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朝乾夕惕：雍正帝继位后的日子 03

强人短板：祥瑞、外交与征伐

再次审视雍正，不论是他逆风翻盘地夺嫡，还是夙兴夜寐地改革，这确实都让人心潮澎湃，可雍正也一样有着自己的短板，他的人生也一样充满了痛苦与无奈，他执政生涯中的那些缺陷与不足，仍旧是真实存在的。

一、信仰祥瑞的新君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康熙的儿子普遍非常迷信。比如老大胤禔，想通过魇镇来夺嫡；老八胤禩，找张明德相面过；老九胤禟，编造自己看见了“大罗金仙”的政治谣言；甚至是老十四胤禵，顶着“大将军王”的头衔到西北后，就找当地的算命先生给自己测算八字。

这极有可能是因为，在受到政治斗争之高压的影响下，皇子们容易被各种神秘文化所吸引，他们在潜意识中总是期望能预知未来。老四胤禛，我们的雍正皇帝一样不例外。甚至，雍正因为自己勤奋好学，在面对神秘文化时，他不是找人来测算未来，而是自己亲自下场研究，所有领域举头并进，全面学习。

前文提到过，雍正喜欢佛学，还有个法号叫“圆明”。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的是，雍正和蒙古活佛章嘉呼图克图在对谈佛法时，被章嘉活佛称赞“得大自在” 。可见雍正的佛法造诣应该挺高的。在学佛之外，雍正也学道，且是一个资深的炼丹爱好者。他还专门写过一首关于炼丹的诗：

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

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

光芒冲斗耀，灵异卫龙蟠。

自觉仙胎熟，天符降紫鸾。

雍正甚至还学过测算八字，而且对自己的算命水平相当自信。有一次，云贵总督鄂尔泰生病了，雍正除了关心鄂尔泰的身体，还专门把他的八字要来了。最后亲自算完，雍正还跟鄂尔泰说：

朕因你少病，留心看看，竟大寿八字，朕之心病已痊愈矣。

朕本来挺担心你的，结果一看你的八字，你是个长寿之人，嗯，那朕就放心了。鄂尔泰最后活到了66岁，还真算是挺长的寿命了。

而雍正对神秘文化的热衷，也导致了他在登基后会频频引导官员去制造各种“祥瑞”象征。所谓“祥瑞”，是说一个君主励精图治，能让百姓们安居乐业，上天就会降下类似千年灵芝、五彩天石这类的珍贵物件，或是出现麒麟、凤凰这些稀有的动物，以褒奖君主的仁德，彰显君主是天命所归的。可问题在于，后世的我们都知道诸如五彩天石、麒麟、凤凰等其实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祥瑞在本质上是一种假象。

康熙就非常不喜欢祥瑞，用他的话来说就是：

如庆云景星、凤凰麒麟、灵芝甘露、天书月宫诸事，从不以为祥瑞而行庆典。……或遇有地震日晦，幸灾乐祸者将借此为言，煽惑人心。（《清圣祖实录》卷二九一，康熙六十年三月初四日）

今天朕要是因为一些吉利的自然现象就搞庆典，那明天就会有人拿地震、日食这些凶险的自然现象来攻击朝廷、蛊惑人心。但这其实只是康熙个人的主观想法，康熙不推崇祥瑞的客观原因另有其他，且也更重要——自他8岁登基，历经几十年的风雨，宗室内没有政敌，政治地位空前稳定，他不需要靠祥瑞来巩固自己的位置。

可雍正不一样，45岁才登基的他，宗室内有“八爷党”虎视眈眈；执政之后整顿官场、敲打士绅，又得罪了半边天下。所以，雍正在某种程度上必须靠祥瑞来证明自己是天命所归的，以巩固自己的位置。于是，在康熙朝三五年都见不到一次的祥瑞，在雍正朝的13年间，就先后出现了50多次，平均每年出现4次。

有批评的声音说，雍正如此大量地制造祥瑞，是迷信和昏庸的表现。其实，说雍正制造祥瑞是昏庸之举，不如说更像他在和宠臣们唱双簧。

田文镜推行“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得罪地主士绅后，在雍正四年(1726)，直隶总督李绂就直接弹劾田文镜用人不当，违背律法，随意提拔官员。事情最后越闹越大，最终雍正的态度是坚决支持田文镜，把几乎所有攻击田文镜的人都打成了朋党。可这件事，雍正其实是做得非常偏心眼的，因为当时田文镜的用人的确出现了违背律法的问题。如此，官场对雍正的各种非议就变得很多。

