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开拓

戴盆何以望天

身为一名郎官，司马迁的日常工作，自然是以皇帝为中心。和其他郎官一样，他的前程和命运，也取决于皇帝对他的评价。

司马迁最迟是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入仕为郎，到元封三年（前108年）接替去世的父亲成为太史令，在郎官的岗位上工作了十年以上。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期间汉武帝从来没有对他委以重任。

但这倒未见得是皇帝看不上司马迁，实际上史书中有不少蛛丝马迹，都表明汉武帝对司马迁不无欣赏，甚至有些亲近之感。

就在元狩五年，三十九岁的汉武帝生了一场很重的病，使用了各种疗法和巫术，都没有效果。最后，只好乞灵于“神君”。

神君是一个长陵女子，难产而死，后来就成了神，响应民间祈求极其灵验，影响越来越大。汉武帝的外婆平原君23就深信是因为自己信奉神君，才给女儿、外孙带来了这样的好运。而汉武帝受外婆的影响很深。

汉武帝派人向神君询问自己的病因，神君答复说：“天子不用担心自己的病情，等病稍微好一点，可以勉强一下自己，和我相会于甘泉宫。”

关于这个神君，《汉武帝故事》24里还有一些信息：霍去病年轻的时候就崇拜神君，于是有一天神君主动来找霍去病，自荐枕席。洁身自好的霍去病拒绝了，后来霍去病病危，医药罔效，汉武帝亲自去找神君求情。神君答复说，霍将军先天不足，我之所以找他，是想用“太一精”为他补补身体，当时他既然拒绝了我，现在就无法可想了。

这个故事当然不是真的，但至少说明方士们乐于把神君描述成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所以神君对汉武帝说“强与我会甘泉”，似乎也就有了一些暧昧的意味。

即使完全不理会《汉武帝故事》的记录，汉武帝与神君相会，也是极其秘密的事，外界根本不可能知道。但司马迁在《封禅书》里，却对汉武帝如何在甘泉宫里一个叫寿宫的便殿里召唤神君，神君出现时如何风吹飒然，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有详细的描写。他为什么能知道得这么清楚？司马迁的解释是，自己“入寿宫侍祠神语”。

也就是说，汉武帝在身体状况极其不佳、举行最隐秘的巫术仪式的时候，把司马迁带在身边。不是对很有亲近感的人，不会如此。

之后汉武帝巡行郡国，司马迁大多数时候在随行队伍之中。有可能，皇帝知道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史书写作计划，也相信这将是一部讴歌这个伟大时代的著作，所以有意安排司马迁进入历史现场。

当然，汉武帝欣赏司马迁的最重要证据，其实正是李陵事件发生之后。司马迁竟然敢在那么重要的场合侃侃而谈，也许正是皇帝一贯的纵容，给了他某种错觉。而汉武帝在对司马迁处以宫刑之后，竟仍然把他留在身边，任命他做“中书令”，也就是以宦官的身份做皇帝的秘书。

这个职务在后来的班固看来，是“尊宠任职”。即使汉武帝时代中书令还不具备那么尊宠的意味，皇帝不会任命一个只是让自己感到厌恶的人做秘书，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至于很少给司马迁委派重要的具体工作，则该算是皇帝知人善任。司马迁的性格，恐怕未必是一个能处理繁难行政事务的人。真把他丢到凶险的前线，那对司马迁本人来说极可能是灭顶之灾，对中国史学史来说，也无疑是无可估量的损失。

对皇帝的这种亲密待遇，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有一个自嘲性的说法：

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

我家祖传的技能，是整理文献、熟悉历史、观察星象、编定历法，和那些占卜算命的混在一起，本来就是主上所戏弄，像娼妓、演员一样被养起来，也被一般民众所瞧不起的。

言下之意，自己只是皇帝的一个玩具。

这是晚年痛彻之后的醒悟。年轻的司马迁，显然并不是这么想的，《报任安书》里还有另一番话，也许更能反映郎官司马迁的心态：

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

“戴盆何以望天”是当时谚语，比喻事难两全。具体说，皇帝是“天”，其他的人只是“盆”。所以这句话经常用于表达，为了效忠皇帝，可以置亲朋好友于不顾。

那么，作为郎官的这十年，司马迁在汉武帝身边，见到的是怎样的天呢？

进击的赌徒

汉武帝时代的“外攘夷狄”，最重大的事件当然是征伐匈奴，但绝不仅是如此而已。那是一个全方位开疆拓土的时代，《史记》的《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等一系列篇章，拼合起来构成了一幅气魄宏伟的画卷。

值得注意的是，汉武帝时代的开拓，绝不仅仅是出于专制帝王的个人野心，而是“中国之国力为之”，是整个社会骚动不安的情绪和无处宣泄的精力汇聚而成的结果。无数来自遥远的四面八方的人们会聚到长安，告诉皇帝说，我们可以去征服更遥远的地方。

辽阔的南方，许多地方都在帝国的管控之外。当年秦始皇南击百越，本来就只是简单的军事征服，并没有真正扎下根基。楚汉天下逐鹿的时代，许多地方纷纷取得了独立，只是名义上承认皇帝的崇高地位而已。

