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DREAMERS 21-23
THE DREAMERS 21
女孩们。她们从体育馆奔向停车场，光着脚或蹬着人字拖，头发在风中飞扬。她们三五成群地坐进车里，冲向主干道。一辆车立刻被警察拦住；一辆被发现停在一个女孩的男友家外头，女孩们正在屋里吃比萨；可另有一辆车穿越重重阻碍，向镇外飞驰而去，不知所终。车里洋溢着熟悉的狂喜之情，自由飘浮的快感如暗流般涌动，蕴含在他们和着广播的大声歌唱之中。疾驰的车不停地转弯，闪耀的车灯照亮了沿途的森林。有朝一日，她们一定会讲起这段历程，侥幸脱险的亢奋之旅。她们飞速驶过小棚屋和野营地，直到四面八方除了树林别无他物。她们紧急转向以避开一只梅花鹿，鹿的眼睛倒映着车灯的光。一种无法抵抗的感觉忽然降临：爱，彼此之间的爱，对自己的爱，还有对生活的爱！一切都是爱的一部分。群星，树林，空中的烟味，逼近的危险或对危险的感知，都不过只是为这飞驰在黑黢黢的道路之上的十八岁特别之夜增添了乐趣罢了。
她们行驶了二十多英里，来到邻近的小镇，那是路边的一个小地方，居住着二百五十人。她们在加油站停下，下车买口香糖。一个女孩用假证件买了一提六瓶装的伏特加柠檬饮料，钱从她赤裸的手中滑入营业员赤裸的手。另一个女孩在一个陌生人耳畔轻言密语，像是在调情，两人的呼吸交融在一起。他们的手掌拂过柜台，他们的手在取冰激凌和红酒时碰到了冷藏柜的把手，他们的手指触摸了挂在收银台边的钥匙扣。
此时此刻，她们仍对自己带来的危险全然不觉。在这个夜晚，这种心情下，她们不可能（不可能！）想象到再过一天，她们就将在路边的复古汽车旅馆中抵挡不住睡意，或想象到几天后，那位营业员会在值夜班时倒在那个柜台后头。疾病还会传染给那个外地人。在独自一人背包旅行数日后，他会在睡袋里陷入沉睡，身处树林的极深之处，在那里躺了整整两年都不为人所知。
THE DREAMERS 22
一开始，你不会知道一场野火会造成多大的损失。待太阳升起，眼前只余下数公顷死气沉沉的树林，在蓝天之下焦黑枯败，一片荒凉，树枝上的针叶零落殆尽，仿佛常绿树也迎来了冬天。
再晚些时候，官员们在追踪扩散的疾病时，会追溯到这一夜，追溯到那二十多个学生翻过山丘、穿越树林、驶入小镇时呼出的气体。
可到了这里，时间线越发含混，传播途径越发模糊。叙事者的言语总有漏洞，这是探究真相的限制。在一些支离破碎的线索中，推断会在缝隙中扎根。
火灾次日，天光初亮之时，萨拉正舒展着身子躺在木地板上，在睡梦中轻轻转头。
有一只小猫咪正在舔地上的东西。这让萨拉醒了过来，视线平行处是小猫白花花的爪子，啪嗒啪嗒，似乎很急切。除此之外，屋子里很安静。阳光照了进来。
床上的父亲没有变化，依旧在安静地沉睡。
“爸爸。”萨拉轻声呼唤。没有回应。
前一夜的恐慌以另一种形式卷土重来：终结。父亲感染了沉睡病——毋庸置疑。
萨拉心中涌动着另一种感觉：她似乎早就见过这一切，早已期待了数年。确切来讲她期待的不是灾难，而是一些不可避免的丧失，一些突如其来的崩坏，仿佛以往那些忧心忡忡、彻夜难眠的夜晚都是这件事的彩排。
床上的父亲看起来平静而年轻，或比以往年轻。他的前额像被单一样光滑。他这么闭着眼睛躺下身子休息的样子真是少见。
萨拉注意到，父亲的眼皮在颤动。
她想知道父亲在做什么梦。梦见了灾难，还是没有？梦见了不同的生活，还是原本的日常？
当萨拉和莉比拉开父亲身上的被子时，尿味飘了出来。
“我觉得我们得打电话找人帮忙。”萨拉说，“比如911。”
“不行，他不希望这样。”莉比说。
的确如此，两人都知道父亲会怎么说：警察就是一帮满口谎言的家伙，医生过来就是为了钱，整个社会体制都在控制之下，与他们对着干。
