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DREAMERS 18-20

THE DREAMERS 18

他们睡觉的样子就像孩子，嘴巴张开，双颊红润，呼吸像涌动的海浪一样均匀起伏。

患者的父母不能进病房了，他们只好透过双层玻璃看着自己的孩子。隔离——医生们称之为隔离，从源头入手隔绝疾病。可每一次睡眠不都是一种隔离吗？我们何时还会如此孤独？那些沉睡者不会一直静静地躺着。慢慢扫过床单的手臂，偶尔扭动的脚趾——这些动作让父母心潮腾涌，同样令他们激动的还有孩子在梦中呓语的难得时刻，就像做了噩梦的人想在夜里张口说话，可声音哽在喉头，如同被困在井底。

抵达医院时，塞勒依旧在睁着眼梦游。他弓起背，试着挣脱担架的束缚带。一位医生像个驱邪的法师般守在他身边。

护士们推着梦游状态中的塞勒，穿过一大群持摄像机的记者，他们纷纷向护士们大声提问。塞勒胡乱摆动的四肢和呆滞的目光很快会通过卫星传遍全球。

等他终于平静下来，便同其他孩子一样被隔离了。他所躺的地方离丽贝卡不过几步远。他认识她不过几周，可他身体的一部分已悄然停留在了她的身体里。

在丽贝卡到达医院后的头几天，医生们对她的状况一筹莫展，可在另一个更平常的地方，一项复杂的进程正在行进：一团细胞已在她的子宫壁上着床，将自身与她的血流紧紧相连。从她的鼻饲管输入胃部的养分喂养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人，其中一个还不及一粒罂粟籽大。大体上早已注定——棕色的眼睛、雀斑、不太齐的牙齿，也许还有冒险感和对语言的喜爱。一个女孩。这些全都装载在那团细胞中，如同一颗米粒上描绘的一幅肖像画。

同时，在玻璃的另一边，丽贝卡的父母正将《圣经》置于胸口，望着女儿的眼皮柔和而轻巧地颤动。几步外，塞勒的一只脚正在床单下抽搐。眼下，他们的秘密正与他们一同沉睡着。

同一天晚上，玻璃的碎裂声骤然响彻医院的走道。随着一声沉闷的“砰”，一位护士晕倒在地。她身下的油地毡沾满暗沉的斑斑血迹，她的护理服也是。人们花了好一会儿才找到血迹的源头：护士摔倒时压碎了身上带着的小瓶子。

最终，和其他患者一样，睡眠也扩散到了她的身上。

THE DREAMERS 19

湖。曾经闪耀着神秘的蓝色，而今污浊泥泞，在烈日下日渐萎缩。曾有部落在治疗仪式上使用这个湖的水，在他们的语言中，这片湖叫小松树湖。疗养院过去的宣传册中称这个湖为“疗养之湖”，用蓝色草书字母印刷。该疗养院在稍加装修后，变成了一家私立养老院。这个湖后来又换了名字，连同新生的整座城镇，命名者是这座小镇的开发者。那人想取个西班牙语发音的名字，他将小镇建造为使命派风格[1]，与他创造出的圣徒相配：圣洛拉。

大多数游人常在距离圣洛拉湖三十英里的地方止步——那儿有个更大更有名的湖，他们可以在湖里游泳划船。

可这个群山环绕的小湖却赫然成了圣洛拉大学的徽标，刻在指示牌上，印在短袖上，绣在夹克衫和帽子上。

三十年前，纳撒尼尔第一次望见这片湖，那时他还是个年轻的生物学教授，他的女儿还窝在妻子的臂弯里。不到一年，他们的婚姻已走到尽头。这只是一份临时的工作，这儿只是一个驻足之地。若不是亨利，他几年前早就离开了，他完全没想到自己会在中年坠入爱河。他所在意的东西是格外的简单纯粹：亨利。这一片湖是他们喜欢一同散步的地方，一走就是三十多年。

萨拉和莉比在这个湖的浅水区里学会了游泳。每年夏天，浅水区都会用浮标标示出来，年轻的救生员会到处巡视。在她们的母亲为数不多的照片中，有一张的背景就是这片波光粼粼的湖：母亲的发丝拂过脸颊，她手握一束雏菊，穿着奶油色的及膝婚纱。照片中，母亲用一根手指勾着一双高跟凉鞋，父亲站在她身边，穿着简朴的灰色西装。两人都光着脚，在沙滩上眉开眼笑，仿佛他们的一生，如常言所道，就在前方。

