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而在这里,人命似乎一钱不值

6月3日下午晚些时候,吉姆·约翰斯顿下士的好运终于到头了。当时,第五陆战团二营E连率先进攻山体突出的57号高地,那里位于日军第三十二军此前设在津嘉山的司令部以南1英里处。E连采用侧翼迂回包抄战术,越过第三两栖军的防区边界,之后又向西前进数百米,终于来到57号高地。这是一个“相当突出的小山包”。

“我们必须在前面设置几个火力点,”一排的排长对约翰斯顿说,“你觉得你们能做得到吗?”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约翰斯顿带领2个机枪小组,在一些步枪兵的护送下,开始攀爬山脊,途中遇到各式各样的山洞。其中一个山洞看起来“尤其令人不安”:一个相当大的洞,站在洞口处可以“看到洞底”,左右两侧还分出好几条地道。几名陆战队员朝着洞口扔了手榴弹,洞内马上就传来日本士兵“发疯一般的叫喊声”。

突然,“洞口飘出一股气味刺鼻的黑烟”。约翰斯顿意识到,洞内马上就要引爆炸药,命令手下赶快后撤,但还没跑出去几米就感到地动山摇,像火山喷发一样,巨大的爆炸把山坡都给炸没了。许多美军士兵都被炸死了。约翰斯顿被冲击波掀了起来,摔了个狗吃屎。他顾不得像雨点一样落下的石块和泥土,马上检查自己有没有受伤。他回忆道:“我的后背刺痛发麻,仿佛被针扎一般,但似乎仍然可以动弹,于是我开始查看手下士兵的情况。”3人阵亡,其中2人就分别在约翰斯顿的左右两侧。

约翰斯顿帮忙治疗伤员。有4人受了重伤,第一个双目失明,第二个被炸掉一节胳膊,第三个的一条小腿不见了,第四个腰部以下的身体失去知觉。此外,还有数名士兵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轻伤。医护兵简单处理完伤员后,约翰斯顿又帮忙把伤员送回连部。军士长叫住约翰斯顿,问他是否也需要治疗。

“需要。”

“出什么问题了?想要休息一下?”

“见鬼,我的确需要休息,”约翰斯顿答道,言语中对军士长的推测有些不满,“但这并不是我跑回来的原因。有什么东西击中了我的侧腹。”约翰斯顿仍然身着作战服,背着全套作战装备,所以军士长还以为他只是太累了而已。

直到凌晨3:00,约翰斯顿手下的士兵才全部在后方急救站接受完治疗。军医忙完手头的活,问约翰斯顿:“你哪儿受伤了啊?”

“医生,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我的后背、侧腹现在疼得挺厉害的。”

“把衣服脱了,让我看看。”

约翰斯顿仍然拿着卡宾枪,背着背包,只有工兵铲在爆炸中不知所踪。他放下枪,取下背包和子弹带——发现上面有一个弹孔,然后脱光了衣服。

军医检查他的上身,说道:“孩子,躺在担架上,我不让你动,你就千万别动。”

约翰斯顿躺在担架上,思索着机枪小队的“那帮孩子”和那个叫威利·布朗(Wiley Brown)的“老家伙”。过去的七个月,他使尽浑身解数照顾手下的士兵。他们有些时候的确会把他气得够呛,要么是因为太过懒惰,要么是不够积极,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让他“深感骄傲”。他拼命地向他们传授战场生存法则,还觉得自己做得“相当不错”,带领他们“渡过不少难关,一直都没有遭受太大的伤亡”。直到遭遇57号高地,在那里,“他的人几乎损失殆尽”。他感到既无助又无奈,“深吸一口气,沉沉地睡着了”。

约翰斯顿乘坐救护车来到陆军战地医院,接受手术,取出了嵌在背部和侧腹部的弹片。一天后,他写信给远在内布拉斯加州的父母:“我正在住院,但很快就会出院。我受了点儿小伤,但没什么好担心的,只是侧腹和背部刮破了点儿皮。我在医院里住上几天就要回部队报到了。”

