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他从来不透露自己的看法”

我们的核垄断就像在太阳底下融化的冰激凌蛋糕……

——罗伯特·奥本海默，《时代》杂志，1948年11月8日

1949年8月29日，苏联在哈萨克斯坦一个与世隔绝的试验场秘密引爆了一颗原子弹。9天后，一架美国B-29战机飞越了北太平洋上空，这是一架进行大气探测的侦察机，通过专门用来探测核爆炸辐射物的滤纸，他们发现了核爆炸的迹象。9月9日，杜鲁门政府的高层官员收到了这一消息。没人愿意相信这一事实，杜鲁门本人也表示怀疑。为了解决此事，他们同意由一个专家小组来分析证据。值得注意的是，国防部选择万尼瓦尔·布什来主持该小组的工作。布什在接到电话后表示，这样一个技术小组由奥本海默博士来主持更合情合理。但是，一位空军上将告诉布什，他们更希望他担任主席。

布什默许了这一安排，但他一定要让奥本海默加入小组。当布什打电话告诉奥本海默这个消息时，他刚从佩罗卡连特回来。专家小组在9月19日上午举行了5个小时的会议。虽然会议由布什主持，但是奥本海默主导了大部分讨论内容，到午餐时，所有人都一致认为证据确凿：“乔1号”确实是一次核弹试验，而且他们仿制了曼哈顿计划的钚弹。

第2天，利连索尔向杜鲁门总统汇报了调查小组的结论，并请求他立即宣布此事。利连索尔在日记中写道，他“据理力争，但几乎毫无进展”。杜鲁门迟疑不决，他说他甚至还不确定苏联是否真有核弹。他对利连索尔说，他会把这个消息放几天，好好考虑一下。听到这些时，奥本海默感到难以置信和恼火，他对利连索尔说，他们错过了一个抓住主动权的机会。

终于，3天后，尚存疑虑的杜鲁门不情愿地宣布苏联发生了核爆炸，他还有意地拒绝承认那是一枚核弹。大吃一惊的爱德华·泰勒打电话给奥本海默，问他：“我们现在怎么办？”奥本海默只说了一句：“少安毋躁。”

那年秋天，奥本海默平静地对《生活》杂志的一名记者说：“‘乔行动’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他从不认为美国的核垄断会持续很长时间。1年前，奥本海默曾对《时代》杂志说：“我们的核垄断就像在太阳底下融化的冰激凌蛋糕……”现在，他希望苏联有核弹的事实能说服杜鲁门改变方针和路线，能够继续他们在1946年所做出的努力，对所有核技术进行国际化管制。但奥本海默也担心政府可能会反应过度，他从别处听说有人在讨论预防性战争。戴维·利连索尔发现他的朋友因紧张而“狂躁不安”，他告诉利连索尔：“这次我们不能再搞砸了，这下也许可以消除保密政策带来的恶果。”

奥本海默认为杜鲁门政府对保密政策的执迷不仅不合逻辑，还会适得其反。他和利连索尔一整年都在努力推动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在核问题上更加开放。现在苏联已经拥有核弹，他们据此认为过度的保密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在原子能委员会总顾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奥本海默表示，他希望苏联的进展能推动美国采取“更加理性的安全政策”。

就在奥本海默警告不要做出过激的反应时，国会山的议员们已经开始讨论如何反制苏联的进展。几天内，杜鲁门批准了一项增加核武器生产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提案。1948年6月，美国的核武器储备约为50枚核弹，到1950年6月这一数字将迅速增至约300枚。这只是一个开始。原子能委员会委员刘易斯·斯特劳斯散发了一份备忘录，该备忘录认为美国相对于苏联的军事优势必将被削弱，斯特劳斯借用物理学的术语说，美国只有在技术上实现“量子跃迁”，才能重新获得绝对优势。这个国家需要一个紧急方案来开发超级炸弹——热核武器。

直到1949年10月，杜鲁门才意识到超级炸弹的可行性，但是获悉这一消息之后，总统马上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奥本海默对超级炸弹一直持怀疑态度，他在给科南特的信中写道：“我不确定这个破东西是否行得通，也不确定除了用牛车拉，我们还能怎么把它运到轰炸目标。”他预计超级炸弹会是一个庞然大物，根本没法用飞机运输。这种比原子弹破坏力大千万倍的武器让他深感良心不安，所以他希望能证明超级炸弹在技术上是行不通的。比原子弹（裂变反应）更可怕的超级炸弹（聚变反应）肯定会使核军备竞赛升级。核聚变的物理学原理效仿了太阳内部的核反应，这意味着聚变爆炸没有极限。只要加入更多的重氢就可以实现更强烈的爆炸。如果装备了超级炸弹，一架飞机可以在几分钟内杀死数百万人。对任何已知的军事目标来说，它的威力都过于巨大，作为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它将滥杀无辜。一想到可能制造出这样的武器，奥本海默就充满恐惧，但这种可能性也激发了另外一群人的想象力，这些人包括众多的空军将领和他们在国会的支持者，以及支持爱德华·泰勒制造超级炸弹的科学家们。

