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DREAMERS 32-35

THE DREAMERS 32

医院已经封锁了十天。凯瑟琳站在三楼窗边，望着直升机往返，送来生活物资和食品。垃圾在下头的马路上高高堆起。

她和别的医护人员在隔离间里的着装有种妖怪般的感觉，塑料防护服不仅扭曲了医生和护士的脸，还压抑了他们的声音。穿上这种防护服，他们看起来体形大了，人情味少了，让人们心里发毛。

在医院的后门处，靠着玻璃的那些沉睡者看上去越发寂寞消沉，衣服上别着纸条，像是被抛弃的新生儿或吸毒者。谣言四起：所有暴露过的人都要扣留。

七英里外的洛杉矶，凯瑟琳家中，她的女儿和保姆也被隔离了。这是预防措施，以防凯瑟琳曾将病毒带回家里——病毒可能粘在她的衣服上，附在她的皮肤上，或飘浮在她头几次从圣洛拉归家后亲吻女儿的脸颊时呼出的空气里。

她本该更小心些，她不断地自责。

她与女儿通的电话总以同样的对话告终：好吧，妈妈，现在我能出门了吗？

保姆说，她的女儿出现了不合规矩的行为，有些反常。她拉扯窗帘，把食物扔在地上，还在房子里一圈圈地跑。

那么有耐心的照看者，声音中也透出了心力交瘁之感。

周日，凯瑟琳透过窗户，看到外头正在举办一场小型教堂集会。考虑到密闭空间空气不流通，有利于病毒传播，所有的教堂长椅都被拖到外头的停车场。

望着坐在长椅上的一个个家庭，瞧着他们手中的《圣经》，听着他们吟诵婉转悠扬的赞美诗——凯瑟琳的泪水夺眶而出。她从未与女儿分离过这么久。

一天晚上，凯瑟琳看到一群人涌向附近的一所高中，一架装载食品的直升机将在那里降落。

随后，一位急诊医生将凯瑟琳拉到一边。

“我们正在将阿片类药物从药房转移出去。”这位医生说。他很瘦，新生的胡子横跨下巴，眼睛透露出他睡眠不足，没有一个医务人员睡眠充足。他语速很快：“现在小镇被封闭，街头交易的毒品进不来了，他们很快会找到这里来，时间早晚而已。”

“他们是谁？”凯瑟琳问。她知道答案，但她想听他说出来。他提到他们的语气就像在说一群畜生。

“瘾君子。”

成瘾行为不是她的专长，但她的病人常有这一症状。那些药物能安抚脑中被精神疾病煽风点火的区域。

“如果医院里发生暴力事件，那就是导火索。”急诊医生说。

从他眼中，凯瑟琳能清晰地看出他想象的画面：药物成瘾者像僵尸一样，在医院里横行霸道。她经常提醒自己的病人，焦虑是一种创造力，恐惧是一种想象力。

急诊医生说：“从现在起，只有你和我知道那些药物的准确位置。”

越来越多的医生病倒了。

凯瑟琳发现，自己居然动手干起了一些自从毕业后再没干过的事。真怪异，她竟然手持缝合针和粗缝线，为一个在溢水的马桶边滑倒的男孩缝合额头的伤口。真稀罕，她竟然托住了历尽艰辛从母亲身体里滑出来的新生儿的头，而医院里唯一的产科医生正在隔离间里沉睡。

几天后，在候诊室改装的办公室里，凯瑟琳发现那位急诊医生瘫倒在椅子上。尽管他的呼吸比别的沉睡者还浅，但疾病能飞速席卷全身一事已经难以激起人们心中的波澜。

两个蓝衣护工将他送入隔离区，这时一瓶药片从他的衣服口袋里掉了出来。

“等等，”凯瑟琳说，“这不是沉睡病。”他服用了奥斯康定，一种有助眠效果的阿片类药物。怪不得他那么清楚别人可能会做什么。

针对这种情况，至少有个立刻生效的疗法：往大腿上注射一针纳洛酮。急诊医生睁开眼睛，清醒而尴尬。此后他一直躲着凯瑟琳。

那天晚上，凯瑟琳接到了保姆打来的电话，那人说：“她发烧了。”凯瑟琳呼吸一紧。他们已经了解到，发烧也是沉睡病的发病症状。如果女儿出事了，那就是我的错。凯瑟琳很确定这点。