* * *

6月5日上午,第二十九陆战团二营的威廉·曼彻斯特中士正站在一个冲绳坟墓前面的院子里。突然,他听到炮弹“熟悉的尖啸声”。一天前,曼彻斯特所在的二营离开那霸,渡河前往小禄半岛,之后他挑中这座坟墓充当情报小队的驻地,因为坟墓的位置在山的反坡上,不易被日军炮火击中。据他的计算,炮弹飞过山顶击中院子的概率只有千分之一。即便如此,他还是出于本能向坟墓的门口处跑去,那里稍微更安全一些。而其余两个“新兵蛋子”伊兹·利维(Izzy Levy)、里普·索普(Rip Thorpe)仍然在露天的院子里用“热盒子”做饭。

出乎意料的是,那枚8英寸口径的炮弹落在了院子正中央,把索普炸得粉身碎骨。曼彻斯特回忆道:“索普四分五裂,我身上全都是他的碎肉、鲜血、脑浆、内脏。伊兹被炸瞎了。其实我也暂时失去视力,而当时我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我脑袋里声若雷鸣。这很奇怪,因为我的双耳鼓膜破裂,按理说应该什么也听不到。”

更为严重的则是曼彻斯特的背部和左腹部嵌进了“大块弹片和里普的骨头”,还有严重的脑震荡。他站起来,踉踉跄跄走出这惨不忍睹的院子,并倒在地上。接下来的四个小时,他就像死尸一样倒在地上。幸运的是,一名医护兵上前查看情况,发现他“还有一口气”。医护兵先给他打了两针吗啡,然后安排他撤到一艘用作伤员集散中心的登陆艇上。

三天前,就在二营穿过靠近国场川河口的那霸南郊时,曼彻斯特的右腿“被子弹射中,受了点儿皮肉伤”。“我能获得紫心勋章(Purple Heart)吗?”他询问医护兵。

医护兵点了点头。

曼彻斯特高兴得不得了。他终于受了“每个步兵都梦寐以求、价值百万美元的伤”。他可以撤到后方的战地医院,躺在干净整洁的病床上,吃着热饭,坐等冲绳岛战役落下帷幕。然而,当他得知二营要前往小禄半岛、在日军防线后方登陆时,他立马翻身下床,“逃离医院,搭便车前往前线,参加星期一的登陆作战”。一天后,他差点儿一命呜呼。

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承认,在战争开始时的确十分莽撞,但他“很快就变成了一名经不起风霜的战士和一位见不得阴霾的爱国者”,不再看重军衔和赢得荣誉。“(他)还没发表过短篇小说,没有结婚成家,甚至都没有与女人上过床。”因而,他只想“混日子”,变成了“最不英勇的战士,只想着保命,从不逞英雄,更像一只猎犬而非雄狮”。既然如此,他为什么会在明明不需要上前线的情况下也要返回前线,还差点儿阵亡呢?直到许多年后,他才终于意识到,“那是战友的情谊。那些人是我的家人,那里是我的归宿。他们与我的亲密程度无以言表;无论过去还是未来,我都没有如此亲近的友人了。他们从未让我失望,所以我也不会让他们失望。我必须与他们在一起;绝不能让他们认为,我本有可能带领他们脱离险境,却任由他们自生自灭”。他想明白了,人之所以会战斗,“既不是为了旗帜,也不是为了国家;既不是为了海军陆战队,也不是为了荣誉;更不是为了其他任何抽象的观念。他们只会为彼此而战斗”。

三等兵“瘦子”卡尔顿所属的第一八四步兵团一营部署在美军阵线的东端,侧翼紧邻冲绳岛东海岸,此时正以极快的速度向前推进。“敌军正在迅速撤退,”他回忆道,“我们现在衡量推进速度的单位不再是英尺,而是英里。经常听到身边有人兴高采烈地说:‘嘿,那帮狗娘养的终于夹着尾巴跑了。’实际上,战斗还远远没有结束。日军刚刚后撤到另一道防线,而我们不得不再次掘地三尺把他们挖出来。”

