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少年

将军与财富

公元前621年，晋襄公去世，被孔子赞誉为“古之贤大夫”的赵盾成为晋国执政，接下来是一系列颠三倒四的政治操作。

赵盾派大夫士会前往秦国，接生活在那里的襄公之弟公子雍回晋国继承君位。但之后在各种压力下，赵盾突然又改变主意，还是立了襄公之子做国君。于是，在秦军护送下正赶往晋国的公子雍怎么处理就成了难题。最后赵盾干脆出兵攻打秦军，把他们都赶了回去。

这样一来，士会就只好滞留在秦国。他是一个见识谋略都非常出众的人，多次为秦国出谋划策，给晋国制造了很大的麻烦。所以晋国人后悔，又设法骗秦国人把士会放回了晋国。而士会的随行人员就没有这样的好运了，他们只好从此永远生活在秦国的土地上。

这当中，就包括司马迁的祖先。

因为这样有点荒唐的经历而成为秦人，司马家在秦国开头几代人的生活大概诸多磨难（比如士会回国后，他们可能经历严厉的政审）。但后来，终于慢慢完全融入，开始把自己当作一个秦国人来思考问题，努力奋斗。

《周礼》中说，夏官司马掌管国之军政。在晋国，司马则是军队里的执法官。春秋贵族的“氏”，往往来自于担任的官职，所以司马家的祖上，可能在晋国曾做过司马。到秦国后，仍在军方谋求发展，而其中成就最高的人物，无疑是活跃于公元前三四世纪之交的司马错。司马迁自豪地写道：

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

可能得益于商鞅变法带来的阶层跃升空间，三百多年来默默无闻的司马氏，突然涌现了司马错这么一位统领大军、坐镇方面的大将。

秦惠文王时代，秦国有两个选择：东进攻打韩国，或南下征服巴蜀。韩国是天下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而且其国土包围着周天子的洛邑，所以攻打韩国会万众瞩目，这符合喜欢制造轰动效应的张仪的兴趣。但司马错提了更有远见的建议：吞并巴蜀可以获得大片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物资，同时却又是一次低调的行动，因为东方诸侯根本不关心巴蜀这种蛮夷国家，所以不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反感。

最终，秦惠文王听取了司马错的建议。平灭巴蜀后，司马错就在那里坐镇，之后他又率领大军顺流而下，多次重创楚国，可谓战功赫赫，按说在《史记》的列传中拥有一席之地，也完全够格。但司马迁没有给祖先这个待遇。有学者注意到，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年），司马错攻取楚国的黔中郡，而昭襄王三十年（前277年），秦国再次攻取黔中郡，统帅却换了人。这两次秦国攻取黔中郡之间，楚国必定一度收复了黔中。司马错从此再也没有在史书中出现，也许，他在这次战败中丧命，或者即使没有战死，按照秦国的法律也只有死路一条。

司马错的孙子司马靳，是武安君白起手下的一员战将。战国历史上最恐怖的屠杀，坑杀赵军四十万的长平之战，司马靳是重要参与者。后来，白起在杜邮亭被赐死，司马靳也在赐死名单之中。白起武功赫赫，是无数军事爱好者的偶像，也是人道主义者最痛恨的屠伯（有“快心千载杜邮剑”之类的诗句），关于白起的各种毁誉，司马靳都难免要分一杯羹。

司马靳之后，司马家在军事上就不再有重要性了。司马迁知道这两位远祖的事迹，但对他们是怎样用兵打仗的，已经非常隔阂。事实上，司马迁不算了解战争，把他的作品和《左传》比，差距尤其明显。《史记》关于战争的叙事，善于捕捉战场上的精彩画面，对某个局部的描绘经常令人神驰目眩，但对军政管理、后勤补给、军事地理之类的问题，记录错误极多，给今天的学者创造了无数写考据文章彼此论战的机会。

