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李陵

司马迁自称《史记》写到太初年间（前104年-前101年）为止，但实际上并不绝对。之后的事仍然偶有记录，只不过往往简单而凌乱，像是在已经完成的稿件后，临时补上几支竹简。

譬如天汉元年（前100年），苏武出使匈奴，只在《匈奴列传》里简单提及；天汉二年（前99年）李广的孙子李陵的部队没于塞外，《史记》里也只有寥寥二三百字。

李陵事件是司马迁人生中最大的灾难，《史记》却写得如此简单，那这件事，主要就只能通过班固的《汉书》来了解了。

浚稽山的悲歌

班固是所谓“正统史学家”，这个说法肯定不错，但若是因此认为他只会简单地高唱颂歌，说大汉的皇帝就是好，叛徒就是坏，那就太低估班固的复杂性和才华了。

李陵兵败投降匈奴这件事，是汉家的痛点。应该怎么叙述这件事呢？

班固告诉我们，李陵“少为侍中建章监”50，侍中意味着工作地点在宫禁之内，就是说李陵在汉武帝身边成长起来。班固还告诉我们，李陵的好朋友，包括霍光和上官桀，这两个人都是汉武帝晚年最信任的人。也就是说，李陵的朋友圈，也正是和汉武帝关系最亲密的那个小圈子。

汉武帝很欣赏李陵，认为他有李广之风。这句话当然也是在告诉读者，汉武帝当年也并非不赏识李广的才气。汉武帝几次让他率兵出击，李陵的表现也都不错，当然这段时间里汉匈无大战，所以也没立什么大功。

终于到了天汉二年，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三万骑兵从酒泉出击在天山活动的匈奴右贤王。汉武帝想让李陵为李广利押送辎重。

但李陵得到汉武帝接见的时候，主动提出：

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愿得自当一队，到兰干山南以分单于兵，毋令专乡贰师军。

臣所率领的屯边士兵，都是来自荆楚地区的勇士奇材剑客，拥有扼住老虎的力量和精准致命的射击技术，希望独立带领一队，到兰干山南去分担单于的攻势，不让匈奴集中兵力攻击贰师将军。

汉武帝看出李陵的想法，知道他不愿意从属于李广利。但是提醒李陵，这次军事行动规模很大，自己已经没有骑兵再分拨给李陵了。

这当然也是实情。天汉二年距离远征大宛胜利仅仅两年，汉朝自己的马几乎消耗殆尽，大宛马是珍贵的种马，这时还不能派上前线。但李陵毫不畏惧，称自己不需要骑兵，“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

这雄壮的气概打动了汉武帝，但是他仍然觉得过于冒险，于是诏令强弩都尉路博德率兵中途接应李陵军。

路博德是一员老将，当年曾以伏波将军的身份平定南越，羞于做初出茅庐的李陵的后援——另外，路博德是出身于霍去病兵团的两位将军之一，对李广的后代是不是本来就有些瞧不上，也很难说。

于是路博德上奏说，现在是秋高马肥，不宜和匈奴作战，我希望和李陵等到来年春天再出击，各带五千骑兵，一定可以生擒单于。

路博德这个建议也不能说不合理，甚至可以说非常合理：秋天是匈奴战斗力最强的时候，春天出击对汉军则最为有利。因为整个寒冬里，匈奴人和他们的马匹、牛羊都只能获得仅能维持生存的食物，开春时最为羸弱。而且那时候匈奴人最急于获得丰美的水草，会在什么地方出现，也最容易判断。

当然路博德还是强调了，出击匈奴必须用骑兵。但这份上奏激怒了汉武帝，他认为是李陵出尔反尔，教路博德这样说的。于是交给路博德另外一个任务，而让李陵立刻出击。

于是李陵带着他的五千步兵从居延出发了。从后文看，这五千人都是真正的战斗力量，实际李陵所部不止五千：还包括一定数量掌管文书的“军吏”，以及大批押送车辆的“徒”。

向北行进了三十天，到浚稽山扎营。浚稽山是匈奴的重要据点，学者们推断，它应该是今天杭爱山脉东端的某山。这里和居延之间的直线距离大约五百公里。一支携带着往返辎重——包括至少六十天的食物，足够的饮用水，以及大型弓弩和巨量的箭矢等的步兵，这个进军速度相当可观。

