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 第二回合：癌症复发

2008年之战

到2008年初，乔布斯和他的医疗团队都很清楚，他的癌症已经出现转移。2004年，医生在为他切除胰腺肿瘤后，曾对癌症基因组进行部分测序。通过基因测序，医生确定了问题出现在哪些致癌位点上，采取了他们当时认为最有效的靶向治疗方法。

此时，除了治疗癌症本身，乔布斯还需要借助药物减缓疼痛，用的大多是吗啡类镇痛剂。2008年2月的一天，劳伦娜的好友凯瑟琳·史密斯来到帕洛阿尔托，在他们家中小住了一段时间。史密斯曾和乔布斯一起出去散步。她回忆说：“他告诉我，要是实在疼得受不了，他就会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疼痛上，沉浸在疼痛里，这样似乎可以让疼痛消散。”不过，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乔布斯疼的时候，通常不会隐忍不发，而是一定会让身边的人都知道。

与此同时，乔布斯在饮食方面的问题日益严重。医疗团队严格追踪病情发展，尽力帮他减缓疼痛，但他们对乔布斯的进食问题并没有予以同样的关注。乔布斯的体重之所以不断下降，一部分原因是他的胰腺已经被切除了大半。胰腺可以分泌消化蛋白质和其他营养物质所需的酶，所以手术使他的消化功能大受影响。同时，癌症本身和镇痛用的吗啡都降低了他的食欲。此外，乔布斯从十几岁开始，就养成了极端的饮食和禁食习惯。这种习惯与心理因素有关，所以医疗团队也感到束手无策。

即便在结婚生子之后，乔布斯依然保持着这种令人费解的饮食习惯。他经常一连几周都吃同样的东西，比如胡萝卜沙拉加柠檬，或者只吃苹果，然后突然宣布不吃了。他还经常像十几岁时那样禁食，并且煞有介事地在餐桌上向别人悉数自己当下饮食方案的种种益处。劳伦娜在他们刚结婚时是个素食主义者，但在乔布斯手术后，她开始在食物中增加鱼或其他富含蛋白质的食物，丰富家人的饮食结构。他们的儿子里德也曾是素食主义者，自此也变成了一个十足的“杂食性动物”。孩子们都知道，从各类食物中摄取蛋白质，对他们的父亲来说至关重要。

乔布斯家聘请了厨师布莱尔·布朗（Bryar Brown）。布朗脾气很好，做菜也有巧思，曾在潘尼斯餐厅为名厨爱丽丝·沃特斯工作。他每天下午都会来到乔布斯家中，用劳伦娜在花园里种植的香草和蔬菜准备一桌丰盛健康的晚餐。不管乔布斯想吃什么，像是胡萝卜沙拉、罗勒意大利面或柠檬草汤，布朗都会默默地耐心想办法做出来。乔布斯一向对食物无比挑剔，往往尝上一口就会立刻做出极端的判断，要么说这是人间美味，要么就是说难吃死了。例如，两个在大多数人看来都毫无差别的牛油果，乔布斯尝过之后就会宣布其中一个是有史以来最好吃的牛油果，另一个让人难以下咽。

2008年初，乔布斯的饮食失调问题开始加重。有时在晚饭期间，他会直勾勾地盯着地板，对摆满长桌的丰盛菜品毫无兴趣。大家吃到一半时，他会突然起身，一言不发地离开餐桌。家人都承受了巨大压力。2008年春，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他消瘦了18千克。

2008年3月，乔布斯的健康问题再次进入公众视野，原因是时代公司旗下的《财富》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乔布斯的麻烦”的文章，称乔布斯最近9个月一直在努力通过食疗来抗击癌症。文章还包含了对乔布斯参与苹果股票期权倒签问题的调查报道。得知《财富》即将刊发文章后，乔布斯邀请（更准确地说是召唤）《财富》编辑安迪·瑟韦尔（Andy Serwer）来到库比蒂诺，向瑟韦尔施压，让他拿掉这篇报道。乔布斯将脸贴近瑟韦尔的脸，问道：“所以，你们调查发现我是个浑蛋。这算是什么新闻吗？”去夏威夷康娜度假村时，乔布斯还用自己带的卫星电话给瑟韦尔的上司约翰·休伊打电话，说了同样具有自知之明的话。乔布斯提议召集一个由其他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组成的专家小组，讨论一下哪些健康问题可以披露，但前提是《财富》杂志要砍掉这篇文章。但《财富》最终还是不为所动，照刊不误。