“他们还会把我们带走。”莉比说，“我们会被收养到不同人家，再也看不到对方。”
这些设想是父亲灌输给她们的。他警告过她们好多次，被社会工作者带走会有怎样的下场。
没有祖母可以打电话求助，姨母也不行，亲朋好友没一个会知道该怎么做。一直以来，只有他们三人在这栋房子里一起生活。而现在，可以说只剩两人了。
最后，问题回到水上头。父亲的身体需要水，不是吗？可她们没办法给他水。
最后打电话呼救的是萨拉，她撒了不得不撒的谎。她说她来自明尼苏达，正住在自己的祖母家。她告诉应急车辆调度员，她的父亲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他可能病了，得了那个沉睡病。她问能不能派人去检查一下他的情况。
不久后，萨拉和莉比坐在马路边小山丘上的树林里，膝盖紧紧蜷到胸口，看着自家的房子，仿佛她们只是坐在干燥泥地上的邻家女孩，正在一边捡松果一边等待。萨拉看到了自家屋子在邻居眼中的样子：窗户封得死死的，雨水沟锈迹斑斑。
“那又如何，我才不在意他们怎么看呢。”莉比在傍晚的阳光下眯着眼说。
湖面上吹来一阵风。在屋里待了这么多天，她们没想到外头这么冷。
空中飘来松脂的清香，昆虫的嗡嗡声，邻居家孩子的哭声。母亲正抱着孩子在门廊上来回踱步。她的脸凑近孩子的脸颊，嘴巴在动，像是在唱歌。
“我从没见过这么小的婴儿。”莉比说。
小婴儿脸蛋红扑扑的，眯着眼睛，裹在白色的针织毯中。
在离开房子前，两人将所有猫赶进地下室锁好，开着前门，好让救援者进屋。她们的计划只延续到几个小时后。她们会先在外头藏一阵子。明天是一片黑暗，后天是一片空白。
远处终于响起汽笛声，萨拉攥紧妹妹的手——有人来帮助她们的父亲了。可当救护车的双层门打开时，眼前的一幕却出乎意料。
莉比倒抽了口气，只见四个人走下救护车，通体蓝色衣装，让萨拉觉得很像宇航员。是男是女看不出来，更别提他们还戴着护目镜和口罩，套着连领帽。他们还戴着从手延伸到胳膊肘的绿色橡胶手套，甚至鞋子都套了塑料鞋套。还有围裙，每人的衣服外还套着一条干净的塑料围裙，仿佛这些人是屠夫，要来这里切点肉似的。
“他们要对他做什么？”莉比问。
“他们会帮他。”萨拉嘴上这么说，心里却不确定。父亲的恐惧突然在她的脑海里绽开，猛然而来的内疚让她腹部一紧。
“我跟你说过，你不该打电话的。”莉比说。
可现在已经太晚了。那些穿着防护服的陌生人穿过前门，很快再次出现，只见楼上的窗户蓝光闪动。防护服只能透过木板间隙的玻璃依稀可见。
邻居家的婴儿又哭了，可母亲没有继续摇晃她，而是一动不动地站着，盯着女孩家发生的这一幕。母亲拿起一只手捂住嘴，像是得知了坏消息，或受了惊吓。她任由裹着宝宝的毯子松开，粉嫩的小脚丫伸了出来。
当女孩家的前门再次打开，他在那里——她们的父亲躺在担架上，担架在护工的手中像个棺材一样晃来晃去。
他在担架上毫无遮蔽，任人摆布，胸膛赤裸，只穿着一条平角裤。莉比不喜欢担架运到路上时父亲的头上下颠簸的样子。
并非生活中发生的一切都可消化。一些事会完整而长久地停留，一些画面永远不会离开脑海。
“他不会想要这样的。”莉比男孩子气地用小胳膊往树林里投了一颗松子，“他厌恶这个样子。”
“可除了这样，我们还能怎么做呢？”萨拉说。可紧绷的感觉传遍她的全身，后悔之情也节节传递，一次一块肌肉。
父亲那结满老茧、一直以来脏兮兮的脚底心消失在洁白的救护车里。一位护工正将某种烟雾喷洒到其他护工身上。
隔壁的女人连同孩子消失了。
在救护车离去前，一位护工拿着一个罐头似的东西回到门前。女孩们听见他摇晃罐头时的金属声，还有喷漆从喷嘴中喷出时“唰——唰——”的声响。
“嘿，他们在做什么？”莉比耳语道。
