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丛林猛兽”
我们就像一只瓶子里的两只蝎子，每只都有能力杀死对方，但这也会赌上自己的性命。
——罗伯特·奥本海默，1953年
长久以来，奥本海默一直有种隐隐的预感，他未来的人生中潜伏着某种重大的灾祸。20世纪40年代末的一天，他读了亨利·詹姆斯的短篇小说《丛林猛兽》，这是一个关于执迷不悟、自负之苦和人生谶语的故事。这个故事让奥本海默“目瞪口呆”，他马上给赫伯特·马克斯打了电话。赫伯特·马克斯的遗孀安妮·马克斯回忆说：“他非常急于让赫伯特也读读这篇小说。”詹姆斯笔下的主人公约翰·马丘邂逅了一位多年前相识的女人，她记得约翰透露过他被一种不祥的预感所纠缠：“你说很早以前在你内心最深处就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你迟早会遇到某种罕见的、奇怪的，可能是令人惊骇的事情，这种预感和信念深入你的骨髓，而且你觉得这件事可能会将你吞没。”
约翰·马丘承认，不管这件事是什么，它都还没有发生，但是他说：“它还没有到来。只是，你知道，我活着并非要做什么，我不想在这世上取得成就、令人仰慕或受人钦佩。我可不是那种浑蛋。”女主人公又问：“你只能去承受这件事吗？”马丘回答说：“是的，我想我只能等待，我必须经历、面对、见证它突兀地出现在我的生命中。一方面，它可能让我失去理智，也可能将我彻底摧毁；另一方面，它也许只改变我周遭的一切，将我的世界连根拔起，留我面对残局……”
广岛原子弹爆炸后，奥本海默就一直生活在一种奇怪的感觉中，似乎总有一天他自己的“丛林猛兽”也会出现，彻底改变他的人生。这些年，他知道一直有人在追捕他。如果说有一头“丛林猛兽”在等着他，那就是刘易斯·斯特劳斯。
1953年2月17日，大约在约瑟夫·温伯格被判无罪前6周，仍在不安之中的奥本海默依然在纽约发表了一次演讲，内容基本上是他和邦迪最近递交给刚执政的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裁军报告，但他没有提及报告中保密的内容，演讲的主旨依然是敦促对核武器采取“开诚布公”的政策。据历史学家帕特里克·J.麦格拉思说，虽然奥本海默这次的演讲事先争得了艾森豪威尔的同意，但他肯定也意识到此举会激怒他在华盛顿的政敌。他选在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次闭门会议上发表演讲，正是因为该委员会精英云集，他的话无疑会在华盛顿的军界和决策圈内部引起强烈反响。那天在座的有很多外交政策界的杰出人物，如年轻的银行家戴维·洛克菲勒、《华盛顿邮报》出版人尤金·迈耶、《纽约时报》军事记者汉森·鲍德温和库恩-洛布投资银行的本杰明·伯滕威泽。那天晚上在场的还有刘易斯·斯特劳斯。
奥本海默的好友戴维·利连索尔介绍他出场，奥本海默首先提到他演讲的题目是“核武器与美国政策”。听众发出了礼貌的笑声，他也承认这是一个“胆大妄为的标题”，但他恳请听众原谅，因为“不用如此宏大的题目，就无法明白无误地传达他的想法”。
他接着说，因为几乎与核武器有关的一切都属于机密，“我必须在不泄露信息的情况下揭示这一问题的本质”。他指出二战结束以来，有“大量证据证明苏联对美国怀有敌意，而且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苏联政权日益壮大”，美国不得不对此有所应对。核武器在冷战中只有一个简单的作用，正如美国决策者所总结的：“让我们保持领先地位。让我们确保自己领先于敌人。”
谈到这场竞赛的现状时，他报告说，苏联已经进行了三次核爆炸，而且正在生产大量的裂变材料。他说：“我想提供这方面的证据，但我不能这么做。”不过他说他可以透露自己对美苏差距的粗略估计：“我认为苏联大概落后我们4年。”这听起来可能让人略感安慰，但在评估了广岛核爆炸的影响后，奥本海默说双方都明白这类新武器会变得更加致命。他隐约提到了导弹技术，称技术的发展很快就会带来“更先进、更灵活、更难拦截”的运载工具。奥本海默说：“这一切都在进行之中。我认为，我们都应该清楚美国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这些信息也许不是确切的数字，但应该是可量化的，最重要的是要足够权威。”
想了解这些问题就离不开事实，但这些事实都是机密。“我不能讲这些，”他说，这等于再次强调保密是一个让人无法摆脱的重担，“我只能说，我与很多人坦率地讨论过这些问题的前景，无论是科学家还是政治家，无论是普通公民还是政府官员，凡是有责任心的人在认真地看待这些事实后都会感到焦虑和忧郁。”他表示，展望未来10年，“虽然苏联目前落后我们4年，这可能是一个小小的安慰……但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第20 000枚核弹……并不能从根本上抵消他们的第2 000枚核弹带来的战略威胁”。
奥本海默没有透露具体数字，但他说美国的核武器储备正在迅速增加。“我们从一开始就坚持认为，我们有权自由使用这些武器，而且众所周知，我们有使用这些武器的计划。还有一点也广为人知，那就是该计划包括在对敌人进行大规模的、初步的、持续的战略进攻时必然要动用核武器。”当然，简而言之，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战争计划就是在一次种族灭绝式的空袭中将数十座苏联城市夷为平地。
奥本海默接着说，原子弹“是人们心中唯一能避免一场欧洲大战变成另一次大规模朝鲜战争的武器，只有这样，战事才不至于连绵不绝、令人苦不堪言”。然而，欧洲人“对这些武器的性质一无所知，也不知道要用多少这样的武器，以及它们会被如何使用，又有什么后果”。
他指责道，核领域的保密政策导致社会上充斥着谣言、臆测和蒙昧无知。“如果出于保密和担心，只有少数人知道（那些重要事实），我们就无法应对得当。”前总统杜鲁门当时对苏联正在发展的核武库可能危及美国本土的说法嗤之以鼻。奥本海默尖锐地指出：“美国前总统在听取了有关苏联核实力的简报后，竟然公开质疑从这些证据中得出的所有结论，这真令人不安。”奥本海默还嘲笑了“防空司令部的一位高级官员”，因为就在几个月前，这位官员还说：“我们的策略是要保护我们的打击力量而不是整个国家，因为后者任务过于艰巨，它会干扰我们的军事报复能力。”奥本海默总结道：“当了解事实的人找不到可以讨论的人，当事实保密到无法集思广益时，才会出现各种愚蠢之举。”
奥本海默总结说，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开诚布公”。华盛顿的官员们必须对美国人民说实话，告诉他们那些敌人已经掌握的关于核军备竞赛的情况。
这是一次相当有见的也极其大胆直白的演讲。奥本海默一再发现他无法直接说出那些最基本的事实，即便如此，他依然像一位先知先觉的婆罗门僧侣一样揭示出了那个最根本的秘密：任何国家都别想指望在真正意义上赢得一场核战争。他说，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能会面对这样一种局面：两个大国都有能力终结对方的文明和性命，但这样做可能会搭上自己的性命”。然后，奥本海默又平静地补充道：“我们就像一只瓶子里的两只蝎子，每只都有能力杀死对方，但这也会赌上自己的性命。”这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比喻，所有听到的人都大吃一惊。