2008年6月，乔布斯出席iPhone 3G的发布会，他瘦骨嶙峋的样子比产品发布会本身更引人关注。《时尚先生》杂志的汤姆·朱诺（Tom Junod）是这样描述的：台上那个“形如枯槁”的人“依然穿着曾象征着他坚不可摧的法衣，只是如今他像海盗一样骨瘦如柴”。苹果发表声明称，乔布斯的体重下降不过是“偶染微恙”造成的，这一声明自然与事实不符。在接下来的一个月，由于各方质疑层出不穷，苹果再次发表声明，表示乔布斯的健康问题属于“私事”。

7月底，《纽约时报》的乔·诺切拉撰写专栏文章，谴责苹果对乔布斯健康问题的处理方式不当。诺切拉表示：“苹果没有诚实地向大众告知其首席执行官的健康状况。在乔布斯先生的领导下，苹果打造了严格保密的文化。这种文化在许多方面对公司有益，例如，在每年的Mac世界大会召开之前，苹果都对即将推出的新品全面保密，让媒体和消费者翘首期盼、热切猜测，这种讨论度也一直是苹果最好的营销手段之一。但保密文化却非常不利于苹果的公司治理。”他在撰写专栏文章的过程中，曾向苹果的一些工作人员打探消息，但大家的回答都相当标准，表示健康问题属于乔布斯的“私事”，就在这时，他意外地接到了乔布斯本人打来的电话。乔布斯一上来就劈头盖脸地说道：“我是史蒂夫·乔布斯。你觉得我是个傲慢的浑蛋，自认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我看你才是个卑鄙小人，你做出来的报道没几句是真的。”在这个相当“引人入胜”的开场白之后，乔布斯表示愿意谈论个人健康问题，但前提是诺切拉不会把信息公之于众。诺切拉尊重了乔布斯的要求，他在文章里写道，虽然乔布斯的健康问题不仅仅是“偶染微恙”，但“他的病不足以危及生命，癌症也没有复发”。乔布斯向诺切拉透露的信息比他提供给苹果董事会和股东的更多，但即便如此，他的话也不全是实情。

苹果的股价从2008年6月初的188美元开始逐渐下滑，7月底跌至156美元，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市场对乔布斯体重骤减的忧虑。雪上加霜的是，8月下旬，彭博新闻社误将事先准备好的乔布斯讣告发布到了新闻线路中，并被八卦博客网站掴客网登了出来。几天后，乔布斯现身苹果iPod新品发布会，在这场年度音乐设备发布活动上引用了马克·吐温那句著名的调侃：“关于我死亡的报道严重地夸大了事实。”但他瘦削的外形很难让人安心。到10月初，苹果的股价已跌至97美元。

那个月，环球音乐集团的道格·莫里斯原本要去苹果总部见乔布斯，而乔布斯却邀请他到自己家会面。看到病骨支离、痛苦不堪的乔布斯，莫里斯非常吃惊。莫里斯即将去参加洛杉矶希望之城国家医疗中心举办的慈善晚会。莫里斯会在这场旨在为抗击癌症筹集资金的晚会上受到表彰，他希望乔布斯也能一同前往。乔布斯一向回避慈善活动，但这次他决定前去参加，既是为了莫里斯，也是为了抗癌事业。晚会在圣莫尼卡海滩的一个大帐篷里举行，莫里斯告诉现场2000名来宾，是乔布斯让音乐行业重新焕发生机。当晚的演出嘉宾有史蒂薇·妮克丝（Stevie Nicks）、莱昂纳尔·里奇（Lionel Richie）、埃里卡·巴杜（Erykah Badu）和阿肯（Akon），表演一直持续到午夜，乔布斯被冻坏了。吉米·艾奥文给了乔布斯一件连帽运动衫穿，他整个晚上都把帽子罩在头上。莫里斯回忆说：“他病得很重，他很瘦，也很怕冷。”