一个巨大的黑色叉号显现在前门布满裂缝的门板上，仍在滴落油漆。她们又听到了晃荡声和喷漆声，是那位护工又在房子侧面喷了个叉号。
两人过了好久才意识到自己饿了。当太阳落下山丘、蟋蟀开始呼唤彼此、街道几近全黑时，她们蹑手蹑脚地回到家，像小偷一样悄无声息，还不敢开灯。她们一个十一岁，一个十二岁，待在一栋大房子里，无依无靠。
THE DREAMERS 23
本正驾车等候在车道上，车上装满了尿布和食品杂货，这时他想到要查看一下手机。也许他对即将看到的麻烦有所预感吧——来自安妮的两个未接来电，一条未读信息。“是我，快点回家。”她在留言中说。
他在停车场给安妮打电话。她没接。
他开足马力向家驶去，儿童玩具在后座上滚来滚去。
一种漂浮的感觉。
昨晚，他梦到自己和女儿漂浮在海洋上。没有木筏，没有陆地。他用一条手臂护着孩子，另一条手臂划水前行。女儿的头不断沉下水面，而梦的主体就是让女儿的鼻子一直处在涌浪之上。可她很快沉了下去。接下来的梦境全是本在拼命划动双臂，在幽黑而冰凉的水中寻找女儿。他折腾了好几个小时。我们对梦的原理知道些什么呢？也许，在现实的房间里，他睡在婴儿床边的地板上，宝宝的鲸鱼闹钟不过嘀嗒了几秒钟。
他快速驶过小镇，迎向那片湖。在等红灯时，他又给安妮打了个电话，依然没回应。
他驶入家门前的车道，把食品杂货留在后备厢里，连车也没锁就直冲楼梯奔去。
他在见到妻子前就听见了她的声音：急切而恼怒。
他没有注意到邻居家房子上的标记。“你终于回来了。”妻子的声音从楼上传来，“我打了好几个电话。”
“格蕾丝在哪儿？”本问。可孩子就躺在往常的地方，侧卧在婴儿床里，睁着蓝色的眼睛，生气勃勃。他将女儿温热的头凑近自己的脸，问：“她还好吗？”她还那么小，小到两只手时不时消失在袖子下头。
有时，回想起自己曾不想要孩子，本会感到恐惧。仿佛时间有时会倒流，回到一个人生转折点，那时一切都能一笔勾销，代之以无限的可能性。
“邻居得了那种病。”安妮说。本感到腹部一紧。
“什么意思？”本问，可他知道妻子的意思。
安妮说：“他们刚刚把隔壁的父亲抬出来，他不省人事。”
那东西能随风飘荡，从一扇开着的窗飞入另一扇吗？那东西能从不久前刚站在他家门廊上，离宝宝仅几步之遥的那个女孩的喉咙里飘出来吗？
“还有穿着那种防护服来的人。”安妮说，“就是通体塑料，不露一丝皮肤，他们应对埃博拉病毒时穿的那种。”
“天哪。”
在其他的日子，他可能会担心隔壁人家的两个女孩，可今天，他满心挂念的只有自己的女儿。此刻女儿正倚着他的胸膛软软地扭动，她的免疫系统还未完全成熟。成人的身体能快速清除的东西可能会在新生儿的身体里疯狂肆虐。他晃动着臂弯里的女儿，仿佛她需要一些安慰。
“我们离开这里吧。”安妮说，“我们上车，赶紧走。”
安妮念叨个不停：格蕾丝也许没有被捐献母乳感染，可如果一直留在这个小镇，她一定会从别的途径染上病。
她把格蕾丝的衣服堆在床上，折叠打包。
“可他们说我们不能离开这里。”本说。
安妮叹了口气，沉重而刻意，仿佛她已经和他吵了一整天。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她的语气有些刻薄，还含着一些前所未有的东西。
“你想留就留下来，反正我要带她走。”
只有安妮说得出这样的话，仿佛她和孩子依然共住于同一个身体里。
她从柜子顶部拉出一个手提箱。“让我来吧。”本说。她现在不应该抬扛任何东西。
本接着说：“如果我们要走，那么越快越好。”距护士再次来给宝宝测体温只剩一个小时了。
可收拾必需物品要花费很长时间。在摇篮、尿布、干净的奶瓶、配方奶粉、包巾、奶嘴和挤奶器全都在后备厢放置好前，喂奶的时间又到了。这意味着门铃响起的那一刻，格蕾丝正巧喝完一瓶冲泡奶，她的眼皮随着最后一口奶耷拉下去，她就这样在安妮的臂弯里睡着了。
