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DREAMERS 51-53

THE DREAMERS 51

本和安妮的后遗症很轻。

安妮有些轻微的晕眩,本的外周视觉略微受损,此外他们没察觉出别的问题。

若在一年前,两年前,或几年前,他们的重聚会带来截然不同的感受,就像鸿运当头,神仙显灵,否极泰来,起死为生。

但在一生中的这一年,在握紧彼此的手或倚靠彼此温暖的手臂时,他们丝毫没感到幸运,也没感到感激。两人的脑海完全被另一人占据。他是个父亲,她是个母亲,他们的孩子病了。

火灾后,最年幼的病人被转移到学校的餐厅。在这里——在等待了许久,打了一次又一次电话,签了一份又一份文件后,本和安妮找到了他们的孩子。

他们看到她躺在干净的摇篮里,裹着毯子,小小的脑袋被锁在不可触及的深沉睡梦中。

她的小鼻孔里连着一根饲管。

“她比我上次见大了好多。”安妮说。她热泪盈眶,眼泪止不住地往外冒。

她把女儿抱了起来,饲管在空中晃荡。即便在睡梦中,女儿的头依旧自然地靠上了她的肩膀,仿佛关于母亲的记忆依然停驻在她的颈部肌肉里。

他们应当戴上口罩和手套,可要是戴上手套,他们就不能为女儿擦去眼睛上的结块,或往她干裂的嘴唇上抹凡士林。触摸她皮肤的渴求排山倒海,势不可当。

比起本上次见她,她大了两周。仅仅是她的存在,仅仅是她在生长的事实,就证实了其他人的辛劳:那些穿着防护服来回走动的护士,她们在本看了女儿最后一眼后每天照顾她;还有那个将她从火场中救出来的永远无法再会的大学生。

她可能会死——这一认知点亮了安妮的每一刻。本来可能发生却未发生的事,对生命来说与一切发生的事同等重要。

还有一些父母俯身照看着自己的孩子,或像本和安妮一样,坐在孩子床边的塑料椅上。但大多数孩子都无人照看,除了人手不够的护士帮他们翻身、洗澡、换尿布,以及补充饲管的流质食物。

本醒来前做的最后几个梦中,有一个是这样的:他和安妮坐在一艘独木舟上,安妮穿着绿色的比基尼,阳光照上她除了比基尼的细带外一片赤裸的背。独木舟在一个海湾里漂流,本不知具体在哪儿。两人划桨前往一个小岛,小岛上长着一棵松树。将独木舟和桨放在小海岛上后,两人走到那棵松树下头,享用先前放在便携式冷藏箱里的啤酒,一边观赏阳光下其他的船只漂浮于海上。海面波光粼粼,怡情悦性。绵绵不绝的除了喜悦之情,还有另一样东西:无限的可能性。身心轻盈。

忽然,一叶路过的小舟上有人向他们大喊。

“嘿,这是你们的独木舟吗?”

没错,空无一人漂荡在水中的正是他们的独木舟。一定是涨过潮了。他们一边想一边下水游了过去,想要抓住独木舟和漂浮的桨。和别的梦一样,这场梦中有些东西感觉上完全不像梦,反而很——他找不出别的词来形容——真实。那种看到未来的感觉又来了。

在醒来后的头几天,这个梦萦绕着本,挥之不去,宛如背景噪声,响彻这个临时改装的餐厅。

他想将这件事告诉安妮。

可是,提及这件事忽然让他觉得过于私密、荒诞不经。他就一直没说。寻找恰当的词句来描述自己的经历,这一过程本身让他不再那么深信不疑。

他只好旁敲侧击地问安妮:“你有做什么古怪的梦吗?”

安妮看着女儿,头也不抬地说:“没有,我压根儿没做梦。”

她感到自己这些日子老是走神,魂飞天外,就像火车上坐在本对面的一个陌生人。

第二天,睡在旁边的一个大一点的孩子开始呜咽,小脸皱成一团。安妮很快发现他的尿布漏了。本去叫了护士。等了几分钟后,小男孩开始呻吟,安妮就亲自帮他换了尿布。在某些情况下,换尿布也是一个神圣的举动。

有一天,边上一张床上的小男孩睁开眼睛。一张一合的眼皮,黑白分明的眼珠,让整个婴儿看护区腾起希望。

“我要妈妈。”起初小男孩很平静,仿佛自己的需求会得到满足。“我要妈妈。”