保姆说：“我不想让你担心，但她几个小时前睡着了，我一直叫不醒她。”

现在轮到凯瑟琳想象最糟糕的情形了，细节鲜明得可怕。

一个简单而疯狂的想法刺破一切：她必须回家，回到女儿身边。

她要离开医院，两周来无人离开的医院。她要离开小镇，被士兵和军车重重包围的小镇。

她脱下手套，冲下楼梯。

她连医院前门都没通过。那儿有守卫，想都不用想。这不是靠人们自觉遵守的隔离。

一整夜，凯瑟琳都和女儿的保姆保持着通话状态。手机小小的屏幕上，沉睡的女儿看上去和那些生病的人一模一样。午夜后的某一刻，她惊恐地意识到她想不起女儿的眸色了。人们曾说她女儿的眼睛透着不同寻常的榛色色调，但她想象不出来。她记不清自己女儿的眼睛了。

终于，凌晨三点，她松了口气：她的女儿睁开双眼要水喝。

她得的不是沉睡病，只是儿童期寻常的发烧罢了。

听着电话那头女儿咿咿呀呀的声音，她的心中顿时柔情满溢，传向整个世界，传给医院里或清醒或沉眠的每一个人。这种感觉就像一种药物扩散到全身，就像女儿出生的那一刻。

THE DREAMERS 33

医院中心，正被身着特卫强4型防护服的护士照顾的第一批沉睡病患者所在的翼楼，一张床的被单下，薄薄的住院服下，一个年轻女孩腹部光滑的皮肤下，一颗小小的心脏开始跳动。这是个小秘密。像蜂鸟振翅那么快。这是第四周。

丽贝卡没有经历十八岁意外怀孕的少女本该有的情绪波动——惊慌失措，难以置信，为不得不做的决定而痛苦不堪。

十步外，另一张床上，塞勒也丝毫没体会到这样的情绪。

丽贝卡肚子里的东西已经长成了豌豆粒大小，太小了，还不至于称作胚胎。

五官逐渐在脑部组织上成形，眼睛的雏形已经显现，这双眼睛会让她看到世间万物。正在成形的管道有朝一日会发育成内耳，这双耳朵会让她听到生命之音，每一句话，每一个音符，每一滴落雨。还有一个开口会变成嘴，若孩子顺利出生，母女平安，这张嘴日后也许会问：上帝是什么啊？我们为什么需要风呀？我在进入妈妈的肚子以前在哪里呢？

房间里，监护仪嗡嗡运转，医护服唰唰移动。护士和医生走来走去，完成从始至今没变过的诊断测试：按压胸部，轻挠脚趾。一成不变。

丽贝卡的一个鼻孔里插着一根塑料细管，营养物质会通过管道经由鼻腔、喉咙流入她的胃部。

而丽贝卡自始至终都在沉睡。对于在她体内展开的进程来说，有意识的大脑就如同她床边窗沿上日渐萎蔫的向日葵一样可有可无。

THE DREAMERS 34

女儿睡了他就睡，女儿醒了他跟着醒，一天六次或八次或十次。每次醒来，本都会再度认清这一事实：他正独自和六周大的宝宝在一起。

无论去哪儿，他都要带着蜷在胸口的新生宝宝。他被告诫了一次又一次，你得待在家里，家里最安全。可他必须出门，去拿配方奶粉和尿布——镇上的高中正在分配生活物资。没人能告诉他他的妻子在哪里，医院的接线员不知道，急诊室外的士兵不知道，连第一天晚上，套着蓝色防护服和白色面罩，把安妮从厨房地板上抬起来的医护人员也不能明确说出她会被送去哪里。被抬走时，安妮的手指轻轻颤动，她睡觉时经常会这样。