早在1945年9月，奥本海默就代表一个特别科学顾问小组撰写了一份秘密报告，该小组的成员除了他还有阿瑟·康普顿、欧内斯特·劳伦斯和恩里科·费米。报告建议：“目前不应投入在（超级炸弹或氢弹）上……”当然，也“不应忘记”此类武器具备可行性。但这并不是当务之急，奥本海默没有在报告里正式提出与此有关的伦理问题。但康普顿代表他本人、奥本海默、劳伦斯和费米写信向亨利·华莱士解释说：“我们认为不应进行这种（氢弹）研发，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宁肯战败也不愿用氢弹造成的大规模人类灾难来换取胜利。”（最后两句话还加了重点。）

在接下来的4年里，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与苏联关系恶化，核武器成为美国新兴的遏制政策的支柱，美国的核武库的原子弹增加到100多枚，而且越来越多威力更大的原子弹将陆续出现。所以显而易见，关于超级炸弹的疑问是：如果制造出这种威力巨大的新型武器，它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产生何种影响？

1949年10月9日，奥本海默前往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参加哈佛大学监督委员会的一次会议，那年春天他刚刚当选该委员会的成员。他住在科南特位于昆西街的家中，他和这位哈佛校长进行了一场“漫长而棘手的讨论，不过讨论的内容与哈佛毫无关系”。在当月晚些时候，原子能委员会总顾问委员会将开会讨论超级炸弹的提议，他们两人都认为必须尽力阻止。所以现在他们一股脑地把自己的忧虑都说了出来，大概就是在这次谈话中，科南特告诉奥本海默，“我死也不会同意”制造氢弹。一个文明国家竟然会考虑使用这种可怕的杀人武器，这让科南特极为愤慨，他认为这无异于一台种族灭绝的机器。

当月晚些时候，也就是10月21日，奥本海默听取了热核反应研究现状的汇报后，坐下来给“吉姆叔叔”写了一封长信。他承认，在他们最后一次谈话时，“我倾向于认为超级炸弹也许有一定的意义”。但从技术上说，他仍然认为超级炸弹“是一种在设计、成本、运输和军事价值方面仍是未知数的武器，这与我们7年前讨论时的情况没有什么不同”。7年来唯一改变的是这个国家的舆论氛围。奥本海默指出：“两位经验丰富的推手——欧内斯特·劳伦斯和爱德华·泰勒一直在努力活动。这个项目一直是泰勒的心头好，而欧内斯特也坚信，我们必须从‘乔行动’中（苏联的核爆炸）吸取教训，苏联人很快就会制造‘超级炸弹’，我们最好抢在他们前面。”

奥本海默和总顾问委员会的其他成员都认为制造氢弹的技术难题仍然很棘手，但他和科南特还是对超级炸弹的政治影响忧心忡忡。“真正让我担心的是，”奥本海默在给科南特的信中写道，“这种武器让国会和军方人士想当然地认为，它就是对付苏联所取得的（核武器）进展的措施。所以，我们反对研发这种武器肯定会被视为愚蠢之举。但我们一直都明白此事势在必行，而且必须如此……但是当我们决心把这当作保护国家和维护和平的出路时，我认为这是一个充满危险的举动。”

奥本海默注意到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倾向于要求总统启动氢弹应急计划，他开始担心“那些优秀的物理学家的立场也开始动摇”。他写道，就连汉斯·贝特也在考虑重返洛斯阿拉莫斯，全职投入研制超级炸弹。

实际上，贝特还没有拿定主意，当天下午他就到了普林斯顿。和他同行的还有爱德华·泰勒，泰勒已经开始在全国各地招募物理学家重返洛斯阿拉莫斯。据泰勒称，贝特已经说他也会加入。贝特反驳了这一说法，并坚称他来普林斯顿就是为了听听奥本海默的建议。然而，他发现奥本海默“对于究竟何去何从同样犹豫不决，理不出头绪。我没从他那里得到我想要的建议”。

