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斯大林格勒地区的胜利进攻,消除了苏军防线上的许多缺口。不仅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防区广大范围内的缺口已不复存在,不仅崔可夫集团军和驻守在北方的苏军各师之间的缺口得以消除,不仅那些与后方失去联系的连排之间以及据守在楼房中的支队和战斗组之间的缺口得以弥合,而且人们心理上的那种失去联系、被包围和半包围的感觉也已消失,并且为那种完整、统一和强大的感觉所取代。这种个人与军人集体的融合意识,就是人们常说的部队所向无敌的士气。

当然,陷人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内的德军士兵的头脑里会产生一些截然相反的想法。数十万有思想有感觉的个体组成的庞大部队,与德国武装力量失去了联系。转瞬即逝的无线电波,以及更不可靠的关于军队与德国的联系牢不可破的种种宣传,都证实斯大林格勒的保卢斯集团军遭到了包围0

托尔斯泰提出的关于对军队不可能实现完全包围的思想,曾经为托尔斯泰时代的军事经验所证实。

1941至1945年的战争表明,可以对军队实行包围,可以把它困死在地面上,可以把它围得铁桶一般。在这场战争中,包围战成为苏德双方许多部队的残酷现实。

托尔斯泰阐述的思想在当时无疑是正确的。正像伟人们阐述的有关政治或战争的大多数思想一样,它也不具有永恒的生命力。

在1941至1945年的战争中,包围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实,是因为部队高度机动,也因为被围部队机动所依赖的后勤部队过于庞大,行动迟缓。实施包围的部队利用了机动的一切优势。被包围的部队则完全丧失了机动能力,因为在包围圈内无法组织现代化军队的极为复杂、笨重、像工厂一样的后勤供应。被包围的部队往往陷入瘫痪。实施包围的部队则可以利用摩托化部队和飞机3

被围的部队丧失了机动能力,也就不仅仅丧失了自己军事和技术上的优势。该部队官兵仿佛被逐出现代文明的世界,退回到过去的世界。他们不仅会重新估价作战部队的实力、战争的前景,而且会重新估价国家的政策、各政党领袖的魅力、法律和宪法、民族性格、人民的过去与未来。

那些像鹰那样盘旋于孤立无援、动弹不得的猎物之上,甜美愉快地欣赏自己的羽翼力量的人们,同样会作出某些与上述的重新估价类似的估价,只是从反面作出估价罢了。

在斯大林格勒包围保卢斯集团军,确定了战争进程的转折。

斯大林格勒的胜利,确定了战争的结局。然而,获得胜利的人民与获得胜利的国家之间的无声的争论仍在继续。这种争论支配着人的命运和人的自由。

十七

在东普鲁士和立陶宛边境上,格尔利茨森林中依然是一片秋色。不时飘洒着稀疏的雨点。一个中等身材、身着灰色斗篷的人在巨树之间的林间小径上散步。哨兵们望着希特勒,屏息静气地呆立在那里,纹丝不动,雨滴慢慢地从他们脸上流下来。

他想呼吸点新鲜空气,独自待一会儿。潮湿的空气特别令人惬意。讨人喜欢的寒冷的秋雨疏疏落落地下着。这些沉默的树木多么可爱。踏在柔软的落叶上多么舒服。

野战大本营的人们令他烦恼,这一整天他都烦躁不安,难以忍受。斯大林从来没有使他产生过敬意。还在战前,他就觉得斯大林的所作所为愚蠢,笨拙。他的狡猾、他的言而无信都像乡巴佬一样简单。他的国家是荒谬的。丘吉尔总有一天会明白新德意志的悲剧式的作用:它用自己的身躯掩护了欧洲,使之免遭斯大林野蛮的布尔什维主义的侵害。他想像到那些坚持将第6集团军撤离斯大林格勒的人,他们会变得更加稳重、毕恭毕敬。那些不顾一切地相信他的人却使他烦恼,他们会喋喋不休地向他表示自己的忠诚。他总想以鄙夷的态度去想斯大林,总想贬低他;他发现,优越感的丧失使他产生了这种愿望……这个残酷无情的爱记仇的高加索小商贩!他今天的胜利不值一提……老笨蛋蔡茨列尔的眼神中是否有偷偷嘲笑的意味?戈倍尔会向他讲述英国首相就他的统帅才能所说的一些俏皮话。戈倍尔会笑着说i“你得承认,他很幽默。”而在他那双漂亮而又聪明的眼睛深处,刹那间会浮现出似乎永远埋藏着的妒忌者的得意。这个念头使他颇为苦恼。

第6集团军遇到的麻烦使他心神不宁,妨碍他保持安静。业已发生的这件事,主要不幸不在于丟失斯大林格勒,不在于集团军被围,也不在于斯大林胜过了他。

他能够扭转一切。

那些寻常的想法、可爱的嗜好,是他一向所固有的。但是当他堪称伟大、拥有无限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会令人鼓舞,令人感动。他代表着德意志民族的激情。然而,新德意志及其武装力量的实力稍有动摇,他的英明就黯然失色,他就失去自己的天才。

他并不羡慕拿破仑。他讨厌那些孤独、虚弱、贫困中不失雄风的人,讨厌那些在黑暗的地下室、阁楼里保持着自信的人。

他孤独地漫步在林间小径,却无法摆脱尘世的搅扰。他费尽心机,却无法超过总参谋部那些刻板的军官以及党的领导层里墨守成规的官僚们,找不出一个高超而体面的下台之阶。他又感到自己与常人无异,并由此生出一种难以忍耐的烦闷。

成为新德意志的缔造者,发动战争,点燃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焚尸炉,创建盖世太保,都不是一般人所能胜任的。新德意志的领袖和缔造者应该脱离人类。他的感情、思想和日常活动只能存在于人类之上和人类之外。

俄国坦克使他又回到自己的发端之处。今天,他的思想、他的决定、他的忌妒都不再面向上帝,不再影响世界命运。俄国坦克迫使他回到人间。

起初使他得到安慰的林中散步突然使他害怕起来。孤身一人呆在森林里,既没有贴身警卫,也没有常见面的副官,他觉得自己好像童话中的小男孩,走进一座暮色笼罩的妖邪的森林。

小不点儿男孩也是这样走着,小山羊也是这样在森林里迷了路,只顾往前走,不知黑暗的密林里有一只狼悄悄向他走来。透过以往数十年的腐殖质土层的昏暗,浮现出他童年的恐惧。他记起小人书中的那幅画:小山羊站在充满阳光的林中空地上,潮湿阴暗的树干中间出现一只狼的红眼睛和白牙。

