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治国用人：清世宗的偏爱与憎恶 06
鄂尔泰：满洲寒门的坚守与回报
雍正在执政后曾提拔过很多官员，其中提拔速度最快的人就是鄂尔泰。雍正在自己即位不到一年的情况下，就将鄂尔泰由从五品的内务府员外郎，连升六级，提拔成了从二品的江苏布政使。雍正这番知遇之恩，也自然换来了鄂尔泰的涌泉相报。雍正朝最大的地方改革政策之一“改土归流”，便是由鄂尔泰主持完成的。可以说，雍正在年羹尧身上没能打造的“千古君臣”新榜样，在鄂尔泰身上，总算是得到了完美的实现。
西林觉罗·鄂尔泰，这是一位在康熙朝摸爬滚打几十年无所成就，却突然在雍正朝崛起，并在乾隆朝到达人生巅峰的三朝老臣。在雍正朝，鄂尔泰可能是除了雍正本人之外，朝廷里最重要的一个人了。
尽管今天的影视剧中似乎并没有多少鄂尔泰的经典形象，甚至他本人的知名度也远低于张廷玉、田文镜、李卫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雍正朝宠臣，但实际上，历史上的鄂尔泰绝不“冷门”，他非常受雍正喜欢。雍正喜欢他到什么程度呢？雍正即位后，曾对鄂尔泰说：
朕临御四载，亦只得卿与怡亲王二人耳。
朕当了这么多年皇帝，真正的贴心人，也只有你和怡亲王啊。雍正能把鄂尔泰和老十三允祥相提并论，这绝对不是一般的喜欢。
鄂尔泰究竟做过什么，才会让心胸“开阔”的雍正如此喜欢他？而他历经三朝，在面对心胸更加“开阔”的乾隆时，又会有怎样的结局？答案就隐藏在鄂尔泰这“冷门”且大器晚成的一生中。
一、负重前行的低谷
鄂尔泰出生于康熙十九年(1680)，满洲镶蓝旗人，西林觉罗氏。
不过，与大多数在骑马射箭、嬉戏娱乐中长大的满洲子弟不同，鄂尔泰的童年是在无穷无尽的读书与学习中度过的。究其原因，还是在于他有一位极其特殊的父亲——西林觉罗·鄂拜。
说起来，鄂拜也真是个硬骨头。鄂拜的父亲，也就是鄂尔泰的亲爷爷图彦突，早年间曾跟着多尔衮南征北战，那也是打过山海关、追过李自成，屡屡立过战功的。最后，图彦突官封正五品的户部郎中。这虽然不是什么大官，但至少能保证一家人衣食无忧。可遗憾的是，顺治元年(1644)，就在鄂拜两岁时，父亲图彦突去世了，就此家道中落。而小鄂拜为了改变家族命运，就此发奋读书，《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之十七·鄂拜》 有记载：
幼好读书，稍长，即嗜正学（儒学），……岁读一两周，自元旦至除夕不少辍。
一年里，他每天都在学习，从来没有中止过。最终，鄂拜凭着自己的这一身学识，在康熙朝做官做到了从四品的国子监祭酒。国子监，就是当时全国的最高学府；祭酒，则是最高学府的总负责人。因此，鄂拜的身份，就类似今天的北大校长。
从两岁丧父到成为国子监祭酒，鄂拜的一生不能说不成功。只是，一个靠自己的真本事，疯狂学习而爬上来的人，他的生命中难免会形成一个深刻的思想烙印——只相信正义与努力，坚持君子不党。《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之十七·鄂拜》又有记载：
平生耿介，以义命自安，不妄交一人，尤严于权要。
这鄂拜，一辈子耿直、刚正不阿，做事只求问心无愧，不但交友谨慎，还从不攀附权贵。
在中国古代，父亲的气质往往会影响儿子的一生。因此，鄂尔泰的童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鄂拜的翻版。你爷爷死得早，咱们家虽是满洲出身，但比不了那些名门望族，想活下去，不靠别的，只能靠读书。于是，鄂尔泰6岁上学时就被鄂拜要求日夜背诵四书五经；8岁开始学习儒家义理和写作，阐述圣贤理念。可以说，在“鸡娃”这件事上，鄂拜可能是比康熙折腾老二胤礽还要激进的。
大家可能不了解，鄂拜其实是有6个儿子的，鄂尔泰排行第四。但很可惜，鄂尔泰前面的3个哥哥，二哥夭折，大哥和三哥又不是读书的料，天分有限。于是，鄂尔泰就必须加倍努力，一方面是为了自己能出人头地，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后面的两个弟弟树立榜样。接着，鄂尔泰的童年生活就变得“从不知有嬉戏事，自幼言笑不苟” 。虽然只有短短十几个字，但我们完全可以想象，鄂尔泰从一出生开始，便背负着异于常人的压力和负担在学习和拼搏。
