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名将

郎中令

《汉书•百官公卿表》里，是这样介绍郎中令的：

郎中令，秦官，掌宫殿掖门户。

郎中令是秦代设立的官职，执掌宫殿两边的门户的防御。后面，《汉书》还罗列了郎中令的一大堆属官，其中就有司马迁担任的郎中，官秩比三百石，是班固列出的所有郎官中，级别最低的一种。

班固这段话，是我们了解郎中令和他领导的部门的基础，但还远远不够。正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定会接触到的：一个部门的职能多寡，权力大小，经常会随着复杂的形势变化和人事变动而发生改变。古代也一样如此。

郎官们最初的工作，确实是担任君王身边的警卫，他们执戟站立在走廊之下，因此被称为“郎（通廊）内诸官”。从构字上说，“广”是屋檐伸出的部分，“广”下有一个“郎”，既是表音，也可说相当形象生动。

但皇帝显然愿意让郎官们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一些足智多谋的郎官成为皇帝的顾问官，他们为皇帝出谋划策，以及处理一些特别机密、紧要的事件，所以这些郎官不再是武士，文职官员色彩却越来越重。而郎中令则有可能成为至关重要的实权派人物，甚至超越丞相，如秦二世胡亥即位之后，他任命的郎中令是赵高。

汉朝建立之后，郎中令仍然非常重要。

一方面，他的工作是皇帝安危所系。西汉初年，吕后去世之后，汉朝中央发生了一次惨烈的政变，号称“喋血京师”。然后代王刘恒被迎回长安，践皇帝位，也就是著名的汉文帝。汉文帝非常谨慎，一进未央宫，就把郎中令换成了自己做代王时的亲信。

另一方面，皇帝有意识把郎官系统打造成一个培养官僚的人才库。富贵人家的子弟，或者在其他领域曾有突出表现的人才，都有可能入仕为郎。文景时代的名臣，如大名鼎鼎的贾谊、晁错，都曾以太中大夫或中大夫的身份，隶属于郎中令。

汉武帝即位之初，大权在太皇太后窦氏手里，丞相领衔的朝廷高官许多都是先帝老臣，对年轻的皇帝也缺乏敬畏，所以汉武帝极力想培养一个身边的亲信班底，郎官系统因此得到了格外的重视。上一章中我们提及的人物，主父偃、庄助、朱买臣……他们获得的第一个官职，就都是郎中令的属官。

而郎中令麾下的军事实力，也在汉武帝时期取得了极大发展。

建元元年（前140年），刚刚即位的汉武帝怀着少年人的拿云心事，想全面推行政治改革，结果立刻遭到窦太后狠狠的打击。如果不是老太太多少对这个孙子存着一点慈爱，汉武帝当时就可能被废，一代雄主就此夭折。

这之后汉武帝一定会有痛苦的反思，宫中兵力不足，自己任命的郎中令被老太后轻松拿下，显然是这场噩梦中特别惨痛的一个环节。之后一段基本被架空的日子里，汉武帝干脆做出一副顽劣少年的姿态，爱上了微服出行。他与一群擅长骑射的青年郎官或“北地良家子”约定在宫殿门前集合，然后“北至池阳，西至黄山，南猎长杨，东游宜春”。这种骑射游猎活动既是向窦太后表现胸无大志来求自保，也是军事技能的训练，而发展到后来的结果，则是郎中令麾下从此多了一个新的编制：期门郎。

建元六年（前135年）窦太后去世，汉武帝可以真正放手发展自己的扈从兵力。长安城本有两支部队：由中尉统领，负责长安及周边地区防务的北军；由卫尉统领，负责宫城防务的南军。现在，郎中令指挥下的这支驻扎于宫中的部队，足以与之鼎足而三。

期门郎和后来组建的羽林郎，成员大多来自“六郡良家子”。六郡指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这六个与胡人邻近、因此特别有尚武风气的郡。出身良好的青年，加入郎中令麾下后，会受到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思想教育（要学《孝经》）。这支作风优良、纪律严明、战斗顽强的军队，尽管人数比北军、南军要少，但军事素质却要高上很多，因此也有更强的战斗力。

当然，这样优秀的部队，不能交给一个平庸的将军去统领。

司马迁出仕为郎，大约是在元狩年间（前122年-前117年），这个时间段上担任郎中令的，正是一位真正的名将。

汉之飞将军

司马迁没有具体说自己成为郎中是哪一年，王国维先生曾说“其年无考”，不过后来的学者还是从零碎的史料中找到了蛛丝马迹。

第一，元狩五年（前118年），汉武帝得过一场重病，当时司马迁就在汉武帝身边。只有已经做了郎官，才可能和皇帝这样亲近。第二，司马迁有一个好朋友任安.，两个人极可能是做郎中时认识的，而任安在元狩四年还是卫青的舍人，元狩六年就离开了郎中的岗位17。

