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精武门
1971年10月11日，李小龙、琳达带着6岁的李国豪和2岁的李香凝飞往香港。他们在飞机着陆前，专门把搭乘长途航机的舒适便服替换下来，因为李小龙预计会有记者来迎接他们。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邹文怀竟会安排《唐山大兄》全体演员前来恭候。数十盏闪光灯此起彼落，加上一大群孩童手捧鲜花列队迎接，令繁忙的启德机场倍显热闹，且洋溢着一片迎接要人荣归的隆重气氛。[94]
相比李小龙，邹文怀更是破釜沉舟，抱定成败在此一举的决心。他的前五部电影票房不佳，新成立的嘉禾一直被邵氏打压，他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唐山大兄》是否能一炮打响。从首映活动到广告投放再到媒体曝光，邹文怀不遗余力地对这部电影进行宣传。10月29日首映前，李小龙不断接受平面媒体、广播电台以及电视节目的各种专访。邹文怀想把“小龙”重新推介给年纪较大的观众，他们可能还记得20世纪50年代黑白说教电影中那个勇敢的童星。为宣传这部电影，邹文怀和李小龙倾尽了全力，因为他们的命运都取决于首映当晚的结果。
邹文怀、李小龙和琳达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电影院。众所周知，香港观众是出了名的难伺候。如果一部电影很糟糕的话，他们会直接大声开骂，甚至有人会带刀进电影院，如果电影让他们大失所望，他们就会破坏座位来表达自己的不满。“随着电影开始放映，我们一直在密切关注着观众的反应。”李小龙回忆道，“刚开始时，鸦雀无声。但到了最后，他们开始躁动起来，一遍遍地拍手叫好。观众其实是很情绪化的，如果他们不喜欢这部电影，他们会直接开骂，起身走掉。”[95]当李小龙在电影放映过程中，多次听到观众为他的角色和表演欢呼叫好时，他变得越来越放松、越来越自信。眼见他生平第一幕情爱戏在大银幕上出现时，他侧身靠向琳达，以开玩笑地方式说道：“这是附加福利。”[96]
首映礼的观众席上坐着香港著名影评人兼电影历史研究学者梅尔·托拜厄斯（Mel Tobias）。“我不知道李小龙是谁，我只是碰巧看了首映场。我有一位来自马尼拉的朋友，他想看午夜场，恰好当天的午夜场是《唐山大兄》。”梅尔·托拜厄斯回忆道，“电影结束后，大约有十秒钟的沉默，突然不知道是什么击中了他们，他们开始疯狂叫好。当他们看到李小龙从观众席中起身示意时，他们都惊呆了，继而又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我当时就感觉到，这家伙一定会成功的。他身上那种东方人和亚洲人的表达方式让我们有一种认同感。”[97]
李小龙的明星梦从那晚开始实现了。“我没想过《唐山大兄》能打破任何票房纪录，”他坦承，“但我确实希望它能够多卖钱。”[98]观众的反应让他有些不知所措。琳达说：“首映当晚，现场观众欢呼雀跃，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小龙的梦想实现了。不到两个小时的放映过后，小龙成了耀眼的明星。我们起身准备离开电影院时，马上被热情的观众给团团围住了。”[99]
票房数字令人震惊，完全扭转了嘉禾的命运。《唐山大兄》仅在香港16家院线上映，首日票房高达37.2万港元，三天之内突破百万大关。作为仅在香港当地上映的影片，三周之后，累积票房收入320万港元。[100]据《中国邮报》估算，在香港400万人口中，有120万人买票观看了这部影片，并且打破了此前由《音乐之声》（The Sound of Music）保持的票房纪录，从而让这部港产动作片又多了几分爱国主义的色彩。当地一家中文报纸为此叫好：“朱莉·安德鲁斯（Julie Andrews）的这部电影自1966年上映以来，一直是当地电影发行商在票房方面试图超越的对象。然而，只有《唐山大兄》做到了。”[101]值得一提的是，朱莉·安德鲁斯的丈夫布莱克·爱德华兹也是李小龙的名人弟子。李小龙从明星师父变成了明星。
从三个月大首次出镜算起，李小龙已出演了23部电影，大多数票房都不太好，没有一部能像《唐山大兄》这样成功。究竟这部电影有何独特之处？显然不是电影质量问题。导演罗维在1988年接受采访时说:“现在回想起来，《唐山大兄》拍得非常简陋。我没有太多时间，只能草草拍完了事。”[102]
李小龙全新的打斗场面是这部电影成功的关键。与大多数为一部电影接受短期训练的动作明星不同的是，李小龙是一位真正的武术家兼艺术大师。《唐山大兄》中其他人的打斗像是在孩童打闹，而李小龙则如同一阵超级旋风。香港观众从小看功夫片长大，当他们看到这部电影时，一眼就分辨出它的与众不同之处。为了证明他动作的真实性，李小龙和罗维使用了长镜头拍摄——有些镜头持续了20秒，甚至更长。另一位嘉禾导演米高基说：“李小龙会设计一场打斗，然后让摄影机自由跟拍，这样你就知道那不是假的了。别忘了，李小龙当时面对的可是一群懂功夫的本地观众，他们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你骗不了他们。”[103]