本觉得他的脸色会透露出他们即将离开的秘密。“自然点就好。”安妮在门铃再次响起时轻声说。谎言已经上路。本确保自己在开门前脱下鞋子，这样他就会光着脚应门，像个即将过夜间生活的男人。
门阶上站着和以前一样的护士，可她穿得比以往更加全副武装：连体绿色防护服，纸口罩，延伸到手肘处的蓝色手套。
“处理程序一直在变化。”她的声音从口罩后面传出来。她用手腕后部拂去眼前的几根发丝，问：“你们准备好了吗？”
当看到安妮怀里打盹的小女婴时，她轻轻倒抽了口气，问：“她睡多久了？”
“她吃饱后经常这样。”安妮回答。
护士在写字夹板上记录了一些东西。
安妮想从长沙发上站起来。
“你待在那里就好。”护士坚定地抬手制止，“我能站在这里量她的体温。”
当护士对格蕾丝的额头举起体温计时，所有人一言不发。唯一的声音是风吹树林的沙沙作响声，还有更近的，与之并行的——不断从女儿肺部进进出出的气流音。
最后，体温计响了。“还没发烧。”护士说。
本不喜欢这种说法，不喜欢“还”这个字，仿佛她能从体温计里看见未来似的。
“依然没有别的症状吗？”
护士已经在向大门走去，防护服随着她的移动唰唰作响。即使戴着手套，她也让接触到门把的手指尽可能得少，就像在用一把钳子开门。
“我明天上午九点再来。”
“没问题，明天见。”夫妻俩点点头。
可在那之前，他们就会抵达百英里之外的圣地亚哥，和安妮的姐姐待在一起。
开车时，安妮和女儿坐在后座，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有一点超越了任何事，让两人达成共识：最糟糕的莫过于让女儿在世上感到孤独。
“我想如果她因捐赠母乳受了感染，那她应该已经发病了。”安妮说。这听起来合情合理，像科学一样确凿无疑。可你无法每次都把合理的推断和虚无的希望区分开来。
她看向后视镜，寻找本的眼睛。她的手里抱着他们的孩子，他的小家庭。
“你怎么看？”安妮问。
在经过大学前，格蕾丝又睡着了。他们这才看到已经在校园大道上停了一周的一排新闻车，车体侧面在阳光下褪成粉色。坏消息无形地通过新闻车车顶的尖塔传送出去，其中一些从本和安妮正在听的车载广播中传了出来：一名当地记者报道，目前已有三十九个病例，几乎是昨天的两倍，但发病原因依然不明。
本关掉广播。
离开小镇的路只有一条，他们一路行驶，沿山路盘旋而上，下到对侧山谷。随着路面抬升，房子越来越少。有那么几分钟，在古树的阴影下，他们有种免受沉睡病困扰的解脱之感。
“我们会在八点前抵达圣地亚哥。”本说，仿佛危险来自那块土地本身，他们所需的是一种地理疗法。
可一次转弯后，长长的一排刹车指示灯映入眼帘。长长的一列车正在昏暗的灯光下等候。
“我没瞧见有车祸啊。”本握着方向盘的手开始出汗。
“别胡思乱想。”安妮说。
一丝微弱的希望在两人之间流动：这有可能只是一场普通的事故，只要清障车到位，双方司机协商好保险信息就能解决。
没错，他们认同这是场车祸。
但他们从未见过这条路上有那么多车。
十分钟过去了，二十分钟过去了，车轮只往前滚动了一点点，以至于速度计没有探测到丝毫移动。有些司机关掉了发动机。
夕阳快速下沉。格蕾丝在轻轻打鼾。
睡觉时，她看起来没有生气。本做了安妮也一样会做的事，低头靠近女儿的胸口，听她双肺运转的声音。别打扰她，他们在女儿睡着时对彼此说，别打扰她，别打扰她。可他们还是这么做了，不是本就是安妮，这是两人自女儿出生以来共有的冲动。
“我想叫醒她确认一下。我能叫醒她吗？”安妮问。
