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告诉我妈妈
一
到最后，两室一厅的房子归李义男，银灰色高尔夫轿车和儿子李子涵的抚养权都归何雯。此前，他们已经分居半年，何雯带着子涵住娘家。家里只有母亲，女儿的婚姻问题给她带来无数的烦恼。离婚这种事，听说也是会遗传的，有些什么毁灭倾向的性格特征是写在基因里的吗？何雯想，她得上网查一查，搞清楚，然后拿给妈妈看，证明女儿的不幸，至少有一半来自妈妈的遗传，希望这能让妈妈安静一会儿。“妈，求你，别念叨了。”近半年来，这是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趁着李义男周末加班，何雯最后一次回家整理自己跟儿子的东西，提前打好招呼，确保不会有尴尬的会面。她收拾起换季的衣服、书、自己淘来的影碟——其实没必要，网上都找得到，但是她就是想要拿走，作为彼此切割清楚的一种姿态。她用两只蓝色的宜家大号购物袋来装东西，塞得满满的，两个肩头各挎一只。经过客厅的时候，她看见三口人的合照还摆在钢琴上。照片是前年去普吉岛出海的时候拍的，所有上船的游客都会经过一个举着相机的码头员工，下船时，相片都摆在长桌上任人挑选，抓拍得奇形怪状，大部分人都不要。李义男非要买下来，照片上的何雯刚好闭了眼睛，他觉得挺有趣的。她在钢琴前停住了脚步。
钢琴搬不走，她租的那间小屋没地方搁。子涵练琴是个问题，像他这么大的男孩，难得能坐得住，进步也很快，她不想让他放弃。她伸手把节拍器拿了下来，塞进左肩的购物袋里，然后把钥匙扔在餐桌上，台布是新的，她过去没见过，奶白色的防水布上印着粉红的小樱桃。她径直走了出去，把门关上，听见咔嚓一声上锁的声音。很快，那合影就会被收起来，丢进阴暗的角落，她想，好，这是最好的结局。
她乘电梯下楼，走向停在便道上的高尔夫，幸好没遇见邻居。车窗开着一道缝，防止独自留在车里的儿子被闷死，此刻他正眼巴巴地望着妈妈被一左一右两只巨大的购物袋夹在中间，右手还费力地举着手机。何雯把东西放进后备厢，坐进驾驶位，发动机开始运转，子涵问：“我的变形金刚找到了吗？”
“找到了。”她简短地回答，一边看着后视镜开始倒车，儿子的目光撞过来，那是李义男的眼睛。
“乐高摩托车和直升机呢？”
“都装上了，放心吧。”
于是他安静下来，眼睛望着窗外。何雯又看了一眼后视镜，这回是为了儿子。见他正呆呆看着窗外，她问：“你晚上想吃什么？”
“比萨。”
“现在还早。我们把东西放回家，然后就去必胜客吃比萨。”
“哪个家？姥姥家？”
“我们的新家。”她把“新”字说得格外重些。
“我不喜欢那个家。”子涵说。何雯没有回应他，她得小心开车，刚才有一辆车突然并线，她在心里暗暗骂了一句。有孩子，不能随口说脏话。
“你以后就喜欢了。”她低声说，似乎是说给自己听的。
新租的房子，位置选在单位和姥姥家之间，孩子上学也不远，公交线路多，加班的时候，可以叫姥姥过来陪孩子。她千挑万选的这个地方，价格也能接受。为了让子涵尽快接受新环境，她特意带着他去宜家挑家具。他选了跟原来的家里一模一样的儿童床、书桌和摇椅。何雯告诉他，床已经有了，新家的卧室没有那么大，书桌和椅子，你只能挑一样。
子涵不高兴，即使给他买了果汁和乳酪蛋糕，也依然沉着脸。他蜷缩着坐在购物车里，双手抱膝，一只台灯的白色灯罩横在前头，两口锅、木案板、颜色一致的盘子和碗、黑色的塑料锅铲，这些都是何雯用惯的东西。宜家的好处就是，总能不费劲地买到熟悉的物品，丢了坏了都可以重新再买，一模一样地置办出另一个家。她一点也不介意，何雯想，她才不会触景生情，睹物思人。不，那个阶段已经过去了，她希望子涵也能快点度过这个痛苦的时期。她推着沉重的购物车，排在长长的预约送货队伍末尾，看着儿子头顶的发旋，一动不动。连发旋的位置都像李义男。显然，他还没做好准备。
“我不喜欢那个家。”子涵小声说，在姥姥家过了半年多，他已经学会了不要提起爸爸，不要随便说：我想爸爸了。为这，何雯跟淑英吵过好几次。“妈，我求求你，”她控制自己的语气，不要显得太粗暴，“别跟子涵说他爸爸找小三，找后妈，这种话你不要说给孩子听！对他没好处！”
不知道为什么，明明已经三十多岁了，在外头涵养也很好，朋友都说她性格温和，好相处，偏偏在家一跟妈妈说话，就变得像个小孩子，控制不住地要发脾气。
“这是我瞎编的吗？”淑英不服气，“我一句没说错啊。当初你们俩好，我就不愿意，你非要认死理，非要跟他结婚。结果呢，我的话应没应呢？”
何雯想：你少咒我两句，我就谢天谢地。她忍着没说出口。有时候，能忍，忍住了，也是一种胜利。
现在，尘埃落定，她终于可以搬出来，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新的家，新的平衡，只有她和儿子的小世界，她决心捍卫这里的平静和安宁。这半年多，跟淑英住在一起，日子过得磕磕碰碰，再加上离婚官司，好一场兵荒马乱。她开车拐进小区的大门，一边在路边寻找车位，一边在心里默默计算时间，把车里的东西拿上去，然后开车去最近的必胜客，吃完饭，去姥姥家。姥姥家有何雯小时候用的钢琴，往后，为了练琴，两边奔波也是少不了的。
子涵抱着他那几件最重要的玩具，双臂之间撑得满满的，跟着何雯走进电梯。在他们身后，跟着进来了另一对母子，男孩看起来比子涵大三四岁，蹬着一辆儿童自行车，挡泥板上沾满了泥土。前两天下过雨。车子的辅助轮轧过何雯的脚面，他妈妈说了三四遍，男孩才不情愿地从车座上下来，推着车站在一边。那位妈妈抱歉地对何雯笑笑说“对不起”，一边对男孩严厉地说：“你跟阿姨说对不起了吗？啊？”
男孩像没听见妈妈的话，沉默不语，眼睛盯着子涵怀里抱着的变形金刚。
“没关系，没关系。”何雯说。陌生人之间，谅解是很容易的。
“你们是新搬来的？”
“上个月刚租的房子。”
电梯门开了，何雯带着子涵走出来，不忘跟那对母子说再见，对方微笑着回应。
子涵拖着步子跟在妈妈身后。等何雯开了门，把东西放在玄关的鞋架旁边，他跨过那两个蓝色的大袋子，走进狭小的客厅，坐在小小的双人沙发上，说：“我想看电视。”一边说，他一边把变形金刚、直升机和摩托车在茶几上排成一列。要打仗了。
“我们要去吃饭了，比萨，说好的。”
“我想先看动画片，再去吃比萨。”
“那，妈妈已经饿了，你陪妈妈去吃，好不好？”她放软了语气，用那种哄小孩子的撒娇似的语气。两三年前，这招对他很管用，他会架不住妈妈的请求，乖乖听话。现在，他思索片刻，然后说：“不好。”
好吧，何雯想，连儿子的爱也在缩水。
“快点，”她有些不耐烦，“吃完还要去姥姥家练琴，我们没时间磨蹭。”
这句话起到了相反的效果，子涵拿起一个斑马图案的抱枕，上面挂着的淘宝店的吊牌还没摘下来。粉色的纸牌上印着金闪闪的“感谢小主光临”，好像男人就不该买这些东西似的。他把脸埋进枕头，拉长了声音：“我不想练琴！”
这是个死循环，何雯想，练琴，不想练琴，练琴，不想练琴……这是从三十年前就开始了的。她不想练琴，淑英逼着她非弹不可，不断地拉扯，对峙，争吵，冷战。有关钢琴的战争蔓延在她的整个童年，最终定义了她与淑英对立的母女关系。在工资那么低、钢琴那么贵的年代，有一次她愤怒地举起琴凳朝钢琴砸去，琴键合鸣，发出巨大的噪声，她恨透了这一排井然有序的黑白。而淑英呢，她不会去反省自己的教育方式，试着换种方式去接近女儿，她只是请人来修理，顺便调了调音，然后告诉何雯：“你给我接着练。”