可当母亲没立刻出现时,他哭了起来。本想安慰他,可没有用。

最后,人们找到了他的母亲,把她带了过来。

“他说想让我来?他开口说话了?”当小男孩跃入母亲的怀抱时,母亲惊讶无比。

她说,这个小男孩还不到两岁,还没开口说过完整的句子。

可你听听:

“妈妈,我做了个噩梦。”

但本和安妮的女儿依然没醒。他们为她剪指甲,帮她洗澡,夜里睡在她摇篮边的油地毡上。

本把自己的梦翻来覆去想了又想。这些梦是预言的感觉太过强烈,让他心惊胆战。那些梦里缺了一样东西:他的女儿。如果他梦到了未来,那他的女儿到哪儿去了?

THE DREAMERS 52

在一个著名实验中,一名地质学家把自己关进隔绝日照的地下洞穴整整八周。他要测验的数据中,有一项是检测自己的生物钟是否准确。他想睡就睡,睡到自然醒,并在笔记本上记录下天数。没有钟表嘀嗒嘀嗒,没有太阳东升西落,他的生理节律很快就和身处地表时不再同步。实验结束时,他坚称自己只在地下度过了三十五天,但地表已经过去了六十天。

莉比。她睡了三周,但只梦见了一个下午。

她睡醒时面带微笑,神色平静。她打了个哈欠,伸了个懒腰。

当她睁开眼睛时,萨拉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狂喜,如释重负。

“你感觉怎么样?”萨拉问。

莉比在自己的床上醒来。父亲在火灾突发、场面混乱、病人无人保护的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将她带回了家。父亲和萨拉在没有医护人员帮助的情况下照顾了她一整天。

“我从来没做过这么奇妙的梦。”莉比说。

她嗓音沙哑,鬈发缠在一起。她似乎不知道已经过去了多久。

“什么梦?”父亲的语气透着古怪的紧张。

莉比与萨拉眼神相对,这是她俩一直以来的习惯。

“你的胡子怎么了?”莉比问。

“你做的梦,不是普通的梦,对不对?你梦见什么了?”父亲说。

他的头发重新长了出来,可不再是棕色,而是白色。他现在仍和醒来的那天一样骨瘦如柴。

“我梦见了妈妈。”莉比的语气中有种不寻常的平静,还有一丝敬意,“我们在湖边。”

可父亲连连摇头。

“不是。”他抬手制止她往下讲,“我说的不是这种梦。还有别的吗?”

“只有这个。”

父亲向她确认数次,莉比频频点头。接着父亲走下楼不见了。

父亲一走,莉比问:“我睡了多久?”

萨拉回答:“三周。”

莉比的反应如同条件反射,仿佛胸腔中的空气被瞬间抽空。

她说:“我感觉只过了几个小时,就像打了个盹儿。”

猫咪围到莉比身边,蜷缩在被子里,依偎着她。

莉比接着说:“你也在我的梦里,我们和母亲一起在湖边。”

她一闭上眼睛,就能想起那段时光的每一个细节:母亲针织衫的淡紫色织线,她涂着浅桃色指甲油的指甲。

“还有这对耳环。”莉比从床头柜上一堆散落的珠宝中拿起一对银色耳环,“她戴着这对耳环。”

湖边的野餐桌上铺着一张报纸,她们开始画手指画。

“我们蘸着颜料按手印,而妈妈用手指作了一幅小小的画,画上是那片湖。”

空中弥漫着烧烤的味道,有人在海滩上烤串。母亲以她独特的方式用手背拂开脸上的发丝。

“你别着一个向日葵发卡,穿了一条白色太阳裙。”

母亲递给她们两杯牛奶和一个金鱼牌的透明密封袋。

“我要开始画喽!”母亲说。

蓝色颜料在她的掌纹中渐渐变干,鸟儿啼啭,孩子们在泼水嬉戏。

“你记得那样一天吗?”莉比问。

“不记得。”

“我觉得那是真的。”莉比说。那是一个遥远的午后,从记忆深处完好无损地得以恢复。

母亲去世时莉比还太小,在这之前,她对母亲没有任何记忆。

“这不可能,”萨拉忽然嫉妒不已,“你那时还那么小,不可能记得。”

但她让莉比将整个梦又讲了一遍,讲得更加细致,直到讲述的时间远远超过了数年前的那个午后。

莉比放低声音,问:“爸爸梦见了什么?”