大致说，今浙江南部的瓯越（或者叫东瓯），福建的闽越，都是越人自己建立的国家。它们有时也并称东越。

岭南的南越国疆域最为广大，不但覆盖今天的广东、广西等地，还包括越南的北部，首都则在番禺（今广州）。南越的统治集团由秦始皇时代南征的秦军组成，可是七八十年过去，他们许多人也忘了自己祖上来自“中国”（中原地区），岭南的本土意识越来越强烈。

在文景之治、人民安乐的岁月里，帝国对这种局面基本是顺其自然的态度。现在，武帝时代的汉家男儿，将成为这个分离趋势的终结者。

庄助：远征的勇气

第一点火星迸发于越人内部的自相残杀。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攻击东瓯，由此引发了大汉朝廷上的一场辩论。

田蚡是汉武帝的舅舅，作为尊贵的外戚，他认为越人互相杀击乃是常事，不足以烦劳朝廷大军，自从秦代以来，朝廷已经抛弃了那片土地。

中大夫庄助则坚决主张出兵，他认为拯救走投无路的小国，是天子的责任，并嘲讽说：秦朝连都城咸阳都抛弃了，难道竟是值得效仿的对象吗？

庄助来自遥远的会稽郡，是地方官举荐上来的人才。尽管受到皇帝赏识，但他一口吴地口音，想必在长安的朝廷中颇显怪异，所以颇急于一展身手证明自己。临近家乡的地方发生事端，简直是一次个人机遇。

建元三年的汉武帝还不满二十岁，不久前刚刚因为一次失败的改革被太皇太后剥夺了实权，不能动员大军，于是就委任庄助以会稽郡的军队解决此事。会稽太守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不想出兵，庄助就斩一司马立威，宣布朝廷的意志，出兵从海上救援东瓯。闽越被震慑住了，撤兵。但东瓯仍没有安全感，汉武帝就允许东瓯全国北迁，把他们安置在长江、淮河之间。

这个过程里，我们看到庄助胆大妄为之极，完全不像是一个循规蹈矩俯首待命的官僚。而汉武帝也欣赏他的作风：重要的是只动用很少的资源就取得了很好的结果，朕并不关心过程。

三年之后的建元六年（前135年），闽越又攻击南越。实际上，南越是这些越国中实力最强大的一个，完全有能力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但南越王却并没有把闽越军队当作送上门的食物，相反非常恭顺地向汉武帝表示：南越和闽越都是汉朝的藩臣，我没有自主用兵的权力，现在应该怎么办？

看似恭顺的态度，实际上却是对皇帝的一次考验。汉军千里迢迢出征岭南，无疑劳民伤财，但如果不能保护南越的安全，不履行宗主的义务，也就意味着放弃宗主的权力，这等于是承认南越的独立地位。

安享富贵多年的特权人物，再一次表达了息事宁人的立场。淮南王刘安是皇帝的叔叔、渊博的学者以及著名的修仙爱好者，他给皇帝上了一道很长的奏章。奏章中，刘安把越人生活的土地描述为一个和中原完全不同的魔幻世界，那里的空气、水流和奇怪物种都足以致人死命，汉军出征到这里，面临着类似突破次元壁的艰辛与凶险。同时，刘安还用饱含深情的笔墨回顾了这些年来汉朝子民的生活如何艰难困苦血泪斑斑，突发的军事行动还要额外增加他们的负担。总之，淮南王劝皇帝放弃出兵的打算。

但是，不久之前太皇太后窦氏刚刚去世，年轻的皇帝刚刚尝到了乾纲独断的滋味，无论如何不会放弃这个展示威严的机会。这一次汉军雷霆出击，从豫章和会稽，两路夹击闽越。

汉武帝立刻得到了想要的结果，闽越人杀死自己的国王向皇帝认罪，南越国则震慑于皇帝的权威，遣太子到长安宿卫。

汉武帝非常高兴，派庄助去见淮南王刘安，名义上是“嘉淮南之意，美将卒之功”，实际上当然是提醒这位皇叔：皇帝的神威有多么广大，你的建议，又有多么愚蠢。

庄助当然也很乐意接受这个任务。一个来自偏远郡县出身寻常的士人，可以用居高临下的姿态申斥高贵的皇叔，滔滔不绝的宏论，不管是否言之成理，都能让这位前辈学者频频点头叹息拜服，这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

之后，汉武帝还给予庄助特别的优待，让他回到家乡会稽郡担任郡守，并且几年时间里任由他为所欲为。这段日子里，庄助的经历一定广为流传，并发挥了巨大的示范效应。不管多么出格的举动，只要能够取得成功，那就该放手一搏。

唐蒙：西汉的哥伦布

建元六年那一役，汉军以强大的威势慑服闽越，保护了南越，之后有一个小插曲：一个叫唐蒙的县令，奉命去南越国通报这个好消息。南越国款待他的食品中，有一种枸果制成的调味酱。唐蒙知道，这种调味酱产自蜀地。