李陵把经过的山川地形都画成地图，派麾下的骑士陈步乐回长安向汉武帝汇报军情。汉武帝非常高兴，还拜陈步乐为郎。与此同时，李陵遭遇了匈奴单于亲自率领的三万骑兵。

李陵用随军的车辆结成营垒，自己率领士兵在营外布阵：前排拿着戟和盾，后排持弓弩。其实这正是当年卫青漠北决战对匈奴的战术，区别是李陵的人数更少，而且只有步兵。

既然没有骑兵，那就不可能像卫青那样和敌人打对攻，突出在营外的步兵，在匈奴人眼里自然是待宰的羔羊。匈奴人信心满满地冲击李陵的营垒，但是这种信心迅速和他们的身体一样被汉军的弓弩射得千疮百孔。

根据汉、匈弓弩性能的差异，很容易推想出这样的画面：汉军还没有进入匈奴人的射程，汉军第一波凶狠的箭雨就让冲锋在前的匈奴人纷纷落马；匈奴人终于射出自己的第一支箭，但击中汉军的盾牌就像被掸落的沙尘，而汉军的又一波箭雨已经呼啸而至。

李陵反击，匈奴人丢下数千具尸体，败走上山。

单于亲自攻击汉军的一个年轻将领，三万人对五千人，骑兵对步兵，打成这个样子，当然不能甘心，于是左右增兵，八万骑兵向李陵发动攻击。

众寡如此悬殊，李陵只能一边作战一边向南撤退。匈奴多次损失几千兵力。有一天李陵发现，为什么我击鼓的时候，士气有些衰落了呢？难道是我的军中有女子吗？于是开始搜查，果然发现了女人。征西域以来，关东地区民不聊生，有人铤而走险，也就成了“关东群盗”。他们的妻子也就作为罪犯家属成为官府的资产，分配给了戍边的将士。这次出征，有人把女人藏在车里。

女人浪费宝贵的军粮，消弭军中的士气，当然绝不可留。李陵亲手挥剑把这些女人一个个杀死。果然，第二天军队的战斗力来了一个爆发，“斩首三千余级”，显然，不是靠弓弩而是靠肉搏才能取得这样的战绩。

这时李陵的军中也几乎人人都受了伤，于是“三创者载辇，两创者将车，一创者持兵战”，不抛弃战友，伤最重的躺在车里；勉强能行动的管控车辆；轻伤者继续拿兵刃作战。

李陵巧妙地利用山谷、丛林，以及湖畔的芦苇荡等地形，限制骑兵的机动优势。匈奴人也很聪明，曾在上风处放火想把李陵逼出来，但李陵立刻主动放火烧出一个隔离带，让匈奴的阴谋破产。

这时，李陵终于从匈奴俘虏口中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单于已经越追越恐惧，这样一支人单势孤的步兵，凭什么可以这么沉得住气和我力战这么久？莫非是想把我吸引到汉朝边塞，然后围攻我吗？而匈奴的贵族们说，单于亲自率领几万骑兵不能消灭几千汉军，以后就再也无法治理匈奴人了。前方还有四五十里的开阔地带，正好发挥骑兵的优势再猛攻一次，要这还不能成功，就撤兵。

也就是说，只要撑过这四五十里，就安全了。李陵全军上下，应该都精神一振。于是又是一天数十合的激战，又杀伤了匈奴两千余人。但就在单于要撤兵的时候，李陵军中出了叛徒。

这个叛徒因为对自己的长官不满，把李陵的军情全部泄露给了单于：伏兵，不存在的；李陵军中的箭矢，也快用尽了。也就是说，汉军劲弩——这个匈奴人的噩梦一快要失去威力了。

于是单于放胆全力进攻，匈奴军队截断李陵的归途，又利用骑兵的速度优势抢占了全部有利地形，四面八方箭如雨下。李陵的部队当然也竭力还击，班固在《汉书》中又提供了一个惊人的数字，“一日五十万矢皆尽”。

李陵麾下的战士此时已不足五千，但仍然超过三千，也就是这一天每个人射出了一百多支箭。有现代学者换了一个角度进行计算：汉代的箭镰每只重量不低于十七克，五十万矢意味着光是打造这些箭镞，至少需要用掉8.5吨的铜或者铁。