“他梦见图书馆着火了。”萨拉说。

“别谈那事。”父亲的声音从另一个房间传来。

萨拉耳语道:“结果那儿真的着火了。”

莉比的脸色变得不太自然。

“你的梦应验了,对吧爸爸?”萨拉问。

父亲摇摇头,斩钉截铁地说:“在我的梦里,没人死去。”

THE DREAMERS 53

黑暗中,一颗小心脏开始跳动,脊髓神经逐渐联结,电流开始在大脑的突触之间传递。骨骼成形,牙胚开始萌发,还有眼皮。发丝般的小手臂第一次拍打,小芽儿般的指甲开始萌生,膝盖和手腕开始弯曲。

十周了,丽贝卡仍在沉睡。她的胸膛在医院的被单下起起伏伏,面色因额外的血流而显得别样红润,荷尔蒙让她的皮肤油光发亮。套着口罩和护理服的护士喜欢指出这片黑暗中的一处美好:她的脸真的散发着怀孕的柔光。

同一周,在散布于校园各处的医疗帐篷的一顶中,生物学教授在安静的午夜睁开眼睛。笼罩纳撒尼尔的是光亮的白色天花板,荧光闪烁。他不在家里——这是他的第一反应。空中有土壤的气味。

第一位医生对他说,他很幸运,病情较轻,只睡了三周,当然那是最乐观的猜测。医生戴着口罩说:“有两个孩子把你送了过来,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

起初他虚弱得坐不起来,然后他打听了亨利,亨利是不是也在这个地方。过了好几个小时才传来答复:没有,这里没有叫亨利的病人。他借了个手机,给家里打电话,没人接听。

医生们告诉他,这意味着一段困惑期的开始,这在幸存者中并不罕见。恐惧即将缓缓冒泡,日夜相随。

回到家,他发现前门上漆了一个大大的黑色叉号。进了屋,他发现屋子面目全非,仿佛受了时间或大水的洗礼。墙纸如桉树皮般剥落,霉菌在墙角滋生,脚下的地毯如海绵般渗出水来。茶几歪了,餐椅翻了,仿佛屋里的每样东西都被水抬起,又在水退去时落下。模糊的记忆进入他的脑海——有那么一刻,他在试图修理浴室的水池。而今,那根被一双业余的手所堵上的恼人水管仍在滴水。

他呼喊亨利的名字:“亨利,你在吗?”可屋子安安静静的,他甚至料想到发现亨利溺亡在地毯上。“亨利?”

然而,他最终在另一个地方找到了亨利:私立养老院。亨利躺在扶手椅上,再次陷入神情恍惚的状态。他怎么又变回了这个样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一直试着联系你。”养老院的一位医生说。

“他是怎么回到这里的?”纳撒尼尔问。

“什么意思?”医生疑惑地问,完全没提及亨利那次非同小可的苏醒。

松弛的脸,空洞的眼神,如果你问他他叫什么,他完全没有回应的迹象。

别人日后才会看清的事实,纳撒尼尔立刻了然于心:他只是梦见了亨利苏醒,这惊人的苏醒不过是他自己在梦中的一个愿望。不过呢,他脑中有另一个想法在与这个想法对抗,仿佛那才是对这些事件的唯一解读。

有关亨利醒转的记忆感觉上完全不像一场梦,那些日子同别的记忆一样历历在目,甚至更为清晰。

“你有做什么怪梦吗?他们都说得了沉睡病会做梦。”女儿打电话来问。她刚从旧金山起飞,但只能降落在邻城的机场。

“我完全没做梦。”纳撒尼尔说。坦白真相太尴尬了。

他支起了大风扇,要把房子吹干。他给保险公司打了个电话。他回到林间继续工作。可他的四肢依然沉重无比、疲惫不堪,没有哪种检查能分辨这是疾病还是悲伤的症状。在意料之外的光明后,时而会降临黑暗至极的情绪。

他开始搜索一位老同事的作品,那人支持一种稀奇古怪的物理学理论:也许一切可能发生的事都已经发生——排列组合的每一项都在各自的平行宇宙中展开。

他每晚都孤独入眠,一夜无梦。

第十三周,头发萌出,睫毛生长,骨髓开始填充骨腔。

在丽贝卡沉睡的医院翼楼的其他床铺上,最先感染的一些人——与她住同一层寝室楼的其他姑娘慢慢睁开了眼睛。一人梦到了灿烂夺目的长远未来,一人梦见了一连串的悲剧,一人抱怨噩梦吓得她魂飞魄散,相比之下,醒来后的平常世界简直安然得奢侈。

