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统一
壮游路万里
元朔三年（前126年），二十岁的司马迁壮游天下。
虽然此时他还没有入仕，但这次远游却承担着官方使命：他领有搜集天下散逸史书的任务。一路上，他乘坐的是汉朝政府提供的车辆。
远游对个人来说是巨额开支，但对汉朝官方来说，当然就不值一提了。汉武帝出手豪阔，无论是赏赐浴血奋战的将士还是夸夸其谈的方士，都毫不吝啬。从中国历史的高度着眼，为司马迁提供这种方便，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这样记述自己的游历：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峰，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这段介绍了司马迁所到过的地方，但显然不是具体行程。因为从长安出发，先到江浙再到湖南再到山东，无论如何是不合理的。只有最后提到由山东经过河南回到陕西，是很正常的路线。
第二，司马迁没有说自己游历了多长时间。这个范围覆盖了汉朝的半壁江山，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时间不可能太短。由于司马迁不是简单的旅游，而是要查寻史料，访问风土人情，所以耗时可能相当长。学者推断这次游历的时间，短的认为一年多，长的认为可能有好几年。
第三，游历之中，司马迁最关心的人物，一是上古时代的圣王，二是春秋时代的圣人。具体说，是舜、禹和孔子。
当然，连带着也会探访到很多人物的遗迹。
屈原
“窥九疑，浮于沅湘”，这是去找传说中的大舜，而九嶷山、湘江、沅江，都是楚辞中经常出现的地名，自然也会让人想起一个熟悉的名字，屈原。
关于屈原，很多事情都是个谜，我们今天能读到的战国史料里，见不到他的名字。我们也不确定司马迁为屈原立传时，信息来源具体是什么9。但可以肯定的是，司马迁非常喜欢屈原，他找到屈原沉江的地方，“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在司马迁的心中，屈原是什么样的人呢？从《离骚》《哀郢》这样的作品里，很容易感受到屈原对楚王强烈的忠诚与爱戴，司马迁也很有共鸣。后来司马迁评价自己的早年生活，说自己一直“求亲媚于主上”。对今天的许多读者来说，这句话未必很符合司马迁的形象，但形容喜欢以香草美人自喻的屈原，却再合适也没有了。
还有司马迁批评宋玉、唐勒、景差的话，“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面对犯错误的君王敢于直谏，是那时司马迁最推崇的道德勇气。年轻的他还不知道，这种勇敢究竟意味着什么。
战国四公子
作为游侠爱好者，司马迁当然会非常关注喜欢养士、被尊为大侠的战国四公子。
楚国的春申君黄歇应该是司马迁最不喜欢的一位。《史记•春申君列传》写得破绽百出，有些地方甚至可以用荒诞不经来形容。这一次在楚地的时候，司马迁游览了春申君当年的封地，只冷冷评价了一句：“宫室盛矣哉！”楚地当时算经济落后地区，大概春申君奢华的宫室建筑矗立其间，显得尤其刺眼。这当然也是批评春申君残酷剥削了楚地的民众。
薛（今山东滕州附近）是孟尝君田文的封地，司马迁在这里遭到了“困厄”。具体是什么凶险，司马迁没有说，但这件事显然让他对薛地有了极坏的印象。这里民风恶劣，和邻近的孔孟家乡形成鲜明对照。这是为什么呢？
司马迁找人打听，得到的答复是：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司马迁讽刺说：
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
显然是说孟尝君的门客，实在大多不堪得很。
赵国平原君赵胜生活在邯郸，司马迁这次没有去。司马迁说平原君是“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但这句非常文艺的好评之后，就是“未睹大体”“利令智昏”等吐槽，显然，司马迁对他也并不欣赏。
毫无疑问，司马迁最推崇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连那篇传记的题目都是《魏公子列传》，显得亲近之极。而这种偏好，其实非常符合汉代的主旋律，汉高祖刘邦青年时代，简直可说是信陵君的粉丝，当皇帝之后，每次从魏国国都大梁经过，都要祭祀信陵君，还专门安排五户人家为信陵君看守坟墓。
