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抹黑奥比”
真是令人作呕，但相对于你在美国的巨大声望，这不过就是吹向直布罗陀海峡的阵风。
——戴维·利连索尔给罗伯特·奥本海默的信，1950年5月10日
奥本海默后来把这段经历称为“我们与超级炸弹兴师动众又徒劳无功的较量”，在这之后，他灰心丧气地退隐到了普林斯顿。那年春天，乔治·凯南写信给他说：“你可能还不知道，在我心中你代表了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关于超级炸弹的论战让这两位令人钦佩的智者成为盟友，无论出于个人天性还是情感，他们都要抵制基于核威胁的国防战略。
“当我回想起那些日子，”凯南回忆道，“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对信息公开的坚持。”奥本海默认为隐瞒涉及核弹的信息会更容易引起误解。凯南在回顾奥本海默的观点时说：“你必须与他们（苏联人）尽可能开诚布公地讨论世界的未来及核武器的使用。”凯南同意奥本海默的观点，他也认为核武器本质上是邪恶的，它会导致种族灭绝，他说：“当时人们就应该看到这是一种无人能从中获益的武器……从一开始，我就觉得想通过发展这些武器来获得理想的结果很荒唐。”
对凯南个人而言，他对奥本海默一直心存感激，因为是奥本海默把他带到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让他以杰出的学者和历史学家的身份开启了新的职业生涯。“多亏了你的信任和鼓励，我才有机会从中年开始尽我所能地做学问。我要感谢你对我个人的恩惠。”然而，研究院对凯南的任用饱受争议，一些人质疑这位职业外交官员的资历，他没有发表过任何学术研究成果。约翰·冯·诺依曼投票反对这一任命，并写信给奥本海默说，凯南“到目前为止还不算是一位历史学家”，他尚未完成过任何“特别出众”的学术研究。奥斯瓦尔德·维布伦一如既往地带领研究院大部分的常驻数学家表示反对，他们的理由是凯南只是奥本海默的政治盟友，而不是一位学者。“他们憎恨凯南，”弗里曼·戴森回忆道，“并以此借机攻击奥本海默。”但奥本海默非常欣赏凯南的才华，他在董事会促成了这一任命，并承诺用院长基金来支付凯南1.5万美元的津贴。
凯南在普林斯顿待了18个月，直到1952年春，杜鲁门和艾奇逊迫使他出任美国驻苏联大使，他才无奈地离开了普林斯顿。但不到6个月，他就写信给奥本海默说，他认为自己在莫斯科的任期可能不会太久，果不其然，没过10天他就被免去了大使职务，起因是他告诉一名记者，在苏联的生活让他想起了在纳粹德国的日子。不出所料，苏联政府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后来，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赢得了总统大选，对这些上台时就宣扬“推回战略”的共和党人来说，作为“遏制战略”的提出者，凯南已经毫无用处。1953年3月，凯南在给奥本海默的信中说，他刚刚见到了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杜勒斯说“据他所知，目前在政府中没有适合我的‘位子’……好像‘遏制战略’成了我的污点”。因此，凯南决定提前退休并立即搬回到普林斯顿——这座奥本海默掌管的“学者庇护所”。20世纪60年代初，凯南曾担任美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除了这段稍长的任期，凯南的余生都在普林斯顿度过。他是奥本海默的邻居和忠实的朋友，在他看来，奥本海默创造了一处“能让思维活动进入化境的所在，那是一种优雅、宽松又极其严谨和严肃的思考状态”。
对于冷战时期的军备扩张，奥本海默反对的不只是研制氢弹。到1949年，他对于在可预见的未来推进核裁军已经不抱希望，但他仍相信玻尔对开放世界的愿景是有核时代人类的唯一希望。但是，冷战初期的事态发展已清楚表明，联合国控制核武器的谈判已陷入僵局。不过，面对政府和公众日益高涨的核热情，奥本海默想用自己的影响力来泼点儿冷水。那年夏天，媒体援引他的话说：“让飞机和战舰用上核能简直是一派胡言。”在总顾问委员会内部，奥本海默和其他科学家批评了空军的列克星敦计划，这是一个开发核动力轰炸机的计划。他还谈到了民用核电站固有的潜在危险。对那些国防部门或能源行业中支持发展核能技术的人来说，奥本海默的这些言论都会让他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事实上，在总顾问委员会与军方高层打交道的过程中，军方的核武器计划让所有委员都越来越不安。李·杜布里奇回忆道：“我知道，对于苏联境内的轰炸目标，以及摧毁其重要工业中心所需的核弹数量，人们有过很多讨论……当时，我们认为50枚核弹差不多就能让苏联的重要设施化为乌有。”杜布里奇一直认为这个估计很准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五角大楼的代表们不断找借口来推高这个数字。杜布里奇回忆说：“过去我们有时会把这个当作笑谈，他们在未来一两年能搞到多少核弹就能找到多少轰炸目标。他们会根据生产目标调整轰炸目标。”
奥本海默在总顾问委员会的会议发言通常都很客观，堪称无懈可击，他很少流露出自己情绪。但是有一次例外，海军中将海曼·里科弗告诉委员会海军正急于发展核动力潜艇，里科弗抱怨原子能委员会在反应堆开发上没有尽力而为，他质问奥本海默，在制造原子弹时，他是否也是等到“掌握所有事实后”才动手。奥本海默用他的蓝眼睛冷冷地瞪了里科弗一眼，说确实如此。虽然这位海军中将是出了名的专横跋扈，但是直到他离开，奥本海默都在克制自己。他离开后，奥本海默走到一张桌子旁，这张桌子上有里科弗留下的一个小巧的木制潜艇模型。他把手放在潜艇上，轻轻地把它压碎，然后默默地走开了。
奥本海默的政敌圈子不断扩大。正如他的老朋友哈罗德·彻尼斯多年前说的那样，奥本海默有时说话“非常无情”。他对下属经常是和蔼体贴，对同事却可能很刻薄。
刘易斯·斯特劳斯仍然是奥本海默最危险的政敌。1948年夏天的国会听证会上，奥本海默嘲笑了他的建议，他对此一直念念不忘。“这可不是什么值得开心的日子，”斯特劳斯在1949年7月给朋友的信中写道。由于多次在原子能委员会内提出各种异议，斯特劳斯感到自己处境被动。考虑到委员会里有奥本海默和他的朋友，他只能私下抱怨说：“在他们眼里，我犯了大不敬罪，因为我竟然狂妄地对他们提出异议。”他认为奥本海默的密友赫伯特·马克斯和安妮·马克斯在散布他的流言，“大意是说我是个‘孤立主义者’”。斯特劳斯的一位朋友说有些人似乎认为“在科学问题上与奥本海默博士意见相左纯属放肆”，于是斯特劳斯在他的奥本海默档案中的“博学”一项增加了一条备忘录，他提到奥本海默曾经提议对铀进行“变性”，后来证明这根本行不通。