《财富》的资深科技记者布伦特·施伦德准备在那年的12月离职，他策划了对乔布斯、比尔·盖茨、安迪·格鲁夫和迈克尔·戴尔的联合采访，作为自己的告别之作。组织这样的采访难度很大，但就在采访的前几天，乔布斯打电话说要退出。他告诉施伦德：“如果他们问为什么，你就说因为我浑蛋。”盖茨起初有点儿恼火，后来才了解到乔布斯当时的健康状况。盖茨说：“当然，他有一个非常非常充分的理由，他只是不想说。”在过去的11年中，乔布斯从未缺席过Mac世界大会，他会在大会期间发布重磅产品，而苹果在12月16日宣布乔布斯将不会出席次年1月的Mac世界大会——显然，他的健康问题已经相当严重。

博客圈对乔布斯健康状况的猜测层出不穷，其中许多猜测都接近事实。乔布斯气愤不已，觉得自己的隐私受到了侵犯，也对苹果没有主动帮他澄清而感到恼火。于是，2009年1月5日，他亲自撰写了一封具有误导性的公开信。他在信中称，他之所以缺席Mac世界大会，是因为他想花更多时间与家人在一起。“正如你们许多人所知，2008年，我的体重不断下降，”他补充说，“我的医疗团队已经找到原因。因为激素失调，我无法摄取足量蛋白质来维持身体健康。精密的血液测试已经证实了这一诊断。这个营养问题也比较容易治疗。”

他的公开信中有实情，但不多。胰腺分泌的胰高血糖素可以增加肝脏糖原的释放，从而提高血糖，而胰岛素的作用则刚好相反。当时，乔布斯的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肝脏，对肝脏造成了损害，他的身体正在自我吞噬，医生不得不使用药物来降低他体内胰高血糖素的水平。换言之，他确实有激素失调的问题，但这是由癌细胞扩散到肝脏导致的。对于这一事实，他不仅自己不愿意面对，还希望在公众面前否认。不幸的是，由于乔布斯是上市公司的高管，所以隐瞒个人病情会触犯相关法律。但他实在是对博客圈毫无尊重、肆意猜测的行为气愤难平，想要予以反击。

虽然公开信的语调乐观，但此时，他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每天饱受剧痛折磨。他又开始接受新一轮癌症药物治疗，而治疗的副作用非常可怕，他的皮肤开始干燥开裂。为了寻求另类治疗方案，他飞往瑞士巴塞尔，接受实验性的激素放射疗法，也曾去鹿特丹接受另一种仍在实验阶段的肽受体放射性核素疗法。

公司法务团队强烈建议乔布斯休病假，如此坚持了一周之后，他终于同意了。2009年1月14日，乔布斯又给苹果员工写了一封公开信，宣布了自己即将休病假的消息。在信的开头，乔布斯把休假的决定归咎于博客圈和媒体的窥探。他说：“不幸的是，对我个人健康的好奇心不仅让我和家人饱受困扰，也让苹果的其他人备感为难。”但随后他承认，对他的“激素失调”的治疗并不像此前所说的那样简单，“在过去的一周里，我了解到，我的健康问题比我原本想象的更加复杂”。他请库克再次接管公司的日常运营，但自己仍担任首席执行官，继续参与重大决策。他计划在6月前回到工作岗位。

