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科学家X”

他（奥本海默）已经受够了我，我也受够了他。

——约瑟夫·温伯格

1950年春，奥本海默已经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联邦调查局、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和司法部都在追查他。胡佛告诉他的探员，奥本海默可能会因作伪证而被起诉，他们必须继续全力调查他。那年春天，联邦调查局的探员曾两次在普林斯顿的办公室里问讯奥本海默。探员们指出，尽管奥本海默“十分配合”，但他也“非常担心会因过去与共产党的关系而公开受审”。他非常担心自己的名字会与约瑟夫·温伯格联系在一起，因为克劳奇夫妇和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已经确认他就是苏联间谍“科学家X”。奥本海默最后一次见到温伯格是在1949年美国物理学会的一次会议上，那时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刚盯上温伯格。这次见面时，温伯格感觉到奥本海默的态度有些冷淡。温伯格回忆说：“当时我们的关系笼罩着一层阴云，这层阴云就是奥比不确定我究竟会做出什么来。他不得不担心如果我承受的压力过大，事态可能会对他不利……很显然，他觉得如果我不够坚强，可能会被迫供认一些对他不利的事情，甚至可能是诬陷。”

温伯格承认，他的处境让人“心惊胆战”又不知所措。他当然知道自己不应该在1943年与史蒂夫·纳尔逊讨论核弹计划，但他不知道他们的谈话被录音了。他也不认为自己的行为属于间谍活动。而就在最近，《密尔沃基新闻报》在一篇不着边际的报道中称，温伯格曾是苏联的情报人员，甚至还传递过铀235的样本。温伯格心想：“我的天，他们是怎么胡乱联想，捏造出这样的事情呢？”有一段时间，他觉得自己可能撑不住了。“我感到绝望和孤立无援，我崩溃了，而且四面受敌。当时我真是在发抖。如果他们（联邦调查局）跟进调查此事，天知道我会说出些什么。”

温伯格很幸运，当局的行动缓慢。那年春天，旧金山的一个联邦大陪审团正在考虑对他提出伪证罪指控，但司法部手中几乎没有任何可用的证据。温伯格曾宣誓作证说，他从来没有加入过共产党，甚至从未见过史蒂夫·纳尔逊；联邦调查局的窃听也是非法的，因此法庭不能采信这样的证据，而且没有其他证据表明温伯格曾是共产党员。1950年4月，联邦调查局已经询问了旧金山地区18名现在和曾经的共产党员，没人能证明温伯格与共产党有牵连。在没有窃听证据的情况下，大陪审团未能在1950年对温伯格提起诉讼。

这次挫折并没让司法部善罢甘休，1952年春，司法部召集了另一个大陪审团。他们手上只多了一个对温伯格不利的证据，那就是保罗·克劳奇的证词，他说自己曾看到温伯格在一次党内会议上与纳尔逊交谈。检察官很清楚克劳奇的证词可能不可靠，但他们也许已经盘算过，庭审可能会牵出更多不利于温伯格甚至不利于奥本海默的证据。不过，此时的温伯格已经鼓足勇气要坚持到底。“他们太蠢了，”温伯格后来谈到他的对手时说，“等他们动手时，我不仅没有那么绝望了，也没那么在乎了。”在接受大陪审团问讯时，他一直守口如瓶，也从未提及奥本海默。温伯格说：“我根本不想把奥比牵扯进来，我死也不会这样做的。”

那时，奥本海默已经又经历了一次问讯，这次还是因为克劳奇夫妇指控他于1941年7月在伯克利的凯尼尔沃思巷寓所主持过一次共产党会议。这一次询问他的是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两名调查人员，当时他的律师赫伯特·马克斯也在场。奥本海默再次否认自己认识克劳奇夫妇。他还说自己没见过驻旧金山的苏联情报官员格里戈里·凯费茨，而且史蒂夫·纳尔逊也没向他打听过核弹计划的情况。

这次问讯可谓来者不善。马克斯看到参议院的人一直在做详细的笔录，于是他打断了他们说，他想要一份这次谈话记录的副本。这一请求遭到了他们的拒绝，这时马克斯坚持说，如果他们想继续询问奥本海默，“我们也得拿到一份谈话记录”。对此，参议院工作人员冷冷地说道，去年春天传唤奥本海默时，是他的另一名律师约瑟夫·沃尔普提议以“非正式谈话”的方式对他进行问讯的。参议院工作人员说，他们认为自己“一直对此很配合”。20分钟的问讯就此戛然而止。这样的遭遇让奥本海默和马克斯相信克劳奇夫妇惹起的风波并未平息。

