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秘密立储：雍正朝的后夺嫡时代 05
四阿哥弘历：宽仁治国的幻想与实际
我们今天评价乾隆时有一种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我们也许会拿他的审美开玩笑，会拿他的诗文开玩笑，但我们很少会拿他的政治能力开玩笑。有一些人还会评价乾隆为中国古代最标准的专制君主，一台伪装成“人”的政治机器。但其实我们也没必要神化乾隆，没有人天生就会搞政治或热衷于搞政治，弘历刚继位时，也只是个20多岁的缺乏实践经验的年轻人，他对政治的理解，也一样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
那在乾隆懵懂的青年时代，他都经历了什么呢？他青年时代的政治生活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一、初入职场的新君
乾隆继位后，作为一个初入职场的年轻人，他浑身都充满了干劲，想实现自己独特的政治抱负。乾隆非常渴望证明自己，因此他在治国理念与用人思路上，都展现出了强烈的个人风格。
比如，他即位后不久就说过这样的话：
政令繁苛，每事刻覈，大为闾阎之扰累。……朕即位以来，深知从前奉行之不善。留心经理，不过欲减去繁苛，与民休息。（《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乾隆元年三月十一日）
一个政府的法令如果既烦琐、又严苛，就会严重影响百姓的日常生活，朕很清楚，前朝过去的一些做法其实是有问题的，朕治理天下，不要繁苛，要的就是施行仁政、与民休息。
除了治国施仁政之外，乾隆在用人上也表达了自己的喜好，那就是重视科举出身的知识分子。他曾说过：
王大臣为朕所倚任，朝夕左右者，亦皆书生也。（《清高宗实录》卷五，雍正十三年十月十六日）
朕身边重用的大臣，都是读书人。并且他还说：
人无书气，即为粗俗气、市井气，而不可列于士大夫之林矣。（《清高宗实录》卷五，雍正十三年十月十六日）
书要是读不好，就不配当官。
说实话，乾隆这套用人的思路跟雍正的是十分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因为雍正当年明显更偏爱那些非科举出身的官员。比如，雍正为了规范官员的行为，就找人写了一本教地方官员如何当官的教科书——《州县事宜》。那这本书是找谁写的呢？雍正找自己最宠爱的两位大臣——田文镜和李卫——共同编写的。这二位论行政，都严苛暴烈；论出身，都是纳捐花钱买官的出身，是监生，不是标准意义上的读书人。放在乾隆朝，这二位不但不会成为模范官员，没准还会成为官场的反面典型。
那么乾隆这种“治国施仁政”与“用人重读书”的政治见解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这显然和他登基前的人生经历是脱不了关系的。
我们可以大概回忆一下。弘历继位时25岁，他人生的前8年的经历在史书中基本是空白的。从9岁开始读书，到25岁继位，这些年弘历基本是在学堂里度过的。唯有的两个例外就是，在弘历12岁那年，他有8个月是和康熙一起生活的；在他25岁那年，他有3个月跟着果亲王允礼一起去处理西南的苗疆问题。
所以我们不难发现，弘历在继位前，真正的政治实践时长只有3个月，他的政治经验是不丰富的。他对政治的理解大概率只有三个来源：爷爷康熙、父亲雍正、上书房里的老师们的教导。