司马靳的孙子司马昌，在秦始皇时代担任“铁官”，铁无疑是当时最重要的战略物资；司马昌的儿子司马无泽，在汉高祖时做过长安城的“市长”，即管理市场的官员。汉高祖时代，长安城还只有一个“大市”（后来的东市），也就是说，天子脚下的主要商业活动，都在市长司马无泽的监督、管理之下。

司马昌、司马无泽就是司马迁的高祖和曾祖。他们的工作经验，司马迁可能有所了解。不管怎么说，司马迁是一个对市场规律非常尊重的人，以致于后来班固要骂他“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记录商业活动，推崇获取巨额利润的本领，却理解不了“君子固穷”的高贵。

司马迁认为，人类的欲望无法消除，商业活动顺应人的私欲，不加干涉反而可以得到良好的结果。在《循吏列传》中，他称道孙叔敖的事迹，其中之一是楚庄王强行提升楚国货币的购买力，导致商家卖得越多亏得越多，店铺纷纷关门，幸亏孙叔敖及时制止了楚庄王的疯狂行为。又表彰郑国的子产是个贤相，例证包括“市不豫贾（价）”，即物价根据供求关系波动，政府不预先规定价格。

这些事例，大约都不是历史事实，但仍然会为今天的经济学家喜爱。

司马迁的祖父司马喜，司马迁只提到他的爵位是“五大夫”。这个爵位代表一个至关重要的门槛：通常说来，身为汉朝的黔首，奋斗一生，最高可以获得八级爵位，而五大夫是九级爵。就是说，司马喜仍然处于一个一般人可望不可即的高位，但却是高位中的最底层了。而且司马迁没有记录他的职务，可见无足称述。换句话说，这个家族，已经面临着进一步败落的风险。

但是事情很快有了转机。司马喜的儿子司马谈，担任了汉武帝的太史令，于是，司马家的一段古老记忆被激活：很久很久以前，这个家族就是从事这份工作的。

父亲司马谈

太史令是一个什么样的职务，太史令和太史公这两个称呼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是两千年来学者们聚讼不已的问题。这里取一个折中的说法：

作为一种职业，“史”和古老的巫术有关，太史尤其精通天地阴阳鬼神的各种消息，当然，“史”也掌握着大量关于过去的记忆，但主要目的并不是撰写史书，而是利用这些知识，来给统治者提供参考。

在西周时代，关于鬼神和过去的知识被认为非常重要，所以“史”也就有崇高地位，太史寮是重要的实权部门。但春秋以来，政治家们越来越意识到，无论是鬼神对人事的影响力度，还是过去对现在的参考价值，其实都相当可疑，所以，“史”也就越来越被边缘化。在秦代的官僚系统中，太史令已经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官。

秦汉时代，中央最重要的十来个职能部门，被统称为“九卿”——因为九是一个有象征意义的数字。九卿中排第一位的部门叫作太常。太史令就隶属于太常，秩六百石，相当于一个中等县的县令，但工作则和世俗的行政事务无关，仍遵循着西周的古老传统，主要是观察星象和推算历法。

但到了汉武帝时代，皇帝推崇儒术，弘扬传统文化的热情弥漫在大汉官场的空气中，太史令这个曾经地位尊崇的职位被很多人注意到了，有人甚至宣扬在一些礼仪性的场合，它的位次更应在丞相之上。于是，尊称太史令为太史公成了流行，而一种美称一旦使用时间长了，大家习以为常，反而会忘掉（或至少淡化）它的赞美色彩，变成了一般性的称谓——类似我们今天听到“帅哥”“美女”之类的称呼，都知道它很多时候和颜值无关。所以后来司马迁有时会自称“太史公”，也就毫不奇怪了。

但司马家族的祖先是不是真的担任过太史，颇有些学者表示过怀疑。《太史公自序》说，早在颛顼时代，司马家就从事这个职业，后来更“司马氏世典周史”，一直到动荡不已的周宣王时代，才失去了这份工作。

