常，有精美奇异的花纹，却没有铭文落款。巫师找来当地的小吏，小吏汇报给地方，地方上报到朝廷，天子高度重视也非常谨慎，派人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终于确认其中“无奸诈”，这才下诏把这只鼎运到甘泉宫来。
鼎象征着天子的权力，更重要的是鼎被认为和天子的德性高度相关。如著名的楚庄王问鼎的故事，.以当时楚国的兵威，摧毁天子的洛阳城就像敲碎一只鸡蛋，为什么他会被天子的使臣一番高论折服呢？因为“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鼎是有灵性的，德性不够，光靠强力没有办法移动它。
最近一百年来，关于鼎的最重要传说是：秦始皇灭掉周朝，但并没有得到全部周鼎，最重要的一只鼎失踪，自投于泗水。秦始皇为打捞它耗费了海量人力物力，却一无所获。
考虑到大汉的太祖高皇帝刘邦正是泗水郡沛县人，这个传说的寓意可谓昭然若揭。但是一直以来，大汉也并没有得到这只鼎。鼎被认为有神秘的瞬移能力，它究竟去了哪里，也是未知之数。而现在这只鼎终于出现了，这不正说明因为今皇帝的伟大功业和德行，大汉才真正得到上天的认可了吗？
于是无数儒生和方士都开始了自己的表演，最重要的是有个叫公孙卿的方士提出，当年黄帝就是得到了宝鼎然后去泰山上封禅，这才成仙上天的，所以“汉主亦当上封，上封则能仙登天矣”。
这个说法连汉武帝身边的宦官所忠都觉得过于荒诞不经，拒绝上报给汉武帝。但公孙卿还是通过其他渠道得到了汉武帝的接见。
公孙卿是一个非常会讲故事的人，知道越是神奇的说法，打动人越靠细节。他说，黄帝铸成了大鼎，上天派龙下来接他。黄帝骑上了龙，黄帝身边的人也想跟着一起上天，纷纷爬到龙背上，地位低微的宦官没了位子，就拉着龙的胡须。结果龙起飞的时候，胡须被拉断，小宦官掉下来，只好抱着黄帝的弓在那里哀嚎——不知道他加入这样一个细节，是不是顺便报复拒绝为他打开富贵之门的所忠。
汉武帝被公孙卿的说法迷住了。司马迁则冷冷看着这一切，并在《史记》中记录了两个细节：
第一，几十年前一个叫新垣平的方士欺骗了汉文帝，说汾阴有“金宝气”，周鼎会在那里出现，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去挖出来就骗局败露，新垣平被汉文帝处死。而现在汉武帝发现宝鼎的地方，正是汾阴。
第二，《史记》第一篇《五帝本纪》就写得明明白白：“黄帝崩，葬桥山。”了解汉武帝时代的氛围才能体会，司马迁写下这六个字有多么耿直。
汉武帝在位的第三十一年，举行封禅大典的日子终于到了。但就像当初秦始皇封禅一样，仪式该怎么举行，儒生、方士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封禅已经被叠加了两个功能：向上天汇报盛世和祈求长生。儒生重视前一个而反对后一个，方士不反对前一个但无疑更重视后一个。而具体怎样汇报盛世，怎么祈求长生，儒生和儒生之间，方士和方士之间，也完全不可能达成统一意见。
当专家之间有分歧的时候，就需要政治家来做决断。这个时候汉武帝拿出了魄力，决定按照自己的构想来封禅，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被逐出随行队伍，大概也正是在这个关头。
封禅典礼最终分为公开和秘密的两部分。公开部分盛况空前，皇帝的自我评价十分谦卑，“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惧不任”；又出台了一系列惠民政策，如赐予民众牛和酒，慰问孤寡老人，免除泰山附近地区租税，大赦天下等等。秘密的部分则是汉武帝带着他最宠爱的人、霍去病的儿子霍嬉从泰山南面登上绝顶，第二天又从北面下山，“其事皆禁”，这一个晚上发生了什么，就没有人知道了。
唯一肯定的是，霍嬉下山之后，突然暴病，一天后就死去了。有些东汉人的著作里说，这是因为那个晚上上天显得对霍嬉比汉武帝更加垂青，引起了汉武帝的猜忌。这些说法大概也不是东汉人发明的。从情理上讲，这么秘密而诡异的事一定会立刻引发很多谣言，东汉人还在讲，是体现了谣言的生命力。
但性质这么严重的话题，即使是司马迁也不会形诸文字了。他只是记录道：“天子既已封泰山，无风雨灾。”封禅过程非常顺利，比秦始皇成功体面得多。
司马迁对封禅确实情绪复杂。和汉代的众多读书人一样，他也相信封禅是一件盛事，但他看不惯封禅过程中种种弄虚作假的行为，也有点怀疑当今这位皇帝的封禅资格，当然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封禅的意义在于为天下人祈福，而不是个人追求长生。
但是，汉武帝另外还有一种求长生的方式，司马迁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这件事，也是他一生中仅次于写《史记》的事业。
太初历
汉武帝把封禅泰山的年份定在自己即位的第三十一年，显然有深刻的用意。
汉武帝开创了一个特别的传统，即六年改元一次，并根据“天瑞”（也可能利用其他因素），给这六年起一个年号。
第一个六年叫“建元”（前140年-前135年），表示使用年号的开始。
第二个六年叫“元光”（前134年-前129年），因为天上出现了彗星，所以叫元光。
第三个六年叫“元朔”（前128年-前123年），可能是因为这六年里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是经营朔方郡，也可能是因为这期间出现了“朔旦冬至”这个难得的历法现象43。
第四个六年叫“元狩”（前122年-前117年），这六年里最重要的事情是发现麒麟。
第五个六年叫“元鼎”（前116年-前111年），这六年里最重要的事情是出土那只大鼎。
第六个六年叫“元封”（前110年-前105年），第六个六年的第一年，汉武帝封禅了泰山。
直到此时，汉朝仍然使用秦代的颛顼历，而秦朝最重视的就是数字六。六六三十六之后，旧的时代彻底结束了。
司马谈于元封元年去世，三年后司马迁成为太史令，实际上在正式接手父亲的职务之前，他已经开始了太史令的工作，即修订历法。
到元封七年（前104年）的年初，司马迁瞧不起的大忽悠公孙卿居首，司马迁尊敬的前辈学者壶遂其次，司马迁本人第三，他们联名上奏汉武帝，提出“历纪坏废，宜改正朔”。
这个合作大概说明，申报国家级科研项目的时候，为确保成功率，多大的分歧都是可以暂时搁置的。司马迁终究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的人，作为学术后进，他再认为公孙卿不学无术，这时候也只有忍了。
复杂的流程之后，新的历法被采纳，这一年改元太初。从此，汉武帝四年改一次年号而不再是六年，每年的第一个月，也终于变成了我们习惯的一月份而不再是十月。
司马迁他们编定的新历法成就很高，但汉武帝最关心的始终是这一点：
盖闻古者黄帝合而不死……
这个地方，历代注释者的意见非常统一，“合而不死”的意思，就是通过修订历法而成仙长生。
正如动机良好不见得会带来良好的结果，荒唐的动机也可能成就许多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