如果都以铜计算，汉代铸造铜钱平均每年用铜816.7吨，这一天射掉的铜，就超过了全年的1％；如果都以铁计算，汉代的生铁产量现在没有数据，但肯定不会超过唐代，唐代的生铁年产量也不过1200吨，意味着这一天射出去的铁达到唐代生铁日产量的258％51。

这些数字当然可能存在较大误差，班固脑海中也没有这些数字，但“五十万矢”也意味着一笔巨资，稍稍了解当时军事的人，却都是非常清楚的。而李陵这次出击携带的箭矢总数，必然远远超过这个数字。班固强调这个细节，自然也是告诉读者，李陵所部如此精锐，不仅是他本人的精心调教，也离不开汉武帝的巨额投入，这绝不是一支被皇帝故意抛弃的军队。

箭矢已经用尽，车阵已经残破，战士还剩下三千余人，运送物资的“徒”斩下车子的辐条当武器，军吏则拿着本来用于刮去竹简上错字的尺刀加入了战斗。但所有人终于还是被迫入山谷之中，而匈奴人占据了周围的高地。

天黑了下来，李陵换上一身便衣，让所有人都不要跟着自己，想孤身混入匈奴军营，去刺杀单于。良久之后李陵回来了，长叹说：“兵败，死矣！”

有军吏劝说李陵，可以先投降匈奴，以后再设法逃回，汉朝有这样做而成功的先例。李陵让他住口，说：“吾不死，非壮士也！”

于是斩断了所有旌旗，把珍宝埋入地下，李陵又一次长叹：“如果再有几十支箭，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李陵知道，明天天亮之后，已经没有足够武器的汉军只能束手就擒，所以让全军在夜幕的掩护下分散逃亡，能回去几个是几个。于是每个人带着两升干粮，一大块冰，约定在边境的障塞相见。

于是击鼓让士兵们起来，但是鼓没有发出声音。李陵和校尉韩延年上马，带着十多个壮士突围。匈奴数千骑兵追击，韩延年战死，李陵说：“无面目报陛下！”于是向匈奴人投降。

这时候距离汉朝的边塞只有百余里，大汉的亭障，已遥遥在望。

可能是因为李陵吸引了匈奴人的全部注意，为其他人赢得了一些空间和时间，最后有四百多人逃回了汉朝。显然，这些人详细汇报了李陵兵败的经过，被军吏记录下来送到朝廷。班固正是在这些记录的基础上写下了李陵的传记。司马迁没有写什么，但他在汉武帝面前为李陵辩护的时候，依据的无疑也是这些记录。

苏武光辉下的阴影

班固详写李陵之败，利用了许多第一手资料，但文学加工的痕迹也非常明显，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加工的用意是美化而不是丑化李陵。李陵在极度不利的条件下，指挥惊才绝艳，战斗艰苦卓绝，被班固写得精彩纷呈。尤其是班固无疑深谙编剧技巧，李陵能否成功脱身？他总是不断给读者看见希望的曙光，然后又无情地熄灭它。最终，李陵那句“复得数十矢，足以脱矣”，堪称中国军事题材的文学作品中最令人心痛的台词。

即使换司马迁来写，大约也不会更感人了。

那么，班固是在指责汉武帝，认为是皇帝导致了李陵兵败吗？同样也没有。汉武帝一开始就考虑周详，既赞赏李陵的勇武，又考虑到可能发生的危险，要不是路博德的奏章造成疑虑，本来不该有任何问题。

这不是善与恶之间的冲突，而是善与善之间的误会。不幸的是，误会还在继续。

汉武帝对李陵的期待，确实比别的将领更高，毕竟，这是个“少年侍中”，在自己眼前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所以刚开始得到李陵投降的消息时，汉武帝非常愤怒，但愤怒慢慢也就平息下来。他甚至有点自责，当初李陵出塞时，就应该派路博德去接应，坏就坏在不该跟路博德把任务说得太清楚，“得令老将生奸诈”。要是路博德不知道自己是给李陵打后援，大概也就去了。