这个说法实在虚无缥缈了些。而且即使是真的，司马家也早就忘掉了作为太史需要掌握什么技能。司马谈的天文知识是跟唐都学的，关于《易经》的学问则来自杨何的传授，总之，都不是家学渊源。

也许，有这样一段古老的家族史，有利于提升司马谈在行业内的权威地位，所以他激活或发明了这种记忆。而无论如何，后来司马迁处境最艰难的时候，相信存在这段往事，为他把写历史的事业坚持下去提供了很大的精神支持。

太史令司马谈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者，学问广博，思路清晰，更重要的是善于直击问题的核心。《史记》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中，收录了司马谈的一篇文章《论六家要旨》。司马谈把先秦诸子纷繁复杂的学说，归结梳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大流派，并对每个流派都做了切中肯綮的评点。司马谈之前，道家、法家这些概念，几乎并不存在，那时人们读到的是一个个的“子”，司马谈之后，人们才习惯于把诸子分类于某个“家”。可以说，这篇文章奠定了后世诸子研究的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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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谈还有更大的学术雄心，他觉得孔子之后，缺乏一部伟大的著作，能统摄一切事实，并把伟大的治国之道寄寓其中。正如他临终前所说的，之前列国争雄的乱世，没有这样的著作也就罢了，而生于大汉天子的治下，贤明的君主、忠义的臣子如此之多，仍然没有诞生一部足以继承《春秋》的作品，那就怎么都说不过去了。

司马谈可能很早就意识到穷自己一生，也无法完成这项工程浩大的事业，所以费尽心血培养儿子司马迁，为他创造了极好的学习条件和工作机遇。这里需要格外强调的是：司马谈的政治情商极高。司马迁也许比父亲更有才华，但这一点，父亲令他望尘莫及。

刚刚提到的《论六家要旨》，应该是司马谈的早期作品，这篇文章里最推崇的是道德家也就是黄老之学，认为它兼有各家之长而没有各家之短。西汉初年直到汉武帝即位初期（窦太后去世之前），这都是汉朝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汉武帝乾纲独断之后，这已经成了一种过时的观点。司马谈迅速跟上了形势，他教育儿子的时候，就总是强调孔子和《春秋》大义，不再谈什么黄老清静之道。如果认为是司马迁选择性记录的父亲的嘱托，那么至少有一点无可置疑：司马谈颇得汉武帝赏识，汉武帝最为重视的封禅大典，他是重要的策划人之一。而封禅一事，无疑属于司马谈嘲讽过的“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的儒家弊端，而和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原则正相违背。

这种与时俱进的机敏，帮助司马谈获得了远远超过一般太史令所能得到的资源。而这些资源，又为未来司马迁的创作提供了巨大便利。

司马迁二十岁的时候壮游，足迹踏遍汉朝的大半壁江山。那么，这一次司马迁是公费还是自费？

古代出门旅行是一笔巨额开支，如果做“铁官”和“市长”的先祖都是贪官，积累了大量财富，那么倒是有可能私费也负担得起。但自费远行，途中注定会有极多风险，碰到官府盘查，还有诸多不便。有一条史料说，司马迁这次出门，是“使乘传行天下，求古诸侯之史记”（卫宏《汉旧仪》），即坐着政府的公车，搜集散落在天下各地的历史文献。

太史令的本职工作并不包含撰写史书，显然，司马谈是利用汉武帝好大喜功，思想学术领域也要创造空前伟业的心理，把个人的撰著冲动，变成了国家级的文化工程的一部分，为儿子要来了这笔经费。

司马迁回到长安之后，做了“郎中”——九卿第二位是郎中令，郎中是郎中令属下的一个低级官员。郎官系统的任务，是平时执掌宫廷的门户，天子出行则充任车骑，实际上没有特别具体的工作，但有较多机会亲近皇帝，所以更像是皇帝为未来选拔亲信官员而建立的一个人才库。那么，司马迁是怎样成为郎中的呢？