结果转年，田文镜就报祥瑞了。按说一棵正常的水稻，它的主茎上应该只有一株稻穗，但田文镜却上奏说：

河南通省地方各种收成俱十分丰稔，所产瑞谷至十有五穗之多。

一棵水稻上居然长了15株稻穗，这是大丰收的象征啊！于是，雍正就当着百官的面说：

实伊忠诚任事之感召，愈见朕加恩之公当矣。

看这意思，这种祥瑞一定是田文镜用他的忠诚与勤勉感动上了上天才会出现的，嗯，朕对田文镜的支持是公平的，是得到了老天认可的。

君臣之间这般一唱一和，要说他们之间没有事先串通，怕是没人会相信的。此后发生了一件事，雍正借祥瑞稳定朝堂的意图看起来就更明显了。

雍正六年(1728)九月，“曾静案”爆发，有谣言说雍正“谋父”“逼母”。仅仅过了3个月，云贵总督鄂尔泰就联合云南全省官员上报祥瑞，说云南出现了“五色卿云”，“光灿捧日” ，这正符合《孝经纬》 中记载的“天子孝，则庆云现”，肯定是因为皇上您是天下至孝之人，方感动了天地，才会有此祥瑞。之后，雍正便借此祥瑞又大事宣传了一番。

因此，雍正在政治形势相对孤立的情况下，便只能通过和亲信之间互相制造祥瑞来逐渐扭转自己的舆论，最终也就背上了“迷信祥瑞”的黑锅。

但比起信仰祥瑞，雍正在外交上有着更大的问题。

二、失误妥协的谈判

雍正的外交经历不多，但仅有的两次对外谈判，一次面对强敌俄国，一次面对弱邻越南，他都做了妥协和让步。

清朝时，中俄两国领土接壤的边界争端很多。总的来说，一共有三处存在边界争端——东北的黑龙江、北部的喀尔喀蒙古、西北的新疆。其中东北的黑龙江属于满洲的龙兴之地，所以早在康熙时期，朝廷就出兵对抗俄国，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成功划清了中俄双方的东段边界。但中段边界和西段边界的争端，却始终没有解决。究其原因，在于西段没法解决，中段不敢解决。

当时的西段边界属于准噶尔叛军的势力范围。康熙尽管早年间解决了准噶尔领袖噶尔丹，但后来却因为财政问题，被迫和准噶尔的新领袖策妄阿拉布坦议和了。西段边界实质上处于尚未收复的状态，问题自然就没法解决。

康熙是不想丢失喀尔喀蒙古的领土的，但又无法贸然出兵，因为这会促使俄国和准噶尔兵合一处，联合对抗清政府。所以中段边界的问题，一直处于一种不敢解决的状态。

而雍正登基后，为了加速国家统一，就做出了一个战略构想：先通过中段边界的谈判，在进行一定的领土让步后，签订条约，稳住俄国，然后大兵压境一举平定准噶尔，收复西北。这个战略构想虽然不高明，但也算相对务实。而人们真正对雍正的批评，则是因为在同俄国的谈判过程中，雍正连续出现了两个失误。

第一个失误，御下不严。中俄谈判刚开始，清政府这边就出现了一个叛徒，大学士马齐。马齐在收了俄国人的贿赂后，直接把雍正为了收复西北，准备在中段边界让步的底牌暴露给了俄国人。这导致在谈判过程中，俄国人空前强硬。而雍正对马齐的异心毫无察觉，以致后人通过俄国人的记录才知道马齐叛国的事情。更离谱的是，吃里爬外的马齐在乾隆朝去世后，甚至还进了清朝的贤良祠。雍正身为君主，事前没有控制住马齐，事后没能及时发现马齐的罪行，责任巨大。

第二个失误，临阵换将。清政府最初负责谈判的人是隆科多，当时的隆科多正因为结党获罪，失宠了，所以他急于戴罪立功，在谈判过程中兢兢业业，不但亲自勘察边界的具体情况，还表态说俄国必须把目前侵占的中国领土全部吐出来，才能继续谈后面的通商、传教等问题。因为隆科多的强硬，一方面清政府在丢了底牌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在谈判中占据一定的主动权；但另一方面，这也使得雍正想先稳住俄国的战略构想出现了偏差。最终，在俄国人虚张声势的武力威胁与谈判即将破裂的恐吓之下，雍正又恰好查到隆科多在家中私藏了皇家族谱（玉牒），怀疑隆科多图谋不轨。至此，谈判刚进行到一半，雍正就临阵换将，把隆科多给撤了。