祖父康熙的教导虽然只有8个月，但考虑到康熙当时在弘历心目中的高大形象，康熙晚年宽仁治国的风格对小弘历的影响是长远而深刻的。现实是，乾隆也的确有模仿祖父康熙的倾向。不过康熙驾崩时，弘历只有12岁，其思想尚未定型。
与之相对应的，父亲雍正对弘历的教导及影响则明显要小得多。乾隆回忆过父亲雍正和他之间的某一理念冲突：
皇考尝以朕为赋性宽缓，屡教诫之。朕仰承圣训，深用警惕。（《清高宗实录》卷四，雍正十三年十月初九日）
父皇当年说朕性格太宽仁、厚道、善良，总是批评朕。这些批评朕都记在了心里，深以为戒。
不过乾隆虽然嘴上说记在了心里，可从他早年间的执政风格来看，他显然还是没把雍正的话当回事的。为什么呢？这大概是因为乾隆政治理念的形成，受到了上书房的那几位老师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们今天提到乾隆的老师，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张廷玉。但其实老张是没怎么教过弘历的，他大部分精力都用来帮着雍正处理政务了。按乾隆自己的说法，他真正的老师只有3个人，就是福敏、朱轼和蔡世远。其中，福敏是弘历小时候在雍亲王府时的老师，虽然接触得早，但没教弘历几年。而朱轼后来在康熙朝升任吏部尚书兼管水利，在上书房教书的时间也不算长。
因此，和弘历相处时间最长的老师应该就是蔡世远了。他从雍正元年(1723)六月起担任弘历的老师，一直到雍正十一年(1733)因病去世。13岁到23岁，弘历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最重要的阶段，是蔡世远陪他度过的。不夸张地说，两人的相处时间，比弘历和父亲相处的时间都要多。而且他俩的师生关系还非常好。乾隆继位后没多久，就追封已经病故了两年多的蔡世远为礼部尚书。蔡世远有7个儿子，除了一个夭折的，剩下6位都接受过乾隆的赏赐。聪明伶俐的，就保送当官，比如蔡家老二，以廪生 身份选入太学，后来慢慢升迁到兵部侍郎的位置。其他不善学习的，乾隆直接赏赐举人身份，一样可以当老爷。可见在乾隆的心中，他是非常在意蔡世远的。
那蔡世远本人的政治理念是什么？他对乾隆的执政构想到底有什么影响呢？清朝官方史书上没有过明确的记载。但我们却能够通过一个人的经历发现一些蛛丝马迹。这个人就是雍正朝初年的云贵总督，杨名时。
杨总督是科甲出身，为官清廉，学问也很好，但他有一个缺点是会袒护乡绅，还会官官相护，是个典型的好好先生。于是，在雍正推行新政、打击官僚和乡绅知识分子时，杨名时总是有抵触情绪，出工不出力。最后，雍正就找碴儿把杨名时给革职了。跟杨名时情况类似的，还有我们的两位老熟人，就是影视剧《雍正王朝》中和田文镜叫板的李绂和谢济世 ，他们都是因为对雍正的改革有抵触情绪，最终都被免职了。
他们三位后来的经历都颇有戏剧性。他们被免职的时间是在雍正四年(1726)与雍正五年(1727)。当时的弘历只有十六七岁，考虑到雍正严格限制皇子与大臣的来往，因此，在理论上，弘历最多听说过他们三位，但绝不可能和他们有多少接触。但出人意料的是，乾隆继位后，就把他们全召回了京城，不但给他们免了罪，还加官晋爵。三人都封了大官，杨名时封了礼部尚书兼国子监祭酒，李绂封了户部侍郎，谢济世封了江南道御史。朝野一片哗然，完全搞不懂发生了什么。
根据《清高宗实录》的记载，乾隆的说法是：朕觉得他们几个不错，这才给免罪封官的。可问题是，你是怎么知道他们不错的？谁告诉你的？且光是因为“觉得”就能给他们这么大的官吗？要知道他们可都是戴罪之身。
在一篇比较冷门的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记载。乾隆朝的翰林院庶吉士全祖望曾经给杨名时写过一篇传记——《江阴杨文定公行述》。传记结尾处，有这样一句话：