司马迁见到的大梁城，是残破与繁华鲜明对照的景观：一百年前，面对大梁城坚厚的城墙，秦将王贲利用大梁地势低洼的特点，引河沟倒灌，最后城墙坍塌，秦国灭魏。所以司马迁见到的，是“故大梁之墟”。一百年时光的侵蚀，不足以削平高大的城垣，它仍然凸出于地表之上，但夯土会松软，掉落其间的种子可以生根发芽。所以，这是一个雄伟而草木茏葱的废墟，站在城墙下仰望，或者登上去把酒临风看残阳如血，历史的沧桑感会油然而生。
一百年的时间，修复社会创伤的能力又是惊人的。秦灭魏时，这里死了很多人；楚汉相争时，这里更是激战的沙场，所以死了更多人。但既然汉朝建立，和平来临，作为一个水陆交通枢纽，这一带又发展得欣欣向荣，人烟阜盛市井繁华。眼前的一切都似乎在提醒你，大一统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
司马迁终究不是信陵君的脑残粉。有人认为，如果魏王能够充分信任信陵君，国家就不至于削弱而终于灭亡。司马迁反驳说：
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上天有意想让秦国扫平海内，它的事业没有完成就不会停止。不要说信陵君了，魏国即使得到商朝伊尹那样的辅佐，又有什么用处呢？
当然，秦朝的统一只是一个前奏，归根结底，秦是在为大汉铺路。
汉初功臣
在会稽山探访了大禹遗迹之后，司马迁北上去孔子的家乡，途中会经过淮阴，那是汉初第一名将韩信的家乡。
韩信和萧何、张良一起，被本朝太祖高皇帝刘邦称道为三位最了不起的功臣，后世并称“汉初三杰”。但是，和萧何、张良最后都得以善终，也有官方定调的正面评价不同，韩信的结局，是因为谋反的罪名而被处死于长乐宫，韩信最终成了叛臣。
不过司马迁生活的时代，舆论风气又有了很大的变化。开国元勋中，有一大批实权派人物都与韩信有并肩作战的经历，他们多半敬佩韩信，同情韩信。而杀害韩信的主谋又是吕后，恢复韩信的名誉，并不需要过分抹黑高皇帝刘邦。
所以吕氏家族被族灭之后，肯定韩信的功绩，认为他被冤枉的声量，不论朝野，都越来越大。司马迁时代，朝廷大约是采取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绝不公开为韩信翻案，但碰到官员和民众说韩信好话，也并不严厉禁止。
为韩信立传的时候，司马迁显然非常兴奋，他在淮阴本地搜集到很多韩信早年的传闻。韩信如此才华，却因为“贫，无行”而不能得到家乡父老推荐，无法到县廷谋一份差事。听到这个故事，司马迁可能很有代入感，毕竟这和自己的遭遇很像。而韩信宁可忍受胯下之辱也要将来成就一番事业的抉择，司马迁可能要到很久以后，才会真正明白。
从齐鲁西行回长安的途中，司马迁会经过刘邦的家乡丰沛。讨论楚汉相争的成败时，有一种流行的论调是，项羽任人唯亲，而刘邦能广纳天下人才。实际上，刘邦一样有任人唯亲的倾向，只不过不是看血缘，而是“亲不亲，故乡人”。韩信、彭越、英布这些后来加入的英雄，刘邦当皇帝后都铲除了，刘邦最信任的终究还是乡党，以至于现代研究者讨论汉初功臣的时候，发明了一个名词叫“沛县元从集团”。
这些人大多得到了善终，后代承袭爵位，但这些功臣之后也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平庸，在政治大局中也越来越被边缘化。司马迁父子还认得他们中的一些人，总的说来可能印象不佳，连带着对当年那个创业集团，也不太瞧得上：
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流子孙哉？（《樊郦滕灌列传》）
我到了丰沛，访问当地的遗老，观看萧何、曹参、樊哙、夏侯婴的故居，打听他们早年的事迹，所听到的真是令人惊异呀！当他们操刀杀狗或贩卖布匹10的时候，难道能够预料到，日后可以追随骥尾，垂名汉室，功德惠及子孙吗？
这句话大大贬低了这些开国功臣，以为只是沾刘邦的光而已。当然，已经是汉武帝时代了，对功臣的贬低实际上也是政治正确：这样正突出了伟大的开国帝王的作用。
二十岁的司马迁，有激烈和善感的一面，但少年时代的狂放不羁，已经收敛了许多，思想总的说来相当主旋律，是个符合时代需要的好青年。
统一的烙印
不管有多少感想，这次司马迁壮游天下，感受最深的，应该是“统一”。
不是天下一统，他不可能在如此广大的范围里如此安全地游历（毕竟值得一提的“困厄”只有一次）。