但顶替隆科多的，却是不懂外交的蒙古亲王策凌。在被俄国人一通忽悠后，策凌稀里糊涂地签订了《中俄布连斯奇界约》，非但没把被俄国侵占的土地要回来，反而倒贴了不少喀尔喀蒙古的无主荒地给俄国，连俄国代表自己都说：“说真的，我自己从来没有希冀过划界会获得如此有利而且公正的成功，……不仅边界上有利的地方没有让与中国人，而且有些以前俄国不占有的地区也由俄国获得了。”

总的来说，尽管雍正的战略目的达到了，此后在清朝出兵西北时，俄国的确保持了中立。但雍正重用马齐、撤下隆科多、安排策凌顶替这一系列昏着儿，也的确是他在这次谈判中无法被忽视的黑点。

与此同时，雍正在北方同俄国谈判之际，南方也一样出现了问题。

安南，也就是今天的越南，先是乘明末清初天下大乱之际，侵占了我国云南80里土地；之后在康熙朝，又趁吴三桂所引发的“三藩之乱”初定，云南局势混乱时，再次侵占了我国云南40里土地。一共侵占120里地。

云南地方官员怕被问责，居然始终隐瞒不报，直到雍正二年(1724)十一月，才被时任云贵总督的高其倬发现。找安南讨要时，安南国王黎维祹抵赖不给，高其倬上奏雍正，请求出兵收回领土。

站在云贵总督的立场上，高其倬讨回土地没有问题。但站在一国之君的立场上，雍正就很为难了——年羹尧刚刚平定青海，朝廷的元气还没有恢复，加之各项改革刚起步，各方的矛盾极其复杂，根本没办法腾出手再去打一场跨国战争。更为紧要的是，当时雍正刚刚派出鄂伦岱等人同俄国进行初步交涉，西北的准噶尔正虎视眈眈，如果此时在南方贸然动兵，一旦战争扩大，北方就会有严重的危机。站在雍正的角度来看，只要是神志清醒的人，就能明白和安南的这场仗是一定不能打的。

可现在高其倬已经和安南那边发生矛盾了，这又该怎么办呢？于是，雍正做出了一个百分之百要招来骂声的决定：

安南自我朝以来，累世恭顺，深属可嘉。方当奖励是务，宁与争尺寸之地？况系明季久失之区乎！（《清世宗实录》卷三一，雍正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历代安南国王都很恭顺，咱们本来就该嘉奖安南，怎么还能去争那么一点小小的领土呢？更何况那还是明朝末年丢了的土地！最终，雍正的要求是：明朝时丢的那80里土地，就赏给安南了，只要把康熙朝丢的那40里土地收回来就行。当时在云南当布政使的李卫感到非常不理解，壮着胆子上奏雍正，说安南人“畏威而不怀德，结怨而不记恩” ，安南这伙人是没有感恩之心的，皇上对他们再好也没用，将来他们是说翻脸就翻脸的。最终，雍正无奈痛斥李卫“此奏一无可取” ，要求云南官场必须执行命令。

正如李卫所言，安南国王非但不知感恩，并且根本就不打算归还康熙朝侵占的那40里土地。这下雍正的脸上就有些挂不住了，降旨训斥安南国王：

以执迷之心，蓄无厌之望。（《清世宗实录》卷六五，雍正六年正月二十八日）

作为配合，云南巡抚鄂尔泰厉兵秣马，一副随时准备开战的样子，成功唬住了对方。于是，安南答复说，愿意将康熙朝时侵占的40里地归还。可令人意外的是，雍正最终却没要这40里地，反而回复说：

朕览阅之余，甚为嘉悦。在王既知尽礼，在朕便可加恩。况此四十里之地，在云南为朕之内地，在安南仍为朕之外藩，一毫无所分别，著将此地仍赏赐该国王世守之。（《清世宗实录》卷六五，雍正六年正月二十八日）

站在我们现代人的角度讲，雍正的这些做法都是极度缺乏主权意识的，领土，怎能随便拿来赏赐？可如果我们回到当年的天朝体系下，这件事似乎也不算特别离奇。安南国王黎维祹在收到消息后，难掩激动，面对清朝的赏地特使行三拜九叩之礼，并对天盟誓道：安南将永世称臣。史书是如此记载的：