斯特劳斯还相信奥本海默是在有意拖延热核炸弹的研究，他认为：“奥本海默就像一位无心应战的将军，他让胜利希望渺茫。”1951年年初，虽然斯特劳斯已不再是原子能委员会的委员，但他还是找到了委员会主席戈登·迪安，并宣读了一份精心起草的备忘录，他在其中指责奥本海默“蓄意破坏热核炸弹项目”。他说必须对此采取“激进措施”，他在强烈暗示应该解雇奥本海默。而且，似乎是为了强调挑战科学家要冒政治风险，在会面结束时，斯特劳斯戏剧性地把备忘录扔进了迪安的壁炉里。不管有意还是无意，这个动作都像是一个隐喻：为了国家安全，就要将奥本海默的影响力化为灰烬。
1949年秋，政府内部关于超级炸弹的争论趋于白热化，就在此时，斯特劳斯得知了一个绝密情报，该情报进一步加深了他对奥本海默的怀疑。10月中旬，联邦调查局通知他，破译的苏联密电显示，一名苏联间谍一直在洛斯阿拉莫斯活动。这些密电似乎与英国物理学家克劳斯·福克斯有关，他于1944年跟随英国科学家代表团来到了洛斯阿拉莫斯。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斯特劳斯和其他人都了解到福克斯已经获取大量关于原子弹和超级炸弹的机密情报。
在联邦调查局和英国人调查福克斯的同时，斯特劳斯开始了他对奥本海默的私人调查。在打给格罗夫斯将军的电话中，他提到了奥本海默在联邦调查局的档案，并询问了“希瓦利埃事件”。作为回应，格罗夫斯给斯特劳斯写了两封长信，他在信中解释了1943年发生的事情，以及他为何接受了奥本海默对“希瓦利埃事件”的解释。在第一封信中，他强调自己相信奥本海默是一个忠诚的美国公民。在第二封信中，他试图说明“希瓦利埃事件”的复杂性。
格罗夫斯还明确表示，他不认为奥本海默在该事件中犯了什么罪。他在给斯特劳斯的信中写道：“必须意识到一点，如果有人因为结交过有共产主义倾向或者同情过苏联的朋友，我们就毫不犹豫地将他们清除出去，那么我们就会失去许多最优秀的科学家。”
格罗夫斯为奥本海默的辩护并不能让斯特劳斯满意，他还在继续寻找可以给奥本海默定罪的证据。到12月初，他与格罗夫斯的前助手肯尼思·尼科尔斯上校取得了联系，尼科尔斯对奥本海默厌恶至极。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尼科尔斯将成为斯特劳斯的助手和知己。这两个人因为都对奥本海默怀有敌意而走到了一起。现在，尼科尔斯欣然向斯特劳斯提供了一封信件的副本，这封信是1945年9月阿瑟·康普顿写给亨利·华莱士的，康普顿在信中声称代表奥本海默、劳伦斯和费米表示他们“宁愿战败”，也不愿用像超级炸弹这样的种族灭绝武器赢得胜利。这种观点激怒了斯特劳斯，在他看来，康普顿的信进一步证实了奥本海默的危险影响。哪怕这封信是出自康普顿之手，哪怕信中指出劳伦斯和费米也持同样的观点，斯特劳斯全都视而不见。
1950年2月1日下午，也就是杜鲁门宣布支持超级炸弹计划的第二天，斯特劳斯接到了埃德加·胡佛的电话。这位联邦调查局局长告诉他，福克斯刚刚供认他从事了间谍活动。虽然福克斯到洛斯阿拉莫斯一事与奥本海默无关，但斯特劳斯仍然借机针对他，因为福克斯的间谍活动发生在奥本海默的眼皮底下。第二天，斯特劳斯在给杜鲁门的信中写道，福克斯案“更加说明（关于超级炸弹）您做出了明智的决定”。按照斯特劳斯的逻辑，福克斯案证明了他完全有理由执着于保密政策，反对与英国或任何国家分享核技术和研究用放射性同位素。在斯特劳斯和胡佛看来，因为福克斯案的曝光，需要重新审视奥本海默的左翼历史。
奥本海默得知福克斯认罪的那天，他碰巧和自己在洛斯阿拉莫斯时的秘书安妮·马克斯在中央车站著名的生蚝吧共进午餐。“你听说福克斯的消息了吗？”他问道。他们一致认为，福克斯在洛斯阿拉莫斯一直是一个安静、孤僻甚至有点儿可怜兮兮的人。安妮·马克斯回忆说：“奥本海默被这个消息惊呆了。”但是另一方面，他怀疑福克斯对超级炸弹的了解可能仅限于那个不实用的“牛车”模型。就在同一周，他对研究院的同事亚伯拉罕·派斯说，他希望福克斯把自己知道的超级炸弹的所有信息都告诉了苏联人，因为那样“会让他们倒退好几年”。
就在福克斯认罪的消息公开前几天，奥本海默到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的闭门会议上作证。当有人专门问到奥本海默在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活动时，他平静地解释说，他曾天真地认为共产党人有一些办法解决大萧条时期美国面临的问题。在当时的美国国内，他的学生很难找到工作，而在国外希特勒虎视眈眈。虽然奥本海默自己从没加入过共产党，但他主动承认，在二战期间，他一直与一些共产党员保持着友谊。然而，他渐渐发现美国“共产党……内部缺少诚实和正直”。
后来，联合委员会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威廉·利斯库姆·博登给奥本海默写了一封信，礼貌地感谢他出席会议。他写道：“我……认为您在委员会面前作证是正确之举，我认为此举大有益处。”
博登毕业于圣奥尔本斯中学和耶鲁大学法学院，他头脑聪明，精力充沛，痴迷于苏联威胁论。二战期间，他在驾驶一架B-24轰炸机执行夜间任务时，一枚德国V-2火箭在飞往伦敦的途中与他擦身而过。“它就像一颗流星，”博登后来写道，“喷出一连串红色火花，嗖嗖地从我们身边飞过，那一刻飞机就好像静止不动。我确信，这样的火箭迟早会让美国遭受越洋的直接攻击。”1946年，他写了一本危言耸听的书——《时日无多：战略革命》，他在书中说未来有发生“核弹版珍珠港事件”的危险。博登预测，在未来几年里，美国的对手将拥有大量装有核弹头的洲际火箭。在耶鲁大学，博登和他的保守派同学们在报纸上付费刊登了一则广告，敦促杜鲁门总统向苏联发出关于核武器的最后通牒：“让斯大林决定——是核战争，还是核和平。”参议员麦克马洪看到了这则充满煽动性的广告，他聘请28岁的博登作为他在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的助手。“博登就像街上新来的狗，比老狗叫得更响、咬得更狠，”普林斯顿的物理学家约翰·惠勒写道，他在1952年见过博登，“无论他往哪里看，他看到的都是企图拖慢或干扰美国武器发展的阴谋。”
博登第一次见到奥本海默是在1949年4月的总顾问委员会会议上，当时他在一旁默默听着奥本海默当众贬斥列克星敦计划，这是美国空军建造核动力轰炸机的计划。仿佛这还不够富有争议，奥本海默接下来批评了原子能委员会推进民用核电站项目的计划，他说：“这是一项危险的工程。”博登听完不以为然，他离开时认为奥本海默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和操纵者”。
然而，在福克斯认罪之后，博登开始怀疑奥本海默也许不只是个“操纵者”，他可能比这危害更大。他的怀疑自然也受到了刘易斯·斯特劳斯怂恿。到1949年，斯特劳斯和博登已经互相直呼其名，甚至在离开原子能委员会后，斯特劳斯仍与博登保持着联系，那时博登是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的主管，该委员会负责监督原子能委员会的活动。他们很快就意识到彼此都对奥本海默的影响力有类似的担忧。