这周即将结束时,圣洛拉的官员报道了一个新的里程碑:七天内没有出现新病例。这一刻大家等待已久。一种病毒只能嚣张这么一阵子——面对任何病毒,只有一定比例的人容易受其感染。

同一周,儿童区,有一天本回到摇篮边时,发现在自己离去的几分钟里,一切都变了:他们的女儿睁开了眼睛。

安妮正抱着孩子,她脸上无声的喜悦是如此纯粹。宝宝凝视着她,就像出生那天一样,眸子是略深的蓝色。女儿的归来比她来临的那天还要珍贵——这一回,本领会了在世上有女儿相陪的意义。

几天后,回到家中躺在床上,当安妮递给女儿一个瓶子时,本终于跟她说了自己的梦。

“这些梦就像预言。”听了这话,安妮脸上浮现出担忧的神色。

“我知道这听起来怪怪的。”

他接着往下讲,先讲了关于独木舟和桨的那个梦,讲到当他和安妮在树下喝啤酒时,独木舟和桨漂到了海面上。

“你还好吗?”安妮边说边换了换怀中孩子的位置。

“没事,你听着就好。”本关掉昏暗的床头灯,半闭双目,开始回想,“在梦中,我们在一个水光潋滟的地方,那儿还有树,正好长在水边的松树。”

安妮轻轻笑了笑,低笑中夹着一丝担忧。本突然明白,把这事告诉她就是个错误。

“那不是未来。”安妮说,“那是过去。”

她说的话让人难以置信,就同时间能像顺流一样轻易逆流的观点一样令人匪夷所思。

“那是大学毕业后的夏天,在缅因。你不记得了吗?我们总是会提那时的故事啊。”

本又给安妮讲了另一个梦,聚会上地板开始垮塌。

“那是万圣节,在布鲁克林,罗布的老房子里。”

本听懂了,可这怎么可能呢?也许长眠让安妮的脑袋变得比他还糊涂吧。

本把做过的梦一个个讲给安妮听,与此同时,屋外飘起小雪,在街灯微弱的光亮下飞扬弥漫。

“你只是梦见了我们年轻时的事。”安妮说。

宝宝正看着本的脸。本突然渴望与女儿独处,告诉她而不是安妮,自己所做的梦有何含义。

“你的爸爸喜欢追忆往事。”安妮对眨巴眼睛的女儿说,“他总是认为过去总比现在好。”

本没再多说。那天晚上,他久久不能入眠。

也许总会有这样的夜晚,他躺在妻子身边,想念他梦中的妻子。

第十七周,内耳的骨头已经硬化,小耳朵开始听到丽贝卡的心跳声,共享的血液流过脐带的嗞嗞声,丽贝卡在梦中翻身时羊水的哗啦轻响声,也许还有护士含糊的嗓音和胎心监护仪周期性的嘟嘟声。

随着仍未醒的病人逐渐减少,加上四周没有新增病例,疾控中心宣告疫情结束。无论它会卷土重来,还是就此销声匿迹,人们都会永远记住它:圣洛拉病毒。

最后一个报道的病例是养老院的一位八十九岁高龄老人。随后,如同龙卷风过境一般,病毒消失了。

可它去哪了呢?也许它撤回了原来的栖身之地——树林,或是一些携带着它穿过矮树丛的动物。研究人员回到不同州的实验室,继续研究这种病毒,以防它有朝一日再度来袭。他们一致认同它会回来,一年内,十年内,或百年内。它可能会突变,变得更为温和;或走上另一条路,演化为一场遍及全国、席卷全球的瘟疫——全世界陷入沉睡,比起别的沦陷之景,这样的终结会多么悄无声息。

一位美国联邦法官下令解除防疫封锁线。所有路障都被撤下。亲友和记者涌入圣洛拉,幸存者蜂拥而出,迷信的人永远不会再回来。

在医院隔离四个月后,凯瑟琳终于能重返洛杉矶与家人团聚了。

可当她一进屋,却见女儿躲在外祖母的腿后面。看不见女儿的小脸让她痛不欲生,但她也感受到了,女儿在见到不熟悉的人时忐忑不安的心情。

她像面对自己的病人一样,在女儿面前跪下,问:“我能抱抱你吗?”

