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DREAMERS 30-31
THE DREAMERS 30
父母。小镇外一英里处，在高速公路通入树林的一个休息站中，渐渐聚集起一群父母。这里是士兵允许他们到达的离圣洛拉最近的地方。
这太耸人听闻了，父母们交头接耳，这侵犯了他们子女的公民自由权。他们与律师联系，与众议员和参议员联系，与媒体联系。他们望着沉重的军用车辆缓缓往返于小镇。一名父亲尝试爬上一辆军用卡车，可很快被众士兵赶了下来。
有些人睡在车里，有些人支起了帐篷。他们轮流开车翻山越岭采购食物。
他们聚成小团体讨论，交流信息，分享毛毯。大多数留在圣洛拉的孩子依然清醒，为什么不让他们回家，将他们隔离在自己的家里呢？
抗议标牌接连举起，相机也越来越多。
梅的母亲也在其中，梅不知道母亲近日来一直睡在旅行车里。离女儿近一些至少让她稍感安心，女儿已经两天没接电话了，可她没法确认电话没通是意味着女儿染病了，还是仅仅证明了这一自然秩序：父母总会对子女给予莫大的关注，而对别的事不闻不问。
THE DREAMERS 31
防疫封锁线拉起的第二天，圣洛拉雷库埃尔多路的路障处聚集了一众人，梅和马修也在其中。他们并肩而立，身穿汗衫和牛仔裤，脸上戴着白色口罩，手上套着蓝色手套。梅四处张望，忐忑不安，马修盯着正前方。自首是梅的主意。某种不同寻常的东西在她心中渐渐绽放，非常重大，如同责任。
不过马修同意了。他仔细考虑了这个想法，说：“为了大多数人，这是最好的选择。”
对梅而言，与其说这是个想法，还不如说这是种感受，近乎纯粹的生理感受，仿佛胃部肌肉对应该做什么事知道得一清二楚。
两排路障立于森林与圣洛拉入口的相会之处，树林里散布着几栋小木屋，路边挂着老旧的路牌：欢迎来到圣洛拉。
两个月前，梅坐在母亲的沃尔沃汽车上，经由这条路进入小镇。车上装着新床单、新衣服和一个仍装在盒子里的迷你冰箱，那时的梅脑海中充盈着希望与向往，新生活触手可及。
人群吵吵嚷嚷，各有所求，要物资，要食品，但大多数人想要的是消息。一个男人在打听他的女儿，一个女人在寻找她的丈夫，她说：“救护车把他载走了，没人告诉我他去了哪里。”
每一个问题都迎来栏杆后站岗的士兵同样的回应：缓缓摇头。
他们穿戴着军服、战靴和墨镜，挺括的白色口罩下，传出他们爱莫能助的话语。他们看起来充满歉意，就像两个男孩，除了身侧的黑色长枪有些违和。
“你们回家吧，那里是最安全的地方。”一个士兵说。
“可我们不住在这里。”一个穿着皱巴巴的西装的女人大声说，与她同行的八九个人是来这里参加某个大会的。“我们无处可去。”这时梅注意到她光着脚，她就是前天的那个女人。“我们能去哪儿？”
两架崭新的直升机在头顶盘旋。所有频道都抛开了“大学生大出逃”的故事，转而播报更火爆的热点：美国历史上头一次，一整个小镇被防疫封锁线包围。
马修冲一个士兵喊：“打扰一下。”
“嘿，”边上有个男人说，“在排队呢。”
一小时无所事事的等待。一行缥缈的行云飘过天空，一只狗独自走在路上，拖着狗链。这是谁的狗？人群中一阵嚷嚷。这是谁的狗？他们不停地发问，却没去看狗脖子上丁零作响的标牌。直到狗拖着一抖一抖的狗链晃荡出大伙的视野，人们才不禁胡思乱想，放开狗链的人是不是出事了？
轮到梅和马修与士兵交谈时，结果同其他人半斤八两。
一个士兵张口就来：“谁让你们来这儿的？我们帮不了你们。”好似两人方才有求于他。
“我们接触过病毒了，我们想做符合伦理的事。”马修说。
两个士兵眼神一对，仿佛把马修当成了脑子有病的家伙。
士兵递给他们一张黄色单子，用戴手套的手指拨打了梅先前拨打过的电话号码。
“他们让我们到这里来。”梅说。
“那就再打一次。”
突然有人大喊了一声，人行道上传来金属碰撞的声音。