虽然奥本海默几乎没有透露自己对超级炸弹的看法，但他确实告诉贝特和泰勒，科南特反对应急的氢弹计划。离开普林斯顿时，泰勒感到很宽慰，因为来之前他确信奥本海默会反对研制这种武器，但现在看起来奥本海默的态度还在摇摆。他还希望现在贝特可以到洛斯阿拉莫斯与他一起工作。

但是到了周末，贝特和他的朋友维克托·魏斯科普夫讨论了氢弹的问题，后者认为用热核武器进行战争无异于自杀。“我们都认为，”贝特说，“在这样一场战争之后，即使我们赢得了战争，世界也不会再是……我们想维护的那个样子。我们会失去我们为之奋斗的一切。这是一次深入的长谈，对我们两人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话题。”几天后，贝特打电话告诉了泰勒他的决定。“他很失望，”贝特回忆说，“但是我如释重负。”然而，尽管魏斯科普夫扮演了关键角色，泰勒却坚信奥本海默才是贝特转变态度的罪魁祸首。

与此同时，奥本海默也在与自己进行着一场艰难的对话，尽管在科学、政策和道德层面，他对研发超级炸弹都心存疑虑，但他仍在纠结。作为总顾问委员会主席，他出于尽责，必须努力克制自己的天性和偏向。他需要倾听各方意见。但科南特不受这些约束，在收到奥本海默10月21日的来信后，他做出了态度鲜明的回应。他可能是在电话里告诉了奥本海默，如果总顾问委员会要讨论超级炸弹的提案，“哪怕被视为愚蠢之举，他也要反对这件事”。

1949年10月28日周五下午2点，在宪法大道的原子能委员会会议室里，奥本海默召集了总顾问委员会的第十八次会议（自1947年1月以来）。在接下来的3天里，伊西多·拉比、恩里科·费米、詹姆斯·科南特、奥利弗·巴克利（贝尔电话实验室总裁）、李·杜布里奇、哈特利·罗（联合果品公司董事）和西里尔·史密斯将听取专家证人的证词，包括乔治·凯南和奥马尔·布拉德利将军等人，并且详细讨论超级炸弹的利弊。原子能委员会委员刘易斯·斯特劳斯、戈登·迪安和戴维·利连索尔也出席了总顾问委员会的几次讨论。在场的人都明白，为了回应苏联的核进展，杜鲁门政府必须拿出强硬的具体行动。利连索尔在会议前一天的日记中写道，“只能用‘垂涎三尺’和‘嗜血’来形容”欧内斯特·劳伦斯和其他超级炸弹的拥护者，这些人认为“无须再三考虑”。就在总顾问委员会会议正式召开之前，奥本海默拿出了一封来自化学家格伦·西博格的信，他是唯一缺席会议的总顾问委员会成员。1954年，奥本海默的批评者表示奥本海默并不认同西博格的观点，但总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西里尔·史密斯记得奥本海默在会议开始前把这些信件展示给了所有人。虽然有些不情愿，但是西博格还是倾向于美国必须发展氢弹。他写道：“尽管我对我们国家可能要花如此大的力量研制氢弹感到遗憾，但是我必须承认我无法确定我们不应如此……除非我能听到更有力的证据，否则我没有十足的信心反对这一项目。”

奥本海默特意在所有人发言之后才发表自己的看法。杜布里奇回忆说：“他从来不透露自己的看法。我们围着桌子轮流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人人都持否定意见。”利连索尔听到“面如死灰”的科南特喃喃地说：“我们已经造了一个科学怪人。”他的意思是如果重蹈覆辙简直就是丧心病狂。拉比后来回忆说，在整个周末的讨论中，“奥本海默都唯科南特马首是瞻”。根据戈登·迪安的说法：“他们对可能引发的道德伦理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讨论。”利连索尔在周六晚上的日记中写道，科南特“出于道德原因坚决反对（氢弹）”。奥利弗·巴克利提出，从道德层面看，原子弹和超级炸弹不相上下。利连索尔写道：“科南特不同意，他认为道德后果也是分等级的。”斯特劳斯指出，最终决定权在华盛顿，而不是民众投票，科南特回应道：“但这一决定能否贯彻取决于全体国民对这个道德问题的看法。”科南特甚至问：“这件事能解除保密吗？比如，公布正在审议的事情……”

拉比极富预见性地指出，华盛顿无疑会决定推进这个项目，剩下唯一的问题是“谁愿意加入这个项目”。在周六一整天的会议中，费米一开始建议“必须对它进行探索和试验”，但探索超级炸弹的可行性“并不意味着解决了另一个问题，即它是否应该被使用”。利连索尔已经有了结论：超级炸弹“不会促进共同防御，而且它可能还会伤害我们，因为它会使其他实现和平的道路前景更加黯淡”。