当时，再也不会有比这更具挑衅性的演讲了。毕竟，新政府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公开主张以大规模报复为基础的国防原则。然而，作为原子时代之父，奥本海默却在这里宣称美国国防政策中有一些基本认识纯属愚昧无知；作为美国最著名的核科学家，他呼吁政府公布此前一直严守的核机密并开诚布公地讨论核战争的后果；作为一位广为人知的普通公民，他拥有最高级别的安全许可却斥责国家的战争计划讳莫如深。当奥本海默的言论在华盛顿的国家安全部门传开后，许多人都感到震惊。刘易斯·斯特劳斯更是怒不可遏。
但是，奥本海默的演讲给在场的大多数律师和投资银行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连新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读到讲稿时也被其中提到的“开诚布公”所吸引。作为一名退役军官，艾森豪威尔完全理解奥本海默为何将两个大国生动地比喻为“瓶中的两只蝎子”。艾森豪威尔看过裁军问题小组的报告，他认为这份报告考虑周详且非常明智。艾森豪威尔在白宫有一位名叫C.D.杰克逊的得力助手，他也曾是出版商亨利·卢斯的左膀右臂，对核武器疑虑重重的艾森豪威尔曾对杰克逊说：“核武器对那些主动挑衅和发动突袭的人有利，美国永远不会这么做。请容许我指出，在核武器出现之前，我们从未对任何国家有过这种歇斯底里的恐惧。”在执政后期，艾森豪威尔对一群鹰派顾问实在忍无可忍，他尖刻地抨击道：“你们不能发动这样的战争，没有那么多推土机铲走街上的尸体。”
有一段时期，新总统似乎受到了奥本海默的观点的影响。但是，1953年1月，曾为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慷慨解囊的刘易斯·斯特劳斯被任命为总统的原子能顾问。然后，在7月，他被擢升为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这显然与他的慷慨解囊有关。
奥本海默主张公众应该了解美国核武库的性质，核战略问题应该被公开讨论。毫无疑问，斯特劳斯对上述观点表示强烈反对。他认为，公开透明除了能“让苏联间谍无须再劳神费力”，一无是处。所以，斯特劳斯现在想抓住一切机会让艾森豪威尔对奥本海默产生怀疑。这位总统后来还记得有人在他上任的那个春天告诉他，“奥本海默博士不值得信任”，他认为那个人就是斯特劳斯。
1953年5月25日，斯特劳斯顺道拜访了联邦调查局总部，他与胡佛的助手D.M.拉德进行了交流。斯特劳斯计划在当天下午3点半去见艾森豪威尔。他告诉拉德，奥本海默几天后要向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汇报情况，他“非常担心奥本海默的行动”。而且他刚刚得知，奥本海默1943年聘用了戴维·霍金斯到洛斯阿拉莫斯工作，此人被怀疑是共产党员。此外，斯特劳斯还说，奥本海默宣布他将负担费利克斯·白劳德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薪水。费利克斯·白劳德是才华横溢的年轻数学家，但他父亲碰巧就是美国共产党的前任领导人厄尔·白劳德。斯特劳斯声称，他在检查白劳德在波士顿大学的记录时发现了一些问题。他告诉奥本海默，白劳德的任命必须经董事会投票决定。最终董事会以6票反对、5票赞成否决了这一提案，但那时奥本海默已经聘用了费利克斯·白劳德。当斯特劳斯对此提出疑问时，奥本海默声称他早就给斯特劳斯的秘书打过电话，并且告诉她，除非董事会另有意见，否则他将聘用费利克斯·白劳德。斯特劳斯被奥本海默的专横激怒了，他认为奥本海默此举只是为了给美国最出名的共产党员的儿子一个好位子。
最后，斯特劳斯告诉拉德，他怀疑奥本海默在1942年与苏联人有过“接触”——他指的是“希瓦利埃事件”，他还提到了奥本海默“据称延误了氢弹的研制工作”。鉴于这些情况，斯特劳斯问拉德，如果他当天下午向艾森豪威尔汇报奥本海默的背景资料，联邦调查局是否会有任何“反对意见”。拉德马上向斯特劳斯保证，联邦调查局对此没有任何异议。他说，联邦调查局已经将有关奥本海默的所有信息转交给了总检察长、原子能委员会和“其他对此感兴趣的政府机构”。
因此，斯特劳斯破坏奥本海默声誉的活动始于1953年5月25日下午他与总统那次的会面。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说，斯特劳斯“一次又一次找他汇报奥本海默的事情”。在这次会面中，他告诉艾森豪威尔：“奥本海默参与原子能委员会的任何事务都会阻碍自己在该委员会的工作。”
在斯特劳斯与艾森豪威尔会面的前一周，奥本海默给白宫打电话说：“他急需见总统一下，并希望能尽快安排。”两天后，他被领进了总统办公室。在短暂会晤后，艾森豪威尔邀请他5月27日来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汇报情况。那天奥本海默还带上了李·杜布里奇，他花了5个小时演讲和回答问题。他提出了“开诚布公”的好处，也许是因为想起了1946年利连索尔领导的小组，他还敦促总统建立一个五人裁军小组。根据C.D.杰克逊的说法，奥本海默“迷住了所有人，只有总统除外”。艾森豪威尔诚恳地感谢了他的汇报，但在奥本海默离开房间时，他没有透露自己的真实想法。也许艾森豪威尔正在权衡斯特劳斯两天前对他说的话，即如果奥本海默继续担任顾问，他就无法管理原子能委员会。根据杰克逊的说法，艾森豪威尔看到奥本海默“近乎是在对一群人进行催眠”，这让他感觉有点儿不安。过了一段时间，他告诉杰克逊，他“不能完全信任”这位物理学家。斯特劳斯的第一次攻击已经初见成效。
斯特劳斯对奥本海默在白宫的活动了如指掌，现在他要开始精心策划一场针对奥本海默的宣传活动。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亨利·卢斯旗下的《时代》、《生活》和《财富》杂志纷纷发文，猛烈抨击奥本海默及其他科学家干涉国防政策。1953年5月号的《财富》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氢弹背后的斗争：奥本海默博士誓要扭转美国军事战略的故事”的匿名文章。作者指控道，在奥本海默的影响下，“远景计划”（外包给加州理工学院的防空研究）已经变成对“核报复战略是否道德”的质疑。作者援引空军部长芬勒特的话说：“科学家们想要独自解决如此重大的国家议题，这里面的问题很严重，因为他们不用对战争计划执行的成败负任何责任。”读了《财富》杂志的这篇文章后，戴维·利连索尔在日记中称这是“又一篇充满恶意且明显有人授意的攻击罗伯特·奥本海默的文章”。
正如利连索尔那精辟的总结，这篇文章无非是想揭露奥本海默、利连索尔和科南特怎样阻止了氢弹的发展，而“斯特劳斯等人挽救了局面。从那时起，奥本海默就是一个怀揣阴谋的煽动者，他就是要阻挠空军战略轰炸部队成为我国的防御力量”。但利连索尔并不知道，《财富》杂志那篇文章的作者是该杂志的编辑查尔斯·J.V.墨菲，他是一名空军预备役军官，而且他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合作者——刘易斯·斯特劳斯。