尽管天下各地风俗各异，但统一的痕迹无处不在。司马迁要获取上古圣王的信息，却要到南方去搜集材料，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舜和禹生平活动的重心，都在北方；当时的政治重心，当然也在北方。按照古老典籍《尚书•禹贡》的记录，天下分为九州，以冀州为中心，当时冀州的主要地区，是在今天的山西南部。
但是，司马迁时代的人们又普遍相信，舜和禹都是在南方去世的：
（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五帝本纪》）
这句话里提及的地名，苍梧、零陵都在今天的广西，而九嶷山是广西和湖南的分界。
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夏本纪》）
会稽是指会稽山，在今天浙江的绍兴。传说禹曾在这里大会诸侯，会稽山上有个古怪的洞穴，禹曾下去探访过，所以称为“禹穴”。
九嶷山和会稽山，都是这次司马迁重点考察的对象。
交通和统治技术如此不发达的上古时期，北方的帝王死在如此偏远的南方或东南，今天的学者难免觉得不合情理。他们往往倾向于这样解释：这是当时的北方人和南方人一起修改自己记忆的结果。接受这个说法的话：北方先进的文化，可以覆盖更辽阔的疆域；而南方本来落后的地区，就同样也属于先进的文明。于是，南北双方，就有了可以共享的历史，也就可以更加和谐亲密地面对现在。
后来，司马迁跟随汉武帝巡游天下，又听到了更多关于黄帝的传说：包括尧、舜、禹在内的众多伟大人物，统统都是黄帝的后代。这张记忆之网，也就可以把当时人的已知世界，全部包罗在内。
当然，大家都愿意接受这样一种记忆，是因为这个年代，拥护统一的现实动力无比强大。
后世经常拿秦皇汉武并称，两位伟大帝王的性情与作风也确实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是，秦始皇时代与汉武帝时代，社会心态已经根本不同了。
战国诚然是乱世，史料中也动辄有斩首多少万的记录，但战国时代的战争大多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没有不惜代价涸泽而渔的社会动员——前现代的大型战争，死于后勤工作的人远远多于死于正面战场的，战国这种战争方式，大大减少了人口损失。
所以两百多年的战国时代，天下人口还在稳步增长。现代学者估算，天下一统的前夕，人口已经有将近四千万。
秦始皇在短短十年之内，摧枯拉朽般扫平了六国，这个过程里，并没有死太多的人。然而统一天下有多轻松，统治天下就有多难。山东六国不论贵族还是平民，都可以不介意自己的国家被灭掉，却无法接受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大秦帝国各种改天换日的政策不断推出时，贵族丧失了特权，平民则生存底线都难以保障，于是诛暴秦，伐无道，重建美好旧社会的热情，在几乎所有人的心里爆发出来。
这一次新旧制度的对决，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恐怖的灾难。亡秦战争打了三年，楚汉相争持续五年，刘邦终于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大汉的人口已经只剩一千八百万。短短八年，超过一半人死于战乱和由此引发的饥荒、瘟疫等各种灾难之中11。
最热爱旧制度的六国贵族，在这个过程里绝大多数被肉体消灭。活下来的人当中，恐怕也没多少人还有力气思考新体制、旧体制哪个更好的问题，和平的可贵超过一切。所以几乎是顺其自然的，汉朝采用了一种分封制和郡县制混合的制度。但无论如何，有一个高高凌驾在所有人之上的皇帝，是和平的必要保障。皇帝存在的意义，不在于他做了什么，而在于有这样一尊偶像存在，就可以避免什么，这也就是大汉建国以来“无为而治”的精义。
然而当今皇帝，显然不愿意继续这种治国之道了。此时的汉武帝年富力强，身上仿佛弥漫着无穷的精力，睿智大脑中的天才创意，一个接着一个。无数宏伟的蓝图，需要变成现实。
雄心勃勃的皇帝期待大有作为，天下人也早已不是救死扶伤之不暇、嗷嗷待哺的天下人了。人类的遗忘能力很强：两千多万人的尸骨早已融入大汉的沃土，两千多万人的亡魂在空气中消散得无影无踪，关于战争的恐怖记忆已经基本消失；同时，人类的记性又很好：刘邦、项羽、韩信、张良……这些英雄人物的传奇还在人间口耳相传，哪个血仍未冷的人类，听到这样的故事，不觉得豪情万丈悠然神往？