蜀地的酱是怎么到岭南来的呢？南越人告诉唐蒙：西北方向，酱来自一个叫样柯（今贵州中北部）的地方，样柯江水，一直流到番禺城下。说者无心，这个情报却让唐蒙的心里萌生出一个狂野的计划。

但是此时信息还不完整。直到几年后，唐蒙回到长安，询问蜀地的商人，牂舸地区为什么会有蜀地的特产。商人告诉他，那里有一个叫夜郎的国家，蜀人会把商品走私到夜郎。而夜郎就邻近祥柯江，那里江面宽达百余步，足以行船，可直抵南越。

商人的话让唐蒙心中狂喜。他很清楚，朝廷和南越之间表面和谐，实则危机重重。南越的疆土是秦始皇曾经征服过的地方，当今皇帝怎么能一直任由它保持独立的地位？南越国王固然祖上是真定（今河北石家庄）人，但生性桀鹫不驯，始终不愿意到长安来朝见天子，而南越国中的本土势力越来越膨胀，他们从心底里排斥汉朝。

使用和平手段，让南越甘愿成为“内诸侯”（即接受汉朝诸侯王的同等待遇）是不现实的，所以，早晚会有汉朝武力统一南越的那一天。

元光四年（前131年），唐蒙上书汉武帝：既然要征伐南越的话，从长沙、豫章出发的两条旧路，水道不通，大军难以通过。不如取道巴蜀，先控制夜郎，然后从牂舸江顺流而下，可以出其不意，直捣南越的都城。

提出这个方案时，唐蒙的心里，大约激动得像准备开辟新航路的哥伦布，而汉武帝，就是他的伊莎贝拉女王。

为让自己的方案看起来更有吸引力，唐蒙夸张了夜郎的实力，“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这都是将来对南越用兵时现成的兵源。但他同时又说，以汉朝的强大，巴蜀的丰饶，让夜郎接受汉朝的统治容易之极——不知道他凭什么笃定这十万精兵不会对抗汉朝？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其实知道这十万精兵并不存在。

好在，汉武帝没有计较这些。这个庞大的计划很快启动，为确保将来大军可以顺利出击南越，唐蒙首先要扮演好基建狂魔的角色，“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样牁江”，也就是要修筑一条从今天的四川宜宾地区直通夜郎的道路。

不久之后，大文豪司马相如也加入进来，他认为西南地区还有更多的地方资源丰饶，值得成为国家的郡县，当然也就意味着进一步增大了工程量。

遗憾的是，唐蒙、司马相如远远不如哥伦布幸运。

哥伦布从加纳利群岛出发，目的地杭州（当时欧洲人把遥远的东方都笼统算作印度），实际距离11766海里，但哥伦布根据错误的地理知识推算，以为只有3550海里。他计划的可行性，就建立在这个被缩短得不像话的航程上。本来，他应该在大洋中饥渴而死，但好运无敌的是，竟然有一块新的大陆送上门来。

唐蒙搜集的情报其实比哥伦布还是要准确一些，但是他低估了修筑这条道路的难度。一直到元朔三年（前126年），朝廷要集中资源对付匈奴，这个疯狂的工程终于被叫停，汉武帝暂时放弃对西南夷的征服，但巴蜀四郡已然疲惫不堪25。

从此，司马相如只能放弃他效法蔺相如做政治家的梦想，老老实实去做一个歌功颂德的文人；而唐蒙这位西汉的哥伦布，则只是历史长河中的浮花浪蕊，消失了。

张骞的岔路

但仅仅是四年之后的元狩元年（前122年），征服西南夷的计划就重新启动。而策划新方案的关键人物大名鼎鼎，就是凿空西域的博望侯张骞。

建元三年（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元朔三年（前126年）返回汉朝，漫长的十三年里，大多数的时间他并不是在路上奔波，而是在做匈奴的囚徒。

张骞出发时，取道河西走廊，那里在匈奴的控制之下，于是被擒获；张骞回来时，有意绕开河西走廊，想走昆仑山北麓的通道，结果还是落入匈奴人之手，除此之外，这趟归程张骞还领教了青藏高原上恶劣的自然条件，以及生活在这里的羌人对汉朝使者深深的恶意。

所以张骞希望寻求一条通往西域的新道路。张骞在大夏（在今阿富汗）的时候，看见了蜀郡出产的布匹和邛都（四川省西昌市东南）的竹制手杖。

张骞和唐蒙有同样的敏感，也就问了同样的问题：大夏人是怎么得到这些产品的。得到的答复是：来自身毒（印度）。于是张骞想到，可以先征服西南夷，然后取道身毒前往大夏，这样就可以完美避开匈奴人的威胁。

两千多年后的我们当然知道，从四川出发过云贵高原再过中南半岛到印度，北上再到阿富汗，其间不能说不存在可以通行的小路，但完全不可能用于大规模军事行动。和张骞这个设想相比，当初唐蒙那个计划就像一次郊游。