考过十级后——这是淑英给她定的目标，何雯整整十年没碰过钢琴。她不知道这算不算报复，报复至少要让对方感觉得到，可是淑英完全不在乎，逢人便说女儿考过钢琴十级，这是淑英的胜利，单亲妈妈教育孩子的胜利。钢琴十级的证书被镶进玻璃框，高高地摆在钢琴上，何雯觉得那就像块墓碑，底下埋着她的童年。
有一次，那时候她大概十五六岁，青春期，刚刚对时间的流逝有了概念，开始思考一些有关过去和未来的问题，她对淑英说：“妈，我不喜欢弹钢琴，从来没喜欢过，为什么非要我练琴？”
“你喜欢有什么用？”淑英头也不抬地继续切土豆丝，菜刀密密地斫在案上，“你不喜欢也没什么用，你以为你是皇太后？”
现在，轮到她了。子涵跟妈妈不同，他是少见的能在琴凳上坐得住的男孩，四岁开始，进步飞快，六岁就拿过幼儿钢琴比赛的大奖，启蒙老师夸他很有天分，“得练下去，别耽误了”，老师对李义男夫妻这么说。现在，这担子落在何雯一个人肩上。
她深吸一口气，告诫自己不能乱发脾气，教育不包括发脾气。她平心静气地说：“你现在不跟我走，晚上就没有比萨吃。”
她比出一根手指，这是计秒的意思，三秒之内，李子涵必须做出决定，是动画片？还是比萨？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惹怒了妈妈，两样都得不到。他迅速地判断情势，然后从沙发上站了起来，顺手抓起他的大黄蜂。久别重逢，他一刻也不想放下这件玩具。
“我想吃那个带菠萝的比萨。”坐在儿童座椅里，子涵大声说，大黄蜂贴在他的胸口上。
“好，我也想吃。”
车开出去没多久，她接到淑英的电话。挂断之后，她再次从后视镜里看见了儿子的脸，皱着眉，眼睛直直地望着她。
“呃。”她不喜欢这样心虚的声音，仿佛是迟钝的思维发出了杂音。她说：“子涵，姥姥包饺子了，你最喜欢姥姥的饺子了。”
“我想吃比萨！”从妈妈刚才讲电话的内容里，他已经猜出一二。
“姥姥特意给我们包的，她一个人忙了一个下午，很累的。”不自觉地，她开始重复淑英的话，甚至语气也变得像淑英，“我们不能让她白忙活，不然她就会，会很伤心。下次带你去吃比萨。”
“你总说下次！”子涵的声音已经带了哭腔，“说好了要吃菠萝比萨！”
她决定不再跟孩子讨论，沉默着转动方向盘，掉头，朝淑英家的方向驶去。子涵开始哭了，两脚用力蹬着司机的椅背，表达他的愤怒。李义男说过，等孩子大了，要换一辆空间更大的车，这样他就不用被儿子伸着腿踹来踹去。她喝道：“李子涵，你别乱踢！”
他不踢了，脚松松地垂了下去，哭声更大了。她任他哭。没办法，他还没有长到够资格做决定的年纪，她想，这就是作为孩子的痛苦之处，有时候，你不得不屈服于父母，让你的自由意志在压抑中成长，直到有一天——她踩下刹车，看着前面那辆公交车的红色尾灯，直到有一天，你会发现长大也没什么用处，世界依然充满了悬而未解与无可奈何，不过是个比家庭更大一些的圈套而已。
走进淑英的家，子涵还在抽泣。何雯知道，他的委屈不光是因为比萨。她脱掉鞋子，踏进自己那双旧毛绒拖鞋，很旧了，淑英就是不肯丢，坚持让她穿着，“又没坏”，淑英说。在这个家里，只有“能用”与“不能用”。而后者几乎是不存在的——即使眼前无用，日后也保不准能派上用场。
“省吃俭用供你学琴，供你上大学呢。”好在，这些话近两年淑英不再说了，好像一口食物嚼了几十年，终于嚼没了滋味，吞进肚里。子涵是她下一口的新食物，她最喜欢的句式是：“唉，你长得这么像你爸爸，抠门像不像他？你的好吃的给姥姥行不行？”前两年，子涵还小，不识闹，护食，护玩具，淑英便对女儿说：“你看，小气鬼也是遗传的。”
“无所谓。”何雯冷冷地答道，“碎嘴子不要遗传就好了。”
此刻，淑英正在包最后两三个饺子，听见他们进门，子涵在哽咽，就说：“子涵怎么啦？给你吃饺子！”
何雯走进客厅，拿起遥控器打开空调。淑英在厨房里说：“九月了还要吹空调？”一边说，一边端着生饺子去厨房。子涵停止了哭泣，坐在妈妈身边，小声说：“我想看电视。”
她在凌乱的客厅里转了一圈，没找到遥控器，最后从沙发坐垫与靠背的夹缝里摸了出来，递给子涵，看着他熟练地打开电视，调台。这半年在姥姥家住着，他最多的娱乐就是看电视。何雯闭上眼睛，让自己沉浸在欢快的卡通片里，英雄打败了坏蛋，轰隆隆地爆炸，痛快，解气。子涵看得目不转睛，淑英喊她去拿碗筷。
“好咸。”何雯说，皱着眉头去蘸醋，试图让酸味冲淡那股咸，子涵已经吃了好几个，面色如常。
“子涵，咸不咸？”
子涵摇摇头，筷子伸向下一个。
淑英咬了一口，嚼嚼，说：“这肉馅前天就拌好了的，前天你说要过来吃饭，结果又变卦。我怕放坏了，昨天又加了一把盐，可能放多了。多蘸醋。”又对子涵说：“你不怕咸啊？喝点汤。这孩子是不是傻的。”
子涵吃完饺子，端起桌上凉的饺子汤，汤也咸，一口气喝干，放下筷子，说：“我还想看电视。”
“你该去练琴了。”何雯说，“你早点练完，我们早点回家。”
在姥姥家，子涵还算听话，不一会儿，卧室里就传出琴声，巴赫练习曲。淑英还在喝汤，真的很咸。何雯说：“妈，以后东西不新鲜了就扔掉吧，不差这几个钱，非要吃，还弄得这么咸。”
“这曲子你小时候也练过，”淑英又说，“都是钱买的，干吗要扔？你说要来我才买的肉馅，都拌好了，面也和好了，又不来了。”
何雯不说话了，开始咕咚咕咚地喝汤。淑英有一种本领，旁人模仿不来，她能够把所有的日常对话都转向批判，别人永远是错的。前夫、女儿、外孙、现在的邻居、过去的同事，只要被她提到，全是失误和缺点，而她永远在承受委屈，心胸宽大地容忍了所有人的问题。
她絮絮叨叨地收拾桌子，把剩下的饺子用保鲜膜罩起来，留作明天的早饭、午饭，或许还是晚饭。何雯带着子涵搬出去，她又开始一个人过日子。何雯帮着她把碗码进厨房的水槽，顺手把灶台周围的一圈污渍擦抹干净。脚下的垃圾桶满得冒尖儿。
何雯去陪儿子练琴，淑英开始洗碗。小时候，饭后是练琴的时间，淑英从来不让何雯洗碗，要保护她的手。那些年，何雯觉得那双手都不是自己的，是钢琴的人肉配件。她在日记里狠狠发泄过这种恨，然而没多久，就发现淑英偷看自己的日记。在争吵中，淑英流畅地引用女儿的日记，这些有关内心私密的句子被掘了尸似的扬在空中。淑英从不打孩子，但在精神上，何雯挨了无数巴掌。
开车回家的路上，子涵沉默不语，何雯猜他一定没吃饱。快到家的时候，她说：“咱们点个外卖的比萨好不好？带菠萝的？”
没有回应，她往后视镜里看了一眼，子涵已经歪在座椅上睡着了。下车时，她不得不把他拍醒，他揉着眼睛，一只手被妈妈牵着，迷迷糊糊地往前走。等电梯时，他说：“妈妈，我渴了。”
“饺子那么咸，你也不吭声。”她按下楼层的数字，子涵长长地打了个哈欠。
“我怕姥姥不高兴。”他说，“姥姥就爱批评人，还说爸爸是坏人。”他抬头看何雯的脸色，只看见她平淡而冷硬的侧脸。
“明天你就见到爸爸了。”掏钥匙开门的时候，何雯说。屋里一片漆黑，摸到墙上的开关，按了两遍，还是黑。灯坏了，只好把厨房和卫生间的灯都打开，借着亮，在充当餐桌的折叠圆桌上找到凉水壶，给自己和子涵各倒了一大杯白开水。母子俩一口气喝干，像拼酒似的，有股子宁静中的壮烈。
“爸爸要带你去游乐场，我跟他说好了。”何雯说。
“你去吗？”小小的声音中含着一丝期望。
“我得加班。”她说，拿不准要不要跟儿子说明实情。话到嘴边，变成了“我得加班”。
