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特
回想起来，我遇见她，是一场奇妙的意外，也是天命的安排。人到中年，往往变得迷信，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天定，以此来洗脱自己的责任。此刻，夜深了，窗外下着雨，我独自坐在桌前，将手指放在桌面上，触感凉而光滑，像在摸一张平静的脸，她躺在那里，永远地离开了。
那天，我和一些人站在一起，大家排成队，绕着她走成圆圈，哀乐和着脚步的节奏，像一场静默的演出。在这些面带肃穆的人里，我知道有人恨她、嘲笑她，也有人爱她、羡慕她，毕竟她那么年轻，那么美。如果不是这场意外，她会健康快乐地活到老，活到我现在的年纪，眼角生出皱纹，笑起来依然带着梨涡。
我看见她的母亲被两个穿黑衣的亲戚搀着。紫色的外套，黄色的鞋子，她是母亲，是丧事的主角，她不需要用穿着来证明自己的哀伤。到此刻她已经停止了流泪，眼中盛着一种空洞，使空洞也有了形质，她站在那里，仿佛不是活人，而是悲哀投下的一片暗影，模糊了她的五官与四肢。我认得出，那是她，是她老去后的样子。隔着二十年的时间，她站在自己的丧礼上望着我，是我一生也摆脱不了的噩梦。
第一次见到她，是一个普通的日子。四月，天气晴朗，公司顶楼的会议室开着一扇窗，女秘书送进两杯咖啡，给我和另一位面试官。我们喝着咖啡，猝不及防地，她走进来了，牛仔裤，米白色的T恤，背着一只黄色的双肩包，一瓶奶茶放在包侧面的口袋里。她戴着眼镜，头发扎起来，白色的运动鞋很干净。我对穿白色的女孩有一种特别的好感，当然，也可能因为那是她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她就是她，有时候，她又变得不是她，而是一种经过提炼的形象，像哲学家经常谈论的所谓的人的存在本身，理想的形象，就像古希腊的雕塑。渐渐地，桃子在我的记忆里，变成了一个完美而标准的模样，刻在人类远古的洞穴里，隔着熊熊篝火，她对着我微笑，就像第一次见面时的样子。
她是第十一名面试者，手里拿着填好的表格，脸上带着浅淡而拘谨的微笑，那是一种无意识的胆怯与讨好，也可能是出于一种脆弱的骄傲。刚毕业的名校学生，往往有种莫名的自大，需要打击，也需要培养。她前额的头发垂落下来，让人想起初春返青的柳条。我的同事接过她递来的表格，扫了一眼，就开始例行提问。
“你在出版社实习过？”
她回答“是”，接着去翻双肩包，似乎想拿作品一类的东西出来，被紧接而来的第二个问题打断了。
“你对我们公司有什么了解？”
在她的语气里，有一种假装出来的生涩与诚恳，语速很慢，字斟句酌。然而她的眼神却不闪烁，始终直视着我们，这使得她的表演效果打了折扣，在谦虚的外表下，充溢着一种强烈的自信。美丽的姑娘，经常有这种隐隐的气势，那是常年被人追求而积攒出来的风流。她知道自己很美。
人事部的同事问完了常规的问题，向我点头示意，该轮到我了。这一次，她拿出作品，递给了我。她画得很好，是那种普通的、庸俗的、没有天分的好。我微笑着看完，断定她不是个有天分的画手，却恰好是职场中需要的那一种。她会努力、会听话，因为天资受限而机会不多，我不确定她是否明白这一点。近视镜片后面，她的眼睛闪闪发亮。摘掉眼镜她会更美。
面试结束了，她的脚步声消失在走廊中，我喝掉了最后一滴咖啡。不错，这是个漂亮有趣的姑娘，然而再漂亮也不过如此。在北京，这样的年轻女孩一抓一大把，她们来自天南海北，穿梭在校园、街道、电影院、餐厅、图书馆、地铁站，空有青春，囊中羞涩。她们是这城市中的花，是所有男人恋慕的对象，她们的形象出现在电视广告、杂志内页和街道上无处不在的LED屏幕里。这些可爱又可恨的年轻姑娘，当我走在泥泞的土路上，书包里揣着馒头和咸菜当作午饭，一天来回十几公里去上中学的时候，她们才刚刚出生。
说来奇怪，这一代的年轻人，他们的条件比我小时候要好得多，他们从小就可以学画画，学音乐，学跳舞，学一切人类几千年习得的才艺精华，最后，经过如此多的训练，背负着无数殷切期望，他们依然长成了平庸的样子，拼尽全力追逐着一点活命的资本。在大好的青春年华，他们谈论吃的、穿的、电影明星、房租价格、换工作、涨薪水，等不及谈恋爱就急着相亲结婚，把饭碗和房子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任由年华匆匆流过，自己还浑然不觉。这种提前老化的年轻人一点也激不起我的羡慕之心。可是她不一样，只消一眼我就知道，她正当青春。
