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第一回合：勿忘人终有一死
癌症
乔布斯后来揣测，他之所以会得癌症，是因为自1997年以来，他要同时管理苹果和皮克斯，工作强度太大，一直处于过度疲劳的状态。他常年开车奔波于两个公司之间，导致身患肾结石和其他疾病。他回到家时通常已经筋疲力尽，几乎说不出话来。他说：“癌症可能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出现的，因为当时我的免疫系统非常弱。”
劳伦娜和伊芙（蛋糕后面）、埃迪·库伊（靠在窗边）、约翰·拉塞特（手持相机）、李·克劳（留着胡子）等人为乔布斯（中间）庆祝50岁生日
过度疲劳或免疫系统虚弱是否为引发癌症的原因，尚不可知，但乔布斯确实是因为肾结石的问题，才让医生提早发现了癌症。2003年10月，他碰巧遇到了给他做过治疗的泌尿科医生，医生让他再去做一次肾脏和输尿管的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CAT），因为距离上次CAT扫描已经过去5年了。这次扫描显示，乔布斯的肾脏没有任何问题，但胰腺里却有个阴影，所以医生让他再找时间做一次胰腺检查。乔布斯并没有照办。像往常一样，他很善于故意无视自己不想处理的事情，但医生一再催促。几天后，她对乔布斯说：“史蒂夫，这件事真的很重要，你得赶紧做检查。”
医生语气急迫，乔布斯不得不听。一天，他一大早就去医院做扫描。医生团队在研究过扫描结果后，告诉他一个坏消息：胰腺上有个肿瘤。其中一位医生甚至建议他尽快把自己的事情安排妥当，这等于是在委婉地告诉他，他也许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当天晚上，医生安排了穿刺活检。他们把内窥镜通过乔布斯的喉咙伸入肠道，把探针刺入他的胰腺，从肿瘤中取了一些细胞，进行切片检查。劳伦娜回忆说，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们高兴得眼泛泪光，因为他们发现这是一种胰岛细胞或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虽然罕见，但因为生长较慢，所以治愈的可能性相对较大。他很幸运，因为癌症是在常规肾脏检查时意外发现的，还处于早期，所以能够在扩散之前通过手术进行切除。
得知自己身患癌症后，乔布斯给一些亲朋好友打电话咨询。流行病学家拉里·布里连特就是最早接到他电话的人之一。布里连特与乔布斯相识于印度的一座修行院里。乔布斯在电话里问他：“你还相信上帝吗？”布里连特回答说相信。他们讨论了印度教上师尼姆·卡洛里·巴巴教授的各种通神的路径。布里连特觉得乔布斯很奇怪，便问乔布斯发生了什么事，乔布斯说：“我得癌症了。”
乔布斯最早咨询的人还包括时任苹果董事的阿特·莱文森。莱文森的手机响起，乔布斯的名字出现在手机屏幕上。当时莱文森正在自己的美国基因泰克公司主持董事会会议。一闲下来，他就给乔布斯回了电话，得知了乔布斯确诊肿瘤的消息。莱文森有癌症生物学的背景，他的公司也生产治疗癌症的药物，于是莱文森自然就成了乔布斯的医疗顾问。英特尔的安迪·格鲁夫也成了乔布斯的顾问，因为格鲁夫曾成功战胜前列腺癌。在得知病情的那个星期日，乔布斯打电话给格鲁夫，格鲁夫立刻开车来到乔布斯家，跟乔布斯聊了两个小时。
然而，让劳伦娜和好友都惊恐万状的是，乔布斯决定不做肿瘤切除手术——手术是当时唯一可行的治疗方法。多年后，乔布斯带着一丝懊悔告诉我：“我真的不想被别人开肠破肚，所以就想试试别的法子。”具体来说，他开始践行纯素饮食，饮用大量的新鲜胡萝卜汁和果汁。他还在治疗方案中加入了针灸和各种草药疗法，偶尔还会尝试一些在网上找来的或四处找人（其中还包括一位灵媒）问到的疗法。他一度听信于一位在加州南部经营自然疗法诊所的草药治疗师，这位治疗师强调要结合使用有机草药、果汁断食、频繁清肠及水疗，同时完全释放内心的所有负面情绪。