而鄂尔泰的努力和付出，不能说是没有回报的，因为他的儒学功底真的很深厚，甚至要超过很多同龄的汉族学生。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也就是鄂尔泰19岁那一年，时任顺天府学政的李光地在考查学子功课时见到了鄂尔泰的卷子，说他未来必会成为国家重臣——
李文贞公科试，得公卷，大加称赏。……语竟日，以国器目之。
“语竟日”，就是说李光地夸鄂尔泰夸了一整天。而鄂尔泰也确实争气，一年后，年仅20岁的鄂尔泰就考中了举人。然而，就在人们以为前途无量的鄂尔泰未来会继续读书，日后考进士、入翰林的时候，一个意外却发生了。
21岁时，鄂尔泰突然放弃了学业，进宫当了一名正五品的三等侍卫，直接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史书中并没有记载出现这次变故的原因。一个猜测是，出现这个变故很有可能是因为鄂尔泰的父亲鄂拜在这一年去世了，家里失去了经济来源。于是，在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有一个人去挣钱养家。而出于照顾弟弟的需要，鄂尔泰被迫放弃学业，通过清朝针对满洲官宦家庭的特殊政策，谋了个小侍卫的差使来挣钱养家。
可鄂拜生前没有攀附过任何达官显贵，鄂尔泰本人也一直在闷头读书，所以他们一家是不具备任何政治资源和官场靠山的。以至于，鄂尔泰一个20岁就中举的满洲学霸，最后却在只要是个满洲子弟就能干的三等侍卫的职位上，待了整整16年。从21岁到37岁，鄂尔泰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就这样在日复一日的巡逻与站岗中蹉跎过去了。如此16年，毫无疑问是鄂尔泰人生的最低谷了。只是，有时往往越是在低谷，越能看出一个人的品质。那鄂尔泰在当侍卫时，他都干了些什么呢？
公侍卫时，每直内庭，时出怀中所携古文、时文各一册，手不释卷，竟夜忘寝。
哪怕我永远都只能当个侍卫，我也不会放弃读书这件事的，因为这是我唯一的希望。
而这16年间，最能够慰藉鄂尔泰心灵的大概就是在他的供养下，五弟鄂尔奇成功考上了举人，接着考上了进士，也进了翰林院。说实话，鄂尔泰和弟弟早年间的生活是颇为惨淡的，即便后来鄂尔泰位高权重的时候，他也一直嘱咐弟弟，不能忘了他们曾经的苦日子：
汝记我兄弟无屋居祠堂时耶？
永远不能忘了我们兄弟穷得连房子都没有，只能赖在祖宗祠堂里的那段日子啊！
多说一句，鄂尔泰这一辈子，不管是在最初的低谷，还是在之后的巅峰，从没纳过妾。鄂尔泰有6个儿子，2个女儿，他的身体没问题。但他只有过两任老婆，原配夫人难产过世后，才娶第二任，之后便再没和其他女性有任何关系。这在中国古代官员中，实属难得。因此，哪怕仅就家庭而言，鄂尔泰也足以称得上一个重感情的好男人，更不消说他那憨憨的不苟言笑的性格，以及他所取得的政治成就了。
至此，年近四十，眼看着大半辈子已经过完了的鄂尔泰，他到底该如何走出自己生命中的低谷呢？
二、柳暗花明的逆袭
首先，机会确实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但是，瞅准时机、果断出手也非常关键。鄂尔泰人生的第一个契机出现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
那一年的八月，康熙心血来潮去了翰林院，说想出道题，让大家写文章来比一比文采和想法。结果，那天恰好赶上鄂尔泰当差值守。鄂尔泰就赌了一把，说：皇上我也想参加这场比试。康熙一听很是开心，朕的侍卫都敢和全国最顶尖的翰林比文采了！于是，康熙就让鄂尔泰领了一份纸笔作答。写毕，交上去，康熙拿到手一读，特别开心，便和周围的人说：
朕见其所作，跃跃不能自掩。其仍以文员擢用。
哎呀，朕开心得恨不得跳起来了，这样的文章才华，在朕身边当个侍卫实在是可惜了，鄂尔泰，你还是去当文官吧。
那此刻鄂尔泰就时来运转了吗？没有！鄂尔泰当时只是转岗，并没升官。他从正五品的三等侍卫，被调成了从五品的内务府员外郎。非但没升官，在品级上还降了半档。
