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一天之内收到三封信。两封是女儿写来的,一封是外孙女薇拉写来的。

还没有拆信,她便从信封上认出了寄信人的笔迹。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知道,信中不会有令人愉快的消息。她多年的经验表明,需要共享欢乐的时候,人们一般是不写信告诉母亲的。

三人都请她前去,柳德米拉请她去莫斯科,叶尼施请她去古比雪夫,薇拉请她去列宁斯克。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从这些邀请看出,孩子们的日子过得很艰苦。

薇拉信中谈到父亲的情况,他在党内和日常工作中遇到许多麻烦,已被折腾得精疲力竭。他接到人民委员部的通知前往古比雪夫,几天前刚从那里回到列宁斯克。薇拉写道,父亲这次出差比冒着炮火在斯大林格勒发电厂工作还累。他在古比雪夫的事情还没了结,吩咐他回去参加恢复电厂的工作,但事先已告诉他,不知他能否继续留在电站人民委员部系统工作。

薇拉打算和父亲一起离开列宁斯克,迁居斯大林格勒。现在德国人已经不打炮了。市中心还没有解放。据进过城的人说,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住过的那栋房子只剩下一个石砌的骨架和倒坍的房顶。斯皮里多诺夫在斯大林格勒发电厂那套厂长住宅得以保全,只是震掉了一些墙皮,窗玻璃碎了。斯皮里多诺夫和薇拉母子打算住在那里。

薇拉信中谈到儿子的情况。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想不到外孙女会这么老练,薇拉以家庭妇女甚至村妇的口吻谈到儿子的各种胃病、皮炎、睡眠不安和代谢失调。这些事情薇拉本应该对丈夫和母亲说的,她却写信告诉外婆。她没有丈夫,也没有母亲了。

薇拉信中谈到安德烈耶夫,谈到他的儿媳娜塔莎,谈到叶尼娅姨妈,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曾在古比雪夫见过她。薇拉对自己的情况只字未提,仿佛外婆对她的生活不感兴趣似的。

她在最后一页信纸边上写道:“外婆,斯大林格勒发电厂那套房子很宽敞,够大家住的,我恳求你,快点来吧。”这突如其来的呼唤说出了薇拉信中没有说的话。

柳德米拉的信很短。她写道:“我觉得自己的生活毫无意义。

托利亚不在了,维佳和娜佳不需要我。没有我,他们照样生活。”

柳德米拉从来没有给母亲写过这样的信。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明白,女儿当真同丈夫不和。柳德米拉请母亲到莫斯科去居住,她写道:“维佳老是碰上不愉快的事,要知道,关于他自己的痛苦,他宁可对你说,也不愿对我说。”

接着她又写道:“娜佳变得城府很深,从来不同我谈自己的生活。我们家里形成了这种风气……”

叶尼娅的信叫人难以理解,信中措辞含糊,充满着暗示,似乎她陷入了某种纠纷,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她请求妈妈到古比雪夫去居住,同时又说,她要立刻动身到莫斯科去。叶尼姬信中向母亲谈到利莫诺夫,说利莫诺夫常常赞扬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她信中说,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见到他会高兴的,他是一个聪明而且讨人喜欢的人,可是她在同一封信里又说,利莫诺夫到撒马尔罕去了。既然如此,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去古比雪夫怎么能见到他呢。实在叫人莫名其妙。

只有一点是明白的,母亲读完信之后心想:“你是我的可怜的女儿。”

这几封信使得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焦灼不安。三人都问到她的健康状况,问她房间是否暖和。

孩子们的关怀使她感动。尽管她知道,年轻人并没有想过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是否需要她们。

