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字里行间：朱安的一生

前奏

朱安和旧中国很多中上家庭的女子一样，从小被教养成一个切合传统要求的典型：脾气和顺，会做针黹，擅长烹饪，不识字，小脚。这样的女性本来是不会引起公众注意的，但中年以后的朱安却曾是记者争相采访的对象，她在1947年去世时，北平的报章也有报道。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原因很简单：旧式女性在死后留名，十居其九是因为与她们有关联的男人，不是父兄，就是丈夫。

在朱安来说，这个男人是她的丈夫周树人，笔名鲁迅。

朱安还在世的时候，鲁迅和他身边的人视她为一份无法推辞的馈赠，是他苦恼的来源。在朱安死后的数十年，她的丈夫被放在文学殿堂最崇高的位置，可是她的名字和存在则成了禁区，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才逐渐解禁。

我写这篇传记的目标，是希望把朱安放在主角的地位，通过她的一生，为一代饱尝劫难、有口难言的女性寻觅她们的声音。尽管如此，其实我能做的，也不过是在有关她丈夫的记录中搜索隐藏在字里行间的丝丝痕迹，拼凑出一帧并不完整的画像。

早年生活

清朝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绍兴城一户姓朱的商人家中添了个女孩，取名为“安”。她虽然生于王朝的末世，但在那个年代，富裕的城市如绍兴仍然相信，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制度是唯一可靠而又可行的。虽说太平军横扫江南的时候，曾经占领绍兴达一年半之久，但到了朱安出生时，旧传统和旧制度似乎又安安稳稳地立住阵脚了。

朱安的童年在母亲和家中女眷、女仆膝下度过。朱家在绍兴水沟营丁家弄的大宅由两栋房屋组成，每栋三进，里面的庭园、池塘、花圃和大大小小的房间，足以让一个年幼的孩子感到自成天地，别无所求了。有时候长辈也会带她出门，譬如随着母亲回娘家，又或是在节日看庙会的社戏。每次出门，朱安总可以体会到绍兴特有的悠闲步伐：在这个水乡，大家常用的交通工具是乌篷船。朱家虽然从商，但也有几分书香——朱安的祖父中过举，在扬州当过小官，因此家中当然有个书房。不过书房跟朱安没什么关系：在保守的家庭，如果已经有了男丁，女孩几乎是没有机会念书的。在朱家眼中，朱安的弟弟才是这个书房的未来主人翁。

女孩子没有机会经历拜师入学这一人生分水岭，却另有一份仪式等候着她们。朱安四五岁的时候，有一天被带进一个小房间，大人让她脱了鞋袜，把脚浸在一盆暖水中。过了一会儿，她的妈妈和两个女用人或亲戚把她按住，拿出特别编制的长棉布条，把她的四只脚趾向脚底屈折，用湿布条一层一层地裹起来，接着又把她的脚跟拼命往前拉，这样就裹成了“三寸金莲”的雏形。朱安痛得尖叫起来，但伴着她的哭声的是母亲的训诲：所有好人家的女孩都得缠足。她只要看看妈妈和家中其他女性，就知道这是事实，没有一个例外。在往后五六年因为缠足而流血流泪的日子里，她不断听到长辈的告诫：缠脚时不哭不叫，才是好人家女儿的模范；脚缠得愈小就愈尊贵，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也就愈占优势，因为小脚不但是美的标准，也是身份的象征；没有男人会愿意讨一个大脚的老婆。

定亲

即使以当年的标准来说，朱安的脚也算非常小，这在亲戚群中应该为她和家人争来了不少荣誉。尽管如此，她的婚事却没有像大家预言的那么顺利，其中原因我们也很难弄清楚。为鲁迅作传的人都爱说朱安长得难看。朱安现存的照片中有一幅看来比较年轻：长长的脸，尖下巴，眼睛和嘴巴线条分明，鼻子稍大，头发往后梳成髻，前额很高。（当时流行的风尚，已婚女子会把前额头发剃去一点，让额头显得更高，这反映了清代的审美观——因为男人都按满洲规矩剃光前额，久而久之，大家就觉得这样看着才顺眼。）最让人注意的，是照片中人那份羞怯的神情。按传统标准，朱安当然算不上美女，但也说不上丑陋。另一方面，她的身材矮小瘦弱，后来的鲁迅传记作者甚至说她“发育不良”。事实上，比朱安年轻一辈的中国女性有很多也不过四尺八九寸高；鲁迅本人的身高也只有五尺三寸而已。