这片湖没过去那么大了。它每一年都在缩小，显露出它过去几十年吞下的东西：数量和海贝不相上下的罐子，沙滩椅和冷藏箱的残件，还有一台半埋在土中的福特T型车的残骸。

可这片湖，还有每年春天在湖面上游来游去的一队队鸭子，依旧让本和安妮在来圣洛拉的第一天就为之着迷。梅和她的父母也同样在校园导览结束时被这片湖深深吸引。

湖里的水曾用于扑灭山林火灾，特殊设计的直升机像鹈鹕一样把水吸上去，再泼洒到山丘的火焰上。

这个湖还负担了圣洛拉四分之一的供水。这掀起了新一波传遍小镇的谣言：也许水被污染了。

不过这才是真相：第十四天，洛杉矶某个政府实验室的一位研究者在培养皿内分离出了圣洛拉沉睡病的病原体。灾难的真相得以揭晓：不是精神失常、中毒或细菌。圣洛拉正被一股非生也非死的力量笼罩——一种病毒，一种科学界未知的病毒。这种病毒不会顺着自然活水游动，而是像麻疹、天花和流感一样传播。这东西——它会飞。

空气传播。医院里，这一消息证实了医护人员几天以来的怀疑。两位医生和四位护士躺倒在自己的病人身边，陷入沉睡。通风系统已经关闭。

这一天，也就是第十四天，医院关上了所有的门。

检疫隔离。

锁在里头的有二十三名沉睡者、六十二名其他疾病患者、四十五名探访家属、三十八名医护人员，还有别的工作人员和一位来自洛杉矶的精神病医生：凯瑟琳。她和其他人一起被困，困在离她女儿一百多英里的地方。

[1] 使命派风格（mission style）：源自十九世纪下半叶，特点是朴素自然，富有田园风情。

THE DREAMERS 20

同一夜，有人看见一大团烟雾从小镇外的树林里飘了过来。这一夜狂风大作，空气干燥。圣塔安娜风[1]正从沙漠向西推进：火险天气。前几个夜晚，消防车的闪烁灯光照亮了圣洛拉的街道。紧急广播时常骤然响起，播报又一起山林野火席卷了干燥的古老树林的灾难。在一个已然人心惶惶的城镇，破空的警报声惊醒了睡眠中的健康人。

可打鼾的宝宝没有醒，她睡在婴儿床中，距她以往醒来喝奶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本也没醒，他在透过婴儿床的栏杆看女儿呼吸时，不知不觉在小地毯上睡着了。安妮也不例外，她在本身上盖了块毯子后，在他身边闭上眼睛，也同他一样睡去了。

本和安妮，他俩曾在许多地方并肩躺下。大学期间在好些单人床上，他们双腿缠结，呼吸交融。在地下室的充气床垫上，那儿是安妮的家，她常常在父母上床睡觉后，溜到地下室去和本幽会。在墨西哥的睡袋里，大学毕业后的夏天，他们还那么年轻气盛，那么正经严肃，每一夜两人都是这么度过的：安妮一遍又一遍地为本解释弦理论，本则大声朗读普鲁斯特的书。在喝了太多威士忌和红酒后一醉方休的睡眠，在抵达罗马后在旅馆睡了一下午倒时差的睡眠，还有数年后在吊床上的白日打盹儿——吊床在缅因州安妮一家房子的后门廊，还有布鲁克林无数个周日一丝不挂的相拥而眠。还有前年安妮刚开始与导师一同加班到很晚时，本睡得焦躁不安，妒火中烧。当安妮坚称她和导师间什么事也没发生，只是要加个班来探究一些问题时，他只得窝火而眠。此外还有寂寞的不眠之夜，那次安妮在父母家待了两周，一个电话也没打来，本在两人的工作室里孤独难耐，彻夜难眠。接着是安妮决定回来，向他请求原谅时那痛苦又释然的难熬夜晚。他们曾那么多次在汽车、火车和飞机上并肩小憩。他们曾在墨西哥的海滩上共眠，留下度蜜月的晒斑。无数次睡眠中有噩梦，有美梦；有彼此分享或没分享的梦；有从未记住也永远不会记住的梦。在两人的头相距不过几英寸时，许许多多的梦从他们的脑海中穿行而过。

而在过去的三周，他们历经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睡眠：片段式的深睡眠。倒头就睡，说醒就醒，大起大落，效率非凡——谁知道宝宝何时会睁开眼哭叫呢？