不过，鄂尔泰新去的这个部门很关键，他去的是内务府的慎刑司，主要负责对内务府管辖内的上三旗满洲权贵的违法行为进行司法审判。在这种衙门当差，摆在37岁的鄂尔泰面前的，就只有两条路：第一条，万事以和为贵，只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判案时稍微放放水，自然能结交不少达官显贵；第二条，处处秉公执法，但这就注定会得罪不少天潢贵胄、权贵显要了。
鄂尔泰会往哪条路走呢？没错，就是第二条，且对他来说，根本就没有别的选项。我当了16年的侍卫都没张口求过人，说给换个工作，现在你让我去赔笑脸、放水，怎么可能？鄂尔泰在慎刑司办公期间，
王侯公主之家，有过必惩，有善必显。……法之所在，威武不能夺，势力不能摇。
总之一句话，谁来了我这儿，都得照法律办事。
最终，鄂尔泰在慎刑司朋友没交几个，得罪的人却越来越多。其中最有名的是一位郡王，他实在受不了鄂尔泰的不讲情面，你一个芝麻大的官，在这儿装什么大尾巴狼？于是，这位王爷就拉了一帮人，叫嚣着要打鄂尔泰。但别看鄂尔泰只是一个从五品的员外郎，他居然敢和这位王爷动刀。
公袖匕首见曰：“士可杀，义不辱。”
意思很简单，鄂尔泰从袖子里掏出匕首，说：王爷您今天要是够硬气，就一刀捅死我，不然这案子我该怎么判就怎么判。这王爷就是再虎，也不可能在内务府随便杀人，最后，他赔了不是，骂骂咧咧地离开了。这里多说一句，尽管史料中没说这位王爷是谁，但考虑到这件事发生在康熙五十五年以后，且生事者还是位郡王，那此人非常可能是我们无比熟悉的老十敦郡王胤䄉。
总之，鄂尔泰铁面无私、不近人情的名声算是传出去了。人们对他的看法，也由此分成了两类。绝大多数人对他避之不及，生怕和他走近了，再得罪了别人；而有的人对鄂尔泰却十分欣赏，甚至还有点喜欢。其中最欣赏鄂尔泰的，不是别人，正是当时同样以铁面无情著称的老四雍亲王胤禛。当时的老四是非常有礼貌的，派人专门去请鄂尔泰，说本王想和你见一面。结果，鄂尔泰不但当场回绝，还让送信人捎话回去：
皇子宜毓德春华，不可交结外臣。
您身为皇子，应该好好修养德行，不能老想着结交外臣。
伸手不打笑脸人，老四好心好意去请你，不答应也就算了，竟然还给人家上上课了。鄂尔泰为什么会这样呢？一方面是因为鄂尔泰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这样的，做人要刚正不阿；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鄂尔泰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四十了，这辈子大概只是个从五品的郎官了，没必要牺牲自己坚守了半辈子的道义，去做一些有损自己人格的事情。康熙六十年(1721)，42岁的鄂尔泰自己在诗里都曾感慨说：
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
我这一辈子啊，也就这样了，不争了，累了。
可连鄂尔泰自己都没想到，恰恰就是他的这种道德坚守，最后给他的人生带来了一次巨大的逆转。
康熙六十一年(1722)，鄂尔泰43岁，康熙驾崩，皇四子胤禛继位，成了我们熟悉的雍正皇帝。雍正刚继位，就说要专门召见鄂尔泰。当时，鄂尔泰家里很多亲戚都在担心，说这雍正是不是记仇啊？鄂尔泰你不会连这个内务府的郎官都保不住了吧？结果，雍正见到鄂尔泰之后，说的却是：
汝以郎官之微而敢上拒皇子，其守法甚坚。今任汝为大臣，必不受他人之请托也。
当初你连朕都能拒绝，未来也一定不会受他人的贿赂或威逼。如今朕非但不罚你，反而要重用你。因为朕要的就是像你这样能不畏权贵、坚守法律底线的真汉子、硬骨头！
于是，43岁的鄂尔泰，就此迎来了他人生中柳暗花明的逆袭。升迁速度快得不可思议，基本上就是“三级跳”。
康熙六十一年年底，鄂尔泰被雍正任命为云南乡试的副主考。一般情况下，乡试副主考应该是翰林或者进士出身，而鄂尔泰能以举人出身的内务府员外郎的身份去担当重任，这很明显就是一次特殊任用。而更令人震惊的是，鄂尔泰在云南的招生工作刚结束，人还没回京，雍正元年(1723)的三月，第二道圣旨就到了：
擢内务府员外郎鄂尔泰为江南江苏布政使司布政使。（《清世宗实录》卷五，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二日）