说到底，即使朱安外貌不美，对谈婚论嫁也不一定是大障碍，因为古有明训：娶妻求淑妇。朱安性情和顺，家庭背景又好，实在具备了“淑妇”的条件。

1899年，朱安二十一岁，绍兴旧俗称这样的未婚女子为“老大姑娘”，认为到了这阶段，她们即使找到夫家，也多半只能做填房。但这时朱安的婚姻前景似乎明朗了起来，通过亲戚的斡旋，有了议婚的对象。男的是一名周姓前任官员的长孙。那位周老爷当过京官，但后来因为科场贿赂而锒铛入狱，家道自此中落。他的长孙十八岁，在南京一所新派学堂念书。绍兴传统以妻子比丈夫大两三岁为佳，所以两人可以算是相当匹配的；唯一的缺憾是周家经济颇为拮据。但毕竟他们在绍兴还算是户体面人家，对“老大姑娘”朱安来说，这可能是最理想的安排了。

1899年3月，周家正式向朱家提亲，朱家在16日允婚，但周家却拖延到1901年4月才向朱家请庚（拿准新娘的生辰八字，以便择吉日成婚）。按照绍兴传统的婚俗，议婚有三个阶段，一是男方请媒人向女方提亲，二是女方允婚，三是男方向女方请庚，而请庚通常是在允婚后马上进行的，可是在朱安来说却晚了两年。一般鲁迅学者总以此为周树人拒婚的证据，事实上一个可能更合理的解释是周家家景困难，不能在短时间内筹到定亲所需的礼金。

1901年似乎是他们成亲的好时间，因为绍兴惯例婚礼多半在冬季举行，而朱安的未婚夫又将要在同年年底毕业，算得上双喜临门。不料就在这个时候，周树人拿到远赴日本留学的奖学金，因此朱家想看到女儿成婚的希望又落空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当然也愿意未来女婿出洋留学，因为朱安的未婚夫身份提高了，对她全家也是一份光荣。

周树人在1902年3月离开中国，除了两次短暂回家外，在日本一直逗留到1909年。他如此一去不归，实在令朱家忧心忡忡，而他赴日后不久，通过他母亲向朱家提出一项要求，更教他们增添了忧虑：周树人要朱安放脚，然后进学堂读书。

对思想保守的朱家来说，这着实吓了他们一跳。撇开原则问题不谈，事实上这份要求也很难付诸实行，因为一个自幼缠足的女人，到二十多岁双脚的骨头已完全折断，根本无法恢复正常，解开了缠脚布，脚还是畸形的，还是需要外在支撑，走动也仍然困难。至于入学读书，虽然1902年已有女学兴办之例，但朱家附近并没有学堂，而先进城市新办的女子学堂，学生也都以少女为主。由此可见，朱家拒绝周树人的要求是意料中事。

这为朱安的婚事蒙上了一层阴影。虽然周老太太对这个未来媳妇很满意，但谁也不能预料留学在外的激进青年会采取什么行动。1903年周树人回家探亲，身穿西服，辫子都已经剪掉了，这似乎不是好征兆。不过他始终没有提出要退婚，虽然周家也没有安排把朱安迎娶过门。

成婚

绍兴有句谚语：“养女不过二十六。”周家体会到拖延婚事实在于理不合，终于定下成婚的日子：1906年7月26日（农历六月初六）。

据男家通知，新郎会从日本专程回家举行婚礼。但朱安不知道的是，他会接到电报——虚报母亲急病，被骗回来。周家到底有没有想过，如果周树人不归，婚礼又怎么办呢？其实这倒也不是个难题：找人代替新郎拜堂，本来就是传统惯用的办法。