如果说，第二条证据还带点推测意味，第一条证据，可以说相当过硬。所以最迟在元狩五年，司马迁已经成为了一名郎官。

如果司马迁入仕为郎刚好就是元狩五年，那他第一次踏入官署就会感受到，整个部门正笼罩在一种悲伤、压抑又愤懑不平的气氛里。因为就在一年之前，大家都发自心底敬爱的老郎中令冤屈而死。

如果司马迁为郎的时间要略微早几年，那么他和这位老郎中令就有过一点接触——也许这个假设更为合理，因为司马迁为老郎中令写过一篇著名的传记，那篇文章里，倾注着浓郁的仰慕、亲近、痛惜之感，这太像在写一个自己熟悉的人了。

老郎中令名叫李广，人称汉之飞将军。

早在成为郎官之前，司马迁就听说过李将军的名声。毕竟，李广猿臂善射，才气无双，在大汉疆域内外早就众口传颂，无人不知。所以，成为郎官，第一次见自己的领导的时候，司马迁大约多少是怀着一点粉丝见偶像的激动。然而眼前的李广却和想象的不同，不是威风八面霸气迫人的大将气概，相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李广看起来谨慎温厚，像个乡下人的模样，也完全不善于言辞。但并不吸引人的外在形象，反而强化了他的人格魅力。

李广简直就是最理想的部门领导的化身。他廉洁，得到皇帝的赏赐就分给属下，做二千石以上的高官四十余年，家里没有多余的财富，也不谈论家产积累的事；对下属的管理则非常宽松，各种规章条例，能简化就尽量简化，绝不做那些形式主义的把戏。

各种军事技能的训练，是郎官生活的日常。练到兴奋处，青年郎官看见李广在校场边微笑看着自己，忍不住会没大没小招呼：李将军，给我们露一手呗。李广就摘弓搭箭，真给大家露一手。于是所有人一片惊叹，青年战士有了奋斗的目标，又有一种自己终身努力，也达不到如此境界的遗憾。

资深的郎官会告诉司马迁，李广在边境上与匈奴作战的时候，作风也是这样。边地生活艰苦，后勤补给经常跟不上，那时候，不是每个士兵都喝到了水，李广就不喝水；不是每个士兵都吃上了饭，李广就不吃饭。即使在边境上，.李广仍然不推崇严苛的军纪，他只做好一件事情，就是“远斥候”，远远派出侦察兵，观察匈奴的动向。

在文帝、景帝的时代，汉朝对匈奴以防御战争为主，这种策略当然是对的。匈奴骑兵飘忽不定，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动攻击，但如果全军上下时刻保持警惕，那种高度紧张的状态能维持多久？一两个月没有问题，经年累月，恐怕难免要自行崩溃。所以不如让大部队适度放松，只要侦察兵能及时发现敌情，给主力留出反应时间就可以了。

郎官系统上上下下，很多人都会对李广有特别的亲近之感。李广是陇西成纪人，汉文帝时“以良家子从军击胡”，是典型的六郡良家子；立下军功后，他获得的第一个官职是中郎（秩比六百石），后来又转为武骑常侍（秩八百石），都是郎中令的属官。也就是说，李广的家族出身和仕途起点，和许多郎官是一样的。于是很自然的，他们很多人从李广身上，看见了理想中的自己；又从李广的命运里，仿佛看见了自己的未来。

所有人都能感受到，李广过得不快乐。大家也都知道他的心结所在，他一直没有能够封侯。

大汉开国的时候，太祖高皇帝刘邦和功臣们立下了著名的“白马之盟”：只有立下军功的人，才可以封侯。在多数人想来，这个封侯标准，简直为李广量身定做，还有谁比神勇无双的飞将军更容易立下军功呢？然而这个目标李广一直都没有实现。

当初孝文皇帝的时候，天下晏然无事。孝文皇帝看着李广说：“可惜，你没有遇到适合你的时代。如果生在高皇帝的时候，万户侯岂足道哉！”那时候李广还很年轻，他并不急，他可以等。

孝景皇帝的时候，爆发了吴楚齐国之乱。李广有了用武之地，立功夺旗。只不过他没太弄明白汉景帝和弟弟梁孝王刘武之间的复杂关系。梁王赐给李广一颗将军印，李广也就收了。梁王是窦太后最宠爱的小儿子，皇帝曾说要把皇位传给他的弟弟，梁王还是面对吴楚叛军时指挥杀敌数量与汉军相当的勇士。他赐印，李广有什么理由不接受呢？