司马迁到处奔波搜集史料的时候，也会看见大汉的天空下，到处都是骚动不安、跃跃欲试的豪杰英俊。
其实，这一点倒是不用出长安城就能感受得到的，因为“大一统”有一种奇异又伟大的向心力，能够让天下野心怦怦跳动的人，都怀揣着同一个梦想：
到长安去！
到长安去
学过中学历史就知道，汉代实行察举制度，即官员的选拔办法，是由原有的官员，向朝廷推荐人才成为新的官员。这个说法大致不错，只是有点简单化。
刘邦当上皇帝之后，一些功高震主的人物必须除掉外，总体上相当厚道。追随自己打天下的，从将军到士兵，都给予了相当丰厚的回报，以至于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军功受益阶层。汉代初年，从朝廷高官到基层吏员，很大程度上被这个阶层垄断。这个时代，察举只是偶一为之，不可能形成制度。
一直到汉武帝即位，这个暮气沉沉的特权阶层和青春洋溢的帝国显得越来越不相匹配，制度化的察举，才真正提上了议事日程。
察举是推荐和考试结合的制度，地方官有责任每年向中央推荐“吏民之贤者”。后世论史者喜欢怀疑推荐制度是否公平，并拿察举和科举比较，认为后者更为合理。实际上察举至少实现了一点至关重要的跨越：地方不断向中央输送人物。如果察举很公平，那这位确实是个人才；如果察举有猫腻，那这位多半来自地方的权势之家，无论怎样，地方和中央的绑定程度都大大加深。
何况，察举之外，汉武帝还有更加灵活的吸纳人才的通道：士民可以“诣阙上书”。
汉代未央宫的布局，和我们熟悉的北京故宫的布局完全不同。宫城位于城市的西南角，所以西宫门和南宫门之外即为长安城城墙，这两个门也就不那么重要。形制上讲，东门是接见诸侯朝见的正门，宫阙最为高大，但日常使用更多的大门，是北门12。
北门之内，有一个叫公车司马的部门，负责接收官吏或民众的上书，民间有冤情，可以通过这个渠道直接向皇帝反映。本来，这是类似今天信访制度的一种措施，但汉武帝赋予了它一项新的功能：
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数……（《汉书•东方朔传》）
任何人只要觉得自己有治国或者其他方面的才华，可以在这里自我推荐，如果建议让皇帝满意，那就可以得到越级提拔。汉武帝让信访办也承担起了一部分开发人力资源的职能。
我们可以看几个人物的故事。
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是蜀郡成都人，字长卿，家境富有，文学方面更天资超卓，但他的前半生，却总是在关键时刻，做出错误的选择。
因为属于富裕阶层，汉景帝时代，司马相如就得以成为郎官，担任武骑常侍。
这个职务秩六百石，工作性质是“常侍从格猛兽”，看来需要相当能打才行。但对于司马相如而言，工资和工作风险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身为一个郎官，可以接近皇帝。
但是汉景帝对文学才华并没有兴趣，司马相如不能不感到郁郁不得志。这时，汉景帝的弟弟梁孝王刘武来到长安朝见皇帝和母亲窦太后，梁王是个辞赋爱好者，他身边的邹阳、枚乘、庄忌等人，都与司马相如一见如故。而梁孝王极得窦太后宠爱，若得到他的赏识，荣华与风光，远远超过一个不被重视的武骑常侍。
于是司马相如决定干脆去梁孝王那里碰碰运气，梁孝王果然很喜欢他的作品。不幸的是，没过几年，梁孝王就死了。
窦太后一直主张，一旦汉景帝去世，由梁孝王来继承皇位。汉景帝尽管不能直接表现对弟弟的厌恶，但实在积怨已久，现在弟弟死在自己之前，内心欣喜之何如，只怕难以言表。这个时候，身为梁孝王的宾客，处境可想而知。
所以司马相如只能落魄地回到家乡。在外面游历这么多年，他家境已经败落，却除了一点虚名，什么都没有得到。毫无疑问，他会成为许多人的笑柄。
接下来，就发生了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的故事。不管这件事被后世小说家描述得多么浪漫，被赋予了多少爱情元素，实际上司马相如主要是为了提升自己生活的经济水平而努力。他让卓文君跟自己私奔，然后用穿着大裤衩做洗碗工的方式，先羞辱自己，从而羞辱了老丈人卓王孙，讹来了对方的资助13。作为一个心高气傲的才子，这次运作尽管成功，恐怕也难以补偿多年来的失落。