她们需要她。

但也可能完全不是这样。为什么她不请求女儿们帮助,为什么女儿们请求她帮助呢。

要知道,她现在孤独、年老,无家可归,失去了儿子、女儿,谢廖扎杳无音讯。

她现在干活愈来愈吃力,心脏经常不舒服,时常头晕。

她甚至请求工厂的技术领导人把她从车间调到实验室去,因为她现在的工作太吃力了,她要在机器之间跑来跑去,逐个地去取检验样品,一天到晚忙个不停。

下班后她要去排队买食品,回到家里还要生炉子,做饭。

生活是这样的艰难,这样的困苦!其实站队并不算艰难。糟糕的是空空荡荡的柜台前无人排队。糟糕的是她回到家里无事可做,无须生火,饿着肚子躺在潮湿而寒冷的床上睡觉。

周围的人生活都很苦。从列宁格勒疏散来的那个女医生告诉她,去年冬天她带着两个孩子住在距离乌法一百公里的一个村子里。她住的是一个被没收了财产的富农的空空的木舍,窗玻璃被打碎了,房顶被拆掉了。她穿过森林步行六公里去上班,有时在黎明时分看见绿莹莹的狼眼睛在树木之间闪烁。村子里一贫如洗,农庄庄员们不愿意干活。他们说,不管你干多少活,反正粮食得上缴,集体农庄里贴着缴纳粮食时欠粮的账单。女邻居的丈夫上前线了,她一个人带着六个饥饿的孩子。六个孩子仅有一双破烂的毡靴。女医生告诉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她买了一头山羊,夜间她踏着深深的积雪到远方的田野里去偷荞麦,从积雪下刨出没有收拾干净的发霉的干草。她说,她的孩子们整天听乡下人粗野凶恶的谈话,学会了用脏话骂人,喀山的一位小学女教师对她说:“平生头一次看见一年级学生像醉鬼一样骂娘,而且还是列宁格勒人呢。”

现在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住在斯特拉姆以前住过的那个小房间里。宽敞的大客厅里住着房东夫妇,他们在斯特拉姆一家搬走之前住在接建的房子里。房东夫妇脾气很坏,经常为一些家庭琐事争吵。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生房东的气,不是怪他们爱喧哗,不是怪他们老吵架,而是怪他们趁火打劫,为了这么个小小的房间每月竟向她索要二百卢布的房租,超过了她每月工资的三分之一。她觉得,这些人的心不是肉长的,而是用胶合板和铁皮做的。他们只考虑食品和财物,一天到晚谈论的是素油、腌肉、土豆以及旧货市场上买卖的破烂儿。夜间他们窃窃私语。女房东尼娜。马特维耶夫娜对丈夫说,住同一座楼里的一个邻居,也就是厂子里的那个工长,从乡下带来一袋白瓜子和半袋脱了壳的玉米;今天集市上卖的蜂蜜很便宜。

女房东尼娜。马特维耶夫娜长得很漂亮,高高的个子,身材匀称,一双灰眼睛十分动人。出嫁前她在工厂里工作,参加过业余文艺演出,在合唱队唱歌,在戏剧组演戏。丈夫谢苗。伊万诺维奇在军工厂当锻工。年轻时他曾在驱逐舰上服役,曾经是太平洋舰队重量级拳击冠军。现在看来,两位房东那些久远的往事令人难以置信。谢苗。伊万诺维奇早晨上班前喂鸭子,给小猪煮汤,下班后就在厨房里忙活,淘米、修皮鞋、磨刀、刷瓶子,一边讲述工厂里的司机如何从远方的集体农庄弄来鸡蛋、面粉、山羊肉……尼娜。马特维耶夫娜往往打断他的话,开始谈论自己的多种疾病,以及频繁地向医学泰斗求医的事。接着她谈到那条换了菜豆的毛巾,谈到女邻居从一个外地疏散来的女人那里买了一件马驹皮上衣和一套餐具中的五只碟子,谈到熟猪油和混合脂油。

他们并不是坏人,但从来没有同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谈起过战争,从来没有谈起过斯大林格勒和苏联情报局公布的战报。

他们可怜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同时又瞧不起她,因为得到一份科学家口粮的女儿走后,她过着半饥不饱的日子。她既没有糖,也没有奶油,只好喝白开水,她有时在公共饮食公司的食堂里喝点清汤,这种汤连小猪都不愿喝。她没有钱买木柴,也没有东西可以变卖。她的贫穷妨碍了两位房东。一天晚上,亚历山傳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听见尼娜。马特维耶夫娜对丈夫说:“昨天我不得不给了老太婆一块烤饼,当着她的面吃东西真叫人扫兴,她饿着肚子坐在那儿望着。”

夜里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总睡不好。谢廖扎为什么没有消息?她躺在柳德米拉以前睡过的那张小铁床上,大概女儿夜间的预感和想法感染了她。

死亡消灭人是很容易的。活下来的人多么痛苦。她思念薇拉。她孩子的父亲也许是牺牲了,也许是把她忘了;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整天发愁,各种不愉快的事压得他抬不起头来……失去亲人、优伤没能改善柳德米拉同丈夫的关系。

晚上,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给叶尼娅写了回信,信中称呼她:“我的好女儿。”到了夜里,她突然为叶尼娅伤心起来。可怜的女儿,她陷人了多么复杂的生活纠纷,等待着她的是什么呢?”