然而就因为这件事，李广没有得到封赏。也不知道这事之后，李广到底有没有弄明白皇帝和梁王之间的微妙关系，但李广还是可以告诉自己没有关系，自己未来的日子，还长着呢。

李广不知道，这可能反而是他这辈子，距离封侯最近的一次。

这之后，李广捍卫着大汉的边疆。他的军队驻扎在哪里，匈奴就很少敢去那里掳掠，所以李广“尝为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太守，皆以力战为名”。他的防区，总是在不断改换，实际上扮演着救火队长的角色。但是，按照大汉的律法，除非战死追封，防御战争表现再出色，也是不可能达到封侯的标准的。

终于今皇帝即位，汉对匈奴的战略由防守转为反击，汉家男儿不断北上征伐。然而这个时代，再翻检李广的疆场战绩，却像在看一个笑话。

李广率领着一支不大的部队，远征途中要么一无所获，要么就遇到兵力远超自己的匈奴骑兵，不管战场表现多么精彩纷呈或艰苦卓绝，总之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他不但没有能够封侯，反而按照军法当斩，还得靠花钱赎为庶人，买一条活命。而就在这段时间里，卫青和霍去病，仿佛两颗飞速上升的将星，闪耀在北方草原的天空。他们战功赫赫，战果累累，哪怕追随他们的将校，也有人获得了侯爵。

大多数人不会因为败绩而否认李广的才华，至少皇帝绝没有这么认为。皇帝很快又重新起用李广，甚至任命他做了自己的郎中令，把他放到了自己最信任的人才可以坐镇的岗位上。

正因如此，李广何以命运多舛，就产生了各种解释。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是，李广“数奇”，即命数不好。李广自己更愿意接受一种说法，他当年做陇西太守时，杀死了八百名投降的羌人，这个道德污点毁掉了自己的一生。但李广还是有一份不甘心。终于，时间到了元狩四年（前119年）。

“春，有星李于东北。夏，有长星出于西北。”

星孛、长星都是对彗星的称谓。天上为什么会出现彗星，根据时代需要不同，会有不同的解释。显然这个时候，人们仰望彗星的时候，都会想起它还有一个名字：“蚩尤旗”——这是大规模战争的征兆。

这是大汉男儿无不热血沸腾的一年。汉朝集结了十万骑兵，加上运送物资的马匹四万，数十万步兵追随其后。即使对大汉这样一个空前伟大的帝国来说，也差不多是所能动员的全部兵力。

太祖高皇帝白登求和以来八十年的屈辱，要在这一年洗刷；文景时代以来五十年韬光养晦积蓄的能量，要在这一年爆发；今皇帝元光二年（前133年）反击匈奴以来，十四年多的激战，要在这一年做一个了断。

司马迁极可能这一年已经做了郎中，那他就会和其他郎官一起，看见这些日子里，老郎中令激动、紧张、期待得像个孩子。老郎中令于汉文帝时代出仕，到今天，做二千石以上的官职也有了四十余年，他已经很老了，如果要想封侯，这是他一生最后的机会。

这些日子里司马迁会看见这样的景象：好几次，李广去恳求皇帝让自己参加出征，但总是看见他满脸失望地回来。突然有一天，司马迁看见老郎中令回到官署的时候，笑得脸上的皱纹如绽放的菊花，颔下的白须仿佛都飘洒着快乐。皇帝同意了，上天毕竟会给老郎中令一个公平吧。李广追随大将军卫青的部队，离开了长安。司马迁和无数人一起，焦急等待着前线的消息。

捷报不断传来。大将军卫青遇到匈奴单于的主力，两军在狂风大作砂砾击面的形势下力战。最后，单于心理崩溃，像个女人一样坐着六匹骡子拉的车逃走。骡骑将军霍去病的战绩还要辉煌，他斩获无数，还登上了匈奴的圣山狼居胥山（在今蒙古共和国乌兰巴托市东），举行了祭天仪式，这辉煌的一刻，不但当时激动人心，还照亮了千年之后许多中国人的梦境。

当然，这次大会战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十四万军马出塞，回来还不到三万匹，数万将士殁于疆场，还有更多的人为支援前线而家破人亡。只不过，这一切属于父母妻子们的伤心，在伟大的胜利面前，显得琐屑而微不足道。

司马迁是一个胸怀家国天下的人，从他为卫青、霍去病所写的传记里，你可以感受到这场胜利带给他的自豪和喜悦。但他也有个人的小小悲欢，他关注着李广的消息。

老将军终于可以封侯了吗？

司马迁等来的，是李广的死讯。

更糟糕的是，李广不是像两千多年后的一部电视剧里表现的那样，与匈奴力战而死的。如果是那样，一切会让人好接受得多。

出塞之后，大将军卫青从俘虏口中获悉了匈奴单于的准确方位。大将军想把立功的机会留给自己的老部下，于是把李广从前将军的位置上调开。李广当然不愿意，而且他认为大将军安排给他的是一条根本不适合行军的路线。于是，李广和大将军发生了争执。最后，卫青动用大将军的威势，把李广晾在一边，直接派人去命令李广的属下并入右军。