周日早上，在场的8位总顾问委员会成员达成共识：基于科学、技术和道德考量，他们将反对研制超级炸弹的应急计划。拉比和费米称这种武器“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是一件坏事”，他们不仅表示了反对，还提议美国“邀请世界各国与我们一道做出庄严承诺”，不制造这种武器。奥本海默曾考虑过委员会集体签署这项“拉比-费米倡议”，但最终他和总顾问委员会多数成员的建议是反对应急的氢弹制造计划，理由是这种武器既不是必要的威慑手段，也不利于美国的安全。

虽然奥本海默还务实地提到了“超级炸弹与裂变式核弹的费用比较”，但委员会的报告明确指出，绝不能再在道德真空中进行核武器的决策。尽管成员们确信，从科学技术的角度来看，最多只有50%的可能性制造出这样的武器，但是他们仍然提前阐明了为什么制造氢弹的应急计划会破坏美国的安全。

根据他们的共识，只在技术和政治层面考虑这个问题，不仅是不负责任的，而且还属于玩忽职守。毕竟，他们曾是曼哈顿计划的重要参与者，曾为制造原子弹贡献了所需的科学才智。出于爱国热情，他们才承担了这项任务。领导他们的是一个一心要在战争中使用这种新型武器的政府。奥本海默曾极力压制像利奥·西拉德和罗伯特·威尔逊这样的科学家，因为他们在道义上反对对日本使用核武器。但这些争论是在二战时全面战争的背景下发生的，当时原子弹还是一种新生事物，他们在相关国家政策方面毫无经验。

然而，1949年的情况完全不同。美国没有处于战争状态，随着苏联成功制造出核弹，核军备竞赛出现了危险的转折。而总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们是美国掌握信息最全面、经验最丰富的原子科学家，他们一致认为，讨论这种可以毁灭地球生灵的武器时必须结合军事政策，而道德考量与技术评估同样重要。

奥本海默写道：“使用这种武器将殃及无数人的生命，它不是一种专门用来摧毁军事或半军事设施的武器。因此，使用它会远比使用原子弹造成更多的平民伤亡。”

奥本海默担心超级炸弹的威力过于巨大，或者换句话说，任何军事目标与热核反应炸弹相比都显得“微不足道”。如果说广岛原子弹相当于1.5万吨TNT，那么一枚热核炸弹制造出来的话，它的爆炸威力可能相当于1亿吨TNT。用超级炸弹来毁灭一座城市都显得绰绰有余，它可以轻易地将150~1 000平方英里甚至更大面积的区域夷为平地。正如总顾问委员会报告中总结的那样：“超级炸弹可能成为种族灭绝的武器。”即使永不投入使用，只是美国储备有这种武器的事实就会从根本上破坏美国的安全。“我们的军械库中有这种武器，”总顾问委员会的报告称，“这本身就会深远地影响全世界对美国的看法。”任何一个理智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有进行末日大战的打算。“因此，我们认为美国手中的武器带给人们的心理阴影将有损我们的利益。”

像科南特和拉比等人一样，奥本海默不仅希望“永远不要制造出”超级炸弹，还希望否决这项提案有助于重启与苏联的军备控制谈判。奥本海默代表大多数成员写道：“我们认为永远都不应该制造超级炸弹。如果不制造出这种武器，人类的处境会好得多……”

正如麦乔治·邦迪后来指出的，总顾问委员会报告的作者们其实是在为20世纪70年代经谈判达成的那种军备控制条约辩护。但是，如果这项提议没有被接受呢？如果苏联成了第一个拥有超级炸弹的国家呢？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苏联必定对该武器进行测试——不经测试就无法研制出氢弹，而这种测试肯定会被探测到。“对苏联人可能会成功研制出这种武器的担心，我们的回答是，那将意味着即使我们制造了这种武器，也不再对他们构成威慑。如果他们对我们动用这种武器，我们用大量原子弹进行的报复将和使用超级炸弹同样有效。”

事实上，因为缺少足够大的目标，超级炸弹有可能是一种军事上没有用武之地的武器，所以奥本海默和总顾问委员会的报告认为，在军事上更经济、更有效的做法是加速生产用于小型战术核武器的裂变材料。这种“战场”核武器再加上西欧不断增强的常规军事力量将让西方更有威慑力，可以更加行之有效地抵御来自苏联的入侵行动。这是第一个关于核“充足”的严肃提议，作为一个战略概念，它指的是核武库要服务于特定的战略任务，而不应在盲目的竞赛中不断扩大。