由于桥梁都遭到破坏,再加上地形复杂难以通行,如何获得补给成了最让一营头疼的问题。空投部分解决了补给问题。某天晚些时候,卡尔顿和机枪小组的战友刚在一道山梁上挖好散兵坑,就听到飞机的声音。卡尔顿记录道:“在我们右侧山坡的空中出现了6架海军鱼雷轰炸机……轰炸机第一次经过是为了确定投放补给的方位。第二次飞过,每一架飞机都飞得很低,而且都打开了鱼雷舱的舱口。我们先是看到降落伞,之后看到一大包又一大包的补给跟着滑出机舱。有几包补给缠到一起,还没等降落伞完全打开就落到地上。只要降落伞没打开,补给包就肯定会重重地摔在地上,连蹦带跳滚上数米才停下。”

然而,这次空投的物资“全都落到”了无人地带。一两名“勇敢的战士”打算前去取回一部分物资,但很快就被日军轻武器的火力赶了回来。卡尔顿回忆道:“天色渐暗,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数米以外的食物和饮用水,却只能幻想自己吃饱喝足的样子。当然,这也不是我们第一次饿肚子了。”到了早上,空投的补给连渣都没剩下;肯定是日本兵在夜里趁着卡尔顿机枪小组的值夜哨兵“不太警惕”,悄悄溜到“距离散兵坑只有数米远的地方”,把补给全都搬走了。第二天,航空兵又来了一次空投。虽然这次空投物资降落的位置要比上回准了一些,但由于一些降落伞没能打开,一些补给“摔了个稀巴烂”:“水罐裂开,食物散落一地,一个装有250发机枪子弹的弹药箱侧面被子弹头齐刷刷地戳破,变得跟筛子一样。”

当侦察队不断向前推进,卡尔顿的任务就是用机枪提供火力掩护,确保“不断有子弹越过侦察队的头顶,射向前方山顶”。一天早上,当一支侦察队在前方刺探敌情时,卡尔顿与机枪小组的战友架好机枪,开始扫射。他回忆道:“子弹的弹道在侦察队的头顶飞过,在空中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消失在前方的丛林。侦察队正沿着一道山梁的顶部前进,两侧都是茂密的丛林。他们刚走数百米,我就看到队伍右侧的树丛里窜出一枚膝盖迫击炮炮弹。炮弹的飞行轨迹不太正常,在空中不停地翻个儿。我扯着嗓子大喊:‘小心!’然而,距离实在太远了,他们根本听不到我的警告。”

卡尔顿惊恐地望着迫击炮炮弹落在毫无戒备的侦察队那边。“哦,我的天哪!”他嘟囔着,“炮弹要在他们正中间爆炸了!”

炮弹落到率领侦察队的军官头上,击中了他的头盔,把他砸得双膝跪地,却没有爆炸。“难道是运气?”卡尔顿不敢相信,“难不成有天使守护着他?侦察队立即举起武器,开始疯狂地扫射四周的密林。”多年以后,侦察队的一个成员告诉卡尔顿,“那个军官把那顶被炮弹砸坏的头盔当成了宝贝,还给它起了绰号:‘凹痕’。”

一两天以后,当卡尔顿前进到一个小山包的顶部下方时,他被命令就地隐蔽,因为海军陆战队的海盗式战斗机马上就要向前方的日军阵地投掷凝固汽油弹。由于已经来不及挖一个标准的散兵坑了,他只好以最快速度发疯似的在地上挖了个浅坑,赶紧躲进去。听到飞机的轰鸣声后,趴在他右边的一个士兵叫道:“快看,飞机来了!但愿那帮孙子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们飞得也太低了吧!”

卡尔顿抬头看到第一架飞机刚刚投下“长长的流线型凝固汽油弹”。汽油弹似乎正径直向卡尔顿飞来,把他吓呆了,“感觉几秒钟后自己就要被活活烧死”。然而,就像发生了奇迹一般,燃烧弹“呼啸着”飞过他的头顶和山顶,在山的另一侧爆炸。“山下的丛林冒出暗红色的火光和黑烟,”卡尔顿写道,“从山那边传来的惨叫来判断,燃烧弹肯定正中目标……第二天,我们前进到山的另一边,目睹了凝固汽油弹爆炸后的惨状。地上散落着烧得黢黑、已经开始膨胀的尸体,有一些甚至仍然冒着烟。尸臭味让人难以忍受。”