她来得这么巧，又这么不巧，刚好站在我的面前。在办公楼的电梯里，我照见自己的形影：啤酒肚还没有长起来，四肢依然紧实有力。她的头顶只到我的肩膀，深蓝色的丝绒发箍让她看起来像个乖巧的小女孩。她双手紧握着一只长款女式钱包，这可能要花费她半个月的工资。我想象着她在柜台前左右迟疑，狠下心付款，而我老婆买起这些东西来眼都不眨。我是做广告的，对这个商品社会中的各种价格和消费人群，有充分的了解。
桃子入职的第三天，我借着欢迎新伙伴的理由，带她去吃午饭。她一个，我一个，真是个妙局。我带她去了一家我常去吃夜宵的日式餐厅。晚上加班后经常一个人来这儿喝两杯，老板几乎没在白天见过我，我也没在白天见过他。他坐在两片青布门帘后头，看见我，眼神中透出一丝讶异。我喜欢这间店里头暗沉沉的色调，正午时分，也像走进一片夜晚。
餐厅里头清凉宁静，只有寥寥几桌客人。我们的话题从公司的情况，渐渐转向各自的过往。她说起她小时候学画的往事，被父母逼着、打着，不得不去画，慢慢地，被迫变成了习惯，习惯变成了爱好，爱好最后成了特长，成了她今天吃饭的家伙。她问我是不是学美术出身的，我说是的。刚毕业那会儿，我在公园里给人画像，赚几个零花钱。
“那可真酷。”她说。她没有往下深究的意思。对我的人生，她一无所知。
我跟她讲起十几年前，我从美术系毕业，生活无着，在中关村的一间电脑店里打工。老板是我的一个远房表哥，店里生意清淡，但也能维持下去。只有周末我稍微忙一点，帮人攒个电脑，修理故障，卖个鼠标键盘。在中关村，像我这样的小伙子，有成百上千个。现在中关村的电脑店都关门了，他们去哪儿了？谁知道。
没有生意上门的时候，我就缩在店里的一把塑料椅上画画。你知道吗？我小时候家里穷，高中之前没接触过美术，没那个条件，不像你们，可是我真的爱画。有本小说叫《月亮与六便士》，你看过吗？没有？那你应该去看看，那里面提到的画家，就是我这样的人。我们都是狂热的爱好者。
“其实，我看过您的作品，”她说，试图把话题拉回工作，“博爱内衣的广告，还有那个香水，背景是橙色的星空，我都看过。您设计的真的很好，我觉得，很有灵气，很不，很不一样。”
我笑着听她笨拙地恭维我，想给老板留下好印象。吃完饭，我结了账，带她离开，回到我们的写字楼里。她的工位上放着一只小小的毛绒熊，是人事部送给新人的礼物。粉色的小熊咧开嘴笑着，仿佛世间的荒谬都含在它微张的黑色小嘴里。我走进茶水间去等一杯咖啡。
办公室楼下的那条街，这几年拆了又建。道路拓宽了，楼房长得更高，风景已经大不相同。有时候，从这里望下去，难免感叹世界变得这么快，年轻人又这么多，不得不承认自己老了。这简直不是时间将人变老，而是新的话语、新的风尚、新的建筑和层出不穷的新名词将人催得老了。我妻子今年四十岁，苗条清秀，保养得宜，与十几年前谈恋爱时比起来，几乎没有差别，而我清楚地知道她心怀不安。她越来越多地买衣服、首饰、化妆品，数不清的鞋子和包，变成了广告商最喜欢的那类人，被各种消费观念彻底洗脑的产物。这几年她不停地买买买，唯恐追不上什么，落下了什么，仿佛将自己埋没在一大堆衣服鞋帽里就能留住青春。或者仅仅是因为无聊，中年女人的烦闷和无聊，藏在她依然美丽的皮相之下，我察觉得到。
每天晚上，她要敷着面膜入睡，我厌烦那种味道，混合着某种水生植物和石油提炼品的味道。月光斜照，半透明的无纺布勾勒出她的脸型，标准的、可爱的、温顺的那一张脸，我曾经无数次地贴上去轻吻。如今，她合上眼睛，我背过身去。一道由时间掘出来的鸿沟横亘在我们中间。起初并不是这样的，我真心爱过她。
可是现在，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她仍然是我最亲近的女人，我妈去世之后，素莹便取代了母亲的位置，将我照顾得无微不至。她温柔和顺，长得也不错，做一手好菜，看肥皂剧的时候将电视音量调到不能再低，以免打扰我在书房里加班，凡此种种，十分乖巧。除了做饭之外，她最大的爱好是购物，买衣服、鞋子和各种各样七零八碎的女人玩意儿。幸好她不爱给我买东西，怎么说呢，我和她的眼光不太一样，品味这东西真的很难讲。当然，放在十几年的婚姻里，这不过是个小小的瑕疵。
现在，我仍然爱着素莹，像爱母亲，爱姐妹，或者是爱祖国的那种爱。我们没有孩子，为这曾经折腾了好几年，各种医院、各种手段。她怕痛，取卵的疼痛她受不了，而且，“感觉丧失了尊严”，她说，她不想再去尝试。在家，她加倍地对我好。