阿尼娅。斯特拉姆、索尼娅。奥西波夫娜、谢廖扎……正如契诃夫小说里写的:“米修司,你在哪里?”

房东夫妇在旁边低声交谈着。

“到了十月革命节应该宰一只鸭子。”谢苗。伊万诺维奇说。

“我用土豆养鸭子是为了让你宰杀的?”尼娜。马特维耶夫娜说。“要知道,等老太婆走了,我想把地板漆一漆,要不然那些木板会霉烂的。”

他们开口闭口总离不开物品和食物,他们生活的世界充满了各种物品。在他们的心目中,没有人的感情,只有木板、地板漆、粮食、三十卢布的票子。他们本来都是勤快、正直的人,邻居们都说,尼娜和丈夫从来不拿别人一个戈比。但是1921年伏尔加河沿岸的饥荒、医院里的伤员、流落街头的双目失明的残废军人、无家可归的孩子,都与他们毫不相干。

他们与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对人们,对公共事业、对他人的痛苦漠不关心是非常自然的。而她喜欢思考,急他人之所急,喜他人之所喜,有时甚至会为了一些事情发疯,其实这些事情与她的生活或者她亲人的生活都毫无关系……全盘集体化时期、1937年肃反、那些受丈夫牵连而进了劳改营的妇女们的命运、那些因家庭被破坏而进了收容所和孤儿院的孩子们的命运、德国人杀害俘虏、战争灾难和军事失利,这一切都像发生在她自己家里的不幸一样,使她感到难过、不安。

无论是她读过的那些优秀作品,无论是她所生长的民意党家庭的传统,无论是生活、朋友、丈夫,都没有教她这么做。她生就这么个人,不会变成别的样子。离发工资还有六天她就没钱了。她只好挨饿,她的全部财产可以包在一块手帕里。但她在喀山居住期间,从未想过斯大林格勒的住所里烧坏的东西,没想过那些家具、钢琴、茶具和那些丢失的刀叉。甚至那些书烧了她也没有怜惜。

令人奇怪的是,尽管亲人们需要她,尽管房东夫妇的庸俗的生活使她感到格格不入,但她现在依然远离亲人,与她讨厌的人同住在一个屋顶之下。

收到亲人们来信的第三天,卡里莫夫到她家来了。

卡里莫夫的到来使她颇为高兴,她建议一块儿品尝用野蔷薇煮的热茶。

“莫斯科的来信您收到很久了吗?”卡鱼莫夫问道。

“前天收到的。”

“是这样,”卡里莫夫说罢笑了笑,“奇怪,莫斯科的来信怎么走这么长时间?”

“您看看信封上的邮戳吧。”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

卡里莫夫拿起信封仔细打量着,忧心忡忡地说:“路上走了八天。”

他沉思了一会儿,仿佛信件走得慢对他具有某种特殊的含义。

“据说这是邮检部门给耽搁了。”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信件太多,邮检部门应付不了。”

他用那双漂亮的深色眼睛望了望她的脸。

“这么说,她们那里一切平安,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

“您的气色很不好,”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您好像一副病容。”

他好像反驳指控似的连忙说:

“哪里话!恰恰相反!”

他们谈了谈前方的战局。

“连孩子们都明白,战争发生了决定性转折。”卡里莫夫说。“是的,是的。”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勉强笑了笑说。“现在连小孩都明白,可是去年夏天所有的聪明人都清楚地看出德国人会战胜。”

卡里莫夫突然问道:

“您一个人生活大概很困难吧?我看见您自己生炉子。”她踌躇了一下,皱了皱眉头,仿佛卡里莫夫的问题非常复杂,一下子无法回答他似的。

“艾哈迈德。乌斯曼诺维奇,您是专程来问我生炉子困难不困难?”

他摇了几下头,然后沉默了好久,仔细打量着放在桌子上的双手。

“前几天我被他们叫去了。他们详细盘问了我们会面和谈话的情况。”

她说:

“那您怎么不说呢?干吗要谈生炉子的事?”