女家婚前要做的准备工作很繁重，因为嫁妆必须包括一张新人床。这不是普通的床，而是一套用木头造成的精致“房子”，最里面的一层是精工雕刻的床铺，往外一层是衣柜和架子等，再往外是新娘的妆台，大富人家甚至在这以外再添一个麻将间。这样的嫁妆需要经年累月来筹备，同时必须在大婚前几日送到男家，因此大婚的日期绝不是仓促定下的。

朱家除了做出一般准备外，也没有忘记新郎对小脚的厌恶，因此做了一双大脚绣花鞋，鞋头填满了棉花，让朱安在婚礼上穿。朱安穿上这双鞋，到底有何感想呢？二十多年来，大家不断告诉她没有男人会娶一个大脚妻子，现在她却要在结婚当日装大脚：世界真的变了。

虽说新郎是个放洋留学的新人物，但婚礼还是依照传统风俗进行，大红花轿、媒婆、吹打乐手和陪嫁娘一个不少。新郎穿着传统礼服，甚至还装上假辫子，这一切是否可以让朱安定下心来呢？假如她希望有个好兆头，现实却适得其反：她一脚踏出花轿的时候，一只鞋松脱了，揭露了伪装。绍兴风俗认为新娘掉了鞋是个不吉的兆头。

挨过了婚礼的繁文缛节，朱安终于进入洞房，坐在床上。四周一片静寂，只听到翻书的声音。朱安坐着呆等，因为新娘是不能首先开口说话的，而新郎决定了不理睬她。

一件被鲁迅学者津津乐道的逸事，说周树人婚后第二天脸上染了一片青蓝色，因为他在新婚晚上哭了，沾了枕头的蓝彩。我们不知道新娘那天晚上是如何度过的。也许朱安比周树人更有理由哭，但她强忍着眼泪，因为在新婚之夜痛哭是最坏的兆头。

婚姻生活

婚后第二天，朱安按照传统由新郎陪伴着回门，也到了周家的祠堂拜祭祖先。他们虽然没有圆房，但完成了婚礼所有的仪式，因此他们的婚姻作为一份社会契约是完整的。不过假如朱安希望新郎对她的态度会改善，她很快就会失望了：婚后第二个晚上，她丈夫睡到母亲房间里去，三天后他就离开绍兴，回到日本。

朱家的“安姑娘”离开了富裕的娘家，变成景况拮据的周家媳妇。周家三代靠一点卖剩的田地收租过日子，朱安婚后不久，就发现她必须把陪嫁的婢女送回娘家，这样起码可以省下一个人的伙食。作为小辈的媳妇，她有两份职责，一是延续香火，二是操持家务，她既然无法完成第一项，就全心全意地投入第二项。她是小辈中唯一的媳妇，家务的担子自然不轻，而大家也认为她是个称职的主妇。大家族三代同堂的生活方式对朱安来说是个熟悉的环境，她性情和顺，与人相处并不困难，婆婆鲁瑞对她十分喜爱。鲁瑞行事甚有权威，与性格柔弱的朱安刚柔互济，而且她们也有个共同目标，就是希望朱安的婚姻尽快恢复正常。

1909年夏季，朱安似乎看到了一点光明，因为她的丈夫终于决定回国了。周树人回国主要是因为经济问题：周家实在需要一份稳定的收入，而他作为长孙，总得挑起这担子。不过鲁瑞自然也希望借此让儿子和媳妇重聚。周树人在杭州找到一份教职，本来有不少机会回家，但他并不如此，而每次短暂逗留时，也不和朱安说话，更不进她的房间。

对朱安来说，这情况比周树人在国外时更糟糕。绍兴风俗早已习惯男子因工作而远游在外，因此周树人人在日本，朱安孤寂的婚姻生活倒也算是一种常态。他回国后在杭州工作，距离缩短了，但他们的关系没有突破，他每次回家都避开朱安的房间，在周家由六房人分住的大宅中，这样的事不可能保密，因此朱安在亲戚面前很难抬起头来。1910年夏天，情况变得更坏了。周树人回到绍兴教书，学堂离家不过几十分钟路程，但他决定住在学校里。

