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世 国葬与身后评

章太炎晚年讲学之余，依然对国事十分关心。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章太炎公开致信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宋哲元，强调：“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党者，但问今之主张何如，何论其平素？”劝告宋哲元不要由于这场运动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就去镇压游行学生，因为这场运动是为了抗议日本侵华、抗议南京国民政府的绥靖政策，属于爱国行为。在章太炎看来，只要具有爱国思想，只要反对日本侵华，都应采取鼓励与支持的态度。对此，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章门弟子吴承仕评论道：“对于语言文字学、经学、诸子学有绝大开发绝大贡献的章太炎先生，本来是个精通佛学的绝对的唯心论者，在他功成名立年将七十的晚年，自然而然的会走上那‘复古运动’的挣扎之途；从表面看来，似乎与现时的规复祀孔、整理祭田、提倡四维八德等：是互相唱和着的；更使前进的青年们，对他发生不快之感。但是我们应该知道：他的民族意识，是最敏感最坚固最彻底的；同时他那不屈不挠的节操，经过坐牢三年软禁一年绝食七日种种艰苦，到现在仍旧保持不变。”1936年6月，章太炎给蒋介石写信，劝告他不要低估日本侵华野心，要全盘考虑如何保卫北方国土，避免日军步步紧逼，得寸进尺。鉴于蒋介石当时仍不放弃“剿共”，将大批部队投入西北，致使华北渐成空虚之势，章太炎建议蒋介石应以民族存亡为重，与其坐视国土沦丧，不如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开赴绥远抗日，“使察、绥二省，同为日有，不如以一省付之共党之为害轻也”。

在写这封信的时候，章太炎的身体状况已越来越糟糕，在给章氏国学讲习会的学生讲《说文》期间，因鼻衄病急，加之气喘病发作，严重时连进食都困难。不过他仍坚持上课，强调“饭可不食，书仍要讲”。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因鼻衄病与胆囊炎病逝于苏州，终年69岁。在去世前，他曾立下遗嘱，其内容是“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

章太炎去世后不久，张继、于右任等党国要人来到苏州，与章太炎家人商讨为章太炎举办追悼会事宜。冯玉祥、李烈钧、张群、张学良、杨虎城、孙科、于右任、蔡元培等人也发来唁电或挽联。蒋介石特意“开政治会议，议决国葬章炳麟”。7月9日，南京《中央日报》刊出了一则公告，其文曰：“宿儒章炳麟，性行耿介，学问淹通。早岁以文字提倡民族革命，身遭幽系，义无屈挠。嗣后抗拒帝制，奔走护法，备尝艰险，弥著坚贞。居恒研精经术，抉奥钩玄，究其诣极，有逾往哲。所至以讲学为事，岿然儒宗，士林推重。兹闻溘逝，轸惜实深！应即依照国葬法，特予国葬。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用示国家崇礼耆宿之至意。此令！”在此之前，中央日报社社长程沧波专门撰文纪念章太炎，在概述其生平之后，感慨道：“呜呼！天丧中国，斯文垂绝，纲维不摄，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数百年间，幸得先生，而先生之光披天下者，如彼如斯。长夜悠悠，视天梦梦，可悲也夫。”很明显，国民党方面的策略是明知章太炎对自己持强烈批判态度，却仍将他诠释为一代大儒。这样既能彰显国民政府如何宽宏大量、优待老辈学者，又能把章太炎晚年学术主张纳入国民党意识形态框架内。因为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话语变得越发保守，上到蒋介石本人，下至复兴社、力行社等特务机关，都在大谈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借此对抗在青年群体中越来越有影响的左翼文化。为了显示如此这般的意识形态有生命力，国民党需要呈现这样一种局面，即自己的文化政策在社会上得到广泛响应，像章太炎这样的著名学者也与之遥相呼应。不过，国民党内对于国葬章太炎也不是没有异议。在文化立场上与胡适等人相近的王世杰就认为，替章太炎举行国葬，实属“无意义之糜费”。其实就连蒋介石本人对于是否国葬章太炎也颇为踟蹰。邵元冲在日记里记载，章太炎去世之后，他多次向蒋介石建议为章太炎举行国葬，但蒋介石迟迟未作明确答复。陈立夫告知他，蒋介石一度“对太炎国葬事，犹主从缓”。之所以如此，很可能是因为章太炎曾多次批评孙中山，并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嗤之以鼻。