但是没有什么能阻止汉武帝探索未知世界的雄心，汉朝的英雄豪杰们也把这种探索当作自己的人生际遇。汉朝使者多路出击，明察暗访，探寻西南方向是否真有一条去往身毒国的道路。当然，这种努力很难有什么结果，但也没有关系，只要新发现一块土地肥饶人口众多的地方，他们一边就地展开行动，一边向皇帝汇报，这里“足事亲附”，也就是够资格成为大汉的附属。

《史记》记录，汉朝的使者“皆闭昆明”，就是说一个叫昆明的族群挡住了汉朝使者前进的道路。司马迁显然是根据使者的报告写下了这句话。实际上以当地的地理形势，即使无人阻拦，汉使大概也无力继续前进。

不过使者们都清楚，打报告说自己走了一条绝路，意味着自己的人生也走上了绝路，之前的付出前功尽弃，朝廷不会有任何封赏。但把没能到达身毒的原因归结于具体的敌人，则可以换来朝廷的大军讨伐，那么这次征服本身也就成了功绩。

新一轮的开拓，最大的收获是滇国（今云南昆明一带）。而作为当地最大的国家，滇王不无自豪，他问汉朝使者：“汉孰与我大？”据说夜郎国也问过同样的问题。这个充分展示其蔽塞无知的问题让汉朝人十分欢乐，汉语中从此留下一个“夜郎自大”的成语。

如果夜郎人或滇人有类似“高贵的野蛮人”的观点，可能会反问一句：“汉朝诚然广大，但那都是长安城里的皇帝的，和你们这些臣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确实只生活在一个小小的世界里，但我们的生活难道不是更加自由而天真？”

想来，这个年代锐意进取豪情万丈的大汉使者，也不会为这个问题而困窘。谁的生活更幸福，这类争论永远不会有什么结果。重点只有一个：我们可以要求你接受我们的生活，你却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统一南越的两种路径

与此同时，把南越国真正变成大汉疆域的计划，也不会改变。

应该说，汉朝还是始终抱着用和平手段解决南越问题的期待。建元六年（前135年），南越国太子赵婴齐到长安宿卫，汉武帝极力想把他培养成一个亲近汉朝的人，给予他许多优待，还嫁了一个邯郸女子摎氏给他那个年代，邯郸是时尚之都，邯郸女子的魅惑迷人，天下驰名26。

终于，老南越王去世，赵婴齐回去继承王位，他去掉了南越帝号，表示臣服于汉朝，也立搂氏为皇后。但对汉朝财富、美色、文化的亲近，终究还是敌不过对独立称王的眷恋，他害怕受到汉朝法律的约束，从此，汉武帝召他去长安，他再也不去了。

汉武帝很有耐心，他可以等，一个女人不但能影响自己的丈夫，更能影响自己的儿子。何况，汉武帝还有一招杀手铜。搂氏在长安还有一个情人，霸陵人安国少季，那才是搂氏真爱的男人。

终于，赵婴齐去世，他和摎氏所生的儿子赵兴即位，搂氏为太后。元鼎四年（前113年），汉武帝派安国少季做使者出使南越，通知太后和南越王到长安觐见皇帝。太后见到安国少季后旧情复燃，南越王年幼都听母亲安排，成功似乎就在眼前了。

但汉武帝忽略了一个问题，南越的权贵和民间都不觉得成为汉朝的“内诸侯”是一件多么有吸引力的事，太后和王也无力改变这个事实。

尤其是南越的相国吕嘉，他已经辅佐过三代南越王，宗族七十多人为高官，他的儿女和南越王族通婚，彼此关系盘根错节。吕家阵营坚决抵制南越成为汉朝的一部分。

了解南越局势之后，汉武帝寄望于汉朝使者能够对吕嘉实施斩首行动，而最和皇帝心意相通的，却是南越的太后搂氏。《史记》写下了精彩几乎不逊于鸿门宴的一幕。

太后摎氏安排了一次宴会。汉朝使者东向坐（最尊），太后南向（次尊），王北向（又次），吕嘉和其他南越大臣西向（最卑）。

太后说：“成为汉朝的内诸侯，对南越国也是一件幸事，相国如此反对这件事，究竟是为什么呢？”她希望诱导吕嘉说出攻击汉朝的言论，从而激怒汉朝使者，将对方当场斩杀。

但问题是，当时吕嘉的弟弟带着重兵包围住宫殿，杀死吕嘉之后，吕营势力是会束手就擒还是做最后一搏，谁也不敢确定。于是几个汉朝使者面面相觑，终于没敢行动。吕嘉觉察到不利，当时就想退出。

太后愤怒，汉朝是她的家乡，有她的情人，她比任何人都急于让南越国内属汉朝，于是决定自己动手，取过一支长矛要刺杀吕嘉，却被她的儿子拦住，吕嘉得以脱身。

这个故事里，汉朝使者的表现，在汉武帝时代算是颇为罕见。《史记》记录了大量汉使的行迹，作风往往是张扬几于跋扈，果敢近乎疯狂，只有这一次，是因为狐疑和胆怯而错失良机。司马迁也没有在这些人身上多费笔墨，后来班固写《汉书》的时候，却为他们中的一个人立了传。

这个人叫终军，出使南越之前，还不到二十岁的他放了一句豪言：“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了。”