“嘿，停下！”两个士兵同时大叫。
一个男人正试图翻越路障。
人群中一个女人也随之大喊：“赛义德，快回来！”
“别动！”离梅更近的士兵吼道。他没有端起步枪，可此刻若是有人凑近看，就会发现他握住枪管的手绷紧了。
“你们不能把我们困在这里。”翻路障的男人说。他有口音，梅分辨不出他来自哪里。他穿着灰色西装和正装鞋，一条腿已跨过栏杆。“你们说过的‘人权’到哪里去了？”
人群中那个女人不停地冲他大喊。
“赛义德，你要做什么？”
又一个声音加入，是个男孩。“爸爸，停下，求求你了，回来吧！”
女人换了种语言苦苦哀求，也许是阿拉伯语，但梅不确定。
这儿的动静引来了直升机。直升机围成圈，越围越小，越飞越低。
男人在两排路障间徘徊，像是迷失在了干涸的护城河中。他看上去晕晕乎乎。他开始哭号。
路障的另一边，树林赫然耸现，群山绿意葱茏，二十平方英里的国家森林在路两边绵延起伏。
男人继续向前，开始攀爬第二道路障。
“停下！”两个士兵齐声喊，可他没有停下。
男人脚下的反光黄色警戒线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翻过了第二道警戒线。
两个士兵像是想抓他又像是不想抓他。梅看到，在男人重重地落在柏油路面上时，两个士兵不敢碰他。
他们端起枪。
“别伤害他！”男人的妻子说。她围着绿色丝绸围巾，穿着米色裤子，戴着金色耳环，身边站着十一二岁的儿子。“求求你们了，”她对士兵大喊，“他平时不是这样的，他是个教授！”
男人一步步靠近士兵。
“我一定要离开这里，你们必须放我们走！”他大喊。
“先生，”士兵放软语气，“请回家吧。”
“我家离这里有五千英里！”男人咆哮道，“我从家乡逃离，而我在这里的境遇压根儿没比家乡好多少！”
女人也在大声喊叫，哭着哀求士兵。
一些专家事后会怀疑，沉睡病病毒在潜伏期就会对大脑产生轻微影响。一些事件中，清醒状态下的人表现出了睡梦状态下的特征：大脑的情绪中枢——杏仁核高度兴奋，而负责推理论证的大脑皮层的活动则受到了抑制，使人变得更易冲动。有些人会说，可能正是这些变化导致了今天的这一幕。
士兵一步步往后退，可男人步步紧逼，仿佛只有揪住他们的制服，凑近他们的脸破口大骂，才能让他们领会自己的意思。
枪声清脆而冰冷，“砰！”——吞噬了一切声响。男人直直倒下。
梅的手猛地往下一伸，想抓住马修的手，可他已经冲了出去，直奔路障。
“该死。”开枪的士兵不停嚷嚷，“该死，该死，该死，我跟他说了，我叫他别过来，难道他没听见吗？”
另一个士兵在男人身边俯下身。他正在用无线电对讲机求助。手机录像会拍到三个人：跳过两道路障去帮忙的马修，男人的妻子，还有男人的儿子。男孩不顾母亲的哀求，爬过路障，来到父亲身边。母亲呜呜泣诉，说着只有她和儿子懂得的语言。
从梅的角度看不到男人的脸，可她看得到柏油路面上闪耀的血迹。她的胸腔一堵，想深吸一口气都做不到。
这时，高空传来轻微的隆隆声，一架飞机划过天际。从飞机窗往外看，路上的事故小到看不见，好似天上的乘客和地上的人正处于两种不同的尺度。
倒地的男人突然发出一声尖叫。这多么让人解脱，又多么让人恐慌。
男人很快被一辆救护车接走，他的妻子和儿子一同上了车。梅觉得大伙儿需要为他们再多做些什么，可他们已经走了，再想要帮助他们已经不可能了。
马修正在同一个刚刚想帮忙的男人讲话，他是滞留此地的商务旅行者队伍中的一员。
“我们的宾馆半夜被疏散了，”那人说，“那是两天前的事。昨晚我们在公交车站的地上过了一夜。”
“我们没地方可去了。”那个赤脚的女人说。她手里拎着一双高跟鞋。
“你们有多少人？”马修问。梅感到一阵锥心的恐惧。她知道马修接下来要说什么。
他们说有十个人。不，九个，有人改口。“你们可以和我们待在一起。”马修说。
“如果他们染了病呢？”梅轻声耳语。