汉武帝开始考虑，李陵是不是假投降，还在图谋大事。所以他派公孙敖率军深入匈奴，设法接李陵回来。但公孙敖这个人，简直是陇西李氏命中注定的灾星。

公孙敖人不错，但能力非常平庸，只是年轻时做对了一件事：救过大将军卫青的命。卫青是个感恩念旧的人，一直非常照顾他。卫青带公孙敖立下军功，让他封侯，公孙敖因为自己的无能很快就把侯爵丢掉了，卫青就带公孙敖再次去立军功。

那件事非常有名，和匈奴大决战之前，卫青为了给公孙敖安排一个更好的位置，把李广调开，最后导致李广自杀。

现在，李广孙子的命运又交到了公孙敖手里。

公孙敖出击无功，把责任推到了李陵身上：“我抓到俘虏，他告诉我李陵在为单于训练军队，所以我才一无所获。”

这下汉武帝真的愤怒了，他杀了李陵的母亲、兄弟和妻子、儿女。李陵的坏名声传播开来，从此陇西的士大夫，提起李氏都感到羞耻。

后来，汉朝的使者到匈奴，李陵愤怒地质问他：“我为了汉朝率领五千人横行匈奴，因为没有救兵才失败，我有什么对不起汉朝的地方，要杀我全家？”使者说：“因为汉朝听说，你在为匈奴练兵！”

李陵立刻就明白了：“那是李绪，不是我！”

李绪是另一个投降匈奴的汉朝将军，于是可知，公孙敖倒也不是诬陷，他确实是听信了错误的情报。愤怒的李陵杀了李绪，但从此也绝了回汉朝的心思。不过他也不和匈奴单于在一起，常在外面独立行动，好像是草原上的一匹独狼。

总而言之，班固讲述了一个没有反面角色的故事，是命运之手的拨弄，造成了悲剧。

显然班固很清楚，绝不能简单粗暴地否定李陵批判李陵，那会让无数在边疆上浴血奋战的将士寒心，也会显得皇帝毫无识人之明。把李陵塑造成悲情的形象，反而对维护皇帝也是有利的。

所以直到今天还有史家读过《汉书》这一段，就相信班固的记录是“客观可信”的，而不像司马迁那么情绪化。

更能展示班固修史才华的，还不是对历史事件的叙述方式，而是史料的组合。讲完李陵的故事之后，班固紧接着推出了苏武，这两个人的生平，被放在了同一篇传记里52。

李陵兵败的前一年，苏武出使匈奴，本来意在和谈，却莫名其妙被卷入一场政变之中。从此，苏武被匈奴羁押，受尽艰辛磨难，然而苏武终持汉节不改。

当初，苏武与李陵都是皇帝身边的侍中。李陵投降匈奴后，不敢去见苏武。直到许多年后，单于让李陵去劝降苏武，两个人才终于见面。

这种劝降的套路，当然是先否认自己的意图，慢慢叙旧，说到动情处，再把要苏武投降这个目的说出来。但李陵没有这样做，他身上仍然闪耀着军人的锐气和磊落，他一开口就说：

单于闻陵与子卿素厚，故使陵来说足下，虚心欲相待。

单于听说我和子卿你素来交情深厚，所以让我来劝你归降。抛开别的想法，听我说吧。

在此之前，如卫律那样的匈奴权贵，劝苏武归降的办法无非是威逼利诱。李陵不说这些，他说苏武的家事。

苏武的哥哥，扈从皇帝的车驾，因为不小心发生碰撞折断了车辕，被定为大不敬的罪，只好拔剑自刎，朝廷的抚恤，不过赐钱二百万用来下葬。

苏武的弟弟，奉诏去抓捕一个骑马的宦官，因为抓不到，就畏罪服毒自杀。

言下之意是，汉朝对你苏家好吗？你那么忠心耿耿，你觉得值得吗？

李陵又说：“你出使匈奴不过一年，你的母亲已经去世了，还是我送葬到阳陵的。你的妻子年少，听说已改嫁了。你的两个妹妹，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如今又是十多年过去，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所以，你苏武即使能够回到汉朝，也没有亲人了。于是李陵说：“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

李陵又说起了自己，说自己刚投降的时候，“忽忽如狂，自痛负汉”，又挂念老母的安危，他不相信苏武不愿意投降的心理更超过自己。可是李陵要问，现在的汉朝是个怎样的汉朝啊！