我母亲直到去世，也没抱上她盼望的孙子。自那以后，我们不再谈论有关孩子的话题，也不再努力，生活一下子变得轻松了好多。没过多久，我又升职了，薪水是我老婆的五倍，如果有了孩子，她随时可以辞职回家当太太。不过，现在这样也挺好，我们各有各的生活、工作和爱好，彼此理解，很少干涉对方，对于四十多岁的中年夫妻来说，这状态近乎理想。
我将喝空的纸杯扔进垃圾桶。经过她的工位时，她正在描一张图，头发没有扎，散在背上，一边画一边跟旁边的一个年轻男生说话。看来她已经迅速地适应了新环境，不像面试时那么拘束了。
临近下班时，我从公司内部的即时通信系统上发信息给她，让她到我办公室来。我的办公室在顶层，风景绝佳。她来了，拎着一只白色的手提包，风衣穿得整整齐齐，带子系在腰间，头发重新束起来，前额光溜溜地毫发不挡。她走进来，门在身后敞开着，楼道与窗户之间的空气对流，形成一阵疾风。这就是春天的北京，温暖，多风，渐渐地燥热起来。
我们谈了一会儿不相干的事情，一边谈着，我关上了门和窗。她觉得在这儿上班挺好，同事挺好，老板挺好，待遇嘛，她狡猾地笑了，暂时也挺好，所有这些都不是我这个级别的人应该对她表示关心的问题，她都一一回答了。时间拖延到六点，话题仍然散漫、没有焦点，我表示要送她回家。
她住在一处很旧的居民区里，卖水果的推车堵住大门，车开不进去，我停在街上，她道了谢，应该下车。事实上她迟疑了几秒，似乎想说什么而没说，这又证实了我的猜测：她明白了我在想什么，她也在考虑，如何优雅地接受或者得体地拒绝。这就行了，我不担心失败，历次的经历证明，只要没有表错情，女人，尤其是未经世事的年轻女人，大部分都会屈服。我料事一向有准头。
汽车发动起来，缓缓地融入车流。我从后视镜里瞥见自己的面容，四十二岁，不算太老，依然是一个男人的好年华。下班时间，行进的速度很慢，有时候我反而感谢堵车，它让我独自待在车里的时间名正言顺地变长了。我每天回家吃晚饭，这是和谐夫妻之间的一种默契。平时，到了彼此的生日和结婚纪念日，我们都会出去短途旅行，到郊外的度假村里过一夜。她会认真地打扮，带上她的真丝吊带睡衣，有时候带一瓶酒，两只特意从家里带去的酒杯。素莹家境好，很懂得生活情趣，也愿意维护婚姻，对这些我非常感激。尽管她那件真丝睡衣的粉红色太明亮了，显得俗气，我也从来不说。
地下车库里有种特别的阴凉，很舒服。我不想上楼，想在清爽中带着点潮味的空气中多待一会儿，好像在海边，独自一人，谁都不必相见。这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当然我得回家，生活就是这样支撑着过下去的。她在厨房里忙碌着，两个菜已经上桌，静静地散发热气，一盘深红的木瓜肉上插着尖利的牙签。
我们吃饭时很少聊天，食不言寝不语，我想老夫子的夫妻关系恐怕不会好。我只顾着沉浸在饭菜的美味中。素莹很会做菜，只要没有特别的应酬，我都会回家吃晚饭。饭后，她会打开电视，每天看不同的综艺节目，真心实意地笑出声来。这时候，我往往走进书房，打开电脑，浏览一些无用的新闻网页。我已经很久不用加班了。近两年公司的业务不太景气，做广告这个行业，怎么说呢，因为跟不上潮流而落伍，不过是一眨眼的事。能干的人走了很多，补上来的几乎都是便宜的应届生，就像桃子，薪水不高，勤劳听话。
自从结婚后，我就在这家公司工作，是因为素莹哥哥的关系。他比素莹大七岁，大学毕业后先当了两年公务员，后来觉得工作沉闷无聊，辞职创业去做广告，一步步地越做越大，到现在，公司已经是业内知名的本土企业。关于他的创业过程，素莹也语焉不详。我猜背后一定有些不可告人的事，第一桶金，怎么可能清白？不管怎样，他对我很不错，当时我只是个新进公司的平面设计师，阴差阳错地认识了老板的妹妹，就此平步青云。从前年开始，他带着老婆孩子移民美国，常年在那边逍遥，公司的事务，大部分由我和另外一个合伙人来负责。眼下已经到了第三季度，业务状况很不乐观，年初定下的目标不可能完成了。
说实话，我根本不是做管理的料。他喜欢我，因为我画得好，用他的话说，很有才华嘛；而他信任我，完全因为我是亲戚，无论哪一条都证明不了我能管好一家企业。对我来说，我宁愿早起坐在阳台上画几张素描，也不愿意走进办公室被人叫秦总或者David。这与当年那个缩在电脑店里偷偷画画的家伙完全不是同一个人，而那个年轻人早已消逝在时间里。有时候，我完全忘了他，有时候，却又急迫地想把他找回来。