这是最羞辱人的方式，因此李广没有向卫青辞行，愤然回到自己的军中，踏上了迂回迢远，而且沿途缺乏水源和草地的东道。

这是临时被强行摊派的任务，李广军中当然不会有东道的向导，更糟糕的是原来就走东道的右将军赵食其军中，竟然也没有。

所以李广的军队迷了路，没有能够穿越大漠和卫青会合。卫青击败了匈奴单于，从漠北回到漠南，开始追究李广部没有及时和自己会合的责任。办法，仍然是甩开李广，让李广麾下的校尉到自己的幕府来对口供。于是李广说：

诸校尉无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

“校尉们是没有罪的，迷路的是我，录口供这事，我自己去。”

于是李广到了大将军的幕府，他突然停下脚步，对随行的部下说：“我刚一成年，就与匈奴交手，至今大小七十余战。今天有幸追随大将军出征，接战单于的军队。大将军却让我走一条迂远的道路，就迷了路，这是天意吧？李广已经六十多岁，终究不能再面对刀笔之吏。”

一直以来，那些精于玩弄法条的“刀笔之吏”，简直是汉军将士的噩梦。开国名将周勃曾经说过，我曾经率领百万大军，可是哪里想过，狱吏竟是如此的尊贵呢？蹉跎一生的冯唐，曾向汉文帝控诉，战士们终日力战，可是汇报战功的时候，一句话没表达准确，就会被文法吏厉声呵斥，所有的功绩全部被归为虚报，彻底抹平。

何况，李广是个完全不善言辞的人呢？于是横刀自杀。老将军只能用这种方式，保全最后一点尊严。

把李广自杀的情形告诉司马迁的人，一定说着说着就忍不住放声大哭。司马迁也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悲愤之情。他这样写道：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当然，对李广的敬爱与同情，不可避免也会影响到司马迁对卫青、霍去病的看法。

骑奴、外戚、大将军

《史记》里有一篇《佞幸列传》，开篇就说：

谚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无虚言。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

俗谚说：“努力耕作不如年成好，善于做官不如撞大运。”真是一句实在话。不但女人有因为长得好而讨到皇帝欢心的，男人也一样。显然，这一篇是讲得到皇帝宠爱的花样美男的，其中有些人物，干脆是皇帝的同性恋人。令人惊讶的是，这篇的最后又写了这样一句：

自是之后，内宠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数也。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

从此以后，皇帝特别宠爱亲近的臣子，大抵来自外戚之家，但人物就不值一提了。卫青、霍去病也是因为外戚的身份才尊贵受宠起来，但挺能用自己的才能进取的。

在后人尤其是今天的人看来，卫青、霍去病是何等武功赫赫、功在千秋的名将，这个地方，何必捎上他们一句呢？于是有人就觉得，司马迁的偏见，实在太过分了。

谈论司马迁的偏见之前，我们也许可以先把话题拉开一点。

《鲁滨孙漂流记》一开头，有一段鲁滨孙的父亲教育儿子的话。老人家认为，自己处于“平民阶级的上层”：

凭他长年累月的经验，他认为这种社会地位是世上最好的，是最能使人幸福的，既不像劳力者那样，得去经历无数的艰辛困苦，也不像所谓的人上人那样，受骄奢、野心和忌妒所累。18

往上看，财富、权势不如，但有道德优越感；往下看，则有财富和道德的双重优越感。这大概是古今中外“平民阶级的上层”共同的心理。

大汉对应这个阶层的，自然就是前面反复提到的“良家子”。

《史记》说，卫青的母亲是平阳侯家的“妾”。这里，司马迁使用了“妾”字古老的含义：女奴婢。后来班固整理这段记录的时候，大约是怕人误解，改成“家僮”。两位史学家只是使用了不同的名词，意见并无分歧。

身为女奴，很多事情不能自己做主。她可以是主人泄欲的工具，也可以是主人酬劳宾客或下属的支付手段，当然，她自己也可能乐意从这种交易中获得一些收益。

这个女人也有一个丈夫，姓卫。他显然知道妻子混乱的关系，但并没有表示什么反对意见。如果对社会下层的生存状态略有知闻，会发现这种现象古今中外都并不罕见19。同样稳定的，还有“平民阶级的上层”对下层的看法，他们通常会把这当作淫秽段子大惊小怪一番，然后推论说，贱人就是贱人，底层活该是底层。