1936年9月，钱玄同、许寿裳、朱希祖、马裕藻、沈兼士等章太炎在北平的弟子发起悼念章太炎的活动，议定在孔德学校大礼堂开会悼念老师。在章太炎去世之前，钱玄同就曾给他写信，建议“宜先在南北大报上登一通告，属各人开列姓名、字、年岁、籍贯，何年在何处受业，现在通讯处，及现在在何处任事各端，并定一表格，使之照填，集成目后，刊《章门弟子录》一册。如此不但便于通讯，且可使先后受业诸人互悉某某为同门”。在钱玄同那里，此举不外乎是想借老师名声增进章门弟子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并让同门之间能时常互通声气，彼此照应，新文化运动前夕章门弟子就是通过类似方式占据北大文科。不过这却让鲁迅这位坚持特立独行，不与学术界名流权贵为伍的章门弟子嗤之以鼻。章太炎去世之后，听闻钱玄同等人在北平举行悼念活动，鲁迅在与好友许寿裳的信中坦言：“旧日同学，多已崇贵，而我为流人，音问久绝，殊不欲因此溷诸公之意耳。”表明自己不愿凑那些在学术界俨然一方诸侯的同门的热闹，这背后也显示出他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的文化与教育政策的批判态度。在几年以前，鲁迅和钱玄同的关系就已经很僵了。在他看来，以钱玄同为代表的旧日同门其实是南京国民政府文化与教育政策的共谋者，通过官与学的互动，一起扼杀青年学生追求进步、追求光明的理想。

因此，目睹各种纪念章太炎的文章与活动，当时已经身染重病的鲁迅决定要撰文评价自己的老师，这便是著名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在文章开头，鲁迅写道：“前一些时，上海的官绅为太炎先生开追悼会，赴会者不满百人，遂在寂寞中闭幕，于是有人慨叹，以为青年们对于本国的学者，竟不如对于外国的高尔基的热诚。”他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章太炎“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日渐与追求进步的青年一代隔绝开来，以至于身后颇显落寞。其实，章太炎去世后，不但国民政府给予国葬待遇，在北平的弟子也举行悼念活动，各大报刊更是连篇累牍登载追忆文章，这场面并不“寂寞”。而鲁迅之所以要这样写，主要是想表明，虽然政学精英纷纷下场纪念章太炎，但相比于这些既得利益者，能否受到大众的纪念，特别是受到追求进步的青年的纪念，才是验证一位历史人物是否有时代贡献的真正标准。

在这个意义上，鲁迅这篇文章的主旨就是想描绘出一个不同于当时政学精英所鼓吹的章太炎形象，即作为革命斗士的章太炎。他说：“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他回忆起自己青年时代初读章太炎为《革命军》所作的序，回忆起自己在日本留学期间关注章太炎发表于《民报》上的政论文章：“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

但是，在鲁迅看来，辛亥革命之后，章太炎却一再周旋于军阀政客之间，“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不过即便如此，“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因为章太炎毕竟是一位革命者，在革命生涯里“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鲁迅强调，章太炎最值得人们纪念的是他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与顽强不屈的革命意志，他的革命事迹置诸今日，仍然堪称青年一代的榜样。在这个意义上，章太炎不应被遗忘，也不能任由国民党政权的既得利益者们曲解。

最后，作为东京时期的章门弟子，鲁迅表达了自己对章太炎进入民国以后行谊的微词，以及不愿与那些借着章太炎名号来为自己脸上贴金的同门为伍之心迹。他指出：“革命之后，先生亦渐为昭示后世计，自藏其锋芒。”“先生遂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执贽愿为弟子者綦众，至于仓皇制《同门录》成册。”鲁迅认为，如果想要让章太炎永远被人们铭记，需要将他的革命事迹广为宣传。在他看来，“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假使未备，我以为是应该一一辑录，校印，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章太炎精神的继承人并非高高在上的政学精英，而是那些与恶势力作斗争的“战斗者”。