劳伦娜回忆说：“主要问题在于他非常不愿意打开自己的身体。你很难强求一个人去做这样的事。”但她还是尝试过劝说自己的丈夫，她的理论是“身体是为了服务心灵而存在的”，所以让身体受一点儿委屈没什么大不了的。乔布斯的朋友们也反复劝他进行手术和化疗。格鲁夫回忆说：“史蒂夫想通过吃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来治疗癌症，我知道以后，说他疯了。”莱文森说自己“每天都在恳求史蒂夫”，结果感到“非常沮丧，因为史蒂夫什么都听不进去”。两个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差点儿连朋友都做不成。每当乔布斯说起他的饮食疗法时，莱文森都会一再地说：“癌症不是这么治的，必须做手术，必须用有毒的化学药品狂轰滥炸，否则是不可能治好的。”甚至连疾病替代疗法和营养疗法的先驱人物迪恩·奥尼什（Dean Ornish）博士也陪同乔布斯散步良久，其间不停地劝说乔布斯，有时传统的方法才是正确的选择。他告诉乔布斯：“你真的需要做手术。”
乔布斯于2003年10月确诊，在那之后的9个月里，他一直固执己见，拒绝做手术。部分原因是他现实扭曲力场的阴暗面在作祟。莱文森推测说：“我觉得史蒂夫强烈渴望世界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行事，所以他会调用自己的意志力来实现这一渴望。但这样做有时候并不奏效，因为现实是无情的。”这种特质赋予了乔布斯超凡的专注力，但他同时又强烈地希望过滤掉自己不想处理的事情。顽强的意志力虽然帮助乔布斯实现了很多重大突破，但有时也会适得其反。劳伦娜解释说：“他这个人就是可以忽略自己不想面对的事物。他天生就是这样。”无论是跟家庭和婚姻相关的个人问题，还是与工程或商业挑战相关的专业问题，或者是涉及健康和癌症的问题，乔布斯有时就干脆置若罔闻，根本听不进任何意见。
乔布斯认为可以通过意志力让事物的发展符合自己的心意，劳伦娜称之为“神奇思维”。在过去，乔布斯因为这种思维而大受裨益，但癌症可不听他的。劳伦娜不得不请所有与乔布斯最亲近的朋友和家人来劝说他改变心意，包括他的妹妹莫娜。2004年7月，CAT结果显示，他的肿瘤不仅长大了，而且可能已经扩散了。到了这个时候，乔布斯才不得不面对现实。
2004年7月31日星期六，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医学中心接受了手术。他做的不是完整的惠普尔手术（即除部分胰腺外，还要切除一大部分胃和肠道）。治疗团队考虑过这个方案，但最终还是决定采用相对保守的方法，只切除了部分胰腺。
手术第二天，乔布斯在病房里把自己的PowerBook连接到苹果AirPort Express无线基站，给员工发了一封邮件，宣布他做了手术。他告诉大家，他所患的这种胰腺癌“仅占每年诊断出的胰腺癌总病例的1%左右，只要及时发现（我的胰腺癌就是如此），就可以通过手术切除并完全治愈”。他表示自己不需要做化疗或放疗，并计划在9月重返岗位。“在离开的这段时间，我已经请蒂姆·库克负责苹果的日常运营，所以不会给公司造成任何影响。我相信，等到8月，我就可以开始对你们当中的一些人进行电话轰炸了，期待9月和大家见面。”
手术的一个副作用对乔布斯来说很成问题。从十几岁起，乔布斯就开始遵行一套非常极端的饮食方式，还有怪异的定期清肠和禁食习惯。胰腺提供了胃部消化食物和吸收营养所需的酶，所以切除部分胰腺就会让身体难以获得足够的蛋白质。因此，患者需要增加每天进食的次数，并保持营养丰富的饮食结构，例如食用全脂奶制品及各种肉类和鱼类蛋白质。然而，乔布斯从来没有这种饮食习惯，也并不打算遵守医生的嘱咐。