“好吧。”子涵说。何雯催着他去洗漱，上床，结束了作为妈妈的一天。睡前，她给李义男发微信，确认了明天“交接”儿子的时间和地点，然后她迟疑了一会儿，告诉他子涵最近抗拒练琴，让他跟孩子说说。“他比较听你的话。”她发出这条微信，随后又撤回了。对方只是简单地回了个“好”字。睡着之前，她模糊地记着要去买根灯管，买个正规牌子的，保证安全。过去，这些事都归李义男管。
第二天早上，在停车场里，子涵见到爸爸就跑了过去，李义男站在他的新车旁边，弯下了腰。何雯想，原来他有小金库，房子归他，何雯分到一笔钱作为共同还贷的补偿，没几个月，他又换了新车。心底划过一声冷笑。车窗上贴着深色的膜，看不清里面有没有坐着别人。
在子涵跑回来拉她过去之前，她冲着父子俩的方向挥挥手，不管他们看没看见，转身钻进自己的高尔夫里。上午，她开着车闲荡，逛了两家商场，买了几件季末打折的衣服，买完又后悔，不该花这些钱。现在她只有一笔定期存款，每个月几千块钱的公务员薪水，法院判给的可怜兮兮的抚养费，面对的则是孩子从七岁到成年的教育费，简直是个无底洞。再向李义男去要？她嘴边不自觉地浮起苦笑，脸颊上的细纹加深了。她没那么大的脸。
下午，她早早地回到游乐场外的停车场，趴在方向盘上睡了一觉。现在，她只要一个人安静下来，什么也不想，随时都能睡着，好像在弥补离婚前那几个月的失眠困顿。阳光暖暖地晒着，醒来时觉得后脑勺的头发丝都在发烫，有人在敲她的车窗。
李义男把孩子送上车，对他说：“下星期再见！”子涵坐好了，摇下车窗，跟爸爸道别。车子开走了，他还把手伸出去继续摇着，显得依依不舍。李义男双手插在牛仔裤的裤兜里，戴着墨镜，他身上那件翻领polo衫还是何雯给买的，颜色洗得黯淡了——扔掉旧感情比扔一件旧衣服还容易。何雯开着车，他的身影在左侧的后视镜里越来越小，转弯之后就看不见了。
“中午吃了菠萝比萨。”子涵说，“爸爸说我要好好练琴，过生日给我买新的变形金刚。”
“好，你要说到做到。”何雯迟疑了一会儿，终于开口问道，“今天除了你爸爸，还有别人吗？”
“没有。”子涵很快地说，“妈妈，你下礼拜不要加班了，好不好？”
何雯没有回答，子涵也不再追问，安静地听他的睡前故事。有时候，他似乎天真得什么也不懂，有时候，又世故得八面玲珑；他任性的时候，何雯常常控制不住自己的坏脾气，而他忽然懂事的时候，做母亲的又忍不住地要心疼。
“早点睡吧。”她讲到最后一页，合上书。大部分绘本都以上床睡觉为结局，小熊盖好被子，穿睡衣的熊爸爸和熊妈妈一起亲吻它，星星月亮微笑着闭上眼睛。她在儿子脸上轻轻亲了一口，床头柜上亮着新买的白布罩的台灯，她伸手转动着旋钮。漆黑中，她想起客厅的灯管还坏着，白天闲逛那么久，还是忘了买。
二
星期一早上，何雯在镜子前，把昨天买的新裙子穿了脱，脱了穿，最后还是换回平常的衬衣和长裤。她不想让同事们觉得，瞧她离了婚，灰心丧气的，所以格外用力地打扮自己。她不需要表演振作，因为从来没有失落过。单位里，某人的婚姻状况常常成为整个办公室的谈资，当面关怀得小心翼翼，背后议论得热火朝天，无论她今天是精神百倍或者颓丧萎靡，他们都有说法，她不得不容忍所有的流言。流言就像一头饿兽，当旧的猎物陈腐了，不新鲜了，自然就会转向新的目标。眼下，她只要维持原样，别人终会对她失去兴趣。
她在一楼大厅的镜子前站住，镜面周围镶着一圈乌木，听说很贵重，是辖区企业送的礼物，摆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仪表。她走进来，迎面撞见一个神情黯然的女人，三十多岁，穿着平整古板的浅蓝衬衣和长裤，产后腹部的赘肉一直没能减下去，脸上的妆淡得几乎看不出来。迟到了，因为子涵赖床，发了通脾气才把他镇住，扭送到学校，还忘了给他买早饭。
她没去自己的办公室，先去找领导，跟他商量能不能提前一个小时下班，因为“要接孩子”。领导很痛快地答应了，是因为同情？也不多想，她回到办公室，开始处理休假两周积攒下来的工作，没人问起离婚官司的事，她心里一阵庆幸，同时也有点不安。屏幕上跳出新邮件提醒，打开来看，是年末文艺会演的通知。
他们一定会派出代表来试探我，她想，关掉邮件的页面，猜猜这个人会是谁？中午，她和几个同事一起去食堂吃饭，聊着无关紧要的话题：选秀节目，八卦新闻，周末的吃喝玩乐，单位里的人际琐事……直到方姐开了口。方姐是办公室里资历最老的同事。“你今年还给我们伴奏吗？何雯？”
她正在专心拨弄一块鱼肚子上的刺，过几秒钟才明白方姐在跟自己说话。方姐指的是系统里的文艺会演，每年都要大张旗鼓地排练合唱，别的单位从外面请专业的钢琴伴奏，他们呢，就因地制宜。何雯想，这说法真是客气，明明是因陋就简地用何雯这位业余人士去弹琴。
“我得接孩子。”她说。文艺会演的排练时间在下班以后，没结婚的年轻人都被抓去参加，而她呢，从前接送孩子都是老公的任务，也乐得陪他们玩玩。方姐借机问道：“判给你了？”围坐的几个人都安静下来，望着她。闸门终于开启。
“孩子归我，车归我，房子归他。”她流利地说，把一整块鱼肉放进嘴里，等嚼完咽下去，几双眼睛还是盯着，使她觉得自己有义务再分享点什么。
“我租了个房子，离这儿不远。领导让我每天早走一个小时，子涵放学先去托管班，等我接他回家。”
何雯闹离婚，没把房子争到手，不得不带着孩子住出租屋，这几乎是个爆炸性的新闻。所有同事，尤其是女同事都站在她这一边，把李义男嚼成了骨头渣。渐渐地，这个话题开始远离何雯，更脱离了事件本身，上升到形而上的层面，爱情的、法律的、道德的、伦理的、人性的，所有的角度都被仔细地分析过一遍，最后得出结论：婚姻是一场骗局，全人类都在自欺欺人地说爱。
“你脾气这么好，性格这么温柔，”有一天，方姐说，“他居然会出轨。”何雯笑笑，她当然知道，自己并不是方姐眼中的那种人。多么美好的误解。
谈恋爱的时候，淑英百般不愿意，嫌李义男的父母是农村人，没有医保。“没有医保，”她把这四个字咬得很重，“你知道看病要花多少钱吗？况且，他还没有工作。”在她眼里，除非吃皇粮，否则就算没有工作。那两年，李义男在一家小公司做销售，在淑英看来，跟路边的小贩是一路人。“不一样？”淑英反问，“是不一样。还没人家挣得多呢。”
婚前，她替他辩，因为喜欢；离婚了，她还想替他辩。不是的，她在心里说，事情不是这样的。舆论倒向她，所有人都在同情她，李义男成了人人喊打的负心汉，而她则是含辛茹苦的单亲母亲。表面上看这是个很老套的故事，而真相往往比笼统的表象要曲折得多。
在她的性格里，有一种近乎病态的暴躁，或许来自淑英的遗传。打离婚官司的时候，李义男试图以此来证明她不适合带孩子，却苦于无人做证。同事、朋友、邻居，法院能够调查到的对象，人人都夸何雯性情温和，心地善良，工作收入都稳定，对孩子也能循循善诱，富有耐心，没人知道她的致命缺陷。有时候，坏情绪会像潮水一般涌上来，将她整个吞没，然后她就会失控，转眼变成暴力的化身。最严重的那次，争吵中，她吼叫着抄起一把实心榆木做的椅子砸向李义男，他闪过去，象牙色的墙皮破了一大块，剥落下来，露出灰泥的底子，就像她当年举起琴凳砸向那台黑沉沉的钢琴。四岁的子涵吓得大哭起来。
“我会尽量控制，”她不止一次地对着李义男道歉，“我真的在努力。”她去看过心理医生，学习过瑜伽和冥想，她读了一本又一本心理学的书，试图分析自己，从中找到解决的办法。有的书告诉她，暴力倾向是一种精神疾病，这让她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有的书则反过来安慰她，认为这问题多半来自原生家庭的影响，会好的，一定会好的，只要你报名作者的心理治疗课程……总是有希望，然后便是更深的失望。