但仅仅有真本事是远远不够的。许多杰出的武术家在闯荡演艺圈时都铩羽而归。[104]在擂台上有效的东西在电影中未必行得通，能让观众兴奋起来才是最重要的。李小龙之前在好莱坞当过动作指导，他知道如何在电影中去表现自己的技能，使之看上去与众不同。这就是夸张的艺术。在电影中，他可以旋转起来连踢三脚放倒三个坏蛋——然而换作在现实中，他可能未必做得到，不过在电影中，观众相信他没问题。正如《华盛顿邮报》的一位影评人所说的那样：“李小龙的动作令人赏心悦目，充满了爆发力，并且优雅、风趣。自从史蒂夫·麦奎因在《大逃亡》中骑摩托车之后，李小龙的动作戏让我再次听到了观众热烈的反响。他的表演有点儿詹姆斯·卡格尼（James Cagney）式的傲慢和史蒂夫·麦奎因早期的疏离感。”[105]
在当了25年演员之后[106]，李小龙终于学会了如何将动作和情感结合起来。从《青蜂侠》中友善的男佣加藤到《唐山大兄》中狂暴的郑潮安，这一转变充满了戏剧性。自从李小龙18岁出演《人海孤鸿》以来，这是他第一次出演主角。在这段奋斗、被拒、努力工作的日子里，他成功地获得了X要素——这是一种能够让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超越劳伦斯·奥利维尔爵士（Sir Laurence Olivier），从“明星”蜕变成“伟大演员”的难以形容的特质。《龙争虎斗》的联合制片人保罗·海勒（Paul Heller）认为：“在摄影机面前，李小龙是绝对的焦点。有些演员可以成为出色的演员，但在镜头面前，表现平平。镜头喜欢捕捉李小龙。他的能量、天赋及情感都可以透过摄影机和银幕表现出来。”[107]李小龙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表演方法，可以将他拥有的能量很好地释放出来。“我能感觉到它在我体内奔走、咆哮，”[108]李小龙跟朋友们分享此刻的感受，“我比以往更自信了，因为我刚刚演了一回主角。”[109]
李小龙激动人心的表演唤醒了公众的意识。1842年的香港人口只有7000人，到了1971年，人数飙升至400万。香港本质上是一个由英国殖民统治的难民营。如果说需要振兴民族意识的话，那肯定是身居香港的华人。他们不仅饱受自卑的折磨，还面临着身份危机：他们究竟是中国公民，还是英国殖民统治下的臣民，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龙争虎斗》的导演罗伯特·高洛斯（Robert Clouse）认为：“李小龙对于中国民族精神的贡献，要比许多政客或烈士大得多。这对数百万劳工阶层及贫困民众来说，如同一剂良药。他重新点燃了人们的自豪感，让他的同胞们在数百家电影院里欢呼雀跃。他们突然自我感觉好多了，在新的一天中，痛苦和偏见也随之减少了一些。”[110]
《唐山大兄》能大获成功也要归功于一场震惊海内外的外交事件，这一事件在该片首映前夕让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彻底爆发了。最重要的是，它牵扯到了中国南海一些岛屿和钓鱼岛的领土归属问题。[111] 1895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落败，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日本割占台湾和钓鱼岛，并将钓鱼岛等多个小岛改名为“尖阁诸岛”（Senkaku Islands）。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些无人居住的岛屿被置于美国的行政管控之下。1969年，联合国的一项调查表明，钓鱼岛附近海域蕴藏有大量石油。于是，中国及日本立即宣称对这些岛屿拥有主权，并因此唤醒了中国人痛苦的回忆。1971年6月7日，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宣布将钓鱼岛的施政权移交给日本。《唐山大兄》于10月30日上映，同年11月29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修正案，声明美国将在“尖阁诸岛”遇袭时支援日本。
中国人深感遭到背叛，于是，抗议和愤怒的社论开始出现。李忠琛在喇沙书院的同学、欧亚混血儿马西安诺·巴普斯蒂塔说：“我对那件事记忆犹新，美国人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把钓鱼岛给了日本。你可以问任何地方、任何教派、任何信仰或是任何政治背景的中国人——他们在钓鱼岛的问题上完全支持中国。在1971年我们被迫做出选择之前，我们一直没有身份意识。当美国把钓鱼岛的施政权移交给日本之后，我们才意识到，我们是中国人。”[112]
在民族主义极度高涨的环境下，由于李小龙在《唐山大兄》中勇敢地为华工出头，与恶势力抗争，所以中国观众非常喜欢他。他下一部电影《精武门》则进一步渲染了这种民族主义，从而使得大众更加喜欢他。但首先，他不得不继续忍受在美国人那里所遭受到的或私人或公开的羞辱。