这一年的鄂尔泰44岁，他直接由一个从五品的内务府员外郎，连升六级，成了一个从二品的江苏布政使，主管一省的行政与财政，算得上名副其实的一方大吏了。
关于鄂尔泰这次的超级升迁，主要有三点原因：
一、在执政初期，雍正他缺乏可靠的政治班底。雍正当皇子的时候，比起受满朝拥戴的老八，他在朝堂上几乎无人问津，始终是以“孤臣”自居的。以至于他继位后，除了怡亲王允祥之外，几乎无人可用，他必须要拉拢、培养一批自己的人才行。
二、雍正在培养官员时，始终都有两条标准。第一，这个人必须在康熙朝处于低谷，这样雍正重用他时，知遇之恩的效果才明显；第二，这个人最好是非科举出身，这样他才会更倚仗皇帝的信任，而不是结党的同僚，并且在日后雍正的改革触及乡绅利益时，用起来也更方便。如此一来，举人出身、长期处于低谷的鄂尔泰，几乎完美符合了雍正的用人标准。
三、鄂尔泰是一个满洲人。雍正即位后，内用张廷玉，外用年羹尧，在雍正元年，全国18个省的巡抚，有16位都是汉人。因此，哪怕只是单纯为了平复满洲贵族的情绪，雍正都有必要专门重用一名满人。鄂尔泰是满洲人，道德品格过硬，政治关系简单，没有任何权贵背景。在雍正眼里，鄂尔泰几乎就是一个完美的提拔对象。而对雍正而言，现在唯一的悬念就是：鄂尔泰的个人能力到底怎么样？他到底能不能担得起自己的信任？而就任江苏布政使这个职位，就是雍正给鄂尔泰出的第一道考题。
接着，我们再站到鄂尔泰的角度去看看这次超级跃升。鄂尔泰6岁能背四书五经，20岁中举人，最后却当了16年的宫廷侍卫，即便转岗到内务府，也只是微末小吏，被人呼来唤去。如今，他终于有机会主政一方时，我们其实很难想象，44岁的鄂尔泰此时的内心会是多么五味杂陈。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他一定是有着强烈的报恩心态的：他既要对得起死去的父亲，也要对得起自己多年读的圣贤书，更要对得起眼前这位赏识自己的雍正皇帝。要知道，鄂尔泰到了江苏之后，是发表过一段政治宣言的，那段话即使放到今天来看，仍旧颇具借鉴意义。
国家设官分职，凡以利民耳。……薄务虚名，不以民事为事，不以民心为心，固未有能奏效者，恐廉吏与贪吏罪相等。
国家设置官员，是用来造福百姓的。一个官员如果只顾虚名，什么都不敢管，不能造福百姓，那么你即便廉洁，也和那些贪官污吏一样有罪。因为你对不起你父母官的身份。
而鄂尔泰所做的，也完全对得起他的宣言，他对自己这次的执政做了充足的准备。在鄂尔泰刚到江苏的第二天，他立刻发布了十大禁令 ，条条都是奔着解决江苏的现实问题去的。比如，那时江苏的有钱人多，贫富差距大，赌博、攀比之风盛行，有权有势者欺压平民百姓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而在鄂尔泰的十大禁令中，最典型的四条就是“禁赌博”“禁婚嫁逾制”“禁土豪”“禁游民”，桩桩件件都在保护穷人、约束富人、打击恶人。
没有不起冲突的改革，只可惜这些地头蛇遇见的是鄂尔泰。鄂尔泰当年在内务府当差时，只是个从五品的郎官，就连王爷都不怕，如今主政一方，又怎么会怕几个土豪劣绅呢？总而言之，鄂尔泰就一句话——谁违反禁令就抓谁。哪个衙役兵丁不敢去抓，就地开除编制，换个敢抓的、能办事的人来。相当于鄂尔泰一边扫黑除恶，一边推动政府换血。最终，鄂尔泰主政江苏不到半年的时间，当地便民风大改。
这对雍正而言，莫过于天大的惊喜。当时，雍正就忍不住夸奖鄂尔泰说：
鄂尔泰自到江苏，声名甚好，毫不负朕恩，是天下第一布政。
按理说，鄂尔泰这该算是平步青云了吧？连皇上都说你是“天下第一布政”了。但此时的鄂尔泰，却陷入了一种深深的自我怀疑之中。
他读了这么多年的书，始终都没做成什么事业。如今被皇上提拔，立刻就能主政一方，造福于民。鄂尔泰开始怀疑自己过去是不是太傻了，如果早些拥有一些政治关系，早些提升官位，岂不是早就能展现自己的才华了吗？世间道理就是如此，人在穷困的时候还能坚守本心，发达起来之后，就会觉得曾经的自己像个笑话。于是，鄂尔泰也开始和隆科多、年羹尧这些雍正初年的宠臣交往，让他们多在雍正面前替自己美言几句，说些好话来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