郎官照例由高干子弟或富家子弟充任，司马家显然达不到标准。此外的途径有：在边境上建立军功；或者是先得到家乡父老的好评，被推荐为博士弟子，学习一年后通过考试名列前茅，就可以成为郎官。

军功这条，司马迁也不符合。以后人的标准看，司马迁能继承父亲的事业，是尽了最大的孝道，他文才横溢，似乎考试也不成问题，所以通过这个途径成为郎中，可能性是最大的。但偏偏司马迁自己说过，他“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在家乡简直被视为不良少年，完全不可能得到被推荐的机会。

所以，还是要靠父亲为儿子铺路。司马迁后来回忆说，自己能够走上仕途，是“赖先人绪业”，“幸以先人之故”，靠的是父亲的力量。本来，要二千石的高官，即相当于今天副部级的官员，才有资格让子弟充任郎官。太史令不过六百石，竟也享受了这个待遇，无疑就是汉武帝对司马谈有特别的青睐，愿意为他开方便之门了。

好时光

司马迁出生于公元前145年，即汉景帝中元五年4；而伟大的汉武帝刘彻（前156年—前87年），这个后来和司马迁一生命运纠缠不清的人物，这一年已经十二岁。到司马迁六岁那年，汉景帝驾崩，汉武帝即位。

后来人回首历史，会觉得司马迁的童年，也就是汉景帝后期和汉武帝即位的头几年，是整个汉代最幸福的日子。

这是真正享受“文景之治”成果的时代。汉朝实行郡县与分封两种地方管理模式，各同姓诸侯王曾经野心勃勃，但经历过七国之乱的惨败，他们很清楚自己无力对抗中央，于是或醉生梦死，或开始在精致的文化品位中消磨人生。后来被认为企图谋反的淮南王刘安，多少年来一直没什么实际动作。要么，所有谋反行迹纯出捏造；要么，拖延症已经深入骨髓。

直属于朝廷的地方与部门，也一样慵懒懈怠。汉朝毕竟去古未远，对世袭制还有相当普遍的社会认同，给予功臣的回馈，也不得不高于后世的许多王朝。老一辈的功臣故去后，他们的子孙也在朝堂上占据要津。司马迁三岁那年，名将周亚夫被汉景帝认为“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不久后被迫害致死，可以认为是勋贵子弟中最后一个优秀人物故去，后来者即使做到丞相，也不过是“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

而官方推崇的黄老之学以静镇之，似乎在给这一切碌碌无为提供理论依据。实际上，在大规模战乱民生凋敝之后，朝廷不多介入，充分发挥社会的自我修复功能也许不失为善策。此时的社会一片欣欣向荣。《史记•平准书》有一段被反复征引的文字：

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㹀牝者滨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细耻辱焉。

汉朝建国已经七十多年，国家不搞大事情，除非遇到水旱灾害，人民生活富足，城市与乡村的粮仓都很充实，国家财政储备雄厚。京城积聚的钱币有好多亿，长期不用，穿钱的绳子朽烂了，无法计数。太仓中的粮食陈陈相因，有的露天堆积，以至腐烂不能食用。

普通街巷中的百姓也拥有自己的马匹，田野中更是散布着马群，以至参加聚会的时候，骑乘小母马的人会受到鄙视。

居住低端社区的普通人也吃得起黄粱肥肉，官员在一个岗位上长久任职，眼看着儿孙长大也不曾调任，所以很多人干脆把官职作为自己的姓氏。这个时代人人自爱，把犯法看成很严重的事，行事道义为先，而不屑于做羞耻的事。

司马迁写下这段话的时候，心境大致和杜甫写“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时相似，不可避免带有美化色彩。实际上他也承认，当时整个社会，充满了骚动不安的气氛。