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复谁为乎？

皇帝年纪大了，法令变更无常，大臣无罪而全家被杀的有几十家，人人惶惶不可终日。子卿你觉得忠于这样一个皇帝，还有任何意义吗？

最后李陵说：“愿听陵计，勿复有云！”

他好像也不是来劝降苏武的，而是胸中十多年的积郁，要一吐为快。

班固能够把李陵的台词详详细细写下来，归根结底，是一种泱泱大国的自信。一个疆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总有人是被亏欠的，要让受委屈的人说话。

然后，苏武开口了：

武父子亡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位列将，爵通侯，兄弟亲近，常愿肝脑涂地。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亡所恨。愿勿复再言！

洗不了的地，就不要洗；哪怕是沾满血污的大地，里面也有你的根。我不必跟你讲纷繁的事实，复杂的道理，归根到底只有一件事，我是对的，你是错的。

李陵被苏武的忠诚震慑住了，他感叹说：“嗟乎，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

李陵觉得无颜再见苏武，后来只和苏武又见过两次面。一次是告诉苏武汉武帝已经去世的消息，苏武向南号哭，呕出血来。再一次就是汉昭帝时代，复杂的交涉之后，匈奴终于同意放苏武回汉朝，李陵来给苏武送行，也是诀别。

这时候李陵又一次想起，如果不是汉武帝杀了自己全家，自己在匈奴举大事，也可以光荣地回去，但现在一切都如同一场梦罢了。李陵对苏武说：“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这话里包含着痛悔、遗憾、羡慕、景仰……无数情绪交织在一起。

终究，没有任何伟业，是可以和做一个忠臣相比的。这句话出自李陵之口，比其他任何人来说，都有震撼性和说服力。

这就是班固的春秋笔法：允许不同的立场都发出声音，好彰显宽容；同时把主流的音量调到最大，稳稳把控导向。作为宣传阵线上最优秀的战士，班固对李陵事件的写法，堪称上了一堂生动的示范课。

“沮贰师”

对司马迁来说，相比李陵的表现，重要的其实是另外一个故事。

《报任安书》是多年以后司马迁写给好友任安的一封信，其中谈到了自己卷入李陵事件的经过。梳理下来，司马迁开口为李陵辩护，大概有三个原因：

第一，他欣赏李陵。司马迁说，自己和李陵没什么交情，做郎官的时候，和作为建章宫监的李陵工作地点相近，认得而已。但司马迁承认，自己对李陵的印象很好，认为他有“国士之风”。李陵兵败，逃回来的士兵对战场情形的口述实录，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迁显然也读到了，这些内容又和他对李陵的零碎记忆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血肉丰满的形象。读过《史记》的人大概都会有这个印象：司马迁是很容易被英雄气概激励感染的人，所以他这时候的精神状态很可能是既热血沸腾又悲歌慷慨，也就很有说话的欲望。

第二，他看不惯群臣。开始李陵的捷报传回来的时候，“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大家拿着酒杯，向汉武帝庆贺，那时候当然都在说李陵的好话。现在李陵兵败的消息传来，大臣们不知所措，很多人还落井下石，斥责李陵坏。读过《史记》的人又都会有这个印象：司马迁最痛恨见风使舵，见不得世态炎凉。司马迁还说：“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司马迁大概不会想到，两千多年后经常有人骂他是嘴炮，而在他眼里，和李陵相比，这些官员才是嘴炮。

所以司马迁还很有批驳官员们的欲望。

第三，他同情皇帝。虽然司马迁爱说怪话，但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仍然认为，自己只是批判现象，指出问题，出发点都是好的。司马迁多次表白过，大汉一统天下，这是西周之后几百年来从未有过的好时光；对汉武帝，他也是真心忠诚爱戴，所以“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他觉得说几句李陵的好话，可以安慰皇帝。

汉武帝是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不喜欢畏畏缩缩只知服从毫无个性的臣子。当初做过十年郎官，司马迁可能有过慷慨敢言而被汉武帝嘉奖的经历，至少，他亲眼见过很多人用这种方式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

所以汉武帝问司马迁对李陵的事怎么看，他就开口了。

班固说，当时司马迁的表达方式是“盛言”，就是说话的气势很旺盛，罗列李陵的功绩也显得很丰盛。如果司马迁的口头表达风格和文字风格相似，那班固这两个字用得真是非常准确传神：

