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 21世纪的Mac：苹果脱颖而出

蛤蜊、冰块和向日葵

自1998年推出iMac以来，乔布斯和艾夫就一直把别出心裁的外观设计作为苹果电脑的招牌，先后推出了一款形似橘色蛤蜊的消费类笔记本电脑和一款宛如禅意冰块的专业台式电脑。然而，一些产品设计就像压箱底的喇叭裤，虽然买的时候颇为时髦，但后来回头看却难再入法眼。这些产品体现了他们对设计的热爱，虽然有时玩儿得稍显过火，但也正因如此，苹果才能独树一帜，赢得关注，在以Windows电脑为主流的世界中存活下来。

1999年，乔布斯展示iBook

苹果在2000年发布了Power Mac G4 Cube。这款台式机的外观设计独特迷人，最后甚至被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收为典藏品。G4 Cube是一个边长20厘米的完美立方体，只有面巾纸盒那么大，是乔布斯美学观点的极致表达。这款电脑的高级之处在于其极简主义风格。电脑表面上没有任何按钮，也没有CD托盘，只有一个隐秘的CD插槽。和最初的Mac一样，G4Cube也没有散热风扇。这款电脑体现了纯粹的禅意。乔布斯告诉《新闻周刊》：“看到外观设计如此周到贴心的东西时，你会忍不住说：‘哇，里面一定同样细致入微。’我们在精益求精，化繁为简，不断改进产品。”

G4 Cube造型极简，似乎在炫耀自己的低调。虽然该电脑功能强大，但最终却没有赢得市场。G4 Cube最初的定位是一款高端台式机，但乔布斯却一如往常地想要把它也打入大众市场。结果它在两个市场都不讨好。职场的专业人士并不想在办公桌上摆放一台珠宝盒般的雕塑，而大众市场的消费者也不愿意花两倍于普通台式机的价钱买它。乔布斯本来预测G4 Cube的季度销量在20万台，但上市后的首个季度，电脑销量只达到预期的一半。接下来的一个季度，销量还不到3万台。乔布斯后来承认，G4 Cube设计过度、定价过高，他犯了类似NeXT电脑的错误。但他逐渐吸取了教训。在打造iPod等产品时，他已经学会控制成本、做出必要的权衡，使其能在预算范围内按照既定时间上市。

苹果2000年9月发布的营收数据不及市场预期，其部分原因是G4 Cube销量不佳。当时正值科技泡沫破灭，苹果在教育市场的份额也处于下滑状态。苹果的股价一度维持在60美元以上，却在一天之内大跌50%；到12月初，股价已低于15美元。

但这些都没有阻止乔布斯继续推动独具匠心甚至喧宾夺主的新设计。当平板显示器开始商业化投产后，乔布斯认为是时候推出新产品以取代iMac了——iMac就是那款半透明的消费类台式电脑，看起来就像一个来自动画片《杰森一家》的卡通人物。艾夫设计出一款较为传统的模型，把电脑主机集中在平板显示器的背面。但乔布斯并不喜欢。乔布斯立刻踩下刹车，开始重新思考——这是他在皮克斯和苹果的一贯做法。他认为当前的设计少了一点儿纯粹感。他对艾夫说：“如果要把这一堆东西都塞在显示器后面，那用平板显示器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应该让每个元素都忠实于它的本质。”

那一天，乔布斯早早下班回家，想要好好思考一下这个问题。然后，他给艾夫打了电话把艾夫也叫到家里，两个人一起去花园里散步。当时，乔布斯的妻子在花园里种了很多向日葵，她回忆说：“我每年都会尝试在花园里种一些不同的东西。那年我种了几大片向日葵，还给孩子们做了一个向日葵屋。乔尼和史蒂夫在花园里讨论着电脑设计的问题，乔尼突然问：‘我们为什么不参照向日葵的样子，把显示器和底座分开？’他说着就兴奋起来，马上开始画草图。”艾夫喜欢做有内涵的设计，他发现，向日葵的造型可以让平板显示器呈现出一种流畅灵动、反应迅速的感觉，仿佛可以随时迎着太阳转动。