朱安当然明白周树人讨厌她的原因：他在婚前已经表露得很清楚。但现在他们之间的距离似乎愈来愈远了。他日常不再戴着假辫子；绍兴民风保守，对这样的新派人物很不信任，朱安虽然不知道丈夫的政治倾向，却明白大家都认为他是激进分子，他的一个叔父甚至说要向政府告发他。1907年秋瑾在绍兴菜市口被处决，这件事令人记忆犹新，她死后当地的保守势力明显上扬，因此朱安很为丈夫担心。她和周树人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而在绍兴，大家认为朱安的世界才是正常的。

但与此同时，朱安也感到她熟悉的世界正在改变。1911年年中，她的小叔周作人带着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回到绍兴，朱安一辈子头一次接触外国人，头一次体会到丈夫进出自如的另一个世界。周作人和信子是经过自由恋爱而结合的，这一点也让朱安感受到，她从小奉为金科玉律的礼教传统，已经权威大减了。

这时外间世界正经历一场巨变：1911年10月，清王朝崩溃了。中华民国成立不久，周树人得到一份教育部的工作。虽然他因此又要离家远去，但这对周家来说却是件喜事，因为树人成为中央政府的官员，在复兴家业方面迈进了一步，在绍兴老一辈的人眼中，他是去当京官了。

周树人在1912年2月往南京赴任，同年5月与教育部一起迁往北京。男人因为经商或做官而居于外地，是绍兴常见的模式，因此周树人离家反而减轻了朱安承受的痛苦和压力。丈夫不在身边，正好掩饰了她婚姻的不正常状态，而传统做官的人让太太留在祖居侍奉公婆，也是惯见的事。作为一个中央官员的太太，朱安的社会地位也提高了。每天做完了家务，她在黄昏时坐下来，抽几口水烟，这份嗜好和她的年龄和身份都相配，也是排遣寂寞的好法子。

这时朱安有一块心头大石：她已近中年，无儿无女，不管作为主妇如何称职，作为周家的媳妇却未完成任务。1914年11月，她回娘家探亲时写了一封信给在北京的丈夫，建议他纳妾，一来生活有人照应，二来也希望能生下一男半女。虽说朱安的建议在当时是个社会常规，但她发出这封信也真要鼓足勇气，而且信中提到的既是私人事，她还得请自己的兄弟帮忙写信。可是信到了北京，只引起周树人更强的反感，在日记中斥之为“颇谬”，根本没有回信。事实上，朱安和丈夫婚后长期分隔两地，从没有直接通信，所有消息都只在母子来往的信件中转达。虽说这在当时传统家庭是正常现象，但周树人此时却和弟妇羽太信子有频密的书信往还。对朱安来说，她熟悉的世界出现了一个断层，让她觉得愈来愈难以理解。

1916年底是鲁瑞的六十大寿，周树人从北京回到绍兴贺寿，住了四个星期。这在朱安来说是个忙碌的时间：作为长媳，筹备庆祝的工作都落到她头上；羽太信子对中国习俗的认识和社会关系都不深，自然帮不上大忙。朱安在大家族中运作自如，是她得到婆婆喜爱的一个主要原因；鲁瑞在生活上已变得很依赖她了。

正因如此，1919年鲁迅决定举家移居北京时，朱安的去留并不是个疑问：她作为周家一分子的地位是稳固的。她知道这次北上，和娘家可能再无后会之期，所以与寡母、兄弟、弟媳和侄子合照留念。离开绍兴当天，她的胞妹在码头送行。

北京生活

1919年12月24日，周家开始了前后五天的旅程，乘船离开绍兴，再换火车往北京。这是朱安一生头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长途旅行，途中接触到的尽是陌生的环境和事物；这份断根的滋味将会陪伴她一辈子。