我坐在书房里，这里曾经兼做我的画室，如今一点痕迹也没有了。书柜里满是经营管理类的书籍，大部分我都没读过，甚至连塑封的外皮都没拆开。还有一小部分，是我曾经心爱的画册，油画、素描、人物、民居，有些是从旧书摊上收来的，有些是花高价从国外的网站上订购的。不管从哪儿来的，如今它们都龟缩一隅，整齐地堆放在开放式书架的最底层，静静地蒙尘。
我离开高大的扶手椅，走过去蹲下，从里面抽出最厚的一本。这是一本抽象画集，我对抽象画本来没什么兴趣，完全是因为闲逛无聊，才从学校附近一个艺术园区的地摊上买下了它。在一个五月的傍晚，夹着它茫然地走回大学的寝室，这些年从来没有认真看过。此刻我打开书，从一页页驳杂的色彩之间跃过，像一只袋鼠轻快地跃过秋天的荒原。最终，我停下来，眼前是一张没画完的素描——各处都完成了，只有双眼空空。这张脸曾经在我的脑海中凭空浮现，是在一场梦或者哪一次偶遇之后，我心血来潮将它画了出来，到最后，我忽然卡住了，卡在她的眼睛上。
很长时间过去了，也许有七八年那么久，我画不出她的眼睛。这件事渐渐成了一个心结，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不紧迫，不必要，但它始终横亘在那里，像急流中的一块顽石、一截枯木，是视野中的障碍，也是记忆中的空白。总之这画中的女子所缺的那双眼睛，因其不存在，而成为百般空虚的来处。
我尝试过很多次，无论如何都不对劲，只要一动笔就是错，线条总是指向错误的的终点，无法重现幻境中那种真实。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从来没能越过这道关卡，似乎在猜一则谜面有误的谜语，怎么也得不到答案。最终我放弃了，将它夹进这本从来不看的书里，封存起来。两天后，我和素莹举行了婚礼。
我和素莹的生活，要是硬说不幸，那实在是有点矫情。我们不为钱发愁，对于过去的我来说，这是不敢想的奢望。经济宽裕是世界上最好的事，它能够带来自由，比如说，我常常和年轻女孩约会——酒店，礼物，甚至一起旅行，而这类花费只占收入的很少一部分，根本不会使妻子发觉。她有一些公司的股份，是她哥哥在我们结婚前送给她的，算是贺礼，而她从来不关心这些东西到底价值几何，也不管我的收入和开支。每次结束一场艳遇，我都会买礼物送给妻子，她从来不问为什么，只是很高兴地收下，第二天就拿出来用或者戴在身上。我和她之间，有一种暗暗的不必言说的默契，日子像清溪一般轻快无痕地流过。有首诗里说“至亲至疏夫妻”，我与素莹之间大概就是这样的状态。
只花了几分钟，我就完成了这幅画，那对新添上的眼睛定定地望向无可名状的深处，带着一点青春的野火，使整个画面带着某种热烈的气息。线条始终柔和，纸背却像要燃烧起来。我手指发烫，将这张纸放回原处，轻轻合上书页。
桃子说：我喜欢这张画。在一家郊外山区的温泉旅馆里，远离闹市，是个清静度假的去处。我约她来这儿，用的是一种相当强势无礼的语气，不容她拒绝。我以我的职位、年龄、资历和其他一切加强男性威严的东西向她施压，比如那辆宽大铮亮的奔驰轿车、昂贵的手表和日本工匠手工打磨的玳瑁眼镜框。这些奢侈物件所形成的周身气场，有时候连我自己都被唬了一大跳，认不出秦总究竟是谁。
她来了，刻意打扮过。自她伸手拉开车门，躬身钻进来的那一刻起，我确定她已经上了钩。香水是从未用过的新型号，一种带着水果味道的甜蜜幽香，是我前几天买给她的礼物。“每个新员工都有”，我对她说，她笑着收下。
桃子坐在副驾驶位上，头发柔顺地披散，垂着眼睛，没戴眼镜，鼻子如同缓缓起伏的春山。我往CD机里塞进一张碟片，前奏刚刚响起，马上又将它弹了出来。这首歌其实应情应景，只是我觉得气氛来得过早而且过于直白。不，这不符合节奏，这种游戏有着固定的节拍和规律，像音乐一样，速度要合宜，不能操之过急。
交通广播的两位主持人有着毫不做作的愉快气息，不停地插科打诨，动不动就笑成一团，衬得我跟她格外寂静。汽车驶离城市，青山渐渐包围过来，她没话找话，说起一件不相干的工作中的事，被我打断了。我问她：“你今年多大？”
“二十三。”她说，眼睛望向窗外，带着一点刻意的羞赧。我试着回想自己的二十三岁，得到的只是某种粗浅朦胧的印象，一束日光，一片夜色，一串脚步，逆着人流穿行，心中惶然无措。