班固还记录了终军此前许多引人瞩目的言行，他时常表现出过人的见识和才华。然而这个人却像荆轲的副手秦舞阳一样，在关键时刻掉了链子。

不过对于后世的读书人来说，还是终军那些慷慨激昂的话语更加使人难忘。如王勃《滕王阁序》：“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民国时的《知识青年从军歌》：“君不见，汉终军，弱冠系虏请长缨。”诸多作品，都是在正面意义上用这个典故。

相比之下，那位勇敢的搂太后，被后人提到的次数就少得多了。

接下来，是南越亲汉朝的力量和吕嘉阵营几个月时间的对峙。这时汉武帝依然低估了局势的严峻性，只打算派一支小部队征伐南越。理性的人都看得出这次行动一定会失败，然而此时的汉朝最不缺的就是企图冒险一搏的亡命徒，原任济北相的韩千秋和太后的弟弟搂乐接受使命，率领两千人出发了。

汉军的到来终于让吕嘉决心行动，他向南越人宣扬成为“中国人”（当然指中原人）就会沦为奴隶的亡国感，然后就把太后攫氏、南越王赵兴和汉朝使者全部杀害。韩千秋和摎乐表现也极其悍勇，他们的两千人一直杀到番禺城外四十里，才被消灭。

汉武帝终于下定出动大军的决心。元鼎六年（前111年），大汉将士兵分五路，出击南越。但实际上，只有楼船将军杨仆的部队顺利抵达，伏波将军路博德带来一千多人再稍稍助一点声势。不过即使如此，汉军的战斗力也非南越所能匹敌。吕嘉善于煽动民意，但治国、用兵一无所长，他的军队在汉军的攻势下一触即溃，存在了九十三年的南越国就此灭亡。

当时汉武帝正在巡游天下，他先获得统一南越的喜讯，就把当时的所在地改名闻喜；吕嘉的首级送到他面前，汉武帝已经到了另一个地方，于是又把这里改名获嘉。这也就是山西闻喜县和河南获嘉县的由来。

而从唐蒙倡议以来，汉朝已经经营了二十年的西南地区，这个过程里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尽管那里也接到了出兵任务，但根本没有能够出击。当地反而因为抵触军事动员而发生恐慌，进而酿成叛乱，于是原计划平定南越国的军队不得不转而西进平叛。

本来是为了实现Ａ目标而制定了Ｂ计划，结果Ａ目标已经达成，Ｂ计划怎么结项却还使人焦虑……汉武帝时代的许多事都是如此，也正是为此，扩张的大步一旦迈开，就再也无法停止下来。

王险城不相信眼泪

元封三年（前108年），也就是司马迁结束郎官生涯、正式成为太史令的那一年，汉朝灭掉卫氏朝鲜，设置了朝鲜四郡。

战国时代，七雄中最弱小的燕国，已经把朝鲜变成自己的国土。秦灭燕之后，设置辽东郡，但没有把朝鲜部分纳入版图。秦末到汉初的动乱年代里，一个叫卫满的将军率军渡过溟水（今朝鲜清川江），建立了政权。

刘邦去世之后，急需休养生息的汉朝与卫满缔结条约，确定了朝鲜的身份是汉朝的“外臣”。即朝鲜向汉朝称臣，汉朝不过问朝鲜的内部事务，朝鲜也要帮助汉朝保卫边境，不得骚扰抢夺，塞外的蛮夷想要去朝见汉朝皇帝的，朝鲜也不得阻拦。

到汉武帝时代，这种平衡已经无法保持，边境上的摩擦不断升级，终于，汉武帝决定终结朝鲜的“外臣”地位。

汉朝出兵是在元封二年（前109年），汉军已是在北方驱逐匈奴，在南方扫平东越、南越和西南夷的百战之师。攻打朝鲜需要水陆并进，对这种后世屡试不爽的战略，汉朝君臣也已经有了清晰的认识。汉武帝的布局是：左将军荀彘率大军出辽东郡；楼船将军杨仆，则从齐地出发，横渡大海。

然后，两位将军和朝鲜军队一交锋，竟先后遭遇了失败。与其说朝鲜军人神勇难敌，不如说是汉军过于轻敌，而且内部矛盾尖锐所致。

左将军荀彘，当初因为酷炫的驾车技术而得到汉武帝的赏识，是皇帝身边的人，曾多次追随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这是拿到哪里都金光闪闪的履历。这次行动，他的级别比杨仆高27，麾下士兵比杨仆多，何况北方士兵看不起齐地军人，那是战国以来的老传统了，所以荀彘当然瞧不上杨仆。

杨仆的经历颇为传奇。他是文职人员出身，因为执法严酷而高效，屡屡得到升迁。直到汉武帝为平定南越而训练水军，他才成为一名武将。

杨仆的转型非常成功。当初元鼎六年（前111年）的征南越之战，只有楼船将军杨仆和伏波将军路博德两支军队抵达战场，而路博德部只有一千多人，实际上以杨仆所部为绝对主力。但路博德出身于霍去病军团，声名远在杨仆之上。结果，杨仆“力攻烧敌”，击溃了南越军队，路博德只是虚张声势扎下气派的营垒，南越人的选择是向路博德投降。最终，杨仆虽然也算得以封侯，但战功的排序还在路博德之后。

