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章太炎一生

评价一位历史人物，需要将他置于所处的时代背景之中来审视。这既要对人物本身的生平、思想与事功有较为全面的认识，又要宏观把握时代的整体面貌。评价章太炎，同样需要采取这样的方式。

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资本主义坚船利炮的威胁下，中国遭遇亘古未有的变局与危局，中国传统也面临着巨大的危机。首先，近代中国的小农经济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猛烈冲击。自秦汉以来，中国形成了比较具有稳定性与广泛性的小农经济，农民一方面通过精耕细作来生产粮食，另一方面从事家庭手工业与副业活动。此外，随着建立起疆域广袤、人口众多的大一统政权，各地经贸往来日益频繁且便捷，形成以地方市镇为代表的区域性市场，以及具有全国联系的、更为广泛的经济网络。这些因素促进了各地商品与经济作物的流通，提升了整体的物质生活水平。纵观中国历史，小农经济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儒家思想得以传播的最重要的经济基础。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加上后来的日本）用武力向中国输入资本主义，中国广大农村遭受严重的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模式下，外国纺织品大量流入中国，严重打击了中国农村的家庭手工业，许多以丝织为业的农民经济上趋于破产，生计维艰。而随着中国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里的下游环节，中国的农业被卷入全球市场之中，农产品价格逐渐被资本主义列强操控，这对长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造成极大损害。同时，由于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丧失关税自主权，列强获得内河航运权与在中国内地开设工厂的权利，造成大量洋货倾销至中国，中国的资金不断外流。与此相关，由于缺少国家有力保护，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步履维艰，难以与外国资本主义力量相抗衡。总之，中国的经济状况愈发严峻，中国民众，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生活状况越来越差。

此外，中华文明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十分成熟的制度体系。在社会层面，主要是以宗族、宗法、礼教为核心的乡里秩序。这一秩序的伦理准则包括诸如长幼有序、敬宗收族、老有所养、幼有所安、守望相助、劝耕兴学等内容。在政治层面，自秦朝废封建、行郡县以来，郡县制维系着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保证中央政令能直达地方，地方信息得以反馈中央。全国范围内有一套颇为完备的官僚系统。虽然它具有一些难以克服的弊病，但在正常运作时，大体上能制定出比较合理而客观的政策，并实施于四方。在官员选拔上，《韩非子》里主张的“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起于卒伍”，成为历代铨选制度的重要尺度之一。隋唐以后，随着科举制的推广，形成一套具有客观标准、一定程度上体现社会流动的选拔机制，让各地具备政治才干的人有机会进入官僚系统，保证执政集团能够周知民情、更新换代。

这套制度体系在近代列强的威胁下显得千疮百孔、难以为继。伴随着农村经济的凋敝，乡里秩序面临解体的危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下，“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长期师从章太炎，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吴承仕就指出：“五伦的相对性，亦可应用于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么？在资本家御用的经济学者看来，资劳两方，当然是对等的契约关系——即朋友关系；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资本家是支配者，劳动者是被支配者，资本家是剥削者，劳动者是被剥削者，当然是不平等的君臣关系，其君臣关系的强化程度——所谓生杀予夺之权，且非宗法封建时代所能及其万一。”乡村秩序解体的后果，一是出现大量对农民巧取豪夺的土豪劣绅，二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要么进入城市沦为底层劳工，要么成为行走于江湖上的流民、会党，要么被迫加入军阀武装，成为军阀混战中的炮灰。