雍正捕捉到鄂尔泰这种变化之后，特别担心他会误入歧途，便立刻下旨，让时任江苏巡抚的何天培 去喊醒鄂尔泰，让鄂尔泰别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
鄂尔泰可惜将自己的好，反算别人的，乱跑门路，寻倚仗，到（倒）误了自己的进路了。……凡人求人不如求己，无能的人，尚不肯求人，何况如他如此人材（才）学问之人乎？是其自取，错认门路也，可惜朕恩，教他着实勉力做好官。
雍正虽然与鄂尔泰差不多大，但两个人的人生经历天差地别。鄂尔泰是在底层待了好多年的政治白纸，雍正却是在顶层斗争中厮杀出来的夺嫡冠军。因为雍正知道一个人在最迷茫时的样子，我们应该相信此时的雍正是真心喜欢鄂尔泰这个小老弟，才会说出这些肺腑之言，去敲打鄂尔泰的。
鄂尔泰在收到何天培的传信后，当即叩头忏悔说：
尔泰惶恐无地，感激泣下，遵旨不敢具折，伏乞代奏，叩谢天恩。
鄂尔泰吓得连奏折都不敢给雍正写了，只得拜托何天培替他上奏。
鄂尔泰此时肯定是非常痛苦的，毕竟他父亲鄂拜一生都不曾结交权贵，鄂尔泰自己在前半生也从未结交权贵，他这辈子第一次对信仰产生动摇，却招来了最赏识他的雍正的训导与失望。而就在鄂尔泰惶恐不安的时候，雍正的旨意又一次到了。雍正三年(1725)十月，雍正下旨，擢升“鄂尔泰为云南巡抚，管总督事”（《清史稿·本纪九·世宗本纪》）。这一年，鄂尔泰46岁，名为云南巡抚，实为云贵总督，成了清朝顶级的9位封疆大吏之一。
鄂尔泰在收到圣旨的那一刻，他会想些什么？雍正的那句“着实勉力做好官”，想必鄂尔泰会记在心里一辈子吧。
接着，鄂尔泰从江苏启程到京城谢恩，雍正还留他在宫里住了5天，并且，在鄂尔泰前往云南的临别之际，又专门送了他一顶轿子，让他安心赴任。而随着46岁的鄂尔泰一路向南奔赴，他也将在云贵总督的任上完成自己一生中最伟大的事业——“改土归流”。
三、配享太庙的相国
鄂尔泰可能真就是个一生都不太擅长社交的人。小时候不苟言笑、不爱嬉戏，当侍卫就一个人闷头看书，被王爷胁迫就以死相抗，让雍正训斥了几句，愣是吓得连奏折都不敢回了。鄂尔泰好像始终都缺乏和人进行密切交流的能力。包括这次远赴云南，也许是在京城时，有些话鄂尔泰当着雍正的面说不出口，总之，在雍正三年年底，鄂尔泰刚到云南就给雍正写了一封奏折，倒也没什么大事，就只是报平安。可鄂尔泰却在这篇奏折里，第一次把雍正比作了慈父：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训诲俨若严师，矜怜宛如慈父。臣口不能述，心实难安，纵使竭尽驽骀，断不能少酬万一，若复甘自暴弃，稍易初心，……皇天后土亦必不容臣负背至此也。
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真挚，确实颇令人感动。而此后，鄂尔泰在云南，也真是为了能做出一番事业几乎要把命搭上了。
当时，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难题就是土司问题。因为，西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少数民族分布最广的地区，考虑到民族与文化差异，同时为了避免冲突，中国古代的中央政府表示，只要各地的少数民族首领愿意称臣纳贡，便可以始终以世袭的方式长期统治该民族所在的区域。而这些世袭的少数民族首领，作为世袭的土著首领，被称为土司，或者土官。
土司制度，往好听了说，这是中央政府利用地方土司实行间接统治；往难听了说，这可就是地方的半分裂半割据。而且这些土司在自己的辖区内可以说是称王称霸、胡作非为，他们在自己的统治范围内实行的都不能叫封建制度，那得叫奴隶制度。土司不但随意盘剥本族平民，甚至连杀人都要找死者的家属要钱，还美其名曰“玷刀银”，不给钱？那就一刀刀片，折磨死者。当时有记载，在土司治下的平民百姓，生存状态是：
无官民之礼而有万世奴仆之势，子女财帛，总非本人所自有。
老婆、孩子、房屋、土地，你什么都保不住。
甚至，在康熙朝，当土司区域内部的阶级矛盾超越民族矛盾时，有很多少数民族的百姓主动申请让中央政府派官取代当地土司。但康熙当时的答复是：
控制苗蛮，惟在绥以恩德，不宜生事骚扰。（《清圣祖实录》卷一二四，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十六日）
