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秘密立储:雍正朝的后夺嫡时代 07

返场 《大义觉迷录》始末:一个皇帝的自我辩白

没有人希望自己被冤枉,每当有谣言出现,我们总是忍不住去替自己辩白,皇帝也是一样的。说起来,雍正皇帝在位仅13年,却至今都倍受人们关注,一方面是因为他卓越的政绩,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当年所遭遇的一场造谣和他本人的亲自辩白。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这就不得不提雍正帝自己亲手整理而成的这本清朝名著——《大义觉迷录》。当时,雍正编完这本书后,还动用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力量疯狂推广,以至于《大义觉迷录》成了雍正朝晚期风靡全国的畅销书。

书中的内容恰恰就是雍正的一次深情辟谣,以图粉碎当时围绕着他的种种谣言。我们从《大义觉迷录》的书名就能看出来:“大义”即“君臣大义”,指一个好皇帝应该是什么样的;“觉迷”,即“迷途知返”,旨在让大家认清谁是好皇帝。总的来说,“大义觉迷”就是雍正希望那些听信谣言误会了他的百姓,都能在迷雾中觉醒,且能认识到,他,爱新觉罗·胤禛,真的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兢兢业业的好皇帝。

那么问题来了,当年到底传出了怎样的谣言,才会逼得雍正写下《大义觉迷录》这样一本书呢?雍正帝真情辩白的“大义”,到底有没有换来人们的“觉迷”呢?

一、荒唐、儿戏的造反

故事要从雍正六年(1728)讲起。说起来,在当时的清朝,如果要找出两个心情最舒畅的人,可能一个是在北京的雍正皇帝,另一个就是在陕西西安的川陕总督岳钟琪了。

雍正开心,是因为此时的他不但在政治上清除了宗室里的老八、老九和官场上的年羹尧、隆科多,完成了中央内部的高度团结;而且在经济上,雍正也基本完成了制度改革的总体框架,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在逐年上升。他达成了政治和经济的双丰收。

而另一边,岳钟琪开心,则是因为自从大将军年羹尧被赐死之后,岳钟琪就成了雍正的新一代军事宠臣,他本人不仅接过了川陕总督和抚远大将军的官职,还深受雍正的信任。用雍正自己的话说就是:

朕与岳钟琪,君臣之际,一德一心。

只可惜,雍正皇帝和岳钟琪君臣二人的好心情,都因为一个人的突然出现戛然而止。

这个人自称“张倬”,是个普通书生。但他却在雍正六年九月二十六日的清晨,干了一件并不普通的事。当时,作为川陕两省的最高行政长官,手握四川、陕西、甘肃三省大军的岳钟琪,在西安城里,一个照常上班的早晨,他居然被这个张倬拦住了。

张倬说他要越级上访,他手上有一封他老师的亲笔信,要交给岳钟琪。当时的岳钟琪可能心情不错,就接过了这封信。然而,等岳钟琪打开信读完后,我们相信岳钟琪本人一定是无比后悔的,因为这封信的内容,实在太触目惊心了。

因为,整封信的核心思想只有一个,就是劝岳钟琪造反。并且还给出了三点理由:

一、华夷有别。民族矛盾大于君臣名分。雍正是满人,岳将军您是汉人,所以您得替咱们汉人反清复明,驱除鞑虏、推翻满洲。

二、皇帝昏庸残暴。张倬的老师在信中说岳将军不够了解雍正,并罗列了雍正的十大罪状,即“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那么面对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皇帝,岳将军您向来刚正不阿,自然是要替百姓诛杀这个残暴昏君的。

三、光复祖辈荣光。南宋岳飞曾经抗击金人,是抗金英雄。岳钟琪将军您正是岳飞后人,而雍正皇帝又恰好是金人的子孙。那么,岳将军,您为了不辱祖先的荣光,也应当起兵造反,为宋朝,为明朝,为过去的汉人王朝报仇雪恨。