此时,他像在童年时代那样,想喊叫,想呼唤妈妈,想闭上眼睛逃跑。

其实他的私人警卫团就隐藏在这座森林的树木之间,有数千名训练有素、智勇双全、反应灵敏的大力士。他们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不让任何外人的呼吸吹动他头上的一根头发,不让任何外人的气息碰他一下。元首决定单独到森林里散散步,马上就有许多电话按地段和区域报告着他的一举一动,隐约听得见电话铃声。

他扭转身子向野战大本营深绿色的建筑物走去,由于极力克制着才没有奔跑。

卫士们看见元首行色匆忙,以为司令部有急事等待他去处理,他们哪里能想到,森林中的暮色来临时,德国元首记起了童话中的那只狼呢。

树后透出司令部建筑物窗户里的灯光。联想到集中营焚尸炉746

的火光,他第一次感觉到常人的恐惧。

十八

在第62集团军的掩蔽部和指挥所里,人们都有一种异常古怪的感觉:想摸摸自己的脸,想摸摸衣服,或者动动靴子里的脚趾。德军没有开炮射击。四周静悄悄的。

静得令人头晕。人们都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心脏处于麻木状态,手脚不自然地颤动着。在寂静中吃饭、写信,或者在寂静中醒来都有一种古怪的感觉,令人不可思议。寂静发出隆隆的轰响,寂然无声的轰响。寂静中产生许多新奇而又古怪的声音:餐刀轻微的丁当声、翻动书页的沙沙声、地板的吱吱声、光脚走路的脚步声、笔尖划纸的咝咝声、手枪保险的吧嗒声、掩蔽部墙壁上简易挂钟的滴答声。

集团军司令部参谋长克雷洛夫来到司令员的掩蔽部。崔可夫正坐在床上,古洛夫坐在他对面的一张小桌后面。克雷洛夫本想立刻谈谈最新情况: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已发起进攻,包围保卢斯的问题在近几个小时内即可解决。他打量一下崔可夫和古洛夫,便默默地在小床上坐下来。他发现两位同事脸色异常,大概有特别重要的情况。既然司令员不把这个新情况告诉他们,就说明这个新情况非同寻常。

三个人沉默着。寂静产生着新的、来自斯大林格勒的声音。寂静即将产生新的思想、新的激情,以及战斗岁月不需要的新的恐惧。

然而,此时此刻,他们还不了解这种新思想;来自斯大林格勒方面的那种令人无法承受的沉重压力尚未产生出激动、虚荣心、气恼和妒忌。他们还未想到,现在他们的名字将永远同俄国战史上的光辉一■页连在一’起。

这寂静的时刻是他们一生中难忘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支配他们的仅仅是生理上的一些感觉,后来他们谁也说不出当时他们为什么充满着那样的幸福和忧虑,那样的博爱和温情。

保卫战结束以后,还需要继续讲述斯大林格勒的将军们的情况吗?还需要讲述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某些指挥官微不足道的癖好吗?

真实只有一个,不存在两个真实。离开真实,或者仅有真实的残余和部分真实,或者仅有被人加工、修改过的真实,都是难以生活的。真实的一部分算不得真实。在这个奇妙而寂静的夜晚,就让真实情况完整地如实地记在人们心中,让我们把他们的功绩,他们在这些日子付出的伟大劳动记在他们名下吧。

崔可夫走出掩蔽部,缓慢地登上伏尔加河岸坡高处,他脚下的木头台阶发出清晰的吱吱声。夜色很暗。西方和东方都悄无声息。工厂厂房的侧影、城市建筑物的废墟,以及近处的掩蔽部,都与黑暗的天空、大地、伏尔加河融为一体,安静地沉默着。

人民的胜利就这样体现出来。既没有隆重的部队分列式,没有混合乐队的嘹亮的乐曲,也没有焰火和礼炮。而在这个潮湿的夜晚,在这笼罩着大地、城市和伏尔加河的乡村特有的宁静之中崔可夫心潮澎湃,他那颗在战争中变得冷酷的心在胸中清晰地跳动。他仔细听了听,寂静消失了。巴内伊冲沟和“红十月”工厂那边传来歌声。岸坡下的伏尔加河边传来模糊的说话声和吉他声。

崔可夫回到掩蔽部。正等待他吃晚饭的古罗夫说道:“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一点响声也没有,叫人急疯了。”

崔可夫哼了一声,避不作答。

然后他们在餐桌前坐下来,古罗夫说:

“唉,同志,看来你经历的痛苦太多了,听到快乐的歌曲你会高兴得流泪。”

崔可夫惊奇地瞟了他一眼。

十九

斯大林格勒狭谷斜坡上的一间窑洞里,几个红军战士正围坐在一张自制的小桌旁,小桌上点着一盏自制的油灯。

准尉在给每人的杯子里倒伏特加酒。战士们注视着带棱玻璃杯半腰处模糊的线条,准尉粗糙的指甲掐在那里,宝贵的饮料缓缓上升。

大家把酒喝下去,然后探身去取面包。一个战士嚼了一口面包,说道:“本来是他们进攻我们,可到底还是我们胜了。”

“德国鬼子老实了,再不敢逞凶了。”

“他们的威风耍完了。”

“斯大林格勒的苦难结束了。”

“他们到底还是造成了很多灾难。毁坏了半个俄罗斯。”

战士们慢条斯理地咀嚼了好久,像经过长久的艰巨劳动之后坐下休息和就餐的人们一样,他们从容、安详,并在这种安闲之中享受着幸福和宁静。

虽然有些头昏,但他们并不胡涂,神志是清醒的。此刻,他们异常清晰地感觉到面包的味道,咀嚼葱头发出的清脆的嚓嚓声,支在窑洞墙根上的武器,异常清晰地想到自己的家园、伏尔加河,凭这双手取得的战胜强敌的胜利。他们曾用这双手抚摩孩子的头发,触摸女人,掰开面包和用报纸卷烟。