漳浦蔡文勤公谓人曰：“今世而时时有尧舜君民之念者，江阴一人而已。”
这里的“蔡文勤公”，指的就是蔡世远，“文勤”是乾隆赐给他的谥号。而“江阴一人”，指的就是杨名时。因此我们能发现，蔡世远生前是把雍正朝的这位罪臣杨名时比作了尧舜一样的圣人的。可见蔡世远大概率是反对严猛治国的，对雍正打压杨名时等科甲文官的行为是持反对意见的。鉴于乾隆初年乾隆对杨名时、李绂、谢济世等人的重新启用，我们也不难发现，乾隆大概率也不赞成父亲雍正的打压行为，当雍正与科甲知识分子发生对立时，他选择了和儒家士大夫站在一起。
不过，乾隆搞仁政、宽刑罚、重视读书人，像这样执政，最后的效果到底又是怎样的呢？
二、宽仁治国的幻想
我们在前一篇提过，乾隆早年间为了获得舆论支持，打着“宽仁”的旗号对雍正朝的很多旧事做了翻案。很明显，乾隆最初搞仁政，出发点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我给你们松绑，但相应地，你们也给我支持。整个政局很快就在一种严猛的紧密秩序中打开了一道出口，很多之前压抑已久的人都长舒了一口气。但即便如此，我们为什么还是要说乾隆的“宽仁治国”只是一种幻想呢？
主要原因在于，乾隆尽管在翻案时打着父亲雍正的旗号，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乾隆这就是在“挂羊头卖狗肉”，嘴上说的是雍正的指导思想，可手上做的活明显全都基于乾隆自己的心思。尤其考虑到乾隆做的这些翻案文章还都是在雍正驾崩不到半年的时间内迅速完成的，短时间内在政治路线上的掉头，必然会导致官场的撕裂。
例如，乾隆初年任四川巡抚的王士俊，他是之前田文镜的助手，也是雍正严猛治国路线的绝对支持者，乾隆元年(1736)七月，在看到政治风向的猛烈转变，以及发现自己逐渐被边缘化后，王士俊没忍住发了个大牢骚：
近日条陈，惟在翻驳前案。甚有对众扬言，只须将世宗时事翻案，即系好条陈之说。传之天下，甚骇听闻。（《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乾隆元年七月二十九日）
大意是，如今大臣们写文书就只干一件事，只知道批评前朝世宗皇帝的政策，还扬言说只要是这样的奏折那就是好奏折。这些说辞要是传出去，像什么话？岂不是要被天下人笑话？
那这番场景被别人笑话了吗？还真被笑话了，嘲笑者就是我们的邻居，朝鲜。当时就有朝鲜史官挖苦乾隆初年的政局道：
政令皆出要誉，臣下专事谀说。
如今的清朝，皇帝就只想捞名声，大臣就只顾拍马屁。而当时国内国外的舆论似乎也印证了，乾隆初年的官场秩序，大概率是相对混乱的。
不过，乾隆的政治能力很强，强就强在他对很多事情都是很敏感的。乾隆很快就发现，自己那一套“宽仁治国”的方案好像出问题了，而且在宗室、乡绅、官场那儿全都出问题了。
首先，乾隆刚开始对宗室是很友好的，对十六叔允禄和十七叔允礼这两位老爹雍正留下来的老伙计更是尤其地好，均委以重任。经济上，乾隆给老十六、老十七都赏亲王双俸；政治上，乾隆更是干了件破天荒的大事。雍正十三年(1735)十月，在雍正刚驾崩没到两个月的情况下，乾隆就宣布要裁撤军机处。军机处可是中国古代中央集权最强盛时设立的中枢机构，这是雍正最杰出的政治设计之一。但当时乾隆说的是：
今西北二路既已无事，……大小事件，既交总理事务王大臣等办理。（《清高宗实录》卷五，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
如今天下太平，军机处也没什么用了，撤掉吧。于是乾隆就把军机处的权力直接平移给了以老十六庄亲王允禄为代表的辅政大臣。