古代的麻烦在于，没有有效的避孕办法。这个女人和丈夫生了一个儿子，又和其他不知道几个男人，生了至少三个女儿、两个儿子，这当中包括后来受到汉武帝宠爱的卫子夫、霍去病的母亲卫少儿，当然还有卫青。

汉代号称“妇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20，这个女人在医疗、卫生条件都很糟糕的条件下，能成功生育这么多健康、美丽的儿女，身体素质一定非常优秀。

卫青是她和一个叫郑季的男人生的。这个男人是个小官吏，曾到平阳侯家服务，于是有了这段露水姻缘。少年卫青曾经回到父亲身边，但父亲并不缺少儿子，原配所生的儿子也都不把卫青当兄弟，而是当作奴仆看待。《汉书》称这些儿子为“民母之子”，强调他们父母都是良民身份，和卫青这种奴婢的孩子不同。

反正是做奴仆，给平民当奴仆自然就不如给权贵当奴仆了。后来卫青还是跟着母亲，而母亲的丈夫也接纳了他，就像接纳妻子的其他儿女一样，所以卫青才会不姓郑而姓卫。

平阳侯的妻子，是汉武帝的姐姐阳信公主。不过史书更喜欢根据她的丈夫，称她为平阳公主。

青年时代，卫青的相貌英俊、身手矫健一定就非常引人瞩目，在骄奢淫逸、攀比成风的长安城里，哪个宗室豪门，不希望自家的奴仆一站出来，精气神就能胜过人家一头呢？所以平阳公主很愿意带他出行，于是卫青“为侯家骑”，当上了一名骑马的侍从。

卫青命运的真正转机，来自他美丽的姐姐、歌女卫子夫。汉武帝到平阳公主家来做客，平阳公主早就准备下十余名“良家子女”，供皇帝挑选。但是在皇帝看来，她们都寡淡无味。一直到卫子夫在歌女队伍中出现，汉武帝远远就看中了她。

于是汉武帝起身更衣，卫子夫心领神会跟上去侍候，结果“轩中得幸”。《史记》对这件事记录如此细致，似乎过于八卦，但相比当时长安城中的各种香艳传闻，司马迁下笔，一定已经大为克制。后世学者对这个话题里的诸多细节也兴味盎然，比如汉武帝幸卫子夫的“轩”究竟是不是厕所，两千多年来就聚讼不已21。

之后虽然还有诸多波折，但总的趋势就是卫子夫得宠，而卫青也成了外戚，从此平步青云。就是说，卫青的出身，本是远远低于良家子的奴辈，又因为裙带关系，一举实现了阶层跃升，实在是小人得志。几乎从任何角度看，他都会是良家子们鄙视的对象，而其行事作风，还在不断强化这种印象。

首先，从卫青和皇帝相处时的诸多细节看，他都不像是一个正直有尊严的大臣。汉武帝掀起了推崇儒学的风气，“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而先秦以来的儒学，恰恰不欣赏大臣在皇帝面前过于恭顺。孟子说，把顺从当作正当的做法，这是小老婆的作风（“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汉代最流行的是“春秋公羊学”，而《公羊传》里，讲了许多或真或假的历史故事：一位大臣不理会君主的命令甚至和君主当面顶撞，而他固执己见所办成的事，最终为君主赢得了荣耀。

也就是说，儒家的尊君，往往尊的是一种理想化的君权，而不是具体的君主个人。而卫青恰恰不是如此，他的作风是“和柔自媚”，绝不可能拂逆皇帝，当然更不要指望他“面折庭争”。皇帝对他的态度，也确实像是对一位佞幸而不是一个大臣。一个最直观的例证是：祖上是贵族、以亢直敢言著称的臣子汲黯，汉武帝如果不穿正式的礼服就会觉得不好意思见他；出身卑微，被前辈儒生讥讽为“曲学以阿世”的丞相公孙弘，汉武帝闲暇时和他见面，有时不戴帽子；而卫青在身边的时候，皇帝可能一边上厕所一边和他交流——联系到姐姐卫子夫就是在厕所里得到皇帝的宠幸，这个场景简直暧昧。

“以顺为正，妾妇之道”，这顶帽子要扣到卫青头上，简直是量身定制。

其次，已经成为一个权贵之后，卫青也拒绝行使权贵的特权。屡立战功之后，汉武帝特别为卫青创设了一个新的职务：大将军，他成为皇帝之下掌握最高军事权力的人。但元朔六年（前123年）那次出击，尽管总体上仍然算取得了成功，局部战场却是遭到失败：前将军赵信、右将军苏建的部队落单，遭遇了匈奴主力，结果赵信投降，而苏建孤身逃回。

怎样处置苏建，引发了军中的争论。卫青的军正和长史都认为苏建在困境中作战十分英勇，能够逃回正是不敢有贰心的表现，处死他不但不公平，而且会造成恶劣影响：以后战败的人都不会再回来了。但议郎周霸认为应该处死苏建。