（黎维祹）行三跪九叩首礼。……维祹闻言，以手至额者再四，誓“世世子孙永矢臣节”。（《清史列传·大臣画一传档正编十四·杭奕禄》）

而雍正朝的安南边界，此后也的确保持了安定。

这两次外交经历，雍正可以说是一直饱受批评。首先，它们造成了国家领土的巨大损失；其次，雍正的两次妥协，都是希望能为剿灭准噶尔而营造一个更好的外部环境，收复西北，但那场收复西北的战争，却在雍正的指挥下，以失败告终。这应该也是雍正人生中最痛苦的一段经历了。

三、军事崩溃的结局

首先我们要说，雍正的军事履历绝对不是一无是处的，不管是雍正二年的平定青海叛乱，还是雍正六年的平定西藏叛乱，这两次平叛，仗打得都是既快又漂亮，并且加强了清政府对青藏地区的管理，也为雍正日后收复西北积累了信心。

即位后，凭借一系列追缴亏空和改革财政的措施，到了雍正五年(1727)，雍正不但在国库攒下了5525万两白银，还使得清政府这几年几乎都有超过1500万两的稳定财政收入。于是，雍正决心“舍千万帑金，除策妄一大患” 。这里的“策妄”，指的就是准噶尔的首领策妄阿拉布坦。雍正的意思是，不要考虑钱的问题，不管花多少钱，只要能收复西北，这事就不算亏。

接着，还真出现了一个历史机遇。策妄阿拉布坦死了，其子噶尔丹策零继位。

雍正猜测此时准噶尔内部一定是青黄不接的状态，准备完毕后下令，分一西一北两路大军进攻西北。其中，西路军统帅是川陕总督岳钟琪，北路军统帅是领侍卫内大臣傅尔丹。从整体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而言，清军毫无疑问是极具优势的。那如果说有什么隐患的话，就是雍正在军队出征前，秀了一把“才艺”。

当时西路军统帅岳钟琪已经敲定了各营统帅的名单，交上去等着雍正批准。可特别邪门的是，雍正非找岳钟琪把这些统帅的生辰八字要来算一算，算完之后，雍正便给岳钟琪回复说：

冯允中看过，甚不相宜，运似已过，只可平守；袁继荫亦甚不宜，恐防寿云云；张元佐上好，正旺之运，诸凡协吉。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岳钟琪在看到这份圣旨后得有多崩溃。这是典型的外行指导内行。雍正一个连拉弓都费劲的宅男，结果非要靠测八字来指导常年领兵的岳钟琪该如何选用将领。

可岳钟琪没有别的选择，他不是当初的年羹尧，并没有得到雍正的高度信任；雍正六年的“曾静案”，曾静投书劝说岳钟琪谋反的事还历历在目，这也让岳钟琪不敢越雷池一步，生怕雍正怀疑自己。一个将领出征在外，如果事事都要请示后方，失败就成了必然。而雍正，也一直在收复西北的道路上接连犯错。

雍正七年(1729)，两路大军一起出动，没多久，准噶尔就派来了一个使者求和。岳钟琪觉得此事有诈，想予以拒绝。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意外却发生了，雍正八年五月初四，怡亲王允祥去世，雍正伤心过度，一下就没了此前的战斗决心。同年五月初十，雍正下旨，如果准噶尔诚心归顺，那么就可以议和，并且要求岳钟琪和傅尔丹两位统帅，带着使者立刻回京，讨论未来部署：

著宁远大将军岳钟琪、靖边大将军傅尔丹……来京。（《清世宗实录》卷九四，雍正八年五月初十日）

刚出兵仅一年，一仗硬仗都没打，就直接把两名司令官召回了中央。若老十三还活着，也一定不会让他的四哥做出这么大胆且危险的决定。

事实是，岳钟琪前脚刚走，准噶尔后脚就突袭了西路大军，清军大败，伤亡约6700人，直接把清军的西路军给打停了。雍正非常尴尬，但撤兵又太丢人，于是只能再次征兵，继续西征。只不过初战告负之后，清军整体的作战策略就趋于保守了。之后，雍正也犯下了他在整场战争中的最大的错误。

雍正九年(1731)三月，回到前线指挥的岳钟琪收获情报，准噶尔用小支部队袭扰西路清军的同时，动用了3万人准备在五月间突袭北路清军。岳钟琪遂申请西路军北上，与北路军共同御敌，请求雍正批准。但远在千里之外的雍正却一通分析，认为敌人一定不会选择五月间进攻北路军，那样的话，战役很可能拖到七月后，一旦落雪，叛军将难以返疆。雍正认为这不合常理，最终他坚持道：