疏散到后方的莫斯科人准备登上归程,对他们来说,摆脱疏散地的生活恐怕比重返莫斯科还令人高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鄂木斯克、塔什干、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的街道和房舍,秋夜的群星,面包的味道,这一切如今都变得令人厌恶。

如果读到苏联情报局发布的胜利战报,他们就说:“这下好了,我们不久就能回去了。”

如果读到令人不安的战报,就说:

“唉,不再批准家属回去探亲了。”

于是就出现很多传闻,说那些没有通行证却能回莫斯科的人开始乘坐的是远途列车,然后换乘工作人员的列车,然后改乘没有拦截人员的电气火车。

人们已经忘记,1941年10月他们在莫斯科度日如年。那时候,莫斯科人匆匆离开令人不安的故城,前往鞑靼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等安全地带,人们曾以何等羡慕的眼光望着他们……

人们已经忘记,在1941年10月那些不幸的日子里,一些没有爬上疏散列车的人们,扔掉皮箱和包揪,步行前往扎戈尔斯克?一心要逃离莫斯科。现在人们却准备扔下财物、抛弃工作和安排得很好的生活,步行去莫斯科,一心要离开疏散地。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精神状态,迫不及待地离开莫斯科和热切卫国战争期间,许多莫斯科人疏散到这些城市。

莫斯科北部的一个小城镇,距离莫斯科仅几十公里。向往莫斯科,实质上反映了过去一年的战争改变了人们的意识,人们对德国人的迷信和恐惧已变为对俄罗斯苏维埃力量的优势地位的信心。

11月下半月,苏联情报局公布了苏军在符拉迪高加索(即奥尔忠尼启则)地区打击德国法西斯部队的消息,然后公布了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区胜利进攻的消息。在两周之内,播音员九次宣布:“在最近一个小时……我军继续进攻……再次打击敌人……我们在斯大林格勒城下粉碎了敌军的抵抗,突破敌军在顿河东岸的新防线……我军继续进攻,乘胜推进10至20公里……部署在顿河中游的我军部队最近几天内转入对德国法西斯部队的进攻……部署在顿河中游地区的我军部队继续进攻……我军驻北高加索部队发起进攻……我军在斯大林格勒西南方向再次发起突击……我军在斯大林格勒以南发起进攻……”

1943年新年前夕,苏联情报局公布了一则消息:“我军在斯大林格勒要冲地带进行了为期六周的进攻战总结”,介绍了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城下包围德国集团军的情况。

这个消息本来像斯大林格勒进攻战的准备阶段一样严格保密,在公布这个消息之前,人们的意识已发生悄悄的变化,开始以全新的眼光看待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在斯大林格勒进攻战结束之后,人们潜意识中发生的这种新变化第一次公开化了,宣告了自己的存在。

人们意识上发生的变化,与莫斯科保卫战取得胜利的日子人们的思想转变是有区别的,尽管表面看来二者没有什么不同。

区别在于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德国人的看法。1941年12月,人们对德军的迷信态度不复存在了。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和斯大林格勒进攻战,增强了苏联军民新的自我意识。俄罗斯苏维埃人民开始重新理解自己,开始以新的态度对待不同民族的人民。俄国历史作为一部俄国荣誉史为人们所接受,而不再是俄国农民和工人的苦难和屈辱史。民族观念已由形式因素转变为内容,成为理解现实世界的新的基础。

在莫斯科保卫战取得胜利的日子里,战前的旧的思想准则和旧的观念仍在起作用。

对战争中的各种事件的重新理解,意识到俄国军队和俄罗斯国家的力量,乃是一个漫长而广阔的进程的一部分。

这一进程在战前很早就开始了,但它主要不是发生在人们的意识中,而是发生在人们的潜意识中。

农村集体化、工业化、1937年,这三个重大事件成为人们重新理解生活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奠基石。

这些事件和1917年十月革命一样,使广大居民阶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伴随着对人的肉体的消灭。这种消灭的规模不小于,而且大于清除俄国贵族阶级和工商资产阶级时期对人的肉体消灭的规模。

斯大林领导的这些事件,标志着新型的苏维埃国家的建设者们在一个国家实行的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取得的胜利。这些事件是十月革命的必然结果。

然而,在集体化、工业化时期取胜并且几乎更换了全体领导干部的新秩序,却不想放弃旧的思想方式和观念,尽管这些思想方式和观念对新秩序来说失去了新鲜内容。新秩序使用了起源于革命前的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形成的旧的观念和习惯用语。新秩序的基础乃是它的国家民族性。

战争加快了早在革命前就潜在着的重新理解现实的进程,促进了民族意识的出现,“俄罗斯的”一词又具有了活的内容。

最初,在撤退时期,这个词多半与一些贬意词连用,如“俄罗斯的落后”,“俄罗斯的混乱俄罗斯的泥泞道路”,“俄罗斯人的侥幸心理”……但是,民族意识出现之后,便等待着战争胜利日的到来。

国家也开始走向新范畴的自我意识。

在人民遭受苦难的日子里,民族意识表现为一种强大而卓越的力量。在这一时期,人民的民族意识之所以卓越,是因为它是人所共有的,而不是因为它是民族的。这是通过民族意识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的尊严,人对自由的忠诚,人对善的信仰。

但是,在灾难年代觉醒起来的民族意识的发展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毫无异议,保护机关集体不受世界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侵害的干部处长,和捍卫斯大林格勒的红军战士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意识。

苏联是一个大国,它的现实自然要把民族意识的觉醒与国家在战后生活中面临的任务联系起来,这些任务就是,为民族主权思想而斗争,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里确立苏维埃俄国的主权观念。

这些任务不是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年代突然出现的。早在战前,当农村集体化、国家重工业的建立、大批新干部就职,标志着斯大林在一个国家建成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这些任务就出现了。

俄国社会民主的胎记被清除掉了。

正是在斯大林格勒转折时期,当斯大林格勒的火光成为黑暗王国惟一的自由信号的时候,这种重新认识过程就公开开始了。

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期间,事物发展的逻辑导致人民战争达到自己的最高潮。正是在斯大林格勒转折时期,斯大林才有机会公开宣扬国家民族主义的思想体系,这也是合乎事物发展的逻辑的。