安妮被送走的后一天早晨，护士来给孩子量体温时全副武装，戴着塑料护目镜，穿着连体防护服。宝宝号啕大哭，她已经能分辨出什么正常，什么不正常。

护士再也没回来过。

大街上时不时有一辆悍马缓缓驶过，或一辆救护车呼啸而过。街坊邻居进进出出，十分警惕。可本的眼中只有女儿的脸，耳边只有她的哭声。她只肯在爸爸的臂弯里入眠。她的嘴唇又从奶瓶口脱开。本的所有衣服都混合了尿骚味、酸奶味和尿布那甜蜜的臭味。他没时间冲澡，没时间洗脸。脏衣服凌乱地堆在地板上。

安妮离开后的最初几天，她的一位同事曾经来访，带着配方奶粉和湿纸巾。“没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是不是？”她双臂交叉，声音微微发颤，“我觉得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这个女人和安妮不是很亲密。可毕竟他们在这个小镇上只生活了三个月，只好能问谁就问谁。

安妮，安妮，安妮。她的名字听上去突然变得神圣、陌生而不同寻常。回家吧，本像个祈祷者一样低语。

本每天给居住在俄亥俄州的母亲打电话，母亲想飞过来，可本抱着打盹的女儿，轻声告诉母亲来了也没用。“他们不会放你进来。”

几十年来，只要母亲在那儿，本就会感到安心。“女儿出生时你就该叫我过去的。”可他和安妮早已决定，要一家三口生活一段时间后，再让双方父母过来。现在他明白了这都是青少年对什么是大人的理解。“如果她出生时我就过去了，我就会和你们一起被困在那里，就能帮上点忙了。”

有时，他筋疲力尽，甚至觉得倒头就睡，一睡不醒似乎是个不坏的主意。

在喂奶期间，公共广播传出的新闻片段在屋里飘荡。六百个病人，人数仍在增加，七百。

七十英里外的洛杉矶，商店的口罩卖完了，人们忙着囤积食物，生怕疾病扩散到那里。

一切寻常之物都成了不祥之兆：一只没拴狗链的斗牛犬在街上晃荡。附近某处，有个烧水壶响了几个小时。排水沟中的细流一刻不停地流淌，就像有人在给草坪浇水时晕倒了似的。

第三天，当安妮的朋友没按约定的时间来，也不接电话时，本问都不用问就知道原因。

在那之后，他和母亲约好每天早晨给她打电话。“如果我没在八点前给你打电话，你就报警。”可与新生儿共度的时间捉摸不定，不经意间几个小时骨碌一下就滚过去了。第三天，格蕾丝醒来后又是哭闹又是吐奶，本就忘了给母亲打电话——他的记忆有些失常，如同解体。两小时后他才看了眼手机。十个未接来电和一则短信：他的母亲已经报警了。

“谢天谢地。”母亲在接到他的回电时长舒了一口气，听上去高兴极了——本平生第一次体会到爱一个孩子所要经受的特殊痛苦。“那么，警察来时你怎么说的？”

“他们没来。”

两天后，一个警察带着一群身穿蓝色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来访。

“我们接到报案，说这儿可能有个男人病了，留下一个刚出生的孩子没人照顾。”

“那是两天前了。”

警察透过口罩叹了口气，他的双眼布满血丝，尽显疲态。

在那之后，本就一直开着窗。他满脑子都是对未来的糟糕设想。如果他倒下时窗户开着，也许会有好心的过路人听到女儿啼哭，在她脱水前把她带走。

靠着在日常生活和无妄之灾中可能性同样小到可忽略不计的大好运气，本终于找到了安妮的线索。电话那头医院的人终于确认她的安妮是一位病人，但她不在普通病房，而是转移到了学校图书馆，那儿已被改装成病房。电话那头的女人还说，没人能进图书馆，那里同医院一样是隔离区，有士兵把守。女人还悄悄告诉她，像是透露了一个不可外传的秘密：那个图书馆安了从地板连到天花板的大落地窗。