乾隆放权的结局我们可想而知。老十六允禄的政治势力瞬间就空前膨胀，虽然允禄他自己多半没什么想法，但权力变大之后，底下的人自然就会主动扑上来。史书载：
见朕于王加恩优渥，群相趋奉。恐将来日甚一日，渐有尾大不掉之势。（《清高宗实录》卷一〇三，乾隆四年十月十六日）
后来连乾隆自己都意识到了，对宗室太好的话，很容易形成一股威胁皇权，并且难以把控的政治力量。
就在宗室势力抱团之后，乡绅地主那边也一样出了问题。相信乾隆最初废除“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恢复乡绅特权时，他心中大概率想的是：朕对你们这么好，你们一定也会对朕感激涕零的吧？
然而现实是非常冰冷残酷的，乾隆很快就发现，自己是把这帮乡绅、这帮名义上的读书人代表想得太好了。
乾隆七年(1742)八月，江南闹水患，出了灾情。乾隆就安排人员赈灾。结果赈灾刚进行一半，时任两江总督的德沛就上奏说，皇上，不好了，出事了。乾隆一看奏折，直接给气乐了。按惯例，赈灾这种事，向来是救急救穷不救富的：
在城居民，有力之家，例不在赈恤之列者。（《清高宗实录》卷一七三，乾隆七年八月十九日）
家里有粮食的，就别过来抢穷人拿来活命的这口吃的了。可最后江南的地主士绅干了件什么事呢？
聚众罢市抬神，哄闹公堂衙署，勒要散赈。（《清高宗实录》卷一七三，乾隆七年八月十九日）
他们聚众闹事，索要赈灾粮食，并且义正词严道：政府不能因为我们有钱就不给我们发口粮啊，我们也都是良民啊。
这要是放在雍正活着的时候，地方闹灾，不把你们这些乡绅赶到河堤上去当差修坝就不错了，你们居然还敢闹事？还敢抢灾民的口粮？都不用雍正发话，李卫出手即可解决。可到了乾隆朝，这帮乡绅地主还真就敢这么干了，显然，他们把乾隆的宽仁当成认 了。
到了这个时候，乾隆也终于理解父亲雍正当年为什么要专门打压这帮乡绅了——
绅衿之家，……此等恶习，自我皇考整饬以来，已渐次改易。今岂可使之复萌潜长？（《清高宗实录》卷一七三，乾隆七年八月十九日）
这帮乡绅地主的臭毛病，我爸当初不是都教育过他们了吗？他们不是都改了吗？怎么到今天又死灰复燃了？乾隆意识到这定是当地的学政官员没有教育好，干脆直接宣布当地的学政和聚众的乡绅全部交刑部议罪。但在这里，我们还是得说一句，此时的乾隆仍然保持了极大的耐心，他最后对这些人，也只是关押、教育了事，并没有杀人。
宗室和乡绅产生变化之后，接下来要改变的就是最重要的官场。在某种程度上，真正让乾隆产生警觉的，其实就是官场的不良风气。一个典型的代表就是李绂。
李绂当年在雍正朝因为和河南巡抚田文镜产生矛盾，与几位大臣联手参劾田文镜而被雍正怀疑其结党，进而被免职。但因为李绂的学问确实很好，为官也算清廉，所以自雍正十三年九月他被乾隆重新启用后，一直是深受乾隆信任的。只不过，时间才过了8个月，李绂就捅了娄子。
事情发生在乾隆元年的五月，当时新一届的科举选拔刚结束，乾隆就想选几个人才以便培养新人。出于信任，乾隆安排李绂去新科进士中挑一挑选一选，推荐几个可造之才呈上。
按常理，李绂办的这事应该是个美差。很简单，在素质过硬的人中找几个好的，保举一两个，最多三四个，这样对上不负皇恩，对下也有个顺水人情。可李绂倒好，他不但给了乾隆一串特别长的保举名单，而且为了让乾隆相信这名单上的人都是可造之才，他还搞串联，拉着六部九卿的官员一起签字保举。意思就是说，皇上您别看这名单上的人多，但这都是大臣们公认的优秀人才啊。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以“章总”的政治头脑，在看到这么一份推荐名单时，他会是怎样的心情。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乾隆此时的心理情景剧，大概是这样的——好你个李绂，父皇当年说你结党，朕还以为你是冤枉的，没想到你还真的喜欢结党搞串联啊？朕让你推荐学子，你拉着这么多官员一起上书是什么意思？你能耐大？你威望高？你开了这么长一串推荐名单，朕是该叫它“李选”，还是叫它“绂选”？将来朕用了这些人，他们是会感谢朕的重用，还是会感谢你李绂的举荐呢？你以为朕年轻缺心眼，什么都不懂吗？