1950年2月6日，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在联合委员会作证时，博登也在场。胡佛表面上是来向委员会汇报福克斯的事情，实际上说了很多奥本海默的情况。当天参加会议的还有参议员麦克马洪和国会议员亨利·杰克逊（他是华盛顿州的民主党人）。
杰克逊在华盛顿州的选区是汉福德核设施的所在地。他是一位强硬的反共主义者，也是核武器的坚定支持者。在1949年秋争论超级炸弹时，他遇到了奥本海默，还邀请他到华盛顿特区的卡尔顿酒店共进晚餐。席间他听到这位物理学家辩称，制造氢弹只会加剧军备竞赛，导致美国更加不安全，杰克逊对此感到难以置信。多年后杰克逊说：“我认为他有一种内疚情结，那源自他在曼哈顿计划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2月6日的会议上，杰克逊和麦克马洪第一次从胡佛那里听说哈康·希瓦利埃不仅在1943年接触过奥本海默，还提议与美国的战时盟友苏联分享科学情报。胡佛报告说奥本海默拒绝了希瓦利埃的提议，但是对多疑的博登来说，这件事听上去仍涉嫌犯罪，他开始怀疑奥本海默是不是出于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执迷不悟才反对研制超级炸弹。
1个月后，爱德华·泰勒告诉博登，奥本海默曾想在战后关闭洛斯阿拉莫斯。他声称奥本海默说过：“让我们把它还给印第安人吧。”正如历史学家普丽西拉·J.麦克米伦记录的那样，泰勒不遗余力地栽培博登来对付奥本海默。根据麦克米伦的说法，“每次博登来华盛顿”，泰勒都专门去见他。在他们频繁的通信中，泰勒不仅对这位年轻人极尽恭维，他还“屡次告诉博登，热核项目之所以落后，奥本海默是罪魁祸首，这加深了博登的怀疑”。泰勒还告诉博登，洛斯阿拉莫斯的一名安全官员认为奥本海默曾是一名“思想上的共产党员”。博登还第一次得知，原来姬蒂·奥本海默曾经嫁给过一位共产党员，后来他死在了西班牙战场上。
博登、麦克马洪和杰克逊还震惊地得知，奥本海默最近开始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推动发展战术核武器。在美国空军及其国会中的盟友看来，奥本海默的提议是想要公开削弱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主导地位。杰克逊和他的同事们认为，战略空军司令部发动毁灭性核攻击的能力是美国的撒手锏。杰克逊在一次演讲中表示：“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核优势一直牵制着克里姆林宫……在核军备竞赛中落后将意味着这个国家将自取灭亡。苏联最近的核爆炸说明斯大林已经在全力以赴地发展原子能。现在是我们全力以赴的时候了。”在原子能时代，杰克逊认为，美国对任何敌人都必须拥有绝对的军事优势。因此，如果制造氢弹是可行的，那么美国应该是第一个制造它的国家。杰克逊的传记作者罗伯特·考夫曼写道：“他一直都记得那些善良又天真的科学家是如何反对制造氢弹的……”
虽然像国会议员杰克逊这样的政客们认为奥本海默过于天真和缺乏判断力，但是博登开始怀疑他的问题远不止这些。1950年5月10日，博登在《华盛顿邮报》的头版看到一则报道，两位前共产党员保罗和西尔维娅·克劳奇作证说，奥本海默曾在他伯克利的家中主办过一次共产党的会议。在加州参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作证时，克劳奇夫妇声称，1941年7月，肯尼思·梅曾开车送他们到凯尼尔沃思巷10号奥本海默的家中。那时希特勒刚刚入侵苏联，作为阿拉梅达县共产党书记，保罗·克劳奇要向大家阐述共产党对于战争的最新立场。那次会议有20~25人出席。在西尔维娅·克劳奇的陈述中，她所谓的在奥本海默家举行的会议是“一个被称为特别分部的高层级党小组会议，这个小组的地位非常重要，所以其成员身份对普通共产党员都是保密的”。她说没有人介绍她和她丈夫认识在场的其他人。后来，她在1949年的一部新闻短片中看到了奥本海默，她才认出他就是那天主持会议的人。克劳奇夫妇进一步称，在看到联邦调查局出示的照片后，他们可以确定戴维·玻姆、乔治·埃尔滕顿和约瑟夫·温伯格当时都在场。西尔维娅指认温伯格就是“科学家X”，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用这个代号来称呼那个在二战期间向共产党间谍提供原子弹机密的人。加州报纸把这些指控当作“重磅炸弹”。保罗·克劳奇被写作“西海岸的惠特克·钱伯斯”，惠特克·钱伯斯是《时代》杂志的编辑，曾是一名共产党员，他的证词导致阿尔杰·希斯在1950年1月21日被判犯伪证罪。
奥本海默立即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否认这一指控：“我从未加入过共产党，也从未出于此类目的在我家或任何地方召集过这些人。”奥本海默说他不认识叫“克劳奇”的人，他还说：“我从不隐瞒我曾经结识过许多左翼圈子里的人，而且我还是几个左翼组织的成员。最初我参与原子弹项目时，政府就对这些事情了如指掌。”媒体广泛报道了他的反驳，此事似乎就此平息下来。他的朋友们纷纷写信宽慰他。戴维·利连索尔在加州报纸上读到这件“恶心事”后，他在给奥本海默的信中谈到了克劳奇的指控：“真是令人作呕，但相对于你在美国的巨大声望，这不过就是吹向直布罗陀海峡的阵风。”
然而，利连索尔低估了这些证词对那些并不同情奥本海默的人的影响。威廉·博登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他认为克劳奇夫妇的指控“本质上是可信的”。1950年5月，保罗和西尔维娅·克劳奇在加州作证前的几周被联邦调查局详细地盘问过，那时他们已经是从司法部领取酬劳的有偿线人，还定期在全国各地的国安案件中对那些被指控为共产党员的人提出不利证词。
保罗·克劳奇是北卡罗来纳州一位浸信会牧师的儿子，他于1925年加入共产党。同年，作为美国陆军的一名士兵，他给共产党的官员们写了一封信，吹嘘自己“为了掩护革命活动，成立了一个世界语协会”。陆军截获了这封信，并断定他在夏威夷的斯科菲尔德军营组织一个共产党小组。军事法庭以“煽动革命”的罪名对克劳奇进行了审判，他被判处了惊人的40年监禁。在审判中，他作证说：“我习惯给我的朋友和想象中的人写信，有时我还会给国王和其他外国人写信，这时我会假想出一个身份。”
奇怪的是，克劳奇虽然被判了40年徒刑，但他只在阿尔卡特拉斯岛服了3年刑就被卡尔文·柯立芝总统赦免了。没人知道这是因为他后来成了双重间谍，还只是碰上了难以置信的好运气。但在他获释后，共产党称赞他为“无产阶级英雄”。有一段时间，他和惠特克·钱伯斯一起在《工人日报》做编辑助理。然后，1928年，共产党把他派到了莫斯科，后来他声称自己在那里的列宁学校演讲，并被授予红军的荣誉上校军衔。他还声称，他曾与苏联红军元帅M.N.图哈切夫斯基会面，后者向他提供了“他们制订的渗透美国武装部队的计划”。事实上，负责接待他的苏联人认为他行为失常，很快就把他打发走了。然而，回到美国后，共产党派他到他的南方老家巡回演讲，他在那里为社会主义国家和斯大林大唱赞歌。在佛罗里达州定居后，他找到了一份报社记者的工作，同时还负责组织共产党的活动。