朱安到了北京，就要面对新生活，但要建立起新的生活方式对她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她在这个地方连语言也说不通，而离开了大家族的支持，在周家兄弟同住的环境里，她变得孤立无援。主持北京八道湾家务的是羽太信子：和绍兴相比，北京为一个日本女人提供了很多机会和社会关系，何况她的妹妹已经嫁了周家三弟建人，加固了她的阵线。在北京的生活环境之中，婆婆鲁瑞是朱安身边唯一没有改变的一环。

相对于绍兴的家，周家在八道湾的三进房子很宽敞，这更增加了朱安的孤独感。鲁迅住在前进，朱安和鲁瑞住第二进，周作人、建人两家住在房子的第三进。据说羽太信子有时候会吩咐儿女别理睬“那孤老太婆”。朱安每天的任务就是下厨弄几味绍兴菜，一来是由于鲁瑞习惯吃家乡菜，二来这也是她和故乡保持的一丝联系。至于和绍兴娘家通信，朱安极可能要依赖外人。以周家兄弟当时在文坛的盛名来说，这实在有点讽刺，但新环境令朱安深切地体会到她和周家其他人之间那道鸿沟，因此自卑感更重了，在这种情况下，要在家中找人帮忙写信实在很难。

迁居北京后，朱安才第一次接触到丈夫的工作与生活，虽然只能旁观，但她也明白鲁迅已是个颇有名气的人物。1912年周树人到北京时只是个政府小官员，但1919年他在《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后，“鲁迅”一名不胫而走，他已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分子，家中访客川流不息。在这个新世界，朱安是个局外人，虽然年轻人称她为“师母”，但他们都知道鲁迅和她的实际婚姻状况。

尽管如此，鲁迅和他的朋友、弟子对朱安表面上仍算客气。除了婆婆对自己的喜爱外，这是朱安唯一的安慰：她知道自己虽然无足轻重，但这个家庭始终有她的一个席位。

朱安这份安全感终于毁于一夜之间。1923年7月，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决裂，鲁迅被迫迁出八道湾兄弟三人共同拥有的房子。周家的家庭组织破裂，朱安的位置也动摇了：鲁迅给她两个选择：一是留在八道湾，二是回绍兴娘家。

这两个选择其实都只会把朱安逼上绝路。兄弟二人既已互不兼容，周作人凭什么要让大嫂住在自己家中呢？假如回到绍兴，朱安就成了不容于夫家的弃妇，以后日子就很难过了。朱安提出另一条出路：鲁迅迁居后总要有人照应生活，她愿意负起这份责任。对自己的婚姻，朱安再没有太大的幻想，但在当时的社会，一个旧式女人离开丈夫是极不名誉的事，这一点鲁迅也了解。

1923年8月2日，鲁迅和朱安迁进砖塔胡同一家绍兴同乡的房子暂住。几个星期后，鲁迅肺病发作，病情严重，只能吃流质食物。接下来一个多月，朱安竭尽所能地照顾丈夫。她当然感到忧心，但这段时间也让她非常珍惜，因为经过了十七年的婚姻，她终于有机会和丈夫单独相处，成了他身边唯一照顾他的人。鲁迅卧病一个多月，不会看不出朱安对他的悉心照料。虽然两人仍然分房而居，但鲁迅日间用朱安的卧室作为书房，也算是打破了过往楚河汉界式的生活。

朱安渴望能进入鲁迅的世界，但又怕惹他反感，所以一切都小心翼翼。鲁迅曾经教同屋的余家姐妹做运动，朱安不敢在丈夫面前加入，但两个女孩自己练习时，她就站在后面跟着做动作，因为她推想孩子们不至于挑剔她。但她错了：两个女孩看见她吃力地摆动小脚，在旁窃笑。

1924年5月底，鲁迅和朱安搬进鲁迅买来的西三条小四合院，和鲁瑞同住。一切又回到旧模式，朱安每天做完家务后，坐在婆婆身边，抽几口水烟，听他们母子闲话家常。虽然家里有用人，但朱安仍然亲自下厨，除了因为鲁瑞喜欢她的厨艺外，这也是她照顾丈夫的一点办法。她了解自己不可能在客厅与访客应接，所以只有从厨房送出佳肴，算是尽了女主人的本分。朱安做菜有多细心，从以下一点可以看得清楚：她做菜的材料总是切得长短匀称。