一个问题是可怕的贫富差距。社会上层掌握着巨额的财富，不论是皇帝的亲属，朝廷的官员，还是毫无官方背景的豪强，他们都兼并了大量土地，生活极尽奢侈。有些地方，豪强成了实际上的统治者，那里你感受不到官府的存在。

这种情况下，皇帝会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冒犯，普通民众也会觉得自己头上压着沉重的负担。当社会上存在着大量贫无立锥之地的民众时，你不能指望他们都能坚持做遵纪守法的良民。

司马迁所说的“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大约只是中产之家（当时叫“中家”或者“中民”）以上阶层的状况。班固就提供了相反的说法，《汉书•刑法志》在介绍了文景时代刑罚不断减轻的状况之后，班固说，从此死刑判决过于慎重，笞刑惩罚又过于轻微，“民易犯之”，人民也就不把犯法当回事了。

另一个问题是，一想到匈奴人，屈辱感就充溢在大汉子民的心中。就在司马迁出生的下一年，匈奴大举入侵上郡（在今陕西北部），军民战死两千余人。那里有汉朝的马场，本是大汉为未来反击匈奴做准备的基地，镇守在上郡的大名鼎鼎的飞将军李广，却还是遭遇了这样惨重的失败。

大概，每一次遭到匈奴劫掠，大汉建国以来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事件，从高皇帝刘邦白登求和，到后来一次又一次的和亲，都会被大大小小的舆论领袖翻出来重新吐槽一遍。汉朝的热血男儿，当然也会因此豪情慷慨，期待着全面反击的那一天。

和今人觉得汉武帝时代是个盛世不同，后来司马迁回首往事，这样写道：“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当然，能想到这些都是后来的事了。青少年司马迁的生活相当单纯，他家乡当时叫夏阳（今陕西韩城），而他更喜欢使用一个古老名词——龙门。传说大禹治水的时候，劈开了这里险峻的山峦，于是形成气势宏伟的壶口瀑布，只有神龙才能从这里飞越。之后，黄河流经司马迁的家乡的时候，已经形成宽阔平缓的水面，可以安然往来于黄河两岸了。

司马迁自称少年时“耕牧河山之阳”，即在龙门山之南，黄河以北（实际上是西边）耕种、放牧。考虑到他家不低的经济水平，这更可能是一种象征性的行为。实际上，当时司马迁每天最重要的事情，是读书。

司马迁的学习异常优秀，十岁就能诵读“古文”——这里“文”是文字的意思，汉代通行的隶书称为“今文”，各种先秦古文字则统称“古文”。显然在很多人看来：读古文是一种无用但神秘的能力，意味着可以获取不为国家所控制的知识。

和许多聪明过人又精力过剩的孩子一样，司马迁绝非尊长心目中乖巧的模范儿童，在家乡有放纵不羁的名声。好在，他很快就不用看家乡父老的脸色，因为他的家，搬到了茂陵。

长安的卫星城

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学和古典文学教授伊恩•莫里斯的《西方将主宰多久》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书中根据能量获取、社会组织5、战争能力、信息技术四项指标，计算社会发展水平。看似科学的外衣下，他的结论倒是非常符合政治正确：现代以前，东西方各有一次逼近了农业社会的极限，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和中国的宋朝，是古代社会的两个最高峰。

当然这也就是说，和罗马差不多同时的汉朝，发展水平是不如罗马的。这个结论可能大致属实（反正我觉得这种宏观比较看起来再科学也是玄学），但对他的论据，却不能不提出怀疑。比如说，莫里斯认为，罗马城的人口百万，是汉长安城的两倍，这是罗马的组织能力超过汉朝的表现之一。

这个判断显然太简单化了，事实上，如果单比这种管理大量人口的能力，当然是汉朝胜出，这简直是拿罗马的短板来碰汉朝的长项。

罗马城是罗马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几乎所有一切的中心，所以帝国的各色人等，都在涌向罗马，罗马人口的增长，罗马城的一次次扩容，是社会演进的结果。