马修的脸庞依旧严肃而硬朗，让人看不透。“如果你染了病呢？”他说。
梅能听到母亲哀求她别冒任何风险。这群人觉得病毒就在宾馆的通风系统里——这是他们自己说的。他们也许全都接触过病毒了。
这些人是销售代表，他们正轮流在主卧、客卧和小女孩房间的浴室里洗澡，客厅里塞满了他们的行李箱。梅想到这点时已经晚了——他们冲澡时会污染小女孩的洗澡玩具，那些小船和泡沫字母。恐慌在她的胸口疯狂跳动。她必须提醒自己，小罗丝离这儿十万八千里，她正和父母乘着游轮在大海上漫游呢。
起初，他们围坐在一起，观看电视上的枪击场面。
“你不能说他们没警告他。”一个穿着红色马球衫的男人说，衬衫口袋上绣着公司标志。
马修正在来回踱步，他摇了摇头。
男人接着说：“我的意思是说，如果那人服从，他们就不会开枪。”
“你知道吗？”马修说，“1930年，夏威夷，政府隔离了一个华人社区，放火把整个地方给烧光了。”
“我们聊点别的吧。”穿马球衫的男人说。
房子里存有很多红酒，马修开了一瓶又一瓶，所有人都眼巴巴地想喝上一口。仅仅是舌头上的滋味，就算酒精还没来得及撩拨血液，就已经让梅感觉舒畅多了。
这栋大房子是否属于别人也许再也无关紧要，这块林地仿佛已与其余的世界割离，已与世界上的因果律割离。
他们慢悠悠地走到后门廊。梅看到邻居家的女主人正在看着他们，她也许会给房主打电话。但梅惊讶于自己内心的想法：她不在意。
过了一会儿，有个女人问梅和马修是如何相遇的，她说：“我喜欢听情侣邂逅的故事。”
两人之间腾起一阵尴尬之情——这种感觉若是被两人共同感受到，不是会推远而不是拉近两人的距离吗？
“我们不是一对。”马修不以为然地说，仿佛这很荒唐。
梅感到自己的脸烧了起来。
“哦。”女人说。
随之而来的静默中，几只飞蛾嗡嗡地扑向明亮的灯，一辆悍马隆隆驶过。马修又进屋喝了些红酒，接着再一次抱起签名吉他重返后门廊。
一个销售代表开始抽烟。
若给现在的场景拍张照，那看起来会像一场在后门廊举办的小型聚会——长明的灯，深秋的夜，一个男孩在角落里弹奏吉他。
冰箱里剩的食品不多了，而所有的商店，据说都关门了。
“我知道哪儿有吃的。”马修的语气有几分雀跃，饱含一个男孩在接受挑战时的干劲。
他灵巧地跳过木头栏杆，震得门廊秋千晃了晃。他落在一排垃圾桶边，拿开桶盖。
“哇哦，”门廊上嗓门最大的销售代表说，“咱还没到那个地步吧。”
“我向来这么做。”马修赤脚踩在草坪上，不着一物的双手已经解开了一个白色垃圾袋。他的汗衫上有几个洞。
那群销售代表表情扭曲，别过头去，就像闻到了垃圾的臭味似的——梅不想看到别人这么针对马修。她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着他把头探入垃圾袋，双手灵巧地翻动。他在宿舍里的外号跃入脑海：古怪马修。
半块面包映入眼帘，包装依旧完好，还有一块塑料纸包着的帕尔玛干酪，唯一的不完美是一道细细的霉菌。
销售代表没一人肯吃，可梅接了过来。
面包的味道不错，甚至超越不错。
“你知道这整件事让我想起了什么吗？”一位销售代表说，“还记得我们卖过的安眠药吗？”他上唇的胡子长了出来，称之为胡楂儿不太妥，说它是杂草还差不多。“有个案例是一个人连续睡了二十四个小时。”
“等等。”马修猛地直起身子，像是突然被激怒了，“你们这帮人，是医药代表？”
“没错。”穿红色马球衫的人说。
其他人坐在折叠椅上点点头，他们来参加的会议就是关于医药销售的。
马修接下去说的话被淹没在一架直升机的轰鸣中。院子被直升机点亮了一瞬，旋即又暗了下去。
“这事看上去不太真实。”一个女人说。她正摇着头喝红酒。
马修不再作声。他坐在门廊秋千上，抱着双臂，凝视树林。
“这一切看上去都不真实，是吧？”女人又说了一遍。
“不，”马修坐在门廊秋千上说，晃荡的秋千链嘎吱作响，“也许这一切本就不真实。”