要有真正的转机，还是得靠皇帝。长安城里的天子，换成汉武帝了。和许多雄才大略的暴君一样，汉武帝内心有特别细腻柔软的一面，他读到司马相如的作品，非常欣赏。而一个为汉武帝养狗的宦官正是司马相如的同乡，他不失时机地向皇帝推荐了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终于迎来了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日子。不但作品受到汉武帝赏识，他还积极投身西南地区的扩张事业。司马相如以皇帝特使的身份回到蜀地，结果，蜀郡太守以下都到郊外来迎接他，县令们背着弓弩箭矢为他开道。卓王孙和当地贤达来司马相如门下献上肥牛美酒，希望能叙上一点情谊。
这个时候，卓王孙喟然叹息，不但不再懊悔把女儿嫁给司马相如，相反以为自己得到这个女婿实在太晚了。卓王孙在分家产的时候，把卓文君像儿子一样看待。这个时候，司马相如未必还很在乎这笔财富，但终于让本来瞧不起自己的老丈人向自己低头，那份扬眉吐气的感觉，简直使人飘飘然有凌云之想。
庄助
庄助14是会稽郡吴县人，会稽郡举贤良，他便到了长安。应对皇帝的策问时，庄助的回答特别得汉武帝的欣赏，因此被提拔为中大夫——这是郎中令的属官，和当时的很多官名一样，“中”不是中等，而是宫中的意思，即担任这个职务的官员在宫中上班，随时为皇帝提供咨询。
后来庄助多次表现优异，成为汉武帝早期最被赏识的臣子之一15。一次闲暇，汉武帝问庄助在家乡时的情况，他回答说，当年因为家境贫穷，受到过有钱的连襟的羞辱。汉武帝又问他想做什么官，庄助回答说：“会稽太守。”
汉朝有避籍的制度，人不能到自己的家乡为官，庄助这算是无礼的要求，但汉武帝答应了他。
一来，汉武帝对庄助比较偏爱；二来恐怕更重要的原因是，汉武帝从庄助日常的言行里，能够感受到他和家乡父老之间的恶意。避籍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害怕地方官和豪强势力相勾结。让一个不爱家乡的人回去，就不必有这层顾虑了，所以汉武帝愿意为庄助破例。
朱买臣
朱买臣和庄助是同乡，家境贫寒而喜欢读书，没有“治产业”的本事，只能靠砍柴卖柴换点衣食。同时他显然是表演型人格，挑着柴薪的时候，还要摇头晃脑背书，事实上，是大声把书里的内容唱出来。
朱买臣大概很享受路人看神经病一样的目光，但他的妻子也一样背着重物，就跟在他身后。这个女人受不了了，让他回家再唱，但朱买臣越发来劲，“愈益疾歌”，简直是要把吟诵变成贯口的节奏。
女人要和朱买臣分手。朱买臣说：“我五十岁可以富贵，现在已经四十多了，你跟着我也受了很久的苦，等我富贵后酬劳你的辛苦吧。”女人愤怒地说：“像你这样的人，终究不过是饿死沟中罢了，还说什么富贵？”
女人终于离开朱买臣，改嫁别人。但她对朱买臣还算不错，后来和他相遇，看见他饥寒的样子，还照顾了他一顿饭食。
女人当年怎么会嫁给朱买臣的，让人颇有些好奇。或者，夸夸其谈而身上闪耀着野心光芒的男人，确实有一份魅力吧。只是经年累月贫贱夫妻的生活，终究会让这份光芒黯淡。女人认为朱买臣这辈子已经没有希望了，在会稽郡的范围之内看，确乎如此。朱买臣要想实现自己五十岁可以富贵的目标只有一条出路：到长安去。
会稽与长安之间千里迢迢，花费巨大，贫穷的朱买臣显然凑不齐这笔钱。但几年后，他得到了一个机会。地方政府要向中央汇报工作，称为“上计”，到中央汇报工作的人，也就是“上计吏”。上计吏大小也算朝廷的官员，沿途得有人来服侍自己，所以需要一个百姓来做自己的“卒”。
卒是“隶人给事者”，也就是从属于他人，为他人服务的人。这是当时徭役的一种，因为需要背井离乡，大多数人视为苦差，避之唯恐不及。朱买臣却愿意揽下这份活儿，因为这样一来，去长安的路费就由官府来支付了。
朱买臣拉着装满上计吏衣食用度的车子，一路到了长安。终于，他看见了未央宫巍峨的北阙，那一刻他仿佛一条看见龙门的鲤鱼，就去“诣阙上书”了。但是正像大多数聚集在北阙之外的人遭遇一样，朱买臣的上书如石沉大海。他每天去宫门外探听消息，但得不到任何回复。官府只负责他的差旅费，长期在长安滞留的开销却只能自己想办法，朱买臣几乎困窘到要绝粮的地步。
好在，会稽郡在长安有“郡邸”，也就是常驻京师的办事机构（如同今天的“驻京办”），朱买臣就去谋求继续承担“卒”的工作，好在长安城留下来。显然，在很多人看来这个选择根本是犯贱，朱买臣成了大多数同乡眼中的一个笑话。但有人例外，就是汉武帝的宠臣庄助。或许他在朱买臣身上仿佛看见了当年的自己，于是把朱买臣推荐给汉武帝。
汉武帝见到朱买臣后很喜欢，也封他为中大夫。出过几次风头之后，朱买臣犯了事丢掉官职，又沦落到去郡邸蹭饭吃的境地，那里同乡对他也难免更加鄙视。