他在医院住了两周，出院回家后，开始努力恢复体力。他指着客厅里的一张摇椅告诉我：“我记得回来后我坐在那张摇椅上，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我挣扎着锻炼，花了一个星期才可以在我家周围散步。后来，我强迫自己走到几个街区外的花园，然后走得更远。就这样，6个月以后，我的精力就几乎完全恢复了。”
但不幸的是，他的癌细胞已经扩散了。在手术过程中，医生在他的肝脏上发现了三个转移灶。如果早9个月做手术，医生也许就可以在癌细胞扩散之前完全切除胰腺肿瘤，从而避免病灶转移。当然，到底会不会这样，他们也不得而知。乔布斯开始接受化疗，这使他的饮食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演讲
乔布斯向大众隐瞒了还在与癌症抗争这件事，告诉大家自己已经“痊愈”，正如他在2003年10月确诊癌症时，也没有对外公开病情一样。他的这种保密行为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他本性如此。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忽然有一天，他决定公开谈论自己的癌症和个中感受。除了产品发布会，他很少发表公开演讲，但他却接受了斯坦福大学的邀请，担任2005年6月该校毕业典礼的演讲嘉宾。此时的乔布斯已年近半百，在经历了癌症之后，他对人生充满了反思。
为了完成演讲稿，乔布斯联系了艾伦·索金（Aaron Sorkin）。索金是一名杰出的编剧，代表作包括电影《好人寥寥》（A Few Good Men）和电视剧《白宫风云》（The West Wing）等。乔布斯把自己的一些想法给他发了过去。“那是在2月，但索金一直没有回复我，所以我4月又跟他联系了一次，他说，‘哦，好的’，于是我又发了一些想法给他。最后，我总算打通了他的电话，他一直说‘好的，好的’，但到了6月初，他还是什么都没给我。”
乔布斯有点儿慌了。他一向亲自撰写苹果产品发布会的稿子，但从来没有写过毕业典礼的演讲稿。一天晚上，他坐下来，开始自己写演讲稿，除了跟劳伦娜探讨想法，没有找其他人帮忙。结果，他写出的演讲稿语气亲切，内容简洁，充满了直接真诚的个人感受，是一篇具有乔布斯特色的完美之作。
美国作家亚历克斯·哈里（Alex Haley）说过，演讲的最佳开场白是“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吧”。没有人喜欢听别人说教，但人人都喜欢故事。而这正是乔布斯选择的开场白：“今天，我想告诉你们我人生中的三个故事。仅此而已，不谈大道理，只有三个故事。”
第一个是关于他从里德学院退学的故事。“我可以不用再去上那些我不感兴趣的必修课，开始去旁听那些看起来更有趣的课。”第二个是关于他被苹果开除，结果却因祸得福的故事。“成功的沉重感被重做初学者的轻松感取代，我抛掉了对所有事情的先入之见。”虽然有一架飞机在典礼会场上空来回盘旋，机尾挂着要求乔布斯“回收所有电子废弃物”的抗议条幅，但学生们还是异常专注，而最让他们着迷的是乔布斯讲的第三个故事——被确诊癌症及由此带来的感悟：
记住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是我面对人生重大抉择时最重要的航标。因为几乎所有东西——外界的期待、骄傲、对窘迫或失败的恐惧——在死亡面前都会烟消云散，只会留下真正重要的东西。时刻铭记人终有一死，是我知道的避免患得患失陷阱的最佳方式。人赤条条地来，再赤条条地走。既然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就没有什么理由不追随内心。