奥本海默对总顾问委员会的商议结果感到满意。他的私人秘书凯瑟琳·拉塞尔则没有那么乐观，在打印完总顾问委员会的最终报告后，她预测道：“这会给你惹来很多麻烦。”尽管如此，奥本海默还是很高兴地得知，1949年11月9日，原子能委员会以三比二的票数通过了总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利连索尔、派克和史密斯投票反对制造超级炸弹的应急计划，而斯特劳斯和迪安投了赞成票。

奥本海默天真地认为，反对超级炸弹的斗争已经取得胜利。不过很快事实就证明，泰勒、斯特劳斯和其他氢弹支持者正在发起反攻。参议员布赖恩·麦克马洪告诉泰勒，总顾问委员会的报告“让我很不痛快”。麦克马洪相信与苏联的战争“在所难免”，他告诉一脸震惊的利连索尔，他认为美国应该“在苏联用同样的手段对付我们之前，赶紧把他们从地球上炸掉……”。海军上将悉尼·索尔斯警告说：“我们要么赶快制造出来（氢弹），要么就等着苏联毫无预警地扔给我们一颗吧。”其他许多华盛顿官员也有类似的末日臆想。于是，关于“超级炸弹”的争论集中体现了冷战深层的歇斯底里，它将决策者和政治家分化为两个长期对立的冷战阵营：军备竞赛支持者和军备控制拥护者。

面对激烈的游说，杜鲁门总统要求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利连索尔、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和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再次研究这个问题，并提出最终建议。利连索尔当然坚决反对研制超级炸弹。约翰逊也对此表示赞同。只有艾奇逊还摇摆不定。但是，作为一个有敏锐政治直觉的人，他知道白宫想要什么。奥本海默向他介绍了氢弹的情况，尽管奥本海默对总顾问委员会的报告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解释，但是这位国务卿的理解显然过于简单，他对一位同事说：“你知道，我可是尽力地认真听了，但是我不明白‘这个奥比’想说什么，究竟想说什么。你怎么能用‘以身作则’来说服一个偏执的对手解除武装呢？”

显然，艾奇逊对这些深表怀疑，这让奥本海默意识到他在政府内部其实没有几位盟友。即便如此，他仍有一位坚定的支持者——乔治·凯南，那年秋天凯南正准备辞去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一职。尽管艾奇逊曾经非常重视凯南的建议，但两人很少在实质性政策问题上达成一致。凯南作为对苏遏制政策的设计者，对该政策过度军事化感到不满。针对苏联的拒不妥协，杜鲁门政府撕毁了与苏联的协议，在西德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政府，这让凯南的幻想彻底破灭了。因此，1949年9月下旬，感到沮丧和孤立的凯南宣布他打算彻底离开政府部门。

1946年，凯南在军事学院的一次讲座上初次遇到奥本海默。“他穿着普通的棕色西装，但裤子过长了，”凯南说，“看起来不像个名人，而像个物理专业的研究生。他拖着脚走到讲台边，脱稿讲了40或45分钟，他表现出惊人的严谨和清晰，甚至都没人敢问一个问题。”

1949—1950年，凯南和奥本海默在彼此尊重和相互学习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亲密的友谊。奥本海默曾邀请凯南到普林斯顿参加一个关于核武器的机密研讨会，凯南还就是否准许英国和加拿大获得铀的问题与奥本海默进行过长时间的交流。“他让整个会议保持了很高的水准，”凯南回忆这些会议时说，“他是一个思维敏捷准确、有真知灼见的人。（在这些会议上）没人想为琐事分心，他们只想尽其所能地发挥自己的才智。”

在争论超级炸弹的过程中，凯南于1949年11月16日再次来到普林斯顿，他和奥本海默深入讨论了“核问题的现状”。奥本海默觉得他的这次来访“鼓舞人心”，他认为凯南的观点既“不教条”又“富有同情心”。当时，凯南建议，作为对苏联原子弹的回应，总统可以提议暂停制造超级炸弹。奥本海默第二天写信给凯南：“在我看来，你提出了一个明智的建议……”但他警告凯南，在“目前的舆论氛围”中，华盛顿的许多人可并不这么认为，他们的国防观念“已经变得僵化、绝对化”。他还警告凯南：“我们必须准备好迎战那些认为你的提议太危险的人。”这一提醒足以说明奥本海默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了。