可这一晚，尽管警报声依旧刺耳，宝宝却没有醒来。这一晚，宝宝没有哭叫。

反之，在关了灯的婴儿房里，三人深深沉入各自的睡眠中，思绪飞速发散。连婴儿床上的格蕾丝也不例外，她那不为人知的梦令她眼皮翕动，嘴唇微颤，还有一条手臂在轻轻颤抖。

当外头的警报高声鸣响时，隔壁房子里的萨拉和莉比很快醒来，猫咪一家也是。“爸爸！”两人在黑暗中大喊。

不过她们知道该怎么做，知道该去哪里。这种事每年都会发生几次。再过一会儿，她俩就会等候在外头的卡车里，看父亲拿浇水管在屋顶上冲水。在这个火灾季节，一小块带火星的木块就能乘风飞过一里路，点燃一栋像他们家这样的房子。

“我们不能丢下小猫咪。”莉比说。

她试着把所有猫咪抱起来，可它们从她瘦弱的双臂中挤了出来。有两只像松鼠一样蜷缩在她的床底下，背上的毛直直立起，白色的尾巴像掸子一样膨胀起来，小小的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亮。

萨拉冲向大厅尽头父亲的房间。他向来开着窗睡觉，不顾季节。高音警报伴随着父亲一直放在床边的警用无线电通讯器的静电干扰声，让他的整个房间震颤不止。

“爸爸。”萨拉唤道。站在门口时，她忽然心生胆怯。

借着街灯暗淡的灯光，萨拉看到了父亲的剪影：他侧身躺在那张宽大的旧床上，在昏暗中显得那么安详。

一阵干燥的狂风刮来，吹得窗帘啪啪作响。

“爸爸？”

萨拉打开灯，看见父亲双眼紧闭，皮肤松弛。她捏起被单为他拉好，接着戳了戳他裸露在外的消瘦肩膀。近几年来，他竟变得如此瘦骨嶙峋。

“醒醒。”萨拉轻声说。

太奇怪了。他脸上的触感，皮肤上连日来的汗味，还有打鼾时呼出的污浊气息。太奇怪了。

莉比跑了进来，拨开脸上的发丝。“你们帮我把所有的猫抓到一起吧，它们跑得到处都是。”

“爸爸没醒。”萨拉说。

莉比在父亲耳边大声喊叫，可毫无回应。她又使劲拧了拧父亲的胳膊。

“你轻点，别伤着他。”萨拉说。可父亲的脸上丝毫没露出痛苦之色。

莉比俯身靠近父亲的脸，确认他还在呼吸。她的鬈发拂过父亲的前额。

“这是那种病，对不对？”莉比问。她的双眼已蒙上一层水雾。

此时此刻，她们本应在楼下背着包，穿好鞋，整装待发。只要森林火灾初露苗头，父亲就会带她们离开城镇——这是一片危险的狭长地带，只有一条出路。最安全的地方是远离此地，最安全的时间是比别人更早撤离。

她们闻到了烟味。

火灾时绝对不能待在卧室里。三楼是最危险的地方。

“我们不能把他一个人丢在这里。”莉比说。

警报声不绝于耳。萨拉看向窗外，太黑了，看不清烟从哪儿飘来，看不清起火点是近是远。一种可怕的冷静降临到她身上。有一连串决定得当机立断。父亲一定希望她们尽快离开，抵达安全地带——她确定无疑。至少要下楼，准备随时逃跑。但她不会这么做。

“我们不能丢下他。”萨拉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要留在这里。”

屋外，风吹弯了桉树的腰，桉树的树枝刮擦着屋顶，像是在寻找靠山维持平衡。

“你想想，在这栋房子建起后这儿被多少场野火席卷过。”萨拉来到妹妹身边，“你想想，这栋房子在这儿站了多久，一直屹立不倒。”

就这样，她们穿着睡裙坐了下来，握着父亲松弛的手，等待即将到来的一切。

三条街外，警报声将纳撒尼尔从噩梦中惊醒。

梦里的场景是三十年前，他和亨利刚刚相识，两人都是年轻的大学老师。在纳撒尼尔离婚后租的小公寓里，他两岁大的女儿正在小地毯上堆积木。梦中的亨利正在寻找什么东西，他在公寓里翻来覆去拼命地找。纳撒尼尔一下子就明白了亨利在寻找什么：某种毒药。亨利找毒药是想喝下去，可纳撒尼尔无法理解原因。亨利哀求纳撒尼尔帮忙，苦苦哀求，他不停地说，这个样子他会活不下去。可纳撒尼尔领会不了他的想法：这个样子指什么样子？在梦里，他不知道亨利痛苦的来源。最后，他跟着亨利进了房间，房间的样子是纳撒尼尔的祖母在密歇根州的房子的起居室，纳撒尼尔突然有了确定无疑的感觉，毒药藏在角落里嘀嗒作响的大摆钟内部。可他不会告诉亨利。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亨利不停地质问。他的脸很年轻，可写满痛苦的双眼却像个老人。你为什么不帮我？