眼见《唐山大兄》如此成功，李小龙准备借此机会重返好莱坞。首映后第二天，他给泰德·阿什利去了一封信，就此前签署的《武士》协议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他在信中写道：“除了我们之前协议的内容，我每年至少要有四个月的时间回港拍戏，我还要参与这部电视剧本身及周边产品的销售。”[113]
1971年11月21日，李小龙在接受英文报纸《星期日先驱报》（Sunday Post-Herald）采访时，提到了《武士》的拍摄计划：“我应该在一周内弄清楚这件事是不是还在进行中，如果是在按原计划推进的话，我马上得赶回好莱坞。这是一部非常怪异的冒险片，讲述的是一个中国人在1860年到美国西部行侠仗义的故事。你能理解吗？那些骑马的牛仔拿着枪，我拿着一根绿色的竹竿，有意思吧？扯远了，现在的问题是，好莱坞有很多人坐在那儿试图决定美国电视观众的喜好。他们认为大众不会接受一位东方英雄。我们可能会从类似美国南部地区那里得到一些奇怪的反馈。”[114]
1971年11月25日，李小龙接到了华纳兄弟打来的越洋电话，传来的是坏消息，这给李小龙造成了双重打击。[115]由于华纳预算有限，只能投资制作一部与东方有关的电视剧，几经权衡之后，他们选择了《功夫》，放弃了《武士》，并确定让大卫·卡拉丁出演《功夫》的主角。[116]一通电话，既让李小龙失去了饰演主角的机会，同时也让他之前的《武士》计划破灭了，他不得不接受这个结果。“他非常失望，”琳达说，“当时我们的家庭财务状况并不是很好，原本希望借此能有所改善，看来又要落空了。”[117]
香港媒体称李小龙是“终极太平洋中间人”（the ultimate Mid-Pacific Man）——这是当时对西化中国人的戏称。以此来形容李小龙确实非常恰当，他想要跨越全球——将西方的专业精神引入香港影坛，将中国文化带进美国电视。对他而言，最危险的境地是被困在太平洋中间，无处栖身。他因为有浓重的中国口音而被《功夫》拒之门外，他担心对香港观众而言，他的举止行为又过于西化。“在《唐山大兄》中，确实有一些场景，我觉得自己表现得不太像个中国人，我真的需要做出一些调整。”[118]
1971年12月9日，加拿大电视台最受欢迎的新闻记者皮埃尔·伯顿来香港寻找合适的采访对象。最让他感兴趣的话题是那些在东西文化冲突之下的事物。皮埃尔·伯顿发现，所有人都在谈论这位此前默默无闻的演员，他主演的电影刚刚刷新了香港的票房纪录，而他又吹嘘自己即将成为第一位在美剧中饰演主角的东方人。
皮埃尔·伯顿在开场白中将李小龙描绘成了一个在东西方之间不断徘徊的人：“李小龙正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他有机会凭借一部已提上日程的电视剧在美国成为明星，但他刚刚在香港参演的电影已经让他成了超级巨星。那么，他究竟该如何选择呢？是留在东方发展还是继续去西方闯荡？这是大多数崭露头角的演员都会面临的问题。”
此时的李小龙一定已经意识到，他又将面临另一个难题。皮埃尔·伯顿并不知道《武士》已经被驳回了，他打算将它作为这次长达25分钟的访谈的核心内容。李小龙究竟是要坦承自己并没有美剧要开拍，还是试图回避这个话题？
访谈前半部分，皮埃尔·伯顿就其他话题简单聊过几句之后，抛出了这次采访的核心话题：“你很有可能要在美国主演一部名为《武士》的电视剧。
你要在西方背景的影视剧中使用功夫吗？”
李小龙起初试图回避这个问题，他提到了另一部电视剧：“嗯，那是最初的想法。现在，派拉蒙公司，你知道我为派拉蒙拍过《盲人追凶》，他们想让我参演另一部电视剧。另外，华纳兄弟公司计划为我开拍一部新的电视剧。不过我觉得，两个公司都希望我能搞出点新的东西，他们觉得西方那一套过时了！但我想……”
“你想要拍西部片？”皮埃尔·伯顿打断了李小龙的话，然后又继续追问，“你是打算继续留在香港，保留这种功成名就的状态，还是打算返回美国去扬名立万呢？抑或是你两方面都有所考虑？”
“我打算两边跑。因为，你知道的，我已经下定决心，在美国那里，我认为一些东方的东西，我是说真正东方的东西应该被展示出来。”
“好莱坞当然没有这些东西，”皮埃尔·伯顿表示同意，“不过，我想问问你，一位中国人在美国电视剧中出演主角，你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有没有业内人士会说，‘我们不知道如何让美国观众去接受一个外来人当主角’？”
“嗯，这个问题早就有了。事实上，这个问题一直在争论不休，这也是为什么《武士》有可能会流产的原因。”李小龙终于坦白了，“很遗憾，这种情况在世界上确实存在。你看到了吧，他们是在做生意，这样做势必会带来一定的风险。我不会怪他们。我的意思是，在香港也一样。如果一个外国人在这里成了明星，如果我是投资人，我也可能会有自己的担心，担心观众是否会接受。”
作为他的最后一个问题，皮埃尔·伯顿向李小龙问道：“你仍然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还是你曾一度觉得自己是北美人？”
“你知道我怎么看待自己吗？”李小龙回应道，“我是人类的一员，我的意思是，我不想听起来像是孔老夫子说的那样，不过，在同一片天空下，兄弟，我们是一个大家庭。事实就是这样，只不过家庭里的人和人有些不一样而已。”