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卬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饮泣，更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者。

这又是绝对无法翻译的文字，气势有多炸裂，请自行体会。同理，当时司马迁一开口，满朝官员有多惊骇，也可以想象。

司马迁就被汉武帝认为“沮贰师”，也就是攻击贰师将军李广利，于是被丢进大狱，判处死刑，最后以宫刑替代。

为李陵辩护＂怎么就会被认为是攻击李广利呢？

李陵这次出击，本来就是为贰师将军李广利分担匈奴人的攻势的。现在李陵已经吸引了匈奴单于和全部主力，贰师将军应该大有斩获吧？

然而并没有。李广利率领三万骑兵精锐，往天山方向攻击匈奴的右贤王，开始砍下了一万多颗匈奴人的头颅，但回师途中被匈奴人切断粮道，陷入重围。要不是一个叫赵充国的年轻将领奋不顾身，身被二十余创，终于带领一百多壮士把匈奴人的包围撕开了一个口子，李广利的部队几乎要全军覆没。

即使如此，仍然是“汉兵物故什六七”。对比李陵五千步兵的战绩，李广利指挥三万精骑却是这么个结果，实在要不堪得多。

汉武帝重用李广利，西汉朝廷理所当然有很多人是不满的，这次败绩，自然又给了这些人攻击李广利的口实。司马迁大概是后来才想明白，这个时候不论是重点批判李陵，还是大力表彰赵充国，都是想转移舆论的焦点，李陵是否被冤屈根本无关紧要。而自己称道李陵的功绩，更加显出李广利的无能，等于把人们眼光注视的方向，又拨了回去。

于是皇帝的雷霆之怒倾泻到自己身上，也就毫不奇怪了。

这里又带出来一个问题，汉武帝为什么要如此重用李广利呢？

不但司马迁时代很多人看不惯，到北宋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写到李广利的时候，忍不住发表了这么一番“臣光曰”：

武帝欲侯宠姬李氏，而使广利将兵伐宛，其意以为非有功不侯，不欲负高帝之约也。夫军旅大事，国之安危、民之死生系焉。苟为不择贤愚而授之，欲徼幸咫尺之功，藉以为名而私其所爱，不若无功而侯之为愈也。

汉武帝想让宠姬李夫人的哥哥封侯，就让李广利统领大军征伐大宛，只是因为当年汉高帝刘邦留下了没有军功就不可以封侯的约定，汉武帝不想违背祖训。但是战争是国之大事，国家的安危、人民的生死都被它牵动。如果不论水平如何，就任命这个人做将军，希望侥幸建立一点功勋，再以此为借口把侯爵封给自己偏爱的人，还不如直接给他一个侯爵来得好一点。

能让特别重视程序公正的司马温公说出这种话来，看来李广利战绩的不堪，确实也是把他气得不行。

不过司马光这个方案，显然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如果汉武帝的目的只是让李广利封侯，那么伐大宛之后，李广利已经被封为海西侯，可以不用他上了。但李广利仍然一次又一次指挥对匈奴的战争。很明显，汉武帝的目标绝不仅是让李广利封侯而已。

这件事，牵涉到汉武帝晚年的宫廷斗争。

具体情形，司马迁就算开始不太了解，但受过宫刑之后当上了中书令，在皇帝身边“尊宠任职”，当然就可以接触到很多内情，他一定再清楚不过了。只是这时候他的心愿，是无论如何要把《史记》写完。很多话，他已经不会再说了。

班固写《汉书》的时候，对这些事情也很清楚。出于维护汉朝形象的目的，有些事他不想说得太透；但班孟坚庄重严肃的外表下跳动着一颗八卦的心，所以最该说出真相的地方他不说，可是《汉书》里各种边边角角零零碎碎，貌似不经意间，该说的其实他都还是说了。

但汉朝民间无疑更喜欢一个残暴的父皇和善良的太子的故事（就像喜欢秦始皇和公子扶苏的故事一样，人民的趣味非常稳定），相关段子不断流传，后来被别有怀抱的司马光写进了《资治通鉴》，从此成为汉武帝晚年历史的主流叙事。

好在，现代有学者还是成功地把班固的零碎叙述贯通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