醒来时，纳撒尼尔浑身紧绷，出了一身汗，湿透了被单。

若他在别的时间做了这个梦，他也许会将之视作预言。抑或在过去的特定时刻，他会将之视作上帝传来的讯息。

若他在五十年或一百年前的弗洛伊德时代做了这个梦，该学派的权威专家也许会论证这个梦与亨利无关，而与纳撒尼尔自身的童年经验关系匪浅，比如儿童期被压抑的性冲动。这场梦的真实含义被压抑在他的潜意识里，需要经分析后才会显露。

同时，那个时代拥护荣格[2]的人会给予截然不同的解读，他们坚称梦不能被如此武断地简化，并非一切事物都与欲望相关。正如亨利喜欢对学文学的学生说的那样，诗就是诗，无法翻译。荣格学派的人会指出，梦里出现的意象是集体无意识的一些原型：父亲、孩子、钟表。

可这些是另一个时代的思想。

现代的科学家们对梦没那么大的兴趣。

对身为生物学教授的纳撒尼尔来说，关于亨利的梦不过令他稍感沮丧，略微分神。他很快思索起别的事来，把梦抛到脑后，再也不对其多加思考。

在这个火灾之夜，找到另一个焦点很容易，这几乎是种解脱：空中的烟味、警报的尖鸣，以及有事要做这一事实。

没过多久，他站到了院子里，用水管冲刷屋顶。

医院里，烟味仍未被察觉。隔离的十二小时内，另一种更紧迫的危险飘荡在灯光大亮的走廊中。五分之一的护士未能幸免于感染，还有一名因肺炎入院的老人也与其他人一同睡在隔离区内。

困在医院中的病患家属没有足够的床位，便在走廊上席地而睡。这么晚了，没人能看出人群中谁病了谁没病。

一些小问题已成了大威胁：两个厕所不再能冲水，一向按时送来的食物中断了——司机被新闻吓得不敢靠近医院楼。

楼里，凯瑟琳将口罩戴得紧紧的，手上套了两层手套。精神科的训练只让她比其他人多了一点点心理准备。一种想法时常在她脑中浮现：如果沉睡病带走了她，那她女儿将会没有一丝一毫与母亲在一起的记忆。刹那间，感觉将她带到这个无依无靠的世界显得有些自私。

她试着给女儿写点什么，以防万一，好让女儿长大后看见。但一落笔，她能写下的唯有那句最言简意深又平淡无奇的话：你正被爱着。

体育馆中，没人在睡觉。黑暗中，有二十六个清醒的孩子，比前一天少了四个。一种想法在孩子们之间传开：梦本身就是毒物，梦就是原因而非结果。如果你一直不合眼，那你怎么会染上那种病呢？梅躺在自己的折叠床上，缩在毯子下颤抖。毯子很硬，像旧大衣一样粗糙。她把手机握在胸前，如同握着一个十字架。有人在角落里窃窃私语，有人在黑暗中咀嚼糖果。

在宽敞的空间里，渐响的警报声被无窗的墙壁挡住，听不清晰。可微弱的烟味很快飘进了体育馆。

“你们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一个男孩的声音从体育馆另一侧传来。梅能看到出口标识的黄光映照出他的剪影。他拿手抵着门，感受热度。

火。随着这个词传开，体育馆变得嘈杂起来。光脚踏上光滑木地板的声音此起彼伏。

“我们得离开这里。”有人说。

门外的守卫冲里头大喊：“所有人冷静！”声音同之前一样与这里隔得很远，因为守卫们害怕与孩子们呼吸同一片空气。“远处的树林着火了，不过我们看着呢。”

体育馆中涌起一阵抗议。他们听到外头飕飕的风声越来越响。他们必须得出去，看看外头到底发生了什么，瞧瞧起火点到底在哪里。

一些孩子聚集到前门。守卫一边后退一边说：“你们不能越界。”