过了许多年，朱买臣真正跳龙门的机会终于来了。汉武帝突然再次召见朱买臣，和他商讨在东南地区的开拓问题，对他大加赞赏。也许是有了上次和庄助交流的经验，汉武帝看穿了朱买臣最想要的是什么，对他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于是拜朱买臣为会稽太守。
朱买臣的表演型人格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他穿着原来的破旧衣服，步行回到会稽郡邸，而怀里揣着会稽郡守的印绶——汉代的制度，最高级的官员如丞相、太尉，拥有一颗黄金制成的官印，上面系紫色的绶带；太守是二千石，级别要低一些，拥有一颗白银制成的官印，上面系青色的绶带。这都是常人可望不可即的地位，以至于汉朝人习惯把获得高官厚禄，称为“取青紫”。
刚好又是上计的时节，官吏们正在一起喝酒，对朱买臣的到来视而不见。朱买臣也不理会他们，只和“守邸”（负责打理驻京办的日常生活的小吏）一起吃饭。吃着吃着，朱买臣好像是无意露出一段绶带，青翠欲滴的绶带在旧衣服的衬托下，显得异常鲜明耀眼。
守邸觉得奇怪，就伸手去拽那截绶带，于是，会稽郡太守的官印显露出来。
这个消息引起整个郡邸的轰动，大家推推操操聚集到庭院中，向新领导行礼。朱买臣缓缓从屋里出来，但并没有和这些下属多交流，因为朝廷派来迎接他的高车驷马已经到了，朱买臣上车扬长而去。
就这样，朱买臣成功把自己人生转折的戏剧性放大了许多倍，但这仍然不够，他还要把那个离他而去的女人拉回这场大戏当中。
为迎接新郡守，会稽郡的官吏组织群众修缮道路。
朱买臣的车驾进入吴县地界的时候，他看见自己的前妻，这个女人和她现在的丈夫都在修路群众当中。于是朱买臣吩咐，让他们夫妇俩都上随行车辆，到太守官邸的后园住下来，每天供给饭食。
就这样过了一个月，女人上吊死了——史书没有交代她自杀的原因，但她选择自杀实在是自然不过的事情。朱买臣让他们夫妇生活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物质上给予了一点照顾，精神上却是莫大的羞辱。他就是要无时不刻提醒女人，你当初离我而去有多么愚蠢，你本来可以获得多少荣华富贵，现在却一切可望不可即。
朱买臣给了她的丈夫一笔钱，让把她好好安葬。朱买臣又召见了当年对自己有恩的人，一一作了报答。
《史记》对朱买臣的记述极其简单，上面这个生动的故事来自《汉书》，真实性可能有些问题16。和司马相如一样，朱买臣的故事后世也广为流传：他妻子的形象被不断丑化，更加入了马前泼水的经典桥段。落魄书生受够了老婆的气，当然会极爱这样一个逆袭的传奇。
不过回到《汉书》的版本，尽管朱买臣对妻子的手段相当卑劣，但应该说他的怨毒所聚，其实并不仅在妻子，最重要的，还是背靠皇权的威严，向一切曾经鄙视过他的人报复示威。这个故事或许有所虚构，反映的社会心态，却仍然相当典型。
主父偃
主父偃是临淄人，这里当年是齐国的首都，汉武帝时代初期仍然属于诸侯王统治的地区，但是主父偃对大一统皇权的热爱，却超过任何人。
他年轻时学习的是“长短纵横术”，也就是苏秦、张仪那样周游列国游说君主的技巧。汉武帝即位之后，主父偃感受到时代大潮的变化，于是开始学习《周易》《春秋》等儒家学说。毫不意外，齐地的儒生不喜欢这个半路出家的投机者，他成了众人排斥的对象。
主父偃家境贫困，亲友都有借急不借穷的常识，不愿意借钱给他。主父偃北上游历了燕、赵、中山等地，没有人厚待他。羁旅生涯，越来越困窘，于是对自己说，诸侯王不是值得的交游对象，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一条路：到长安去。
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主父偃入函谷关来到长安，这是汉武帝在位的第七年，但握有大权的太皇太后窦氏去年刚刚去世，这是汉武帝才开始尝试乾纲独断的时代。
后来战功赫赫的大将军卫青，这时候还只是郎中令手下的一个中层官员，但他很得皇帝宠爱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主父偃走了卫青的门路，年轻的卫青还没有多少政治经验，也愿意向皇帝推荐一些人才，几次和汉武帝说起主父偃，但汉武帝毫不理会。
五六年的时光转眼流逝，主父偃已经困窘得生活都难以维持，也越来越被身边的人所厌恶。他决定做最后一搏：北阙上书。