在政治制度方面，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具有极强的组织、动员、汲取与宣传能力，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集结经济与军事力量进行海外殖民扩张。资本家在政府中具有很大的发言权，国家全力支持殖民扩张活动，掠夺世界各地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根据今天的研究，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英国就已经筹划通过武力在中国沿海占据一块区域，将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模式照搬到中国来。相较之下，中国传统政治讲求低成本、低赋税的稳定，强调“君民不相扰”，在“皇权不下县”的统治模式下，组织与动员能力非常有限。此外，清中叶以后，政治风气越来越败坏，出现大规模、持续性的官吏贪污与滥权，而官僚系统内部却缺乏根治这些弊病的机制。一些有识之士，如洪亮吉、龚自珍、沈垚等，都已十分深刻地揭示了清王朝的衰颓之像。正如钱穆指出的，即便没有西方列强的入侵，按照中国古代王朝兴衰率，清王朝也已渐渐步入末世。在此局面下，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很难有效抵御外侮，必须对之进行改弦更张。更有甚者，中国传统政治的运作高度依赖官僚与士绅的合作，由此形成的对广大农民的支配与剥削，在近代农村经济破产的背景下显得愈发严酷，其压迫的一面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致使民不聊生。

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想让中国传统重新焕发生命力，首先，必须要让中国彻底摆脱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局面，抵御东西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其次，需要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吸收一切能让中国实现名副其实的独立富强、民生充裕的域外学说，而非恪守旧章、食古不化，对世界大势茫然不知。最后，小农经济的解体及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使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新的文化形式也随之出现。这就要求中国传统高度依赖皇权与绅权的情形必须有所改变，中国传统需要被赋予更多平民的、大众的色彩，使传统当中的合理内核成为新的文化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沦为各种腐朽的、落后的政治与经济力量的代名词。

这就是章太炎生活的时代。正如姜义华老师所论：“近代中国，对于漫长的中国历史来说，所面临的也正是一次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它是需要文化学术方面的巨人，并产生这样的巨人的时代。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条件与时代要求的内容与欧洲的‘文艺复兴’及其后的启蒙运动都不一样。环境的急变，社会的激烈动荡，不容许近代中国的著名人物在安静的书斋中以充裕的时间，从容地进行研究与创作。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处在时代运动的激流中，都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从而得以在多方面作出贡献。康有为、严复、章太炎等人，便是近代中国第一批多才多艺、学识渊博的巨人。”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近代中国面临的各种困局与危局，激发时贤深入思考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探究近代世界的基本面貌，挽救中国于危急之中。作为一位立志于救国救民的革命者，作为一位立志于让中国传统重焕新生的学者，章太炎无惧艰辛，上下求索，既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也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思想遗产。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章太炎希望在近代变局之下重新阐释中国传统，使之成为未来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让中国人能够珍视自己的传统，进而培养起爱国之心。其中，他一方面揭示儒学因长期作为帝制时代的官学而导致的各种弊病，提醒人们不要为了功名利禄而成为钻营奔竞的“小人儒”；另一方面则着重表彰荀子、顾炎武、颜元、戴震等人的思想，总结其学说中值得被继承与发扬的内容。到了晚年，目睹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章太炎开始强调儒家“修己治人”的重要性，希望以此来砥砺民德、激扬民气，唤起人们对于国家与民族的责任感，激励人们投身到救亡图存的政治运动之中。在语言文字学方面，章太炎将语言文字视为中国文化的重要根基，语言文字之学已非如清代那样只是经学的附属，而是一切中国学问的基础。他从中国文化的整体性与中国历史的延续性出发，对语言文字的缘起、中国文字的特点、中国文与言的关系等内容展开深入研究。

此外，章太炎强调中国传统的丰富性，挖掘长期以来被视为“异端”的先秦诸子的价值。他创造性地阐释了庄子思想当中的“齐物”之道，提出能够包容各种文明之间差异性、让万物各得其所的“齐物平等”思想。相似地，他表彰老子“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的主张，认为这一主张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原理颇为契合，顺其思路，有可能为形成符合中国自身特点的民主政治创造契机。面对近代中国的政治动荡，章太炎对法家思想进行提炼与改造，着重阐释为政应循名责实、不避权贵；判断是非要以法律条文为根据，杜绝人情请托；以及“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的政治选拔原则；强调郡县制对于维系中国统一的重要性。