这场辩论有一个有趣之点：军正即军队里的执法官，长史则是卫青身边最重要的行政人员，这些岗位上的人物，通常被认为比较严苛，甚至深文周纳，但这时他们都体贴人情，主张宽容；议郎隶属于郎中令，也就是说周霸并不是卫青的僚属，而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个儒生，众所周知儒生是鼓吹仁德宽厚的，但这里他却表现出极强的杀人欲望。周霸是这样说的：

自大将军出，未尝斩裨将。今建弃军，可斩以明将军之威。

自从大将军出征以来，还没有斩杀过偏裨将佐，现在苏建抛弃了他的部下，可以杀了他来彰明大将军的威严。

也就是说，杀苏建的主要理由，并不在于苏建是否该杀，而是要树立大将军杀伐决断的权威。

自从孝文皇帝以来，良家子作为军中骨干的汉军，对匈奴一直表现不佳。而汉朝的将军们就像二战时的德军将领一样，总结失败原因时最终总喜欢归罪于元首。是皇帝掣肘太多，执法官吏权势太大，将军们没有足够自主权才导致了失败。当然，按照儒家一贯的贵族立场，对这种推崇自作主张的论调，也会非常喜欢。

所以，现在周霸的提议，是把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丢到了卫青面前。卫青的表态也就不得不非常严肃隆重：

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间，不患无成，而霸说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职虽当斩将，以臣之尊宠而不敢自擅专诛于境外，而具归天子，天子自裁之，于是以见为人臣不敢专权，不亦可乎？

我侥幸以外戚的身份在军队任职（自有皇帝的威严统摄全军），不必担忧我个人没有威严。而周霸劝我树立个人权威，严重违背了做人臣的本分。退一步说，纵使我有专杀之权，但像我这样受到尊宠的地位，仍然不敢在疆域之外擅自诛杀将领，而是把情况向天子详细报告，让天子自己裁决，由此表现出人臣不敢专权，不也是可以的吗？

这番谦恭的言辞，实际上一字一句，都如同重重的巴掌，抽在那些多半是良家出身，喜欢鼓吹“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将军们的脸上。我的战绩远远超过你们任何人，但我从未要求你们那样的特权。

第三，既然不要权贵的特权，卫青也拒绝履行权贵的义务。秉承战国以来的风气，权贵最重要的义务就是养士，但卫青对这件事表现得毫无兴趣。何以如此？因为卫青的低调宽容而死里逃生的苏建，告诉过司马迁原因。

苏建曾向卫青建议说，大将军是天下最尊贵重要的职位，但“天下之贤大夫”都不愿意称道您。希望将军您效法古代名将选拔贤者的做法，也这样努力吧。卫青显然把苏建当作自己的心腹，愿意说几句心底里的话：

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

当初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蚣厚养宾客，天子提起来就咬牙切齿。那些让士大夫亲附自己，招纳贤才，罢黜不肖之类的事，都是人主的权柄。我们这些做臣子的，尊奉律法，完成本职而已，何必参与那些招贤纳士的事呢？

卫青的这番话，可谓紧扣住时代的脉搏，看准了历史的发展方向。但是也很容易联想到：对汉武帝时代的士人来说，卫青这样的权贵越多，他们改善自己生活的路径就越少，选择权也就越小。所以他们当然不会对卫青有任何好印象。

《史记•田叔列传》里，讲了一个司马迁的好朋友任安和田仁的故事。

任安出身贫寒，在基层公务员队伍里摸爬滚打多年，后来和田仁一起，都当了大将军卫青的门客。卫青有选送门客去做郎官的特权，但他只是推荐了一批出身富贵而毫无能力的人，而不会给任安、田仁任何机会。但是，汉武帝派来考核这些门客的，是个非常有眼光的官员，他立刻发现，卫青推荐的这些人“如木偶人衣之绮绣耳”，于是亲自把卫青家所有的门客考核了一遍，这才选中了任安和田仁。

这个故事不是司马迁写的，而是褚少孙22所补，真实性不无争议。但如果是假的，则更能说明问题：卫青已经成了不会识别、选拔人才的代表，人们讲述一个权贵有眼无珠的故事的时候，会把卫青当作“箭垛人物”，是他不是他，反正算他账上就对了。至于霍去病，他活跃于历史舞台的时间更短暂，作风更张扬跋扈，当时的风评，还远远不如卫青。

我们可以大致确认一件事：对良家子、士大夫这些群体来说，卫青、霍去病本来就是大家私下里群嘲讥讽的对象，而不是推崇的偶像。而司马迁，正是一个出身良家子的士大夫。所以我们也许可以换个角度理解《佞幸列传》那句话，司马迁不是刻意要在此文里黑卫青、霍去病一句，而是他有必要向心目中的读者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另外写一篇《卫将军骡骑列传》，而不是就把他们放在佞幸队伍里。