令人费解的是，有一天在迈阿密的一家报社的罢工中，他越过警戒线成了罢工的破坏者，当他的同志们发现了他的所作所为后，克劳奇逃到了加利福尼亚州，1941年，他在那里担任阿拉梅达县的共产党书记。事实证明他是不受欢迎的同志和不称职的领导。“他很多时候都是独自在酒吧喝酒。”史蒂夫·纳尔逊写道。1941年12月，或者最迟1942年1月，当地的党员要求他下台，因为许多人认为他提议的活动会引发街头暴力。是否这时他已经从双面间谍变成了奸细？也许有这种可能，但无论如何，他的党员生涯已经走到尽头。20世纪40年代末，他和妻子摇身一变成为职业证人，专门指控他们以前的党内同志。到1950年，克劳奇已是司法部薪酬最高的“顾问”，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的收入高达9 675美元。
尽管保罗·克劳奇的经历很离奇，但他最初指控奥本海默时给人的感觉很可信。克劳奇能说出奥本海默在凯尼尔沃思巷住宅的室内布局。他告诉联邦调查局，那个后来被他认出是奥本海默的人问过他几个问题，在正式会议结束后，他和奥本海默私下聊了10分钟。会议结束后，在和肯尼思·梅开车回家的路上，据克劳奇说，梅告诉他，他“一直在和美国的一位顶尖科学家交谈”。克劳奇的故事细节丰富，听起来非常可信，因此也极具杀伤力。
但奥本海默有不在场的证据，可以证明他不可能主持了克劳奇所说的那次共产党的会议。1950年4月29日和5月2日，在接受联邦调查局探员调查时，奥本海默解释说，他和姬蒂当时在新墨西哥州的佩罗卡连特牧场，距离伯克利足有1 187英里。那年夏天，他和姬蒂去了新墨西哥州，把他们刚出生的儿子彼得留给希瓦利埃夫妇照顾。奥本海默后来用书面记录证明，1941年7月24日他被一匹马踢了一脚，第二天他在圣菲的一家医院照了X光。汉斯·贝特当时正在拜访他，他对那件事也记忆犹新。两天后的7月26日，奥本海默写的一封信的邮戳地址是“考尔斯（位于新墨西哥州）”。最后，还有一段7月28日的交通事故记录显示，奥本海默的车在驶往佩科斯的路上与新墨西哥州渔猎管理部门的卡车相撞，当时开车的是姬蒂。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奥本海默至少从7月12日至8月11日或13日一直都在新墨西哥州。至于克劳奇声称7月下旬在凯尼尔沃思巷的一次党内会议上见过奥本海默，他要么是弄错了，要么是在妄想或者撒谎。
随着时间的推移，克劳奇被证明是一个极不可靠的线人。1953年，航空公司工人兼工会领袖阿曼德·斯卡拉获得了5 000美元的赔偿，起因是赫斯特报业的报纸上刊登了克劳奇对她的离奇指控，她以诽谤罪起诉了这些报纸。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的一些最令人发指的指控也来自克劳奇，比如，国务院雇员中的共产党员窃取了空白美国护照并将其交给了苏联秘密警察派来的特工。后来，克劳奇的不实证词牵连到司法部针对共产党领导人的一宗要案，以至于最高法院被迫在1956年驳回了此案。
最终，克劳奇的谎言和表演让他自食其果。为多家报纸撰稿的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和斯图尔特·艾尔索普指控克劳奇在对费城共产党人的审判中作伪证，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司法部长赫伯特·布朗纳尔无奈地宣布他将“调查”克劳奇。克劳奇反过来起诉了艾尔索普兄弟并索赔100万美元，他还警告布朗纳尔“如果我的名誉被毁，31名共产党领导人就得重新受审”。不久，克劳奇就开始呼吁埃德加·胡佛调查布朗纳尔助手的忠诚问题。这促使《纽约时报》发文称，华盛顿的消息人士“看不出司法部如何能继续留用克劳奇先生”。1954年年底，克劳奇逃到了夏威夷，他在那里打算写一本名为“红色诽谤受害者”的回忆录。这本书从未出版，而且没等到起诉艾尔索普兄弟诽谤罪的官司开庭，克劳奇就去世了。
不过，威廉·博登仍然认为克劳奇是个可信的证人。如果克劳奇说的是实情，那么奥本海默的身份之谜就有了答案——他是共产党的同情者。1951年6月，博登派他的助手J.肯尼思·曼斯菲尔德去见奥本海默。曼斯菲尔德发现，奥本海默对美国迅速扩增的核武库“态度非常矛盾”。奥本海默解释说，他认为被称为“城市毁灭者”的战略核武器只有一个作用，那就是阻止苏联进攻美国。像杜鲁门政府提出的那样，将它们的数量翻倍并不会增加这种威慑力。
奥本海默接着解释说，战术核弹头则是另外一回事。1946年，他在给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信中贬低过这种武器的价值。但在1949年苏联的核弹爆炸后，奥本海默和总顾问委员会的同事们敦促杜鲁门政府要更多地制造这种“战场”武器来替代超级炸弹。正如奥本海默告诉曼斯菲尔德的，核武库的军事效力更多地取决于“我们的战略智慧和攻击技巧，而不是核弹的实际数量”。当时，美国军队正在朝鲜半岛实地作战。奥本海默并不主张在朝鲜使用核武器，但他认为战场上“显然需要”可供使用的小型战术核武器。他在1951年2月的《原子科学家公报》上写道：“只有把核武器作为军事作战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才能在战争中真正有用武之地。”
曼斯菲尔德后来对博登说：“我的印象是，奥本海默认为（与苏联）开战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是一场得不偿失的博弈。”
因此，我认为他没有认真地考虑过他的适度与节制政策的后果。我还怀疑，他那挑剔的头脑认为战略轰炸的整个想法在本质上既粗笨又粗暴。那就像是手握大锤，而非外科医生的手术刀，前者不用动什么脑筋，也无须精湛的技艺。此外，在科学家中他的道德感尤为强烈，而且他深信苏联人民本质上是受害者，再加上他也反对滥杀平民，这样一来也许就更好理解他为何反复强调发展战术核武器的重要性了。
在1951年6月的这份备忘录里，曼斯菲尔德准确地捕捉到了奥本海默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逻辑。但博登似乎已经决心要证明奥本海默的政策建议绝非基于表面上的逻辑，他认为其中还有其他不可告人的原因，而且他很清楚还有人也这么看。那年夏天晚些时候，博登和斯特劳斯聚在一起讨论了他们对奥本海默的怀疑。他们的会谈纪要中写道，斯特劳斯“说了很多他对奥本海默的担忧和疑虑”，他们还详细地讨论了克劳奇对奥本海默主持共产党秘密会议的指控。