“我跟你说过没有？我刚毕业的时候，在一家电脑店里打工。”我说，“没事的时候，去公园给人画肖像，挣不到几个钱，不过日子过得挺快活。”
“没说过。”她说，“后来呢？”
后来，后来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事实是，我的前半生都没什么可说的，谈恋爱，结婚，大舅子平步青云，顺带拉了我一把。前几年赶上行业的好时候，公司的进展很顺利，现在嘛，你也知道，大家勉强度日而已。
她认真听着这些废话，时间在客客气气的暧昧中流过。两个小时后，我们到了酒店，这是一间新开的温泉酒店，前台姑娘的办公桌上插着一瓶鲜翠的绿萝，她面带职业性的微笑，双手递过房卡。
进入房间之后，我们先喝酒。她才二十三岁，没什么过去可聊，所以话都是我在说。说来奇怪，明明是新相识，却忍不住地想要叙旧。我说起了我的家乡，一个偏远无名的小乡村，我家东面的山，南面的河，连绵不尽的稻田与安静的牛。我从那里走出来，高中才开始接触绘画，老师说我很有天资。这些夸奖让我的单亲母亲受宠若惊，一定要让我去专攻绘画，她以为儿子的金光大道就在眼前。而我上了大学才知道，所谓“有天赋”的人多如牛毛，根本不值一提。
我依然画得不错，不比谁差，然而也不比谁更好。没过多久，我就明白将来要在这座城市里谋生只靠画笔究竟有多难。这些茫然和纠结不能说给母亲听，她既听不进，也听不懂，她沉浸在儿子必将有出息的泡沫幻景里，过着眼前紧巴巴的生活，我不忍心戳破。
她的杯子空了，我帮她倒满。这红酒是素莹的哥哥从美国带回来的，来自一位著名电影导演的私人酒庄，素莹告诉哥哥我喜欢这位导演的作品。这兄妹俩，对我真的很好。我怀着感激的心情与她碰杯，对婚前的恋爱避而不谈。她站起来，走到窗前，感叹风景真美。我绕到她身后，将酒杯放在松木制的飘窗上，然后抱住她的身体。
她的吻像一口深井，幽暗深沉，仿佛藏着水晶宫殿。厚厚的棉质床单柔软如云，衣服像蜕皮似的滑下，我和她似乎已经熟识了千百次，如果幻想也能作数的话。她咕哝着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也根本无法听清，耳边有风雷在轰鸣。桃子是不同的，与每一次、每个人都不同，我几乎动了真心，至少在这一刻，我是有点爱她的。她像一只刚出洞穴的小动物，在温暖的阳光下，到处闻闻嗅嗅，小心探寻，转眼间已经被我攫住。通常，我的网是用钱织成的，有时候牢固，有时候脆弱不堪。可是今天，偏偏有那么一刻，她的眼神，她的反应，她双臂的拥抱和轻快的呼吸，让我觉得一切并不那么简单。碰巧了，她也许真的爱上了我。
洗过澡后，我们又一起喝酒，两个人用一只玻璃杯。我带来了那张画，她说她很喜欢，以为那画面里是她。我告诉她，那不是，不是任何一个切实存在的人，而是一个理想的幻象，而她只是刚好符合理想的特征而已。听起来像是个哲学问题，她似懂非懂，也不去深究。
此后，我们开始频繁地约会。逢场作戏可以轻易地隐瞒，因为人不动心，就不会露出马脚。可是恋爱不能，尽管我还没老到像一所老房子那样，谈恋爱就像着火似的一触即溃，但是爱情这种事，就像身体里有什么东西在沸腾，滚汤炖在柴火上，而理智只是一层薄薄的盖子。
我不确定素莹知道些什么，或者她在公司里有没有耳目。那段时间我很少去公司，借口在外面见客户。本来，以我的职位，不必向任何人交代行踪，但是我仍然让秘书知道我去了哪里，和谁在一起，编得有鼻子有眼，以防万一。
表面上看，素莹并没有起疑心，但是她的神情态度好像与从前不同了。也许是我想多了，恋爱的人往往过于敏感，偷情的尤其心虚。素莹不是那种大吵大闹的人，她跟她哥哥一样，擅长不动声色地解决问题，而表面上永远水波不兴。她照常做菜，味道更胜从前，而我跟桃子总是中午约会，在酒店或者她租来的小房子里，所以晚饭时候我照常回家，老婆没有理由怀疑我。但是，也许是家里的某件陈设挪了位置，或者她衣服穿得更鲜艳了？总之有什么东西在变，她的话更少了，有时候整晚都在回微信，我忍不住问她：你最近很忙吗？
“嗯。”她抬头看我一眼，“可能比你还忙。”我从沙发上站起来，关掉没人看的电视，拿起睡衣走进浴室，结束了这场还没开始的交谈。无论如何，素莹爱我，从恋爱时开始，就是她在主宰我们的关系。这些年，我们夫妻从未红过脸，谁也不能说这不算恩爱。