艾夫新设计的Mac是把显示器放在一个可以转动的铬合金支架上，整台电脑看上去不仅像一朵向日葵，也会让人联想到卢克索灯，也就是拉塞特在皮克斯制作的第一部短片《顽皮跳跳灯》里那盏淘气的小灯。苹果为这一设计申请了多项专利，大多数都是以艾夫为主要发明者，但关于其中“由可活动组件连接到平板显示器的电脑主机系统”的专利，乔布斯则将自己列为主要发明者。

事后看来，苹果Mac的一些设计可能有点儿过于花哨。但在当时，其他电脑制造商却都处于另一个极端。电脑行业总会令人联想到创新，但实际上，当时的行业里却充斥着设计粗糙、千篇一律的机箱。戴尔、康柏和惠普等公司也尝试推陈出新，例如给电脑加点儿颜色或换个造型，但都以失败告终，于是这些公司纷纷将产品制造外包出去，通过价格战提高销量，这样一来，电脑就变成了高度规格化的产品。而苹果却凭借活泼的设计及iTunes和iMovie等开创性的应用程序，成为唯一一家不断创新的公司。

英特尔芯片

苹果的创新并不止于表面功夫。1994年以来，苹果一直在使用IBM和摩托罗拉共同研发的PowerPC微处理器。多年来，PowerPC的处理速度一直超越英特尔的芯片，苹果也曾多次以此为主题，推出诙谐的广告。然而，在乔布斯重返苹果时，摩托罗拉的新版本芯片研发进度已经落后。乔布斯和摩托罗拉的首席执行官克里斯·高尔文（Chris Galvin）因此产生了激烈冲突。1997年，乔布斯回归苹果后不久，就决定停止把Mac操作系统授权给兼容机制造商。乔布斯当时告诉高尔文，自己可以考虑为摩托罗拉的兼容机StarMax Mac破例，但前提是摩托罗拉要加快开发用于笔记本电脑的新PowerPC芯片。两个人在电话中越说越激动。乔布斯指责摩托罗拉的芯片烂得要命，而同样是暴脾气的高尔文也厉声反驳。乔布斯一怒之下挂了他的电话。随后，摩托罗拉停止生产StarMax电脑，乔布斯则开始秘密计划将苹果电脑中使用的PowerPC芯片换成英特尔的芯片。更换芯片可不是一个小工程，事实上，其复杂程度相当于重新编写整个操作系统。

乔布斯并没有向苹果董事会让渡任何实权，但他会利用董事会召开内部机密会议，充分讨论各种想法，对不同战略进行思考。他经常站在白板面前，带领大家自由讨论。关于是否要换到英特尔架构的问题，董事会前后讨论了一年半。董事会成员阿特·莱文森回忆说：“我们争论不休，问了很多问题，最后我们都认为这是必要之举。”

当时的英特尔总裁，也就是后来的英特尔首席执行官保罗·欧德宁，开始与乔布斯秘密接触。他们是在乔布斯苦苦维系NeXT期间逐渐熟络起来的。欧德宁后来说：“在那段时期，他的傲慢暂时有所收敛。”欧德宁待人冷静，又不乏幽默。21世纪初，他跟重返苹果的乔布斯打交道时发现，“这个人旧态复萌，脾气和活力都再度迸发，不再像之前那么谦虚了”。但乔布斯的转变并没有让欧德宁心生反感，反而让欧德宁觉得很有意思。英特尔与很多电脑制造商都有合作，但乔布斯想拿到比其他人更低的价格。欧德宁说：“我们必须找到一些特别的方法来解决价格上的分歧。”他们大多数的谈判都是在漫长的散步中完成的，这是乔布斯喜欢的方式。有时他们会沿着小路，一直走到斯坦福校园后方一座被称为“盘子”（the Dish）的射电望远镜附近。乔布斯通常会用一个故事作为开场，然后大谈特谈自己对电脑发展史的看法。等到散步快结束时，他就已经进入讨价还价的环节。

欧德宁说：“在安迪·格鲁夫和克雷格·巴雷特（Craig Barrett）掌管英特尔的时代，公司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强硬的合作伙伴，但我想让大家知道，英特尔是一家很好合作的公司。”因此，英特尔派出精英团队与苹果合作，提前6个月就完成了芯片替换任务。乔布斯邀请欧德宁参加了苹果当年的精英100度假会议，欧德宁穿着英特尔著名的实验室防尘衣，看上去就像一个兔宝宝，上台后给了乔布斯一个大大的拥抱。2005年，苹果和英特尔就合作举办了一场发布会，一向矜持的欧德宁再次穿着一身白色实验室防尘服上场。他们身后的大屏幕上闪烁着“苹果和英特尔终于在一起了”的字样。