不止一次，李义男对她说：如果你不能控制你的情绪、你的行为，那我们的日子怎么过下去？两个人还好，有了孩子怎么办？你想让孩子看见你这副样子吗？他说的句句在理，句句扎心。从情理上，她只能接受，而从内心里，她想反问：当初说能包容我一辈子的，又是谁呢？她问不出口，对方已经把她当成一个问题要去解决，撒娇又有何用。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让谁抹一把眼泪就蒙混过关。
“你得改，”李义男说，“这也是为了你好。”何雯相信这是真心话。他是那种理性的男人，爱老婆、爱儿子也是他理性的一部分，轻易不会动摇。他热心地帮何雯分析前因后果，要她遇事先冷静三分钟，学着呼吸吐纳，抑制心魔，有话好好说，他告诉她，坏脾气一定得改正，一定要改。他充满善意地步步紧逼，而她则退无可退，无处可逃，只能点头受教，就像小时候钢琴老师纠正手型那样，淑英站在旁边，老师说一句，淑英就硬邦邦地重复一句，仿佛有把看不见的铁尺敲在手背的关节上。
后来，他们有了子涵。不出李义男所料，孩子带来了新的压力，事情随之越来越坏。李义男和她讨论过无数次，他们不是那种沟通不良的夫妻，反之，他们一直在谈，甚至何雯累了，困了，想结束话题，李义男依然滔滔不绝地分析：怎么改善你的坏脾气？有无数次，何雯想对他说，“你再多忍忍，慢慢我会好的”，可是他不同意。“人得讲道理，得分清对错，”他说，“谁也不能无理取闹。”他有着清楚的理智，冷静的思考，明确的结论。“你不适合当妈。”有一次，他这么说，“你的脾气太暴躁了。”直到那天，李义男忽然学会了简明扼要，他说，雯雯，算了，我已经受够了。她从他眼里看见失望乃至绝望，早在那个女人出现之前，比那早得多的时候，她就有隐隐的预感：这婚姻恐怕要完了。
他说得对，全对。她想，所以打离婚官司时，她拼命抢抚养权，房子可以不要，别的什么都好说，她只要儿子。她知道子涵更喜欢爸爸，他总是被妈妈吓哭，双手紧紧地贴在耳朵上，睁大的眼睛里全是惊恐，那是李义男的眼睛——越是这样，她越控制不了燃烧的怒火，像业火似的扑不灭——她能接受婚姻的失败，却不肯承认为人母亲的失败。“我得当个好妈妈”，她对自己说，而李义男竟然想把儿子带走。半年多的争执与拉扯，最后，她赢了。
这些事，跟外人说不清。他们看见了一场当代常见的婚姻悲剧，像走进森林，眼前只有茫茫的绿，看不见每一片叶底的脉络，条清缕晰，是如何一点点地通向结局。当方姐言之凿凿地判定男人都是浑蛋的时候，何雯觉得，她应该为李义男分辩几句，却找不到合适的切入口，对方的结论听起来那么铿锵有力。于是，她只能说：“他人倒不坏，子涵喜欢爸爸。”
“时间久了，还是喜欢妈妈。”方姐说，她不知道，即便是亲母子，时间久了，积攒下来的未必都是爱。如果没有意外，办公室的这些人，可能要跟何雯做一辈子的同事——她端着接满开水的保温杯穿过长长的走廊，跟遇上的每个人熟络地打招呼，而实际上，谁又真正地认识谁呢？也许几十年后，她去世了，老同事们围着她，和着哀乐的节奏缓缓地走完一圈，还会对子涵说：你妈妈是多好、多温柔的一个人。
也许子涵会感到无奈，又想哭又想笑，就像她现在一样，忍不住地想要嘲讽自己。
下班后她去托管班接孩子，车停在路边。托管班在离家不远的另一个小区，租着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客厅里摆着几张长桌，放学后无处可去的小学生挤在这儿写作业。门虚掩着，何雯进去，看见子涵和另外一个男孩坐在桌子两边，头对头地在玩打仗的游戏，橡皮是坦克，铅笔是战斗机，夹在指间，嘴里呜呜作响。托管班的阿姨把空桌子挪到一边，正在扫地。天天迟着来接，再这么下去，人家要说话了。
“我打败你了！”那个男孩说，穿着跟子涵一样的校服。
“我还有两个坦克！”子涵高高地举起两个长方块橡皮。
“坦克不会飞。”男孩冷静地说，“就是我赢了。”何雯想起来，这是那天在电梯里推自行车的孩子，是邻居。她停在门口，叫了声“子涵”。
“这是我的笔。”子涵开始整理自己的文具盒，那个男孩手里还拿着一根自动铅笔，顶上趴着一个小小的红色蜘蛛侠。
男孩握着笔，不说话。子涵又重复了一遍。扫地的阿姨抬头看看，说：“小勇，不能拿别的小朋友东西啊，你妈妈来了又要说你了。”
子涵伸出手来，手心朝上，意思是要他的笔。何雯刚要开口，小勇就把铅笔竖着举到半空，手松开，笔尖直着朝下落在子涵的手心，扎得他生痛。何雯走过去催促：“动作快点，我们去吃饭，然后去姥姥家练琴。”
子涵收拾好书包，母子俩往外走，遇上小勇的妈妈刚刚进门，“咦？你们也在这儿啊？真是巧。今天我来晚了。”
何雯跟她寒暄，小勇妈妈邀请他们有空来家里玩，“小孩在家没个伴，就要反天了。”她个子不高，皮肤很白，大眼睛，说话总带着笑，两个人一道带着孩子出门，何雯开车先送他们母子回家，然后带子涵去吃麦当劳，跟他商量：如果姥姥问起晚上吃了什么，你要怎么说？
“妈妈炒的菜。”子涵嘴里填满了汉堡包，说话含糊不清，一截沾着沙拉汁的生菜挂在嘴角，被他揭了下来，丢在餐盘里。
“好。”何雯吸了一口冰可乐，不是她想教孩子撒谎，就是想图个耳根清净。跟淑英在一起，所有的解释到最后都会演变成争吵。她认定了女儿是懒的，“你就不像个妈。”
她泄愤似的猛喝了一大杯冰可乐，垃圾食品，有什么关系？子涵拿到了儿童套餐送的小玩偶，塞进书包里，拉上拉锁，很满足的样子。最近子涵倒是很乖，不再说“我不想练琴”这种话，也许是怕拿不到变形金刚。在儿子面前，李义男一向说话算话。
渐渐地，何雯跟小勇妈妈熟悉起来，人家是全职太太，老公在一家外贸公司上班，听说赚得不少。周末李义男来接孩子，有时候，何雯就约着小勇妈妈去逛街吃饭，消磨一整天。那天，李义男送子涵回来，子涵下车时手里抱着一只大纸盒，上面印着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汽车人，何雯站在路边，问李义男：“不是说好了过生日再送？”
“我下个月出差。”李义男坐在驾驶位上没下来，跟儿子道完再见，便升起了车窗，脸消失在暗色的玻璃镀膜后面，他好像胖了。何雯牵着儿子的手，听他絮絮地说今天吃了什么，玩了什么。初冬，天开始变得又冷又短，夜晚包裹过来，被高楼里的一盏盏灯割破，千疮百孔的，洞穴深处闪着火光。城市里连个完整的黑夜都没有，她也走进了自己的小洞，新换的灯管非常明亮，白花花的灯下有种刺目的寂静。子涵全心全意地陪着他的变形金刚，何雯蜷在沙发里刷手机，任由那些与己无关的八卦琐事将自己深深淹没。
三
单位的文艺会演还是不肯放过她。“找不到别人弹琴呀。”方姐说，“人家都有伴奏。”何雯没搭腔。每天下班之后，一分钟也不能耽搁，赶快去接孩子。人家托管班也有下班时间的，她总是迟到，人家抱怨过几次了。然后随便吃点东西，去姥姥家练琴，练足一个小时，回家还要检查作业，签字……这个月李义男出差了，周末她也不能松一口气。
中午，领导叫她去办公室，先问了问家里的情况，有什么困难，需不需要帮忙，何雯就知道他话里有话。果然，话题绕到今年的演出上。她坦言这次确实没办法参加，每天都要提前下班，哪儿有时间排练呢？领导的意思呢，她也听明白了，是让她多少回报一下，也堵堵别人的嘴，不然天天四点钟就走，有人提意见了，领导也很为难。