这篇演讲极为简约，而又充满艺术性，直接、纯粹，魅力无限。无论是在文学作品中，还是视频网站上，都再也找不到一篇更好的毕业典礼演讲了。其他人的演讲可能对后世的影响更大，例如前国务卿乔治·马歇尔于1947年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的演讲中，宣布了重建欧洲的计划，但没有一篇毕业演讲比乔布斯的这篇更优雅自持、触动人心。
50岁的雄狮
在过30岁和40岁生日时，乔布斯邀请了硅谷巨星和各界名流共同庆祝。2005年50岁生日的时候，他正处于癌症手术的康复期。劳伦娜为他安排了一个惊喜派对，邀请的基本上都是他最亲近的朋友和同事。派对是在乔布斯好友舒适的旧金山家中举行的，伯克利名厨爱丽丝·沃特斯为大家准备了来自苏格兰的鲑鱼、北非名菜蒸粗麦粉，还有自家花园种植的各种蔬菜。沃特斯回忆说：“大人和孩子都聚在同一个房间里，氛围格外温馨。”娱乐活动是由美剧《谁的台词》（Whose Line Is It Anyway?）的演员们即兴表演的喜剧。乔布斯的密友迈克·斯莱德（Mike Slade）也去了，还有拉塞特、库克、席勒、克劳、鲁宾斯坦、泰瓦尼安等苹果和皮克斯的同事。
乔布斯不在的这段时间，库克的代班表现可圈可点。在库克的领导下，棱角分明的苹果团队表现良好，而他本人也避免走进公众视线。乔布斯虽然喜欢有个性的人，但他从来没有真正授权给副手，也没有与人分享过自己的舞台。要做他的替身绝非易事——表现太过抢眼，就是自找麻烦，但如果暗淡无光，也是死路一条。虽有暗礁险滩，但库克依然表现得游刃有余。库克在发号施令时冷静而果断，但从不追求别人的关注或赞誉。库克说：“有些人讨厌史蒂夫抢走了所有光环，但我从不在意这种事。坦率地说，我宁愿自己的名字永远不会出现在报纸上。”
乔布斯休完病假回归之后，库克重返原位，继续确保苹果顺利运作，也依然不被乔布斯的脾气干扰。“有人会把史蒂夫的一些评论误认为是在发泄情绪或故意否定别人，但根据我对他的了解，这只是他表达激情的方式而已。所以我的处理方式就是，从来不把他的脾气放在心上，因为他只是对事不对人。”在许多方面，库克跟乔布斯都截然相反：库克不慌不忙，情绪稳定，就像NeXT电脑自带的词典里说的那样，属于典型的土星性格，“情绪冷淡而稳定”，而乔布斯则是水星性格，“以不可预测的情绪变化为特征”。乔布斯后来说：“我是一个谈判高手，但他可能比我更厉害，因为他是一个冷静的客户。”他又继续夸了库克几句，然后不动声色地加了一句保留意见，这个保留意见很重要，只是很少被说出来：“但蒂姆本身不是一个做产品的人。”
2005年秋，在休完病假回来后，乔布斯任命库克为苹果的首席运营官。当时他们正一起飞往日本。乔布斯并没有征求库克的意见；他只是转过头来对库克说：“我决定让你担任首席运营官。”
同样在那段时间，乔布斯的老友鲁宾斯坦和泰瓦尼安先后决定离开苹果。他们二人分别是苹果硬件和软件部门的负责人，都是乔布斯在1997年重返苹果时招进来的。泰瓦尼安的情况比较简单，他已经赚了很多钱，不准备继续工作了。乔布斯说：“阿维工作出色，人也很好，他比鲁比更脚踏实地，也不自大。阿维的离开对苹果来说是巨大的损失。他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是个天才。”
鲁宾斯坦的情况则更复杂一些。一是因为他对库克的上位感到不满，再加上他已经在乔布斯手下干了9年，感到身心俱疲，与乔布斯的争吵也愈发频繁——这背后有一个重要原因：鲁宾斯坦多次与艾夫发生冲突。艾夫曾是鲁宾斯坦的手下，现在却直接向乔布斯做汇报。艾夫总是在推陈出新，他的设计让人惊艳，但也给工程团队带来了巨大挑战。鲁宾斯坦的职责是以实用的方式生产硬件，所以天性谨慎的他经常否定艾夫的设计。乔布斯说：“归根结底，鲁比毕竟出身惠普，而且他从来不会深入地钻研，没有足够的进取心。”