乔布斯曾跟坎贝尔和莱文森讨论自己的病情。他们二人既是他的个人健康顾问，又是公司的联合首席董事。但董事会的其他成员没有得到充分的信息，股东们最初也被误导了。一些法律问题由此而生，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开始调查苹果是否向股东隐瞒了“重大信息”。如果苹果的确传播了虚假信息，或隐瞒了与公司财务前景相关的真实信息，将构成证券欺诈，这是一项重罪。由于乔布斯及其魔力与苹果的再度辉煌密不可分，因此他的健康问题似乎符合“重大信息”的标准，但相关法律问题难以界定，因为首席执行官的个人隐私权也必须得到保护。乔布斯非常重视个人隐私，但又比大多数首席执行官更能代表所在的公司。要在他身上保持二者之间的平衡尤其困难。面对这一难题，乔布斯变得非常情绪化，时而怒吼，时而大哭；如果有人建议他应该开诚布公，他就会大发雷霆。

坎贝尔很珍惜与乔布斯的友谊，他不希望因为承担信托责任而侵犯乔布斯的隐私，于是提出卸任董事一职。坎贝尔说：“我跟史蒂夫是一百万年的朋友了，所以保护他的隐私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苹果的律师团队最终决定，坎贝尔无须从董事会辞职，但需要让出联合首席董事的位置，由雅芳总裁钟彬娴接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也无果而终。虽然外界要求乔布斯公布更多信息的呼声很高，但董事会不遗余力地为他提供保护。阿尔·戈尔回忆说：“媒体希望我们透露更多个人细节，但只有史蒂夫自己才能决定是否要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透露更多隐私。他非常坚持，不希望自己的隐私受到侵犯。他的意愿应该得到尊重。”当我问戈尔，在2009年初，当乔布斯的健康问题远比股东们所知晓的情况更严重时，董事会是否应该敦促乔布斯更加坦诚一点儿，他回答说：“我们聘请了外部法律顾问，对法律要求和最佳做法开展审查，所有事情都是按规定处理的。我这么说听上去像是在维护他，但外界的批评真的让我很生气。”

有一位董事则持不同意见，他就是克莱斯勒和IBM的前首席财务官杰里·约克。虽然没有公开置评，但他曾在私下里向《华尔街日报》的记者透露，当得知公司在2008年底隐瞒了乔布斯的健康问题时，他感到“非常气愤”，“坦率地说，我真希望我当时就辞职了”。在约克于2010年过世后，《华尔街日报》把他的评论公之于众。约克还曾向《财富》提供了不希望被公开的信息，而《财富》却在2011年乔布斯第三次休病假时，把这些话刊登了出来。

苹果的一些人根本不相信那些话出自约克之口，因为他当时并没有正式提出过反对意见。但比尔·坎贝尔知道这些报道并非捕风捉影。约克曾在2009年初向他抱怨过：“杰里在深夜多喝了一点儿白葡萄酒，在凌晨两三点给我打电话说：‘他妈的，我不相信关于乔布斯健康状况的那些鬼话，我们非弄清楚不可。’我第二天早上给他打电话，他又说：‘哦，好的，没问题。’所以我敢肯定，他有时晚上喝多了，就会口无遮拦，跟记者说一些不该说的话。”

孟菲斯

在斯坦福大学医院癌症中心，乔布斯的肿瘤治疗团队的负责人是乔治·费舍尔（George Fisher），他是胃肠癌和结直肠癌研治领域的领军人物。几个月来，他一直提醒乔布斯，说他可能需要考虑进行肝移植，但乔布斯一直置若罔闻。劳伦娜很感激费舍尔三番五次地提出这种可能性，因为她知道要想让乔布斯考虑肝移植，需要对他进行反复劝说、不断催促。

2009年1月，就在乔布斯声称自己的“激素失调”问题不难治疗之后，他终于被说服了。然而这时，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出现了。他加入了加州肝移植的等候名单，但以他当时的身体状况，明显难以支撑到手术：一方面，跟他血型相匹配的捐献者数量很少；另一方面，根据政策制定机构器官共享联合网络的肝移植衡量标准，肝硬化和肝炎患者要比癌症患者的优先权更高。