意思就是，不管，朕怕折腾。上面尚且是这个态度，地方官员在面对辖区内的土司时，更是放任不管，且生怕惹上是非、空耗心神。这相当于，在西南地区始终都有一个明摆着的问题。但因为处理起来太复杂、太困难，最后从中央到地方，全都没人想管。
而此时，身在云南的鄂尔泰，内心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对得起雍正的信任。于是，雍正四年(1726)，鄂尔泰上奏雍正，主动请缨，要在西南各地全面实行“改土归流”。换句话说，就是把西南各地的世袭土司全部废除，改为由中央统一任命的流动官员。如此一来，既能加强中央集权，又能巩固国家统一，同时新管理的土地还能增加中央的财政收入。但鄂尔泰也表示：
欲改土为流，非大用兵不可。
要知道，鄂尔泰小时候一直忙着读书，身体一直很弱，十几岁时连弓都拉不开。可现在年近五十，他居然准备领兵上战场了。彼时的朝堂之上，听到鄂尔泰的奏报后，大臣们都觉得他疯了，“盈廷失色” ，雍正力排众议，道：
卿，朕奇臣也。此天以卿赐朕也。
你可真是上天赐给朕的好大臣。
于是，雍正不但正式封鄂尔泰为云贵总督，还特加兵部尚书衔。之后更是连广西也给鄂尔泰了，让他成了西南三省的总督，为的就是让鄂尔泰放手一搏，完成伟业。而鄂尔泰做事也是步步为营的，概括来说仍旧是“三步走”：
第一步，杀鸡儆猴。先发兵突袭，解决最开始就不服管教的几个刺头土司。
第二步，宣布区别处理。他给各地的土司两条路：一是配合政府工作，把土司的位置交出来，朝廷会保留你的现有财产，并另外委任你新的官职，让你继续有官当、有钱领；二是若继续负隅顽抗、对抗政府，那么到时候就大兵压境，不但你自己小命难保，全家的财产也要被通通没收。降，则以礼；战，则以兵。考虑到最开始的武力威慑，所以到区别处理时，相当一部分的土司就主动投降了。
第三步，迁移土司。命令所有的土司远离属地，避免死灰复燃，因为每个土司毕竟都经营故地多年，树大根深。远离本土，以弱根基。
这“三步走”，我们此时总结起来很简单，但其实桩桩件件处理起来都无比复杂。以至于鄂尔泰一个年近半百的人，每天都要在云南、贵州、广西三省上下翻飞，真是铁打的身子也能给折腾散了。
而远在京城的雍正，听闻后就又心疼又着急。一边给鄂尔泰送药，一边找人打听鄂尔泰的身体状况，怕他自己不说实话。一听说鄂尔泰身体不好，雍正就写信慰问祈福，说：
思卿之劳，实令至于不忍。……惟秉一诚，默祝上苍厚土、圣祖神明，令我鄂尔泰多福多寿多男子，平安如意耳。
好家伙，一个皇帝，祈求上天保佑自己的大臣长寿多子。这种事，古往今来，怕是也只有雍正能干得出来。另外，听闻鄂尔泰身体状态良好时，雍正也会写信说：
来往人朕备细访问，知卿精神起居甚好，实如获珍宝之喜。
最有意思的是，雍正过完五十大寿之后，还把吃过的剩饭，千里迢迢地给鄂尔泰寄去了，说这样就相当于咱们君臣一起吃过饭了：
诸王大臣因朕五十大寿，恳请备宴。……念卿在远省，未得入座，特留数种朕亲尝食物，寄来卿食，此如同君臣对面宴会也。
皇天不负有心人，雍正九年(1731)，西南三省的“改土归流”终于全部完成。中央政府的实际控制土地，仅在贵州一省就扩张了近3000里，此外实际控制人口也增加了4万户。用今天的话来说，鄂尔泰推行的“改土归流”极大地巩固了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而当时，远在京城的雍正也再难掩“相思之情”，让鄂尔泰完成善后工作后，火速回京觐见。这里有个小插曲，就是鄂尔泰在临行之前，把自己在西南主政多年所攒下的2万多卷书，都捐给了云南的五华书院。
与我家子孙读，何如与万户子孙读也！
随后，鄂尔泰挥别西南，启程返京。这一年，他52岁。
鄂尔泰进京后，雍正开始无底线地封赏他。首先，官位加封为保和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接着爵位升一等伯，署理镶黄旗满洲都统，政治地位直接封顶。最有意思的是，雍正封赏完后还跟鄂尔泰说：
卿勿还旧居，可赴新居。
那什么，你一会儿回家了别走错路，朕给你置办了一座新宅子。说完，雍正还拿出了一块他自己亲笔书写的“公忠弼亮”的匾额，让10个大内侍卫捧着，跟着鄂尔泰一起回家，说是到新宅时，就直接挂到府门上去。从宫里到家里，这一路上得多少人看着，多少人眼红啊。