收到这样的告诫后，凯南坐下来试着起草了一份有可能被总统发表的声明，声明中宣布了“目前”不制造氢弹的决定。针对为什么不应继续开发具有“无限破坏力”的武器，凯南用雄辩的语言总结了三个简明扼要的理由，它们充分体现了总顾问委员会对该问题的分析。首先，“这种武器不可能纯粹用于军事目标”；其次，“没有绝对安全这回事”，而且本国目前的核武库已足以对任何形式的袭击产生威慑作用；最后，“如果我们走上这样的道路肯定也无法阻止别人追随模仿”。而且还会适得其反，制造超级炸弹势必会激发别的国家纷纷效仿。

这份讲稿未被总统采纳，但在接下来的6周里，凯南将这些想法充实成了一份80页的正式报告，报告重新审视了整个核武器问题。他让奥本海默看了报告初稿，奥本海默认为它“非常令人钦佩”。作为一篇颇有预见性的报告，它虽然不像1947年他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那篇提出遏制政策的文章一样广为人知，但它是冷战初期一份具有开创意义的文件。凯南自己后来也说过：“在我起草的所有政府文件中，它即使不是最重要的那份文件，也是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凯南知道它会引起很大的争议，于是他在1950年1月20日把它作为一篇“个人论文”寄给了艾奇逊。

这份名为“国际原子能管制备忘录”的文件挑战了杜鲁门政府对超级炸弹和苏联立场的基本假设。凯南采用了奥本海默的观点，他认为超级炸弹之所以危险，正是因为它被误认为是解决苏联威胁的廉价的灵丹妙药。为了呼应奥本海默的观点，他写道，针对苏联已经拥有核弹的事实，“军方”牢牢抓住了超级炸弹这个对策，“我担心的是，原子弹能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不仅充满了不确定，还极为危险……对于深刻的人类问题，采用这种简单的解决方案会阻碍我们去了解那些与公正透明的政策有关的重要议题，而且它会将我们带向滥用和消耗国力的道路”。

凯南恳请艾奇逊不要支持制造更可怕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超级炸弹，除非能像奥本海默之前建议的那样，首先与苏联就全面的军备控制政策进行谈判。凯南认为美国不应该把核武器作为国防的核心，相反，美国官员应该向苏联明确表示，核武器“并非必要的基本军事部署，它是我们为防止敌人使用而被迫装备的武器”。他写道，少量这样的武器就足以阻止苏联对西方使用核弹。

到此为止，凯南的备忘录都遵循着总顾问委员会在1949年10月30日提出的那些建议，但凯南还采纳了奥本海默最近的一个想法：华盛顿不应依赖庞大的核武器储备，而应大幅增加常规武器，特别是在西欧。他说，苏联人必须明白，西方会在西欧部署充足的军队和常规武器以阻止任何可能的入侵。有了这样的常规威慑，华盛顿就可以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他认为，美国“应尽快从国家军备中消除核武器，而不是继续坚持颠覆苏联的制度”。

凯南认为斯大林的统治应该受到谴责，但他并不认为斯大林会不计后果。毫无疑问，斯大林一心想要捍卫苏联，但这不意味着他打算发动一场对西方盟国的侵略战争，因为这场战争势必会威胁到苏联的政权稳定。斯大林明白与西方的战争很可能导致苏联的毁灭。凯南后来说：“我坚信他们已经身陷战争泥潭。斯大林再也不想要另一场大规模战争了。”

简而言之，凯南认为，1945—1949年，阻止苏联入侵西欧的不是美国的核垄断，而是强有力的战略部署。现在苏联人已经拥有自己的原子弹，凯南认为美国卷入一场不断升级的核军备竞赛并无意义。和奥本海默一样，他认为原子弹本质上是一种自杀式武器，因此它不仅在军事上毫无用处，而且非常危险。此外，凯南相信，在政治和经济上，苏联都是斗争中较弱的一方，从长远来看，美国可以通过外交手段和“审慎地利用我们对国际冲突的威慑力量”来拖垮苏联。

凯南这份长达80页的“个人论文”很有可能是与奥本海默共同撰写的，因为其中反映了后者的许多观点。事实上，在奥本海默和凯南看来，政府对这份文件的态度就像度数骤降的气压计，预示着猛烈的政治风暴即将到来。国务院内部在传阅凯南的备忘录，所有读过的人私下都明确地拒绝了他的提议。一天，艾奇逊把凯南叫到办公室说：“凯南，如果在这件事上你坚持自己的观点，你就应该从外交部辞职，你可以像个僧侣那样，端着一个锡杯站在街角说‘末日将近’。”