在接受皮埃尔·伯顿采访一周之后，李小龙给泰德·阿什利去了一封语意谦和的让步信：“听到《武士》的结果，我很遗憾。当然，人不可能总是赢的，不过，总有一天我会成功的。”接下来，李小龙提出了两人仍有可能展开合作的方式：“我觉得华纳绝对可以为我量身定制一部武打电影的剧本，最好是故事长片。或许华纳可以帮我在美国发行我的（香港）电影。我的表演水平每天都在提高，为人处世方面也圆融很多，我的付出一定会引领我实现自己的目标。如您能提供任何公正合理的帮助，我将不胜感激。”[119]
由于李小龙此前曾向香港媒体大肆吹嘘过自己即将与华纳开拍《武士》剧集，所以他需要以一种保全颜面的方式来避免直接承认自己被拒绝了。经过一番努力，他得到了中文媒体的大力协助，此时的他与媒体的关系正处于蜜月期。1971年12月18日，创办于1949年、立意为“向世界传播中国之音”的《香港虎报》刊登了李小龙的头条新闻，标题为“李小龙可以留在香港”，并在他面带微笑的照片下面写有“李小龙……东方首位”的字样。[120]文章称：“华纳在李小龙的一再坚持下终于让步，允许他在香港再停留六个月。华纳正在筹拍一部新的电视剧，名为《武士》，由李小龙主演，这是东方演员首次获此殊荣。据了解，华纳将决定推迟《武士》的开机时间。”顺利拖延六个月之后，香港媒体再也没提起过与《武士》有关的话题。
《唐山大兄》首映之前，李小龙计划与嘉禾再拍一部电影，然后返回美国，出演《武士》或《功夫》。“在小龙和邹文怀签订的合约中，需要拍完第二部电影《精武门》。”琳达说，“他的大概意思是，先为邹文怀拍完这部电影，然后回好莱坞，去权衡到底接哪部电视剧。”[121]但华纳的拒绝以及《唐山大兄》出乎意料的成功让他改变了最初的想法。他决定在香港多住上一段时间。1971年12月，李小龙卖掉了他在贝莱尔的寓所以及他那辆保时捷，举家迁往香港九龙窝打老道山的寓所。[122]
李小龙的下一部电影《精武门》由于与导演罗维之间发生冲突，差点儿没拍成。起因是罗维的剧本初稿，那是罗维以香港电影典型的创作方式草草写成的，只有剧情梗概，并无细节描写。李小龙之前曾花费几个月的时间与詹姆斯·柯本和斯特林·西利芬特一起打磨过《无音笛》的剧本，因此他认为罗维缺乏应有的专业精神，对这种态度感到厌恶。李小龙拒绝在剧本完善之前开始拍摄，于是导致项目停工。此时的李小龙仅是一位合约演员，但已表现出了史蒂夫·麦奎因的派头。“邹文怀花了整个周末的时间去修改剧本，”安德鲁·摩根说道，“当李小龙看到修改好的剧本后，觉得可以拍了。更关键的是他在动作设计方面有了更多的话语权，所以他才同意开拍。”[123]
邹文怀、罗维和李小龙商定的故事是根据大侠霍元甲的生平和传奇故事改编的。霍元甲是精武体育会的创办人。[124] 1902年，霍元甲在与讥讽中国人是“东亚病夫”的俄国大力士的比武中获胜，使得这位俄国大力士为其不当言论而道歉。在这个呼唤英雄的国家，霍元甲一夜之间成了传奇人物，被誉为民族英雄。当代著名武侠小说作家平江不肖生在其原创小说《近代侠义英雄传》中，对霍元甲的故事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进行了虚构与充实。[125]在小说中，霍元甲击败了俄国、日本和英国的格斗冠军——重新唤醒了中国人民的自豪感。最后，他被日本人用诡计杀死了。
《精武门》巧妙地避免了复述这个故事——中国人称为“炒冷饭”——而是将重点放在他死后的事情上。李小龙并没有像大家想的那样去扮演霍元甲，而是扮演了他的得意弟子陈真。李小龙向记者解释道：“这会更有趣，因为霍元甲作为电影中的角色，发挥的空间极为有限，你必须按照他的历史演下去。”[126]
在电影中，李小龙所扮演的陈真在师父的葬礼上迟到了。葬礼结束后，一位日本翻译带着两位日本柔道高手送来了一幅牌匾，上面写着“东亚病夫”。以此来讥讽挑衅精武馆的众多弟子，但考虑到冲动的后果（武馆位于日本人控制的上海租界内），在场的众多国术弟子强忍怒气，没有在现场动手开打。李小龙所饰演的角色是个急性子，容易冲动，与他自身性格相符。事后，他独自前往日本武馆虹口道场，送还了日本人送来的牌匾，并以饱含愤怒的拳头狠狠地教训了道场内的每一个人，用中文说道：“告诉你们，中国人不是病夫。”最后临走时，把牌匾中的字幅撕成两半，塞到两个日本人嘴里。[127]
虽然一部好莱坞电影很可能会选在这个胜利的时刻就此结束，但李小龙的这部电影却不止于因果宿命的以暴制暴的警世故事。陈真在羞辱了日本人之后，日本人袭击了他们的武馆，将他的师兄弟打成重伤。当陈真又跑去杀死虹口道场的馆长铃木宽，为他的师父报仇时；铃木宽的弟子们也正在屠杀他的同门。陈真回到精武馆后，现场一片恐怖。由于他的复仇行动，导致整个师门几乎被屠杀殆尽。最后，他被警察包围了。他没有逃跑，也没有选择被拘留，而是面向持枪的警察，凌空跳起，在枪声中，画面冻结，电影结束。
李小龙对最后一幕感到无比自豪：“最后，我死在了枪林弹雨之中，但死得很值得。我走出去跟日本领事说，‘我告诉你，我陈真杀人偿命，与精武馆无关。’说完，我走了出去，小跑几步，跳到空中，画面定格，枪声响起，只听，砰——砰——砰——砰——，一通枪响，就好像《虎豹小霸王》（Butch Cassidy and the Sundance Kid）的结局一样。”[128]