谓臣(岳钟琪)系宋武穆王岳飞后裔,今握重兵,居要地,当乘时反叛,为宋明复仇。

看完信件,岳钟琪可能人都蒙了。自己好好上着班,怎么就莫名其妙地被卷进谋反案里了?尤其是考虑到清朝满人和汉人之间原本就微妙而脆弱的关系,这事情若处理不好,即便岳钟琪是无辜的,也难免会被人借题发挥。

当时岳钟琪的反应可谓极其敏锐,他不但当场就让人逮捕了张倬,而且立刻派人叫来了时任陕西巡抚的西琳 和时任陕西按察使的硕色 这二位满人官员,通报了这一案件。并且在当天夜里,岳钟琪就当着这两位满洲大臣的面,突击审讯张倬,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结果,岳钟琪虽然通过自己的快速反应和坦诚之态证明了自己的清白,但却也审出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在审问过程中,张倬宣称他们已经动员了6个省的人马,参与本次造反活动。按《笔记小说大观》的说法,张倬称:

六省在我,一呼可定!

这造反的规模可就太大了,于是,岳钟琪、西琳、硕色三个人都有些慌了。这么大一起谋逆案件,如果没能审出什么有用的信息,最后到了雍正那里,肯定是没法交代的。

接着,岳钟琪他们仨在连续几天的严刑逼供都没有什么效果的情况下,就想出了一个损招:让岳钟琪先假装答应张倬的造反请求,在获得其信任后,再骗出张倬的口供;而西琳和硕色则在隔壁房间监听、做笔录,证明岳钟琪的清白。

至于岳钟琪是如何骗取张倬信任的?史书没有详细记载,只留下了这么一句话:

(岳钟琪)令张倬入署,与之盟誓,伪为激切之言。

意思是说,岳钟琪赌咒发誓,假意说了很多过分的话。考虑到张倬最后真的被岳钟琪骗到了,我们完全可以推测,岳总督这一晚上,肯定是没少胡说八道的,以至于张倬真把岳钟琪当成了自己的结义兄弟,他把自己的老师和同伙的姓名、家庭住址、爱好特长、思想来源等全都说了,说不定连他亲爹的家庭住址都告诉岳钟琪了。用岳钟琪的话来说就是:

(张倬)将其师实在姓名、居址,并平素与伊师往来交好诋毁天朝之人各姓名、居址一一吐出。

到这里,岳钟琪也终于对这次的“张倬投书案”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首先,眼前的书生,他的本名并不叫张倬,而是叫张熙,写信给岳钟琪的人,也就是张熙口中的老师,叫曾静,曾静也不是什么大人物,只是湖南的一个山野秀才。曾静、张熙二人,之所以想造反,是因为读了浙江已故文人吕留良的书,深受“华夷有别”的思想影响,才想反清复明的。至于张熙口中的“六省人马”,则纯属子虚乌有,就是拿来忽悠人的。他们这个团伙实际上只有十几个人。

相当于曾静和张熙这师徒二人,其实是在没有任何兵马组织的情况下,就想忽悠岳钟琪,让岳钟琪领着清朝的军队造清朝的反。最终,当岳钟琪确认情报无误后,当即再次扣押了张熙,严加看管,并起草奏折,将案情的来龙去脉全部上呈给了雍正。并且,岳钟琪还在奏折的最后,附上了这个造反团伙的案犯名单。

总的来说,曾静、张熙的策反行动,说是谋反,倒不如说是一场闹剧。因为它还没开始,就已经胎死腹中了,还被岳钟琪查了个干干净净。

那雍正为什么在案件调查清楚之后,还要刊出《大义觉迷录》呢?

二、越查越乱的案情

说起来,当雍正刚收到岳钟琪的汇报奏折时,心情还是很不错的。因为他看到的都是岳钟琪的转述,并没有看到曾静所写信件的原件,也并不知道关于自己那“十大罪状”的具体描述。所以,当雍正看到这样一对妄图造反的笨蛋师徒时,他还在岳钟琪的奏折上写了句朱批,感慨说:

竟有如此可笑之事!