同时，中国有十分丰富的历史典籍，章太炎也很重视历史。他希望创造一种既凸显中国特色，又体现现代风格的“新史学”，甚至一度想动笔写一本《中国通史》。在他的设想里，这样的“新史学”既能提供丰富的历史知识，又能帮助人们认清中国发展道路。其中，章太炎尤为关注典章制度之学。他一方面深受荀子与杜佑的影响，注意到典章制度之学在中国古代史学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通过阅读大量近代社会科学著作，他希望借阐述典章制度变迁来“发明社会进化之理”。及至晚年，他主张应从中国历史的演变过程来认识现状，并视此为致用之道；强调读史应识大体，熟知历代政治社会变迁与疆域沿革梗概，从中汲取足以为当下所借鉴与取法之处。

总之，章太炎身处近代变局之下，面对汹涌而来的时代巨流，为了回应世变，他对中国传统学术诸多领域进行了全面的阐释与表彰。他并非基于门户之见而将自己局限在某一家或某一派，也非出于怀思古之幽情，而是在中国传统遭遇危机的背景下展开学理思考，希望能让中国传统成为人们应变图强的重要思想资源。正是因为章太炎为世人留下了大量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论著，他被人们视为近代中国首屈一指的大学问家。

第二，长期以来，不少人将章太炎的政治思想仅限于“排满”一点，这其实严重窄化了他的思想。章太炎在清末撰写了许多分析中国政治问题的论著。在1906年之前，像同时期其他致力于追求新知的士人一样，他一度认为中国的政治变革应该以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样板。但在1906年东渡日本主持革命党机关报《民报》笔政之后，章太炎开始反思简单地将近代西方政治模式移植到中国的做法，强调制度建设应符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中国未来的发展必须顾及广大平民的利益，不能因仰慕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忽视土地兼并、资本扩张与各种形式的剥削与压迫。基于此，他批评时人对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代议制的向往，强调如若在不改变社会结构的条件下在中国实践这一制度，将会造成许多新的政治与社会矛盾，让那些有条件被选举为议员的地方豪强能变本加厉地盘剥民众，使议会变为维护这些人的特权与既得利益的工具，进而形成新的压迫与剥削，人为制造出成百上千在民众头上作威作福的“议皇”。

此外，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因素在中国体现得越来越明显，章太炎对中外资本的力量在中国的扩张十分警惕，担心在创办新政、发展工商业的名义下，广大平民会遭受新的压榨与剥削。他表彰五朝之法有“抑富人”的特征，强调这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立法的形式确立资产阶级支配地位有本质区别，中国古代的一些制度设计要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历史价值。其目的并不是主张将古代法典照搬当下，而是思考在近代中国如何通过法律形式来抑制资本的力量，保障平民的利益。进一步而言，章太炎这些思考的深层次逻辑就是认为中国历史上出现的良法美制及其背后所根据的政治传统具有生命力，理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予以创造性转化，成为人们思考未来制度建设的重要参考。这样既能保证历史文化的延续性，又能避免重复西方资本主义体制里的种种弊病，让新制度不异化成维护少数特权集团高高在上的工具，而是能保障大多数人的利益，让中国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政治。

在思考政治问题时，章太炎并非简单地出于民族主义诉求，亦非不谙世变地复古守旧，而是有着超越教条式的线性史观，在认识近代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之本质的基础上，将中国传统政治实践视为具有生命力的理论资源与历史遗产，并作为一种批评的尺度来审视19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体制。其背后的思维逻辑就是将中西政治体制与政治实践都视为历史动态过程中的产物，拒绝将任何一方“本质主义化”。可以说，强烈的历史感或者历史意识，以及对于政治与经济平等的强烈诉求，是章太炎思考政治问题时的重要特征。他的这些探索固然不能被视为尽善尽美，但他在相关文章中所透露的政治主张，却颇为深刻地影响着下一代革命者的思考与实践。