比尔·盖茨对此感到十分诧异。他觉得设计出花里胡哨的彩色外壳没什么了不起，但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换掉电脑核心的中央处理器（CPU），还能按时无缝完成，实属壮举，让他心服口服。多年后，当我问盖茨如何看待乔布斯的成就时，盖茨告诉我：“如果你说，‘好，现在我们要把我们的微处理器芯片替换掉，而且中间不能有半点儿差错’。这听起来就像天方夜谭，但他们竟然真的做到了。”

期权

乔布斯的一大怪异之处是他对金钱的态度。当他在1997年重返苹果时，他把自己塑造成每年只拿一美元工资、一心为了公司的利益服务而不追求一己私利的人。然而，他同时又非常推崇巨额期权激励政策（即以预设的价格购买苹果股票的权力）——期权不受常规的薪酬惯例限制，无须经过董事委员会的审查和业绩考核。

2000年初，乔布斯拿掉了头衔中的“临时”字样，正式担任苹果的首席执行官。当时，埃德·伍拉德和董事会提议赠予他一大笔期权（外加一架私人飞机）。乔布斯此前为自己打造了一个视金钱如粪土的形象，而此时竟然要求得到远高于董事会提议的期权数，让伍拉德着实感到震惊。但就在乔布斯拿到期权后不久，这场算计却化为泡影。2000年9月，由于G4 Cube的销量不及预期，加上互联网泡沫的破灭，苹果股价大跌，期权也变得一钱不值。

雪上加霜的是，《财富》杂志2001年6月刊以封面文章报道了首席执行官薪酬过高的问题，文章标题为“天价首席执行官：窃薪大盗”。杂志封面上是一张乔布斯的大头照，照片上的他一副沾沾自喜的样子。虽然他的期权的执行价格已经远远高于当时苹果股票的市价，但按照技术评估方法（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估值法），期权授予时的估值依旧高达8.72亿美元。《财富》杂志宣称这是“迄今为止”最高的首席执行官薪酬待遇。这真是天大的悲剧：乔布斯在苹果呕心沥血4年时间，让公司起死回生，几乎分文未取，而现在却被刻画成贪婪的首席执行官的代表人物。这篇报道让他看起来像个伪君子，严重伤害了他的形象。他给《财富》杂志的编辑写了一封言辞尖锐的信，强调他的期权实际上“形同废纸”，并提出，既然《财富》杂志说他的期权价值8.72亿美元，他愿意打五折把期权卖给杂志。

与此同时，因为现在持有的期权已经价值全无，乔布斯希望董事会再给他一大笔期权。他坚称，他之所以想要期权，并不是为了发财，而是为了让自己的贡献得到应有的认可——他对董事会是这么说的，可能也是这么告诉自己的。后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苹果期权问题展开调查，乔布斯在证言中说道：“这跟钱没有太大关系，每个人都想要得到同僚的认可……我当时觉得董事会并没有真正认可我做出的贡献。”他认为，既然苹果的股价已经大大低于他的期权价格，董事会不应该等他自己开口，而应该主动向他提供新的期权。“我认为我的工作做得很好。如果当时董事会主动给我期权，我心里会舒服很多。”

乔布斯钦点的董事会成员自然对乔布斯宠爱有加。2001年8月，董事会决定再给他一笔巨额期权。当时，苹果的股价刚跌破18美元。但问题是，乔布斯很担心自己的形象会因此受损，尤其是在《财富》杂志刊登了那篇报道之后。他表示，除非董事会同时取消他的旧期权，否则他不会接受新期权。但这一做法会在财务上产生不利影响，因为这等于是对旧期权进行重新定价，会影响当期盈利。避免这种“会计变动”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在新期权被授予后，至少等6个月再取消旧期权。此外，乔布斯也开始就自己能多快拿到新的期权，跟董事会讨价还价。