朕料其诡计，仍欲来犯西路也。（《清世宗实录》卷一〇四，雍正九年三月初五日）

让岳钟琪按兵不动。

雍正的分析不能说没有道理，只是岳钟琪身在战场，显然是更熟悉情况的那一个。将领不能独立指挥战斗，清军的失败显然就是注定的了。最终，北路军不但遭到了准噶尔的合围，统帅傅尔丹还轻敌冒进，导致北路军几乎全军覆没，此役一共阵亡了2个副将、4个副都统、3个参赞，创下了清军入关以来出征作战阵亡将领数的最高纪录。至此，雍正八年和雍正九年，两路大军连续受挫，但好在雍正有钱，继续调兵遣将持续西征，只可惜士气已衰，难以为继了。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雍正十年(1732)，准噶尔进攻塔密尔时，把喀尔喀亲王策凌的儿子给掳走了。别看策凌谈判的技术一般，打仗却十分强悍，

（策凌）檄调诸部落蒙古兵，得三万人。……日行三百里，至光显寺。

策凌得到消息后，断发盟誓，立刻召集3万蒙古兵，日行300里，疯狂追杀准噶尔军，一路追到光显寺，斩敌1万余人，直接把准噶尔的主力部队给干废了。也算是给雍正挽回了一些颜面。

遭到重创的准噶尔请求议和，另一边的雍正尽管不愿意承认，但事实上，当时的清军已无取胜的可能，因此雍正最终同意和谈。雍正十二年(1734)，和谈达成，一切重新回到了起点。

整场战争，自雍正七年打到雍正十二年，历时6年，消耗军费数千万两白银，阵亡数万将士，却一寸土地都没打下来。一年后，雍正就带着他对西北局势的莫大遗憾驾崩了。也许雍正直到临终时都会感慨，假如他的十三弟能多活几年的话，一定能劝住他，让他别犯那些愚蠢的错误。只可惜，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了。最终，过了整整25年之后，才由乾隆彻底平定了准噶尔，成功收复新疆，将清朝的版图直接拓展到了帕米尔高原，站在父祖的肩膀上，他达成了康熙与雍正都不曾达成的愿景。尽管乾隆在很多方面都让人觉得他这个人是有待商榷的，但至少在军事功绩与版图扩张方面，乾隆甚显出色。

在很多时候，一个人不管再怎么努力，他终究都是要背负一些痛苦和遗憾的。政治上的孤立，使得雍正必须靠祥瑞来造势；周边环境的复杂，也使得雍正的外交方式趋于妥协和保守；“千古君臣知遇榜样”的年羹尧死后，雍正很难再给予其他将领同样的信任，事事请示与越级指挥，也间接导致了清军在军事上的惨败，最终雍正在遗憾中去世。

不过即便如此，雍正的高压反腐和制度改革，都的的确确让彼时的国家变得更好。回望康熙留下的种种问题，雍正已经做得很出色了，清朝绝大多数民众的生活状态也的确因他而得到了切实的改善。

以上，就是雍正那些不那么出色的故事了。

注释1：胤禛：《御选语录序选》，《历代禅师后集后序》，中华书局，2014。

注释2：胤禛：《烧丹》，见故宫博物院编《清世宗御制文》，海南出版社，2000，第316页。

注释3：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六辑，雍正四年九月十九日，第606页。

注释4：见《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六十，四库全书本，第15页b。

注释5：见《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六十，四库全书本，第15页b。

注释6：《朱批谕旨》卷一百二十五之九，《朱批鄂尔泰奏折》，四库全书本，第30页b。

注释7：汉代流传下来的纬书之一，其内容多为天人感应、符瑞灾异，兼载古代传说与解说经义之语。

注释8：加斯东·加恩：《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商务印书馆，1980，第235页。

注释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五册），《云南布政使李卫奏陈间化府与交趾界地方情形折》，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第120页。

注释10：同上书，第121页。

注释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九册），《陕西总督岳钟琪奏覆派兵随钦差进藏保护达赖喇嘛并等久安长治之策折》，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第147页。

注释12：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十辑，雍正六年四月二十九日，第369页。

注释13：昭梿：《啸亭杂录》卷十，《书光显寺战事》，中华书局，1980，第3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