幸好是吃皇粮的单位，何雯想，要是私企，像她这样，不知道被开了几回。年纪渐长，慢慢发觉淑英的很多观念也不全是错的。
她说，我想想，回到工位上，就跟方姐抱怨，这是将我一军呢，太难为人了。方姐说：“这有什么难，叫子涵来弹呀。你家宝贝弹得那么好。你早点去接他下学，到单位来排练，还省了托管班的钱。折腾不过一两个月，就完事了。领导一高兴，你爱几点走都行。”
“他哪儿行？”她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活动起来，省下几个钱也好，她想着。回家跟子涵商量——也算不上商量，他一向不怎么敢违抗妈妈的意思。事情定好，她先去退了两个月托管班的费用，她算了算，差不多是三个月的油钱，一边算，一边自伤自怜：离开李义男，连这点钱也要计较了。她还记着每个月去查账，看抚养费到账没有。当初不是没有赌气，想着我只要孩子，不要你的钱，后来想想，志气不能当饭吃，法律都支持，为什么不要？何况淑英还在后面拱火：“你嫁他的时候，他什么也没有呢，这么容易就掰开啦？”
带子涵参加单位的排练，说起来容易，实行起来，反而更疲于奔命了。每天下午，她得从单位开车去学校，再开车回来，排练完，吃过晚饭再去姥姥家练考级的曲目，回了家才有时间陪子涵写作业，有两次母子俩一齐趴在桌子上睡着，醒来天都亮了。李义男出差回来，听子涵说了，还特意打电话来表示反对。“影响孩子学习。”他说，“雯雯，往年不都是你自己去吗？这次为什么折腾孩子？”她懒得解释，“雯雯”这个称呼也像根针似的扎得她心里一跳，毛衣里的热胳膊泛起冷冷的麻。“他自己喜欢上台。”最后她这么说，挂断了电话。
有天晚上，淑英说，我一个人做饭总是剩下，以后你带子涵来吃晚饭，别的什么也没说。回家路上，她问子涵，子涵说：“我是说吃妈妈炒的菜呀，你没听见吗？”
也好，她想，垃圾食品确实不太好，最近她都胖了几斤。上周李义男看见她，没话找话说她胖了，她没接茬，心想我的胖和你的胖，可不是一回事。那女人大概很会做菜。
因为忙，小勇妈妈好久没见了，有天在电梯里碰见，她邀请子涵上家里去玩，“小勇哥哥可想你了。”他们上同一所小学，子涵二年级，小勇四年级。子涵没说话，何雯拍拍儿子的背，“阿姨跟你说话呢。”
“我不想去。”子涵说，“我才不跟他玩。”
回到家，何雯批评子涵，那样子说话很没礼貌，子涵看着妈妈的脸色，不敢顶嘴。这天单位有事，不用排练节目，又是星期五，何雯破例允许子涵不用练琴，明天再补回来。晚饭后，小勇妈妈又发微信来，叫她们过来家里，孩子们做伴，大人可以聊聊天。她带着子涵上楼，子涵还想玩变形金刚，何雯叫他带着，他有点犹豫。
“小勇哥哥拿走了怎么办？”
“不会的。”何雯说，“玩具要跟朋友分享，人家玩完了就会还给你。小气鬼可没有朋友。”
子涵抱着两个汽车人，一红一黄，把它们小心地贴在胸前。何雯敲开了门，小勇妈妈穿着一套珊瑚绒的家居服，把他们往里让。小勇正坐在地板上，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两个机器人正忙着轰炸对方。
“小勇，跟阿姨打招呼呀。”小勇没有理她，依旧盯着闪动的液晶屏。子涵抱着他的宝贝走过去，又回头看看何雯，何雯鼓励他说：“你去找哥哥一起玩。”
果然，变形金刚吸引了小勇的注意，小勇妈妈趁机关了电视，对何雯说：“他不爱说话，在家没有伴，整天就想看动画片。”一边说，一边切了一盘哈密瓜端出来。她是西北人，水果是老家亲戚寄来的，特别甜。
客厅不大，满满的都是东西。阳台旁边的角落里，挤着一台钢琴，起初她没注意，因为那上面不光罩了一层黑色的绒布，跟周围的家具融成一体，还堆着几只收纳盒、一撂书和过期杂志，琴被埋在下面，看样子很久没人碰过了。
“小勇也学琴？”
“学过几天。”小勇妈妈说，“他不爱弹，那就算了。”语气很轻松，“你别发呆，来吃瓜呀。”
在下降的电梯里，子涵仍旧抱着他的变形金刚，只剩下一个红色的擎天柱，大黄蜂不见了。他抿着嘴，不说话，眼睛盯着变换的红色数字。刚才在小勇家里，何雯说：“没关系，小勇留着玩吧。”子涵的脸就绷得紧紧的，到现在还没松弛下来。“小气鬼是不是遗传的？”淑英说过这话，她损人也是一箭双雕，何雯想着，这样不行，得让他学会分享。门开了，何雯让子涵走在前头，小小的背影显得气呼呼的，低下头站定，等着妈妈来开门。
临睡前，她挑了一本教小朋友分享食物的图画书。小花猫、小白猫、小黄猫和小黑猫分享了一条肥大的鱼，每只猫的眼睛都笑成两道细细的缝。子涵的头发还湿着，他不肯吹头发，从小就不肯，害怕吹风机的噪声。李义男说，你看，你总是乱发脾气，大声吼，把孩子都吓出毛病来了。何雯想不出话去反驳。
枕头上有些泛潮，一本书讲完，子涵的眼睛还是亮晶晶的，毫无睡意，她预备关掉台灯，忽然听见儿子说：“妈妈，我想要我的大黄蜂。”
“阿姨不是说过了吗，借几天就还给你。”
“小勇哥哥抢了我的蜘蛛侠铅笔，都没有还。”
“什么时候的事？”何雯问，随后又加了一句，“算了，妈妈再给你买个新的。”
子涵不说话了，翻个身，把被子拉到肩膀上。何雯说：“咱们要借小勇哥哥的钢琴，以后你每天都去他们家练琴，所以，你的玩具借给小勇哥哥玩玩，这没什么。明白吗？”
她不指望子涵理解这里头的人情逻辑，别总是一副委屈要哭的样子就行了，他没回答，只管闭上了眼睛。何雯转动着台灯开关，越来越暗，手指上沾了一层薄薄的灰——这房子的玻璃窗只有单层，楼层又低，靠着马路，灰尘不断地飘进来。黑暗中，何雯正要起身离开，子涵忽然说话了：“妈妈，爸爸也能分享吗？”
“什么？”她以为孩子犯困，糊涂了，还惦记着爸爸给他买的玩具。
“会还给你的，”她轻声安慰着，“放心吧。”她走出房门，客厅里白光照耀，像个冰冷的雪洞，她想着明天要跟房东商量，请人换双层的玻璃窗，北京的空气越来越脏了。
四
周末，李义男照例来接孩子，为了透气，车窗降下一半。这回何雯看见了，他车里还坐着一个小女孩，比子涵小些，儿童座椅也备着两套。换新车原来是为了这样，她不自觉地微笑，自己并不知道那微笑其实更像个苦笑。要说现在还要吃醋，未免显得人太小气，也太不知趣了，她只是替子涵感到心疼，爸爸也要跟人家分享的。
小女孩安静地坐在座椅上，手里抱着个穿白纱裙的洋娃娃，身上套着粉色毛衣，头发盘在脑后，蓬松着，头顶堆着个硕大的粉蝴蝶结。李义男的外套就放在她身边，跟一件粉红色的小棉衣堆在一处。他下车来接人，只穿着衬衫，身上带着热风吹出来的干燥和暖意。这件衬衫是何雯没见过的。天气冷，两人快速地约定了送子涵回家的时间，来不及说别的，他就上车走了。
白天，她请了人来换窗户，临时多加了三百块钱，求人家务必当天完工，不然露着风怎么睡觉？工头抽着烟，勉为其难地点了头。看着别人干活，时间过得最快，她披着厚毛衣在屋子里转来转去，提醒着工人搬动东西时别碰坏了家具，房东在意得很。人走后，满地都是揭下来的胶纸，拆破的纸箱，泡沫塑料的碎屑，等收拾清爽了，抬头看表，子涵要回来了，赶着穿衣服要出去接，就听见有人轻轻地敲门。李义男带着子涵站在门外，她外套还没扣好，手里拎着两个鼓鼓囊囊的垃圾袋。
他越过她肩膀，朝屋内扫了一眼，子涵拉住爸爸的手，说：“爸爸，你进来呀。”他站着没动，对子涵说：“爸爸要走了，下周再来。”又对何雯说：“晚点我给你打电话。”她知道他车里还有个孩子，不能停留太久，也没说什么，李义男主动帮忙把垃圾带下楼。门一关就落了锁。