汉朝的皇帝对首都的意义则另有理解。都城是经过朝廷规划而建设出来的，它只是皇帝和权贵的生活区以及政治中心，不需要承担太多额外的功能。汉长安城的面积约三十六平方公里，而单是未央宫的面积，就有五平方公里，是今天北京故宫的七倍。加上其他宫殿，还有衙署、仓库、兵营、监狱等军政机构，留给长安百姓居住生活的面积，不到三分之一。

所以，首都的人口看起来不太多，是因为朝廷不许增长。

但在另一件事上，汉朝展示了罗马望尘莫及的支配人口的能力。

当年秦始皇在兴建骊山陵墓的同时，迁徙三万户人家住到那里。汉代皇帝继承了这个传统，一即位就为自己修墓，同时往墓周围移民。移民规模大约是数万到十余万不等。这样，等皇帝去世的时候，陵墓周围就形成了一个县。汉高祖刘邦有长陵、汉惠帝有安陵、汉文帝有霸陵、汉景帝有阳陵……皇陵距离首都当然不会太远，因皇陵而产生的一个个县城，就仿佛成了长安城的一颗颗卫星。

建元二年（前139年），汉武帝开始为自己兴建茂陵。他在位长达五十四年，未来，这将是汉代最富丽恢宏的皇陵，茂陵县也将是规模最大的一个陵县，《汉书•地理志》记载，它的人口达到了二十七万七千之多。

茂陵得名于槐里县茂乡，汉武帝的母亲王太后是那里的人，把陵园修在那里，也算是对母亲的一点孝心。为激发移民热情，汉武帝给每一户移民发放二十万钱安家费用，赐田二顷，又修了一条横跨渭水沟通长安和茂陵的大道，确保交通便捷。

到元朔二年（前127年），也就是司马迁十九岁的时候，移民政策发生了变化。重点不再是你搬过去给你多少钱，而是你本来有多少钱：

徙郡国豪杰及管三百万以上于茂陵。（《汉书•武帝纪》）

不论在汉朝天下的哪个角落，如果你资产在三百万钱以上，或者官府认为你是豪杰之士，都应该移民到茂陵去。

显然，这是清除地方上的豪强势力，加强朝廷权威的一项措施。

有史料称司马迁是茂陵显武里人，但没有提及他是何时从夏阳迁居过来的。不过元朔二年，司马迁应该是已经住在茂陵了。因为司马迁说，他见过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名动天下的大侠郭解。

大侠郭解

郭解是河内郡轵县（今河南济源）人，年轻时罪恶滔天，但号称繁如秋荼密如凝脂的大汉刑法，总不能将他网罗其中。年长之后，郭解突然变成一个生活俭朴、以德报怨、乐善好施而不望回报的人。

这样的人物注定成为传奇，天下侠客都希望能和郭解能搭上一点关系。他们讲述郭解的故事，称道他的公平、宽容以及巨大的影响力。你得罪了郭解，那就不要指望天下还有地方藏身，但你若是问心无愧，郭解也绝不会伤害无辜……相比郭解代表的侠义精神，国家的法律显得虚伪、孱弱而可笑。

显然，正是这种名声要了郭解的命。

元朔二年（前127年）的这次移民茂陵，一个硬性规定是资产达到三百万，而郭解拥有多少财产是个谜；另一个标准，谁是“郡国豪杰”，本来地方官的自由裁量权算是相当大了，但名声大到郭解这个程度，还真没办法说他不是豪杰。

司马迁写道：“吏恐，不敢不徙。”

郭解当然不想离开自己经营多年的家乡而去天子脚下受各种监管，于是不知道怎么疏通了关节，让一向不喜欢多话的大将军卫青去向汉武帝求情，强调郭解是个穷人，远远达不到移民的标准。这个行为，相当于往郭解的棺材板上钉了一颗钉子，汉武帝给卫青的答复是：