大多数士兵都会在行军时收集纪念品,比如日军的旗帜、武器之类,而一些特别冷酷的士兵却盯上了日军尸体嘴里的金牙,比如卡尔顿的“好哥们儿”弗兰克。弗兰克用一个大口袋盛放他的收藏。一天早上,卡尔顿正在散兵坑里用装在铁罐头内、凉冰冰的C口粮充饥,而弗兰克在完成检查诡雷的任务后返回散兵坑。

“运气咋样?”卡尔顿问道。

“还好,昨天夜里找到了两颗。”弗兰克答道,然后也拿起罐头开始用餐。通常,弗兰克就是个“开心果”,但那天早上他却看起来心事重重。

“弗兰克,你怎么了?你今天有点儿反常啊。”卡尔顿问道。

“有个杂种的嘴里有一个纯金的固定桥,看着不错。我想把它抠出来,结果手一抖,它就顺着嗓子眼滑进去了。”

“见鬼,弗兰克,”卡尔顿开起了玩笑,“他早就死了。你把手伸到他嗓子眼里,一抠不就抠出来了。”

弗兰克把玩笑当真了,放下罐头和勺子起身就走。一分钟后,他回来了,用食指和中指夹着“一个镶着四颗金牙、沾满黏液的纯金固定桥”。他脸上洋溢着笑容,“我把他的下颌骨掰断了,才好不容易把这玩意抠出来,”他一本正经地对卡尔顿说,“虽然挺费劲的,但也算没白忙活。”

弗兰克又拿起罐头和勺子,继续吃早餐。卡尔顿反而吃不下了,他已经没胃口了。

随着战线向南推进,后方梯队的部队中,一些人趁机在冲绳岛观光。他们中间有一个22岁的技术士官哈罗德·莫斯(Harold Moss)。他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米纳泰尔市;1941年9月,他刚进入大学就接到征召令。他是参加过塞班岛战役和天宁岛战役的老兵;在美军登陆冲绳岛后,他在隶属第二十四军炮兵部队的第二二五野战炮营的营部人事办公室任职。

莫斯喜欢写信。当兵打仗的4年期间,他总共给家人写了340多封信,最后一批信件都是他在冲绳岛战役期间写的。而在其中一封1945年6月寄出的信中,莫斯用生动的语言描述了冲绳岛上两座主要城市受到战火摧残后的样子。他写道:

今天,我外出旅行,不仅看到了首里和那霸,还看到了首里城——准确地说,是它的断壁残垣。众所周知,夺取这两座城市的战斗异常激烈。荒凉和破败无法用语言描述。几乎没有一座像样的建筑,到处都是瓦砾和碎木。那霸这座有6.5万居民的城市,如今只剩下一座长方形的两层砖房。推土机推着残骸在废墟穿梭,清理道路,清除瓦砾,准备修建居住区。

首里同样也沦为一片废墟。它是一座坐落在山谷中的城市,被山丘、山脊环绕,掩蔽着山上用作连接洞穴和日军火力点的地下墓穴。每一道山梁都布满了这种洞穴。从高处俯瞰,地上全是密密麻麻的圆形弹坑,偶尔还能看到航空炸弹、大口径舰炮留下的巨型弹坑。我还看到了我军坦克的残骸,许多被击毁的坦克停放在洼地上;日军很可能在那些洼地处使用了自杀式袭击,抱着炸药包与坦克同归于尽。首里城还有几根柱子仍然矗立着,一看就让人联想到希腊古城的废墟。

莫斯又补充道,日军的残兵败将“被逼进了一个很小的包围圈”,很可能“会发动自杀式冲锋,而其余的人则会像塞班岛战役时那样跳海自尽”。他继续写道,美国人极为珍视生命,而日本人对生命价值的看法“截然不同”。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他曾经在一个山洞里看到4个“刚死不久”的日本兵,其中一个人“似乎是在最后一刻抱着手榴弹自杀的,因为此人胸腔外露,脸也给炸没了”。他当时就想到,在和平时期,美国政府会“花费数千美元来追查谋杀案的真凶。而在这里,人命似乎一钱不值”。

在谈到一些家事时,他表示同意父母的看法:妹妹南希应当进入他之前就读的那所大学学习,因为她“毕业肯定没问题”。他很后悔自己当年没有认真学习,很懊恼自己“永远也拿不到学位”。

在信件的结尾,莫斯承认,登陆冲绳岛以后,他时常感到“怕得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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