晚上，子涵睡了，他果然打电话来，声音压得很低，是怕别人听见吗？她拿着手机，走到窗前，新换的玻璃窗晶莹透亮，连夜晚都显得清明了许多。他说：“子涵又说不想练琴，你是不是逼他逼得太紧了？”
她说：“他抗拒练琴不是一天两天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她指的是闹离婚那段时间，子涵忽然变得暴躁，不想上学，不想练琴，两个人都觉得，这样对孩子伤害太大了，不如速战速决。
她听见推拉门滑过轨道的声音，他走到阳台上——他们的阳台，不知道那些多肉还活着吗？“雯雯，我知道你心情不好，但孩子不是出气筒，你得掌握他的心情、他的状态……”他的话被何雯的笑声打断了，她不是想嘲讽什么，是真心觉得好笑。“他快九岁了，他什么都懂，用不着我去控制。”她说，“我心情挺好，也用不着拿谁出气。”李义男这样说话，以为她还在为离婚而伤情，真是小瞧了她。
对方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最近是不是打过他？”
“没有。”
没有别的话好说，她隐隐听见，那边有声音在喊“爸爸，爸爸”，他匆忙地挂断了电话。她顺手打开窗户，让冷风吹进来，夹杂着尘灰的味道。不想练琴这种话，子涵很久没说了，他知道跟妈妈说什么也没用，爸爸才是他的朋友。她倒退两步，坐在床沿上。每天晚上，子涵上床睡了，时间终于属于自己，又空茫，又漫长，像冬天干涸了的喷泉池子，池底散落着夏日里顽童投掷的石子，是好时光已经逝去的况味。明年她都三十八岁了。
第二天，她开车送子涵去学校，快要期末考了，作业比平常多。子涵坐在车上打着哈欠。写作业，练琴……他总是睡不够。何雯问他，昨天爸爸带你去哪儿玩？他絮絮地说吃了什么，玩了什么，绝口不提那个同行的女孩。她听着，觉得儿子比她想象的更成熟，也许是自己关注得不够。虽然母子俩相依为命，她每天接送，陪着做功课，检查作业，陪他练琴，既是司机，又是保姆，儿子仍然在她察觉不到的细微之处悄悄变化着。他说着说着，到兴头处，说漏了嘴：“爸爸还问我，妈妈又打你了吗？”
“那你怎么说的？”何雯从后视镜里看一眼儿子。
“我说没有啊。”短暂的安静过后，他又画蛇添足地补了一句，似乎想安慰妈妈：“我跟她说，我妈妈再也不打人了。”
何雯想，这样斩钉截铁的语气，一定是对那个小姑娘说的。不知道李义男在家是如何议论自己的？母女俩拿她当个笑话听。她把高尔夫停在学校门口，从储物箱里拿出一只塑封完整的自动铅笔，小蜘蛛侠静静趴着。子涵探身接过去，小小地欢呼一声，过后又低落起来：“小勇哥哥要是还给我，我就有两根了。”
她忍不住笑了，让他小心下车，看着他背着书包，一边走，一边低着头拆那铅笔的包装。小勇厉害霸道，她怎会不知道，可眼下既要借人家的光，人家妈妈也热情相待，孩子之间的小事，忍忍就算了。
现在，他们不用跑去淑英家练琴了。每天晚上，先吃了晚饭，子涵去小勇家弹琴。刚开始的时候，何雯陪了几天，人家总拿她当客人招待，沏茶、切水果，弄得她很不好意思。渐渐地，她就不去了。有一次，子涵回来，阴沉着脸，问他怎么了，半晌才说：“我不想练琴了。”
又来了，她想，全世界都在给她出难题。她想着书上教的办法，深呼吸，一次不行就两次，三次，四次。不想练琴，这没什么，她告诉自己，我小时候也不想练琴。
“为什么呢？”她柔声问道。
“我弹琴的时候，小勇哥哥就玩我的大黄蜂。”他说，“我想要回来。”
“妈妈再给你买个新的，好不好？”
“那是爸爸给我买的。”他眼里蒙了泪，“是我爸爸给我买的！”每个“我”字，他都咬得很重。
“他不是你爸爸了！”这是何雯能想到的最伤人的话，一桶冰水泼过去，有什么东西在子涵的眼里熄灭了。
“他是我爸爸！”他喊道，眼泪滚下来，“是我爸爸！”
“他是人家的爸爸。”何雯说，“你的钢琴给人家弹了，你的爸爸给人家叫了，他每天送人家去上下学，你到底什么时候能明白！死心眼儿！”说完她都愣住了，这些话不像从自己的腔子里冒出来，倒像一段假编的台词，照着提词板念出来的，头顶那崭新的白炽灯亮得像舞台上的聚光灯。她慌张无措，看不清暗处的脸，只听见所有人都在起哄，喝着倒彩。
子涵哭了，眼泪漫出来。他无声地哭，从小就这样，只流泪不出声，张着嘴，睁着眼，像一出静默的悲情哑剧。何雯冷漠地看着他，此刻她不能陪着哭，不能在儿子面前塌了台。这些日子以来，她在一切人面前，都跟过去没什么两样，该说的说，该笑的笑，像拿了剧本的演员。儿子跟她共同披着一件质地虚假却彩绣辉煌的新衣，装作大家都挺好。现在，小孩子先忍不住了，要跳出圈外。“爸爸，”他一边流泪一边说，“我要爸爸，不要你！”
她木然地伸出手，给了子涵一巴掌，打在脸上，自觉这条手臂僵直得像根木棍似的，不知道他有多疼。小孩的眼泪更加汹涌了，何雯看着他，一层模糊变作了两层。他还在说，不停地说：“我不要你，不要你，我爸爸从来不打我！”
过后，她不记得自己有没有再动手。早上醒来，母子俩窝在一张床上，穿的还是昨晚的衣服。子涵的头发乱蓬蓬的，泪痕已经干了，她想自己肯定也是一副狼狈样子。今天是演出的日子，练了这些天，终于要上台。她让子涵去洗澡，自己在衣柜里翻找准备好的衣服，白衬衫，黑领结，黑长裤，黑皮鞋，折叠好了装进干净袋子，预备临上台再换。子涵裹着毛巾走出来，自己找衣服穿。何雯正忙着收拾东西，一眼瞥见儿子裸露的背。他正往头上套一件印着蜘蛛侠的长袖T恤。
“这是什么？”她伸手按向一处红色的斑痕，子涵痛得一缩，没有说话，继续穿衣服。
昨晚的气还没消，整个早上，子涵都不肯跟妈妈说话。在一片凝固的沉默中，她发动了车子，快到学校时，又问一遍：“你背上是怎么回事？”子涵下了车，重重地关上车门，边走边背上书包，小跑着奔向学校的大门。直到儿子的背影消失，她才转动方向盘，缓缓融入早高峰的滚滚车流之中。从昨晚到现在，漫长得像隔了一个世纪，她很久没有这样失控了，像宿醉似的，印象被割成零碎的片段，时间错乱，空间分裂，分不清到底是哪个家、哪个人让她如此愤怒。她只记得打了子涵一巴掌，后来呢，怎么就睡过去了？过去，李义男会立刻把孩子拉开，让他回自己房间去，告诉他，不哭，妈妈太累了，她明天就会好。明天就是今天了，过去的再也追不回来。她想，阳光照进车窗，握方向盘的手背上青筋累累，是衰老的征象——她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变好，或者就像李义男说的——他用疲惫的语气说：“雯雯，我看你永远也改不了。”
五
演出很成功，子涵穿着那身黑白的衣服，头上抹了发胶，额前的头发乖顺地拢向一边，看起来非常精神。之后的整整两周，办公室同事的话题总离不开他，念书聪明，长得帅，又会弹琴，有孩子的同事表示羡慕，尽管何雯知道，她们嘴里的“羡慕”是带着几分安慰的意思在里头，她却依然很受用。
那天，节目演完了，子涵走到舞台中央，像模像样地给观众鞠躬，领受喝彩与掌声。系统内部每年都组织这样的活动，领导喜欢排场，专门租了附近一所大学的礼堂，何雯就站在台侧的阶梯旁看着他弹琴。她坚信子涵与众不同，像天下所有的父母那样，以为自己的孩子最棒，这多半是一场甜蜜的误解。晚上，她带他去吃比萨，面饼上撒满菠萝，加了双份芝士，餐后的甜点是三个彩色冰激凌球。他埋头吃着，发胶还硬邦邦地固定着头发。她问：“上台演出开心吗？”