可烟味越来越浓。

“就算我们被活活烧死，他们会在乎吗？”马修说。这时梅穿上鞋，背起包。

马修一马当先，快步走到守卫跟前。“停！”守卫说。可接下来的一幕霎时清晰地落入旁观者眼中：守卫不敢碰他。马修继续往前走——他走出了前门。

随后大伙儿也意识到了这点，他们仅凭精神的力量，像踏过热炭一样迅速而坚定地走出大门。在此之前，梅从未感受到自己与别的孩子有如此紧密的联结。有些恐惧，有些刺激，还有刹那的目的感。梅听到守卫通过对讲机请求支援。

感受到风击打脸庞，一些人当即扯掉口罩，任其像重获自由的鸟儿般飘到身后。谁知道有多少孩子已经感染了沉睡病——那个当下正在他们的血液里疯狂复制，等待着发作那一刻的东西。

可眼下的这一夜，他们感到很快活，无比快活！他们开始尽情奔跑，所有人，包括梅。她的背包不停地撞击她的背，夹杂着些许烟味的空气涌入她的喉咙。狂风大作——一阵圣塔安娜风，几乎吞没了她的呼吸。

就算守卫正在后头向他们大喊，也没一个人能听见。耳边的气流声太响了。

马修知道接下来怎么做——这个想法促使梅在黑暗中跟随着他。见他停下，她也停下。图书馆后门的阴影中，那个又高又瘦的男孩斜靠在墙上，像个陌生人。

“我们能去哪儿？”梅问。刚刚那阵狂奔让她呼吸急促。

火比她想象的远得多。远处林间有一片微弱的光，上头有直升机监视。刹那间，一切昭然若揭：促使他们逃跑的并不是火。

“我不知道。”马修说。他一直在环顾四周，脸庞半隐在街灯投下的阴影中。“我不知道。”

其他孩子鱼贯而行，踢踢踏踏的脚步声在黑暗中飞速前进。

“这太荒唐了。”马修一边搓手一边说，“他们随时会派出反恐特警组。”

不过梅想到了一个惊人的主意，她喃喃低语：“我想我知道个地方。”

“什么？”马修在风中大声问。

梅放大了点声说：“我知道一个我们能去的地方。”

她永远不会明白马修脸上闪过的惊讶有什么意味，就像那些曾经把她当小孩看的男孩头一回看到她在足球场上能跑多快时的神情。

马修什么也没问，两人直接上路。

给了这个男孩他当下所需要的东西，真是又兴奋又刺激。

当他们到达目的地时，脚下的草坪一片濡湿。这些草比其他院子里的草健康得多，连干旱都不怕。一排白玫瑰随风摇摆，花瓣像五彩纸屑般撒在草地上。

“我在这里照看小孩。”梅说。车道上的奔驰开走了，但门廊的灯亮着。“房主去外地了。”

一切简单得不可思议：轻而易举地转动钥匙，轻快敏捷地输入防盗系统的密码。

屋里的空气闻起来就像洗好的衣服，给人以安全感，仿佛没有烦恼和痛苦会造访这样一个设施完备、井然有序的家。这种感觉，来自偌大的白色厨房里的大理石厨台和不计其数的铜锅，来自每道窗沿上摆着的玻璃瓶里精心培育的多肉植物，来自顶灯照射下闪耀光辉的木地板。顶灯根据定时器运转，让屋里看起来有人。而此刻，屋里的确有人。

“我们得脱鞋。”梅说。

马修脸上将信将疑，却当即踢掉了脚上的拖鞋。他的两只拖鞋用带子连在一起，没有别的男孩穿这样的拖鞋。当他俩进入起居室，踏上奶白色的地毯时，梅努力不去关注他的脚有多脏。

梅把鞋子放上鞋柜的架子，像是在舞台上用肢体语言说：至少我们要把鞋放好。这时马修开口问：“屋子里住的人去哪儿了？也许他们知道的比我们多。”

“他们去坐游轮了。”梅说。

马修似有若无地笑了笑。他已摘下口罩，梅第一次留意他的嘴：薄薄的嘴唇，刚冒出的胡楂儿，瓷砖般排列紧密的牙齿，像是矫牙矫过了头，不太自然。

“你有想过为什么他们需要这么大一栋房子吗？我是说，他们要这么多东西做什么？”马修问。

他从钢琴上拿起一个小鸟的雕塑，像个孩子一样托着小鸟飞翔。

“小心点。”梅说。

也许她不该带他来这里。

壁炉上挂着一把闪闪发亮的蜂蜜色吉他，琴箱上文着一个签名。这不能碰——这是梅对住在这里的小女孩说的话。小女孩才两岁，刚刚懂得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不能碰，小女孩每回路过吉他都会说，不能碰。可马修来了，他伸手够吉他，想拿下来弹奏一曲。