所以司马迁记录这段历史的时候忍不住评价了一句，“伏波困穷，智虑愈殖，因祸为福”，路博德在行军途中就损失掉绝大多数军队，智谋却反而越来越多，终于转祸为福。

当然，杨仆也绝非善类，为让自己的功劳簿更漂亮一点，他让手下发掘南越人的坟墓，好获取更多的人头。还向汉武帝建议，东越本来和我们约定一起讨伐南越，可是却首鼠两端，不如让我顺手把东越也灭掉吧。

无论如何，这件事情让杨仆对北方军团有了极坏的印象：跟他们合作一定要多加小心。

这次出征朝鲜，杨仆的行军路线，史书记录过于简略。据情理推想，杨仆的军队五万人，应该是从胶东半岛的某个港口出发，先到大连休整，再到朝鲜平壤地区的出海口南浦，航行距离三百海里左右（1海里≈1.85千米）28。这无疑是中国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

但杨仆的军队在海上显然遭遇了某种挫折，这支庞大的海军陆战队，最终登陆的只有七千多人。

这时汉武帝再次派人来劝降朝鲜。朝鲜国王表示尊重大汉天威，派太子带着一万名全副武装的军人，准备过溟水到汉朝境内来表示臣服。荀彘当然不敢同意，要求太子和他的手下放下武器，太子认为汉朝想诈杀自己，就回去了。这种明显缺乏互信的谈判不会有结果，本是意料中事，但汉武帝还是觉得大失面子，处死了主持这次和谈的使者。

于是终究还是武力解决。这时荀彘已经调整好状态，他取得了胜利，大军渡过浿水，和杨仆一起，把朝鲜国王围困在王险城（今平壤）中。

王险城地形险要，城墙坚厚，汉军几个月攻城不下，荀彘和杨仆再次出现分歧：荀彘想发动全面总攻，杨仆却在和朝鲜方面接洽，希望接受他们的投降——显然，杨仆认为此时的荀彘仿佛征南越时的自己，而自己处于路博德的地位。

这时汉武帝又派来一个特使调查前线战况，并给予他便宜行事的权力。荀彘向使者表达了自己的忧虑，认为杨仆想和朝鲜联合起来消灭自己。这个荒唐的说法得到了特使认同，他拿出代表皇帝的“节”召杨仆到荀彘的营中来议事，然后逮捕了杨仆，把杨仆的军队并入荀彘麾下。

不再互相扯后腿的汉军终于发挥出了全部战力，朝鲜守军意识到对抗下去自己必死无疑，一些权贵杀死国王，向汉军投降，然后有人反悔，又很快被汉军杀死。总之，这之后“外臣”朝鲜不复存在，汉朝在这里设置了真番（治所在今韩国首尔）、临屯（治所在今韩国江陵）、乐浪（治所在今朝鲜平壤）、玄菟（治所在今朝鲜咸兴）四郡，这都是国家的正式郡县，牢牢处于朝廷的管控之下。

但荀彘并没有获得期待中的封赏，相反他因为自作主张争功相嫉，被处以弃市之刑；至于那个和他一起逮捕杨仆的使者，之前在向汉武帝汇报工作时已经被诛杀；但杨仆也并没有得到汉武帝的嘉奖，他因为冒进导致损失惨重，一样也是死罪，好在他家资丰厚，花钱买了一条活命29。

与汉朝将军的命运形成鲜明对照，那些投降的朝鲜权贵都得到了汉武帝的优待，有五个人被封侯。

也许值得再强调一下时间，设朝鲜四郡是元封三年（前108年），汉武帝已经御宇三十三年。西汉瓦当有铭文“惟汉三年，大并天下”，大约就是指这一年30。这是武帝时代开疆拓土大功告成的一个标志，但很多事情都在起变化，做一个冒进的赌徒，成功了就可以获得巨额回报的时代已经过去，荀彘、杨仆们的不幸结局，还只是一个开始。

这是过去二十年里最差的一年，但却是未来二十年里最好的一年。

自古以来与现世安稳

来自天下四方的捷报，源源不断送到汉武帝手中，皇帝身边的郎官司马迁，属于最早可以分享到这些信息的几批人。从《史记》的记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司马迁心绪复杂。

他显然为这些胜利感到兴奋和自豪。而且，他的历史书写，其实也是在为这些胜利完成后续工作。那就是证明一切都是“自古以来”。

南越王是秦朝将领赵佗的后代，这个毫无疑问。到岭南之后，接受了当地风俗而已。

西南地区的滇国是什么人呢？司马迁注意到战国时代的一个传说人物庄蹻。文献中关于庄蹻的说法纷纭歧乱，有人说他是强盗，也有人说他是楚国将军，庄蹻活动的年代也是个谜团。但司马迁在《西南夷列传》里用非常肯定的语气说，庄蹻是楚庄王的后代，楚威王时代的将军，他征服了西南地区，因为被秦军截断归途，于是独立建国，但接受了当地的风俗，这就是滇国的由来。