物理学研究所的门厅的墙报栏里,出现一篇题为《永远和人民在一起》的文章。

文章谈到,在伟大的斯大林领导的正经受着战争风暴洗礼的苏联,科学具有重大意义,党和政府给予科学家们的敬重和荣誉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的。甚至在极为困难的战争时期,苏维埃国家也在为科学家们正常的富有成效的工作创造一切条件。

文章接着谈到研究所面临的各项重大任务,新上马的建筑工程、旧实验室的扩建、理论联系实际问题,以及科学家的工作对国防工作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文章还谈到全体科研人员所充满的爱国热情,说他们决心不辜负党和斯大林同志本人的关怀和信任,决心不辜负人民对苏联知识分子的光荣的先锋队——科学工作者寄予的希望。

文章最后一部分以表示遗憾的口吻指出,在这个健康和睦的集体里,有个别人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党和人民的责任,脱离了和睦的苏维埃家庭。这些人把自己摆在与集体对立的位置,将个人利益置于党给科学家提出的任务之上,热衷于夸大自己实际的和假想的科研功绩。他们中的一些人,正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变成敌对的政治思想所鼓吹的异己的、非苏维埃观点和情绪的代言人。这些人往往要求客观地对待外国唯心主义科学家充满反动精神和蒙昧主义的唯心主义观点,并把自己同这些科学家的联系当成骄傲的资本,从而挫伤俄罗斯科学家的民族自尊心,贬低苏联的科学成就。

他们有时装扮成被践踏的正义的热烈捍卫者,企图在那些目光短浅、轻信和粗枝大叶的人们中间博得信任和好感,实际上,他们是在制造纠纷,散布对俄国科学力量的不信任以及对它的光荣过去和伟大人物的不尊重。文章号召,消除影响完成党和人民在卫国战争期间交给科学家的各项任务的一切腐朽的、异己的、敌对的东西。文章结尾写道:“沿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探照灯照亮的光荣道路、沿着列宁和斯大林的伟大政党给我们指引的道路,向新的科学顶峰前进。”

虽然文章没有点名,但在实验室里谁都明白文章指的是斯特拉姆。

萨沃斯季亚诺夫把这篇文章的事告诉了斯特拉姆。斯特拉姆没去看这篇文章,此刻,他正站在即将结束新设备安装工作的同事们身旁。他抱着诺兹德林的双肩说:“不管发生了什么事,这部机器还是要发挥自己作用的。”

诺兹德林出人意料地骂了一句,由于他用的是复数,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一时没明白他骂的是谁。

下班的时候,索科洛夫朝斯特拉姆走过来,说道:“我真佩服您,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您埋头工作一整天,好像什么事都不曾发生一样。您身上有一种奇特的苏格拉底式的力量。”

“如果一个人生来是黄头发,那么他决不会因为在墙报上受到攻击而变成黑头发。”斯特拉姆说。

斯特拉姆并没有生索科洛夫的气。他对索科洛夫的反感已习以为常了,正因为如此,那种气恼的感觉仿佛已不存在。他不再责怪索科洛夫不露心迹,胆小怕事。有时他对自己说:“他有许多优点,缺点是任何人也避免不了的。”

“是啊,文章与文章不同嘛。”索科洛夫说,“安娜。斯捷潘诺夫娜看了这篇文章,气得心脏病发作。人们把她从卫生所送回家了。”

斯特拉姆心想:“这么可怕,到底写了些什么东西?”他没有问索科洛夫,可是谁也没有向他谈起文章的内容。大概就像人们不愿同病人们谈论他们所患的不治之症一样。

晚上,斯特拉姆最后一个离开实验室。调来看管存衣室的门卫老头儿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把大衣递给斯特拉姆,说道:“明摆着的事儿嘛,维克托。帕夫洛维奇,在这个世界上好人总不得安宁。”

斯特拉姆穿上大衣,又朝楼梯上走了几步,在张贴墙报的挡板前停下来。

看完那篇文章,他心慌意乱地回头望了望,在这一瞬间,他觉得马上就有人来逮捕他,但门厅里静悄悄的,一个人影也没有。

他从肉体上切实感觉到,在强大的国家面前,个人的柔弱的躯体是何等的渺小、微不足道。他仿佛觉得,。国家正瞪着一双明亮的巨眼注视着他,眼看就向他猛扑过来,他马上就要呼喊,尖叫,化为乌有。

街道上行人熙熙攘攘。斯特拉姆觉得他和行人之间隔着一片渺无人烟的荒漠。

在无轨电车里,一个戴军人棉帽的人用激动的声音对自己的同伴说:“听到‘最近一小时’战报了吗?”

后排座位上有人说:

“斯大林格勒!德国人被包围了。”

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望着斯特拉姆,好像在责备他的沉默。

想到索科洛夫,他心中泛起一股柔情:所有的人都充满着缺点,他和我也不例外。

然而,他从来也不真正认为在弱点和缺点方面他和别人是一样的,一想到这里,他马上就想道:“他那些观点取决于国家是否爱他,取决于他的生活是否顺利。等到气候转暖,春天来临,胜利在望时,他就不再发表批评言论了。而我不存在这种情况,不管国家处境好坏,不管它打我还是抚爰我,我对它的态度是不会改变的。”

到了家里他要把那篇文章的事告诉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看来真的要拿他开刀了。他准备这样对柳德米拉说:“这就是给你的斯大林奖金,柳多奇卡。他们想让人坐牢的时候,就写这种文章。”

“我们俩的命运息息相关,”他心想,“不管他们是否邀请我去巴黎大学讲授荣誉课程,她都会同我在一起;假如送我去科雷马的劳改营,她也会跟我去的。”

“是你自己把自己弄到这么可怕的地步。”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会说。

他会严厉地对她说:

“我需要的不是批评,而是诚挚的理解。我在研究所里受的批评够多了。”

给他开门的是娜佳。

在黑乎乎的走廊里,女儿拥抱了他,面颊紧贴在他胸前。

“我身上又凉又湿,让我脱了大衣,发生什么事啦?”他问道。

“难道你没听说?斯大林格勒!特大胜利。德国人被包围了。进来吧,快进来吧。”

女儿帮他脱掉大衣,然后挽着他的胳膊向房间里走去。

“这边来,这边,妈妈在托利亚的房间里。”

她打开门,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正坐在托利亚的小桌前。她慢慢向他回过头来,庄重地向他笑了笑,脸上带着忧伤的表情。