1952年5月20日，就在温伯格被起诉前三天，奥本海默抵达华盛顿接受了另一次审问。准备起诉温伯格的律师们认为，让奥本海默与指控他的人对质或许对案情有帮助。4年前，理查德·尼克松和他手下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调查人员将毫无防备的阿尔杰·希斯诱骗到纽约市科莫多酒店的一个房间，并让他与指控他的惠特克·钱伯斯对质。现在希斯因为伪证罪正在服刑。也许司法部的调查人员认为，在奥本海默身上，尼克松的手段也值得一试。

奥本海默在律师的陪同下走进司法部，接受刑事审判庭律师的问讯。当被问及所谓的1941年7月在凯尼尔沃思巷寓所的会议时，他再次否认了克劳奇夫妇的说法，并坚称当时他在新墨西哥州。他说他既不认识保罗·克劳奇，也不认识西尔维娅·克劳奇，在那段时间“没有这样的人”到他家里谈论过共产主义或入侵苏联。他说他读过克劳奇在加州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坦尼委员会）的证词，他不记得有克劳奇描述的那次会议。他还主动表示，他和自己的妻子及肯尼思·梅都谈过此事，“他们都证实了他记的没错，确实没有过这样的会议”。

这时，司法部的律师转向奥本海默的律师——赫伯特·马克斯和约瑟夫·沃尔普，说保罗·克劳奇就坐在隔壁的房间。他们问是否可以把克劳奇带到现场，“看看他能否认出奥本海默博士，同时也看看奥本海默博士能否认出克劳奇”。在奥本海默的默许下，马克斯和沃尔普也表示了同意。然后门开了，克劳奇走到奥本海默跟前，握了握他的手说：“你好，奥本海默博士。”然后，他就故作夸张地转向律师们说，刚才和他握手的人就是1941年7月在凯尼尔沃思巷10号的会议上招待他的人。克劳奇重申，他曾在会议上就“希特勒入侵苏联后共产党的宣传路线”发表讲话。

至少从联邦调查局的记录中看不出当时奥本海默对克劳奇的表现有任何讶异，记录中只写到奥本海默马上回应说他不认识克劳奇。克劳奇被要求进一步详述1941年7月的那次会议，他说他记得在一小时的报告结束后，奥本海默问了他几个问题。他说到这里时，奥本海默打断他，问自己究竟问了哪些问题。克劳奇随后声称，奥本海默的问题涉及“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分析苏联卷入战争一事。克劳奇说：“奥本海默博士说，他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援助苏联，但他好奇我们为什么要援助英国，因为英国可能会出卖我们。”克劳奇声称奥本海默还问德国入侵苏联是否引发了两场战争：一场是“英德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另一场是“苏德之间的人民战争”。对此，奥本海默说，由他提出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从未想过或提过两场战争的说法”。

马克斯和沃尔普向克劳奇询问奥本海默当时的外貌，想借此让他露出马脚。他们问他，奥本海默现在看起来和1941年时一样吗？克劳奇回答说他看起来还是老样子。奥本海默的一位律师接着问，那他的头发呢？克劳奇承认奥本海默的头发可能比1941年短了一点儿，但他并没有特别留意过他的头发。事实上，奥本海默在1941年时留的是浓密的长发，到1952年时，他头发已经剪得很短，几乎是平头。尽管如此，这只能算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偏差。

总的说来，在庭审过程中，克劳奇已经证明他在指证奥本海默时是一名可信的证人。他不仅描述了奥本海默家的内部布局，还声称在1941年秋肯尼思·梅的乔迁派对上见过奥本海默，这一说法貌似也可信。奥本海默承认，他记得在一次聚会上和一位日本女孩跳过舞，那很可能就是梅的乔迁派对。这可能会被法庭视为一项重要供词，因为克劳奇进一步声称，他看到奥本海默在这个聚会上与肯尼思·梅、约瑟夫·温伯格、史蒂夫·纳尔逊及另一名伯克利物理系的学生克拉伦斯·希斯基聊得很投机。