朱安的好意却不一定收获鲁迅的好感。鲁迅学者经常引用以下例子，说明朱安如何笨拙，但这件事也有它的另一面：一个炎热的夏日，鲁迅会客时，朱安送上两杯热茶和两碗藕粉，鲁迅向客人说：“没办法，只有把它吃了，出一身汗。”茶和藕粉必须用沸水冲调，却不一定要烫口地喝下去。鲁迅的话透露了一份不自觉的残忍，明显地在“我们”和“她”之间划下界线，让大家视朱安为他者。

危机

1925年春天，鲁迅家的访客中出现了一张新面孔：许广平。她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一个学生领袖，自3月起和鲁迅开始密切通信，4月12日头一次到鲁迅家探访。从仲春到盛夏，两人的通信和交往愈来愈频密、热切。这是个多事的夏季，北女师的学生和校长杨荫榆展开了强硬的斗争，而鲁迅和学生们站在同一阵线，共患难的感觉明显地促进了鲁迅和许广平之间的感情，因此当警察搜捕北女师学生，要把她们逮解回乡的时候，许广平就躲在鲁迅家里。

在这样的风风雨雨之中，谁也没有注意朱安，但她也正面对一个危机。她和鲁迅同处多年，对他的个性和行事可以说相当了解，因此肯定会觉察到鲁迅和许广平关系的转变。

许广平不是第一个接近鲁迅的年轻女性，却是第一个让他重新估计自己的人生和未来的人。虽然朱安过去曾建议鲁迅纳妾，但她现在已了解到鲁迅的新世界是没有纳妾的余地的。如果他决定开展新生活，自己怎么办呢？

1925年8月、9月是鲁迅和许广平关系的转折点，旁观的朱安面对强大的心理和精神压力，身体终于撑不住了。9月间她因为严重胃病而入院，医生怀疑是癌症；鲁迅虽然几次到医院和医生商讨她的病情，却极少在病房停留。一个星期下来，经过种种测试，还是找不出病因，医生就让朱安出院了。

既然身边没有可以倾诉的人，朱安只好尽量安慰自己，定下心神，因为事情毕竟是她无法控制的。这样过了半年，“三一八”事件警察枪杀学生引起的风潮，终于把周家卷了进去，鲁迅上了政府的黑名单，为安全计不得不离家，到外国人的医院暂避。到了4月初，情况更是危急得连鲁瑞和朱安也暂时搬到旅馆去住。朱安切身体会到，她卑微的生活所受到的威胁并不单源于男女之情，有一股更大的力量正危及她丈夫的安全。

变异

1926年7月，由于政治、经济和感情各方面的考虑，鲁迅决定接受厦门大学的聘任，离开北京。8月26日，他在家与母亲及朱安道别后，和许广平一同坐上南下的火车，送行的朋友和学生有十多人，包括曾在八道湾居住，与鲁迅关系相当密切的许羡苏。鲁迅走后，许羡苏住进他的屋子，成了鲁迅家管账的人，因此朱安不难知道鲁迅是和许广平联袂离京的。

1927年秋，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开始同居，虽然双方都没有告诉家人，但有关他们的种种传说，自他们离开北京起已流传极多。1929年5月，鲁迅回北京探望母亲，在他到达家门的前几天，朱安对婆婆说自己梦见鲁迅带着个小男孩回家，心里很难受。鲁瑞听了，责怪她不识大体。到底朱安是否真的做过这样的梦，还是借此让婆婆知道她听来的谣言让她很受困扰呢？我们无法知道真相。重要的是鲁瑞的态度让朱安明白，婆婆不会在这方面给她任何支持。