庄蹻建立滇国的这段历史，司马迁是有大体可靠的信息来源，只是弄错了几个时间点31？还是整个故事都是受南越的情况启发编造出来的？现代以来学者们争论不已，不过古人都对司马迁的说法深信不疑。

闽越、瓯越的王是什么人呢？司马迁说，他们都是越王勾践的子孙。勾践既然早已被认为是大禹的后代，那他们当然也就都是这位古代圣王之后了。

当然不应该忘了匈奴，司马迁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这些北方草原上飞驰争逐的骑手，和南方的越人其实是同宗。

至于朝鲜人，他们有一个特别光荣的祖先，商朝的大贤人箕子。司马迁对朝鲜还没有说得太多，后来班固写《汉书》的时候，更把朝鲜描述为一个道德高尚的理想国，要说那里有所缺憾，就是汉朝商人频繁前往之后，把风气稍微带坏了一点。但无论如何，东方的朝鲜，民族性仍然远远优于南方、北方、西方的蛮族。班固感叹：“可贵哉，仁贤之化也。”班固还说，孔子对华夏失望时曾经想过出海，就是去朝鲜，那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啊。

总之，纳入大汉版图的所有人群，彼此都血脉相连。但司马迁不喜欢汉武帝任命的那些官员，不论是跋涉关山的使者，还是纵横沙场的将军。《匈奴列传》最后有一段著名的“太史公曰”，实际上适用于汉武帝所有的开疆拓土：

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襃，忌讳之辞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时之权，而务谄纳其说，以便偏指，不参彼己；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

司马迁先回顾了孔子作《春秋》时候的手法：春秋初期，鲁隐公、鲁桓公时候的事，包括一些政治内幕都说得清清楚楚，但说到了鲁定公、鲁哀公的时代，表述就非常隐微了，因为这就是孔子生活的时代，写当代史，不能做什么褒贬，这是因为充满忌讳的缘故啊。

司马迁这么说，当然也是在表达，自己有很多话不好直说。所以读他这段话，一定要注意弦外之音：

世俗中那些谈论匈奴问题（其实包括其他开拓）的人，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只想着自己获得一时的成功（完全不考虑可能带来的风险和付出的代价）。他们不顾一切推销自己的主张，使那些偏激的观点显得合理，而不考虑敌我双方的具体情况。

将帅们依仗着中国地域广大，士气雄壮（觉得反正出了问题也会有国家兜底），天子就根据这些人的主张来制定国家政策，所以建立的功业，终究不能深广。

显然司马迁认为，这些人是在拿汉朝的国力和国运做赌博。

接下来司马迁回顾历史，尧这样的上古圣君，也是得到了大禹这样的贤臣辅佐之后，才治理好了天下。于是他接连感叹了两遍：最重要的事，就是选择好的将相啊！

司马迁不可能也不愿意直接指责汉武帝，所以他说，皇帝没有用对人，用了太多的赌徒。站在历史的高度，恐怕不得不说，司马迁这里的观点是说不通的。

除非你反对汉武帝的开拓本身，不然就必须承认，能够把事情办成的，往往正是这些野心勃勃，胆大妄为，创意无限，不惜代价也会无情践踏道德底线的人。

靠道德和才华都达到绝高境界的人来完成这个伟大而艰巨的使命，只是美好的愿景，问题是世界上哪里有如此多的完人？这种理想的状态，这个小小寰球上的人类历史里，几乎就从未出现过。

相反，赌却是人类天性中的一部分，只要需要，总会有足够多的赌徒。理性告诉你，不要去做那些成功概率极低的事；赌性却告诉你，还是要放手一搏。

和平安乐的岁月里，赌只会制造不幸；但历史的某些关键突破口，也许只有赌一赌才有希望。这也就是司马相如对汉武帝说的：“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人类进化的亿万年历史中，对赌的爱好始终保存在天性之中，大约也正是为此。

汉武帝扩张时代最引人瞩目的地方，恰恰就在于，这个过程里可见的不仅是帝王对皇权无远弗届的追求，实际上参与其中者万里觅封侯的热望时时更为耀眼。朝廷的意志和冒险者的欲望，难分彼此。

毋宁说，他们的意志之刚强果决，才智之高明卓异，作风之豪迈放恣，手腕之灵活残忍……都非常类似一千几百年以后大航海时代的欧洲人：向西走而到东方，你不能说是哥伦布和伊莎贝拉女王哪个愿望更强烈些。这种气质一直延续到汉昭帝、汉宣帝的时代，类似傅介子、陈汤这样的人物，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弗朗西斯科•皮萨罗或埃尔南•科尔特斯。

这和中国后来盛世的一些大规模行动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比如说郑和下西洋，没有前往陌生的海域，没有开辟新的航路，而是对之前已有的航海经验做了伟大的总结，所以整个行动显得更有规划更有条理。但更重要的是，规模巨大的舰队出海似乎只是永乐皇帝个人的意志，其余人包括郑和在内，都只是执行者而已。当然，同时代的普通中国人也在积极往南海活动，然而这些行为和官方几乎没有互动。朝廷与民间向海洋探索的欲望，属于互不相干的两个世界。