鲁迅写完这篇文章不久，又写了一篇纪念章太炎的文章，名为《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他在其中回忆自己青年时代的社会见闻与阅读经历，叙述自己如何萌生推翻清政府的意识。他通过“剪辫子”这一颇为形象化的举动，表彰章太炎勇于革命、毅然与清政府断绝关系的事迹。这篇文章其实并未写完，因为两天以后，鲁迅也与世长辞。因此，此文堪称鲁迅的绝笔。由此可见，在奄奄一息之际，鲁迅念念不忘的依然是清末与章太炎一起干革命的往事。虽然他后来的文化立场与章太炎不无歧异，但对于老师，鲁迅却是十分怀念且尊重的。

鲁迅去世之后，全国范围内举行各种悼念活动。其中不乏将他与章太炎放在一起来纪念，借此彰显从章太炎到鲁迅的革命思想传承关系。吴承仕的学生，也是章太炎再传弟子的齐燕铭就指出：“在这一个民族革命的发展途中，文化方面的战士；前者章太炎先生，继起者有鲁迅先生。章先生的时代当满清末年，一般人已认清非倾覆当前封建统治势力不能得到民主的自由，所以章先生此时对于满人政府攻击不遗余力，卒得辛亥革命的实现。”“鲁迅先生在五四运动中，以最锋利的武器向着黑暗势力进攻，是当时一支最有力量的军队。不过那时鲁迅先生的作战式是局部的，散漫的，不是全面的，有计划的，系统的。直到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大革命后，世界帝国主义也走到最后的阶段，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侵略是一天比一天的加紧。在此鲁迅先生就展开他全面的斗争，认准了敌人和敌人的工具的封建势力做最勇猛的进攻。”因此，“鲁迅先生在争取中国民族解放，争取民主的自由，这一点上，是和章太炎先生站在同一的历史任务的上面；但在程度上的比较，章先生的晚年好似一位解甲归田的宿将。而鲁迅先生直到死的一天还是全副武装在火线上，努力应战的一员先锋”。

作为“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参与者，齐燕铭这样诠释章太炎，是想将他置于现代革命史的脉络里来纪念与评价。当时中共北方局一面反思先前文化工作中的关门主义政策，一面强调掌握民族救亡运动领导权的重要性，这就要求党在文化政策上要团结一切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人士，使他们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分子。因此，正面评价章太炎的革命事迹，也是为了更好地团结那些与章太炎立场相似，对日本侵华与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感到愤怒的爱国知识分子，同时凸显国民党高调纪念章太炎之虚伪。相似地，章太炎去世后不久，由进步出版家邹韬奋创办的香港《生活日报》发表评论：“太炎先生过去在中国学术上的贡献以及对辛亥革命的帮助，这些劳绩，已用不着我们去表彰，有他的事实去说明。我们对于太炎先生特别致敬的，是他最近的言论，最近对北平学生救亡运动发表的意见。”“我们悼太炎先生，我们同时希望太炎先生遍天下的弟子，实践先生最近之言论，为民族尽一点力，对那些假国学之名，为敌人张目的民贼，要赶快出来说话，揭破他们的真面具，使国家永远保存民族光辉的价值。”中国共产党在巴黎创办的《救国时报》则以章太炎写给宋哲元的公开信为例，认为：“先生（章太炎）的这一态度，正是我们今日全国团结的必要态度，先生的这一主张，正是我们今日抗日救国的正当主张。老成谋国，我可以想见他是如何地以国家利益为前提。”此外，该报指出：“他（章太炎）始终未改变他的民族斗士的态度，他反对‘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清政府，他反对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的袁世凯，他现在又反对仇共降敌，出卖祖国的汉奸行动。先生说学生救国，事出公诚，其实先生的主张也同样是事出公诚……为了纪念先生，我们即应该来接受和发挥他的遗言。”