在遭到《财富》杂志攻击后不久，奥本海默、拉比和杜布里奇在华盛顿的宇宙俱乐部见到了C.D.杰克逊，他们一起讨论了这篇文章。随后，杰克逊向卢斯报告说，那三个人对这篇文章“愤怒至极”，他们将其称为“对奥本海默的无端攻击”。他还告诉卢斯，虽然当时他曾为该杂志的诚信和他们争辩过几句，但“我私下里觉得墨菲和詹姆斯·谢普利（《时代》杂志华盛顿分社社长）一直在参与一场毫无根据的反奥本海默运动”。
1953年6月19日，奥本海默关于“开诚布公”的演讲稿经白宫批准后发表在了《外交事务》杂志上。《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都对这篇文章进行了报道，报道援引奥本海默的话说，如果做不到“开诚布公”，美国人民将被“说服放弃合理的防御措施”。他说，只有总统“才有足够的权威平息这些围绕核武器战略地位的吵嚷喧嚣，它们几乎全是谎言”。奥本海默竟然直言不讳地用了“谎言”一词。
怒火中烧的斯特劳斯急忙去见了艾森豪威尔总统。他认为奥本海默的文章“不仅危险，其中的建议更是要命”。但是，他惊讶地得知奥本海默的演讲稿已通过白宫的审核。总统读了奥本海默的文章，他的看法与文中论点基本一致。在7月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艾森豪威尔总统表示，他同意奥本海默提出的在核武器问题上需要更加“开诚布公”的观点。斯特劳斯向艾森豪威尔抱怨说，一些媒体将这一举动解释为“总统不仅全盘支持罗伯特·奥本海默博士最近提出的‘开诚布公’原则，还赞同公布我们的武器储备数量和生产速度，以及我们对敌军实力的估计”。
“这完全是胡说八道，”艾森豪威尔回应道，“你不该读那些家伙写的东西。我至少比你更有安全保密意识。”然后他补充道：“应该有人撰文修正奥本海默文章中的观点。”暂时得到安抚的斯特劳斯主动提出他可以写一篇文章。
奥本海默发表在《外交事务》杂志上的文章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内部引发了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到底应该告知公众哪些有关核武器的信息。这正是奥本海默的本意，他希望通过直言不讳地说明失控的军备竞赛给美国带来的危险，促使人们重新考虑是否应严重依赖核武器。在这个问题上需要“开诚布公”，只有这样，公众才会对无休止的军备竞赛感到害怕。当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助手们为这个问题绞尽脑汁时，总统发现自己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艾森豪威尔打算就“开诚布公”发表一次演讲，但在读完演讲草稿后，他对杰克逊说：“我们可不想把这个国家的人民吓得半死。”他告诉斯特劳斯，他想坦率地告诉公众核战争的危险，但同时还得提出某种“有希望的新方案”。
斯特劳斯并不同意这么做，但他圆滑地选择默不作声。令他越来越沮丧的是，艾森豪威尔似乎被奥本海默的一些想法所吸引，而斯特劳斯决心要让总统相信那些想法一无是处。1953年8月初，斯特劳斯和杰克逊一起喝了鸡尾酒，之后杰克逊在日记中写道：“斯特劳斯告诉我，他坚决否认他和奥本海默之间存在不和，而且除了不能公布武器库存的具体数字，他也不反对‘开诚布公’，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作为一位狡猾的官场内斗高手，斯特劳斯对杰克逊撒了谎。就在那个月，他偷偷与《财富》杂志的编辑查尔斯·墨菲合作，撰写了第二篇针对奥本海默的文章，严厉批评他呼吁对核秘密采取“开诚布公”的态度。
而且，一系列事态的发展似乎也有利于斯特劳斯。8月底，全国各地的报纸头条都刊登了“苏联试验氢弹”的新闻。在美国首次氢弹试验仅9个月后，苏联显然已经具备与之匹敌的能力。至少这是美国人民从报道中看到的说法。但事实上，苏联并没有在这次试验中取得报道中所说的技术突破：它既不是一枚真正的氢弹，也不是一件可以机载的武器。但是，整件事给人的印象是苏联的核武库可能会超过美国，这给了斯特劳斯更多的政治弹药来对付奥本海默呼吁的“开诚布公”。
最终，艾森豪威尔找到了他所谓的“有希望的新方案”，他在一次演讲中提出了“和平利用原子能”的计划，他建议美苏应致力于向全世界和平利用核能的电厂提供裂变材料。1953年12月8日，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发表了这一演讲，这次演讲起初获得了积极的反响，但是后来苏联方面并未做出回应。而且，对美国的核武器现状，总统也没有据实相告，他在演讲中没有提到美国核武库的规模和性质，也没提到其他有益于建设性讨论的信息。艾森豪威尔没有做到开诚布公，他只是为美国赢了一次短暂的宣传胜利。
艾森豪威尔政府不仅没有重新考虑核战略，而且在未来几个月里，他们在削减常规武器国防开支的同时开始进一步发展核武库。艾森豪威尔称这是他所谓的“新面貌”防御策略。政府已经接受空军的战略方针，即美国的国防将几乎完全依靠空军力量。“大规模报复”战略看似是一种廉价又能置敌人于死地的解决方案，但这其实是一种鼠目寸光的做法，它不仅会滥杀无辜，而且一旦付诸行动就是自寻死路。迪安·艾奇逊称其为“文字和事实上的双重欺骗”。阿德莱·史蒂文森尖锐地问道：“我们是否就只剩下坐以待毙或热核浩劫的两难选择？”事实上，所谓的“新面貌”其实是旧政策，它与奥本海默对新政府的期待背道而驰。
这一次刘易斯·斯特劳斯占了上风。核保密制度将继续执行，而核武器的数量将多到令人瞠目。奥本海默一度认为斯特劳斯只是惹人厌，不太会“碍事”，可是现在，由于共和党政府控制着华盛顿，斯特劳斯坐到了驾驶座上，他正用右脚把政治斗争的油门踩到底。
现在奥本海默和他的许多朋友都确信斯特劳斯是在针对他。7月，斯特劳斯就任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后不久，奥本海默的密友兼律师赫伯特·马克斯接到了原子能委员会一名雇员的电话：“你最好告诉你的朋友奥比，让他关好舱门，准备迎接暴风雨吧。”
“我知道他麻烦缠身，”伊西多·拉比回忆说，“他这样已经好几年了……他一直生活在这样的阴影之中……我知道他在被人追捕。”所以有一天拉比告诉他：“罗伯特，你可以给《星期六晚邮报》写一篇文章，告诉他们你的故事，包括你过去和激进组织的关系等，你可以要到一大笔稿费，这也能解决你的麻烦。”拉比认为，如果由奥本海默自己来讲出事情原委，并将其发表在受人尊敬的刊物上，公众就会予以谅解。作为一种公关手段，一篇坦率的自白很可能让奥本海默免遭进一步的政治攻击。但据拉比回忆：“我没能说服他。”
奥本海默另有打算。那年初夏，奥本海默、姬蒂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在纽约登上了开往里约热内卢的“乌拉圭号”轮船。作为巴西政府的客人，奥本海默计划在那里做几场演讲，然后在8月中旬返回普林斯顿。他在巴西期间，联邦调查局让美国大使馆监视那些接触他的人。
1953年夏，当奥本海默悠闲地享受着巴西之行时，斯特劳斯正在亢奋地谋划着如何彻底消除奥本海默的影响力。6月22日，他到联邦调查局总部又与胡佛进行了一次私下会晤。斯特劳斯深知这位联邦调查局局长在华盛顿位高权重，他想确保他们保持着“密切友好的关系”。他们没聊两句，“海军上将”斯特劳斯就把话题转向了奥本海默。胡佛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他知道参议员麦卡锡打算调查奥本海默博士，虽然这位海军上将认为这项调查很有必要，但他也希望不要操之过急。”