前头有很多车，两扇车门打开，下来一个男人和一个小男孩。两人一同沿着路边走来。他们在本的车边停下，男人指了指树林，男孩独自一人步入林中。想必你明白他要去做什么。他在一棵树边停下，拉下裤拉链，背对着主路。
男孩的父亲双臂环胸，冲本点了点头，微微一笑：“他忍不住了。”
本此前从未意识到，同为父母，竟会生出这般同志情谊。带着孩子的陌生人不像陌生人——他不必对他们的生活了解颇多后才能了解他们。
本向他打听：“你知道这儿发生了什么事吗？”
男人走近几步，踩在泥地上的鞋子吱嘎作响。
“前头有个检查站，他们在搜寻那些孩子，在学校处于隔离状态的孩子，逃走的那些。”
他们可能藏在树林里。男人边说边环视四周，仿佛孩子们正在看着他们似的。可男人没有指责他们，而是说：“我们也在试着逃走。”
男人注意到后座的格蕾丝，问：“她多大了？”
“三周。”本说。
男人摇了摇头，仿佛本的话勾起了他的痛苦。
“珍惜这段时光吧，你无法相信它多么短暂。”男人回头瞥了眼自己的儿子。
本点点头，礼貌地一笑，接着摇上车窗——不用说也知道，一个婴儿能多么有效地证明岁月的无情。
当他们终于能看到排在最前头的车时，天已经黑了。真正的黑暗，如同深海，不同于他们熟知的纽约的夜晚。他们能看到漆黑天幕上的星座，可星星的光亮却不敌警车顶部光芒刺眼的聚光灯，还有警察手里挥舞着的手电筒。
一群大学生围绕在路边，一位警官正往他们的后备厢里投进一束手电筒的光。
“你觉得是他们吗？那些逃走的孩子？”本问。
可后座安安静静的。本转过身，正好看到妻子的头沉重地一耷拉，靠在窗户上，双目紧闭。
“安妮。”
没有反应。
“安妮！醒醒！”
本连忙下车，拉开后座的门，在黑暗中大声呼喊安妮的名字，眼中全是她。他不停地晃动安妮的身子。安妮的头向前落下，被安全带束缚住。
后头那辆车里的人正看着他们，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问本需不需要帮助。可是本没有听见他们的话，也没看见他们。他的眼里只有安妮，她松弛的皮肤，紧闭的眼睛，而他们的女儿还在她身边呼呼大睡。
“安妮！”他又大喊了一次。
女儿被吵醒了，开始哭叫。最终唤醒妻子的不是他的声音，而是女儿的声音。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安妮问。
本松了口气，心脏跳得飞快。
难以启齿。
“你为什么拿这种眼神看着我？”安妮问，旋即她的脸上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我没事，我只是太累了。”她打了个哈欠。
的确，几周以来她都是这么睡觉的——倒头就睡，不加声明，无关乎时间。宝宝睡了你就睡——书里如此建议。可现在，本压根没想到过去的几周里，安妮会坐在椅子上睡着，而他也会顾不上吃晚饭，顾不上换睡衣就睡过去。
本回到驾驶座的动作带着怒气。他有种摔门的冲动——一种情绪而非只是想法。“没有你我做不到。”他看向前方。他不必多加解释。
通过后视镜，他看到安妮把一个奶瓶举到格蕾丝嘴边。
“没事，你做得到。”安妮说。女儿的小嘴“啪”的一声碰到了奶瓶的塑料瓶身。“你必须得做，所以你做得到。”
在队伍最前头，一位警察让本出示驾照。
“孩子呢？”警察问。本感到一股血流涌上自己的脸。
“她才三周大。”
“我需要每一位乘客的名字。”警察说。于是本报出了女儿的名字——姓，中间名，名。念出这个名字感觉新鲜又奇异，仿佛这是个刚刚创造出来的东西，倒也可以说的确如此。
“请稍等。”警察说。
他低头看了看写字夹板，接着神情一变。
他从车边退开几步，戴上了纸口罩。
本对当场抓包始料未及。他想道歉，想解释，就像个想买啤酒的少年。可安妮从后头碰了碰他的肩膀。什么都别说。安妮的手告诉他。