艾奇逊甚至懒得把这份文件拿给杜鲁门总统。那时，奥本海默已经充分意识到政治风向变了。爱德华·泰勒赢得了胜利。即便如此，奥本海默仍寄希望于热核装置的技术难题会让这个计划搁浅。据称，他曾说：“让泰勒和惠勒去干吧，让他们摔个灰头土脸吧。”1950年1月29日，他在纽约举行的美国物理学会会议上偶遇泰勒，奥本海默承认他认为杜鲁门会否决他对超级炸弹的提议。泰勒问他，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是否会回到洛斯阿拉莫斯研制超级炸弹。“当然不会！”奥本海默厉声回答。

1天后，在华盛顿参加总顾问委员会会议时，奥本海默决定顺道参加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的一次特别会议，参议员布赖恩·麦克马洪为了讨论超级炸弹的相关事项召集了此次会议。奥本海默知道麦克马洪正在积极游说总统批准一项超级炸弹应急计划，他也知道自己的观点不受欢迎，但他还是来到了会场，奥本海默对麦克马洪和其他议员说：“对于你们所认为的那些我们不得要领的地方，如果我没能当面让你们提出异议和疑问，那我就是懦夫。”他看上去既彬彬有礼又有些听天由命，当被问到如果苏联有了超级炸弹而美国没有会发生什么时，他回答说：“如果苏联人有这种武器，而我们没有，我们的境况会很糟糕。如果苏联人和我们都有这种武器，我们的处境仍然会很糟糕。”他解释说，重点是“如果我们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就等于让他们更快、更坚定地研发超级炸弹”。当一位国会议员问他，一场使用氢弹的战争是否会使地球不再适合人类居住时，奥本海默插话说：“你是说像瘟疫一样吗？”实际上，他说自己更担心人类的“道德存亡”。在阐述自己的立场时，奥本海默尽量以理服人，虽然现场没有人质疑他的逻辑，但他逐渐意识到自己其实未能改变任何人的想法。

第二天，1950年1月31日，利连索尔、艾奇逊和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从旧国务院大楼来到街对面的白宫，他们要与总统开会讨论超级炸弹。利连索尔仍然强烈反对制造氢弹的应急计划。虽然私下里艾奇逊同意利连索尔的许多反对意见，但他认为，国内的政治因素将迫使杜鲁门推进一项应急计划，“美国人民根本不会容许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采取拖延政策”。约翰逊也表示同意，并告诉利连索尔：“我们必须保护总统。”事已至此，国内政治轻而易举地就让那些真正关乎国家安全的问题变得无关紧要。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同意让利连索尔陈述自己的观点。然而，当他们刚进总统办公室，利连索尔正要开始他的报告时，杜鲁门就打断他，问道：“苏联人能做到吗？”在大家纷纷点头时，杜鲁门说：“那样的话，我们就别无选择了。我们就这么办吧。”利连索尔在日记中写道，杜鲁门“在我们进门之前就已经打定主意”。几个月前，利连索尔警告杜鲁门，国会中的煽动分子会迫使他在超级炸弹上采取行动。杜鲁门说：“我不会那么轻易受别人的影响。”走出白宫时，利连索尔看了看手表。这位自称不会轻易受人影响的总统只给了他7分钟。利连索尔写道，这就像对着“一辆压路机说‘不’”。

当天晚上，杜鲁门总统发表了一个早有准备的广播讲话，宣布了一项旨在确认“热核武器技术可行性”的计划。与此同时，他下令对国家的战略计划进行全面的重新审核。由此产生了一份绝密的政策文件——NSC-68，该文件的主要撰写者是凯南的继任者、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保罗·尼采。尼采主张建立庞大的核武库，他把苏联描绘成一心想征服世界的国家。他呼吁“快速并持续地增强自由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1950年4月，NSC-68文件被提交给政府，其中特别驳斥了凯南提出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取而代之的是，大规模的核武库将成为美国国防战略的基础。为此，杜鲁门批准了一项旨在大幅提高美国制造各类核弹头能力的工业计划。

到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的核武器储备将从约300枚弹头跃升至近1.8万件核武器。在接下来的50年里，美国将制造超过7万件核武器，并在核武器项目上花费惊人的5.5万亿美元。无论从现在还是当时来看，制造氢弹的决定显然是冷战中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的一个转折点。和奥本海默一样，凯南对此“深恶痛绝”。伊西多·拉比也极为愤怒，他说：“我永远不会原谅杜鲁门。”