遗憾的是，他们君臣相聚的缘分，到这时也只剩三四年而已。雍正十三年(1735)，雍正驾崩，先走了一步。但他也在遗诏中专门嘱咐乾隆说：
大学士鄂尔泰，志秉忠贞，才优经济。安民察吏，绥靖边疆，洵为不世出之名臣。……朕可保其始终不渝，将来……配享太庙。（《清世宗实录》卷一五九，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既让鄂尔泰当了辅政大臣，又让鄂尔泰配享太庙。这一年，鄂尔泰56岁。
当臣子当到这份上，鄂尔泰绝对是光宗耀祖的，西林觉罗氏到他这儿，算是到了巅峰。只可惜，少年时不曾攀附权贵的鄂尔泰，如今自己成了权贵，却没能拒绝底下人的攀附。或许是因为自己多年处于低谷而怀才不遇，鄂尔泰始终有着越级提拔人才的冲动。张广泗本来只是个知府，就凭着曾和鄂尔泰一起推行“改土归流”，在鄂尔泰的推荐下一路高升，没几年就登上了总督的高位。还有哈元生，本来只是个把总 ，也在鄂尔泰的推荐下官至“扬威将军”。再加上鄂尔泰既是满人，又好儒学，满汉通吃，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汇集在了鄂尔泰的周围。即便鄂尔泰并没有结党营私的想法，也没有越界干政的行为，但他这股强大的政治势力也足够让乾隆忌惮了。
最终，在乾隆七年(1742)，鄂尔泰63岁时，他遭到了一次突然的政治打击。有人举报说，鄂尔泰的门生仲永檀 在给乾隆上密折前，曾经和鄂尔泰的儿子鄂容安 商量过奏折内容。于是，乾隆逮住机会，不由分说直接就把两个人全抓了。审问的核心就一点——你二人的密谋，鄂尔泰有没有参与？结果，无论是各方人员的口供，还是侦查得来的证据，都不能证明鄂尔泰有参与密谋。可乾隆却认为，没证据也没事，反正鄂尔泰曾经举荐过仲永檀，如今他犯事了，鄂尔泰就有连带责任。
以仲永檀如此不端之人，而鄂尔泰于朕前屡奏其端正直率，则其党庇之处，已属显然。（《清高宗实录》卷一八一，乾隆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不过乾隆最终也只是将鄂尔泰降两级调用，没有做太大的处罚，毕竟鄂尔泰是将来要配享太庙的重臣，不可能因为举荐有误就大加处罚。
只是，63岁的鄂尔泰，看着学生和儿子被抓，自己也被论罪，他很清楚，自己终究是老而不死、树大招风，被乾隆厌烦了。在64岁那年，鄂尔泰还摔了一跤，把脚给摔坏了，自此走路就始终一瘸一拐的，于是他还写诗自嘲：
登楼人不少，终恐笑蹒跚。
也不知鄂尔泰的这句诗，感慨的究竟是自己的腿，还是他晚年的境遇。总之，这位宦海浮沉40余年，杀伐决断，改制三省的满洲重臣，晚年在乾隆朝彻底消沉、不问政事了。最终，乾隆十年(1745)，鄂尔泰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寿终正寝，享年66岁。
想来，鄂尔泰死前应该还是比较安详的，因为他知道，他马上就可以进太庙和雍正一起同享香火，光耀门楣了。
这一辈子，走过低谷，看过高峰，他不亏。
注释1：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91册），《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第526页。
注释2：《八旗满洲氏族通普》成书于清朝前期，是鄂尔泰等人奉敕撰修的谱书，也是记录满洲姓氏的官方文献，于乾隆九年(1744)成书。
注释3：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91册），《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第455页。
注释4：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91册），《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第458页。
注释5：同上书，第459页。
注释6：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卷十二，《鄂文端公戒弟侈泰之先见》，中华书局，1984，第863页。