甚至,比起自己被诽谤,雍正最开始是更心疼岳钟琪的。我们在前文提到过,雍正本人是非常迷信这些赌咒发誓的鬼怪之说的,所以,当他看到岳钟琪为了破案不惜跟张熙赌咒发誓、欺瞒上天时,雍正是特别感动的,他还专门宽慰岳钟琪道:

览至(誓盟),朕不禁泪流满面,卿此一心,天祖鉴之。此等誓盟再无不消灾灭罪、赐福延生之理。

岳爱卿,你的委屈朕看到了,朕心疼你啊,相信你的忠心上天也会看在眼里的。因此,你的誓言非但不会伤害你,反而是会让你延年益寿的。

不过曾静、张熙毕竟意图谋反,所以,雍正安慰完岳钟琪之后,也立刻采取了行动,按照岳钟琪给的名单抓人去了。

首先,雍正先派了位叫海兰 的钦差,到湖南抓捕首犯曾静;接着,又让浙江总督李卫去把张熙口供中提到的已故文人吕留良的家人抓起来,并且还要把吕氏的书籍也全部没收,检查其中的问题;最后,雍正让两江总督范时绎派人按图索骥,将剩下的涉案人员一网打尽。

然而就是这样声势浩大的一场造反,最后的抓捕行动竟无比顺利,连雍正自己都感慨:

大奇事,……凡张熙开列名单所有之人,一人未曾兔脱,皆就擒矣。

张熙供出来的十几个人,包括曾静在内,全部抓捕归案,无一人逃脱。可就当雍正为案件顺利侦破而开心的时候,让他难受的事马上就来了。

首先,在雍正的催促下,岳钟琪最终还是把曾静写有雍正“十大罪状”的那封信寄到了中央。待雍正读完后,他瞬间就蒙了:

朕览逆书,惊讶堕泪览之,梦中亦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论朕也!

朕做梦都想不到,有人会把朕说成这个样子!于是,雍正立刻传旨给海兰,让他抓到曾静后务必问清楚,信中的这些胡言乱语,尤其是涉及皇家宫廷之事的那些,曾静他一个山野秀才,到底是从哪儿听来的。

然而,海兰审问曾静的口供还没到,李卫倒是把刚查收的吕留良的作品集先给雍正寄来了。接着,雍正再次火大。因为吕留良的书中,许多内容都充斥着“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的理论,潜台词就是:满洲人不配做中国的皇帝。同时,更让雍正“破防”的是,他还接到密报称:多年以来,吕留良在浙江当地的影响力一直非常巨大,吕留良死后不但有百姓给他修祠堂、供香火,甚至连清朝的地方官上任时,也往往会前去祭拜他,以示对当地读书人的尊重。更要命的是,据可靠情报说,雍正最信任的李卫在就任浙江总督时,也去祭拜过吕留良。

这一下子,雍正就受不了了。他倒不是觉得李卫背叛了自己,而是觉得吕留良太具迷惑性了。连李卫这么忠诚的人,居然都被蒙骗了!雍正的原话就是:

吕留良一人为之倡导于前,是以举乡从风而靡也。……总督李卫为大臣中公正刚直之人,亦于到任之时循沿往例,不得不为之赠送祠堂匾额,况他人乎?

雍正对吕留良的恨意,又上了一个台阶。

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雍正这边还没想好怎么处理吕留良,海兰就把曾静最新的口供给送来了。说实话,曾静的口供本身写得还不错。因为曾静本就是个山野秀才,颇有文采,被抓了之后,他立刻就 了,主动承认错误,不但自称“弥天重犯”,而且一上来就说:

弥天重犯……平常有志于圣贤、大学之道,期勉躬行实践,以副朝廷之望。

其实我一直都是坚持努力学习,想报效朝廷的。他甚至在监狱中还回忆起了青春往事:

圣祖皇帝宾天诏到,虽深山穷谷,亦莫不奔走悲号,如丧考妣。

当初听到康熙帝驾崩时,罪臣我哭得可伤心了!我完全是因为信了吕留良的歪理邪说,才误入歧途的。

然而曾静的证词本身虽然没问题,可雍正往下一查,就发现不对劲了。他发现关于自己的那“十大罪状”,并不是曾静自己编出来的,而是老八允禩和老九允禟手下那些被问罪发配的喽啰编造的。而且这帮喽啰,是从京城发配到广西等地的过程中,沿途一路散播的。最后一传十、十传百,等曾静听到的时候,都已经是湖南当地的第四手信息了。雍正无比慌张,因为谣言传播的范围太大了,相当于自己这“十大罪状”的谣言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传遍半个中国了。