尽管李小龙可能会拒绝在剧本完成前开始拍摄，但他从来不是一位坐得住的人。制作被推迟后，他大胆孤身前往日本，邀请他的日本偶像来出演他的电影。抵达东京六本木（Roppongi）之后，李小龙直接去拜访了座头市系列电影的主演、时年40岁的胜新太郎（Shintar Katsu）。
“胜新太郎先生，无论在电影方面还是其他方面，我都很尊重您。我想和您一起演戏，有很多东西要向您学习。”[129]接着，他向胜新太郎提出了一系列与电影制作有关的问题。
除了能够近距离与他的偶像接触，李小龙还想与胜新太郎合作。因为胜新太郎曾和王羽拍过一部《独臂刀大战盲侠》。李小龙认为王羽不是一位合格的竞争对手——他是一位假装成硬汉的演员，并非真正的武术家。因此，李小龙在这点上特别瞧不上王羽。[130]如果李小龙能邀请胜新太郎出演他的电影，并且表现得比王羽那部更加出色，那么他就会在两人的竞争中胜出一筹。
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精武门》戏剧冲突的核心便是从王羽的《龙虎斗》（1970年）中借鉴过来的。那部电影由邵氏发行，与《精武门》一样，武德高尚的国术弟子在面对卑鄙邪恶的日本空手道和柔道高手时，必须能够保护自己。如果《精武门》能够大卖，李小龙就能给邵逸夫和王羽一人一记“耳光”。
不幸的是，胜新太郎拒绝了：“非常抱歉，我不能和你合作，我还有合约在身。”不过，作为补偿，胜新太郎给李小龙推荐了两位他自己剧团的演员：桥本力（Riki Hashimoto）和胜村淳（Jun Katsumura）。桥本力是一名前职业棒球运动员，之后转行从艺，在《精武门》中饰演大反派铃木宽；胜村淳之前是职业摔跤运动员，在《精武门》中饰演铃木宽的保镖。
即使是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的关系也是极其微妙的。《精武门》是香港的电影公司首次聘请日本演员，在一部公开反日题材的影片中出演反面角色。为了避免两位日本演员对他们提出的要求犹豫不决，导演想出了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不给他们看完整的剧本内容。“我们演戏时，从未拿到过完整的剧本。”胜村淳回忆道，“尽管没有可能，但我还是听说了一些有关这个故事的内容。我知道该怎么做。”
导演罗维临时告诉桥本力和胜村淳要表演的内容。“他让我们要尽量表现得邪恶一些，要让人讨厌，这是他授意我们去做的。”桥本力说，“由于我之前在日本电影中多数也是饰演反派，所以我可以借用那些经验。我试着让我的角色尽可能地凶狠邪恶。”[131]他们决定只谈工作不谈情感，以超然的心态面对，单纯地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并试着以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在日本，没有人会想要看一部将自己的国民塑造成负面形象的电影。
就像李小龙被泰国偏远村庄的贫困条件吓坏了一样，日本演员觉得在嘉禾拍片就好像置身于第三世界的贫民窟里。“外景拍摄地的环境太差了，我甚至会想，你真的确定能在这儿拍片吗？”胜村淳回忆道，“真的太糟糕了。”
此外，日本演员对混乱的动作设计也感到震惊。“当你在日本拍打戏时，就像是在按照一定的节奏跳舞，它有一个明确的动作流程，很容易理解，照着做就行了，”桥本力说，“然而，在这边，他们都是直接开打的。他们不关心会不会疼，也不在意会不会有人受伤。我很钦佩这一点，这让电影上去非常热血、非常真实。”胜村淳在排练跟李小龙的那场打戏时，得到了一个宝贵的教训。“他先给我们讲解他的武术理念，然后脱下衬衫，炫耀他的肌肉，并向我展示他的技巧。”胜村淳说，“然后，我也演示了我的摔跤技巧，比如如何阻止对方的攻击之类的。这时，他跳至一旁，又踢又打，来真的！他们在香港电影中对打时都是来真的。我觉得以后得小心点儿。”
唯一没让他们感到惊讶的是李小龙和罗维之间的冲突。“在日本，这很正常，导演和主演之间经常争吵，并不奇怪。”胜村淳回忆道。
在《唐山大兄》获得了惊人的反响之后，李小龙和罗维争先在媒体上声称自己是该片成功的关键因素。罗维甚至给自己起了个外号叫“百万导演”。他跟记者讲，是他教李小龙如何在镜头面前打斗的[132]。看完报纸上罗维的采访之后，李小龙冲进片场，在全体演员及工作人员面前质问导演。在场人员中有一位年轻的武行，名叫成龙。[133]
“你自称是‘龙的导师’？”李小龙怒气冲冲地摇头喊道。
“是媒体在断章取义。”罗维说。
“可是已经见报了，不是吗？”李小龙以一种危险的语气说道。
“我从来没说过我教你如何去打斗，”罗维一边说着，一边挥舞双手，试图让李小龙冷静下来，“我只是说我告诉你如何在镜头前去打。技术、才华，都是你的。小龙，我最多只能算是让你呈现得更好而已。”
成龙和其他武行在一旁不安地看着，担心他们会打起来。就在两人对峙时，导演罗维的妻子刘亮华走到两人中间，她伸出自己纤细的手掌轻轻地放在了李小龙的肩膀上。
“拜托，小龙，别把我丈夫的话太当真了，他没有要冒犯你的意思。大家都知道你才是师父，我们都只是学生。”