于是乾隆立刻就把李绂叫来问话，而李绂当时的答话也特别有意思：
惟有永绝妄言等语。（《清高宗实录》卷一八，乾隆元年五月初七日）
皇上，我说错话了，我以后再也不乱说话了。
乾隆听完就更火大了，李绂你明不明白什么是重点？你的问题是话说得不对吗？你的问题是事做得不对啊！之后乾隆实在气不过，就发表了一篇公开的上谕：
朕即位以来，并未有因臣工多言，即加以处分者。今李绂明系妄举，乃自谓妄言，避重就轻，希图朦混。著交部严察议奏。（《清高宗实录》卷一八，乾隆元年五月初七日）
朕这么宽仁的皇帝，什么时候会因为大臣话说多了就加以处分？李绂你拉帮结派、保举官员，明明是个典型的政治问题，结果你只认为自己是话说多了，你这是避重就轻，企图蒙混过关！机智如朕，怎么可能上当？朕最终下令，将李绂送审，你们这些大臣也仔细想想该怎么处理。不过，乾隆最后的处理倒比较宽仁，只是将李绂降两级，调岗处理罢了。
我们总结一下就能发现，乾隆朝初期的宽仁政治，在表面的舆论吹捧背后，其实是潜藏着很多危机的。宗室出现了政治团体，乡绅再次集体闹事，连文官大臣也敢随意而放肆地串联了。早在乾隆二年(1737)，乾隆就不由得发出了一句感慨：
崇尚宽大，则启废弛之渐。（《清高宗实录》卷四二，乾隆二年五月十四日）
朕这是笑脸给多了，对你们太好，再这么下去，局面怕是控制不住了。
那“章总”最终又是如何把局面再次牢牢攥在自己手中的呢？
三、幡然悔悟地整顿
尽管“章总”早年间的“仁政”看起来你好我好大家好，但这并不代表“章总”就放松了对朝堂的管理。恰恰相反，“章总”在执政初期跟他父亲雍正一样，是非常勤政的。
按照学者对乾隆《御制诗集》 的统计，乾隆在位60年，他一共写了41863首诗，平均每年约写698首，产量非常高。但如果把目光聚焦在乾隆执政的前4年，那段时间他平均每年的诗作产量却只有几十首。以乾隆对诗歌的热衷，他早年间没怎么写诗，那他干什么去了呢？忙着批奏折去了。乾隆自己就曾在诗里感慨说：
剩有忧怀批奏牍，那余逸兴赋诗篇。
唉，朕稍有点工夫全批折子去了，根本没时间写我的诗了。
处置了李绂后，“章总”决心整顿官场，也由此开启了一个大工程。简单来说，就是乾隆用了三年的时间，把当时全国各省的主要部门的官员，全部轮流叫来京城见了一面。而且从召见这批官员的过程就能看出来，尽管乾隆此时年纪尚轻，但他的政治手腕和布局能力是十分强悍的。且从他召见官员的顺序就能看出，此番运作明显是早有预谋的。
首先是各省的督抚，他们是主政一方的一把手，乾隆最开始是一个都不见的。因为这些人基本都是雍正的拥趸，并且在当地是一手遮天的，一上来就召见这些封疆大吏，既没办法贯彻乾隆自己的政治意志，又不容易了解到当地的真实情况。
那乾隆最先召见的是哪些人呢？是各省的军事长官。乾隆元年五月，乾隆发布上谕：
各省提督总兵官，朕未经认识者甚多，……酌量先后，轮流来京。（《清高宗实录》卷一九，乾隆元年五月二十日）
大半年之后，乾隆总算是把各省的提督、总兵都见了一遍。
乾隆二年二月，“章总”又发布了一道新的上谕：
外省藩臬，所以佐督抚理一省钱粮刑名之事，责至重也。（《清高宗实录》卷三六，乾隆二年二月初八日）