至此,“曾静造反案”本身已经非常明晰了,只是该如何解决、如何收场却成了一大难题。首先,案件的始作俑者曾静正在疯狂认罪,处理他倒是不难。可宣扬“满洲人不配统治中国”的吕留良,人早就死了,这该咋处理?同时,最要命的,就是雍正“十大罪状”的谣言,极有可能已经尽人皆知了。要不要辟谣,怎么辟谣,这都是问题。

当雍正面对这一团乱麻时,他究竟会如何抉择呢?

三、“出奇料理”的结局

“出奇料理”这个词,其实是雍正本人说的。

当时的雍正为了彻查“十大罪状”之谣言的来源,把曾静的发疯信找人反复誊抄,接着给从北京到广西的省级行政长官每人都发了一份。最为感念雍正知遇之恩的河东总督田文镜,一收到信,就立刻回复雍正说:

臣跪读之下,实不禁切齿痛心,眦裂发指,恨勿食其肉而寝其皮也。

这曾静,必须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也是当时朝堂上的共识,曾静意图谋反,别说是死刑了,就是株连九族也是合理合法的。

可偏偏此时,雍正却在奏折朱批上答复田文镜说:

遇此异物,自然有一番奇料理。

换句话说,对曾静的最终处理,雍正并不想采用常规手段。那么,雍正他到底是怎么做的呢?简单来说就是:对曾静,要轻放;对吕留良,要重惩;对谣言,则要亲自辟谣。

而雍正之所以做出这样一个决定,是他发现案子审到最后,其实要解决的并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一种思想。所以,需要他雍正来回答“满人到底配不配当中国的皇帝?”这个问题。

所以,雍正当时先把宣扬“华夷有别”的吕留良一家都给重惩了。当时雍正主持的判决原文是:

吕留良、吕葆中俱著戮尸枭示。吕毅中著改斩立决。其孙辈俱应即正典型,朕以人数众多,心有不忍,著从宽免死,发遣宁古塔,给与披甲人为奴。

这里的吕葆中是吕留良的儿子。他们父子二人,虽然当时已经死了,但仍要扒出尸体,枭首示众。并且,吕留良唯一在世的儿子吕毅中,也被判了死刑并立即执行。吕留良的孙辈堪堪逃过死刑,被判集体流放。可实话实说,吕留良一家人实际上是并没参与造反的,雍正的判决多少有些重了。

而另一边,雍正对真正意图谋反的曾静、张熙师徒,非但没杀,反而还主动给了曾静一千两银子当安家费。

这里雍正不杀曾静、张熙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在他眼中,曾静活着比死了更有用,他要用曾静去打一场思想上的舆论战,向世人解释清楚——雍正皇帝,爱新觉罗·胤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及满洲人到底配不配统治中原。

在正式靠曾静打舆论战之前,雍正还要先做一件事。他要亲自出一本书,对各种针对他本人的谣言逐条进行辟谣。而这本书,就是我们最开始提到的《大义觉迷录》。说起来,雍正这个皇帝还真是挺有意思的,翻开《大义觉迷录》,我们会发现,不管多敏感的问题,雍正都敢毫不避讳地亲自跟你辩论个底朝天,直到掰扯清楚。

比如《大义觉迷录》开篇,他回应的问题就是“华夷之辩”和“君臣之分”到底哪个更重要,满洲人到底配不配统治中原。这完全是古代版“真·清朝粉丝头子”在正面回应清朝的最大争议。

而雍正笔下的回应文章,也是一板一眼、有理有据的。它从最开始就引经据典:“孔子曰:‘故大德者必受命。’”意思是说,一个人、一个群体配不配统治天下,要看其德行功绩,而不能单纯地看其地域血统。紧接着,雍正又说,满洲人虽然在地域上属于蛮夷,但“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你们汉人,不能对我们搞地域歧视。像历史上,“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意思是说,舜和周文王其实也是蛮夷,难道他们就不是圣明的君主了吗?