以PowerMac G4上固定手柄的螺丝为例，艾夫认为必须打磨出特定的色泽和形状，但鲁宾斯坦觉得这样会把成本提高到“接近天文数字”，而且会导致项目推迟数周，所以他不同意。他的职责是交付产品，这就意味着要做出取舍。但艾夫认为这种做法不利于创新，所以艾夫不仅越级将情况汇报给了乔布斯，还绕过鲁宾斯坦跟中层工程师沟通。艾夫回忆说：“鲁比会说：‘你不能这样做，这样会耽误时间。’而我会说：‘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到。’我知道可以，因为我背着他跟产品团队合计过了。”在这件事上，乔布斯站在了艾夫这边。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乔布斯都是选择支持艾夫。
有时，艾夫和鲁宾斯坦会爆发激烈的争吵，两个人几乎反目。最后，艾夫告诉乔布斯：“不是他走，就是我走。”乔布斯选择了留下艾夫。当时鲁宾斯坦已经准备离开苹果了。他和妻子在墨西哥买了一块地，他想休息一段时间，在那里建一栋房子。不过，鲁宾斯坦后来却加入了手机生产商奔迈。当时，奔迈正打算开发一款可以匹敌iPhone的手机。看到苹果的前员工加入奔迈，乔布斯怒不可遏，向波诺大大抱怨了一番——波诺联合创立的一家私募集团（苹果前首席财务官弗雷德·安德森担任总裁）正是奔迈的控股方。波诺给乔布斯回信说：“你应该冷静看待这件事。这就像是披头士乐队打电话抱怨赫尔曼的隐士们乐队（Herman and the Hermits）挖走了他们的一名巡演工作人员。”乔布斯后来承认自己反应过激了。乔布斯说：“因为奔迈一败涂地，所以才减轻了这件事对我的伤害。”
后来，乔布斯打造了一支新的管理团队，团队内部争执较少，也更加服从指令。除了库克和艾夫，主要团队成员还包括负责iPhone软件的斯科特·福斯托、负责市场营销的菲尔·席勒、负责Mac硬件的鲍勃·曼斯菲尔德（Bob Mansf ield）、负责互联网服务的埃迪·库伊，还有担任首席财务官的彼得·奥本海默（Peter Oppenheimer）。虽然从表面上看，乔布斯的高层团队都是中年白人男性，但其实他们的风格各异。艾夫情感丰富，善于表达，库克则像钢铁一样冷静。他们都知道，他们既要对乔布斯恭敬有加，又需要在必要时反驳乔布斯的想法，展开争论——这种平衡很难拿捏，但他们两个都做得很好。库克说：“我很早就意识到，如果你不表达自己的想法，他会让你的日子不好过。他经常不断地变换立场，提出互相矛盾的观点，以此来激发更多讨论，实现更好的结果。所以，如果你不能适应跟他争辩，你根本无法在公司生存下去。”
自由讨论的主要场合是每个星期一上午召开的管理团队会议。会议从9点开始，一直持续三四个小时。每次会议都聚焦于未来发展：每个产品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应该开发哪些新产品？乔布斯利用这个会议在苹果建立起一种共同的使命感。这种做法有助于集中控制权，使整个公司看起来就像一个优秀的苹果产品一样浑然一体，避免了分散式管理公司最头痛的部门斗争。
乔布斯还利用会议来实现聚焦。当年在罗伯特·弗里德兰的农场里，乔布斯的职责是修剪苹果树，确保果树能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他在苹果的去粗取精，刚好呼应了年少时的修剪工作。乔布斯不鼓励各团队基于营销考量任由产品线肆意扩张，也不允许各种创意恣意生长、遍地开花，而是坚持让苹果在一段时间内只专注于两到三个主导产品。库克说：“没有人比他更善于屏蔽周围的噪声。这使他能够只专注于几件事情，而对其他许多选择说不。没有几个人能真正做到这一点。”
为了将自己及团队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形成体系，乔布斯在公司内部建立了“苹果大学”。他聘请曾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的乔尔·波多尼（Joel Podolny）编写了一系列案例研究，分析公司做过的重要决定，例如改用英特尔微处理器和开设苹果零售店。高层管理人员会向新员工讲授这些案例，由此把苹果的决策风格牢牢植入公司文化。