事实上，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麦卡锡及其助手罗伊·科恩已于5月12日拜访过胡佛。麦卡锡表示，他想知道如果他的参议院委员会开始对罗伯特·奥本海默展开调查，胡佛会作何反应。胡佛向斯特劳斯解释说，当时他曾试图转移麦卡锡的注意力。他说，奥本海默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他在美国的科学家中深受爱戴。他说自己曾告诫麦卡锡，对这样一位不好对付的人物进行任何公开调查之前，必须进行“大量的准备工作”。麦卡锡表示他已经领会了胡佛的意思，他将暂缓奥本海默的案子。胡佛和斯特劳斯一致认为：“对于这个案子，不应只为了制造头条新闻就贸然行事。”
这时，斯特劳斯“极其秘密”地告诉胡佛，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最近向白宫递交了一封长达7页的信件，敦促艾森豪威尔政府阻止麦卡锡调查奥本海默。斯特劳斯当然知道艾尔索普是奥本海默的朋友，他是想让胡佛也明白这位科学家有一些有影响力的盟友。在这次会晤中，观点一致的两个人达成了共识，斯特劳斯离开时确信自己已经与这位有权有势的联邦调查局局长结成了同盟。除掉奥本海默的任务太重要了，不能把它交给那位滑稽的、追求轰动效应的威斯康星州参议员。这件事需要周密的计划和高超的手段。
与胡佛见面后，斯特劳斯回到了他的办公室，他给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写信，敦促他如果麦卡锡发起对奥本海默的调查一定要予以阻止。他写道，如果麦卡锡这么做那将是“一个错误”，“首先，有些证据站不住脚；其次，不应在麦卡锡委员会进行这种调查，而且现在还不是时候”。斯特劳斯会精心策划他自己的调查。
1953年7月3日，斯特劳斯正式就任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新共和》杂志报道说“他就像战舰舰桥上的海军将官”一样指挥着这里。斯特劳斯发现即将退休的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戈登·迪安默许了奥本海默的请求，将他的顾问合同又延长了一年（以便他能为“开诚布公”政策继续游说）。这让斯特劳斯马上进入了战斗状态，他第一步先让胡佛通过专人给他递送了一份文件，该文件是联邦调查局对奥本海默调查的最新总结报告。到那时，奥本海默在联邦调查局的档案已经有好几千页。仅1953年6月的那份总结报告，单倍行距打印就有69页之多。拿到报告后，斯特劳斯毫不迟疑地以检察官一般的热情开始研究。
在艾森豪威尔上任前后，斯特劳斯一直与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年轻的办公室主任威廉·L.博登保持着联系。博登与斯特劳斯一样，对奥本海默疑心重重。博登是民主党人，在共和党赢得参议院控制权时，他失去了工作。然而，他对奥本海默一直穷追不舍，博登为此撰写了一份长达65页的报告，追查了奥本海默在华盛顿的影响力。他写道，在美国没人像这位科学家一样掌握了如此多的本国军事外交政策的“翔实数据”。博登在报告中回顾了奥本海默战后的各种活动，他试图阐明奥本海默究竟对华盛顿的决策者有多大的影响力。
就在最近的7天时间里……奥本海默博士与孟山都化学公司总裁查尔斯·托马斯博士讨论了工业利用核能的问题；奥本海默博士与国务卿在后者位于马里兰州的农场共进午餐，讨论了与1952年秋埃内韦塔克环礁核试验有关的外交政策；奥本海默博士与空军部长会面，讨论了战略轰炸与战术轰炸的优劣及其他问题；奥本海默博士会见了来访的法国官员代表团，讨论国际核管制问题；奥本海默博士与总统进行了交谈，还去见了1952年总统大选的两位候选人——艾森豪威尔将军和史蒂文森州长；奥本海默博士可能从W.C.彭尼博士那里获悉了英国核弹研制的细节，彭尼博士是英国武器实验室的主任，这个实验室相当于洛斯阿拉莫斯，而奥本海默是美国唯一了解这些消息的人……人们普遍认为奥本海默博士既充满活力又富有魅力，他口才极好，再加上他还在科学家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因此他在参加会议时经常占据主导位置。
1952年，尽管博登尚未得出任何明确的结论，但有一件事令他无法接受：这样一位有影响力的人的安全档案中竟然有如此多他所谓的污点。当然，斯特劳斯也有和博登同样的疑惑，所以他鼓励博登继续追查。1952年12月，就在博登完成调查报告后一个月，斯特劳斯给他写了一封4页长的信，他在信中概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氢弹被耽搁了整整3年，不仅奥本海默领导的总顾问委员会在超级炸弹上拖了后腿，而且现已查明苏联人还从核间谍活动中获得了帮助。“总而言之，”斯特劳斯对博登说，“我认为，在与苏联的热核武器竞赛中，认定我们占有先机是极不明智的。”毫无疑问，他们俩都认为奥本海默要对这一危险局面负主要责任。
1953年4月下旬，博登来到斯特劳斯的办公室，讨论他们对奥本海默的疑虑。据普丽西拉·麦克米伦说，博登给了斯特劳斯一份神秘文件，“可能是博登对奥本海默疑点的汇总”。这份文件从未公开过，但他们后续的活动表明，在这次会面中他们商定了一项计划——确切地说是一个阴谋——来消除奥本海默的影响力。博登负责干那些苦差事，而斯特劳斯会给他提供所需的材料。
在他们讨论后不到两周，博登就获准从原子能委员会的安全保管库中借阅奥本海默的安全档案。尽管博登从1953年5月31日起就不在政府任职，但直到8月18日这份文件都一直他在手中。7月16日，斯特劳斯与博登通了电话，当时博登正在纽约州北部一处度假地独自研究这份文件。博登归还这份文件几小时后，斯特劳斯又把这份奥本海默的档案拿到了自己的办公桌上，他保存了将近3个月并于11月4日将其送回原子能委员会的安全保管库。斯特劳斯归还文件几小时后，原子能委员会的助理安全官布赖恩·F.拉普兰特又借走了该文件，他是斯特劳斯的心腹，直到12月1日他才归还这份文件。
博登、斯特劳斯和拉普兰特轮流借阅奥本海默的档案肯定是商量好的，这不可能是巧合。博登借阅档案是为了撰写一份针对奥本海默的起诉书，显然斯特劳斯不仅对此知情还给予了鼓励。当博登完成他的工作并归还档案后，斯特劳斯取回了它，他可能是为了亲自研究证据，他用完后又命令拉普兰特重新审查档案以便进一步分析。
因此，在1953年4—12月间的7个月里，在威廉·博登的大力帮助下，刘易斯·斯特劳斯完成了他对埃德加·胡佛提到的“大量的准备工作”，他们一致认为要想成功打击奥本海默，这一步必不可少。他们之前阻止参议员麦卡锡对奥本海默下手，就是因为他们知道麦卡锡太不可靠，不会为此做周全的准备。1953年7月，根据原子能委员会律师哈罗德·格林的说法：“斯特劳斯向胡佛保证他会除掉奥本海默。”在这件事上，这位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可谓言出必行。