他点点头。
“练琴有意思，是不是？”淑英可从来没这么循循善诱过。
子涵吞下一大口冰激凌。“小勇哥哥不弹琴，”他说，“他妈妈老说他。”
“说他什么？”
“我去练琴，他妈妈就说他懒，没有毅力，说他什么事都干不长，让他跟我学习。”
这些话听起来很是耳熟，活脱脱另一个淑英。看不出来呢，小勇妈妈整天笑眯眯的，何雯想。现在，儿子倒成了“别人家的孩子”，而她自己，还没从童年的阴影中走出来，好一个讽刺的轮回。
“我管不着别人，只管你。”她搅着可乐上面的鲜奶油，忽然想起一件事，“你背上的伤，是被谁弄的？”
子涵说他吃饱了，两个人便开车回家。他没有回答妈妈的问题，妈妈也不再追问。这个年纪的孩子，开始愿意保留一些秘密，何雯努力回想着自己的八九岁，蓦然发现那已经是三十年前了，许多曾经鲜明的事件被时间冲刷得只剩下破碎的画面和语音。唯一能够确定的是，她有很多事不想告诉淑英，家庭中的隔阂是用几十年筑起来的漫漫长城，拒敌烽火，千里之遥。
子涵还是要去小勇家练琴，他嘴上说不愿意去，何雯一直以为，他是耍性子不想练琴，想偷懒，并没想到别的。这一天，星期六，李义男接子涵出门，带他到一家温泉度假村去过夜，第二天送他回来时，特意叫住何雯，拉她到旁边说话。
“你最近怎么样？”
“挺好。”她说，心想这算什么悄悄话，还要避着孩子。
“你又打孩子了。”
“没有。”
“他背上，胳膊上，都有伤。”
“胳膊上没有。”话一出口，她就意识到自己上当了。她抬头看他，他一点也没有开玩笑的样子，在路灯下紧皱着眉头，压力迫使她又低下头，像真的做错了什么。
“我没打他。”她想起那失控的一耳光，不知道这算不算撒谎。
“你保证过，雯雯，”他那种熟悉的教训人的口气又来了，“你说你不再打孩子。不是人人都像你这样，当妈的得有点耐心。你这脾气太不适合带孩子了。”
“我没打孩子。”她又重复了一遍，想要截住李义男的话锋，“你说这些有什么意思？儿子是跟着我过。”
“跟着谁，也是我儿子。”他声音加重了些，“判给你，那是法院的事。儿子还是我的，你要带不好，就别带了。”
是的，总有人比我懂教育孩子，她心想，冷笑冻结在喉咙里，只呼出一口深长的凉气。她说：“晚上还得练琴，有事打电话吧。”
“子涵自己也有意愿。”
她本来要转身走了，被这句话又叮了一下：“他刚几岁？他的意愿不算数。”
“我咨询过，抚养权是可以变更的。”他在身后说，她拉起儿子，快步向前走，子涵用力挣脱，“妈妈，我手好疼。”她不敢松开，身后一道探照灯似的亮光闪动，照得母子俩像仓皇逃狱的犯人，是李义男车上的氙气大灯。何雯以为他要追上来抢孩子，脚下更急，几乎绊上一跤，其实那辆车只是掉个头，便往反方向离开了。
进了家门，她打开客厅的大灯，让子涵脱衣服。他迟疑着脱了外套，何雯扯着毛衣领子从他头上拽出来，里面的T恤是新的，她没见过，深蓝的底子，满印着小小的黄色汽车人，再脱下来，露出上半身。她拨弄着让儿子转身，子涵大气也不敢出。灯管烧着，嗞嗞响。
背上，胳膊上，确实有两三处瘀痕，像是手指狠狠捏的。她看看自己的手掌，翻来倒去，最后轻轻按上去，看是不是相符。当然看不出来，又不是铁砂掌，淑英没打过她，她对人的手能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心里没谱。
末了，她问：“衣服是谁给你的？”
“阿姨。”子涵乖乖回答。人在光着身子的时候，气势总会低一些，小孩也不例外。
她坐在沙发上，把子涵往身前拉一拉：“阿姨脾气好吗？”
子涵点点头，马上又摇摇头。“到底好不好？”
“我不知道。”
“那你喜欢她吗？”
子涵看着她，只是不开口。淑英曾经说过，你就不像个妈，简直是个诅咒。何雯想，她是错的，错的，天底下没有人比我更像李子涵的妈妈。
末了，她不再盘问了，捡起那件衣服，走进厨房，用一把处理鲜鱼用的铁剪刀——剪刃上残留着淡淡的鱼腥味——把人家给子涵买的衣服一下下剪成碎片，连一个完整的大黄蜂也没留下。子涵光着上身倚在厨房门口，望着她。我在他眼里，何雯想，是不是像个疯婆子？
晚上，她照例给子涵讲故事，长长的温柔的睡前故事，准备关灯的时候，忽然想起自己忽略了什么。最重要的事情，她都忘记了。
“谁打的你？”
子涵用手背抹了抹眼睛，眼睛是亮的。“妈妈，我困了。”
“那就睡吧。”她轻声说，在子涵脸上轻轻一吻。不知怎的，她忽然不想再追问下去，好像在害怕什么，害怕掘着掘着，盗墓的人一锹下去，看见自己的脸。
何雯回到自己的房间，这间屋子是用玻璃从客厅里隔断出来的，一室一厅硬改出两个卧室，厚厚的窗帘从天垂到地，作为隐私的遮挡，在满室的黑暗中一动不动，像有什么东西刻意屏住气息，隐藏在巨浪般的褶皱里头。从前她可以撒着娇说怕黑，有人借她一处宽厚的胸膛，现在，那个人居然成了黑暗的一部分，围着她虎视眈眈，要来抢夺她的孩子。何雯抓紧了被子的边沿，蒙眬间觉得耳边一片杀伐之声，刀枪相碰，火光漫天，离婚前那段时间的噩梦又回来了，像一头觅路归家的猛兽，它是饿着肚子来的，何雯模模糊糊地想，它需要吃点什么。她就这样陷入了黑沉的睡眠。早上，子涵不知何时爬上了她的床，窝在一边，眼睛睁大了看着妈妈，见她醒了，就说：“妈妈，我喜欢你，我不喜欢阿姨。”
何雯搂住他，在他脸上轻轻地亲吻，好像有满腔的柔情不知道往哪儿发泄。他们起床、穿衣、洗漱，吃两片面包与纸盒装的牛奶当早饭。何雯还想着昨晚的事，盘算着要留住孩子，一时觉得自己杞人忧天，一时又觉得李义男随时可能起诉。他有什么凭据呢，就凭一两个伤痕？她边想边帮着子涵收拾书包、穿鞋、穿外套。早上时间紧张，所有动作都是一气呵成，母子俩分秒不差地离开家门——六点五十，她看看手表。日子还得过下去，她想。不过是李义男的几句话，她就紧张成这样，不至于。她早不是那个处处依赖人的小女孩了，之前他那么想要儿子，不也没得手？为了子涵的抚养权，她主动放弃了房产，李义男后边有那女人在撺掇，谈判的时候也是左右为难，又舍不得孩子，又想要房子，哪儿那么容易？现在婚都离了，想转回头挑她的毛病，抢抚养权，休想。这两个字硬邦邦的，像旧马车的木车轮似的从她心里滚过去，翻到嘴唇外，带出一股冬天清晨的凛凛寒意。子涵牵着妈妈的手，抬头望了她一眼。她开着车，挤进拥堵的马路，知道自己毫无退路，只剩下向前。
晚上，何雯带着子涵上楼去，小勇妈妈这天待客特别周到，使得何雯有些开不了口，她想替子涵要回大黄蜂。子涵坐到钢琴前头去了，琴声响起，谈话也变得轻柔，幽幽地，说了几句家常话，让何雯吃快递刚送来的葡萄，小勇妈妈又走到卧室门口，对着里头说：“小勇，出来听弟弟弹琴。”说了两遍，小勇才慢腾腾地走出来，面无表情，坐在一张宽大的单人沙发上，一条腿翘上扶手。
“没样子！”他妈妈轻声呵斥他，这头又对何雯说：“每天我都让他听听，激发他的兴趣，说不定哪天他又想弹了。”何雯记得子涵说过，他弹琴的时候，小勇哥哥就玩他的大黄蜂，这时候他要是拿在手里，话头就有了，可小勇双手空空的，正拨弄着自己的指甲。
她还没开口，小勇妈妈突然说：“呀，你们有个东西在我这儿。”说着，她起身走进小勇的卧室，何雯没想到事情这么顺当，正要客套两句，小勇妈妈转眼出来，手里拿着一支自动铅笔，递给何雯，说：“小勇跟子涵借的，我看他都忘了还。”一边跟小勇说：“你借东西要想着还给人家，记住没有？啊？”那个“啊”声向上挑，像提问，像责备，又像威胁。小勇低沉地“嗯”了一声，何雯接过铅笔，嘴上还说：“这有什么，喜欢就留着玩吧。”