卡里莫夫捕捉着她的目光,说道:

“当然,我不能否认,我们谈论过战争,谈论过政治。如果说四个成年人在一起只谈电影是令人好笑的。我当然要对他们说,无论我们谈论什么,我们都是以苏联爰国者的身份谈论的。我们俩都认为,在党和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人民必胜。总之,应该告诉您,他们提的问题并不带有敌意。可是过了几天,我就着急起来,完全睡不着觉了。我似乎觉得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出了什么事。这里还有一件怪事,十天前马季亚罗夫到古比雪夫师范学院去了。这里的大学生们等待着,可他一直没有回来,系主任往古比雪夫发了电报,也没见到回音。夜里躺在床上,心里老想着这些事情。”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沉默不语。

他悄声说:

“真难以想像,人们在一起喝杯茶、谈几句话,也值得怀疑,值得传讯。”

她没有做声。为了让她开口说话,他用询问的目光打量她一眼。他已经把全部情况告诉她了。但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默然无语,卡里莫夫感觉到,她在以自己的沉默向他暗示,他没有把全部情况告诉她。

“事情的经过就这些。”他说。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仍在沉默。

“对了,还有,我忘记了,”他说,“他,就是那位同志,问道:‘你们谈过出版自由吗?’的确谈到过这个问题。对了,后来又问了什么?突然问我认不认识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的妹妹和她过去的丈夫,好像姓克雷莫夫?我从未见过他们,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一次也没同我谈过她。我就是这样回答的。他们还有一个问题: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是否同我个人谈过犹太人的状况?我问道:为什么偏偏同我谈呢?他们回答说:‘要知道,您是鞑靼人,他是犹太人告辞之后,卡里莫夫穿上大衣,戴上帽子,站在门口用手指敲了敲信箱,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就是从这里取出那封通知她儿子负致命伤的信的。这时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说:“说来奇怪,这事和叶尼娅有什么关系呢?”

然而,毫无疑问,无论是卡里莫夫,还是她,都无法回答,为什么住在古比雪夫的叶尼娅以及在前线的她过去的丈夫引起了喀山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的兴趣。

人们相信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她听到不少类似的讲述和自白,感觉谈话人吞吞吐吐,言犹未尽,对此她已习惯了。她不愿提醒斯特拉姆,她知道,这样做除了引起不必要的激动之外,不会对他有任何好处。猜测参加谈话的人谁说话走了嘴或者告了密也毫无意义。要猜出这样的人很困难,到头来肇事者往往是最不引人怀疑的人。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案子往往完全出乎人们意料之外,有时仅仅因为信中的一个暗示、一个玩笑,因为在厨房里当着女邻居的面不慎说了某一句话。可是为什么侦查员突然向卡里莫夫盘问叶尼姬和克雷莫夫的情况呢?

她又好久没有睡着。她想吃点东西,厨房里飘来一股饭香,大概有人在用素油煎土豆饼,接着传来敲打洋铁盘子的叮当声和谢苗。伊万诺维奇平静的声音。天哪,她多想吃点东西!今天中午食堂供应的菜汤太难喝了!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没有把它喝完,现在想起来感到挺可惜。想要吃饭的念头不时打断和搅扰着其他的思绪。

早晨她来到工厂,在大门口的岗亭里遇上了厂长的女秘书。这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却生一张男人的不大和善的脸。

“午休时到我那里去一下,沙波什尼科娃同志。”女秘书对她说。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大为惊讶。难道厂长这么快就批准了她的请求?

她走在工厂的院子里,突然产生一个想法,并且立刻把它说出来:“在喀山住够了,回家去,回斯大林格勒。”

野战宪兵队队长哈里勃通知连长莱纳尔德到第6集团军司令部来一趟。

莱纳尔德迟到了。保卢斯发布了新的命令,禁止小汽车使用汽油。燃料全部归集团军参谋长施密特将军管理,要让他批五公升汽油,简直比登天还难。现在汽油奇缺,不仅无法满足士兵们打火机用油,而且连军官们的汽车用油也没有保障。

莱纳尔德只好等候傍晚由司令部派出的进城送机要邮件的汽车。

小汽车在结冰的柏油马路上行驶。这是一个无风的天气,野外寒气逼人,前沿阵地上的掩蔽部和窑洞上方升起一缕缕半透明的轻烟。进城的道路上行进着成群结队的伤员,头上缠着毛巾和手帕,还有一些由城里调往各工厂的士兵,他们头部也包扎着,腿上裹着破布。