第三，为了追求新知，章太炎在清末较为广泛地阅读近代西方哲学与社会科学著作，对近代西学的核心概念与基本逻辑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同时颇为细致地观察到了近代西方政治实践与意识形态话语之间的微妙关系。在他的早期著作中，诸如《膏兰室札记》与初刻本的《訄书》，可以明显看到他试图吸收、借鉴近代西学的尝试。

在因苏报案入狱的日子里，章太炎较为广泛地阅读了佛学著作，使自己的知识体系得到极大的充实与升华。1906年，章太炎东渡日本担任《民报》主编，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深受近代西方文化影响的日本社会，直观感受资本主义文明对人们产生的影响，这使他得以较为系统地反思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复杂性，一改从前对后者的简单认同态度。与此同时，通过与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包括无政府主义者）的交往，章太炎开始检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与文化形态，反思那些在当时极有影响力的概念，诸如“文明”“进化”“公理”等，一方面揭示它们在学理层面的复杂面貌，另一方面剖析这些概念如何在实践层面与近代列强殖民扩张活动相结合，成为论证这些活动具有合法性与必然性的意识形态工具。在具备这些知识积累的基础上，他的《俱分进化论》《四惑论》《齐物论释》等论著，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从理论层面反思西方现代性的最高水准。

在此基础上，章太炎试图构建一套彰显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凸显政治与经济平等之正义性的哲学体系。对此，正如姜义华老师的评价：“在他（章太炎）那一代人中，可以说，还没有其他任何一个人曾像他这样在如此广阔的哲学领域中纵横驰骋，以勇猛的气势对传统的世界观进行挞伐，努力使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时代矛盾、时代精神在哲学中得到升华。他确实以自己的业绩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章太炎所致力的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哲学革命，却又是一场中途夭折了的哲学革命。他的哲学，企图用一种新的认知方法，引导人们从世界观的高度去认识和解决时代、国家、革命所面临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但是，人们几乎完全没有理睬他的这些努力。这种冷淡，当然与他的论著过于晦涩抽象、许多真知灼见淹没在大量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说教中有关。更重要的理由，却是因为革命者和他们的对手当时都沉浸在激烈的政治风暴中，人们没有精力、时间、兴趣、毅力去对那些似乎远离现实的抽象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整个国家都缺乏哲学氛围，因此，章太炎便常常是孤身一人在奋战。”

第四，从清末到民国，章太炎多次进行讲学活动，培养出不少十分优秀的学生。“章门弟子”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不容忽视的群体。在他清末民初讲学时的弟子当中，既有黄侃、朱希祖等钻研经史、深通小学的专家；又有鲁迅这样继承其批判精神，对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的文化巨匠；还有吴承仕这样延续并发展其革命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成为新的革命者的进步知识分子。到了晚年，目睹民族危机加剧，章太炎不顾年迈体弱，再次设坛讲学。虽然他认为晚年所收弟子在学术根底上不及清末所收弟子，但即便如此，他晚年的弟子当中同样有成绩斐然的文史名家。如诸祖耿的先秦典籍研究，王仲荦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李源澄的中国经史研究，汤炳正的楚辞研究等。

章太炎培养弟子的方式既不同于康有为那样把学术与政治混在一起，将学术上的师生关系变为政治上的主从关系，又不像现代大学体制那样，老师与学生之间关系日趋冷淡，课堂授课以念讲义为主，上完课后师生之间不再有过多往来。从弟子所写的回忆文章可以看到，章太炎在讲学之时旁征博引，其课程内容广泛、趣味横生，并不按照现代学术分科来进行讲授。不少弟子若能得其学术之一端，就已经在相关领域堪称专家。与此同时，章太炎在不同时期主持创办学术刊物，让弟子与友朋能够将学术成果公开发表，以收同声相应之效。更为重要的是，章太炎除了向弟子讲授学问，还效仿古人讲学之旨，与弟子一起砥砺道德，以气节相尚。在清末的讲学活动中，他以坚定的革命意志影响弟子，在晚年的讲学活动中，他反复强调在强敌压境之下，需要培养爱国思想，关心国家兴亡。这种无形的道德感召力，较之具体的知识，更能凸显章太炎讲学的文化意义。