根据相关法律，任何患者都不得插队，即使像乔布斯这样的有钱人也不例外，而他也并没有插队。器官受捐者的先后顺序主要取决于两个指标，一是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Model for End-Stage Liver Disease）的评分结果，这个模型会通过实验室的激素水平测试来确定移植需求的紧迫性，二是患者已经等待的时长。每一例捐献都受到严格审核，可在公开网站（optn.transplant.hrsa.gov/）上查阅数据，患者也可以随时查看自己在等候名单上的状态。

劳伦娜成了各大器官捐献网站的活跃用户，每天晚上查看等候名单上的人数、每个人的评分和已经等待的时长。她回忆说：“我自己就可以算出来。等他在加州排到肝脏，肯定早就过了6月，但医生认为他的肝脏最多只能支撑到4月左右。”于是她开始四处咨询，发现同一个患者可以同时在两个不同的州排队等候器官移植，但只有约3%的等待移植的患者会这样做。这种多重排队的操作不存在政策限制。虽然批评者说这种操作更加有利于富人，但具体实施起来也有一定难度。主要要求有两个：第一，准备接受移植的患者必须能够在8小时内到达选定的医院，乔布斯有私人飞机，所以可以做到；第二，选定医院的医生必须亲自对患者进行评估，才能最终决定是否把患者列入等候名单。

经常担任苹果外部法律顾问的旧金山律师乔治·莱利是田纳西人，很有爱心，也很绅士，跟乔布斯关系亲近。莱利的父母都曾是孟菲斯卫理公会大学医院的医生，他也是在这家医院出生的。乔治·莱利跟医院移植研究所的负责人詹姆斯·伊森（James Eason）是好友。伊森主管的移植研究所是全美最顶尖、患者最多的机构；仅2008年一年，他和团队就做了121例肝移植手术。他并不介意在其他州排队的人在孟菲斯重复排队。他说：“这不是在钻系统的空子，患者可以自由选择在哪里接受医疗服务。有些人会从田纳西跑去加州或其他地方接受治疗。现在也有人从加州来到我们这里接受治疗。”于是，伊森在莱利的安排下飞往帕洛阿尔托，对乔布斯进行了必要的诊断。

2009年2月底，乔布斯被加入田纳西的器官移植等候名单（同时继续在加州排队），焦急的等待开始了。3月的第一周，他的病情迅速恶化，而等待时间预计还有21天。劳伦娜回忆说：“我们当时都特别着急，担心得要命，眼看着就来不及了。”每一天都是深深的煎熬。3月中旬，乔布斯终于在名单中升至第三位，然后是第二，最后终于来到第一位。但是，日子一天天过去，需要的脏器却没有等来。不过，还有一个说来残酷的机会：即将到来的圣帕特里克节和美国大学篮球联盟锦标赛“疯狂三月”（孟菲斯队参加了2009年锦标赛，并成为分赛场）等活动增加了捐献者出现的可能性，因为喝酒会导致车祸数量的激增。

2009年3月21日的那个周末，不幸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在车祸中丧生，他的器官将被捐献。乔布斯和劳伦娜立即飞往孟菲斯，在凌晨4点前抵达，与伊森会合。一辆汽车在停机坪上等候，一切安排就绪，他们在赶往医院的途中就已经完成入院手续。

移植手术非常成功，但还不能完全令人放心。医生取出乔布斯的肝脏后，在包裹内脏器官的腹膜上发现了斑点。此外，他的整个肝脏到处都有肿瘤，这意味着癌症很可能已经扩散到其他部位。显然，癌细胞已经迅速变异和成长。医疗团队采集了样本，进一步做了基因图谱分析。

几天后，他们需要进行另外一项手术。但这次，乔布斯坚决拒绝在麻醉前把胃排空，结果在注射镇静剂后，他把胃里的一些食物吸进了肺里，造成了肺炎。当时医生认为他可能过不了这一关。乔布斯后来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我差点儿就死了，因为他们在这个常规手术中失手了。劳伦娜在医院陪着我，孩子们也都乘飞机赶过来，因为他们以为我那天晚上就挺不过去了。当时，里德和他的舅舅正在参观大学，我们派了一架私人飞机到达特茅斯附近接他，把情况告诉了他们。另一架飞机去接来了我的女儿们。他们觉得这可能是孩子们见我最后一面的机会了。但我挺了过来。