当然，由于章太炎长期与各地军阀频繁往来，加之他晚年主张读经，有悖于新文化运动以降的文化思潮，因此仍有不少对章太炎持批评态度的文章。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里提到高尔基。确实，在章太炎去世几天以后，苏联文坛巨匠高尔基也离开人世。由于左翼文学在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中影响极大，因此就出现了将章太炎与高尔基二人做比较的声音。有论者认为，虽然章太炎与高尔基分别为本国的文化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但相比于高尔基在十月革命之后依然保持进步本色，章太炎在辛亥革命之后则显得“落伍”了。不过，二人的精神依然值得人们怀念与继承。作者最后总结：“章太炎前一阶段为争取民族生存的革命精神，是值得我们大众全体敬仰取法的，他之不能像高尔基脚踏着现实而投向少数者的怀抱，这不能说是他本身的错误，而是现社会铁则下必然的趋向。我们要求着高尔基这样为哺育人类全体灵魂的母亲，就更必须要去努力创造光明的真理的社会。而首先是要继承这些学术先师和大众巨人的精神，来和剥夺人类生存权，阻碍人类幸福发展的恶魔们——帝国主义及其代理者们作血肉的抗战！”不过，也有人认为不能将章太炎与高尔基并论，因为章太炎是当前守旧思潮的象征，是与军阀沆瀣一气的代表。就此而言，“矢志守护着苏联社会主义的前进，才显出了高尔基于苏联的伟大。今日中国上下一致的讴歌着章太炎，真是青天白日下莫大的耻辱”。

章太炎长期参与政治活动，去世之后自然会被人从政治的角度进行评价，这本属正常。不过，章太炎毕竟留下大量学术论著，如何评价他的学术思想，同样成为不少人关注的问题。为使学术根底有限的青年人了解章太炎，宋云彬在《中学生杂志》上刊文介绍章太炎的经学、小学与文学思想，认为章太炎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晚清今文经学论战，有助于澄清关于孔子的各种妖妄之言，树立实事求是的学风。对于章太炎的文学思想，他认为章太炎关于“文”的定义有独到之见，但晚年反对白话文则为其缺点。对于他常被人诟病的晚年提倡读经，宋云彬则认为：“我们要认识清楚，章太炎主张读经复古，虽然犯了‘时代错误’的毛病，然而他确是从民族主义出发的，他不但没有存心借此来麻醉青年，倒反同情于热心奋斗以争取民族生存的青年学子，这在本年北平学生运动最紧张时他给宋哲元的电报里可以见到。”不过，“另一群的尊经复古者，引他为同调，想借他这块‘老牌子’和他所提出的‘读经’口号来麻醉青年，阻遏民族革命运动，这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由于宋云彬此文主要面向青年，所以未能深入探讨章太炎的学术。20世纪30年代，钱穆在北京大学开设“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课程。彼时章太炎还在世，秉持不对在世之人进行盖棺定论的原则，钱穆在将讲义整理成著作时并未涉及章太炎的学术思想。而在章太炎去世后，钱穆特意撰文一篇，详细评价章太炎之学术。在他看来，“余杭章炳麟太炎，为学博涉多方，不名一家。音韵小学尤称度越前人。然此特经生之专业，殊不足以尽太炎”。“或又以经学称之，太炎论经学，仅谓六经皆史，说经所以存古，非所以适今。”因此，“今论太炎学之精神，其在史学乎”。

钱穆认为，章太炎的史学主要有“民族主义之史学”“平民主义之史学”“文化主义之史学”三层意涵。而这三层意涵加在一起，则是对于民族文化的热爱。在这个意义上，章太炎的史学既非简单延续清代汉学的路数，又与晚清以来占主流地位的史学思潮迥然有别。此外，钱穆指出，章太炎的史学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特征，是缘于他的史论与政论紧密相连，“论史亦每与世事相发，而论政俗尤深切”。而章太炎之于政治，并不仅从政治制度与政治思想方面展开思考，他尤为重视社会文化对政治的影响，所以十分关注社会道德与民间风俗，期待学术不仅能传承文化，还能化民成俗。因此，他对于五朝学术与程朱理学都有不同于时流的评价。可以说，钱穆对章太炎学术思想的总结是颇为到位的。