当然，作为一位热心于政治活动的人物，章太炎在近代中国的时代大潮中也遭遇过不小的挫折，甚至因此而背上一些负面的评价。这一方面体现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时常显现的复杂性、曲折性与残酷性并存的时代特征，导致许多历史的参与者时常会不自觉地陷入各种主观或客观上的困境，另一方面其实也体现了作为一位出身于旧式士绅家庭，行为风格带有极强士绅色彩的革命者，章太炎自己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历史限度。

辛亥革命之后，为了建设由许多革命者流血牺牲换来的新政权，章太炎充满热情地参与到国内政治活动中。可结果却是，不但他自己在民初政坛上处处碰壁，而且新生的中华民国政权也未能建立起稳固的政治秩序，反而让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帝制自为。章太炎在民初政坛所面临的基本困境在于，他先是对昔日的革命同志党同伐异、腐化堕落深表不满，于是尝试联合立宪派与清廷旧官吏，借助他们的政治经验来巩固国权。但认识到后者的真实面目之后，他又一度寄希望于作为国家元首的袁世凯能够厉行法治，惩治贪污腐化与争权夺利之徒。直到宋教仁被袁世凯手下暗杀，他才彻底明白，袁世凯本人正是那些贪污腐化与争权夺利之徒的最大庇护者。随后，章太炎又开始重新与昔日的革命同志共谋大事。可此时的国民党无权无兵，非但不能改变现状，还因“二次革命”的失败而实力大损。在章太炎的政治视野里，作为国家主权所有者的广大中国民众始终是“沉默的大多数”。他所瞩目的政治力量，只是从立宪派、旧官吏，再到国民党人之间转换而已。他无法寻找到新的能够改变中国现状的政治力量；无法借由组织动员这一新的政治力量，自下而上地彻底清除中国的政治毒瘤；无法真正深入中国社会的基层，通过实践来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进而总结出一套既符合中国现实，又能让绝大多数中国民众获得参与感与翻身感的政治理论。这或许就是章太炎在民初政争中处处碰壁的根本原因，也是他作为政治实践者留给后世最大的教训。

与之相似，到了20世纪20年代，新的政治力量开始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章太炎在清末所宣传的保障广大平民利益、批评地方豪强兼并与剥削、警惕近代资本主义与国家权力相结合、主张在未来政治建设中应体现政治与经济平等，被这一新的政治力量用更为生动而深刻的语言进一步阐发，并使其演变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为改造中国不合理的政治与社会结构创造了历史契机与历史动力。可章太炎此时却依然将改变中国政治现状的希望寄托于各省军阀，成为民初“军绅政权”里被利用的对象。他十分积极地参与联省自治运动，认为通过地方自治，可以有效制约北洋政权的不法勾当与卖国行径，保卫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但他似乎未能清醒意识到，虽然联省自治运动的宣传者多为知识分子与工商阶层，但在那些开展联省自治的省份，地方大权其实掌握在拥有兵权的军阀手中。他们之所以偶尔对联省自治运动表示支持，无非是想让自己称霸一方的行为拥有更为华美的外观。章太炎本人绝非贪图富贵之人，但却在国民革命运动兴起之后依然与各地军阀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这使他受到新一代革命者的猛烈批评。而军阀对于章太炎，也只是想借助他的名气来凸显自己“尊学右文”，却绝不会将章太炎的政治与文化理想真正付诸实践。