至于桃子，我对她的迷恋与日俱增。她不问将来，这是她懂事的地方。对于这段关系，她比我更热烈，更坦然自在。我们开始约会的第二个月，她就辞了职，在家专心等我。当然，我替她支付一切费用，对于我搬家的提议，她很开心地接受了。我不在的时候，她跟着中介去看房子，买家具，重新布置。很快，桃子就从那处老旧的小区搬了出来，搬到公司附近一处新公寓，差不多的面积。公司财务是我提拔上来的人，买房的钱由她帮我从银行倒腾出来。搬家那天，我们在满屋的纸箱和零七碎八的杂物中间做爱，有一种历经劫难，终获新生般的欣喜。
在那儿，我给桃子画了许多肖像。许久不画了，起初，大脑和画布一样空白，毫无头绪，渐渐地，点和线纷至沓来，颜色渐渐淌满。她像一位从浓雾中淡淡浮现的妖女，或坐或躺，有时候清澈活泼，有时候冷漠迷离，这些画中的人物都是她，又都不是她，她是一切灵感的起点，而终点总在意料之外。有一次，桃子抱着我，对我说：“我觉得，虽然我是模特，但是你并没有画我。”
“你觉得我在画谁？”
她笑笑，扬起头继续吻我。在这间小屋里，我们逃避世事，即使白天，窗帘也密密地拉好，像个深邃阴凉的洞穴。我问她，我不在的时候她都做些什么，她说，什么也不做，等你。我抱着她，觉得自己原来这么好，素莹的爱是日常的妻子之爱，而桃子的爱，是情人的天火，将日常生活一把烧成了灰。我知道我的身体、动作、表情，甚至说话的语气都掩藏不住这场恋爱，可素莹偏偏什么都不问。
和谐的状态持续到七月。有一天，桃子告诉我，她怀孕了。
我愣住了，半晌才磕磕巴巴地说：“怎么会呢？”
“第一次，在酒店那次。”她说，“我当时提醒过你，你没听见。”
我在床上坐直了身体，心直往下跌落。本来，一切都可以了无痕迹，可是孩子，有孩子就不同了，孩子会使美妙的恋爱变成实打实的计算、规划、改变，甚至得推翻现有的一切。孩子需要家庭，可我无意与桃子结婚。她是个完美的情人，不是结婚的对象。
我建议她去流产，她没什么表示，只是默默地坐在沙发上，打开一盒苹果汁慢慢地啜饮。我拿着外套和手提包准备离开，头一次感到空气中的尴尬不适，她没有跟我吻别。电梯徐徐地向下沉没。我钻进车里，心里乱糟糟的，仪表盘上的指示灯忽然变得陌生，仿佛它们的含义都消失了。现代的、豪华的、毫无意义的亮光。这辆车是素莹的哥哥送给她的。
不只这辆车，我的整个生活都是别人赠送的礼物。这个念头像一只误闯进房间的蝙蝠，胡乱冲撞，找不到出口，到处都是它凌乱挣扎的黑影。我曾经自信满满，以为凭一支画笔就可以闯荡天下，后来呢，结了婚，顺其自然地有了工作，没怎么吃过苦就步步高升，这些年来，我一直都在得到，失去的只有画画一件事而已。现在，桃子怀孕了，仅凭这一件事就足以摧毁一切，我漫无目的地向前行驶，交通广播聒噪得令人心烦。
在过去的那些艳遇中，我想的是如何摆脱那些女孩，而这一次，我得考虑，如何面对素莹。结婚这么多年，我依然想象不出她听到这个消息时的反应，她不会大哭大闹，也不会发脾气，她会怎样回答？我踏进回家的电梯，脑子依然混沌一团。门开了，她还在厨房里忙着，桌上的红烧排骨飘出香味。我深深地陷进沙发里，闭上眼睛，等素莹来叫我吃晚饭。
今天的晚饭格外丰盛，我想不起是什么特别的日子，也许她只是技痒而已。素莹坐在我对面，一盏挂得低低的亚麻灯吊在我俩中间，吃了几口之后，她说：“我哥哥下周回来，听说是为了公司的事。”用的是轻松闲聊的语气。
“他上个月跟我说过。”
“他说，公司的财务有问题，要查一查。你最近很忙吗？”
“还好。”排骨很嫩，汁水浓郁，我喉头却像哽了块什么东西，咽不下去。
晚上，她先睡熟了，我帮她把脸上的面膜揭下来——好像拎着一张面无表情的画皮——扔进卫生间的纸篓。她模样清秀，脾气温柔，不爱她本是我的错。我翻过身，卧室里的家具都笼罩着一层朦胧的暗影，我问自己是否真的要打碎眼前的一切。事到临头，才意识到自己一无所有，甚至家里的房子和车子，都不在我名下。素莹带给我的，她随时可以拿走。我竟有些恨起她来。
我跟桃子商量，把房子卖了。我尽力跟她解释，她用一种不可置信的眼神看着我。
“那我们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将来结婚，怎么办呢？”
我承认，跟她在一起时，我从来没想过这些现实的问题，她只是一个令人迷恋的画中人。当她跳出画布，实实在在地站在我面前，提到孩子、房子、结婚等种种问题，我都无法回答。
“买房子的钱，”我艰难地开口，“是从公司账户里倒出来的，这中间的过程很复杂，如果认真调查，财务和我都有责任，很严重的责任，你明白吗？”