鲁迅抵家后，告诉母亲和好友说许广平有了身孕。一如既往，这个消息朱安也是间接听回来的。她的反应除了显示孤苦无助之外，也表现出相当深刻的思考：

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

对鲁迅和他的追随者而言，朱安代表着中国落伍、无望的一代，谁也没想过她不断衡量着自己与丈夫之间的关系，尝试了解身边的新世界，而且对鲁迅的性格和他与许广平的关系作出了非常准确的结论。正因如此，她没有提到自己作为发妻的身份，因为她知道世界改变了。

1929年，鲁迅和许广平的儿子海婴出生，他们寄了一张三人合照回北京，朱安看到照片后表现出关怀和友善的态度，一般鲁迅传记作者都说这是她迷信的表现，认为有了男丁承继香火，她死后也会有人拜祭她。这固然不无道理，但更重要的是朱安已接受了新的现实，而且她的性格一向和顺：事已至此，为什么要制造更多的不协调和不愉快呢？因此当许羡苏在1931年离开北京前夕，把一大包与鲁迅的通信交给朱安时，朱安实在不知所措。许羡苏和鲁迅的关系曾经非常密切，两人通信的数量比鲁迅与许广平的通信更多，其中一个原因是许羡苏住在周家时，等于是周家家书的主笔。朱安多年目睹许羡苏与鲁迅的情谊，自己又目不识丁，只能猜测书信的内容。她无法预测如果把信寄往上海，会有什么后果，大概就一直把信藏在箱子里。

时至今日，许羡苏与鲁迅的通信已无迹可寻，为什么呢？如果我要猜这个谜，按着朱安不愿生事的性情推想，答案可能是：鲁迅死后，她感到这些信难以处置，因此可能在她自己去世之前把信毁了。

晚年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消息第二天早晨就传到北京。对朱安来说，噩耗来得实在突然，因为一个星期前她还收到信，说鲁迅病情已经好转。不过朱安早已习惯接受命运给她的打击；她在客厅的饭桌上摆上鲁迅喜爱的几味小菜，燃点香烛。接下来几天，致哀的客人络绎而来，新闻记者亦上门采访。当一切纷扰沉寂下来后，朱安就要面对家用不足的事实。周作人只肯负责鲁瑞部分开支，虽然许广平尽力安排接济，但随着日本侵华，北平沦陷，原来负责每月给朱安婆媳二人五十元生活费的友人逃往南方；朱安断了接济，生活愈来愈困难了。

1943年4月22日，鲁瑞逝世，临终时把周作人每月十五元的供养费遗留给朱安。周作人为母亲安排了盛大的葬礼，但除了指定的每月十五元外，并没有想过支援寡嫂；而此前许广平在上海被捕入狱，放出来后，有两年多不敢与友人联系，给朱安的汇款自然也中断了。体弱多病又步入老年的朱安面对经济困境，到1944年已欠债数千元。这时周作人建议她卖掉鲁迅的藏书，换取度日之资。

这个消息传到上海，马上引起反应，鲁迅两名追随者赶到北京制止此事。

他们到达周家时，朱安正在吃午饭：几块腌萝卜伴着半碗稀粥。她推开碗筷，站起来接待，客人却开口就责备她要卖掉鲁迅遗产。这是朱安唯一一次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她说：“你们都说要保护周先生的遗产，我也是他遗产的一部分，你们有想过我吗？”

经过商议后，他们答应每个月从上海汇一笔数目不大的生活费给朱安，加上她把几个房间出租的收入，算是勉强可以度日。1945年抗战胜利后，因为周作人被判为汉奸，八道湾的房子要充公，朱安在鲁迅的旧友和学生帮忙下，尽力争取属于鲁迅和周建人的八道湾业权。

自从鲁瑞死后，朱安开始与许广平直接通信。1946年，许广平到北京收拾鲁迅藏书及其他物品，两人同住在鲁迅旧居一个月，朱安非常珍惜这段相处的时间，但她一向不善表达感情，只是在许广平回到上海之后，才写信告诉她自己的感受：