1953年8月底的一天，奥本海默从巴西回国后打电话给斯特劳斯说，他将于9月1日周二到达华盛顿，他想知道那天上午能否见到斯特劳斯。斯特劳斯说他那天只有下午有空，奥本海默说他下午在白宫有个重要的约会，所以赶不过来。斯特劳斯对此非常警觉，他立即打电话给联邦调查局，要求他们在奥本海默访问华盛顿期间对他进行全面监视。一名联邦调查局官员报告说：“鉴于奥本海默的背景，这位海军上将非常急于知道周二下午他在华盛顿时会去哪里，以及会见到谁。”监视行动得到了胡佛的授权，斯特劳斯后来得知奥本海默没有去白宫，他整个下午都和专栏作家马奎斯·蔡尔兹待在斯塔特勒酒店的酒吧里。得知奥本海默没有去见总统，只是在与一位专栏作家应酬，斯特劳斯松了一口气，他写信给胡佛说“他仍然非常担心奥本海默对原子能项目的影响，他会密切关注此事，并希望能在不久的将来终止原子能委员会与奥本海默的所有联系”。最后这句他还专门画上了重点。
那年初秋，正当斯特劳斯和博登为起诉奥本海默积极准备时，奥本海默写了4篇关于科学的长文。1953年年初，英国广播公司邀请他担任享有盛誉的“里斯讲座”的主讲人，这个系列讲座一共有4场演讲，会向全世界数百万人播出。他和姬蒂计划11月在伦敦待3周，然后12月初去巴黎。这个邀请是一种很高的荣誉，“里斯讲座”之前的主讲人中有伯特兰·罗素，他演讲的主题是“权威与个人”，就在1952年，阿诺德·汤因比刚刚以“世界与西方”为题发表了演讲。
奥本海默为他选定的讲座主题费尽心思，“要讲解原子物理学新进展中那些与人们息息相关、能带来助益和启发的内容”。奥本海默那有意为之的含糊其词可能让英国广播公司的大多数听众都不知所措，一位评论家写道：“他那华丽的辞藻就像一张网，将他的听众们牢牢罩住，但是那种状态更像是恍惚，而不是专注。”他的表现让人觉得高深莫测，奥本海默后来承认：“尽管我费了这么大劲儿，但他们说我讲得实在是晦涩难懂。”
虽然冷战并不是奥本海默演讲的主题，但是在一段题外话中，他简要地谈到了共产主义：“这真是一种残忍又毫无幽默感的双关语，‘共产主义’一词本来体现的是共同体的信念。在其他时代，这个词会让人想起村庄和村庄里的客栈，想起齐心协力的工匠，还有那些安于默默无闻的人。但是，如果彻头彻尾地信奉所有的社群都能统一为一个社群、所有的真理均须是一个真理、所有的体验全应一致、所有的未知都能变成已知、所有可能皆可变为现实，那就会产生恶劣的后果。”
20世纪30年代，奥本海默曾被共产主义的愿景所吸引，但到1953年，他对共产主义的现实已经不抱幻想。和弟弟弗兰克一样，在那些年里，他也被美国共产党宣传的关于社会正义的说辞和愿景所吸引。他曾致力于消除帕萨迪纳公共泳池的种族隔离，也为农场工人争取过更好的工作条件，还组织过教师工会，在这些经历中，他的才华和情感都得到了充分的释放。如今事过境迁。现在，他呼吁建立另一种“美丽新世界”。他在这一过程中从认识层面重塑了自己年轻时恪守的内心信念和崇尚的价值观。他呼吁建立一个开放的社会，毫无疑问，这是因为他担心保密会让美国社会思想僵化，面临危险。这还与他热衷的美国国内的社会正义事业有关，早在广岛核爆炸、洛斯阿拉莫斯核弹项目和“偷袭珍珠港”之前，他就一直为之努力。共产主义在美国的角色已经发生变化，作为一名负责任的美国公民，奥本海默的角色也发生了转变，但是他内心深处的价值观没有丝毫改变。他在“里斯讲座”中讲道：“在开放的社会，人们可以不受限制地获取知识，可以随时随地、无拘无束地为推动这一进程联合在一起。上述种种或许能让一个巨大复杂、不断增长变化、越来越专业化和专家化的技术世界仍不失为一个人类共有的世界。”
在伦敦时，姬蒂和奥本海默曾与林肯·戈登共进晚餐，他是弗兰克在伦理文化学校的同学，1946年戈登担任伯纳德·巴鲁克的顾问时，奥本海默认识了他。戈登一直记得那天晚餐的谈话，当时奥本海默心情沉重，不断进行着自我反省，当戈登小心翼翼地提到原子弹时，奥本海默详细地谈到了当时使用原子弹的决定。他承认自己支持临时委员会的决定，但他坦言自己“直到今天都不明白为什么还要轰炸长崎”，他说这话时，声音里流露出的不是愤怒或痛苦，而是悲伤。
在伦敦录制完“里斯讲座”后，奥本海默夫妇穿过英吉利海峡来到巴黎。姬蒂打电话到哈康·希瓦利埃位于蒙马特的公寓，结果得知他正在罗马参加一个会议，可能过几天就会回来。于是，奥本海默和姬蒂乘火车去了哥本哈根，他们在玻尔那里待了3天。当他们回到巴黎时，希瓦利埃也回来了，他坚持要他们在最后一晚到他的公寓共进晚餐。这一邀请后来惹出了很大的麻烦。在斯特劳斯的要求下，美国驻巴黎大使馆的安全人员监视了奥本海默在巴黎的行踪，并从他住的酒店拿到了他所有的通话记录。美国驻巴黎大使馆表示：“希瓦利埃的名声很不好，他被怀疑是苏联间谍，法国警方和情报机构的监视名单上也有他的名字。”
到1953年12月7日，希瓦利埃和奥本海默已经3年多没见面了。他们最后一次重聚还是1950年秋在奥尔登庄园，当时希瓦利埃刚与芭芭拉经历了一场痛苦的离婚，他来奥本海默这里寻求慰藉并待了很长时间。从那以后，这两位老友一直保持着友好的通信往来，奥本海默甚至还为他写过一封推荐信，在信中，应希瓦利埃的要求，奥本海默简述了自己在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对“埃尔滕顿事件”的解释。虽然这封信没能挽回希瓦利埃在伯克利的工作，但他还是心存感激。1950年11月，希瓦利埃搬到了巴黎，他旅行时持的是法国护照，因为美国国务院拒绝向他颁发美国护照。他在巴黎逐渐有了自己的生活，为联合国做翻译，还写小说。当他和32岁的加州姑娘卡萝尔·兰斯堡结婚时，奥本海默夫妇送给他们一个产自维尔京群岛的红木沙拉碗作为结婚礼物。
此时，奥本海默和希瓦利埃都在期盼着一次愉快的重聚。当天奥本海默和姬蒂来到了希瓦利埃位于塞尼山街19号的公寓，它就在圣心教堂附近。他们钻进了一个破旧的电梯笼上到了公寓4层。希瓦利埃和卡萝尔热情地迎接了他们，很快这两对夫妇就开始在摆满书架的小客厅里推杯换盏。希瓦利埃又做了一顿他拿手的美味佳肴，包括一道盛在红木沙拉碗里的精致沙拉。吃甜点的时候，希瓦利埃开了一瓶香槟，在频频祝酒之后，奥本海默和姬蒂还在香槟酒的软木塞上签了名。
奥本海默看起来很放松，他还讲述了自己与像迪安·艾奇逊这样的华盛顿人物接触时的趣事。他们还聊了几句那年早些时候被处决的罗森堡夫妇，他们两人的罪名是密谋进行核间谍活动。希瓦利埃告诉奥本海默，现在他对自己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份翻译工作充满忧虑。希瓦利埃解释说，由于他没有放弃美国公民身份，他可能要被迫接受美国政府的安全许可调查。奥本海默建议他询问一下杰弗里斯·怀曼的建议。怀曼是奥本海默在哈佛大学时的朋友，那一年他在美国驻法国大使馆担任科学专员。
午夜刚过，奥本海默夫妇起身告辞，这时奥本海默突然心情低落地转身对希瓦利埃说：“我可不期待接下来的几个月。”或许他已经预感到自己会有麻烦，即便如此，他也没多做解释。出门的时候，希瓦利埃认为他的朋友穿得不够暖和，赶忙拿给奥本海默一条意大利丝巾作为礼物。两人都没有想到他们的友谊即将经受考验。
奥本海默在欧洲逗留期间，博登正在起草一份用于起诉他的案情摘要。这份材料的内容来自奥本海默的安全档案，博登曾在斯特劳斯的安排下从原子能委员会的安全保管库里拿到过这份文件。博登不仅对这项工作充满热情，还一直尽心尽责地与斯特劳斯保持着联系。1953年5月底，博登失去了他在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的职位，但他又在匹兹堡得到了一份西屋电气公司核潜艇项目的工作，为此博登曾再三感谢斯特劳斯的“体贴周到”。那段时间博登利用晚上的时间研究奥本海默在原子能委员会的绝密档案，到1953年10月中旬他已经写完草稿，并且于11月7日把这封信寄给了埃德加·胡佛。其实，联邦调查局也对这些资料进行过汇总，但是他们的报告冗长复杂，而博登的案情摘要用单倍行距打印出来只有3页半，他不仅重点明确地总结了对奥本海默的指控，而且结论足够惊悚。通过梳理奥本海默与共产党关系的证据，以及回顾他过去对核武器问题的建议，博登得出的结论是：“罗伯特·奥本海默很可能是苏联特工。”