随后,雍正就开始讲述清朝的德行功绩。核心论点一共有三点:

第一,从道义上讲,

明之天下丧于流贼之手。

明朝的天下不是我们满洲人抢的,是他们老朱家自己弄丢的,我们入主中原只是顺应天时。

第二,从民生上讲,

明代自嘉靖以后,君臣失德,盗贼四起,……本朝定鼎以来,扫除群寇,寰宇义安,……黄童白叟,一生不见兵革。

我们满洲人,能让天下更太平。

第三,从版图上讲,

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

满洲开疆拓土,扩张的也是中国的版图,之前的汉唐宋时期,哪个朝代统治下的中国版图也没有我们满洲人统治下的大,我们满洲人对中国是有功的。

雍正当年的这套逻辑,因为他是皇帝,自然没人敢反驳。但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会发现雍正其实有意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功绩”是一个概念,“道德合法性”是另外一个概念,有功绩不代表政权合法。“华夷之辩”的流传不是“吕留良们”故意搞事情,而是因为满洲人从多尔衮入关开始,就实行了非常明显的满汉有别的民族压迫政策。因此,不是汉人先搞民族对立的,恰恰是满人最早先预设了满汉之分,才激起了汉民族的“华夷之辩”。

只不过,考虑到雍正作为满洲皇帝的独特身份,他既不可能背叛自己的阶级,也不可能背叛自己的民族,他愿意跟汉族知识分子去讨论民族问题和满洲的合法性问题,还提出了朴素的不分地域、血统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概念,认同中国人的身份,这在清朝的皇帝中,就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而清朝的其他皇帝,大多数压根就不想讨论什么“华夷之辩”的问题,往往选择杀人了事、消灭肉体。

假如说,在讨论“华夷之辩”时,雍正还算头脑清醒的话,那后面他在辩解自己的“十大罪状”时,就多少是有些失态的了。因为其中很多内容,都是雍正最初刚看到曾静的信件时,在极度气愤的状态下所写的。雍正在开篇就写道:

今以全无影响之谈加之于朕,朕之心可以对上天,可以对皇考,可以共白于天下之亿万臣民。

朕活到如今,年过五十,执政也有六七年了,朕对自己做过的事问心无愧,上对得起老天,中间对得起我父亲,下对得起黎民百姓,朕做过的事,没什么是不能公之于众的。并且,雍正之后还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要亲自来澄清这一切:

若不就其所言明目张胆宣示播告,则魑魅魍魉不公然狂肆于光天化日之下乎?

意思是说,朕要是不逐一辟谣,只怕他们的恶语中伤会愈演愈烈。

然而,就在雍正将关于自己的“十大罪状”逐一进行反驳辩白时,他也不可避免地将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宫廷秘闻也写进去了:

人家说他“谋父”,他就说从小到大康熙到底有多喜欢他,以及康熙驾崩的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人家说他“逼母”,他就说在乌雅氏生病时,他是如何在床前伺候母亲喝药的,乌雅氏病故时,他又是如何哭到昏迷的。

人家说他“弑兄”,他就说他大哥、二哥当初是如何惹怒了父亲,以至于最后被圈禁的。

人家说他“贪财”,他就开始细数自己执政以来修河堤、兴水利、开农田、置军备的多项大笔却没向百姓们加过赋税的开支。

人家说他“好杀”,他就说朕一共在位六七年,其中有4年的秋决问斩,刑部和廷议都暂停了处决人犯,这岂能算是“好杀”?