按照正常的流程，上书被皇帝看到是极为艰难的事情，像朱买臣那样漫长的等待，才是常态。但主父偃现在却成了一个幸运儿：
朝奏，暮召入见……天子召见三人，谓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
主父偃的上书早上呈递进去，晚上就得到了召见。汉武帝对他和同时被召见的另外两个人说：“你们本来都在哪里呢？和你们相见为什么这么晚哪！”
也许可以这样推想：卫青推荐主父偃，汉武帝立刻就发现这确实是一个人才，尤其是整治诸侯王的时候，这是一把特别锋锐的尖刀。但是，既然这是自己打算重用的人，那他就不能是由卫青推荐的。将来被委以重任的一文一武，如果关系亲密，一个对另一个有恩情，对皇帝来说，实在算不得什么好事情。
所以汉武帝早就等待着这一天，他让公车司马关注着，北阙有没有主父偃上书，有就立刻来向自己禀报。朕选用的人才，必须是朕自己发现的。
这才能解释，为什么主父偃的上书，这么快就能被汉武帝看到。
主父偃为汉武帝提了许多建议，纵横家的阴谋之术用儒家思想包装后效果极佳，并且有利于塑造皇帝的道德形象。最典型例子，就是著名的“推恩令”，庞大的诸侯国对朝廷是个威胁，直接剥夺他们的土地却可能激起他们的反抗之心，不如“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除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儿子也可以获得侯爵的封号分得一个县。这样做完全符合仁孝之道，诸侯不但不会抵触，甚至可能感恩戴德，而朝廷要面对的，却由几个强大的诸侯国变成一众弱小的王国和更弱小的侯国，将来要褫夺他们的爵位，就轻而易举了。
主父偃很快成了汉武帝最宠信的官员。
这段时间里，很多大臣都畏惧主父偃的口舌之利，他们送给他巨额贿赂。有人劝说主父偃，要他不要过于横行。主父偃回答说：
臣结发游学四十余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厄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远，故倒行暴施之。
我刚一成年就开始游学，转眼已四十余年。自己的志向得不到实现，父母不把我当儿子看，兄弟们不肯收留我，宾客抛弃我，我困厄的日子已很久了。况且丈夫处世，如不能列五鼎而食，那么受五鼎烹煮而死好了。我年事已高，到了日暮途远之时，行为颠倒粗暴，那也顾不得了。
显然，他只想把四十余年来的怨愤发泄出来，至于最终自己的下场如何，他已有所预感，但并不在乎。
元朔二年，主父偃向汉武帝检举说，齐王有淫纵怪异的行为。汉武帝立刻明白了他的心意：他想回家乡去，了结当年的诸般恩怨。
汉武帝于是封主父偃为齐相。这个年代，诸侯王手中已经没有多少实权，地方的行政事务，是操控在朝廷委任的相手中的。
主父偃回到齐国，把兄弟和宾客都召来，散发五百金给他们，说：“当年我贫穷的时候，兄弟不给我衣食，宾客不让我进门。如今我作了齐相，诸君中有人到千里以外去迎接我。今天我同诸君绝交，请不要再进我的家门！”
主父偃又派人警告齐王，自己知道他和姐姐乱伦的秘密。齐王知道，主父偃之前已经用差不多的罪名整死了燕王，越想越恐惧，于是自杀。
与此同时，主父偃的末日也快到了。当年他游历的时候，在赵国一样遭到冷遇，赵王如今也非常害怕他的报复。赵王早已搜集了主父偃的诸多罪名，只是担忧主父偃在皇帝身边，检举信会被截下。所以听说主父偃被任命为齐相，赵王简直欣喜若狂。主父偃一出函谷关，赵王的信使就立刻入关，上书朝廷，举报推恩令实施的过程中，他收取了诸侯的大笔礼金。
赵王的举报，齐王自杀的消息，先后都传到长安。汉武帝感到震怒，认为是主父偃逼死了齐王，于是把他抓捕法办。
实际上，听到齐王的死讯，汉武帝的心中也许不仅是愤怒。现在这位齐王，是刘邦的庶长子刘肥的后代，和汉武帝的亲戚关系已经非常疏远，又没有儿子，他一死，齐国就会从地图上抹去，那里富庶的土地就成为直属于朝廷的郡县，即使对皇帝来说，这也是一笔巨大的收益。但是，作为一个推崇儒学的皇帝，逼死宗室，有违亲亲之道，贪图诸侯王的土地，也不符合义利之辨，这些事说出去名声实在不好，所以，一定要有一个承担责任的人。
史书记录，汉武帝想赦免主父偃，但公孙弘力争说，眼前这件事，主父偃是首恶，不诛杀他，无以谢天了。汉武帝也就只好同意，将主父偃族灭。