哦，马修。要是她能从那个女人和别人的眼神交流中将他解救出来就好了。他没看见，或者不在意。可梅终究和那种女人不是一路人——描那样的眉毛，涂那样的淡粉色指甲油，不知要投入多少时间。
“像一场骗局？”女人问。
“你们读过笛卡尔的书吗？”马修说。
“伙计，我无意冒犯。”那个大嗓门男人说，“但我想今晚这儿没人有心情谈那种狗屁的宿舍闲聊话题。”
马修默不作声，两臂环胸。梅看到他的怒气正在节节升温。
“请别问我，我怎么知道这张桌子真的在这里。”男人用指关节叩了叩庭院里的桌子，嘴里露出被红酒染红的牙齿。“请别问我，我怎么知道你看到的蓝色和我看到的一样。”
马修靠到了门廊秋千的椅背上。梅已经能读懂那个神情：暗含不爽的微笑。
“那么我有别的问题要问问你。”马修说，“从病人身上攫取财富是什么感受？许多孩子用不起肾上腺素注射器和哮喘吸药器，就因为你们的公司将定价抬了十倍，有了定价权就为所欲为。身处这么一个操蛋的利益集团是什么感受？”
“我喜欢大学生。”那人说，“小伙子，我们十年后再谈谈？”
马修一言不发，起身进屋。
“嗯，”梅发话了，但她想不出能说什么，“你们一同工作多长时间了？”
“我们？”一个女人回答，“我们周二才认识。”
这消息令梅很震惊。再次发现人与人之间能这么快地建立起联系，真让人感到孤独。
不知何时，一个女人在椅子上睡着了。这是个不得安宁的夜晚，大嗓门男人立刻开始拍打她的肩膀。看到她睁眼，众人才舒了一口气。
她慢慢醒转，打了个哈欠，叫人给她拿红酒。
她说：“我梦到一切都倒退了，就像时光倒流了一样。在梦里，那个男人在中枪后弹身而起，士兵冲他吼了几句，接着他回身翻过路障，消失在了人群中。”
随后，销售代表们决定在客厅里睡觉，拒绝睡在卧室里，仿佛人多更安全而非更危险。枕头不够了，他们就用自己的汗衫充当枕头。他们躺在地上，很快熄了灯，却过了良久才把手机放到一旁。黑暗中，唯见他们等着困意到来时被屏幕的光照得森白的脸。
梅和马修逗留在后门廊上。微风吹过树林，风铃叮当作响。
“我觉得我们不该和他们睡在一间屋里。”马修轻声说。
屋里传来轻响：有个销售代表在哭泣。
“我们就睡在外头吧，我在车库里找到了一顶帐篷。”马修用头点了点后院的方向。
一顶帐篷，古怪的感觉卷土重来——这一天好似发生在脱离标准时间的某个地方，连最离奇的可能性都无法排除。
“我们可以把帐篷支在院子里。”马修说。
那些销售代表会怎么想？梅很担心，但她有种认同马修的冲动，与他意见一致让她觉得很舒服。因此，他们走进后院，梅打着手电筒，马修展开帐篷。
帐篷全新启封，仍透着包装的气味，不像梅家里的帐篷，肮脏不堪，破破烂烂。
“去他妈的有钱人，他们总是放着一大堆从来没用过的东西。”马修说。
梅不禁想，穿着破旧衣衫、背着破损背包的马修到底来自哪里。
马修将帐篷在草地上铺开，开始阅读说明书。这时梅轻声问：“你刚才说一切都不真实，是什么意思？”
“你可能听说过。”他头也不抬地说。梅等他说下去。
“做梦时，我们分不清自己是不是在做梦，对吧？”
“没错。”
“如果我们真的在做梦时分不清自己是不是在做梦，那么，理论上讲，如果我们现在在做梦，我们也无法辨别。”
从他口中吐露的话语——就像奔腾的电流，闪着宏大想法的电火花。
“实际上，有些哲学家认为，所有思辨都徒劳无益，终究达不成共识，因为意识本身就是庞大的幻想。”
大胆而勇敢的心情在梅的心中渐渐腾起：“我喜欢你讲解东西的思路。”
可马修没有抬头。也许她说错话了。马修仍在手电筒的光亮下眯着双眼，一边研究说明书，一边摆弄帐篷支柱。空中传来警报声，几架直升机在天上盘旋。
“需要帮忙吗？”梅开口问。
“的确需要。”他把说明书递给梅，可梅不需要，在过去几年的家庭旅行中，她早已学会了支帐篷。马修接过手电筒，梅很快把帐篷支柱插入了套管。