人家说他“酗酒”“淫色”,他就说,按历史的记载,尧、舜,还有孔子这些先贤圣人全都会喝酒,喝酒根本不是过错,而且更重要的是,朕压根就不喝酒,哪来的“酗酒”之说?还有说朕好色的,谁不知道朕向来清心寡欲、崇尚佛法,谁来说说,朕到底好哪个妃子的色了?此处,特别是说他“淫色”的这一罪状,估计雍正是被气蒙的,因为截至“曾静案”爆发之前,雍正登基的六七年里,他一共只生过一个孩子,且孩子在当天就夭折了。

人家说他“怀疑诛忠”,他又特别实诚地回答说,朕真正处死过的近臣只有三个,年羹尧、鄂伦岱和阿尔松阿。被判无期徒刑后死去的,也只有两个,苏努 和隆科多。可你们又知道他们五人当初有多过分吗?便顺势将这些国家高官当年为非作歹的诸多故事倾诉而出。

人家说他“好谀任佞”,他就说朕又不是娃娃皇帝,朕当了40多年的皇子,遭了多少罪才最后登基大宝,朕一天要批多少折子,看多少人,朕这双眼睛还能分不出来忠奸?在朕手底下的大臣,哪个不是靠勤政能干升官的?有谁是靠拍马屁而平步青云的?

最后,雍正唯一没反驳的就是“屠弟”这一条,但雍正的相关表述,也相当坦诚。雍正直接说老八允禩和老九允禟这两个弟弟:

假使二人不死,将来未必不明正典刑。但二人之死,实系冥诛,众所共知共见,朕尚未加以诛戮也!

对阿其那和塞思黑这俩人,朕就是动了杀心了,不过他俩确实是暴毙而死的,所以朕还没来得及动手,

今逆贼乃加朕以屠弟之名,……朕不辩亦不受也。

但今天要是非有人说朕残杀弟弟,朕不反驳,但也不接受。

待把所有罪状都逐一批驳完了之后,雍正就觉得,这下总算都解释清楚了,天下人也一定知道自己是清白的了。以至于,当雍正辟谣辟到最后,还特别感慨地说:

朕见逆贼之书,坦然于中,并不忿怒,且可因其悖逆之语明白晓谕。俾朕数年来食寝不遑,为宗社苍生忧勤惕厉之心,得白于天下后世,亦朕不幸中之大幸事也!

哼!就借着这次机会,倒是要让天下人都知道,朕是个多么好的皇帝。

等到《大义觉迷录》正式出版之后,此前逃过一死的曾静、张熙师徒就派上用场了。这两个人带着这本书,开始到处“现身说法”,表明书中说的全是真的,自己此前的造反行为完全是被谣言蒙蔽和听信了吕留良之胡言的结果。

与此同时,光靠曾静、张熙去宣讲还不够,雍正还动用了国家机器,从雍正八年(1730)开始,他要求全国各省各州县,每个月都要派官员向百姓宣讲《大义觉迷录》,并且表示本书的版权免费,全国各地都可以自行刊印。以至于《大义觉迷录》在雍正朝后期直接成了风靡全国的第一畅销书。

那么雍正这次舆论战的效果怎么样呢?我们只能说,《大义觉迷录》肯定是广受欢迎、倍受追捧的。只可惜,老百姓对雍正夸自己的话,并没什么兴趣,他们的关注点全在雍正亲口说的那些宫廷秘史、朝廷八卦上了——原来康熙死的时候,畅春园那么乱啊,就这还是皇家呢?满人果然是蛮夷啊!还有年羹尧、隆科多,看看他们这些国家官员,出事前人模狗样的,原来背后还干这些勾当啊!雍正不喝酒是真的吗?他真能不喝酒?他肯定撒谎了,别的辟谣估计也有问题,这“十大罪状”保不齐就全是真的……

总之,《大义觉迷录》的大规模宣讲,非但没像雍正所期待的那样树立起自己的良好形象,反倒是让关于自己的“十大罪状”的谣言传遍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

到最后,雍正十三年(1735),这场关于《大义觉迷录》的宣讲都已经持续整整5年了,雍正本人都驾崩了,新登基的乾隆帝实在是忍不了了,才终止了这一系列荒唐的宣讲。

因为在乾隆的行事逻辑中,雍正亲自辟谣这事实在是办得太蠢了,就这些谣言,有什么可辩论的?敢诽谤皇家的人,有一个杀一个就完了。告诉天下,皇家是不允许讨论的,时间长了,没人说了,神秘感就浮上来了,这样皇家才能有威严。