实际上，以公孙弘的善于顺承皇帝心意，如果汉武帝真想赦免主父偃，一定会有另外一套说辞。他说些陷害主父偃的话，只是自己很清楚，皇帝想做这件事而不太方便直说。除掉齐王这口大锅，主父偃已经背了；除掉主父偃这只小锅，作为皇帝越级提拔的臣子，他当然要有背锅的自觉。
主父偃被处死是在元朔二年（前127年），也就是司马迁出游天下的前一年。这件事给年轻的司马迁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感叹说，主父偃得宠的时候，门下宾客以千数，被族灭时，却没有人来看望他。又说：
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
这段关于人情冷暖的感慨，恐怕很难引起多少人共鸣。主父偃这种政坛暴发户，在大汉官场中无疑被视为疯狗似的人物，人们说他好话，本来就只是出于恐惧，而无关亲近和敬重。他的死，恐怕令无数人长出了一口气。到班固写《汉书》的时候，他先赞赏了主父偃的才华，然后评论说：
主父求欲鼎亨（通烹）而得族……死皆其所也，亦何排陷之恨哉！
即使主父偃自己，恐怕也更愿意接受班固对其的评论。“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吾日暮途远，故倒行暴施之”……从这样的话里，可以感受到他对这个世界深深的仇恨。人心险恶凉薄，本来就是他对世界最基本的认知，世人对他越坏，就越证明他是对的。
同样，以主父偃这样的人为例，论证通过践踏道德底线来追求成功的人不会有好下场，也从来不会有任何警示效果。相比被歧视被践踏的困厄一生，成功宣泄仇恨之火后毁灭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快意得多的结局。
上面这些故事的主人公，大多品德算不上高贵，但他们都才智过人，精力旺盛，野心勃勃，身上贯注着昂扬的斗志。
如果生在宗法血缘把社会牢牢绑定的时代，他们没有任何机会，那些富贵、老朽、垄断着社会资源而满嘴仁义道德的特权阶级，会把他们死死踩在脚下。他们或者反抗而被轻易碾得粉碎，或者只能默默无闻了此一生。
若生在列强争雄的战国，他们的人生会有更大的舞台，他们会在诸侯国间往来奔走，纵横捭阖兴风作浪。其中最成功者，可以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但那个时代也已经过去，他们眼前不再是无穷歧路，而是大大小小的道路，最终都指向一个目标：去长安。因为能改变他们的命运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长安城中的皇帝。
想象一下，朱买臣、主父偃或者其他来自大汉天下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又在未央宫巍峨的北阙外满心期待地等待了一天，终于有人出来，告诉他们皇帝已经看了大家的上书，但是今天不打算召见任何人。
希望的泡沫再次破碎。这时，夕阳渐渐要从长安城的城垣外坠落下去，关中平原的晚风吹来，不由让人感受到阵阵寒意。人们掸掸身上的灰土，这才意识到早已饥肠辘辘，今天的饭食，却不知道在哪里着落。透过宫门，他们可以看见未央宫以内，灯火渐渐亮起来了。回过头，则是长安城最豪华的一片住宅区，宗室外戚公卿豪族都住在那里，号称“北阙甲第”。天黑下来之后，那里会显得格外灯火辉煌。现在，盛大的筵宴正准备开席，精美的肴馔，艳丽的歌姬……正排列整齐等待权贵们来享用。这一切距离自己如此切近，又如此遥远。
这个时候，难道不是所有人的眼中都欲火炎炎？北阙之外的人们，谁不想冲进那个热闹的蜂房，恨不得把其中的甘蜜一口吸尽？他们岂不都想气概非凡地说一句：
“现在咱们来拼一拼吧！”
所以，他们需要皇帝，而皇帝也需要他们。
正是这些人改变自己人生的欲望，成为大汉疆域维持一统的源源不断的动力。
尽管司马迁的品格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要高尚得多，但某种意义上说，他和他们也是一样的人。他在家乡父老那里得不到认可，他人生的机遇，也来自皇帝。壮游天下，网罗放失旧闻的任务完成后，司马迁回到长安。最晚在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二十八岁的司马迁已“仕为郎”，即成为郎中令的属官，在皇帝身边做了一名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