劳伦娜紧盯着整个治疗过程。她一整天都待在病房里，警惕地看着每台监视器。艾夫回忆说：“劳伦娜就像一只美丽的老虎在守护着他。”乔布斯刚刚可以接待访客，艾夫就赶过来了。劳伦娜的母亲和三个兄弟在不同时段轮流过来陪她。乔布斯的妹妹莫娜·辛普森也不离左右。乔布斯只允许两个人代替劳伦娜在床边照顾他，一个是莫娜，另一个是乔治·莱利。乔布斯后来说：“劳伦娜的家人帮助我们照顾孩子——她的妈妈和兄弟们都很好。我当时非常虚弱，也不配合。但这样的经历把我们紧密地联结在了一起。”

劳伦娜每天早上7点来到病房，收集相关数据，并把数据录入电子表格。她回忆说：“因为要同时进行多项监测，所以数据整理起来非常复杂。”詹姆斯·伊森和他的医疗团队在上午9点到达。劳伦娜会跟他们一起开会，协调乔布斯治疗的方方面面。晚上9点，在她离开医院之前，她会将所有生命体征和其他监测数值的变化趋势整理成一份报告，并想好若干问题，等第二天再向医疗团队问询。她回忆说：“只有让大脑专注在这些事情上，我才不会胡思乱想。”

伊森全面负责乔布斯的医疗护理，这一点在斯坦福大学医院就没有人能做到。因为伊森是机构负责人，所以他可以协调移植恢复、癌症检测、疼痛治疗、营养、康复和护理等各个方面。他甚至会顺便在便利店帮乔布斯买他喜欢的功能饮料。

在护理人员当中，乔布斯最喜欢两名来自密西西比小镇的护士。她们是踏实可靠的家庭妇女，也不怕乔布斯。伊森安排她们两个专门负责乔布斯的护理。库克回忆说：“要管好史蒂夫，就必须得非常坚定。有些事虽然是为了他好，但做起来并不愉快，伊森就很有办法强迫史蒂夫配合，这一点换作其任何他人都做不到。”

虽然乔布斯周围的人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但他有时还是几近癫狂。他因为对事情失去掌控而气恼，有时会产生幻觉或大发脾气。即便在几乎失去知觉的时候，他强烈的个性也会表现出来。有一次，肺科医生想要给已经深度麻醉的乔布斯戴上面罩，乔布斯却把面罩一把扯下，嘟囔着说讨厌面罩的设计，就是不愿意戴。他都快说不出话了，却还是命令医生拿来了5种面罩，让他选一个喜欢的设计。医生们都不解地看着劳伦娜。劳伦娜只能想办法分散他的注意力，医生们这才给他戴上面罩。他也讨厌夹在手指上的血氧饱和度监测仪，抱怨仪器太丑太复杂，还向医生提出了各种简化设计的方法。劳伦娜回忆说：“他非常在意环境和周围物体的每一个细微差别，所以才耗尽力气。”

有一天，他的意识时而清醒，时而模糊。劳伦娜的好友凯瑟琳·史密斯前来探望。她和乔布斯的关系算不上太好，但劳伦娜还是坚持让她来医院看看他。乔布斯示意她拿着纸和笔来到床边，然后在纸上写道：“我想要我的iPhone。”凯瑟琳从床边柜上取下手机，拿给了他。他抓着她的手，向她示范如何“滑动解锁”，还让她玩儿一下手机上的菜单。