这里的“外省藩臬”，“藩”指的是各省的布政使，“臬”指的是各省的按察使，是各省的二把手和三把手。乾隆说这俩职务一个负责钱粮民政，一个负责刑名司法，责任都很重大。
其中尚有未曾引见者居多。（《清高宗实录》卷三六，乾隆二年二月初八日）
著该督抚酌量，何时令其陛见。（《清高宗实录》卷三六，乾隆二年二月初八日）
可各省的这些二、三把手，有很多人朕还都没见过，你们各省的一把手们都商量一下，排个班，赶紧让手底下的这些老二、老三，得力干将们，都速来京城见朕。
乾隆不找督抚，找藩臬，绝对是憋着坏呢。
道理很简单，哪个老二、老三不想当老大呢？又有哪个老大，不担心老二、老三出卖自己，把自己顶替了呢？乾隆整这么一出，来京的藩臬大概率都会找机会向乾隆表达自己的忠诚，出卖一些情报；而仍在外省的督抚，也大概率会如坐针毡地赶紧写各种折子上奏，表达自己对乾隆的拥护。
而且即便某个省的督抚和藩臬之间本来是关系要好的，没有出卖彼此，但只要乾隆在密折的朱批里挑拨几句，那也一定能在彼此的心里埋下一颗怀疑的种子。这一年的乾隆刚刚27岁，但在处理人事问题的方面却异常老成。乾隆三年(1738)，乾隆又发起狠来，连各地的知府知县也都叫来京城问话了。身为皇帝，底下大臣之间彼此的怀疑越多，乾隆收到的情报也就越多，臣子对皇权的威胁也就越小。
在召见各省官员的同时，乾隆还办了一件大事。因为乾隆终于意识到了，自己当初撤销军机处的行为实在是太蠢了。老爹留下来的这么好用的机构，怎么就给撤了呢？
乾隆二年十一月，在雍正27个月的丧期正式结束之后，乾隆立刻下旨，表示自己要重组军机处。而且这时的乾隆明显不是一时兴起才重组的，他绝对筹划已久了。乾隆当时的上谕是：
皇考当日，原派有办理军机大臣。今仍著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公讷亲、尚书海望、侍郎纳延泰、班第办理。（《清高宗实录》卷五七，乾隆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这个名单一出来，尽管乾隆什么具体的规定都没说，但朝野就都意识到了，官场要起变化了，而且多半是系统性的变化。
因为这份名单中的两个改变，实在是太明显了。
军机处重组人员名单
1.西林觉罗·鄂尔泰
2.张廷玉
3.钮祜禄·讷亲
4.乌雅·海望
5.萨尔图克·纳延泰
6.博尔济吉特·班第
第一个改变就是，这份名单里没有宗室的王公。当时位高权重的老十六允禄和老十七允礼都不在其中。潜台词很明显，乾隆要开始约束宗室了，军机处的国家政务，宗室皇亲就不要再插手了。当时，允禄爱好多、允礼身体差，且都目睹过上一代的夺嫡惨剧，他们二人很平静地就接受了。也因此，整个宗室基本上没有什么反对的声音。
除了没有宗室王公之外，这份名单的第二个改变就是，在雍正朝德高望重的首席军机大臣张廷玉，他的排位从第一位降到了第二位。也许最初人们会觉得这是乾隆对张廷玉个人有意见，但很快人们就发现了，这不是一个个体问题，这是一个有关某个群体的问题。乾隆不仅对张廷玉个人缺乏信任，他对整个汉族官僚群体都缺乏信任。在乾隆朝的军机处，始终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首席军机大臣必须是满洲人，不能是汉人。在乾隆漫长的63年的执政生涯中，只有刘统勋和于敏中两个汉人曾经当过首席军机大臣。总的来说，乾隆这次重组军机处后的变化，概括来说就是“两打压一扶持”，打压宗室王公，打压汉族士大夫，扶持满洲官僚。