最后，评价章太炎，不能不涉及他长期的论敌康有为。钱穆这样评价康章：

当其时，与为论敌相抗衡者，有南海康氏。康极恢奇，而太炎则守平实。故康欲上攀孔子为教主，称长素；而太炎所慕则在晚明遗老，有意乎亭林之为人，而号太炎。然康主保王，太炎则力呼革命。康唱为变法，太炎又谆谆期循俗焉。太炎之于政治，其论常夷常退；其于民族文化，师教身修，则其论常峻常激。然亦不偏尊一家，轻立门户，盖平实而能博大，不为放言高论，而能真为民族文化爱好者，诚近世一人而已矣。

很明显，对于章太炎与康有为，钱穆是偏向于章太炎的，给予他比较高的评价，称他为“近世一人而已”。而对康有为则颇有指摘，这也与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用不少篇幅批评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晚清今文经学相一致。不过钱穆到了晚年，出于对中国近代史上反传统之风的反感，认为章太炎实乃开启洪水闸门的代表，遂对他进行新的批评，声称章太炎“为祸之烈，恐当尤驾乎其所深恶的后起新文化运动之上”。对于章太炎的学术代表作《国故论衡》，钱穆认为：“太炎此书，实即是一种新文化运动，惟与此下之新文化运动之一意西化有不同而已。”而关于章太炎的历史定位，钱穆说：“当清末民初之际，学者菲薄传统，竞求一变以为快，太炎与南海康氏，其表率也。”这一观点，与他在《余杭章氏学别记》中所言截然相反。

如果说钱穆是作为“旁观者”来评价章太炎的话，那么在章太炎诸多弟子当中，对于师说有较为深刻评价者，当属先问学于廖平，后赴苏州拜章太炎为师的蜀学后劲李源澄。章太炎去世后，李源澄应《中央评论》之邀，发表了《章太炎先生学术述要》一文，较为全面地评价师说。他自言：“澄尝读其书而问业其人，谨愿以管窥蠡测之见，供之读者，或于认识先生，不无涓埃之助欤。”这一方面显示出因为他对章太炎比较了解，所以可以深入分析后者的学术；另一方面其实也在表明这篇文章中的章太炎学术形象，很大程度上是从自己的学术立场出发所进行的评述。例如他如是刻画章太炎晚年的形象：“涵养益深，终日不见喜怒。接其人如汪洋浩海，不测其畔岸。如霁月光风，使人陶醉而不觉其所以然，浑然与万物同体。心量之广大如是。与壮年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视死生如昼夜之先生，不知者几疑其为二人。”毋庸多言，这种关于其待人接物细节的叙述，非时常接近章太炎者所不能为。

在李源澄看来，章太炎治学最为明显的特征便是所涉及面非常之广。“先生一身，可化若干学者。先生实合若干学者为一身，而又能血脉贯通，如手足头目之息息相关。”之所以有这般成就，是因为章太炎的学术与他的个人经历融为一体，即“先生之学与人，不能离开，学问心境，互为增益。”因此，体现出“独往独来，绝所依傍”的学术气象。因此，将章太炎的治学主旨和他强烈的现实关怀合而观之，是李源澄评价其学术的基本视角。也正因为如此，李源澄认为章太炎的学术已与清代汉学有不小的差异。他指出：“先生治学与清儒异者，厥为时代所造成。因念念不忘光复，于是旁求政术，而遍览群史。绎颂玄言，以增其理趣。故读书不忘经国。纯守清儒矩度者，仅少年时期。晚年虽不与闻政事，而对于民族兴亡，政治得失之际，未尝去怀。所谓烈士暮年，壮心未已者也。”可见，在李源澄看来，想要理解章太炎的学术，不能脱离对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考察。或者说，正是由于终其一生都未能忘情于政治，章太炎的学术才体现出所涉范围极广、观点洞见颇多的特征。因此，对于太炎之学，固然可以放到清代以来的学术流变中去理解，但更需要关注到清末以降的政治形势对他的巨大影响。