当时，乔布斯与女儿丽萨的关系已经破裂。丽萨从哈佛毕业，搬到了纽约，平时很少与父亲联络。但这期间她两次飞到孟菲斯探望乔布斯，让他非常感动。他回忆说：“她能这样做，我感到特别欣慰。”可惜他当时并没有告诉她自己的这种感受。乔布斯身边许多人都发现，丽萨有时会像她的父亲一样难相处，但劳伦娜还是欢迎她的到来，努力让她融入。她希望父女二人能重修于好。

随着病情好转，乔布斯强势好斗的天性又恢复了。他的胆管还在，性格依然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凯瑟琳回忆说：“身体开始康复之后，他对身边人的感激之情很快就消失了，马上进入暴脾气和控制狂的模式。我们之前还在想，经历了生死考验之后，他会不会变得友善柔和一点儿？结果并没有。”

他对食物依然极其挑剔，而这种饮食习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成问题。他只吃水果冰沙，而且会要求把七八种水果冰沙排成一排，供他选择。他会把勺子放在嘴边轻轻一尝，然后宣布：“这个不好吃，那个也很难吃。”最后，伊森不得不教训他：“你要知道，现在不是好吃不好吃的问题。不要再把这些东西当成食物了，你就把它们当成药吃。”

每当有苹果的同事前来探望，乔布斯就会精神振奋。库克会经常过来向他汇报新产品的进展情况。库克说：“能看得出来，每次谈到苹果，他就会神采飞扬，就像一盏灯被点亮了一样。”乔布斯深深地爱着苹果，他活着似乎就是为了重返苹果。有关产品的一切细节都会让他充满能量。当库克向他描述一个新的iPhone型号时，乔布斯不仅跟他讨论了新型号的名称——他们决定叫iPhone 3GS——还讨论了“GS”的大小和字体，例如字母是否应该大写（是的）、是否要用斜体（不用）等，足足聊了一个小时。

有一天，莱利为乔布斯安排了一场参观太阳工作室的惊喜之旅。这个红砖建筑是摇滚乐的神殿，包括猫王、约翰尼·卡什和比比·金在内的众多摇滚乐先锋都在这里录制过作品。他们特别选择在非营业时间前往。一名年轻的工作人员带领他们参观，向他们介绍了工作室的历史。他还和乔布斯一起坐在杰瑞·李·刘易斯（Jerry Lee Lewis）用过的一条满是烟头烫痕的长椅上。乔布斯可以说是当时音乐产业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但因为他过于消瘦，那个年轻人并没有认出他。在他们准备离开时，乔布斯对莱利说：“那个小孩儿还挺聪明的。可以把他招进iTunes团队。”于是莱利打电话给埃迪·库伊，库伊随后就安排了这个男孩儿飞到加州面试。最后，苹果聘用他参与打造iTunes商店早期的R&B和摇滚乐曲库。当莱利再次去太阳工作室看朋友们时，他们说，这件事证明，一如他们的口号所说：在太阳工作室，你的梦想仍然可以实现。

归来

2009年5月底，乔布斯与妻子和妹妹乘坐私人飞机从孟菲斯回到家中。库克和艾夫在圣何塞机场迎接他们。飞机一落地，他们就立即冲进机舱。库克回忆说：“你可以从他的眼神里看到归来的兴奋之情。他浑身充满斗志，摩拳擦掌，蓄势待发。”劳伦娜拿出一瓶气泡苹果酒，向她丈夫敬酒，每个人都高兴地相互拥抱。

但从机场开车到乔布斯家的一路上，艾夫的情绪非常低落。他跟乔布斯说，在乔布斯离开的这段时间，很多事情都难以推动，公司运营困难重重。他还抱怨媒体报道说苹果的创新都依仗于乔布斯，如果乔布斯不回来，创新就难以为继。艾夫说：“我真的很受伤。”他说自己“备受打击”，没有人看到他的价值。

回到帕洛阿尔托后，乔布斯同样陷于消沉，因为他开始意识到：苹果并不是没他不行。这让他怅然若失。在他离开期间，苹果的股票表现良好。2009年1月，在他宣布开始休病假时，苹果股价是82美元，到了5月底他回归之时，已经涨到140美元。乔布斯休假后不久，库克在一次与分析师的电话会议上，一改往日平和的风格，激昂地宣称，即使乔布斯不在，苹果也会继续飞速发展：