司机在路边的一匹死马附近停下汽车,独自检查发动机去了。莱纳尔德仔细打量几个用斧子砍冻马肉的士兵,只见他们都没刮胡子,满脸愁容。一个士兵钻到裸露的肋骨中间,那副样子活像个在尚未搭好的房顶上钉桁条的木工。就在旁边一座房屋的废墟上,燃烧着一堆篝火,支在篝火上的三角架上悬着一只乌黑的铁锅。周围站着几个头戴钢盔或船形帽、背着自动枪、腰带上挂着手榴弹的士兵,他们有的披着毛毯,有的裹着头巾。炊事员用刺刀把浮出水面的几块马肉浸在水里。站在掩蔽部房顶上的一个士兵正在不慌不忙地啃着一块像一只巨大的口琴似的马骨头。

这时,正在沉落的太阳突然照亮了道路和这座死气沉沉的空屋。被烧毁的房屋的孔穴里充满了结冰的鲜血,被硝烟熏黑的积雪上布满了迫击炮弹的弹痕,在阳光下闪烁着金色的亮光,那匹死马的深红色的腹腔也亮起来,公路上的飞雪放射出一道道青铜色的刺目光芒。

傍晚的霞光往往可以揭示正在发生的事件本质,它可以将视觉印象变为画图,变为历史,变为感觉,变为命运。在这渐渐西沉的夕阳映照下,这斑斑点点的烂泥和烟炱化作无数个声音,在这里诉说着,你会看见那失去的幸福、那无以弥补的损失、那令人痛心的错误、那永远媚人的希望,你心中会充满无限惆怅。

这是洞穴时代的一个场面。作为民族的荣誉、大德意志建设者的近卫军官兵,已经从胜利的道路上被拋弃了。

望着这些包扎着破布的人们,莱纳尔德以诗人的敏感察觉到,晚霞正在消失,希望和理想正在破灭。

由于希特勒的非凡精力、由于掌握了最先进理论的威严而自由奔放的人民的强大力量,他才来到这寂静的冰雪覆盖的伏尔加河岸边,才面对这些废墟和灰暗的积雪,面对一个个沐浴着血色晚霞的窗口,面对这些打量着热气腾腾的煮马肉的铁锅的安静而温顺的人们,可见人的生命具有多么愚蠢而强大的力量啊……

保卢斯的司令部驻扎在一座烧毁的百货大楼的地下室里,长官们按照规定的次序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值班人员开始向他们报告有关的公文、战情变化和敌军动向。

这里的一切似乎依然如故。不断响起电话铃声、打字机的噼啪声,胶合板门后面时而传来司令部二处处长申克将军低沉的大笑声。副官们的皮靴照常在石头地板上发出急促的吱吱嘎嘎的脚步声。戴着闪闪发光的单眼镜的装甲兵处处长去自己的办公室时,他路过的走廊里照常留有法国香水味,似乎夹杂着潮湿的气味、烟味和鞋油味。当身穿毛皮领军大衣的司令官走过地下办公厅狭窄的通道时,说话声和打字机的嗒嗒声照常会立刻停下来,数十双眼睛注视着他那张沉思的、长着鹰钩鼻子的脸。保卢斯的作息时间照常安排,饭后抽一支雪茄,同集团军参谋长施密特将军谈话,花费的时间与过去相差无几。佩戴士官军衔的报务员照常带着粗俗而高傲的表情,从垂着目光的亚当斯上校面前走过,不顾常规和作息时间,拿着注明“面交”的希特勒来电的电文去见保卢斯。

但是毫无疑问,这里一切照常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自陷人包围那天起,司令部人员的生活中便出现了大量变化。

他们喝的咖啡的颜色有了变化,通往西部战线的新地段的通信线路有了变化,消耗弹药的新标准有了变化,每天通过空中包围圈的“容克”运输机燃烧和坠毁的惨烈场面有了变化。出现了一个新的名字:曼施泰因,这个名字遮蔽了军人心目中的其他名字。

列举这些变化毫无意义,即便此书不去列举,它们也是非常明显的。很明显,那些原先可以吃饱的人现在经常感到饥饿,那些经常挨饿和半饥半饱的人脸色变了,渐渐变得面色如土。当然,德军司令部人员的内心也发生了变化,高傲自大、目空一切的人气焰低落下来,爱吹牛的不再吹牛,乐观主义者开始责骂元首,并且对他的政策的正确性表示怀疑。