警察再次开口，声音从口罩下传出来：“她在名单上。”他冲格蕾丝的方向点了点头。
安妮接过话头，从后座车窗探出头问：“什么名单？她好好的，看见没？”
那一刻，格蕾丝正盯着自己座椅内侧软垫上的警告标示，上头画着婴儿座椅的安全气囊弹出时小婴儿的头向前扑的示意图——你绝对不可以忘记，如果你掉以轻心，疏忽大意，那将会有多么可怕的事降临到孩子身上。
“你必须掉头，先生。”警察的语气像是在对罪犯下令。他指向另一条东行的车道。“你必须回家。”
之前没有任何一辆车掉头，可他们却得这么做。本转动方向盘，用力往左打，回正，又一次往左打。他感受到其他司机在看着他。
当车子在黑暗中顺畅地驶下山路时，本开口说：“我跟你说了我们不该离开的，我们就应该待在家里。”
一片月光出现在视野中，可亮度不足以照亮树林。
“要我说的话，我们压根就不该来这个地方。”安妮说。她僵硬地坐在座椅上。
来了。几个月来未曾开诚布公的心里话。
本没立刻开口，生怕自己说出不该说的话。
安妮在纽约有一份工作录用函，可在当时看来，离开那个两人嫌隙久结的地方比什么都来得重要。
现在安妮在对女儿说话。
“爸爸想惩罚我。”
窗户纸捅破了，几个月来的枷锁打开了：现在看来，一切未说出口的东西，无论是出于喜爱还是恐惧还是别的原因，依旧全部哽在心底，等着从他们的喉咙里跳出来。
可难道他们没在这里快乐过吗？
“我们受够了纽约。”本说。
“是你受够了纽约。”
本突然怒不可遏。
“想用捐献母乳的人又不是我。我一直觉得让孩子喝陌生人的奶怪怪的——谁知道她们平时吃了什么？谁知道她们的身体是否健康？”
母乳，这对安妮来说有别样的含义，一种他不理解也不包含他的深刻意蕴。
安妮默不作声，本得寸进尺。
“你应该更努力地用母乳喂养她，也许你只需要多下一点点工夫。”这是他从未有过的想法，连说出口后都显得不真实。
也许那样，我们就不会面对现在的局面了。他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已后悔不迭。他不敢继续往下说，可他说的话只是他真实想法的表象：我害怕我们的宝贝女儿出事。
“去你妈的。”安妮说。
余下的夜晚一片沉默。
本希望安妮能据理力争，可她没有。而本觉得自己也开不了口。
到家后，安妮去格蕾丝的房间睡觉了。本也想过去，睡在妻子和女儿身边，可门上了锁，他连旋开门把都不敢想象。
这一向是安妮最严厉的惩罚：让他一个人睡觉。他躺了好久才睡着，可睡了不到几分钟又醒了过来，因为他闻到了安妮在夜里常喝的茶的浓烈气味——薄荷和桉树叶的味儿。妻子的味道飘到床边，可香气又飞快散去，快得不真实。医生曾告诉他，这是幻嗅觉。这种病从小到大一直伴随着本。可有一点是真实的：安妮不在房间里，而他则孤零零地躺在两人的床上。
与此同时，同一个夜晚，在小镇的另一角，管风琴悠扬的乐声飘到了路上。一排伴娘站在教堂外瑟瑟发抖。这场婚礼后的每一场都要取消或者推迟，但这一场会照常举办，立下最后的婚礼誓约。
新娘一整天都头昏脑胀。她的母亲说这很正常，只是紧张罢了。再说，她昨夜睡得很晚，白天工作了一整天后——她是一名护士，晚上还要定下座席安排。那她如此疲乏也不足为奇。伴娘们也认同，她看上去是有些憔悴，可涂点脂抹点粉就能让她的脸恢复血色，多来一层遮瑕膏就能盖住她的黑眼圈。
可那天与她用了同一支口红的，借了她的眼线笔的，那晚亲了她脸颊的，与她贴身共舞的，或与她碰了细长香槟杯的，还有执起她的手欣赏戒指的，在落幕时抓住花束的……所有人，无一幸免，全都接触了病毒。
传递喜爱、友谊和爱情的途径，也让沉睡病迅速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