这天晚上,斯特拉姆没有对柳德米拉讲研究所里发生的事。

他们坐在托利亚的桌前,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在一张纸上画了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德寇的示意图,向娜佳解释着自己对军事行动的看法。

夜里,斯特拉姆在自己的房间里思索着:“啊,上帝,就写一封悔过信吧,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人人都要写啊。”

墙报上出现那篇文章后,几天过去了。实验室里的工作一如既往地继续着。斯特拉姆时而神色沮丧,时而精神振作,精力充沛,在实验室里踱来踱去,手指飞快地在窗台和金属罩上弹奏着自己心爱的乐曲。

他开玩笑说,大概研究所里开始流行近视眼,一些熟人与他面对面地相遇,竟沉思着走过去,连个招呼也不打。古列维奇大老远看见斯特拉姆,也装出沉思默想的样子,匆匆走到街道另一侧,在一张海报前停下来。为了观察他的举动,斯特拉姆回头望了一眼,在同一时刻,古列维奇也回头望了望,他们的目光相遇了。古列维奇做了一个既吃惊又高兴的姿势,点了点头。这一切都令人不愉快。

斯韦钦见到斯特拉姆时,照常同他打招呼,故意用脚跟蹭地嚓地一响,但他的表情此刻却变得庄重而严厉,像欢迎一个不友好国家的大使。

斯特拉姆暗中计算着:谁没有理睬他,谁点了一下头,谁同他握手问好。

回到家里,头一件事便是问妻子:

“有人来过电话吗?”

柳德米拉通常回答说:

“如果不算玛丽娅。伊万诺夫娜,那么谁也没来过电话。”

柳德米拉知道她这样回答之后丈夫会提什么问题,于是又补充道:“马季亚罗夫暂时没有来信D”

“你应该明白,”他说那些天天来电话的人,偶尔还会打电话来的;那些偶尔来一次电话的人,恐怕再不会来电话了,他觉得家里人对他的态度也有些反常。有一次,娜佳从正在喝茶的父亲身边走过,竟没有向他打招呼。

斯特拉姆粗暴地向女儿喊道:

“为什么不打个招呼?你以为我不是活物?”

此刻,他的脸色大概非常可怜;充满着痛苦,娜佳知道他心绪不佳,就没有再说无礼的话,连忙对他说:“好爸爸,亲爱的,原谅我吧。”

就在这同一天,他问女儿:

“听我说,娜佳,你还在继续同你那位统帅会面吗?”

她耸了耸肩,没有回答。

“我正想提醒你这一点,”他说,“千万别同他谈政治问题,不要让人在这方面抓住把柄来攻击我。”

娜佳没有抢白他,温和地说:

“你尽管放心,爸爸。”

早晨,斯特拉姆一走近研究所,便开始四面张望,一会儿放慢脚步,一会儿加快步速。他发现走廊里空无一人,便匆匆忙忙地低着头走过去,要是什么地方的门突然打开,他的心会马上缩紧的。

终于走进了实验室,他气喘吁吁,像一个在炮火横飞的战场上跑向自己战壕的士兵。有一次,萨沃斯季亚诺夫到房间里来找他,对他说:“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我请求您,我们大家都请求您,写一封悔过信吧,承认错误吧,我向您保证,这会有用的。您好好想想,您正面临着一项巨大的,不谦虚地说,是一项伟大的工作,我们科学界的有生力量都满怀希望地望着您,在这种时候,突然间一切都得停顿下来。写一封悔过信,承认自己的错误吧。”

“叫我悔什么过,错在哪里?”斯特拉姆说。

“唉呀,还不是都一样,要知道,大家都是这么做的——文学界,科学界,党的领袖们,就在您所喜欢的音乐界,肖斯塔科维奇也承认了错误,也在写悔过信,悔过之后,满不在乎地继续工作。”

“可是我究竟应该悔什么过,向谁悔过?”

“写给所委会,写给党中央。这并不重要,写给哪儿都行。重要的是您悔过。随便写点什么,譬如:‘我承认自己的过错,曲解了有些东西,愿意改正,意识到了’,就这么写,您要知道,已经有了固定格式。主要的是这样做有用,向来如此!”

萨沃斯季亚诺夫那双快乐的、总是充满着笑意的眼睛变得严肃起来,似乎连眼睛的颜色也与往日不同。

“谢谢,谢谢,我亲爱的,”斯特拉姆说,“您的友谊令我感动,过了一个小时,索科洛夫对他说:“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下周学术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我认为您应该在会上发言。”

“谈什么问题呢?”斯特拉姆问道。

“我觉得您应该作些解释,简言之,就是承认错误。”

斯特拉姆在房间里踱起步来,突然在窗前停下,望着院子说:“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也许写封悔过信更好些?总比当众打自己的嘴巴好受些。”

“不,我以为您应该发个言。昨天我同斯韦钦谈过,他向我暗示,那边,”他含含糊糊地向门楣上方指了指,“想要的是您的发言,而不是写悔过信。”

斯特拉姆陡然向他转过身来,说:

“我戒不发言,也不写悔过信。”

索科洛夫像精神病医生对待病人那样以耐心的语气说:“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从您现在的处境来看,沉默就意味着自取灭亡,强加在您头上的是政治罪名。”

“您明白我最苦恼的是什么吗?”斯特拉姆说,“为什么在举国欢庆胜利的日子里我却遇上这些事呢?也许某个狗杂种会说我看到苏维埃政权末日来临,就公开跳出来反对列宁主义原则。说我是莫里兹?,喜欢揭人短处。”

“我听到过这种意见。”索科洛夫说。

“不,不,去他的吧!”斯特拉姆说,“我不悔过!”