尽管所有证据都不支持克劳奇的指控，但两人还是对此深信不疑，他们认定奥本海默背叛了国家。然而，他们又不得不承认，哪怕动用监听手段，也无法证实克劳奇的指控。斯特劳斯告诉博登：“他们（奥本海默和他同伙们）现在在电话里谈话会非常小心，因为‘理发师’（斯特劳斯给约瑟夫·沃尔普起的绰号）得知了他们的电话可能被监听，他还把这个消息通知了别人。”他们认为，奥本海默在科学界的朋友们会一直保护他，而他似乎也发觉自己受到了监视。博登在自己的备忘录中写道，“我（向斯特劳斯）指出”其他官员（可能是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也同样“因为无法得出任何结论而灰心丧气”。
博登和斯特劳斯已经陷入阴谋论的逻辑，在他们眼中，奥本海默鼓吹战术核武器不过是阻止超级炸弹的花招。事实上，博登确信，1950—1952年，奥本海默动用了他全部的影响力来反对发展超级炸弹，即使在1951年6月斯塔尼斯拉夫·乌拉姆和泰勒解决了超级炸弹的设计问题之后依然如此。虽然奥本海默宣称这个设计“在技术上令人称许”，还正式默许了它的开发，但对博登和斯特劳斯来说，这些表态似乎无足轻重。奥本海默和他在总顾问委员会的同事们多次拒绝了泰勒关于建立第二个核武器实验室的提议，该实验室将专门用于研制超级炸弹。对博登和斯特劳斯来说，这就足以证明奥本海默仍在抵制。但奥本海默和他的同事们有自己的理由，他们认为将美国的科学人才分散在两个武器实验室将阻碍而不是促进科学进步。
同年，泰勒带着一长串对奥本海默的指控找到了联邦调查局。这些指控的主旨是奥本海默“延误了或试图延误和阻碍氢弹的发展”。在洛斯阿拉莫斯接受联邦调查局的问讯时，泰勒极力用含沙射影的方式抹黑奥本海默，他说：“很多人认为奥本海默是在‘莫斯科的直接指示下’反对发展氢弹的。”为了掩饰自己的动机，泰勒接着说他并不认为奥本海默“对国家不忠”，相反，他将奥本海默的行为归咎于他的人格缺陷：“奥本海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也是一个杰出的人。年轻时，他曾被某种生理或心理上疾病折磨，这可能给他造成了终生的影响。他对科学事业有远大的抱负，但他也意识到自己成不了他想象中的那种伟大的物理学家。”最后，泰勒说他“会尽一切可能”让政府不再受奥本海默的影响。
泰勒并不是唯一一个迫不及待地想要消除奥本海默影响的氢弹支持者。1951年9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地球物理学教授戴维·特雷塞尔·格里格斯被任命为美国空军的首席科学家。1946年，当时作为兰德计划的顾问，格里格斯就听说过关于奥本海默安保问题的传闻，现在他的顶头上司、空军部长托马斯·K.芬勒特告诉他，他“严重怀疑奥本海默博士是否忠于国家”，芬勒特和格里格斯都没有任何新证据，但两人都认为“一系列涉及奥本海默博士的活动”证实了他们的怀疑。
在奥本海默看来，美国空军的领导层已经失去理智，他们的屠杀计划让他惊恐万分。1951年，他看到了美国空军的战略作战计划，他们要炸毁的苏联城市数量之多让他震惊不已。这个作战计划是一种罪恶的种族灭绝行为。“那是我见过的最该死的东西。”他后来告诉弗里曼·戴森。
1951年，在为芬勒特工作几周后，格里格斯率领一个空军代表团前往帕萨迪纳，与加州理工学院的一群科学家举行会议。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李·杜布里奇是这群科学家的负责人，他们的任务是撰写一份名为“远景计划”的机密报告，该报告阐述了在苏联从地面入侵西欧的情况下，核武器将发挥的作用。有传闻说远景计划贬低了战略轰炸的作用，这让格里格斯和其他空军官员颇为惊慌。据报道，远景计划的起草者们认为，通过优先发展小型战术核弹头而不是毁灭整个城市的热核炸弹可以“让战斗回归战场”。
报告的第五章甚至认为，热核炸弹无法在实战中用于战术目的，并建议华盛顿公开采取“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这将符合美国的利益。该章还建议只将国家三分之一的珍贵核裂变原料供给战略空军司令部，剩下的将给陆军制造用于战场的战术核武器。格里格斯对这些建议大为光火，当他得知第五章的主要作者是罗伯特·奥本海默时，他并未感到意外。
其实，奥本海默甚至都不是远景计划小组的成员，但杜布里奇让他参与了审议，以便协助他们厘清报告的结论。与以往一样，奥本海默花两天时间阅读了小组提供的材料，然后很快就写出了逻辑严谨但后来备受争议的第五章。由于担心奥本海默强大的说服力，格里格斯和他在空军的同事们竭尽全力封锁这份报告。但他们并没有成功，就在1951年圣诞节前夕，杜布里奇、奥本海默和加州理工学院的科学家查尔斯·劳里森抵达巴黎，向北约最高指挥官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汇报远景计划的结论。他们让身为军人的艾森豪威尔深刻地认识到，原来几枚战术核弹头就足以对付一个苏联装甲师。奥本海默认为汇报很“成功”。
当芬勒特得知这次欧洲之行时，他“火冒三丈”。空军不想让奥本海默的想法影响艾森豪威尔，尤其是他的观点将有利于陆军申请到更大份额的核预算。刘易斯·斯特劳斯也很愤怒，他后来给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中的保守派、艾奥瓦州参议员伯克·希肯卢珀写了一封信，斯特劳斯在信中说：“奥本海默和杜布里奇去年在巴黎与艾森豪威尔将军会面以来，我一直担心他们的访问主要是为了向艾森豪威尔灌输他们关于原子能的政策，这些政策看似合理，实则似是而非。”空军参谋长霍伊特·S.范登堡上将对奥本海默的影响力感到非常不安，他悄悄从空军绝密信息的阅览许可名单上删掉了这位科学家的名字。
奥本海默主张用战术核武器来防止引起种族灭绝的核战争，但这也产生了他没料到的后果。“让战斗回归战场”的策略也增加了实战中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1946年，他曾警告说，核武器“不是外交武器……它们本身就是全面战争最极致的体现”。然而，1951年，他在远景计划的报告中写道：“很明显，它们（战术核武器）只能作为一场军事行动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其主要目的是取得军事胜利。它们不是决定全局或恐吓敌人的武器，而是为作战部队提供所需的帮助。”奥本海默不顾一切地想要阻止空军打着合理战略的幌子谋划可能毁灭世界的战争，但情急之下，他忽略了这可能引发交战双方使用更多威力更大的核武器。