当本带着女儿到达图书馆时，窗户外已聚集了一群人：有戴着白色口罩的普通人，还有几个孩子，牵着父母的手。不久后，士兵会给整片区域安上围栏，而眼下，今天，他们还能趴在有色玻璃上往里头看上一眼。

这是本所看见的：屋里有大约五十张床，排放整齐，每张床上躺着一个人。一些穿着蓝色防护服的护士和护工在床与床之间穿梭。桌子和古老的灯推到了偌大房间的一侧，书架上的书俯瞰着下方的景象。

本没有立刻看到安妮，但他很快发现角落里有个棕色头发的人，并一眼认出了她。他猛吸一口气，震到了胸前的女儿。“妈妈在这里。”本轻声对女儿说，嘴唇触到了她的额头。安妮平躺在床上，身上连着许多管子，这一幕令他难受，又令他安心。安妮在这儿，看上去和平时一样，偶尔当本醒得比她早时，她就是这个样子。知道她睡在那里，本心安神定。

本从襁褓里抱出孩子，在玻璃前把她举高，女儿的腿像虫子一样蜷在一起。书上说，新生儿的眼睛只能看到一米内的东西，可现在他已不再相信那些育儿指南。孩子们知道的比专家所认为的要多，他确信这一点。不正确的东西和无法测量的东西不可相提并论。

“你看到妈妈了吗？看到了吗？”

即便如此，即便他正凝视着安妮的身子，即便他笃定那是安妮。她搭在腿上的手，她落在脸颊上的发丝。即便如此，即便诸多证据证明她就在那里，同样的问题又开始冲击着他：你在哪里？你去哪里了？

当本在屋里一刻也待不下去时，他带着女儿在日出时出门散步。女儿娇小的身子钻进他的羊毛衫，眼睛在阳光下眯成一条缝。本的脚步声在林间回荡。

他花了一整天教女儿各种事物的名称，一边走一边说：那是山峰，这是湖，盘旋在邻居家九重葛花田上的是蜂鸟，天上嗡嗡响的东西叫直升机，它也在盘旋。还有天空，万里无云的蓝色天空。蓝色，我们把那种颜色叫作蓝色。女儿惊奇地盯着每一样东西，开始牙牙学语，咿咿呀呀。那是他女儿的声音。本的胸口腾起一种令他吃惊的情感：又苦又甜，考虑到当下情况，甚至还带着些歉疚。可这个词盖过了一切：欢欣。

他试着把一切牢记在心，每一个小小的微笑，每一件新的乐事，以表达他对安妮最深切的怀念。安妮会想知道关于孩子的每个细节——尿布的成分，等了许久的嗝儿，脚指头的活动，细节中的大爱。本试着一一写下来，可一切都如流水般哗哗淌过。写下它的时间会和历经它的时间一样长。为安妮留存下这些日子的唯一办法是记录下每个小时、每一分钟。至少在某一方面，这段时间和其他时间一样：都会逝去。

THE DREAMERS 35

医院的病床，图书馆的折叠床，如波浪般遍布大学校园的大帐篷，餐厅里搭起的折叠床，教室里搭起的折叠床，崭新的帐篷……第二波病毒的侵袭来了。伴随着本该用于利比里亚和新几内亚的生活物资，伴随着住特制帐篷的昏昏欲睡的士兵，在散布于圣洛拉各地的房子的床上——沉睡者仍在梦中。

整座小镇的人像是走光了，尽管没人能出去。清醒者之间，有一种《出埃及记》般的感受彼此相通。仿佛大家光凭感觉就知道，如同用余光瞥见别人脑海中闪耀的意识。

到这份儿上，统计病人的准确数目变得很难。一千，也许更多。

头发长了，指甲弯了。没有足够的护工来为他们剪指甲，刮胡须。再说，让套着三层乳胶手套的手来完成这些工作非常危险。

大多数人更虚弱了。营养不良，身体脱水。

倘若生了褥疮也没法愈合，身旁通常也没人能发现。

维多利亚时期的人常常担心因误诊为死亡而被活埋，而如今，截然相反的事正在圣洛拉上演——折叠床上一些奄奄一息的人被误认为还活得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