夜里,他躲在自己房间里,反锁着门,开始写悔过信。写好之后,感到羞愧难当,就把它撕碎了,马上又动手起草在学术委员会上的发言稿。他把发言稿重读一遍,拍了一下桌子,立刻将它撕碎了。

“就这么办,算了!”他出声地说,“听天由命吧。让他们送我去坐牢吧。”

他一动不动地坐了一会儿,体验着自己的最后决定。后来他突然想到,他应该写一封悔过信预备着,假如拿定主意要悔过,就把它交出去;反正这封信丝毫无损于他的尊严。谁也看不到这封信。神不知鬼不觉。

他一个人呆在房间里,房门紧锁,周围的人都睡了,窗外一片沉寂,既没有汽车喇叭声,也没有来往车辆的呜呜声。

然而,一种无形的力量压迫着他。他感到这种力量像催眠术似的支配着他,强迫他按照它的意愿去思考,根据它的思路去写。这种力量潜伏在他心中,有时使他心里发毛,有时在瓦解着他的意志,干预他对妻子和女儿的态度。他回忆过去和思索青年时代的往事时,也摆脱不了这种力量的控制。他感觉到自己智力有限,是①莫里兹(1879—1942),匈牙利小说家,专门描写农村和城镇生活,他的作品成了显示病态的和注定要灭亡的社会的写照。

个毫无趣味的人,谈起话来既枯燥又啰嗦,使周围的人感到厌倦。甚至他的工作也显得异常乏味,似乎蒙上了一层灰尘,不再使他感到鼓舞和喜悦了。

只有那些不曾亲身感受过这种压力的人,才会对屈服于这种压力的人感到奇怪。对那些亲身感受过这种压力的人来说,如果有谁能够流露出片刻的愤怒,哪怕是盛怒之下蹦出一句话,匆匆做一个怯生生的、表示抗议的动作,那才真正叫人奇怪呢。

斯特拉姆写悔过信是为了给自己看,他准备把这封信藏起来,不给任何人看,同时他心里明白,说不定他真的会用上这封信,就暂时放在这里吧。

早晨喝茶的时候,他不时地看表。该到实验室去了。一种令人麻木的孤独感笼罩着他。他觉得,在他的生命终结之前,谁也不会来看他,谁也不会再给他打电话,这不仅仅是因为怕受牵连。人们之所以不来电话,是因为他枯燥无味,毫无才华。

“不消说,昨天谁也没打电话找我吧?”他对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接着他又朗诵道:“我独立窗前,既不等候客人,也不等候朋友……”

“我忘记告诉你了,切佩任回来了,他打电话说想见见你。”

“喚,”斯特拉姆说,“这件事你怎么能不告诉我呢?”他的手指在桌子上敲打着,弹奏起一支庄严的乐曲。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走到窗前,只见斯特拉姆不慌不忙地走着,高高的个子,背有点儿驼,有时挥动一下公文包。她知道,他正在想着同切佩任会面的事,正在欢迎他,同他谈话。

这几天,她可怜丈夫,一直对他放心不下,但她同时又想着他的缺点,主要是他的利己主义。

刚才他还在朗诵:“我独立窗前,不等候朋友”,现在他到实验室去了,在那里人们围着他,那里有他的工作;晚上他要去看望切佩任,大概十二点以前不会回来。他没有想到,在这空荡荡的住所里,她要独自待一整天,她独自站在窗前,身边一个人也没有。正像他所朗诵的,既不等候客人,也不等候朋友。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到厨房洗碗去了。这天早晨,她心里非常难过。玛丽娅。伊万诺夫娜今天不会来电话了,她要去沙波洛夫卡看望姐姐。

娜佳也叫人放心不下,她总是沉默着,不顾父母阻止,晚上照常出去闲逛。维克托一天到晚忙自己的事,一点闲空也没有,他也不愿去考虑娜佳的事。

门铃响了。大概是木匠来了,她头天晚上跟他约好的,叫他来修理托利亚房间的门。一想到来的是一个大活人,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便高兴起来。她连忙打开门,看见一个戴着灰色卡拉库尔羊羔皮帽子的女人站在昏暗的走廊里,手里提着一只皮箱。

“叶尼娅!”柳德米拉叫道,她的声音是那么响亮、那么悲伤,以至于将她自己吓了一跳,她亲吻着妹妹,抚摩着她的双肩说:“托利亚死了,他死了,死了。”

热水在浴盆里静静地流淌着,形成一股微弱的细流,稍稍把水管开大一些,水就变凉了。浴盆里的水渐渐灌满了,但两姐妹觉得,从相逢那一刻起,她们还不曾说两句话。

后来叶尼M进去洗澡了,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不时走到浴室门口,问道:“喂,你洗得怎么样,要不要给你搓搓背?留心点煤气,要不然它会熄灭的……”

过了几分钟,柳德米拉用拳头敲了敲门,气呼呼地问道:“你在做什么呀,睡着了?”

叶尼娅从浴室里走出来,穿着姐姐的长毛绒睡衣。

“啊呀,你这个巫婆!”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

叶尼娅记得,诺维科夫那天夜里来斯大林格勒时,索菲娅。奥西波夫娜曾经管她叫巫婆。

桌子上摆好了饭菜。

“坐了两天硬座火车,”叶尼娅说,“现在在浴盆里洗个澡,倒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又回到了幸福的和平年代,可是心里……”

“什么风把你突然吹到莫斯科来了?有什么不幸的事吗?”柳德米拉问道。

“过一会儿再说吧。”

她挥了挥手。

柳德米拉谈到丈夫近来的情况,谈到娜佳出人意外的可笑的罗曼史,谈到熟人们不再给斯特拉姆打电话,见面时装做没认出他。

叶尼娅谈到斯皮里多诺夫来古比雪夫的事。他现在变得既温和又可怜。在调查委员会弄清他的案子之前,是不会任命他新职务的。薇拉带着孩子在列宁斯克,斯皮里多诺夫一谈到孙子就泪流满面。后来她对柳德米拉谈到珍妮。亨利霍夫娜被驱逐的事,谈到老头儿沙尔戈罗茨基多么讨人喜欢,利莫诺夫怎样帮助她登记户口。

叶尼娅头脑里还回荡着车轮的敲击声、车厢里的谈话声,抽烟者喷吐的烟雾还在她眼前回旋。此刻,她坐在这间铺着地毯、摆着钢琴的房子里,望着姐姐的脸,感觉着柔软的睡衣轻触她沐浴过的身子,她怎能不感到奇怪呢。

姐妹俩亲切交谈着,她们今天谈到的悲伤、喜悦、可笑而又动人的事件里,有那些已离开人世、却使她们终生难忘的亲人和朋友们。无论她们谈到斯特拉姆什么情况,安娜。谢苗诺夫娜的影子都会出现在他身后,一谈到谢廖扎,紧跟着就会想起他那进了劳改营的父母,那个宽肩膀厚嘴唇的腼腆小伙子的脚步声曾日夜在柳德米拉身边回响。然而,姐妹俩没有提到他们。

“索菲娅。奥西波夫娜一点消息也没有,好像失踪了似的。”叶尼娅说。

“莱温托恩?”