格里格斯和芬勒特还担心奥本海默对另一项核战略分析报告的影响，即1952年林肯暑期研究小组的报告，这是一份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机密报告，内容涉及如何最有效地提高美国抵御核攻击的防空能力。由战略空军司令部主导的空军担心，任何对防空的投入都会从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反击部队中夺走资源。而这正是林肯研究小组提出的建议：将“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大部分B-47轰炸机编队”变为“配备远程制导导弹的远程拦截机”。奥本海默认为优先考虑防空是明智的选择，但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指挥官都是轰炸机飞行员出身，他们认为这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主义。
1952年年底，芬勒特和其他空军官员震惊地获悉，有人把林肯暑期研究小组的总结报告偷偷交给了艾尔索普兄弟。芬勒特认为奥本海默就是罪魁祸首，“他对奥本海默与艾尔索普兄弟串通一气的行为愤怒不已”。
那年春天早些时候，格里格斯告诉拉比，奥本海默和总顾问委员会正在阻碍研发超级炸弹。拉比愤怒地为自己的朋友辩护，并且建议格里格斯阅读总顾问委员会的审议记录。他认为，唯有如此格里格斯才能了解奥本海默是如何公正地主持了这些会议。然后，他提出在普林斯顿安排这两位对手会面，格里格斯同意了。
1952年5月23日下午3点30分，格里格斯走进了奥本海默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办公室，双方坐下来谈的本意是想达成相互理解。然而，奥本海默随即拿出了一份1949年10月的总顾问委员会报告，其中就有那个极具争议的建议——反对发展氢弹。这一下子就让格里格斯警觉起来。奥本海默本可以用他非凡的魅力打消对方的疑虑，但因为这次的对手也是一位官僚，他无法抑制自己的直截了当。他眼中的格里格斯只是又一个愚蠢的权力觊觎者、一个与将军们和野心勃勃的物理学家爱德华·泰勒结盟的平庸科学家。他不愿屈尊在这样的人面前为自己辩护，他们的谈话气氛很快就变得剑拔弩张。格里格斯问奥本海默是否散播过一个流言，说芬勒特部长吹嘘只要几枚氢弹，美国就可以统治世界，此时的奥本海默彻底失去了最后一点儿耐心。奥本海默盯着格里格斯说，他听说过这件事，而且他相信这是真的。格里格斯坚持说他当时和芬勒特在一起，他根本没说过这样的话。奥本海默回应说，他的消息来源绝对可靠，而那个人当时也在场。
既然诽谤已经摆上台面，奥本海默干脆接着问格里格斯，他究竟认为自己“是亲苏，还只是犯糊涂”。格里格斯说他也搞不清楚。奥本海默接着问道，那么你有没有质疑过我的忠诚？格里格斯回答说，他确实听到有人质疑奥本海默的忠诚，他也曾与芬勒特和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讨论过奥本海默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对此，奥本海默表示格里格斯是“一个妄想狂”。
格里格斯气冲冲地走了，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确信奥本海默是个危险人物。随后，他给了芬勒特一份“仅供他阅览”的会面记录。奥本海默天真地认为格里格斯根本无足轻重，不会对他造成伤害。几周后，奥本海默在与芬勒特共进午餐时，重演了他在普林斯顿的那一幕，这让他的处境雪上加霜。本来空军部长的助手认为，现在是时候让他们两人单独会面讨论分歧了。但是奥本海默因为在国会作证迟到了，而且整个午餐期间他都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作为老练的华尔街律师，芬勒特不断地想要套他的话。奥本海默毫不掩饰自己的蔑视，他的表现“粗鲁得令人难以置信”。他已经开始厌恶这些空军人士，因为他们只想制造更多的炸弹，杀死数以百万计的人。在他看来，他们是如此穷凶极恶，道德上如此麻木不仁，以至于他几乎乐于与他们成为政敌。几周后，芬勒特和他的手下告诉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奥本海默是不是颠覆分子”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芬勒特对奥本海默的指控反映出那些参与核问题辩论的人都变得越来越极端。奥本海默本人也未能幸免。1951年6月，他向“当前危机委员会”（他是该委员会的成员）发表了一次非正式演讲，该委员会是一个致力于游说政府建立常规防御体系的私人组织。他在即兴演讲中提出西欧真正需要的防御体系应该能“让欧洲保持自由，不被（原子弹）摧毁”。他总结道：“我们终极的理想应该是最终‘摆脱这种核原料的武器’。”
到1952年，奥本海默已经在公开预测预防性战争的可能性，这说明他的思想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因为仅仅在3年前，他还对这个想法深恶痛绝。可以肯定的是，他从未真正支持过这一想法，但他在一些场合提到过这种可能性。1952年1月，奥本海默与艾尔索普兄弟进行过一次讨论，约瑟夫·艾尔索普指出：“说白了，奥比的路线简直就是预防性战争，他说我们不能坐视一个潜在的敌人不断发展能摧毁我们的武器。”
1953年2月，奥本海默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做了一次演讲，有人问他，在目前情况下预防性战争的想法是否有意义。他回答说：“我认为有意义。我大体上的感觉是，如果现在开始一场持续时间不太久的战争，美国将会幸存下来，虽然会遭到破坏，但仍能存活下去……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它是个好主意。我认为，除非你能直视老虎的眼睛，否则你将处于最危险的境地，也就是继续待在危险之中。”
到1952年，奥本海默已经基本上对华盛顿感到厌倦。杜鲁门总统经常忽视他的建议，因此他打算彻底不再参与决策。5月初，他在华盛顿的宇宙俱乐部与詹姆斯·科南特和李·杜布里奇共进午餐。三位朋友惺惺相惜，他们聊起了自己在华盛顿的处境。后来，科南特在日记中写道：“在原子能委员会的总顾问委员会里，有些‘家伙’随时准备对我们下手。他们宣称我们在氢弹项目上拖了后腿，还抹黑奥比！”6月，三人都向该委员会递交了辞呈，10多年来和“一个糟糕且每况愈下的行业”打交道让他们灰心丧气，再加上他们意识到有人要把他们赶出总顾问委员会。奥本海默在给弟弟的信中说，他现在打算投身于物理学，“物理学复杂又奇妙，除非我甘心做一个旁观者，否则它对我来说也很艰深；不过总有一天，我会变得游刃有余，但也许仍需时日”。
但要从华盛顿脱身并非易事。就在奥本海默从总顾问委员会辞职时，原子能委员会的戈登·迪安说服了他继续担任外聘顾问。这等于自动将奥本海默接触绝密文件的Q级安全许可延长了一年。这还不是全部。4月，奥本海默同意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请求，成为国务院裁军问题特别顾问小组的一员。与他共事的有万尼瓦尔·布什、达特茅斯学院院长约翰·斯隆·迪基、中央情报局副局长艾伦·杜勒斯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约瑟夫·约翰逊。奥本海默一如既往地被委员会选为主席。