因为他们“颇用材能自进”，和那些单纯的佞幸是不一样的。如果对他们真的只有厌恶和鄙视，司马迁大可以在《匈奴列传》里顺便把卫青、霍去病的事迹讲完，就好像《史记》里只有《大宛列传》而没有单独为张骞立传一样。只是现在时过境迁，有太多人理所当然认为卫青、霍去病就是万众景仰的名将，所以感受不到司马迁这种辩解的必要而已。

毫无疑问，在李广家族和卫青、霍去病的冲突之中，司马迁的感情偏向李广一边，甚至于可以肯定地说，他不怎么喜欢卫青尤其是霍去病。所以在为卫霍立传的时候，不可能像《李将军列传》那样，仿佛寄托着无穷的积郁与叹息。但在《卫将军骤骑列传》中，我们还是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

赵信为单于谋曰：“汉兵既度幕，人马罢，匈奴可坐收虏耳。”乃悉远北其辎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适值大将军军出塞千余里，见单于兵陈而待，于是大将军令武刚车自环为营，而纵五千骑往当匈奴。匈奴亦纵可万骑。会日且入，大风起，沙砾击面，两军不相见，汉益纵左右翼绕单于。单于视汉兵多，而士马尚强，战而匈奴不利，薄莫，单于遂乘六骡，壮骑可数百，直冒汉围西北驰去。时已昏，汉匈奴相纷挐，杀伤大当。汉军左校捕虏言单于未昏而去，汉军因发轻骑夜追之，大将军军因随其后。匈奴兵亦散走。迟明，行二百馀里，不得单于，颇捕斩首虏万余级，遂至寞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城余粟以归。

我没有能力翻译出原文那种简洁明晰却果决、英锐、雄壮的气魄。只能肯定地说，这是配得上第一流名将的第一流叙事。这段文字的简洁勾勒，仿佛苍凉辽阔的画卷配合着热血之极的背景音乐，激发出后世无数诗人的灵感：大漠风沙，长河落日，铁骑突出刀枪鸣，相看白刃血纷纷，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一个又一个意象，构成了中国古典文学里最动人的风景。

后世有文人评价说，“卫霍深入二千里，声振华夷，今看其传，不值一钱”（［宋］黄震《黄氏日钞》），那是他自己的期待视野使然，绝不是司马迁的本意。不论李广还是卫青、霍去病，身后的遭际，都与生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数奇”的李广成了宠儿。他的命运多舛困踬终身，非常适合失意文人代入；到唐朝，皇帝自称陇西李氏，那么李广就成了唐朝皇帝的祖先，唐诗中夸耀李广的英姿与将才，就成了一件非常主旋律的事情。李广奇迹般得到了攻击朝廷者和歌颂朝廷者的双重加持。

卫青、霍去病则刚好相反。后世的文人，一直也没有忘记他们卑微的出身；而卫霍又是外戚，汉朝之后批判外戚大多数时候是政治正确。在军事上乏善可陈，但文化极其繁荣的宋代（意味着这个时代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特别大的话语权），好大喜功的汉武帝经常被拉出来作为反面典型，卫霍有时也难免陪绑。

到了现代，情势又一变。歌颂秦皇汉武的声势浩大，卫霍功业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称道。尤其是，他们不但无愧一代名将，还无疑是英俊少年，那就是太适合作为偶像存在了，所以像粉丝追星一样追捧卫青、霍去病的现象，也绝非罕见。

无限美化卫青就带来一个问题：李广是因卫青而死的，既然卫青道德上要纯洁无瑕，那李广就必须是卑鄙又无能的小人，他是在用自己的死碰瓷卫青抹黑卫青。李广身上有任何一丝优点，都是不能容忍的，连带着赞美李广的司马迁，写历史的态度也必须有问题，他在毫无底线地歪曲事实。

司马迁当然是有偏见的，可不容否认的是：现在大家吐槽李广的材料，都是司马迁留下来的；歌颂卫霍的材料，也是司马迁留下来的。司马迁的偏见只是表现在，他把他喜欢的事实写得更动人。

后来班固写《汉书》的时候，在许多问题上，看法都和司马迁不同，但他仍然称道这位前辈史家的作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偏见和实录并不矛盾，尊重基本事实的前提下，各式各样的偏见并存，远远好过唯一的正确答案。

附：李广是路痴吗？

嘲笑李广是路痴，算网上很流行的梗了。李广之死，和“失道”有关，还有人说李广经常迷路，这个问题需要辨析一下。

汉朝出击匈奴，是非常艰难的事情。

第一，茫茫大漠与草原，难以确定匈奴的位置在哪里。多路出击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增加发现敌人的概率。