听到刘亮华这么说，李小龙恶狠狠的目光有些收敛了，肩膀也放松了下来。罗维慢慢地挪动身子，向后退了一步，躲到了妻子娇小的身体后面。
“好吧，罗太太。”李小龙最后表态道，“出于对你的尊重，我会把这件事忘掉。可如果你丈夫再对媒体记者这样说，我会给他好好上一课，告诉他怎么去跟人打。”
李小龙大摇大摆地走出了片场。估摸着他听不见这边的声音后，罗维开始情绪激动地向其他在场人员挥手喊道：“那是威胁吗？”他脸上流露出恐惧和愤怒的表情：“他在威胁我吗？你们可都是证人。”
看着躲在妻子背后的罗维，剧组人员厌恶地转过身去，继续之前的工作。
争执过后，李小龙严禁罗维执导他在《精武门》中所有的打戏。他决定自己搞定所有的事情，以确保不会再有人把他的功劳据为己有。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曾在《唐山大兄》中担任武术指导兼出演大反派的韩英杰也是这部电影的武术指导。“严格来说，韩英杰还是总的武术指导。”[134]在本片中担任武行的班润生回忆道，“我们到片场，准备开拍，其中有一场戏是李小龙要在道场内打败所有日本人。韩英杰说，‘好的，小龙，我们试试这个……’李小龙会说，‘不行，这个怎么样？……’这是他第一次开始做自己，所有一切动作都是他亲自来，频繁的高踢，再加上酷炫的双节棍，都是他自己完成的。我们被打得落花流水。在此之后，韩英杰就闭嘴不说话了。”
桥本力和胜村淳很快发现，李小龙试图去掉所有的伪装，尽可能地让电影中的动作场面贴近于真实格斗。他不想用切换镜头以及景深效果去营造一种打击的错觉，他其实想拍一部真正的动作片。因此，他更喜欢邀请武术家来出演他的电影，而不是那些毫无武术功底的演员。他选择了他在奥克兰教过的学生罗伯特·贝克（Robert Baker）来出演片中的反面角色——俄国摔跤手。罗伯特·贝克没有任何表演经验，但他能承受住李小龙的拳脚。“在大多数镜头中，我们真的打中对方了，”罗伯特·贝克回忆道，“我们真的在对打。”[135]
这种对真实的苛求甚至延伸到了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上。李小龙在与罗伯特·贝克的那场打戏中精心设计了一个场景：他被罗伯特·贝克的双腿锁住，动弹不得，只能用咬的方式，才能脱身。这又是李小龙在电影中表现截拳道哲学的一个教学时刻：为求胜利，无所不用其极。[136]拍摄这场戏时，罗伯特·贝克在李小龙咬他后所做出的反应不够真实，导致频繁重拍。“我不是专业演员，不知道该做出怎样的反应。结果，他真的张嘴咬了我一口。”罗伯特·贝克吃痛，拼命把腿拽开，“我差点把小龙的牙齿给拔下来。他用手捂住了嘴巴。”
或许是作为回报，李小龙安排他的学生在真实生活中进行了一次格斗技能测试。某个深夜，拍摄结束后，李小龙和罗伯特·贝克准备离开片场。结果，有一名武行走到李小龙面前，想要挑战他，说他认为李小龙的功夫并没有电影中表现得那么好。于是，李小龙遵循国术界的惯例，跟他说：“我是他的师父，如果你想跟我打，得先证明你能打得过他。”[137]对罗伯特·贝克来说，不幸的是对话是用粤语进行的，他一个字也没听懂。突然，这名武行扑向罗伯特·贝克，尽管他很意外，但还是立即做出了反应，一击结束战斗，把那名武行打倒在地。
《精武门》是李小龙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银幕上与时年20岁的女演员苗可秀接吻。一年前，苗可秀在报纸上看到嘉禾招募演员的广告后，前来应聘，并成功签约。彼时，嘉禾初创，人才稀少，仅有两位女演员签约。公司高管想将苗可秀培养成侠女（对于年轻女演员来说，只有两个刻板的形象可供选择，要么是清纯可爱的乖乖女，主要在片中谈谈恋爱，要么就是侠女）。罗维想在演艺圈中为苗可秀保驾护航，于是收其为义女。
她第一次与李小龙搭戏是在《唐山大兄》中。当时她在拍摄另一部电影，中场休息时，她跑去片场探班。罗维让她在片中临时客串一个角色，饰演卖冷饮的小贩，李小龙保护她免受当地恶霸的骚扰。这是她第一次与李小龙见面，但两人此前互有耳闻。李小龙在美国时，苗可秀是他弟弟李振辉的少年玩伴。“我跟他的家人很熟悉，”苗可秀说，“李振辉经常和我出去跳舞、聚会，偶尔也会和他的妈妈、姐姐一起出去逛街。我经常去他家串门，他们常常会提到李小龙。”当他们终于见面时，苗可秀说：“我们感觉已经认识很久了，一见如故。当然，他也听说过我，好像说过，‘哦，我弟弟的好朋友都成了大明星了’。”[138]
当李振辉成为青少年流行音乐的偶像人物时，媒体试图把他和苗可秀撮合在一起。但并不清楚他们到底是男女朋友还是普通朋友。不过《精武门》上映后，媒体小报开始对这段三角恋产生了兴趣，肆意编造起来——哥哥回家后，抢走了弟弟的女朋友。香港电影历史研究学者龙比意（Bey Logan）戏称：“也许会是肯尼迪式的关系——玛丽莲·梦露、罗伯特和杰克。”[139]
如果说李小龙和苗可秀之间能擦出什么火花的话，那么至少在电影中是看不出来的。他们的银幕之吻可能是电影史上最难以令人相信的亲密动作了。