艾奇逊还聘请了当时33岁的哈佛大学政府学教授麦乔治·邦迪担任小组的书记员。人称“马克”的麦乔治·邦迪的父亲是哈维·邦迪，他是亨利·史汀生的得力助手。麦乔治·邦迪本人非常期待见到奥本海默。邦迪头脑聪明、能言善辩又机智风趣，当他还是哈佛大学的初级研究员时，他就与人合作撰写了史汀生1948年的回忆录《在战争年代与和平时期服役》。1947年2月，史汀生在《哈泼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关于使用原子弹的决定》，文章为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进行了辩护。作为这篇文章的代笔人，邦迪已经对核武器难以预料的影响有所了解。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奥本海默马上对这位出身波士顿上流社会的早熟的年轻人产生了好感。之后，邦迪给他的这位新朋友写了一封格外谦恭的信，他在信中说：“上周您如此耐心地教导我，我的感谢之情难以言表；我只希望我能有所作为，这才配得上您的付出。”很快，两人就开始互写便条，并称呼对方为“亲爱的罗伯特”和“亲爱的马克”，他们在字条中讨论的内容无所不包，从哈佛物理系的优势，到他们妻子的健康状况，等等。邦迪认为奥本海默“不同凡响、令人着迷又复杂难懂”。
邦迪很快就发现争议总是和他的新朋友如影随形。在他们早期的一次会议上，奥本海默和他的小组成员一致认为，他们的主要问题是“生存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和苏联面临“蝎子僵局——主动攻击时是否可以不使用毒刺……”奥本海默知道，泰勒和他的同事希望在那年秋天晚些时候测试刚设计出的氢弹。因此，万尼瓦尔·布什提议，在跨过这一门槛之前，华盛顿和莫斯科或许应该就全面禁止任何热核试验达成协议，奥本海默对这个提议很感兴趣。而且，该协议的执行情况无须监督，因为任何违反禁令的行为都会立即被检测到。而不进行试验的话，氢弹就不可能发展为可靠的军事武器。热核军备竞赛就会被扼杀在摇篮里。
6月，奥本海默领导的小组又召开了一次研讨会，会议地点就在邦迪位于剑桥城的家中，这是一幢布局不规整的19世纪的房子，从这里骑车就可以到哈佛广场。詹姆斯·科南特作为非正式成员加入了他们的会议。科南特已经对核武器厌恶至极，根据邦迪的笔记，科南特抱怨说，“美国的普罗大众”认为氢弹是一种威胁苏联的武器，“而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是，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其他人也可能对美国实施这样的打击”。科南特认为，即使不用氢弹，只要一枚原子弹，美国除大城市之外所有城市都可以被轻而易举地摧毁。在场的人无不赞同。
公众的无知已经够糟糕了，更糟的是科南特所说的“美国军方领导人的态度”。我们的将军们几乎完全依赖于这些武器，视其为“在全面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最大希望”。如果本国能建立起自己的常规部队，“美国将有可能摆脱目前对原子弹的依赖”。但科南特说，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说服将军们，让他们相信从长远来看，核武器总体上对美国是一种威胁”。
未经奥本海默提示，科南特就独立地提出了20年后广为人知的“不首先使用政策”。他说，美国应该“正式宣布我们不会在任何新的战争中首先使用核武器”。他还同意布什的提议，即美国应该宣布暂停热核炸弹试验。奥本海默对这两个提议均表示了支持。该小组关于暂停热核试验的建议很有说服力。他们告诉艾奇逊：
在我们看来，一次成功的热核试验几乎会不可避免地极大刺激苏联，让他们在该领域加倍努力。也许苏联在这方面已经投入很多，但是如果苏联人得知热核装置切实可行，而我们又掌握了制造方法，他们可能更加不顾一切。苏联科学家还有可能（通过分析放射性尘埃）从这次试验中获得关于这个装置细节的有用信息。
奥本海默和他的小组成员都知道代号“迈克”的热核炸弹已经定于当年秋季首次试爆，所以任何阻止试爆的企图都将遭到美国空军的强烈反对。尽管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但他们无法将其公之于众。与核弹有关的所有事务都属于严格保密的范畴，如果他们公开谈论自己的忧虑，必然会违反安全许可制度。于是，他们再次试图让华盛顿的外交政策部门相信目前的核武器政策是一个死胡同。但是，1952年10月9日，杜鲁门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断然拒绝了奥本海默小组关于暂停氢弹试验的提议。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洛维特愤怒地表示：“任何诸如此类的想法都应立即被抛在脑后，所有关于这个提议的文件都应被彻底销毁。”作为外交政策权威人士，洛维特担心如果暂停核试验的消息泄露出去，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将会借机对国务院及其顾问小组进行调查。
3周后，美国在太平洋上引爆了一枚10.4兆吨TNT当量的热核炸弹，它将伊鲁吉拉伯岛化为乌有。科南特显然非常沮丧，他对《新闻周刊》记者说：“我和原子弹再无任何关系。我做的一切都是徒劳。”
1周后，奥本海默和另一个委员会——国防动员办公室科学顾问委员会的另外9名成员坐在一起，严肃地讨论是否应该辞职以示抗议。许多科学家认为“迈克”试验表明政府根本不打算听取他们的专家建议。奥本海默的老朋友李·杜布里奇在会上散发了一份草拟的辞职信。但是，因为他们对下届政府的政策仍然寄托一丝希望，最终辞职一事被暂时搁置。不过，他们也清楚局面对自己不利。有一次，麻省理工学院院长詹姆斯·R.基利安俯身对杜布里奇小声说：“空军有些人盯上了奥本海默，我们必须了解此事并有所准备。”杜布里奇对此大为震惊，他天真地认为大家仍然把奥本海默视为国家英雄。
与此同时，奥本海默还在与麦乔治·邦迪合作，为国务院裁军小组起草最终报告。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之际，这份文件被转交给了即将离任的国务卿艾奇逊。当时，这肯定是一份高度机密的文件，只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少数官员中传阅。如果1953年它就被公之于众，肯定会引起轩然大波。尽管邦迪撰写了报告，但其中许多想法都来自奥本海默：核武器很快就会威胁到所有文明。在几年内，苏联就可能拥有1 000枚原子弹，而“再过几年就可能达到5 000枚”。这等于拥有了“毁灭一个文明及其庞大人口的威力”。