尚不清楚斯特劳斯得知博登写完这封信的具体时间，但他正式得到通知是在11月27日，胡佛将这封信分别转交给了他、国防部长威尔逊和总统。不过，早在11月9日，斯特劳斯在他的文件中写的一条备注表明他已经读过博登的信。他写道：“我记得联邦调查局一份1945年11月27日关于苏联间谍活动的报告记录了‘早在1940年12月，监视记录就显示一小撮人举行了秘密会议，其中包括史蒂夫·纳尔逊、哈康·希瓦利埃、加州共产党负责人威廉·施奈德曼和罗伯特·奥本海默’。这一信息显然是通过实地监视获得的。”
11月30日，在正式收到这封信后不久，斯特劳斯在另一份备忘录中指出，对奥本海默的关键指控与“希瓦利埃事件”有关：“一个尚存争议的重要问题是，此事发生后多久奥本海默才报告给了格罗夫斯，是否有理由怀疑在奥本海默报告之前，他就得知格罗夫斯已经知道了此事。”这确实是一个令人好奇的问题，但没有证据表明在奥本海默报告之前，格罗夫斯已经得知他与希瓦利埃谈话的消息，而且联邦调查局的档案里也有格罗夫斯对此事的证词。其实斯特劳斯的这则备忘录本身更耐人寻味，他是否已经在准备日后将成为奥本海默案焦点的材料？
到1953年秋，华盛顿已经陷入政治迫害的魔掌。那些丝毫站不住脚的指控导致成百上千的公务员的职业生涯被断送了，就连总统都不愿意站出来反对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1953年11月24日，这位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通过广播电视发表了一次言辞激烈的演讲，他抨击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叽叽歪歪、哭哭啼啼的绥靖政策”。第二天，C.D.杰克逊告诉《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赖斯顿，他认为“麦卡锡已经向总统宣战”。第二天早上，赖斯顿的专栏引用了这句话，并称其来自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白宫官员，之后杰克逊遭到了艾森豪威尔一位助手的严厉批评，他说这种说法只能“让麦卡锡和他的盟友们更不会投票支持总统的计划”。面对麦卡锡的攻击，人们纷纷采取杰克逊所谓的“灾难性的绥靖政策”，这让他感到颇为震惊。他在日记中写道：“因为‘无人出面’，在过去几个月里，我一直隐隐地感到不快，本来我已经把这些感受压在心底，但是它们本周又卷土重来，我真的非常害怕。”他对总统的办公室主任舍曼·亚当斯说，他希望麦卡锡“那些明目张胆的行径至少能让总统的一些顾问开开眼界，他们好像还以为这位参议员本质上是个好人”。
在这种恶劣的政治气氛下，国防部长威尔逊于1953年12月2日打电话给艾森豪威尔，问他是否看过埃德加·胡佛提交的关于奥本海默博士的最新报告，艾森豪威尔说他还没看过。威尔逊说，这是“目前为止最糟糕的一份报告”，斯特劳斯前一天晚上打电话告诉他“麦卡锡知道这件事，还可能会把它扯到我们身上”。艾森豪威尔说，他倒是不担心麦卡锡，但应该让司法部长赫伯特·布朗纳尔关注一下奥本海默的案子。他告诉威尔逊，“除非我们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否则肯定不会毁掉奥本海默的名誉”。威尔逊还多嘴地告诉艾森豪威尔，奥本海默的“弟弟和弟妹都是共产党员。如果我们和共产党发生矛盾，这一事实再加上他过去与共产党的联系会给我们带来很大风险”。
与威尔逊通完电话后，艾森豪威尔还没来得及读那份报告就在日记中写道，联邦调查局的最新报告“提出了一些非常严重的指控，其中有几项新指控与以往性质不同”，总检察长必须裁定是否有必要提出起诉。但艾森豪威尔还指出：“我很怀疑他们是否真有这样的证据。”与此同时，他打算切断奥本海默与所有政府工作人员的联系。“可悲的是，如果这项指控成立，那就意味着这样的人居然从始至终都是我们原子弹项目的核心人物……当然，奥本海默博士也是强烈呼吁与全世界共享更多原子能信息的人之一”，但是艾森豪威尔在日记中并没有提到他也曾对这一建议表示赞同。
第二天一大早，艾森豪威尔会见了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卡特勒，卡特勒建议他立即对奥本海默采取行动。那天上午10点，艾森豪威尔把斯特劳斯叫到总统办公室，问他是否读过联邦调查局关于奥本海默的最新报告。斯特劳斯当然已经读过这份报告，他还读了博登那封促成该报告出炉的信件。仓促讨论之后，总统下令立即“完全禁止”此人（奥本海默）接触任何敏感或机密信息。
当天晚些时候，艾森豪威尔在日记中写道，他花了“一点儿时间”读了“所谓的‘新’指控”，他很快意识到“它们无非就是那个名叫博登的人写的信”，然后他明智地指出“这封信没有提供什么新的证据”。艾森豪威尔透露，作为总统，他得到的信息是，这里面的“大部分”材料“经过多年来不断的审查和复查，最终结论一直都是无法证明奥本海默博士对国家不忠。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是危险分子”。
艾森豪威尔明白奥本海默很可能是恶意诽谤的受害者，但他既然已经下令调查，也不会就此打住。如果停止调查很容易让他遭到麦卡锡的指控，即白宫在庇护一个潜在的危险人物。因此，总统向总检察长发出了一份正式通知，命令他在奥本海默和机密材料之间“设置一堵隔离墙”。
华盛顿并不大，所以第二天，也就是1953年12月4日，奥本海默在洛斯阿拉莫斯的老朋友兼同事、海军上将德凯·帕森斯就听说了艾森豪威尔关于“隔离墙”的指示。帕森斯对奥本海默与左翼组织的联系了如指掌，但他认为这些历史毫无意义。那年秋天早些时候，帕森斯曾写信给“亲爱的奥比”说：“最近几个月盛行的反智主义可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而现在他知道事实并非如此。那天下午，他在一个鸡尾酒会上见到了妻子玛莎，玛莎看得出他“非常心烦”。帕森斯告诉了她这个消息，随后他说：“我必须阻止这件事，艾森豪威尔必须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那天晚上到家后，他告诉玛莎：“这可能是美国政府犯过的最大的错误！”当他说他决定第二天早上去见海军部长时，玛莎说：“德凯，你是海军上将，为什么不去见总统呢？”
“不能这么做，”他对妻子说，“海军部长才是我的上司。我不能绕过他。”
那天晚上，帕森斯上将突发胸口痛。第二天早上，他的脸色特别苍白，玛莎开车送他去了贝塞斯达海军医院。当天他就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了，玛莎一直认为诱因就是奥本海默的那条消息。
同样是在12月4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启程前往百慕大参加会议，他在那里待了5天，斯特劳斯随行。5天后他们回到了美国，斯特劳斯开始为政府起诉奥本海默一事筹划后续行动。事实上，他提前准备了好几份与奥本海默谈话的脚本，因为奥本海默定于12月13日从欧洲返回普林斯顿。12月14日下午，奥本海默打电话给斯特劳斯，两人寒暄之后，斯特劳斯漫不经心地提到奥本海默“最好能”两天后来见他一面。奥本海默答应了，但他说自己没什么可汇报的事情，“不要抱太大期望”。