然而,那些受民族国家的惨无人道禁锢和毒害的人们的头脑和心灵开始发生独特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涉及人生的基础,而且涉及人生的内在因素,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没有理解和发现它们。

要察觉这种变化过程,就像察觉时间的进程一样困难。饥饿的折磨,夜晚的惊惧,大难临头的感觉,使人们逐渐开始获得自由,也就是使人变为人,是生命战胜非生命的胜利。

十二月的白天越来越短,十七个小时的冰冷的夜晚却变得越来越长。包围圈越收越紧,苏军的炮火越来越猛烈……啊,俄罗斯草原@严寒多么无情,甚至对它习以为常的、穿着皮袄和毡靴的俄罗斯人都受不了。

寒冷而严厉的夜空高悬在头顶之上,显出一副不可遏制的凶狠神气,无精打采的结冰的繁星出现在被严寒冻结的天幕上,宛如锡色的雾凇。

在那些已经阵亡和注定要死亡的人们中间,有谁能够明白,这就是在历时十年的全国性的惨无人道之后,数千万德国人重新变为人的最初的时刻!

三十四

莱纳尔德来到第6集团军司令部门口时,夜幕已降临。昏暗中,他看见一名面色灰白的哨兵孤零零地站在一堵黑乎乎的墙壁跟前,他的心剧烈地跳将起来。他沿着司令部的地下通道向前走去,在这里见到的一切都使他的内心充满爱慕和忧伤。

他看见一扇扇房门上都钉着用哥特字体写的门牌,如“二处”、“副官处”、“科赫将军”、“特劳利少校”,他听见打字机的噼啪声、谈话声,在这里,他像儿子和兄弟那样感到习惯和亲切,感到自己又回到了战友、党内同志和党卫队战友的天地里。然而,他在傍晚落日的余辉里已看见过他们,他们的生命已告结束。

他来到哈里勃的办公室门口,尚不知面临一场什么样的谈话,不知党卫军上校是否愿意同他谈谈自己的苦恼。

正如在和平年代,比较熟悉的党内同事彼此之间是相当随便的,他们并不注意军衔的高低,保持着同志式的坦率。见面时通常要聊聊天,同时谈谈工作情况。

莱纳尔德善于简明扼要地阐述一桩复杂事件的实质,他的话有时写进报告里,经过漫长的公文旅行,一直送到桕林的最高统帅机关。

莱纳尔德走进哈里勃的房间,竟没有马上认出他。莱纳尔德仔细打量着他那张并没有变瘦的胖脸,半晌才明白,只是那双深色的充满着智慧的眼睛的表情有了变化。

墙上挂着斯大林格勒地区示意图。一个残酷无情的血红的圆圈包围着第6集团军。

“我们处在孤岛上,莱纳尔德,”哈里勃说,“我们的孤岛不是被水包围着,而是被那些下流人的仇恨包围着。”

他们谈了谈俄罗斯的严寒、俄国毡靴、俄国腌猪油,谈了谈用来御寒的俄国伏特加酒的神秘莫测,这酒喝下去暖和,但过一会儿更冷。

哈里勃询问前沿阵地上的官兵关系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要是好好考虑一下,”莱纳尔德说,“我看不出上校的思维与士兵的哲学有什么差别。总之,他们唱的是同一支歌,这支歌并不令人乐观。”

“司令部也在和作战营唱同一支歌。”哈里勃说,为了加强效果,他又不慌不忙地补充道,“而上将是这场合唱的领唱人。”

“唱归唱,但至今没有发现倒戈者。”

哈里勃说:

“我有个问题要同您商讨一下,这件事关系到最根本的问题,希特勒坚持要第6集团军防守阵地,保卢斯、魏克斯、蔡茨列尔表示要保护官兵的生命安全,建议投降。上头命令我极端秘密地调查一下,在斯大林格勒被包围的部队有没有可能在某个阶段脱离从属关系。俄国人把这叫做——沃雷恩卡?。”他毫不费力而又准确地道地说出这个俄语单词。

莱纳尔德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便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他说:“我想从个别人谈起。”他开始讲述巴赫的情况。“巴赫的连队里有一个值得怀疑的士兵。这个士兵本来是青年们取笑的对象,可是现在,自从部队陷人包围,一些人开始亲近他,看他的脸色行事……我开始考虑这个连队及其连长的情况。取得胜利时,这个巴赫是一心一意拥护党的政策的。可是现在,我怀疑他的头脑中发生了变化,他也开始见机行事。于是我问自己:为什么他那个连里的士兵们去亲近这个不久前还被他们嘲笑的、一半是疯子一半是丑角的怪人呢?在决定命运的时刻,这个怪人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他会把士兵们引向何方?他们的连长会出什么事?”