相传，在古罗马，当将军凯旋，在街上进行胜利游行时，有时会有一个仆人相伴，而这个仆人的责任是不断地告诉将军“勿忘人终有一死”（Memento mori），提醒他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可得意忘形。乔布斯的死之警示来自医生，但并没有让他心存谦卑。恰恰相反，康复后的乔布斯反而带着更大的热情卷土重来。疾病提醒了他，他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所以他应该义无反顾，全速前进。库克说：“他是带着强烈的使命感回来的。尽管他在经营一家大公司，但他仍不断大胆创新和突破，我认为再没有其他人可以做到。”
有一段时间，大家似乎觉得——或者说至少希望——乔布斯的个人风格有所缓和。在经历过癌症之后，已经年满半百的他在表达不满时，似乎不像以前那样粗暴了。泰瓦尼安回忆说：“他刚做完手术回来的时候，不像从前那样动不动就羞辱人了。如果他不满意，可能还是会大喊大叫，暴跳如雷，说几句脏话，但他不会再以摧毁性的方式跟对方沟通。他只是想让对方把工作做得更好。”泰瓦尼安在说这句话时思索了一会儿，然后补充了一句：“除非他认为这个人真的无药可救，必须走人，这种情况偶尔也是会发生的。”
不过，乔布斯的暴脾气最终还是恢复原状。大多数同事已经习惯他的个人风格，也都学会了如何应对，但最让他们受不了的是乔布斯对陌生人同样无礼。艾夫回忆说：“有一次，我们去全食超市买奶昔，做奶昔的是个年长的女性，他因为对她做奶昔的方式不满意而大发脾气。但后来，他又产生了一丝同情心：‘她年纪有点儿大了，而且她也不想做这份工作。’但他完全没有把这些事联系起来。他对她的愤怒很纯粹，对她的同情也很纯粹。”
还有一次，他们一起去伦敦，艾夫承担了挑选酒店的艰巨任务。他最后选了汉普尔酒店（Hempel）。这是一家宁静的五星级精品酒店，风格是精致的极简主义，他觉得乔布斯应该会喜欢。不过，他们刚一入住，艾夫就准备好了迎接乔布斯的责难。果然，一分钟后，他的电话就响了。乔布斯说：“我受不了我的房间，烂得像一坨屎，我们换一家。”于是艾夫又拿上自己的行李，来到前台，结果看到乔布斯正在毫不客气地对服务员发表自己的看法，对方一脸错愕。艾夫意识到，如果觉得一件事很糟糕，大多数人，包括他自己在内，往往不会直接说出来，因为他们不想讨人厌，“这实际上是一种虚荣的特质”。艾夫的解释未免太过善意。但不管怎么说，这绝对不是乔布斯的特质。
由于艾夫的天性是如此善良，他完全无法理解自己深深欣赏的乔布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一天晚上，在旧金山的一家酒吧里，艾夫向前倾着身子，极为认真地分析了这个问题：
乔布斯是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人，所以他的反社会行为和粗鲁无礼才会显得如此不合情理。我可以理解为什么脸皮厚、不讲情面的人会很粗鲁，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敏感的人也会这样。我有一次问他为什么这么容易生气。他说：“但我不会一直生气啊。”他就像个小孩子一样，会因为一些事暴跳如雷，但过一会儿就完全没事了。但有些时候，我也真的觉得，当他非常沮丧时，他宣泄的方式是伤害别人。他似乎觉得自己有这样做的权利和自由，认为一般的社交规则并不适用于他。由于他非常敏感，所以他确切地知道怎么伤害别人才是直击要害。而且他确实也会这样做。