“是的,是的,就是她。”

“我不喜欢她。”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你还画画吗?”“在古比雪夫没有画。在斯大林格勒画过。”

“维佳把你的两幅画疏散到了后方,你可以引为骄傲了。”

叶尼娅笑了笑说:“这倒令人高兴。”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

“怎么啦,将军夫人,你怎么不谈谈正经事儿呢?你满意吗?爱他吗?”

叶尼娅在胸前掩上睡衣衣襟,答道:

“是的,是的,我很满意,我很幸福,我爱他,他也爱我……”说着她匆匆打量柳德米拉一眼,补充道,“你知道我为什么到莫斯科来吗?克雷莫夫被捕了,关在卢布扬卡监狱。”

“天哪,这到底是为什么?这个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那我们的米佳呢?你的阿巴尔丘克呢?他甚至是百分之二百的布尔什维克呢。”

柳德米拉沉思了一会儿,说:

“当初他多么残酷无情啊,这个克雷莫夫!实行全盘集体化的时候,他不怜惜那些农民。记得我问他:这到底是要干什么?他回答说:让他们,让那些富农们统统去见鬼。他对维克托产生了很大影响。”

叶尼娅用责备的口吻说:

“哎呀,柳达,你怎么老记住人们的缺点,恰恰在不该说的时候说这些。”

“没办法,”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我就这个脾气,直得像车辕。”

“好了,好了,不要为你那直爽的美德感到骄傲了。”叶尼娅说。

她低声说:

“柳达,我被传讯了。”

她从沙发上拿起姐姐的头巾,用它盖住电话机,然后说:“据说可以监听。他们取了我的证词。”

“我记得,你好像并没有同克雷莫夫登记结婿,“是没登记,可是没登记又怎么样?我是作为他的妻子受审的。我告诉你吧。寄来一张传票,叫我带上身份证去一趟。我心里纳闷,就把所有人和所有的事逐个回想一遍,我想到米佳,伊达,还有你的阿巴尔丘克,凡是坐过牢的熟人我都回想过了,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克雷莫夫。通知我五点以前赶到那里。一间普普通通的办公室。墙上挂着斯大林和贝利亚的大幅肖像。一个相貌平常的年轻人摆出一副无所不知的神气,用洞察一切的目光看了看我,立刻问道:‘您知道尼古拉。格利高里耶维奇。克雷奠夫的反革命活动吗?’我多次感觉到,我到了那里就出不去了。你要知道,他提到诺维科夫,总之,说得下流极了,甚至向我暗示,好像我接近诺维科夫是为了从他那里收集情报,说他可能会在闲谈中泄密,我把这些情报转交给克雷莫夫。我简直把肺都气炸了。我对他说:‘要知道,克雷莫夫是一个极端忠实的共产党员,跟他在一起,就像在区委会里一样,一切都公事公办’。可他对我说:‘噢,是这样,这么说来,您觉得诺维科夫不像苏维埃人吧?’我对他说:‘您的职业真怪,人家在前线同法西斯作战,而您呢,年轻人,呆在后方败坏这些人的名声’。我想,他听了这话会打我的嘴巴,可他慌乱起来,涨红了脸。总之,克雷莫夫被捕了。对他的指控荒唐极了,又是托洛茨基主义,又是同盖世太保有联系。”

“太可怕了!”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她心想,托利亚如果遭到包围,也可能受到类似的怀疑。

“我想像得出维佳会怎样接受这个新闻,”她说,“他现在敏感极了,他觉得什么事都可能使他被捕入狱。每次都要回忆在什么地方同谁说过什么话。特别是那个招灾惹祸的喀山市,一直使他放心不下。”

叶尼娅注视姐姐一会儿,最后说:

“你知道最可怕的东西是什么吗?那个侦查员问我:‘既然您丈夫对您说过,托洛茨基曾兴奋地夸奖他的文章漂亮极了,你怎么能不知道丈夫的托洛茨基主义呢?’我回到家里才想起克雷莫夫的确对我说过:‘这句话只有你一个人知道。’那天夜里我突然大吃一惊:我记起来了,秋天诺维科夫在古比雪夫的时候,我给他说过这件事。当时我觉得我会发疯,一种极度的恐惧笼罩着我……”

“你是个不幸的人。这种事注定要落到你头上。”

“为什么偏偏落到我头上?”叶尼娅说,“要知道,你也会遇上这种事的。”

“我不会的。你同这个人分了手,又同另一个人好上了。在这个人面前说那个人的事。”

“你不是也同托利亚的父亲分了手吗。大概你对维克托。帕夫洛维奇说过不少事吧。”

“不,你说得不对,”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用坚定的语气说,“这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为什么?”叶尼娅问道。她望着姐姐,突然感到气恼。“你得承认,你说的这些东西简直无聊。”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平静地说:

“不知道,也许无聊吧。”

叶尼娅问道:

“你没戴表吧?我得赶快到库兹涅茨桥大街24号去一趟。”她忍不住怒冲冲地说,“你的脾气太坏了,柳达。难怪你住着四间一套的房子,而母亲宁愿在嘻山流浪,无处安身。”

说过这些气话,叶尼娅又后悔自己说话太伤人。为了使柳德米拉感到这种偶然争吵不会影响她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叶尼娅说:“我很想信任诺维科夫。可毕竟,毕竟……这些话怎么传到安全部门去了呢?这种可怕的迷雾是从哪儿来的?”