汉武帝时代这种上下贯通探索边境绝域的热情，在中国古代史上竟似乎成了绝响。但作为一个普通人，又很容易对司马迁的话有共鸣。

汉武帝时代这些狂热的冒险者，他们追求成功的梦想，摧毁了汉代普通人的生活。

陆路的远征，各种物资的运输成本，比海上要高出许多倍。更不用说，汉武帝时代的战争，是东穷燕齐、南极吴楚的全国总动员。一系列行动就如同一只只吞金的巨兽。汉兴七十余年，什么“京师之钱累百巨万”，“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几乎转瞬间化为乌有。

司马迁写道：

自是之后，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瓯，事两越，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

《平准书》里这一段，从经济、民生的角度，综述汉武帝时代的历次战争。

平定瓯越、闽越、南越的战争，获胜似乎非常轻松，但付出的代价，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微小。在越人的土地上怎样管理越人？这是当年的楚国，后来的秦始皇都没有能够解决的问题，朝廷要派官吏和军队来进行管理的话，派多了需要天量的财政拨款，派少了则根本无法贯彻落实朝廷的意志，最终反而只能被当地人同化。

最后汉武帝想了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把瓯越、闽越人全部迁徙到江淮之间去。从此，从浙江南部到福建，辽阔的疆域变成了无人区。而大量的越人迁到长江以北之后，无疑会引发和本地人的无穷冲突。这就是所谓“萧然烦费”，其实开支一点也没有减少，只是不由朝廷而是江淮民间来承担了而已。

西南地区的“凿山通道千余里”，所需的人力、物力，首先来自巴蜀地区。开支的铜钱以“巨万”（即万万，也就是亿）为单位来计算，几万人被动员起来。崎岖的山路，使得运输成本极其高昂，“率十余锤致一石”，一锤是六石四斗，如果这不仅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那就意味着沿途的粮食损耗率接近98.5％。

疲劳、饥饿和来自陌生环境的传染病，使大量人口死亡。巴蜀民众开始抗拒朝廷的征发，为了把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镇压下去，当地一些权威人士被诛杀。结果民众越发惊恐，他们奔走逃避，有人为避免服役，故意残害自己的肢体。

东北方向的进取，付出的代价也不小于征服西南。与卫氏朝鲜的战争，水陆军队几万人，加上后勤人员，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尽管史书的记录极其简单，但是朝鲜的地理形势两千多年来没有根本变化，我们大可根据后世的情形逆推：海上风波险恶，以当时的航海水平，大汉能够抵达王险城（平壤），比后来人要困难得多；而由陆路自北往南推进，朝鲜的山路极为险峻难行。

尤其汉军出击是在元封二年秋季，到第二年夏天才取得胜利。谁都知道，朝鲜北部和中部的冬天，严寒有多么恐怖，天知道汉军将士是怎么熬过来的。

所以为了支持这场战争，“燕齐之间靡然发动”，今天的河北、山东一带，像被狂风吹过的草地一样动荡不已。

当然付出代价最大的，还是对匈奴的战争：

及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抚弊以巧法，财赂衰秏而不赡。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始也。

马邑之谋后，和亲政策成为历史，从此汉匈之间战争不断，再也得不到休息。过去，偶尔听说一次匈奴寇边的消息，大家都会群情激愤；现在，大将军或骡骑将军每次出击匈奴，下一年几乎一定会有匈奴入境屠杀许多人的消息，但谁也不会感到奇怪了。

战事一天比一天惨烈，为支撑战争进行下去，天下疲惫不堪。道路上都是运输军事物资的人，留在家乡的人则为准备这些物资而忙碌。从朝廷到地方，都在焦头烂额为战争而奉献。因为负担过于沉重，百姓知道不折不扣按照政策要求去做就是死路一条，所以过去遵纪守法的好风气荡然无存，而国家的资源处于飞速损耗中，根本不够支出。

现代学者尝试用更加量化的方式来描述这种消耗：以汉军兵力四十万，战马十万匹计算，前线一年的直接开支，就高达三十多亿钱，而一切后勤运输的消耗，城郭亭障的建设，衣甲兵刃的补充……这些都还没有计算在内32。而汉朝一年的常规收入，不过六七十亿。

这种情况下，只要愿意向国家捐赠，想做官的可以做官，有罪行的可以免罪。这又导致国家的官员选拔制度被破坏，廉洁者和无耻者混杂在一起，有武力的人就可以优先录用，法律严酷而政策烦琐，善于为国家搜刮谋利的官员，从此活跃起来了。

《平准书》写到这里，司马迁的心里一定充满悲凉。他知道，记忆中的文景时代，再也回不去了。

你习惯的世界正在土崩瓦解，你喜欢的生活正在烟消云散。你觉得卑鄙的人正在不断取得成功，他们好喜欢你看他不爽又拿他没辙的样子。你的一声叹息，在四面凯歌声中细不可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