我们坚信，我们在地球上存在的目的就是制造伟大的产品，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我们持续专注于创新。我们崇尚简约，而不是复杂。我们坚信，我们需要拥有和控制产品背后的主要技术，并且只进入那些我们能够做出重大贡献的市场。我们坚信，我们需要对数以千计的项目说不，这样才能专注于对我们真正重要和有意义的少数项目。我们高度重视团队间的深度合作和相互启发，这是我们能够在创新方面独树一帜的原因。我真心觉得，公司的所有团队都致力于追求卓越，而且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敢于承认错误，勇于做出改变。我认为，无论是谁，无论在哪种岗位上，这些价值观已经深深地扎根于公司的每个角落，正因如此，苹果才能一如既往地强劲发展。

这听起来像是乔布斯会说的话（他也确实说过类似的话），但媒体将其称为“库克宣言”。这让乔布斯有点儿恼火，也非常沮丧，尤其是最后一句话。这句话可能是事实，他不知道该为此感到骄傲还是难过。还有传言说他可能将要让出首席执行官一职，退居二线做董事长。凡此种种，反而使他更有动力克服疼痛，下床活动。他开始重新进行长距离散步，以此来恢复体力。

乔布斯回家几天后，公司安排了一次董事会会议。让大家没想到的是，乔布斯竟然也出现在会议现场。他缓缓地走进会议室，几乎全程列席会议。6月初，他每天都在家里举行高层会议，到了月底，他就开始回到公司上班了。

直面过死亡的他，变得更加平和圆熟了吗？同事们很快就得到了答案。回来的第一天，他就接二连三地对高层团队发脾气。他把自己6个月没见的同事骂了个狗血淋头，否决了一些营销方案，又痛斥了几个他认为工作不力的人。但这些并不能说明什么，真正能代表他内心感受的是他当天傍晚对几个朋友说的话：“我今天回来上班，实在是太开心了。我感觉自己充满了无尽的创造力，整个团队也是如此。”库克对这一切都泰然处之，库克后来说：“我从未见过史蒂夫在表达观点或激情时会有所保留，但这样很好。”

朋友们都注意到，乔布斯的个性依然如故：火暴狂躁、反复无常。在休养期间，他购买了康卡斯特公司的高清有线电视服务。有一天，他给康卡斯特公司的老板布莱恩·罗伯茨（Brian Roberts）打了个电话。罗伯茨回忆说：“我以为他打电话来是为了夸赞我们的服务，没想到他却跟我说‘服务烂透了’。”不过，赫兹菲尔德注意到，虽然乔布斯的暴脾气一如既往，但他变得更加正直了：“以前，如果你让史蒂夫帮个忙，他可能偏要反着干，这个人就是这么变态。现在，他是真的会尽自己所能提供帮助。”

乔布斯于9月9日公开复出，苹果每年秋季定期举行的音乐播放器发布会在这一天举办。乔布斯一登台，观众就起立热情鼓掌，持续了将近一分钟。他的开场白与以往不同，先是提到了一个非常私人的经历，说自己接受了别人捐献的肝脏。“如果没有这样的慷慨捐献，我今天就不可能站在这里。所以我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如此慷慨，选择做一个器官捐献者。”在一阵欢呼之后，他接着说：“现在，我已经下了病床，并回到苹果。我无比享受在苹果的每一天。”随后，他揭幕了新的iPod Nano产品系列，这款iPod带有视频摄像头，外壳为阳极氧化铝材质，并且有9种颜色可供选择。

2010年初，乔布斯已经恢复了大部分体力，重新全情投入工作，而这一年将成为他和苹果极富成效的一年。自在苹果启动“数字生活中枢”战略以来，他已经连续击出了iPod和iPhone两支全垒打。现在，他将挥动球棒，再次出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