你走后，我心里很难受，要跟你说的话很多，但当时一句也想不起来。承你美意，叫我买点吃食，补补身体，我现在正在照你的话办。

她在世的最后一段日子，让她感到很安慰的，是可以与鲁迅和许广平的儿子周海婴通信。信中周海婴称她为姆妈，称许广平为妈妈，让朱安感到丈夫和婆婆去世后，她还有家人。事实上，周海婴当时只有十多岁，从来没有见过朱安，二人通信，自然是许广平的善意安排。

朱安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在1947年3月签署了有关鲁迅遗产及著作权的文件，把权益全部转移给周海婴。

1947年6月29日，朱安在北京病逝。虽然她到最后身体已非常衰弱，但脑筋仍然很清醒，后事要穿的衣服也列出了清单。她的遗愿是葬在上海鲁迅墓旁，这当然未能如愿；别的不说，以当时的情况，要把遗体从北京送到上海就不是易事。她的葬礼按许广平的意思举行，征得周作人同意，葬在北京她婆婆鲁瑞的墓旁，坟上没有任何标记。

也许会有读者认为许广平的决定过于因陋就简。但假如我们了解许广平的为人，就会知道这个决定没有丝毫不敬。许广平本人对自己死后遗体的安排有这个希望：“我的尸体，最好供医学的解剖化验，甚至尸解化为灰烬，作肥料入土，以利农业，绝无异言。”

尾声

朱安的困境，可以反映大多数在新文化运动前已经成年的女子所面对的厄运。她们和上千年来的先辈一样，生活要依赖家庭的经济架构（首先是父家，然后是夫家），但古代女子可以通过婚姻和生育提升地位，传统家族架构虽然一方面压抑女性，另一方面也为已婚女子提供大家认可的社会地位。在变革浪潮中，这份认可被粉碎了，她们的丈夫抛掉传统“贤良淑德”的标准（亦即建立于家族关系的标准），改用新规范来衡量她们。她们既然够不上新标准，就只有被抛弃。

朱安的情况绝不是个最坏的例子，和其他人相比，她可能还算运气好：她的丈夫没有放弃道德责任，一直承认她是周家一分子，在经济上支持她。朱安所受的打击是感情和心理上的：她后半生日夜与新规范周旋，对身边的新文化人和事其实都达到一定的了解；但在这些新人物的眼中，她永远是个外人，可能值得怜悯，却不受尊重。把她视为包袱的，除了她丈夫和他的兄弟外，还有他的朋友、门生和传记作者。“不够格”的女性在以新文化规范写成的历史中占什么地位，朱安是最佳说明。

这种歧视旧女性的历史角度建基于偏见，并不真的反映当事人的个性和心态。虽然社会规范的剧变令朱安无所适从，又不能不接受，但她始终保留着一份尊严和品格，而她能承受打击的原因，是她做人处世一直遵守自小形成的道德观，虽然活得困苦，但从来问心无愧，用她信中的话说，是“宁自苦，决不苟取”。与此同时，她对于把她摒弃的新世界也达到了一份相当深刻的了解。朱安晚年接受记者访问，谈到她和鲁迅及许广平的关系时，有这样的分析：

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许先生待我极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维持我……她的确是个好人。

精简的几句话，充分显示她的思维方式并不如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古老和单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上面强调的字眼。第一，她称鲁迅为“周先生”，称许广平为“许先生”，完全平等对待这两个人。试问有多少人看许广平和鲁迅的关系，不是以鲁迅为主，许广平作从属的呢？朱安就不这样。第二，她自己也以平等的眼光看鲁迅，所以有“我应该原谅他”的说法。第三，她对作为“第三者”的许广平既不妒恨，也没有大妇对侍妾的传统想法；她尊重许广平，也感谢许广平尊重她。在“五四”时期新、旧女性之间，这样的关系实在让人感动。

朱安自幼身体饱受摧残，婚后感情生活有如枯井，和丈夫移居北京后无法再得到娘家的精神支持，老年又面对经济困难，一生不可谓不凄苦，但她却从没有迁怨怒于旁人；光是这一点，就值得大家尊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