他说:

“这些问题很难回答。但我可以回答一个问题:士兵们不会起来造反。”

哈里勃说:

“现在党的英明是看得特别清楚的。我们毫不犹豫地不仅清除了人民机体中被传染的肿块,而且清除了那些表面看来是健康的、但在困难条件下会霉烂的部分。城市、军队、乡村和教堂都肃清了那些胆大妄为的人、持敌对观点的思想家。不管出现多少流言蜚语、谩骂和匿名信,都没什么可害怕的。即便敌人不是把我们包围在伏尔加河上,而是包围在柏林,也不至于发生叛乱!因此我们大家都应该感谢希特勒。应该感谢老天在这样的时候给我们派来了这么个人。”

他仔细听了听头顶上传来的低沉而迂缓的轰隆声,在深深的①即拖延时间,磨洋工。

地下室里听不清是德国人在打炮还是苏军飞机在投弹…

等到轰隆声逐渐平息下来,哈里勃说:

“让您吃普通军官的口粮是不合理的。我已经把您列人了一个名单,这个名单上的人都是党的最宝贵的朋友和保安人员。将会通过机密渠道把发给您的东西送到师部司令部。”

“谢谢,”莱纳尔德说,“但我不愿要这些东西,我愿和其他人一样吃普通军官的口粮。”

哈里勃两手一摊。

“曼施泰因怎么样?据说给了他新的装备?”

“我不相信曼施泰因,”哈里勃说,“关于这一点我赞同司令官的看法。”

由于多年来他的所有言论都属于高度机密,于是他习惯地低声说:

“我有一个名单,这批人都是党内的朋友和保安人员,当事情接近结局时,保证这批人可以坐飞机离开这里。这个名单里也有您。在我离开的情况下,此事将由奥斯汀上校负责。”

他发现莱纳尔德眼中流露出疑问的目光,便解释说:“我很可能要飞往德国。这件事情太机密了,既不能把它托付给信纸,也不能把它托付给无线电码。”

他悄悄使了个眼色,说:

“上飞机之前,我要喝个一醉方休,不是因为高兴,而是因为害怕,苏联人经常打下许多飞机。”

莱纳尔德说:

“哈里勃同志,我不坐飞机。我劝人们战斗到底,要是丢下他们,我感到惭愧。”

哈里勃微微欠了欠身子。

“我无权劝您走。”

为了打破过分庄重的气氛,莱纳尔德说:

“如果可能的话,请帮我从司令部回到团里去。要知道,我没有汽车。”

哈里勃说:

“无能为力!头一次感到完全无能为力!汽油掌握在老狗施密特手里。我连一克也弄不到。明白吗?头一次!”他脸上露出世俗的表情,这不是他的表情,也许这正是他本来的表情。在会面的最初几分钟,他带着这种表情,莱纳尔德竟没有认出他。

三十五

傍晚时分,天气转暖了。下了一场雪,覆盖了战争的硝烟和污泥。巴赫在朦胧暮色中巡视前沿阵地的工事。炮火的闪光此起彼伏,淡白的旷野像圣诞节前后那样时而闪着微光,信号弹一会儿把雪地变成淡红色,一会儿在雪地里闪起柔和、颤动的光芒。

在炮火的闪光下,石头山峦、洞穴、波浪般高低不平的碎砖堆,以及人们在吃饭、上厕所、取弹药、运送伤员、掩埋尸体的地方重新踏出的弯弯曲曲的小道,这一切都带有神秘、奇异的色彩,同时又显得平凡而单调。

巴赫来到处在俄国人炮火控制区之内的一块地方。对面的俄国人驻扎在一座三层楼房的废墟里。那里不断传来敌军的手风琴声和缓慢的歌声。

从一个墙缺口里可以看见苏军的前沿阵地,看得见工厂的厂房和冰雪覆盖的伏尔加河。

巴赫喊住一名哨兵,却没听清楚他的回答,因为附近突然爆炸了一颗炸弹,冻土块噼噼啪啪地打在房屋的墙壁上。这是一架关闭了发动机低空滑翔的俄国飞机丢下的炸弹。

“瘸腿的俄国乌鸦。”哨兵说着指了指冬天阴暗的夜空。

巴赫蹲下来,一只胳膊支在一块熟悉的向上突起的石头上,仔细向四周打量着。在一堵高高的墙壁上,有一片淡红色的阴影在颤动,说明俄国人在那里生炉子,烧红的烟囱闪烁着模糊的火光。大概在俄国人的掩蔽部里,士兵们在不断地吃东西,出声地喝着热咖啡。