在与杜鲁门简短会面之后，戴维·利连索尔告诉奥本海默，总统还要求所有参与此事的科学家不要公开讨论这一决定，他说：“这简直是一场葬礼聚会，特别是我们的嘴还都给堵上了。”心灰意冷的奥本海默打算辞去总顾问委员会的职务。艾奇逊担心奥本海默和科南特会动用美国公众的力量进行呼吁，于是他特意嘱咐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不要搅乱大局。”

科南特告诉奥本海默，艾奇逊警告说公开讨论此事将“违背国家利益”。于是，奥本海默再一次扮演了忠实的支持者。正如他后来作证时说的那样，他认为在那时辞职并“对一个已有定论的问题挑起辩论”似乎是不负责任的行为。科南特给朋友的信中说，他和奥本海默“没有辞职（或者至少我没有），因为我们只想做一名好战士”。后来回想起这个决定，他表现出了悔意，他认为他们俩都应该立即辞职。

如果当时奥本海默迈出了那一步，他的人生就会迥然不同，不会遭遇那么多波折。但他没有，像科南特一样，奥本海默再次选择了顺从。然而，对那些推动这项决定的人，奥本海默无法掩饰自己的蔑视。就在杜鲁门宣布这一决定的当晚，奥本海默感觉有必要参加在肖勒姆酒店举行的庆祝斯特劳斯54岁生日的聚会。一个记者发现奥本海默一个人在角落里，于是走到他面前说：“您看起来可不大高兴。”奥本海默低声回答：“底比斯的瘟疫来了。”当斯特劳斯想把他的儿子和儿媳介绍给这位著名的物理学家时，奥本海默粗鲁地在肩头挥了下手就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开了。结果可想而知，斯特劳斯为此怒火中烧。

研制氢弹是在未经公开讨论的情况下秘密做出的决定，而且奥本海默认为，对其后果也缺乏客观公正的评估。保密政策助长了愚昧无知的决策，因此奥本海默决定公开反对保密政策。1950年2月12日，奥本海默出现在埃莉诺·罗斯福周日早间脱口秀的首播节目上，斯特劳斯看到他在这个节目上公开质疑氢弹研制的决策过程，这让斯特劳斯非常生气。奥本海默告诉电视观众：“这些虽然都是复杂的技术问题，但它们触及了我们的道德底线。做出这些决策依据的事实都是保密的，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其危险的。”在斯特劳斯看来，这些言论意味着对总统的公然蔑视，所以他一定要想法让白宫知晓奥本海默的讲话内容。

那年夏天晚些时候，在《原子科学家公报》上，奥本海默重申“这些决策所依据的信息都成了秘密”。他认为，这既无必要也不明智：“这些信息对敌人没什么用，但对于人们理解政策问题却不可或缺。”政府中没有人同意这一看法，保密政策越发严格是大势所趋。

近五年来，奥本海默一直试图利用他作为著名科学家的声望和地位，从内部影响华盛顿日益壮大的国家安全机构。他那些左翼的老朋友，如菲利普·莫里森和罗伯特·瑟伯尔，甚至他的弟弟都警告过他，这是一场徒劳的赌博。1946年，他已经有过一次失败的经历，当时杜鲁门总统任用的伯纳德·巴鲁克破坏了《艾奇逊-利连索尔报告》中提出的国际原子弹管制计划。现在，他再次没能说服总统及其幕僚放弃那个“烂主意”——这是科南特对艾奇逊说的原话。美国政府现在决定制造一种比广岛原子弹致命1 000倍的炸弹。尽管如此，奥本海默仍然不会“搅乱大局”。他将继续是华盛顿的圈内人，但同时他也越来越直言不讳，越来越受到怀疑。

RDS-1（俄语：РДС-1）是苏联首次核试验武器。在西方，它的代号是“乔1号”（Joe-1），乔是约瑟夫的昵称，取自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的名字。——译者注

原文是Uncle Jim，指的是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吉姆是詹姆斯的昵称。——译者注

政策规划办公室是美国国务院主要的战略规划部门，1947年由美国外交学家乔治·凯南应国务卿乔治·马歇尔的要求而建立，为国务卿提供独立的政策分析和咨询服务。它的第一个任务是规划马歇尔计划。乔治·凯南此时已预言未来世界的两极格局。对他来说，马歇尔计划正是他的新理论——对苏联的遏制政策的核心内容。——译者注

在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中，在俄狄浦斯统治下的底比斯突遭瘟疫之苦，为了拯救城邦，俄狄浦斯只好向先知求救，他开始探究自己的身世，他的厄运也由此开始。——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