在乔布斯失控时，时不时会有一个聪明的同事把他拉到一边，尝试让他平静下来。李·克劳就是一个安抚乔布斯的高手。在乔布斯公开贬低别人时，克劳会轻声说：“史蒂夫，我能和你谈谈吗？”他会走进乔布斯的办公室，告诉乔布斯大家工作得有多么努力。有一次，克劳说：“当你羞辱他们的时候，只会削弱他们的力量，起不到激励的效果。”通常，乔布斯会道歉，说自己明白了，但之后又会旧态复萌。乔布斯会说：“我这个人就这样。”
但在一件事情上，乔布斯的确成熟了不少，那就是对比尔·盖茨的态度。他们是合作伙伴，微软在1997年同意继续为Mac开发优秀软件，后来也一直遵守协议。另外，虽然他们也存在竞争关系，但微软一直未能成功复制苹果的“数字生活中枢”战略，所以对苹果的威胁也越来越小。盖茨和乔布斯对产品与创新的理念截然不同，而由于这样的对手关系，他们两个人都产生了一种特别的自我认知。
在筹办2007年5月的万物数字化大会（All Things Digital）时，《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作家沃尔特·莫斯伯格和卡拉·斯威舍（Kara Swisher）希望邀请乔布斯和盖茨进行一次对谈。莫斯伯格先是向乔布斯发出邀请。乔布斯很少出席此类活动，但他表示如果盖茨愿意的话，他就会去。莫斯伯格大喜过望。听到乔布斯的表态后，盖茨也接受了邀请。
莫斯伯格希望在晚上的联合亮相中，乔布斯和盖茨可以进行一场开诚布公的讨论，而不是辩论，但这种可能性似乎不大，因为在当天早些时候的单独采访中，乔布斯就已经对微软大加抨击。当时，记者提到苹果为Windows开发的iTunes软件大受欢迎，问乔布斯怎么看，乔布斯开玩笑说：“这就像给地狱里的人送了一杯冰水。”
在当晚的联合采访开始之前，盖茨和乔布斯会先在嘉宾休息室见面，莫斯伯格很担心两个人吵起来。盖茨和助手拉里·科恩（Larry Cohen）先到了休息室，科恩已经跟盖茨简单汇报了乔布斯的言论。几分钟后，乔布斯悠哉地踱步而来，从冰桶里拿了一瓶水，也坐了下来。片刻安静过后，盖茨说：“看来，我就是那个来自地狱的代表了？”盖茨脸上并无笑意。乔布斯顿了一下，露出了他招牌式的顽皮微笑，把冰水递给了盖茨。盖茨放松了心情，紧张的气氛也随之消散。
最终，两人奉献了一场引人入胜的精彩对谈。两个数字时代的天才先是谨慎地提及对方，后又给出温暖的评价。坐在观众席的技术战略家丽丝·拜尔（Lise Buyer）问他们分别从对方身上学到了什么，两个人的坦率回答令人难忘。盖茨说：“我愿意付出很大的代价来拥有史蒂夫的品位。”现场观众的笑声中略带紧张——10年前，乔布斯曾公开表示，自己最受不了微软的一点，就是这家公司毫无品位。但盖茨坚持说他这样说绝对不是旧事重提，而是出自真心，他觉得乔布斯的“直觉品位浑然天成”。他回忆说，他曾和乔布斯坐在一起审查微软为Mac制作的软件。“我见过史蒂夫的决策过程。他完全是根据对人和产品的感觉做出决定，对于这一点，我很难解释清楚。他做事的方式就是与众不同，就像变魔法一样，让我非常惊叹。”
盖茨说话的时候，乔布斯一直盯着地板。后来乔布斯告诉我，他当时被盖茨的坦诚和大度深深撼动。轮到他时，他的回答同样坦诚，尽管不如盖茨那般大度。他描述了苹果和微软在策略上的巨大差异：苹果要打造端到端的集成产品，而微软则开放自己的软件许可给相互竞争的硬件制造商。乔布斯指出，在音乐市场，整合策略更加成功，比如iTunes和iPod的结合，但微软把硬件和软件分开的方法在个人电脑市场上表现得更出彩。然后，他又随口提出一个问题：哪种策略在手机市场会更加成功呢？
接着，乔布斯提出了一个很有洞见的观点。他说，设计理念上的差异导致他和苹果不太擅长与其他公司合作。“因为我和沃兹是在自己完成了全套工程后，以此为基础创办了苹果，所以我们不太擅长与人合作。我觉得，如果苹果的基因里能多一点儿合作精神，一定可以把公司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