当李小龙在美国反复打磨他的舞台形象时，未来年轻一代的功夫明星们正在用中国传统的方式完善着他们的娱乐技能。香港那些家庭贫困的父母们由于无力养育孩子，只得把他们送进“中国戏剧学院”[140]，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学习粤剧。[141]每天有长达18个小时的训练，训练内容包括兵器、杂技、拳脚、唱戏以及舞台表演。
中国戏剧学院会把最具才华的年轻学生们组成一个名为“七小福”的表演团体。随着这些男孩日渐长大，变得不再可爱，其他人就会把他们顶替掉。于是，他们不得不另谋生计。在这些人里，有相当一大部分人进入了电影行业，从事武行的工作。
这些“七小福”的成员们看到周边充斥着各种与李小龙的新闻时，对他充满了愤恨和忌妒。“我们已经准备好拒绝这部电影了，我们真的是这么想的。毕竟，这个海外华人不知道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挣的工资却是我们的几百倍，而且整个香港对他视若珍宝。我们也想有这种待遇，但我们还不够资格。”成龙说。[142]可是，当他们看完《唐山大兄》之后，这一态度立刻发生了转变。“这部电影和我们之前拍的那些电影完全不同。也许《唐山大兄》今天看起来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在当时，它对我们来说绝对是一个启示。我们晚上聚在一起喝酒聊天时，总会不自觉地转移到同样的话题上来，究竟李小龙有何独到之处呢？他成功的秘诀又是什么？”
当嘉禾开始为李小龙的第二部电影招募武行的消息传出来时，“七小福”的成员们嚷嚷着都要去报名，希望能够近距离了解李小龙成功的奥秘。成龙拿到了一个龙套角色，另一位“七小福”前任成员元华则要担任李小龙的特技替身，负责完成所有需要李小龙翻跟头的镜头，因为这是李小龙此前没有学过的内容。从地位还是吨位来看被尊为“七小福”大哥大的洪金宝，则被嘉禾聘为了武行领班。傲慢好斗的洪金宝不满足于从远处观看李小龙。在一个已经成为传奇的故事中，洪金宝在嘉禾公司的走廊里与李小龙偶遇，两人谈起了功夫，说着说着就要动手比画一下，习武之人经常会这么做。这并非一场规则之下的比赛，仅仅是两人点到为止的切磋。事后洪金宝承认李小龙确实有真功夫，名不虚传，但可能是自尊心作祟，他不会说自己比李小龙差。“据洪金宝说，两人打成了平手。不过，由于没有目击者在场，因此，谁又能证明事情到底是不是像他说的那样呢？”成龙委婉地说道。[143]
尽管香港在编剧、导演以及制作方面落后于好莱坞很多年，但它有一个竞争优势是好莱坞所不具备的：香港有一群极具才能和勇气的龙虎武师（俗称“武行”）。李小龙开始把这批有才能的龙虎武师组织到一起，用他的魅力、真诚和慷慨赢得了他们的尊重和支持，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班底，就如同他少年时期在香港以及后来去西雅图所做的一样，先把人聚起来。
为此，李小龙没有和大佬们站在一起，而是选择了和龙虎武师们共同进退。他会和他们一起吃午饭，并用黄色笑话来拉近关系，包括拒绝享受特殊待遇。“李小龙总能分配到大量美食。他问制作部经理，‘为什么那个人吃叉烧饭，为什么我的是烧鸡肝？’那制作部的人回答，‘哦，因为你是老板。’李小龙对他发了小小的脾气，‘不要说我老板不老板，我吃的大家也可以吃，不要分彼此，这是最后一次，下一次，不要再特别优待我。’”摄影师黄堃（Henry Wong）回忆道。[144]
即使是在拍摄结束之后，他仍然会跟龙虎武师交往。有一天，他在尖沙咀街头遇到成龙。“你要去哪儿？”李小龙问道。
“噢，小龙，我要去打保龄球。”成龙回复道。
“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吗？”
“什么？！当然可以啦！”
成龙原本打算搭乘公交车，但考虑到李小龙将一同前往，于是立即为这位在香港风头正劲的巨星叫了一辆出租车。当他们从出租车上下来时，成龙觉得自己像个英雄。人群开始尖叫：“李小龙！李小龙！”成龙立即充当起李小龙的保镖，“走开，走开，走开，”成龙冲着热情的人群喊道，“不能签名，不准拍照！”
进入保龄球馆后，李小龙坐在一旁。他穿着一条时髦的喇叭裤，脚上是一双古巴高跟鞋，看着成龙一次又一次地抛球。
“你想打球吗？”成龙问道。
“成龙，我得走了，我还要去见个人。”李小龙不愿被一位特技演员抢了风头。
“啊，好吧！”成龙有些失望。
成龙并不是唯一以非正式的身份担任李小龙保镖的龙虎武师。李小龙的师父叶问的儿子叶准回忆道：“李小龙总会在一早一晚出去跑步，常和几个龙虎武师一起，从不会独自一人，因为他经常遇到无聊的人，想要挑战他。他会让那些龙虎武师代为出战，然后自己回家。”
与任何一个优秀的帮派大佬一样，李小龙会为这些龙虎武师谋求福利，并提供保护和支持。他曾给他们垫付过医药费。“如果某个武行因公受伤，但公司并没有给予足够的赔偿，那么李小龙就会给他几块钱，这在当时已经不少了。”叶准回忆道。[145]很多人也因为他拿到了较高的薪水，曾有份出演《龙争虎斗》的演员茅瑛说：“日子不好过时，他会跟老板讲——这样我们就能多拿点儿薪水。”[146]他甚至承诺会带其中一些人回美国，其中包括他的特技替身元华，“他说过要带我们十个人去好莱坞发展。”[147]大佬优秀，手底下的帮派成员自然也会对其忠心耿耿，李小龙儿时好友陈炳炽（Robert Chan）说：“所有香港的龙虎武师都很崇拜他。”[148]