事实证明，那时联邦调查局还在对博登的那封信进行分析。起初，胡佛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件事。一名探员看完信后指出，博登“为了让这些指控看起来比真实情况更有说服力，他用自己的语言进行了歪曲和复述”。因此，联邦调查局正在加紧调查，他们要求斯特劳斯推迟向奥本海默提出指控。斯特劳斯给奥本海默发了电报，把他们的会面改到了12月21日周一。
12月18日，斯特劳斯到总统办公室讨论他打算如何处理奥本海默案。出席会议的有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威廉·罗杰斯、白宫助理C.D.杰克逊、罗伯特·卡特勒及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艾森豪威尔因为要与国会领导人会面没在办公室。罗杰斯一度建议他们应该像杜鲁门对待哈里·德克斯特·怀特那样，在一个公开的国会委员会面前传唤奥本海默，针对其安全档案中的污点信息严加盘问。然而，当年怀特就是在这番折磨后死于心脏病发作，在场的杰克逊和其他人都严厉谴责这个提议。罗杰斯“笑着收回了这个建议”。相反，他们倾向于斯特劳斯的想法，即任命一个小组对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进行行政复议，这不是一种正式的审判。这位科学家将有两种选择：他可以悄悄地辞职，也可以就安全许可被中止向斯特劳斯任命的委员会提起上诉。
1953年12月21日上午11点半，斯特劳斯吃惊地得知赫伯特·马克斯就在办公室外等着见他，要知道他原本打算当天下午跟奥本海默摊牌。斯特劳斯不相信这是巧合，为什么奥本海默的朋友兼律师偏偏要在这个时候见他？马克斯被领进斯特劳斯的办公室后，他说自己急需和斯特劳斯谈谈奥本海默的事。斯特劳斯打断他说，他当天下午就会见到奥本海默，而作为奥本海默的律师，马克斯应该等到那时再说。马克斯对此完全没有理会，他说他刚刚得知美国参议院臭名昭著的、由詹纳领导的内部安全小组委员会提议调查奥本海默。马克斯拿出了1950年5月11日《纽约时报》的一份剪报，他念出了一条新闻的标题——“尼克松支持奥本海默博士”，他还暗示如果詹纳领导的委员会继续将奥本海默置于聚光灯下，副总统尼克松可能会非常尴尬。斯特劳斯有些不知所措，但他还是平静地问马克斯是不是这就是他想说的事。马克斯点点头，然后斯特劳斯问马克斯，奥本海默对此是否知情。马克斯说，从奥本海默去欧洲前到现在，他们一直没联系过。马克斯很快就离开了，斯特劳斯不得不怀疑马克斯刚才是在进行“一种礼貌的胁迫”。
那天下午3点左右奥本海默到达时，斯特劳斯和格罗夫斯将军战时的助手、现任原子能委员会主管肯尼思·尼科尔斯正在等他。他们先聊了几句帕森斯将军猝然离世的消息，接着斯特劳斯告诉了奥本海默那天早上他与赫伯特·马克斯的会面。奥本海默说他很惊讶，并且表示他对詹纳领导的委员会的计划一无所知。
然后，斯特劳斯谈到了那件棘手的事情，他告诉奥本海默：“我们面临一个很大的难题，这与他的安全许可能否续期有关。”艾森豪威尔总统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重新审查所有档案中有“污点记录”的人。斯特劳斯提到奥本海默的档案中包含“许多污点记录”，奥本海默承认他知道自己的安全许可在必要时一定会被重新审核。斯特劳斯随后通知奥本海默，一位前政府官员（博登）写信质疑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总统因此下令立即展开调查。听到这里，奥本海默似乎并没有显得特别意外。不过，斯特劳斯马上告诉他，这次审查的“第一步”是立即中止他的安全许可。随后斯特劳斯解释说，原子能委员会已经拟好一封信，信中列出了对他的指控。斯特劳斯还特意表示，这封信已经起草完毕，但尚未签署。
奥本海默获准读完了这封信，在浏览这封信的内容时，他指出：“这里有许多条目都可以被驳回，有些是错误的，但也有许多是事实。”这封信不过是似曾相识的老调重弹，它们将事实、半真半假的消息和彻头彻尾的谎言揉在了一起。
根据尼科尔斯的会议记录，奥本海默自己先提出了是否可以在安全审查前辞职。然而，这一选择似乎也是受到了斯特劳斯的暗示，因为他说这封起诉信尚未签署，这意味着它还算不上是正式指控。奥本海默一边思索一边自言自语，起初他似乎还愿意考虑这种可能，但很快他又说，如果詹纳领导的委员会无论如何都要对他展开调查，现在辞职“从公众舆论的角度来说并不明智”。
奥本海默问斯特劳斯给他多长时间做决定，斯特劳斯说他会从晚上8点开始在家等奥本海默的答复，但是无论如何不能把此事拖到第二天。奥本海默问他是否可以拿走一份指控信的副本，斯特劳斯拒绝了，他说只有在奥本海默做出最终决定后才能拿到这封指控信。当奥本海默问“国会是否知道此事”时，斯特劳斯回答说，据他所知国会尚不知晓，但他觉得“不可能无限期地向国会隐瞒这种事情”。
斯特劳斯终于如愿以偿地让奥本海默落入了他的圈套。然而，奥本海默似乎对这个消息反应很平静，他礼貌地提了一些关键问题，想搞清楚自己都有哪些选择。在斯特劳斯的办公室待了35分钟后，奥本海默起身离开，他告诉斯特劳斯自己要和赫伯特·马克斯商量一下。斯特劳斯让他乘坐自己司机开的凯迪拉克轿车，心烦意乱（虽然表面故作镇定）的奥本海默竟然愚蠢地接受了斯特劳斯的提议。
但他没有去马克斯的办公室，而是让司机把带到了约瑟夫·沃尔普的律师事务所。沃尔普曾是原子能委员会的法律顾问，在温伯格一案的审理过程中，他和马克斯一起为奥本海默提供过法律咨询。没过多久，马克斯也来了，他们三人花了一个小时权衡奥本海默目前的选择。一个隐藏的监听器记录了他们的讨论。斯特劳斯不仅预料到奥本海默会与沃尔普商量，他还肆无忌惮地侵犯了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保密特权，事先安排人在沃尔普的办公室里安装了监听装置。
通过沃尔普办公室里隐藏的监听器，斯特劳斯可以得到他们的谈话记录，这样他就能随时了解他们的讨论内容，他想知道奥本海默是想终止他的顾问合约，还是要在正式的听证会上提出抗辩。奥本海默举棋不定，非常苦恼。那天傍晚，安妮·马克斯顺路开车接她丈夫和奥本海默回他们位于乔治敦的家。在路上，奥本海默说道：“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些事真令人难以置信。”那天晚上，奥本海默坐火车回到了普林斯顿，他要和姬蒂商量一下。
斯特劳斯本以为奥本海默当天晚上会告诉他决定，但直到第二天早上他仍没收到他的消息，他命令尼科尔斯当天中午给奥本海默打电话。奥本海默说他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做出决定，尼科尔斯粗鲁地告诉他：“没有时间了……”作为最后通牒，他给了奥本海默3个小时做决定。奥本海默似乎同意了，但1个小时后，他给尼科尔斯回电话说他想到华盛顿当面答复。他说他会乘下午的火车，第二天早上9点去见斯特劳斯。
奥本海默和姬蒂把彼得和托妮交给了奥本海默的秘书韦尔娜·霍布森照顾，他们在特伦顿上了火车，傍晚时分抵达华盛顿后去了马克斯位于乔治敦的家，他们整晚都与马克斯和沃尔普在一起，继续讨论奥本海默是否应该对这些指控提出抗辩。