一直到2001年12月中旬，乔布斯才终于同意接受新的期权，并勇敢等待了6个月才取消了旧期权。但苹果当时的股价（计算了分股影响后）已经上涨了3美元，达到21美元左右。如果新期权的执行价格被设定在21美元的新水平上，每股期权的价值就会减少3美元。因此，苹果的法律顾问南希·海宁（Nancy Heinen）查看了最近的股票价格，帮忙选定了10月某一天18.3美元的股价为基准。她还批准了一套会议记录，据称该记录显示董事会是在10月的这一天批准了期权。而对乔布斯而言，仅期权日期回溯操作的价值就可能高达2000万美元。

乔布斯又一次在分文未赚的情况下遭到了媒体的恶评。苹果的股价不断下跌，到2003年3月，连新期权也都泡汤了，乔布斯索性把期权直接换成了价值7500万美元的股票，这相当于他从1997年回归苹果到2006年持有期结束，每年从苹果获得了830万美元左右的报酬。

这一切本来不会产生太大影响，但在2006年，《华尔街日报》推出了关于期权回溯的系列报道，引发了巨大争议。虽然该报道中并未提及苹果，但苹果董事会还是专门组建了一个三人委员会来开展内部调查，这三个人分别是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谷歌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曾在IBM和克莱斯勒担任首席财务官的杰里·约克。戈尔回忆说：“我们一开始就决定，如果史蒂夫有错，我们一定会秉公处理。”委员会发现乔布斯和其他高管存在一些违规行为，并立即将调查结果提交给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报告称，乔布斯对期权回溯行为是知情的，但他自始至终未从中获得经济利益。（迪士尼的一个董事委员会也发现，在乔布斯管理下的皮克斯公司也发生过类似的期权回溯行为。）

回溯操作的相关法规相当模糊，而且苹果的确没有人从这些可疑的授予日期中获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花了8个月调查此事，于2007年4月宣布不对苹果提起诉讼，“部分原因是苹果在本委员会的调查过程中，提供了迅速、全面、出色的合作，进行了及时快速的自我报告”。尽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发现乔布斯事先知道回溯操作的情况，但最终认定他并无任何不当行为，因为他“并不了解此事会造成的会计影响”。

不过，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当时担任董事的苹果前首席财务官弗雷德·安德森和法律顾问南希·海宁提起了投诉。安德森是一名退役的空军上尉，下巴方方正正，为人极度正直，他在苹果有一种睿智而沉稳的影响力，以能控制住乔布斯的脾气而闻名。他因另一批期权的文书工作（与乔布斯的期权无关）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认定为负有所谓的“失职”责任，但证券交易委员会仍然允许他继续在苹果公司董事会任职。不过，他最终还是从苹果董事会辞职了。

安德森认为自己被当成了替罪羊。在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达成和解时，他的律师发表了一份声明，将部分责任归咎于乔布斯。声明中说，安德森曾“提醒乔布斯先生，高管团队的期权必须以董事会实际批准当日的价格为执行价格，否则可能会带来会计费用”，而乔布斯却回答说“董事会事先批准了”。

海宁最初对于针对她的指控予以反驳，但最终也以和解收场。她支付了220万美元的罚款，而没有承认或否认任何不当行为。同样，苹果也在一项股东诉讼中达成和解协议，同意支付1400万美元的赔偿金。

《纽约时报》的乔·诺塞拉撰文指出：“这些问题本可以避免，但之所以会接二连三地出现，是因为某人太在意自己的形象了，这种情况实属罕见。不过话说回来，毕竟他是乔布斯。”乔布斯蔑视规则和条例，他营造的风气让海宁这样的人很难违背他的意愿。有时，他会展现出伟大的创造力，但他周围的人可能会因此付出代价。特别是在薪酬问题上，因为难以抗拒和违背他的奇思妙想，导致一些好人也犯了严重的错误。

薪酬问题在某些方面与乔布斯的停车怪癖遥相呼应。他拒绝特权，不肯接受首席执行官专用车位，但却肆无忌惮地把车停在残疾人车位上。他希望别人眼中的自己（甚至自己眼中的自己）是一个愿意每年只拿一美元工资的人，但他又希望董事会能主动送上巨额期权。他从一个反主流文化叛逆者变成了企业家、生意人，内心深处的矛盾交织激荡，但他始终相信自己不是一个出卖灵魂、唯利是图的人，始终希望自己通过内在启迪和心灵感悟（而不是财富）开启人生和事业的巅峰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