最后，我还是卖了房子，给桃子另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租金付到年底。她认为这是恶意资遣，告诉我她绝不会去做流产，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每天，素莹依旧愉快地准备晚餐，而我已经食不下咽。愤怒的桃子是一颗定时炸弹。
“你脸色不好。”素莹说，她正在切一块刚刚煎好的牛排。
“一整天都在开会，太累了。大哥哪天的飞机？我们去送送他。”
“后天。”
好在他这一趟回来，没有发现什么流程上的纰漏，业务不景气，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后天他就要走了，我也可以松一口气。素莹轻快地用着刀叉，我只看见肉块中心的血红。
这天并不是谁的生日，也不是结婚纪念日或者什么广告商最爱的洋节，我依然拿出一份包装好的礼物，她一脸惊喜。
“这是什么？”她拆开包装袋，是一瓶国外牌子的香水。这家化妆品公司是我的客户，我为它做过很棒的设计。
晚上，她喷着新香水同我上床，说这味道好甜蜜，闻起来像个十六岁少女，她很喜欢。我们很久没做爱了，在床上的感觉就像重温一部老电影。她絮絮地说起很多以前的事：恋爱的时候，刚结婚的时候，出门旅行的时候……她记得许多细节，我们吃的东西，走过的路，看过的电影……遥远得不像是真的，然而确实发生过，确实甜蜜过，我在黑暗中抱紧她。
她说，我曾经给她画过一幅素描像，可惜没有画完，那幅画还在吗？还能画完吗？我抱着她，没有回应，她的嘴唇从我肩膀上滑过。是的，我想起来了，那张画，曾经是素莹的脸，而我这些年，始终避而不看她的眼睛。我们没有孩子，而我又那么想要，她就是不肯努力，不肯去做试管，为此我们吵过，冷战过，直到我母亲带着没有孙辈的遗憾去世。这件事梗在心头，成了一根拔不出来也消化不动的硬刺。
桃子继续施压，她频繁地给我打电话，或者在公司门口等我。公司上下，流言像病毒似的扩散，而素莹依旧无知无闻。那一晚，她的热情和温柔仿佛回到了十几年前，我们的青春年代，我几乎要落泪。无论是素莹，还是她给我带来的一切，我都割舍不了。
桃子铁了心不肯放过我，我给出的分手价码已经翻了三倍，她仍然不满意。最后，她放软了姿态，请我到第一次约会的酒店，她说这是最后一次见面，彼此做个了断，好好地说再见。我独自驾车前往，一路都在听《星球大战》的背景音乐，试着让自己放松下来。电影可以稳稳当当地自圆其说，可生活不会，它是任性的、偶然的，会旁逸斜出，朝着不可知的方向飞驰而去。
为了避嫌，我开了两间房，前台的服务员有些惊异地望着我，显然她还记得我们俩。桃子穿着跟去年同样的衣服，依然美丽如画。我与她枯坐房中，看见两只乌鸦从窗前掠过，转眼消失在浓绿山林中。她提议出去走走，反正分手已是必然，一道去散个步也无所谓了。我们沿着酒店的车道向下走去，天色近黄昏，四周静悄悄的，那天不是周末，附近空旷无人，空气清新凉爽。桃子问：“以后还能见面吗？”
“不知道。”我实话实说。
“男人冷漠起来真可怕。”桃子说，把手放在肚子上，“孩子也不想要？”
我不答，有些话已经说过无数次了。
“你老婆，她真的一点也不知道吗？”
我烦躁起来：“别再说了，好不好？”
她沉默了一会儿：“那张画，画的到底是谁呢？”
“谁也不是。”我粗暴地回答。
“的确。”桃子说，“因为你谁也不爱，只爱自己。”
我说，我们该回去了，今晚我不想住在这里，我应该回家。她在我背后说，大声地：“这时候你想起道德了？你打算做个好男人、好丈夫了，是吗？你害怕进监狱了？多大数额挪用公款就要判刑了？”
我不言语，继续向前走。画中的女子灰飞烟灭。我们离酒店已经很远了，山路弯曲，不断地有急转弯，桃子落在后面，没有追上来。这段路并不崎岖，几乎没有车辆来往，我没有理由去担心她的安全。直到身后传来刺耳的刹车声，重物被抛起、落地，一声沉闷的钝响，我才意识到有事故发生。一辆小型卡车从身边飞速驶过，司机的脸模糊不清，我下意识地记下了车牌号。不远处，桃子倒在路边，这里很久都没有一辆车经过，我只能回酒店求救。
我转身向酒店的方向跑去，跑了几十米后减慢了速度，思维渐渐变得清晰。只花了几秒钟，我就理顺了其中的逻辑，那就是“桃子死了，对我只有好处”。
我被这念头吓了一跳，以为自己疯了。然而恶念如同房子闹鬼，并不会轻易散去。我边走边想，随身的东西还在房间里，或许有钱包、手机什么的，此时手机刚好在口袋里振动起来。从这里已经看不见车祸现场，前方拐弯的地方，酒店的木栅门在黄昏的日色里一动不动，除了我，没人知道发生了车祸。我停下来，掏出手机，看见来电人的姓名，是桃子。