安妮·马克斯还记得当时奥本海默“仍处于一种近乎绝望的状态”。经过数小时的筹划，律师们最终起草了一封1页纸的致“尊敬的斯特劳斯”的信。奥本海默在信中强烈暗示是斯特劳斯在鼓动他主动辞职。“你向我提议了一个看似更可取的选择，那就是我主动提出中止与原子能委员会的顾问合同，这样就可以避免面对那些指控……”奥本海默说他已经认真地考虑过这个选项，他继续写道，“但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意味着我接受并认可了这一结论，也就是我不适合为政府效力，可到如今我已经干了近12年。我不能那么做。如果我真的这么不称职，我不可能为国家效力那么久，我也不会担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院长，更不可能一次次代表我们的科学界和我们的国家发言”。
当晚讨论结束的时候，奥本海默精疲力竭，垂头丧气。喝了几杯酒之后，他起身说自己要到楼上的客房休息。几分钟后，安妮、赫伯特和姬蒂听到了一声“可怕的撞击声”。安妮第一个冲到楼上，怎么也找不到奥本海默。安妮敲了敲浴室门，又喊了奥本海默几声，但是浴室里没有任何回应，她想把门弄开。她说：“浴室门根本打不开，奥本海默在里面也没任何反应”。
原来奥本海默瘫倒在了浴室的地板上，他失去知觉的身体挡住了门。他们三人慢慢地用力推开门，把他瘫软的身体推到一旁。然后，他们把他抬到了一张沙发上，想法让他醒了过来。据安妮回忆：“他肯定在嘟囔着什么。”奥本海默说自己吃了一片姬蒂给他的安眠药。安妮给医生打了电话，医生在电话中叮嘱他们：“可别让他睡着了。”在医生赶到前的1个小时里，他们一直扶着奥本海默踱来踱去，哄他喝下了几口咖啡。奥本海默的那只“丛林猛兽”已经来袭，他的磨难开始了。
亨利·卢斯是美国著名出版商，父母是传教士，出生于中国山东。他先后创办了《时代》（1923年）、《财富》（1930年）与《生活》三大杂志（1936年）。1920年，他毕业于耶鲁大学，在那里成为骷髅会成员。——译者注
最终，事实证明奥本海默的判断是正确的，费利克斯·白劳德成为杰出的科学家。1999年，比尔·克林顿总统授予他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这是美国科学和工程领域的最高奖项。
阿德莱·史蒂文森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家，他凭借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强硬立场和灵活的外交手腕而闻名于世。史蒂文森曾两次代表民主党竞选美国总统，都败给了艾森豪威尔。——译者注
《星期六晚邮报》创立于1821年，现已停刊。20世纪20—60年代，它是美国中产阶级读者中发行量最大、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之一，1969年在发行量达到700万份时因严重亏损而破产。——译者注
英国广播公司一年一度的“里斯讲座”于1948年首播，这个讲座的初衷是为了纪念倡导公众传播理念的英国广播公司第一任总裁约翰·里斯，当年的主讲人是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从那以后，担任讲座嘉宾的都是各个领域的顶尖学者。——译者注
共产主义的英文communism源于拉丁文“communis”，意为“共同的”或“共享的”。——译者注
威廉·罗杰斯是美国外交官、律师，他曾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执政时期担任美国总检察长，在尼克松总统执政时期担任美国国务卿。——译者注
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是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1948年被控为苏联间谍，但他坚决予以否认。——译者注
参议院内部安全小组委员会（SISS）于1950年成立，主要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或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渗透、间谍和破坏活动。1952年共和党在选举中获得参议院控制权后，印第安纳州参议员威廉·詹纳成为该委员会主席。——译者注
这条新闻的完整标题是“尼克松支持奥本海默博士：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成员为与共产党有牵连的科学家辩护”。——译者注
当天下午，斯特劳斯又打电话给联邦调查局，重申了12月1日他向胡佛提出的要求，他要求对奥本海默在普林斯顿的家和办公室进行电话监听。1954年1月1日上午10点20分，奥尔登庄园的电话被安装了监听装置。
奥本海默在写到爱因斯坦时说：“我们是亲密的同事，也可以算是朋友。”
奥本海默和数学家约翰·冯·诺伊曼站在冯·诺伊曼设计的早期的计算机前。
奥本海默与物理学家格雷戈里·布莱特在一次会议上。“不懂的地方，我们就互通有无。”
奥本海默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与学生们讨论物理学，“研究院是他自己的小王国”。
奥尔登庄园位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1947年奥本海默被任命为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院长后，他们一家就住在这里。
奥本海默和他的孩子们在奥尔登庄园的院子里。
姬蒂、托妮和彼得在温室里。奥本海默送给姬蒂一个种兰花的温室。他们经常在家里招待宾客。“他会端上最美味、最冰爽的马丁尼酒。”
奥本海默反对制造氢弹的应急计划。他向电视观众解释说：“这些虽然都是复杂的技术问题，但它们触及了我们的道德底线。做出这些决策依据的事实都是保密的，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其危险的。”
奥本海默与（从左到右）汉斯·贝特、参议员布赖恩·麦克马洪、埃莉诺·罗斯福和戴维·利连索尔。
1953年12月，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下令在奥本海默和政府的核机密之间设立“隔离墙”（左上）。奥本海默随后的安全听证会是由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刘易斯·斯特劳斯（中）精心策划的，他决心将奥本海默清除出政府部门。奥本海默聘请了律师劳埃德·加里森（右）为自己辩护。
1954年4月12日，奥本海默的安全听证会开始了，由戈登·格雷主持。只有一位原子能委员会的委员亨利·德沃尔夫·史密斯投票反对听证委员会关于剥夺奥本海默安全许可的决定，原子能委员会的委员尤金·朱克特和大多数委员均投票反对批准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罗杰·罗布担任了听证委员会的公诉人。听证委员会中，只有一名成员沃德·埃文斯投票支持奥本海默获得安全许可。埃文斯称听证委员会的决议是“我们国家名誉上的污点”。（照片顺序为人名出现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