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

一个平民百姓有让大将军为他说话的能力，这样的人家是不会穷困的。

郭解可能已经意识到，这时自保的唯一办法就是低调，但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狂热的追随者。为郭解饯行的活动弄成了后援会的狂欢，郭解的粉丝为证明自己的忠诚，纷纷献上大笔礼金，加起来价值千万。让“郭解家贫不中徙”的说辞，彻底成了一个笑话。

于是郭解来到茂陵，立刻又在茂陵的豪强中引起了轰动。无数人簇拥着他，以能够和他说上一两句话为荣。

司马迁就是在这样的气氛里见到了郭解。他看见一个身材矮小，相貌也很平常的人，偶尔说几句话，也没什么特别的见识。可是无数知名人士环绕着他，仿佛众星捧月。对一个十九岁的少年来说，这样的人物无疑令人心折。

郭解最终还是被汉武帝处死了。因为有的粉丝更愿意用暴力来展示自己对郭解的忠诚，谁敢有一点对郭解不利的言行，他们就会杀人。把郭解列入移民名单的官吏，他们杀了；到京城来告状的官吏亲属，他们就在宫阙之外把人杀了，这简直是在向皇帝示威；甚至不相干的人说了几句郭解的坏话，他们就把那人杀了……朝廷的官吏来找郭解追查凶手，郭解声称自己对此一无所知。但朝廷最终的定性是：

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

郭解的身份不过是一介布衣，却为人任侠，行事权诈。因为微小的原因就有人为他杀人，郭解即使不知道，也比亲手杀人罪过还要大。所以判处郭解大逆无道。

于是郭解被族灭。

司马迁显然非常喜欢游侠，提起关中各地侠客的名号和为人来，他如数家珍，让人忍不住怀疑，他和侠客们是不是有点往来，甚至他早年在家乡名声不好，就是因为也有游侠行径。

而郭解是司马迁心中游侠的典范，他为郭解写了一篇非常精彩的传记。并且议论说：当年韩非子曾认为，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两个都是反面典型。现在儒家是彻底翻身了，为游侠说几句好话，也不算很过分吧6。

此外还有这样几句话：“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司马迁罗列了大量遭遇不幸的古代圣贤，然后质问道：“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

司马迁遭遇李陵之祸后，身陷囹圄，亲友却无人敢于挺身相救。可能是在这个时候，司马迁想起了行侠仗义的郭解，不能不别有一番感慨。

附：游侠究竟是什么？

今人脑海中“侠”的概念，多半来自于金庸等人的武侠小说，所以望文生义的话，很容易对游侠二字发生一些误解，以为是行走江湖而锄强扶弱、仗义疏财的高尚人士。

实际上，游不一定是漫游，而是交游，就是要做侠客，一定要广交朋友。“侠”字拆开是“夹人”，而“夹”是“介”的意思，也就是辅助。所以侠就是帮人干事的人，或者反过来，能指使人帮自己干事。

司马迁提到侠，更多倒是指后者。所以，他把“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7，这些喜欢养士的大贵族，统统算作游侠。

春秋时代，大贵族都有家臣，而家臣往往要为这家大贵族服务好多代，有一套“三世事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的价值观，甚至于，家臣往往还有世袭的封地和职位。

战国社会流动性大大增强，贵族不再那么倚重传统家臣，而是喜欢养士。士人做哪个大贵族的门客，是可以跳槽的。不跳槽，升职或被贬的概率比之家臣也大大增加。这些门客里，主要工作是替主人打人、杀人的，就会被称为“侠而这位主人，则会被尊称为“大侠”，或者“侠之大者”。

有一些士人和平民，不依赖大贵族，而是组成了自己的暴力集团，他们也是侠。如墨家，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有学者认为，因为墨家思想的影响，社会上才产生了侠。这是颠倒了事情的因果。不过战国时代的山东六国，贵族还是太强势了，所以墨家最终也还是选择了服务于贵族，如著名的墨家巨子孟胜为阳城君守城的故事，说穿了就是墨家在为大贵族卖命罢了。