克劳奇离开后，奥本海默向司法部的律师再次声明，他不记得自己见过克劳奇。随后，法庭准许他离开。奥本海默与马克斯和沃尔普一起离开后，三人还推测了司法部的下一步行动。

3天后，也就是1952年5月23日，他们得知温伯格被起诉，但起诉书中没有提到克劳奇、奥本海默或凯尼尔沃思巷的会议。事实上，奥本海默的律师通过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戈登·迪安游说了司法部，让他们将凯尼尔沃思巷事件从起诉书中删除。奥本海默松了一口气，但这只是暂时的。

约瑟夫·温伯格的伪证案终于在1952年秋天开庭审理，奥本海默几乎与此同时收到了政府的通知，他可能会被传唤作证。赫伯特·马克斯再次努力游说司法部不要让奥本海默出庭作证。除此之外，他还说服了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戈登·迪安给杜鲁门总统写信，促请总统下令让司法部不要在审判中涉及克劳奇的指控。迪安写信给总统说：“奥本海默将与克劳奇当庭对质。无论温伯格一案的结果如何，奥本海默博士的良好声誉都将大大受损，他对国家的巨大价值也将大打折扣。”杜鲁门次日就回复说：“我对温伯格和奥本海默之间的事也很关注。我和你一样认为奥本海默是个诚实的人，如今到处充斥着人身攻击和无端诽谤的伎俩，正人君子似乎总要无辜遭难。”然而，杜鲁门并没有透露他将会有何行动。

那年初秋，当司法部提交针对温伯格的起诉文书时，其中并没有提到奥本海默。但是，当11月初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总统后，涉及安保的案件开始从严审理。1952年11月18日，一位司法部官员给约瑟夫·沃尔普打电话说：“奥比肯定会被牵扯进来。”《旧金山纪事报》等报纸援引了新闻通讯社的报道称：“……政府检察官今天宣布，约瑟夫·温伯格博士参加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次共产党会议，‘会议地点据信是……罗伯特·奥本海默的住所’。”就在第二天，奥本海默收到了温伯格律师的传票，要求他作为辩方证人出庭。奥本海默向露丝·托尔曼倾吐了自己的烦恼，她在回信中说：“这件事真是太糟糕了。罗伯特，我能理解前景多么堪忧。”

马克斯和沃尔普都明白，在这种没有实质证据又各执一词的庭审中，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如果温伯格被判作伪证，那将为起诉奥本海默铺平道路。所以，马克斯和沃尔普再一次竭尽全力让奥本海默从这个案子中脱身。在一次与检察官的会议上，他们据理力争：“让奥本海默陷入尴尬和麻烦之中绝不是好事……最好能有一种方法避免这种情况，毕竟他对国家来说是一个重要人物……斯大林若想让我们上圈套，挑起对奥本海默这样的人的怀疑就是最好的办法”。

1月下旬，在艾森豪威尔总统就职后不久，沃尔普和马克斯再次找到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迪安，问他是否“有一些正常的内部渠道可以让高层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但当审判最终在2月底开庭时，温伯格的律师仍宣布奥本海默将作为辩方证人出庭，他将证明凯尼尔沃思巷的会面根本不存在。在开庭陈词中，温伯格的辩护律师颇为戏剧性地宣称：“这个案子简而言之就是法庭究竟是相信一个罪犯（克劳奇）的话，还是相信一位卓越的科学家和杰出的美国人的话……”

奥本海默不得不前往华盛顿准备随时出庭。但在2月27日，他被告知自己可能不必出庭作证了，司法部突然同意撤销起诉书中与凯尼尔沃思巷会议有关的部分。为了保护原子能委员会的声誉，戈登·迪安显然向司法部施加了压力。奥本海默在2月27日当晚上乘火车回家，他到奥尔登庄园时由露丝·托尔曼主持的派对已经开始，她从加州来这里做客。露丝看得出他“筋疲力尽、忧心忡忡、疲惫不堪”，但至少他逃过了“被法院传唤之类的折磨”。