如果说那些龙虎武师就跟他的学生信徒们一样，那么，他的老板就像是他十几岁时反抗的老师。“他和片场一起工作的小工很合得来，他们可以一起坐在地上勾肩搭背地聊天；对老板呢，他就会毫不客气。”曾参与主演《龙争虎斗》的演员杨斯（Bolo Yeung）在采访时说道，“在这个现实世界，很多人往往对老板大拍马屁，对下属却作威作福。小龙则刚好相反，对上严，对下宽。”[149]邹文怀就好像是学校的校长，“李小龙过去经常对他的老板发飙。他会当着很多人的面大喊，‘邹文怀，你过来！’当他们说话时，李小龙甚至不会拿正眼瞧他。”罗维就像昔日那个用芦苇秆教训李小龙的体育老师，只不过他是用嘴，在口头上鞭打李小龙，在背后嘲笑他是“焦虑大师”。[150]李小龙经常与罗维对峙，挑战他在片场的权威。龙虎武师林正英（Lam Ching Ying）曾说过：“拍戏时，罗维导演会告诉大家要演什么，然后自己坐在导演椅子上，抱着收音机听赛马的广播，为他的马跑赢跑输而激动不已。最后，李小龙怒气冲冲地走过来，质问他，‘你在做什么？好啦，不拍了，所有人都回去休息。’事实上，我们并不好真的不拍，不过李小龙表达了他的观点。”
李小龙对罗维在片场的表现非常失望，他开始计划如何摆脱罗维，不再跟他合作。当他在表演或编排打斗动作时，他会设法挤出时间去研究电影制作过程中的每个环节，并问了无数个问题。他想自己能够完全掌控演艺事业道路上的所有环节。“他的最终目标是成为一名电影制片人，就像邹文怀一样。”曾参与《猛龙过江》（Way of the Dragon）和《龙争虎斗》（Enter the Dragon）的张钦鹏（Chaplin Chang）如此说道。[151]
《精武门》是李小龙和嘉禾签下的最后一部电影。他的计划是下一部香港电影全部由自己来独立完成，自编、自导、自演。因此，为了实现这一雄心壮志，他需要《精武门》能够打破之前《唐山大兄》创下的票房纪录。
1972年3月22日，《精武门》的首映礼在皇后剧院（Queen’s Theatre）举行，现场观众爆满。如果说《唐山大兄》利用了中国人对于自身在世界上处于何等地位的焦虑，那么《精武门》则直接了点燃了中国人内心的爱国热情。当李小龙说出“中国人不是病夫”这句话时，全场观众一致起立欢呼鼓掌。“我的天哪，在一次影片放映结束后，观众们把座位套摘下来，扔来扔去，表达着自己的兴奋之情。”关南施回忆道。[152]
《精武门》中首次出现了几个基本要素，它们共同构成了李小龙的标志性形象。比如他第一次展示双节棍，这种武器被媒体称为“李小龙的死亡之棍”；他第一次在进攻时发出像猫一样的尖叫声；他采用了日本武士电影（剑戟片）中夸张的情感表演风格；他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电影动作风格：一连串的高踢，[153]中间穿插戏剧性的停顿，以营造紧张的气氛。
有趣的是，这些要素并非都是中国独有的：双节棍是冲绳的一种武器，以前在中国不为人知；剑戟片是日本的；连续高踢常见于韩国跆拳道，并非中国传统功夫；他那摄人心魄的尖叫声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当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喊时，他说，‘我在真实格斗中就是这么做的。’”[154]他的一位龙虎武师回忆道。但这对中国观众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他在银幕上捍卫了中国人的荣誉，因此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他也代表一种新的东西——那是中国人想要成为的样子——强壮，有力，自傲，无所畏惧，尽管那并不一定是他们真实的样子。
这部电影成了香港的票房奇迹。在上映13天内，一举打破了《唐山大兄》创下的350万港元的票房纪录。首月票房高达430万港元，数字高得惊人。[155]该片从香港开始，席卷了整个亚洲。在菲律宾，连续放映六个多月，最终迫使当地政府下令限制外国影片进口的数量，以保护当地的电影产业。在新加坡首映当晚，电影院内外人满为患，甚至造成了严重的交通堵塞，后来官方决定将电影上映推迟一周，直到可以安排出足够的人手去疏导观影的人群。当电影最终上映时，新加坡的票贩子将1美元的票价炒到了15美元。[156]
两年后，1974年7月20日，《精武门》在日本上映。该片是反日题材，竟然能在日本上映，真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尤其是在该片中出演反派的桥本力和胜村淳。“《精武门》的故事本身就是在愚弄日本人，所以我认为它根本不可能在日本上映。但《龙争虎斗》和《猛龙过江》在日本大受欢迎，所以他们发行了《精武门》。”胜村淳说道，“在日本有很多年轻人疯狂地痴迷李小龙。如果我事先知道他会成为超级巨星，我肯定会跟他走得更近一些，多跟他有所来往。我很后悔当初没那么做。”[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