就是说，侠和权贵的关系特别密切。特别痛恨游侠的韩非子说“弃官宠交谓之有侠”，“群侠以私剑养”，归根结底是强调，侠是用暴力手段为权贵服务的人。如果权贵站在君主的对立面，那么侠也就站在君主的对立面。

秦国打击贵族，由国家垄断暴力。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大力打击六国的贵族，当然也就连带打击了六国的游侠。

始皇帝对六国贵族的打击还算比较成功，而那些大贵族或者大侠一旦被迫消失（流亡或被强制迁徙到关中），他门下的那些低等的侠，也就处于失业状态。典型的例子，如秦统一前，刘邦跟着大侠张耳做门客；统一后张耳流亡，刘邦失去依附对象，只好投身官府，成为一名片警（泗上亭长）。

为应对这个新形势，大批失业的游侠形成了自己的新组织。没有贵族做我们的中心，就推选我们中的优秀人物来做我们的中心。于是出现了一批“布衣之侠”（或者叫闾巷之侠、匹夫之侠，意思都差不多）。司马迁翻检古书，没有找到古代布衣大侠的记录，于是感叹：

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挨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

但很可能不是儒家、墨家不记载，而是平民大侠确实就是新生事物，它在战国时代萌芽，到秦朝打击贵族造成了权力真空，才给了他们茁壮发展的空间。

汉高祖刘邦本人，可以视为平民大侠当中最成功的一个：刘邦是信陵君的粉丝，沛县起兵之初，和他最早的一批手下，模拟的也是信陵君和门客关系。读《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可以看见很多功臣在刘邦身边的第一个身份，不是什么官名，而是“客”或者“舍人”。

后来投奔到刘邦身边的人，许多也和“侠”有关。

《史记》对张良的描述，直接是“为任侠”；韩信背着把剑就理所当然到别人家去蹭饭，这也是典型的侠的行为。和韩信造反的罪名密切相关的人物陈豨，宾客众多，“从车千乘”，所以班固写《汉书》时，也特意在《游侠传》里提了他一笔。

刘邦当上了皇帝，但他回忆起自己的青少年时代非常深情，那段游侠经历，似乎也染上了一些玫瑰色的梦影，所以有一些刘邦尊重侠客的故事流传下来8。但汉承秦制，打击游侠是秦制的基本立场，这层温情脉脉的面纱终究要被撕下来的。

郭解的父亲就是因为任侠被汉文帝杀死，而汉武帝对游侠全面出手：贵戚之侠是不能继续存在的——地方上的诸侯王如淮南王刘安，中央的权臣田蚣、窦婴，都喜欢养门客，这也被认为是他们的死因之一；而谨小慎微的卫青直接放弃了养士，也就得以保全；至于郭解这样的布衣之侠，那是绝不容许存在于大汉天地之间的。

这一层，班固的认识，就比司马迁清晰深刻得多。班固指出，游侠出现，是中央缺乏权威的表现：

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国，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国之罪人也。况于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

班固清晰地描述出西周以来权力下移的过程：天子失势，权力落入霸主之手；霸政无效，才有山东六国崛起；战国四公子这样的贵族，又窃夺了他的国君的权力，至于郭解这样的人，社会地位如此卑微而掌握的权力如此之大，实在是非死不可的。

《汉书•游侠传》基本照搬《史记》里郭解的精彩故事，也保留了司马迁对郭解的一些好评。显然，班固一点也不认为，拥有这些优点会影响对郭解的整体评价。他说，郭解“杀身亡宗，非不幸也”。

也就是说，司马迁对不同的游侠做了精心区分，认为有人是好的，而另一些人则令好游侠蒙羞。而对制度精神理解更深透的班固则很清楚，这种区别并不重要，游侠的罪恶，在于其存在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