琴声停顿片刻，随后又流畅起来。小勇妈妈说：“他们托管班的老师跟我说，小勇拿了同学的东西不还，我一问，他就交出来了，承认是子涵的。我说了他一顿，他也认错了，是不是？”小勇低头，更用力地抠指甲。
何雯明白过来，原来子涵去告状了，还弹着人家的琴，她不好意思起来，说：“不用，小勇喜欢就留着吧。”
“不行，这毛病不能惯着。”转眼又微笑起来，“你们子涵弹得这么好，我都羡慕死了。小勇学什么都没常性。”小勇在沙发上翻了个身，何雯不由得替他的指甲难受。她本来想好的，准备把变形金刚要回来，到此刻却怎么也无法开口。这一晚上，对于小勇来说已经够满当了，同情他就像同情当年的自己。最后，她握住那铅笔——身上只穿了一件套头毛衣，也没个提包口袋之类的可以装，就这么捏在手里带回了家，手心攥出微微的汗，子涵还说：“妈妈，小勇哥哥没跟我借，他是抢的。”
“这件事别再提了。”何雯说，“我们天天用人家的钢琴，你就不知道客气点？没有小勇，我们上哪儿去练琴？”
子涵不说话了，一晚上闷闷不乐。睡前，李义男打电话来，要找儿子。接过手机，子涵自然地走进自己房间，随手带上门，将何雯隔在外头。她看着时间，只觉得挂钟上的分针像刀尖似的，又锐利又迟缓，是为了折磨人而转动的。什么话需要说这么久。
到头来她也没问，总不能审贼似的盯着孩子：“你爸爸跟你讲什么了？”他们始终是父子。她想起小的时候，起初，爸爸还来看她，带她出去，在公园里推着她荡秋千，累了，给她买一瓶汽水。她仰起头咕嘟嘟喝着，透过厚厚的玻璃瓶底看见淡薄的太阳，和一个男人高大而有些变形的影子，橘子味的气泡从胃里滚滚地升起，带走所有积郁。那时候，每次回家，她都得跟淑英老实交代：你爸爸跟你说什么？她尽量转述，磕磕巴巴地，前言不搭后语，淑英往往用怀疑的目光看着她。那些年淑英或许是更年期到了，脾气阴晴不定，何雯不愿意再回忆，再回忆也没多少往事。总之，渐渐地，爸爸就不来了，等她结婚时，他出席婚礼，已经好几年没见过面，何雯才惊觉他既不高，也不壮，头顶半秃而花白，仿佛时光将他偷换成了另一个人。得知他要来的时候，她还担心自己会失态落泪，等人到了跟前，居然毫无感触，心如止水。当时李义男紧握着她的手——他是想安慰她的。
还是子涵主动告诉她：“爸爸让我听你的话，不要惹妈妈生气。”她讲完了睡前故事，准备关灯时，子涵突然开口：“妈妈，我很听话。”不知怎的，听着像一句温柔的告别。
“对，你很听话。”她给儿子拉拉被子，赶快关了灯，掩饰自己突然的悲从中来。这是更年期提前了？她得上网查查，更年期都有什么症状，胡思乱想算不算。她匆匆地上床，入睡之前，只顾着自己的心事和情绪，独独忘了一个问题。白天还惦记着，见了子涵反而想不到：到底是谁打了你？
文艺演出过后，子涵回到了托管班。这天，何雯在办公室里没什么事，走得比平常更早些，她特意给小勇妈妈发了短信，说她可以把两个孩子都接回来。小勇妈妈去美容院了，这安排正好合适。平常，她总是最晚的，子涵独自在教室里等，今天提前了几分钟，他格外高兴。何雯说：“小勇哥哥跟我们一起走，上咱们家玩。”
子涵的脸上像掠过了一片阴云，慢腾腾地收拾书包。小勇瞥了他一眼，将自己的书包用力甩到肩上，跟在何雯身后，抢先上了车。子涵坐进他的座椅，小勇说：“你还坐婴儿椅？你多大了？”
“这是儿童座椅。”子涵红了脸，争辩道。
小勇从鼻孔里喷出一口气，表示轻蔑，脖子向后靠在椅背上。他比子涵高半个头，身体壮实，看上去比子涵大不止两岁。这孩子是学校里一霸，何雯从别的家长那里零星地听过几句闲话，议论小勇的事迹，打人，下手重，不怕家长，也不忌惮老师，他妈妈替他抹过多少事，闯祸了，赔钱，赔笑脸，她听听也就算了。还是那句话，日子总得过下去，钢琴也要继续练下去，人家的事，又碍不着她。
她开车驶进了小区，昨夜雪一直下，早上才停，路面上撒过盐，化成黑色的泥水，和路牙子边堆着的白雪相映，像一幅凛冽的水彩画，是儿童的手法，想用的颜色都堆着涂满。车顶的积雪化软了，不时地滑落到风挡玻璃上，留下长而弯的水迹。车里暖风吹得很足，温暖如春，衬出外头世界的寸寸阴冷，小勇和子涵都把外套脱掉了。两个人谁也不理谁。
何雯打开了广播，音量调低，细碎的语声带着温润的湿气，使气氛不那么干巴巴的。两位主持人正咯咯笑着，为着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就像是儿童时代的那些鸡毛蒜皮，看似过不了的坎儿，高大无比的人，成年之后回想，只剩下摇头哂笑，不过如此。
快到家了，子涵说：“你什么时候还我大黄蜂？”
“我想什么时候还就什么时候还。”停顿了一下，小勇又说，“你弹我的钢琴，我玩你的玩具，咱俩交换！”
子涵探身向前，两手扒住司机座椅的头枕，说：“妈妈，我不想交换！”
何雯关掉广播，让自己的声音显得清晰而尖刻，像老师判分用的鲜红笔触，用力地划过作业纸。在这个封闭的小空间里，她是唯一的大人，纵然童年仍在暗处涌动，时时沉渣泛起，她还得抵御着，警醒着，辨别着，扮演成年人的角色。她清清嗓子，说：“小勇，你再玩两天，然后就还给子涵，好吗？那是他爸爸送给他的。”
小勇哼了一声，伸手拽住子涵的衣领，迫使他双手松开何雯的靠背，跌回自己的儿童座椅上，这个动作来得既凶又快，子涵“唉哟”了一声。紧接着，小勇拉着子涵的毛衣，另一只手伸进他的脖子，抓住皮肤狠狠地拧起来，拧紧便不肯松开。何雯从后视镜里看见这一幕，叫小勇住手，这孩子像没听见似的，手腕一翻，更用力了。
某个时刻，笔尖下得太猛，卷面就撕破了，几寸长的裂口，边沿还是红的，补不回来。后视镜里的影像是无声的，因为子涵噙着眼泪，不肯哭出声。这孩子从来就不会放声大哭，怎么打、怎么害怕都不会，全是空寂的泪。何雯踩下刹车，停在路中央。
她下了车，后边的喇叭全听不见，她几步转过去，拉开小勇那一侧的车门，力气之大甚至出乎自己的意料，一把就拉出那孩子，也不知道是胳膊还是肩膀，衣服皱缩着，像扯住了兔子的耳朵、猫后颈上的皮，将他掷在湿冷的地面上，接连几个巴掌，没头没脸地打下去。小勇起初并没出声，他完全蒙了，何雯的手掌跟意志一样坚硬如铁。后面的车不再鸣笛，司机也下了车，路人渐渐地停留、会聚，有人举起手机。终于，她打够了，向后退了几步，碰上这些密不透风的围观的目光，像一头困兽挣扎着撞上身后的牢笼，吼声如雷。她全身都在抖着，微微发痛，痛里面又有某种畅快的凉爽，热的白气不断地从嘴里呼出来。
子涵还坐在车里，车门大敞着，他只是喊：“妈妈，妈妈，你别打了，别打了。”他扯着嗓子，听在何雯耳朵里，显得微茫而邈远。
小勇终于回过神来，他开始哭，身子在地上扭来扭去，不肯起来。他用手蒙着脸，转眼又放下来，指着何雯说：“你打我！你是谁？你敢打我！”
不知道谁是谁了。白的雪，黑的地，她觉得自己化成了试卷上的一团笔墨，是答错的考题，弹错的音符，配不上考官给红钩的嘉赏。原来，从来都是别人在审判她，念书，考试，弹琴，离婚，总也轮不到她给自己打分。小勇的声音越来越响，寒冷的空气搅起了旋涡。路人还在拍照，当街暴打邻居孩子的疯女人，够得上转发一万遍的标题，她的人际与日常正在拉扯着变形，轰塌成无数碎片，被吸进深暗的渊底。小勇还在叫着：“你打我！你完了！我要告诉我妈妈！我要告诉我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