女儿摇摇头,她穿着一件凯瑟琳从没见过的绿恐龙短袖。

女儿偷偷看了她一会儿,开口说:“你看上去和以前不一样了。”的确如此,凯瑟琳在离开的这段时间瘦了不少。

至少这件事女儿不会记得一丝一毫,还要过上几年,闪过脑海的电火花才会存入她有意识的长时记忆,这让凯瑟琳既释然又伤感。

但凯瑟琳总会难免担忧,这段与单亲妈妈分离的时期会一直伴随她的孩子,如同一条绕过前路岩石的树根,或一节因没上夹板在愈合时长歪的断骨。

第二十周,负责昼夜节律的下丘脑开始运作,用完全匹配一个地球日时长的模式来调节心率变化和特定荷尔蒙的涨落。

与丽贝卡相隔四间的病房中,塞勒醒了过来,他没经过丽贝卡的病房,没触摸她的手。他的父母几周来一直在路障外扎营过夜,等待儿子的消息。他就这么同父母离开了圣洛拉,全然不知丽贝卡肚子里那个日渐生长的小生命。

丽贝卡和其他八十五个病人睡在一起,最后的沉睡者已被集中到医院的一栋翼楼中。

第二十八周,大脑已发育得足够复杂,能被突然的响声惊扰并转向声源。到这个周数,大脑已开始做梦,但梦见什么呢?飘浮感,或明暗的细微变化?也许这么小的大脑所做的梦是我们难以想象的,超越了科学与语言,无法记录也无法复原。

嘴会在不久后开始张合,肺正在快速发育,为将这个星球上的空气转化为身体能利用的物质做准备。

学校重新开学。

每天中午,萨拉继续独自一人在校园里吃午饭。

看到阿其尔重返校园,她松了口气。“嗨。”她向他打招呼。

“嗨。”阿其尔的声音有些沉重,他不必说自己得过病,萨拉从他的脸上就能看出来。

“你的家人还好吗?”萨拉问。

阿其尔点点头。“挺好的,我们都没事,你们家呢?”

在别的学生在校园里横冲直撞时,他们经常并肩而坐吃午饭。同享沉默令人安心。春天的百花已经归来——科学实验室边的粉玫瑰,体育馆边的金盏花,还有草地上随处可见的蒲公英。

有一天,碧空如洗,吃完午饭后,望着操场对面影影绰绰的树林,阿其尔跟萨拉说起了自己的父亲。

“他差点死了。”

不过他活了下来,虽然走起路来有些跛,屁股上还留了道长长的伤疤。

阿其尔说:“我总觉得这件事发生在未来,我怎么都摆脱不掉这种奇怪的感觉。”他总觉得过不了几天,他的父亲会在埃及被抓进监狱,他们得抛下一切远走高飞;再过上几天,父亲会在这个美国城镇遭美国士兵枪击。

铃声响了,其他孩子向教室鱼贯而入,但萨拉仍坐在阿其尔身边,侧耳倾听。

“我知道这些事已经发生了,我知道,可我就是感觉这些事发生在未来,而这种感觉会一直如影随形地在我脑中盘旋。”

宫缩开始,丽贝卡没醒。麻醉针插入脊柱,她没醒。麻醉剂扩散进身体组织,她还是没醒。

手术室里的产科医生和护士穿上特卫强手术衣,她没醒。他们在防护下往她的肚皮上涂碘液,准备剖宫产,她还是没醒。

连手术刀也没能打搅她的睡眠。

产科医生一层层切开腹壁,用戴了双层手套的手分开她腹部的肌肉时,她没醒。当医生切开子宫壁,护士吸掉术中出血时,她没醒。当孩子从她身体里取出来,如同牙齿从牙床里撬出来时,她没醒。孩子来到人世最初的时刻,她还是没醒。

这是在场者的记忆中最安静的生产。

大家都在盼望一声啼哭,却没有听见。好消息传来时丽贝卡没醒:至少宝宝在呼吸。坏消息传来时她也没醒:宝宝和她一样处于深睡眠状态。这表明圣洛拉病毒能穿透胎盘。

在剪掉脐带、称完体重、裹好襁褓、清理干净鼻通道后,一位护士想到把丽贝卡的手放到宝宝的前额上。一幕母亲与宝宝初会的哑剧。

缝合切口时,她没醒。电凝止血时,她没醒。

他们把宝宝放上她的胸口,她没醒。他们将宝宝送到她的乳房边,宝宝在睡梦中开始吸奶,这一刻她依然没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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