“我没有毫无保留地把一切告诉你。”马修说。
梅的全身上下蓦然绷紧，一阵刺痛划过皮肤。她突然感受到夜间的寒意。
“你什么意思？”
除了继续支帐篷，她不知道还能做什么。耳边是尼龙摩擦的声音。一眨眼的工夫，帐篷就支好了，就像瓶子里的一艘船。
“你听说过贝克公司吗？”
电视广告在梅的脑海中浮现：一家制药公司。“嗯？”
“那是我的家族。”马修像是在坦白。
“我在封闭社区里长大，上的是寄宿学校。我的一生都由不义之财支付。”
她从没想过这个穿着破汗衫、旧鞋子的男孩有这样的背景。可眼前的他是现在的他，而不是过去的他。他做出再出格的事，她也不会惊讶。
“可我不想要那样的生活，我觉得那是错的。”他的语气中有种绝望，仿佛他期望梅听了他的话不高兴似的。
梅想知道马修会怎么看待她的家庭背景：父亲是会计，母亲是教师，车道上停着一辆沃尔沃。
梅向马修示意帐篷的桩子应该插在什么位置，他们一起将桩子捶进地面。
马修钻进帐篷，跪在地上打开睡袋。他把手电筒丢在一边，光线透过帐篷射出去，像个小灯笼，为草地蒙了一层蓝光。帐篷不大，他俩将一起在帐篷里蜷起身子，靠得很近，这让梅心中一喜。
马修在草地上坐下，仰望夜空。这个神秘的男孩，他坐在那儿的身影是那么忧伤。
梅在他身边坐下。突然，他的脸凑了过来。
一个吻突然落下。梅还来不及想为何他们不该这么做。太快了。有些害羞。
接着马修谈起了星星，夜空本该群星璀璨，却被应急灯淹没了星光。他还说到了自己的梦想，住在山林中，睡在星空下。
“我想以世界上最穷的人的消费水平来生活。那是我的目标，我觉得这么做最符合伦理道德。”
他脑中的一切非此即彼，不是对就是错，那样清晰与纯粹，让人头皮发麻。
他让梅爬进帐篷。
她明白即将发生什么，一切尽在不言中，无须提前讨论，她仿佛已经能感受到，两人入眠时他温热的臂膀。
可马修突然起身，爬出帐篷，站在草地上。
“你睡里面，我睡外头。”
天亮了，销售代表没一人醒来。
客厅里的场面看上去像集体自杀：四仰八叉的身体，乌七八糟的头发，微微张开的嘴，口水淌到木地板上。如果你凑近点，就能听到他们仍活着的气息：深睡眠状态下的轻浅呼吸。
一人的手机响个不停。铃声包含了很多信息，它响得那么频繁，不知上一通何时结束，下一通何时开始：电话那头的人一定担心得要疯了。可在这个房间里，却没人受其打扰。一缕缕阳光照亮了他们的脸，看上去瘆得慌，仿佛阳光成了脸的一部分——将大地炙烤得越来越干燥的太阳，是不是也成了不祥之物？
专家说，仅凭肉眼无法分辨沉睡病和正常的睡眠，可梅一眼就能看出来。深入的沉浸，空洞的神情，比起昨晚稍稍年轻的面庞。这些特征无法被镜头抓拍到或在实验中被检测到，只有人脑，才能捕捉到这之中微妙的变化。
如果这些睡着的销售代表能透过梦境看到外界，梦的表面会映照出这样的一幕：面对一屋子的陌生人，戴着面具的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在九个人身边弯下了腰。男孩的手戴着从水槽下方找到的厨房手套，他用手指按压他们的手腕，感受脉搏。女孩拿着幼儿奶瓶往每个人干涸的嘴里注水，溢出的水流过他们的下巴。他们会听到隔壁房间传来男孩怒火渐盛的语气：可我们等救护车已经等了一整天了。最后，他们会感觉到男孩从腋下把每个人架起，女孩紧紧扶住他们的腿，他们的身体像沙袋一样晃来晃去。真皮座椅的气味。安全带草草扣住他们瘫软的身体。车库门“吱呀”打开，发动机点火，轮胎下的老街颠簸不平，转弯时他们的头前后晃荡。也许他们还能瞥见窗外的松树、群山，夕阳西下的广阔天空。他们的生理节律早已习惯跟随太阳的起起落落而变化——可它突然间就失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