叶尼娅多么希望母亲在自己身旁。那时她可以把头靠在母亲肩膀上,对她说:“亲爱的妈妈,我太累了。”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说:

“你想过这种可能性吗?你的将军可能对某人讲过你们这次谈话,那人记了下来。”

“是啊,是啊,”叶尼娅说,“真奇怪,这么简单的道理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柳德米拉家里静悄悄的,十分安适,叶尼娅更觉得心神不宁,无法排遣……

离开克雷莫夫时,有些东西她尚未感觉到,有些东西她考虑不周,同他断交的时候,她心中感到难过,不安,对他的柔情尚未消失,乍一分手感到很不习惯,时常为他担忧,最近几周她更加强烈地感觉到这一切,终于克制不住了。

无论是在上班、坐电车还是在排队买东西,她都一直想着他。她几乎每天夜里梦见他,有时哼哼几声,有时叫出声来,睡得很不踏实。

那些梦也很会折磨人,不是失火,就是发生战争,再就是克雷莫夫遇到了某种危险,这种危险又总是无法排除。

每天早晨,她害怕上班迟到,匆匆地穿衣、洗脸,可心里在继续想着他。

她觉得自己并不爱他。然而,难道能够如此经常地想着一个768

你所不爱的人,并且为他的不幸命运而惶惶不安吗?每当利莫诺夫和沙尔戈罗茨基嘲讽地称克雷莫夫所喜爱的诗人和画家是平庸之辈吋,为什么她非常想见到他、想抚摩他的头发,想和他亲热一会儿,为什么心里老是可怜他?

现在她已不记得他的信仰狂热,对被镇压的人的命运漠不关心,以及他谈到全盘集体化时期的富农时那种凶狠的口气。

现在,她记起的只是那些美好、浪漫、动人和忧伤的东西。对她来说,他的魅力如今却在于他的软弱。他的眼睛充满稚气,微笑中带着惶恐,举动是那样的笨拙。

她看见他的肩章已被撕掉,头发花白,看见他夜间躺在小铁床上,看见他放风时在监狱院子里散步的背影……也许他会认为,她本能地预感到他的命运,因而同他分了手。他躺在监狱的小铁床上,想着她……将军夫人……

她不知道这是不是怜悯,是爱情,良心,还是义务?

诺维科夫给她寄了一张通行证,并通过军用电话请空军的一位朋友帮忙,这位朋友答应用道格拉斯飞机把叶尼娅送往方面军司令部。上级首长批准她到前线探亲,可以在那里停留三个星期。

她反复安慰自己:

“他会理解的,他一定会理解的,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这么做。”她知道,她这样对待诺维科夫很不公正,因为他一直在等着她。

她给他写了一封信,毫无隐瞒地把所有情况都告诉了他。信发出之后,叶尼娅心想,这封信一旦落到军事邮检人员手里,这一切会给诺维科夫带来多大损害呀。

“不,不,他会理解的。”她心想。

_然而,问题就在于诺维科夫会理解,他理解之后,会永远不再理睬她。

她真的爱他吗,还是仅仅爱他对自己的爱?

一想到必然要同他彻底分手,她就害怕、优伤,一种无法忍受的孤独感紧紧笼罩着她。

当她想到是她自己自觉自愿地毁坏了自己的幸福时,她就更加痛苦难耐了。

但是,如今大局已定,她已无法改变什么,相反,他们最后彻底分手已不取决于她,而是取决于诺维科夫,每当想到这些她的心情就特别郁闷。

当她痛苦难耐、实在无法去想诺维科夫的时候,她便开始想像克雷莫夫。不久就会传她去当面对质你好,我的苦命人。

诺维科夫身材高大,膀宽腰圆,性格坚强,有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他不需要她的支持,他可以独自挺过去。她管他叫“披甲骑士”。她永远也忘不掉他那张漂亮迷人的脸,她会永远思念他,思念她亲手毁坏的自己的幸福。得了,得了,她不怜惜自己了。自己的痛苦她是不害怕的。

但她知道,诺维科夫也并不那么坚强。有时他脸上流露出几乎无能为力的、胆怯的表情……

对自己她也不是毫不怜惜,对自己的痛苦她也并没有漠然置之。

柳德米拉仿佛看出了妹妹的心思,问道:

“你怎么向你那位将军交待呢?”

“我不敢想这些。”

“唉,谁也无法理解你。”

“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这么做!”叶尼娅说。

“我不赞成你这样变来变去。分手就是分手了。结合就是结合了。用不着脚踏两只船,黏黏糊糊,没完没了。”

“如此说来,那就避开灾祸,去寻求幸福?我不会照这种规则生活。”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尊重克雷莫夫,尽管我不喜欢他,770

可你那位将军我一次还没见过。既然你决定做他的妻子,你就应当为他负责。可你却抱不负责任的态度。一个人身居要职,在前方打仗,可他的妻子这时却给一个被捕的人去送东西。你知道这会给他带来什么后果吗?”

“知道。”

“那么你真的爱他吗?”

“你别说了,我求求你。”叶尼娅哽咽道。她心想:“我究竟爱谁呢?”

“不,你快回答。”

“我没有办法,只能这么做。要知道,人们踏破了卢布扬卡监狱的门坎,不是为了去寻求快乐。”

“不能只想到自己。”

“我现在并不考虑自己。”

“维克托也这样谈论问题。说穿了纯粹是利己主义。”

“你的逻辑是不可理解的,从童年时代我就感到惊讶。你认为我这样做是利己主义?”

“你能帮他什么忙呢?你改变不了对他的判决。”

“好吧,求上帝保佑,让你去蹲监狱,那时你就会知道亲近的人能够给你什么帮助了。”

柳德米拉想要改变话题,问道:

“你这个摇摆不定的未婚妻,告诉我,你有玛鲁夏的照片吗?”“只有一张。还记得吧,是在索科尔尼吉照的。”

她把头靠在柳德米拉肩上,用抱怨的口吻说:我太累r。

“休息一下吧。去睡一会儿,今天哪儿也别去了,”柳德米拉说,“我把床给你铺好了。”

叶尼娅微闭着眼睛,摇了摇头。

“不,不,不需要。是生活使我感到疲倦。”

柳德米拉拿来一只大信封,把一沓照片倒在妹妹膝盖上。

叶尼娅逐个翻看着照片,激动地大声说:“我的天哪,我的天哪……这张我记得,是在别墅里照的……瞧娜佳那副可笑的模样……这是爸爸从流放地回来后照的*…-瞧,米佳还是个中学生,谢廖扎长得太像他了,特别是脸的上半部……这是妈妈抱着玛鲁夏,那时我还没出世呢……”

她发现,在这些照片中,托利亚的照片一张也没有,但她没有问姐姐,托利亚的照片放在什么地方。

“好吧,夫人,”柳德米拉说,“该请你吃午饭了。”

“我的胃口好极了,”叶尼娅说,“像小时候一样,情绪激动不影响食欲。”

“那就好,谢天谢地。”柳德米拉说罢吻了吻妹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