乾隆这么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打压宗室可以避免宗室王公凭借血统优势威胁皇权；其次，打压汉族士大夫，可以避免汉人官僚凭借人数优势威胁皇权；至于扶持满洲官僚，这些人一方面没有皇室血统，另一方面又和汉人天然对立，同时受到文化水平的限制，平均能力又普遍低于汉族官僚，他们的政治地位的跃升，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皇帝个人的重视与喜好。因此只要专注扶持于这些人，就能在最大程度上巩固满洲，巩固皇族，尤其能巩固皇帝本人的统治地位。这也是为什么在乾隆朝后期，乾隆会任用和珅这种官员。因为和坤符合“章总”一贯的用人偏好而已。
尽管从掌权者的角度而言，乾隆这么做无可厚非。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乾隆这种优先看血统，其次看能力的用人模式，明显是让权力远远凌驾于国家的正常发展之上的。而且，这种模式还被他本人执行了60多年。
由此导致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在乾隆朝，官僚集团的自我纠错能力和进取心都被无限降低了。当乾隆有活力时，这个国家才会有活力；当乾隆变得老态龙钟时，这个国家也就逐渐趋于萎靡了。
但截止到乾隆二年重组军机处时，乾隆也顶多是在提防宗室，提防汉族官僚而已，他统治国家的责任心还远没有到破罐子破摔的程度。但接下来发生了几件事，最终导致了乾隆的执政理念彻底转型，使得他对宗室、汉族士大夫、满洲官僚的信任度都降到了最低。今天我们说乾隆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台没有感情的政治机器时，基本上指的是乾隆十三年(1748)之后的乾隆。
那么从乾隆二年到乾隆十三年，在这11年间，“章总”又经历了些什么呢？
“章总”的一生丰富而漫长，两个章节写下来，也只写到了他执政的前几年。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乾隆这个人，他既有本身的复杂性，也有他在漫长的生命岁月中的前后变化。而且比起我们提到的其他那些“冷门”人物，乾隆的相关史料实在是太丰富了，方方面面都要关注到位。像是前面提到的全祖望的《江阴杨文定公行述》，只有在这些细枝末节中，我们才能理解蔡世远具体的政治立场，以及他可能对乾隆所造成的影响。
如果只是把乾隆的形象以粗线条手法来勾勒，不仅容易出现一些比较大的争议，也无法真正认识乾隆这个人。乾隆作为一个专制君主，他出生于1711年，驾崩于1799年，他的人生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18世纪的中国政治史。我们读历史，不要说绕过乾隆了，甚至不夸张地说，曾经有大半个世纪的中国人，其实都是笼罩在他一个人的身影之下的。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使乾隆彻底变成了一台没有感情的政治机器呢？
注释1：明清两代由公家给以膳食的生员。
注释2：谢济世，清朝官员。康熙五十一年(1712)进士，雍正四年考选浙江道御史，因坚持参劾田文镜被革职，在乾隆即位后补江南道御史。
注释3：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李朝实录》卷九，《英宗二》，中华书局，1980，第4518页。
注释4：收录乾隆帝诗文的官修作品集。共有5集，434卷。
注释5：弘历：《览旧作志怀》，收入《御制诗初集》卷一，四库全书本，第4页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