第二，大军的补给，需要利用沿途的水草。每条路线的水草资源都非常有限，而且受气候等因素影响，具体情况也不稳定，这也决定了即使确定了匈奴主力的方位，也只能多路出击，最终合围。

史书中关于汉军具体行军路线的记录非常缺乏，学者们做了很多考据，但很多问题仍然难以确定。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无比重要的名字“龙城”，具体在哪里，甚至它究竟是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点，都没有一致意见。

只能大致做这样一个判断：不同的路线，后勤保障难度差别很大。合理的安排，自然是把路况最好、水草最丰美的路线留给主力；而有些特别难走的路，第一是容易“失道”，第二是容易落单。

元光五年汉军第一次出击，兵分四路：车骑将军卫青出上谷，骑将军公孙敖出代郡，轻车将军公孙贺出云中，骁骑将军李广出雁门。

这次，四路军队都没有迷路。不过只有初出茅庐的卫青展示了极佳的方向感，直取匈奴龙城，获首虏七百计。公孙贺扑空，而李广与公孙敖均遭遇匈奴大军，都惨败。

这之后的元朔年间，是卫青最风光的时期，屡屡出击，都有斩获，尤其是收复了“河南地”，对匈奴经济是沉重的打击。

直到元朔六年夏四月那一战，虽然总体上胜利，但也出了个纸漏：有一支汉军落了单，“亡两将军，三千余骑”。这两位将军一位是匈奴投奔过来的赵信，他现在又降了匈奴，成为匈奴单于的重要参谋；另一位是苏建，大名鼎鼎的苏武的父亲。这一战李广是“后将军”，没有和匈奴遭遇。

元狩二年，李广的军队出右北平，落单，损失过半（《汉书》说全军覆没），但杀敌表现还算不错。落单的原因是主力迷路，迷路的那位是大家认为应该最认路的通西域的张骞，不过把精通西部路线的张骞调到右北平，真是舍长用短，背后也不知道有什么玄机。

同时，霍去病从北地郡出击，他的主力大有斩获，但支援的部队迷路，迷路的这位是卫青的老朋友公孙敖。然后就是元狩四年的这次大会战，卫青遭遇单于，临时决定改变作战方略，迅速穿越大漠，他所带的精锐数量，应该大致是主道所能承受的上限。

李广事先向卫青提出，走东道的话迷路风险太大，东道的水草也不足以保证自己这支军队的补给（“其势不屯行”）——有人说你做将军的不事先侦查地形吗？事实上李广显然侦查了，结论就是东道根本不能走。

从最终卫青回到漠南就遇到李广和赵食其部队的情况看，李广的部队似乎还在原地，而不是“或失道”在东道鬼打墙。其实甚至有可能李广部根本就没出发，所以才对卫青质问为啥迷路这事，完全没法回答。

综上看来，汉匈战争中，汉军迷路次数很多，但尽管如此，除了元狩四年那一次，迷路的都不是李广，所以大致判断是，李广没有带主力的经历（当然也没证据表明他有这个能力），多次落单，但路痴是真不至于。

顺带说一下李广这辈子最丢人的一件事。

汉武帝时代历次出击，就算认定司马迁的文学描写有夸张，总不影响李广是小部队对上匈奴主力，仗打得不难看这个基本判断。

最糟糕的，其实是汉景帝中元六年，“匈奴大入上郡”，李广率领百骑，和匈奴数千骑对峙，好像还挺智勇双全的那次。

这事的严重性，光看《李将军列传》看不出来，要对照《汉书•景帝纪》：“六月，匈奴入雁门，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马。吏卒战死者二千人。”

李广为追三个射雕者脱离大部队，汉军不知道主帅去哪里了不敢行动，结果导致重大损失。而且这事之后，李广好像没受到什么惩罚。

推想原因，按照李广的水平正常发挥，本不应该有这事。问题出在“天子使中贵人从广勒习兵击匈奴”，虽然这位中贵人学习成绩很差劲，但李广还是很想讨好这个学生的，小题大做，结果闹了这么一出。可能汉景帝也不知道锅该归谁，最后就假装没有锅了。

当然这事也可以看出，李广的情商不像有些人期待的那么低，该讨好谁他是知道的。他也确实做到了让皇帝挺喜欢他，后来汉武帝让他做卫尉，做郎中令，都是皇帝自己的安危所系，不是对真信任的人，不会给这类任命。

其实“数奇”还真是对李广命运很好的解释。生早了出名早了，全面反击匈奴阶段，第一这种作战模式下他独当一面确实不大行，第二他的资历声望攒到这个地步，又很难像弟弟、儿子那样只当打手型的将领，其实那样侯爵也早到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