她在求救。铃声又响了两次，我没有接听。
回到酒店时，我的神态已经恢复如常，从房间里找到外套和车钥匙，走到院中，从容地发动了汽车。天黑了，路上有什么都可以看不见，况且她倒在道路的另一侧，上山的那边。引擎轰鸣着，我飞快地盘下山，两盏华丽的车灯照着前路。我没有看见桃子，受伤挣扎的人会挪动位置吗？用走的，还是用爬的？我不想知道，此刻我只想回家，快点回到温暖的素莹身边，那才是属于我的——真实的生活。
素莹果然在等我。不过，今天她没有做好晚饭，在餐桌中央，吊灯底下，一只印着橙色星星的礼品盒在闪闪发光。素莹显得有些不安，她不问我为什么回来晚了，只是招呼我坐下，稍微犹豫了片刻，就直话直说：“德辰，我有外遇了。”
像没听懂似的，我请她再重复一遍，听见她说：“德辰，我有外遇了，咱们恐怕要分手。”
我没有追问为什么，追问毫无意义。这些天来，她身上的细微变化，她的冷漠和温柔，以及突如其来的热情，此刻都有了答案。我脱口而出，问她是不是在报复我。她露出茫然的神色，告诉我：“德辰，你很好，是我的错。”
“那，是在哪里认识的？”
“是同事的朋友，一次聚会上偶然认识的。他，他就像当年的你，他只有二十三岁。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这个年纪还会这么傻，可就是没办法。无论怎样，你是个很好的老公，错不在你。”
我闭上眼睛，忍受了这次侮辱。
“你哥哥知道吗？”
她点点头：“他上次回来，就是为了劝我。我知道，我从小到大都听哥哥的话，唯独这一次，德辰，我真是没有办法，不能再欺骗下去了。离婚的事，越快越好吧。”
我听见桃子的笑声，她咯咯地笑着，好像就在这间客厅里，就站在我旁边。我盯着桌上的盒子，鬼使神差地将它拿过来，大力地扯开，素莹惊异地望着我。盒子里面装着一支香水，我曾经送给桃子，后来又送给素莹。一叠纸掉在地上，被素莹捡了起来，翻过几页，她就明白那是什么。
一串串的幽会时间和地址，微信记录，房产交易的记录，会计和相关银行职员的名字，这是一场公司高管偷情的全记录，以及如何利用财务的漏洞，挪用公款为情人买房子，随后将情人逼走，卖掉房产，钱款去向不明。我当然爱过桃子，也是一位相当不错的画手，然而艺术家也需要很多钱呢。
过了半晌，素莹将信纸重新折叠起来，握在手心里。她说：“德辰，其实你什么都有。”
我摇摇头：“我什么都没有，都是你的，你哥哥的。”
她不再说话。
三天后，我和素莹参加了桃子的葬礼，上下流言纷纷，我们也是最后一次扮演夫妻。恋爱的人都是盲目的，女人更是如此，素莹居然对那些再明显不过的出轨迹象视而不见，甚至对旁人明里暗里的提醒她也不曾放在心上。这几个月，她既快乐，又内疚，夹在情欲与道德的两道高墙之间，没有片刻的轻松，经常感到无颜面对我，为了逃避，她只好藏在厨房里。离婚后，她向我坦承了一切，那是我们多年来最为交心的一次谈话。自那以后，素莹就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她哥哥始终站在妹妹那边，她带来的财产，原样又带走了。别的责任，他们没有追究。
我不得不辞职，不久就找到了新工作。职位自然不比从前，但是，怎么说呢，日子还能过下去。人只要想活，就总有办法。我给桃子的妈妈寄过一次钱，匿名，数目不小，只寄了一次，害怕她会追根究底，害怕她知道我见死不救。有时候，我从埋头画图的格子间里抬起头，伸展着酸痛的肩背，望向楼下的繁忙街道，偶尔还会想起桃子、素莹和那一幅无名的肖像。自桃子咽气的那一刻起，我这人就算完了，不再有勇气去面对画布，剩下的只有余生。
有一天，桃子的妈妈打来电话，她说她去了女儿遇难的现场，酒店的前台帮她查了开房记录，得知那天我也在那里。她想知道，我有没有看见什么，或者记下那辆车的车牌号，她想替女儿讨个公道。我当然记得车牌，第一时间就记住了，可是隔着千里，我张口结舌，无法扮演这伸张正义的角色。我告诉她，我没看见什么，也不记得车牌，那晚同住一间酒店，房间相邻，只是巧合，我和其他人一样，第二天才得知噩耗。我一口气说完，好像编排许久的台词，那头的人沉默片刻，叹了口气，无底的深渊里幽幽地吹来一股冷风，电话便永久地挂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