“嗯，那个，你能别碰吉他吗？”梅说。

她不该这么说。太尴尬了，对这种身外之物的在意，还有句末上扬的语气，像在质问，像在告诫他不该碰吉他。

“放轻松，他们不都在大洋之上吗？”马修说。

他全身都在活动，手在打响指，脚在踩节拍。他转而将咖啡台当鼓面打起鼓，随后爬上小女孩的摇摆木马，怪模怪样地跨开双腿。他的行为有种冒险精神，他的狂野似乎有那么点感染力。

“我想把窗帘拉上。”梅说，“这样邻居就看不见我们了。”

这栋房子有很多窗户。

随后，梅在厨房里找到了马修——左手握着一瓶红酒，右手拿着一个开瓶器。

“你真不该这么做。”梅说。

下一刻，软木塞“砰”的一声弹了出来。紧绷之感传遍梅的全身，谁知道这家伙还会做出什么事来呢？

“在别人拥有那么少时他们却拥有这么多，这是不对的。”马修说，“我们可以把红酒倒进下水道，以示抗议。”

他没有说到做到，而是将红酒倒入两个咖啡杯，将其中一个杯子推到梅的面前。

“不用了，谢谢你。”梅说。

他笑了笑。梅现在明白了，带他到这里来就是个错误。

“喝吧。”马修说。

马修就站在那儿一瞬不瞬地盯着她，所以她抿了一小口。红酒的口感令她惊喜：清凉爽口，和她在卡特里娜喝过一两次的醇厚红酒截然不同，舌尖上的那一丝暖意似乎永远尝不够。在那时，脑子别犯浑似乎无比重要。可现在，这听起来极其幼稚，狗屁不通——马修会这么说。

“我们得记得走的时候把酒瓶带走，这样他们就不会知道我们把酒给喝了。”梅说。

“那大可不必担忧。”马修说。

梅又抿了几口。也许她不想继续做原来那个循规蹈矩的女孩了。

警笛声时不时从远处飘来。直升机破空飞行。

马修打开电视。他们沉入舒适的长沙发，掌心传来真皮的凉意。

“看，我们上电视了。”马修说。

屏幕上是他们的学校，播放的是直升机的航拍画面。学校被警车包围，警灯闪个不停。记者说，未经证实的消息称，有二十多个学生离开了隔离处。

坐在这条长沙发上，情势越发显得没那么严峻。说实在的，还有些好笑。马修一次次为梅续杯。

他说起美国历史，谈到了那该死的检疫隔离伦理，还有公民自由。

有那么一刻，梅很想闭上眼睛。可没过几秒，扫弦的声音响了起来。壁炉台上的签名吉他已经横跨在马修的大腿上。

“我觉得这只是个装饰品。”梅开口道，可她已经融化在了长沙发里。

那瓶红酒立在咖啡台上，几乎见底。

“这玩意儿完全不在调上。”马修说。

他不该玩吉他的想法停留在这片空间的某一处，可这只是个观念，而不是感受，就像个理论性的东西，与她毫无联系。

她感到越来越疲惫，太累了，也许她一生中从来没有这么困过。一闪而过的恐惧让她不由得皱眉：如果这是那种病在让她渐渐失去意识，那该怎么办？可这种担忧很快烟消云散。一切可能性都渐渐淡去，除了掌心下冰凉沉静的皮沙发，还有后脑勺那软绵绵的垫子。

“嘿，等等。”马修说，“你睡前最好喝点水。”

可已经晚了。她已经坐在马修身边睡着了。那是一段如海洋一般的幽暗睡眠：深沉，寂静，空旷得没有一个梦。

[1] 圣塔安娜风（Santa Ana wind）：一种极其强劲、干燥、炎热的离岸风，起源于大盆地高原的气团，影响沿海的南加利福尼亚州，因扇动地区野火而臭名昭著，又被称作“魔鬼风”。

[2] 荣格：指卡尔·荣格（Carl Jung），瑞士心理学家，曾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合作，一同发展及推广精神分析学说，后与弗洛伊德理念不和，分道扬镳，创立了荣格人格分析心理学理论，主张把人格分为意识、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三个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