邦迪和奥本海默承认，苏联和美国之间的“核僵局”可能演变成一种“奇特的稳态”，在这种稳定状态中，双方都将避免使用这些自杀式武器。即便如此，“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也不会非常平静，为了维护和平，政治家们必须避免轻举妄动，不只是一次如此，而是要一直如此”。他们的结论是：“如果不能以某种方式缓和核武器竞赛，我们整个社会将在有史以来最严峻的危机中越陷越深。”
面对这样的危险，奥本海默的小组成员提倡“开诚布公”的理念。过度保密的政策使美国人沾沾自喜，对核危机一无所知。为了纠偏，新一届政府“应该宣传核危机的理念……”。令人惊讶的是，小组成员甚至建议向公众披露“核弹的生产速度及其影响”，“应该让大家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超过一定限度之后，我们就不能再仅仅通过‘领先于苏联人’来抵御苏联的威胁”。
“开诚布公”的理念直接受到尼尔斯·玻尔的启发，他一直坚持认为安全与“开放”密不可分。在这一点上，奥本海默仍然是玻尔的传道者。不过，他已经不再相信长期僵持的联合国裁军谈判。他希望新政府能看到，“开诚布公”的态度既能提醒美国人民依赖核武器的危险，又能向苏联发出信号，表明美国无意使用这些武器先发制人。此外，裁军问题小组还敦促与苏联进行直接的长期对话。克里姆林宫应对美国核武库的规模和性质有大致了解，华盛顿应大力支持通过双边会谈来削减核武库。
如果艾森豪威尔政府在1953年接受了奥本海默小组的建议，冷战可能就不会走上越来越军事化的道路。1982年，邦迪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错失阻止氢弹的机会”的文章，他在文中进一步论述了这一令人向往的猜想。在苏联解体后的这些年中，苏联政权留下的档案文件迫使历史学家重新审视冷战初期美国对苏联的一些基本预设。正如历史学家梅尔文·莱弗勒所写的那样，这些“敌人的档案”表明，苏联“并没有预先计划让东欧诸国成为共产主义国家，或者在朝鲜发动战争”。斯大林不仅对德国没有“总体规划”，他还希望避免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斯大林将他的军队从1945年5月的1 135.6万人减少到1947年6月的287.4万人，这表明即使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发动侵略战争。乔治·凯南后来写道，他“从不相信他们（苏联人）认为在军事上攻占西欧符合自己的利益，即使不存在所谓的核威慑，他也不认为他们会对该地区发动攻击”。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后，他的继任者格奥尔基·马林科夫和尼基塔·赫鲁晓夫开始了去斯大林化。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都很清楚核军备竞赛的潜在危险。马林科夫是一名对量子物理学感兴趣的技术官僚，他在1954年的一次演讲中说，在战争中使用氢弹“将意味着世界文明的毁灭”，这番话震惊了苏共中央高层。赫鲁晓夫的豪言壮语有时则会吓到西方观众。但实际上，他奉行的外交政策后来与缓和政策有相近之处，甚至其中还首次出现了开放政策的曙光。1955年，他重启了与西方的军备控制谈判，到20世纪50年代末，他大幅削减了苏联的国防预算。1953年9月，赫鲁晓夫第一次听取了关于核武器的汇报，他后来回忆说：“我好几天都睡不着觉。后来我确信我们永远都不可能使用这些武器。”
当然，要说服赫鲁晓夫接受奥本海默小组设想的那种激进的军备控制体系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但艾森豪威尔政府甚至都未为此做出过任何尝试。备受尊敬的美国驻莫斯科大使——人称“奇普”的查尔斯·波伦也是苏联问题专家，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华盛顿未能就核武器及其他问题与马林科夫进行切实的谈判，这等于错失良机。
到1953年，冷战冻结了华盛顿改变政策的可能性，而莫斯科也一样毫无余地。尽管不能把核妖怪封在瓶子里，奥本海默仍在坚持不懈地想以某种方式把它拴在瓶子上，这样的做法与美国国内的大潮背道而驰。现在共和党人当了总统，这些政治势力决心把奥本海默装进瓶子，扔到海里去。
二战后的美国政府为了遏制苏联的对外扩张与渗透，分化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先后出台了“遏制战略”与“推回战略”。“推回战略”是以强硬的手段改变一个国家的主要政策，通常是通过政权更替。——译者注
从大萧条开始，孤立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并主导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民众对国际事务的态度。孤立主义者相信美国独特的地理位置可以保障国家安全，主张美国减少参与国际事务，以远离国际冲突。——译者注
奥本海默曾指出，按照目前的技术设计，氢弹将会非常笨重，只有用牛车才能拉到轰炸目标。——译者注
杰克逊反过来又影响了新保守主义者，他们在2003年构建了布什的预防性战争理论。1969—1979年担任杰克逊高级外交政策顾问的理查德·珀尔告诉考夫曼：“他（杰克逊）热衷于建立导弹防御系统，他对缓和政策和战略武器限制谈判都持怀疑态度，这些都源于他过去的经历及从中吸取的教训——如果我们听取了那些反对氢弹的科学家的意见，斯大林就会处于垄断地位，我们就会有大麻烦了。”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1893—1937）是苏联最早的五名元帅之一、军事战略家。1937年在苏联肃反运动中，他被以间谍罪判处死刑并被立即枪决。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获得平反。——译者注
1945年美国空军立项了“兰德计划”，当时的道格拉斯飞机公司承接了这个研究项目。1948年，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兰德公司成为一家独立的非营利性智库组织。——译者注
1952年，为了研究防空问题，麻省理工学院林肯实验室成立了林肯暑期研究小组，奥本海默和其他科学家敦促政府将更多资源分配给防空，而不是大规模的报复性核打击能力。——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