注释7：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91册），《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第730页。
注释8：同上。
注释9：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八，《武英殿大学士太傅鄂文端公行略》，见《小仓山房诗文集》，周本淳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1337页。
注释10：昭梿：《啸亭杂录》卷十，《宪皇用鄂文端》，中华书局，1980，第366页。
注释11：鄂尔泰：《写怀八首·其一》，见《鄂尔泰文学家族诗集》，《文蔚堂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第87—88页。
注释12：昭梿：《啸亭杂录》卷十，《宪皇用鄂文端》，中华书局，1980，第366页。
注释13：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91册），《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第480页。
注释14：江苏十禁：禁打降、禁唆讼、禁赌博、禁土豪、禁游民、禁赛会、禁婚嫁逾制、禁丧葬违礼、禁妇女入庙烧香、禁游方僧道。
注释15：《朱批谕旨》卷一百二十五之一，《朱批鄂尔泰奏折》，四库全书本，第6页b。
注释16：何天培，汉军正白旗人，清朝将领，雍正元年起署理江苏巡抚。
注释1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四册），《署江宁巡抚何天培奏代藩臣鄂尔泰叩谢谕训折》，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第142页。
注释18：同上。
注释19：《朱批谕旨》卷一百二十五之一，《朱批鄂尔泰奏折》，四库全书本，第23页b—24页a。
注释20：蓝鼎元：《鹿洲全集》（上册），《鹿洲初集·论边省苗蛮事宜书》，蒋炳钊、王钿点校，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第38页。
注释21：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八，《武英殿大学士太傅鄂文端公行略》，见《小仓山房诗文集》，周本淳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1337页。
注释22：同上。
注释23：同上。
注释24：《朱批谕旨》卷一百二十五之四，《朱批鄂尔泰奏折》，四库全书本，第48页a。
注释25：同上书，第26页。
注释26：同上书，卷一百二十五之五，第3页。
注释27：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91册），《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第695页。
注释28：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八，《武英殿大学士太傅鄂文端公行略》，见《小仓山房诗文集》，周本淳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1339页。
注释29：绿营军下级军官，位于千总之下，正七品，负责巡守营地防区。
注释30：仲永檀，乾隆进士，考选陕西道监察御史，后官至左副都御史。乾隆七年因密奏留中事泄于鄂容安被革职投入狱中，后在狱中病逝。
注释31：鄂容安，满洲镶蓝旗人，鄂尔泰长子，雍正朝进士，乾隆朝官至兵部侍郎。
注释32：鄂尔泰：《桐城太保和余朝罢诗二章用元韵奉报·其二》，见《鄂尔泰文学家族诗集》，《文蔚堂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