人们不禁要问，章太炎在思想上具有革命性与独立性，为何却在行动上如此这般？说到底，这很大程度上与他本人的自我定位有关。章太炎少年与青年时代深受中国传统教育熏陶，之后又在晚清大儒俞樾主持的诂经精舍中学习多年。因此，古代士绅阶层的立身处世之道，在潜移默化中对他有不小的影响。顾炎武曾说：“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章太炎在不少论著里对历代士大夫之出处进退多有评论，表彰顾炎武、王夫之等行事高洁之士，痛斥清代“理学名臣”之虚伪夸饰。这固然显示出他对于道德风俗的重视，同时也表明他在内心深处依然以士人自命，所以才致力于对士风激浊扬清。

辛亥革命之后，虽然章太炎一度参与组建政党，但他从未像孙中山、袁世凯、徐世昌那样有过当政治“一把手”的念头，而是自处于“军师”“参谋”这样的位置。除了短暂出任东三省筹边使，他先是向袁世凯披陈治国之道，南方护法军政府成立后，他又担任秘书长，协助孙中山联络西南军阀。而他长期以来对黎元洪抱有很大期望，一直为后者出谋划策，更是成为喜谈近代掌故者时常道及的一个话题。从这些活动，可以看到章太炎颇为强烈的希望辅佐“明主”安邦定国的古代士人性格。他经常将自己比作元末辅佐朱元璋成就帝业的名臣刘伯温，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章太炎以“王佐之才”自期的自我定位。这固然凸显了他心系天下安危的豪迈之志，但也让他很难真正与中国大多数民众建立起牢固的联系。

进一步而言，虽然士绅阶层在传统社会里对王朝治理与文教普及有一定正面作用，同时不能否认在一些历史时期里的不少士人确实是在自觉实践儒家道德，但说到底它仍然是古代社会结构中的特权集团。而要想维系其特权，就免不了对平民百姓进行各种形式的剥削，比如收租与放贷。此外，士绅阶层常年垄断文化话语权，建构了不少旨在为士绅支配的正当性进行辩护的学说，并通过各种渠道，将这些学说的基本观点不断下沉，形成一种大众文化。明清两代颇为流行的“功过格”，其中有不少大谈主仆关系固定化的内容，并宣称被支配一方需“安分守己”，如此才能积累“阴德”，就是明显的例子。在清代，属于上层士绅的官僚缙绅群体具有法律上与赋税徭役上的特权，使他们有条件保持优越的经济地位；属于下层士绅的绅矜群体在当地常常与地方官勾结往来，相较于一般百姓，实际上也有不少特权。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传统士绅阶层的经济基础已在逐渐丧失，他们越来越难以延续过去的政治与文化特权。在此背景下，他们要么转型为新式知识分子，与伴随着大众民主而出现的新政治力量相结合，在改造中国政治社会结构的同时让中国摆脱民族危机；要么沦为本国军阀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清客，表面上延续其特权地位，实际上只能成为杜亚泉所描述的毫无根基的“贵族化之游民”。章太炎之所以在政治活动中难遂其愿，从根本上来说与他介乎新旧之间的社会身份息息相关。虽然他在清末的一系列文章里对士绅特权多有批判，但在行动上却依然带有十分明显的士绅阶层特征，这导致他很难将自己的思想主张付诸实践，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旧的势力所牵累。

虽然如此，章太炎的一生仍然为后人留下了极为宝贵的思想遗产，这些遗产值得人们不断进行挖掘与阐发。顺着他当年的所思所想，从“自国自心”出发，基于平民的、大众的立场，思考中国文化建设路径，探索能让大多数人受益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同时正确对待各种域外学说，使中华文明焕发新的生命力，让中国的学术能真正实现自立与成熟，让人世间不再有霸权、压迫与剥削，这些都需要后来人的持续努力。本书所做的，包括笔者在其他研究章太炎的著作里所做的，不过是一些微小的尝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