基于此，出于亲炙教诲之便，李源澄特别着重分析章太炎晚年的学术特点：

先生每分学问为二节。一曰，修己治人之学，二曰，超人之学。先生平日教人者，则修己治人之学也。此二者本难融合，先生晚年一切放下，其执著而不舍者，厥惟三事。一曰，关系民族之存亡者。二曰，关系世道之隆污者。三曰，关系学风之醇漓者。此三者其固执异于恒人，除此三事，直与物宛转，而无所用心。

正如本书前面内容所论，章太炎晚年因受到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刺激，为唤起国人的爱国热情而不辞辛苦地讲学。李源澄所论其晚年于“关系民族之兴亡者”“关系世道之隆污者”尤为重视，指的就是章太炎的这些言行。而所谓“学风之醇漓”，其主要衡量标准也是着眼于是否对前两者能有助益。可以说，作为章太炎晚年弟子，李源澄颇能道出乃师学术旨趣之所在。

不过另一方面，李源澄认为，正是由于章太炎治学有极强的现实关怀，所以他的经学主张，从李氏所理解的经学演进脉络来看，不无值得商榷检讨之处：

先生早年说经之文甚少，大底在今古之争。其余解经之文，亦多卓见，惟无总持一书之作耳。晚年之作，以《尚书拾遗》与《春秋左氏疑义答问》二书为大宗。《尚书拾遗》，在王氏父子与俞、孙二家之后，继续有所发明，可与同其不朽。在此时为之，则尤难也。《春秋左氏疑义答问》一书，已不如壮年之偏主贾、服而废杜氏。先生在此书中，发明甚多，惟左氏说经，不无问题。虽以先生之才之学，终未能使其血脉贯通……《周礼》一书，先生既信《周礼》，自不能于《周礼正义》之外，有何独创之见。先生于经学用力勤而获效少者此也。先生于整理方面，因承继清代学风，未能发舒先生之才力。然先生以史观经，而明于古代之政术。固执内诸夏外夷狄之义，为一生精神之所寄托，此又非通常所谓汉学家所能至也。

李源澄认为章太炎于经学“用力勤而获效少”，可以说是一个不轻的批评。他之所以这样评价，是因为在李源澄看来，经学自有其体例与微言，不能完全用训诂考史的方法治之，更不能将经史等而观之，这里体现了廖平经学思想对李源澄的影响。李源澄对这一点十分坚持，即便在这篇带有悼念与表彰性质的文章中，依然没有刻意模糊自己与章太炎在经学问题上的明显分歧。当然，李源澄不忘强调，章太炎“一生精神之所寄托”者为“内诸夏外夷狄之义”，所以他的经学主张并不能用一般经学家的标准来评价。不过这一论述虽然凸显章太炎学术主张与政治思想之间的复杂关系，但其实也可理解为李源澄有意使用的一种修辞手法，借此含蓄地指出章太炎之于经学或许并未能像自己的另一位老师廖平那样，从经学本身出发展开深入研究，进而有所发明，以至于缺少“独创之见”。

不过即便如此，李源澄并未贬低章太炎学术思想强烈的经世倾向。在他看来，章太炎的史学在晚近史学流派中就独具特色：

先生于史学以讲求政术而学之，既不空论史法，亦不重于考据，更不作穿凿之疑古。而于政治之得失，制度之因革，民族之盛衰，世运之隆污着眼。《别录》《文录》《检论》诸书，凡涉及历史者，皆能洞见本源，知微知显，可谓能得历史之用。体大思精，世罕其匹。

他指出章太炎史学之要义在于通过思考历史流变来“讲求政术”，经世致用的意味甚为明显，这其实与钱穆在《余杭章氏学别记》里所言颇为相似，基本上揭示了章太炎史学的主要特征。总之，如果要从章太炎去世后众多追悼文章中挑选出有助于理解其思想特色之作的话，除了鲁迅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钱穆的《余杭章氏学别记》与李源澄的《章太炎先生学术述要》庶几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