由于控方被禁止引用联邦调查局非法窃听到的温伯格与史蒂夫·纳尔逊的谈话内容，这个指控显然缺乏有力的证据。庭审于1953年3月5日结束，温伯格被宣告无罪。但美国地方法院法官亚历山大·霍尔佐夫居然在庭审中对陪审团说“法院不认可你们的判决”，此举公然违背了法律规程。霍尔佐夫接着说，庭审中的证词揭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在1939年、1940年和1941年这些关键时期，在一所优秀大学的校园里活跃着一个庞大的共产党地下组织”。

无论如何，奥本海默觉得如释重负。他希望整件事能最终平息下来。当戴维·利连索尔得知奥本海默不会被传唤出庭作证时，他写信给他的老朋友说：“即便发生了如此多卑鄙和不公的事情，现在我们仍有权得到一些尊重。”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有一天，奥本海默碰巧在国会山的电梯里见到了参议员麦卡锡。“我们对视了一下，然后我眨了眨眼。”奥本海默后来告诉一个朋友。

尽管还没有工作，36岁的约瑟夫·温伯格总算回归了正常生活。两年前，当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给他贴上“科学家X”的标签时，明尼苏达大学开除了他。尽管温伯格被判无罪，但该校校长宣布，由于温伯格拒绝与联邦调查局合作，校方不会考虑让他复职。温伯格决定最后一次求助自己的导师，他在信中请求奥本海默给一家可能会雇用他的光学公司写一封推荐信。温伯格向他保证：“这将是我最后一次打扰你。”尽管奥本海默完全有理由相信联邦调查局会得知此事，而且他们也确实发现了此事，但他还是帮温伯格写了一封推荐信，最终温伯格得到了这份工作。虽然温伯格对此心怀感激，但多年后，当被问及他与奥本海默的关系时，他回答说：“他已经受够了我，我也受够了他。”

温伯格案不仅让人心力交瘁，而且这场磨难代价高昂。1952年12月30日，在案件开庭前，奥本海默去了刘易斯·斯特劳斯的办公室，说要和他讨论一件私事。他说，因为他要在温伯格案中出庭作证，他的代理律师刚刚开出了高达9 000美元的账单。因为这笔律师费远远超出他的预期，他“不知该如何处理”。随后，他问斯特劳斯，作为高等研究院的董事会主席，他能否提议由研究院来支付他的法律费用。斯特劳斯态度坚决地回答说，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奥本海默指出康宁玻璃公司为他的朋友爱德华·康登博士支付过法律费用，斯特劳斯说这两件事没有可比性，并且指出康登博士的雇主在雇用他之前就已经知道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在调查他。斯特劳斯冷冷地说，对于奥本海默的问题，高等研究院的董事们之前“毫无觉察”。这显然不是事实，1947年，奥本海默向斯特劳斯提到过自己的左翼历史已被记录在案。尽管如此，斯特劳斯仍表示，他的律师费之所以令人咋舌，是因为他的律师们认为他“腰缠万贯，收入不菲”。

奥本海默气恼地回应说，斯特劳斯肯定知道这并非事实，因为他的报税单是由斯特劳斯手下的一位研究院行政主管经办的。斯特劳斯否认了这一点，说他“不知道奥本海默的收入状况”。对此，奥本海默表示自己“并不富裕，除了研究院的薪水，他的收入不高”。他承认，有些人可能会认为他很富有，因为他继承了“一些相当珍贵的艺术品”。斯特劳斯显然对奥本海默的处境毫无同情之心，他在谈话结束时说，他不会在“这个当口儿”向董事会提出此事。奥本海默离开时既愤怒又屈辱，他意识到斯特劳斯与他势不两立，所以他决定绕过斯特劳斯，把律师的账单直接寄给高等研究院的董事会，寄希望于他们会同意负担这笔费用。但斯特劳斯后来告诉联邦调查局，他已说服董事会那些“不切实际的教授”拒绝支付这笔费用。到1953年春，所有认识他们的人都能感觉到两人之间的敌意。

美国政治家杰克·坦尼以反对共产主义而闻名，并在1941—1949年担任加利福尼亚州参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主席。——译者注

此案的检察官威廉·希茨的言行同样令人发指，他告诉温伯格一案的大陪审团成员：“我们有足够的证据吊死这个狗杂种，但是因为证据是非法的，我们无法提交出来。”事实上，关于温伯格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并不确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