在靠右边的一个地方,俄国人的战壕逐渐向德国人的战壕靠近,不断传来金属器具敲打冻土地的低沉的不慌不忙的笃笃声。

俄国人正在慢慢地将自己的战壕向德国人的阵地延伸,他们始终没有露出地面,但却在一刻不停地向前挖着。在这块多石的冻土地上,俄国士兵怀着极大的热情,毫无怨言地开掘着,仿佛土地在自行向前推进。

白天,一名士官向巴赫报告说,俄国战壕里扔过来一枚手榴弹,炸碎了连队炉灶的烟囱,一些乱七八糟的脏物散落在战壕里。

傍晚时分,一名身穿白色短皮袄、头戴暖和的新帽子的俄国人从战壕里探出身来,喊了一通骂人话。并且举起拳头进行威吓。

德国人没有开枪,因为他们本能地明白,这件事是士兵们自己发起的。

那个俄国人喊道:

“喂,母鸡、鸡蛋、俄国的咕嘟咕嘟?”

这时,一个穿浅灰色军装的德国人从战壕里爬出来,为了不让军官掩蔽部里的人听见,他压低嗓门喊道:“喂,俄国人,别朝脑袋幵枪。我还想回家见母亲呢。我把枪给你,你把帽子给我。”

俄国人的战壕里只回答了一个词儿,并且说得很快。虽然这是俄语单词,但德国人听得懂,并且大为恼火。

扔过去一枚手榴弹。手榴弹越过战壕,在交通壕里爆炸了。不过对此谁也没有注意。

关于这一点艾森纳乌士官也报告了巴赫,巴赫说:“让他们去喊吧。反正谁也没有跑过去。”

可是这位士官向巴赫脸上呼着生甜菜味,报告说,士兵佩金科菲尔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同敌人进行商品交换,他的什物袋里出现了方块糖和俄国士兵的面包。他替一个朋友推销一把刮脸刀,答应换回一块腌猪油和两包压缩饼干,附带条件是给他本人一百五十克腌猪肉作为佣金。

“这非常简单巴赫说快叫他来见我。”

可是佩金科菲尔上午执行指挥部交给的任务时英勇牺牲了。

“那么您到底要我干什么?”巴赫说,“本来德国人和俄国人之间早就有贸易往来嘛。”

然而艾森纳乌不喜欢开玩笑。1940年5月他在法国负了伤,伤口尚未愈合,便在两个月前从德国南部乘飞机来到斯大林格勒。他本来在德国南部的一个警察营里服役。他一直在挨饿受冻,担惊受怕,饱尝虱子咬啮之苦,早已失去了幽默感。

远方的城市隐没在黑暗的夜色中,只有那些微微发白的房屋的残墙断壁呈现出隐隐约约、难以辨认的齿形轮廓,巴赫就是在那里开始斯大林格勒的生活的。九月黑暗的夜空布满硕大的星星,混浊的伏尔加河在静静地流着,房屋的墙壁在战火中燃得通红,而在俄罗斯东南部的草原外面,是亚细亚沙漠的边缘。

城市西部居民区的房屋隐没在黑暗中,那些覆盖着积雪的废墟却清晰可见,然而他的生活……

他何必从医院给妈妈写这封信呢?大概妈妈把这封信给古别尔特看了!他何必同莱纳尔德谈话?

人们为什么要有记忆呢,有时他很想死去,想中止自己的记忆。他应该在陷入包围之前借着酒后的疯狂,采取他在多年的艰苦生活中没有采取过的行动。

他没有杀害过儿童,一生中没有逮捕过任何人。但他毁坏了那堵脆弱的、保护他的纯洁心灵不受周围的乌烟瘴气损害的堤坝。集中营和犹太人区的鲜血倾泻在他身上,把他卷走了,他与黑暗势力之间的界限已不复存在,他成了黑暗势力的一部分。

他是怎么走到这个地步的?是因为愚笨、偶然性,还是顺应了心灵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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