于是,雍正十三年十二月,乾隆连续下了两道圣旨:一是把曾静和张熙立刻抓起来,凌迟处死,诽谤皇家、鼓动造反,这怎么可能平安无事呢?二是把《大义觉迷录》的所有副本全部收缴,放进宫存档,民间一本也不许留,也不允许再有任何宣讲和讨论。

然而乾隆的想法,或许是想弥补雍正的错误、捍卫皇家尊严,但他强行收缴《大义觉迷录》的行为,反倒让百姓有了一种奇妙的想法,就是:你看,关于雍正的罪状果然都是真的,不然他儿子为什么要把书都收回去呢?这相当于在面对“曾静案”时,父亲雍正选择了下场辩论;而儿子乾隆则选择了重刑威慑,最后两个人都没能洗白雍正,反而让谣言愈演愈烈。

于是问题来了,在面对铺天盖地的谣言与“华夷之辩”的冲击时,这两位皇帝的不同做法,究竟谁对谁错呢?

无论是雍正推广《大义觉迷录》的做法,还是乾隆禁绝《大义觉迷录》的做法,他们父子的目的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要维护满洲统治的合法性。只不过,雍正在某种程度上自视为中原文化的继承者,所以他才会用儒家的观点去论证自己的合法性;而乾隆则认为满洲对中原的统治本就是天命所归,根本就没有讨论的必要,有些事情越讨论,合法性就会越模糊,倒不如直接杀人了事。

从实际效果而言,雍正的做法在当年肯定是没达到效果的,直到今天,《大义觉迷录》这篇澄清声明都属于“越描越黑”的典型;可乾隆的做法就一定对吗?也许在当年,乾隆可能压住了民间的声音,但在此后乾隆的统治期间,满洲统治者的舆论环境始终在持续恶化,乾隆一共在位60年,但触发的文字狱却超过130起,而康熙、雍正两朝加在一起,一共也才发生二三十起。

好了,雍正的故事,就以《大义觉迷录》作为句号吧。

注释1:胤禛:《大义觉迷录》卷三,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本,第13页a。

注释2:故宫博物院编《〈文献丛编〉全编》(第三册),《文献丛编》第二辑《张倬投书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第79页。

注释3:西琳,满洲官员,参与“张倬投书案”的会审,在乾隆朝因遣家人诈索钱财而获罪抄家。

注释4:硕色,满洲正黄旗人,乌雅氏,乾隆朝官至云贵总督、湖广总督。

注释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一三册),《川陕总督岳钟琪奏报张倬供吐伙党情由折》,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第571页。

注释6:同上。

注释7:故宫博物院编《〈文献丛编〉全编》(第三册),《文献丛编》第二辑《张倬投书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第84页。

注释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一三册),《川陕总督岳钟琪奏报张倬供吐伙党情由折》,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第571页。

注释9:指正白旗副都统觉罗海兰。

注释10:故宫博物院编《〈文献丛编〉全编》(第二册),《文献丛编》第一辑《张倬投书岳钟琪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第536页。

注释11:同上书,第531页。

注释12:胤禛:《大义觉迷录》卷四,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本,第13页b—14页a。

注释13:同上书,卷三,第14页b。

注释14:胤禛:《大义觉迷录》卷一,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本,第55页b。

注释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一五册),《河东总督田文镜奏覆圣训事宜并缴朱批折》,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第345页。

注释16:同上。

注释17:卞僧慧:《吕留良年谱长编·后谱》卷十四,中华书局,2003,第397页。

注释18:胤禛:《大义觉迷录》卷一,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本,第2页b—4页a。

注释19:同上书,第6页b。

注释20:胤禛:《大义觉迷录》卷一,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本,第3页b—4页a。

注释21:同上书,第5页。

注释22:胤禛:《大义觉迷录》卷一,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本,第15页a。

注释23:同上书,第15页a。

注释24:苏努,满洲镶红旗人,清宗室,在康期末年被封为贝勒。雍正即位后,苏努作为“八爷党”成员被清算,于雍正二年(1724)在发配地死去。

注释25:胤禛:《大义觉迷录》卷一,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本,第28页a。

注释26:同上书,第29页b。

注释27:胤禛:《大义觉迷录》卷一,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本,第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