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瓦那 Havana

我突然意识到，时空是不均匀地分布在这个世界上的，在不同的纬度，时间流动的速度并不相同。当我们借助工具在不同经纬度跳跃的时候，也就确然拥有了穿越的办法。

从哈瓦那机场一出来我就蒙了。

我是说，我已经做了一些有关这个国家的功课，知道它是社会主义国家，上网很不方便，城里几乎没有物美价廉的酒店，在爱彼迎上订房时，需要填写“你是哪国人”“为什么来古巴”“是不是美国人”“待多久”“来古巴是否为了援助社会主义建设”这样的问题。这些细节足以让一个中国游客对这个遥远陌生却又在某种程度上有些亲切的国度产生几分疑虑，甚至是一些不安全感，因而做足了心理准备。然而从机场出来时，我还是傻眼了。这是一个国家首都的机场，看上去却同我去过的那些第三世界国家叫不上名字的城市的机场差不多破落。商店的店铺招牌脱落，墙纸斑驳，哪儿都是坏的，无人维修，公共设施形同虚设……

按照每一次降落陌生地的经验，我照例先找ATM机取钱，再找地方办手机网络，然后找合适的交通工具，前往城区订好的住宿处。机场只有两台ATM机，取钱需要填写烦琐的表格，因此有工作人员专门在一旁服务。在取钱这一关我侥幸吃到了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红利，可以用银联卡直接取现。一旁，美国人已经排起了长队，在他们的注视下，我很快取好了钱，接着打听哪里可以买到上网卡。在一个网络不通的国度，网络变得更加重要。

在古巴，你没法购买一张可以直接上网的手机卡，想要上网，就必须先在当地购买一种名片大小的上网卡，刮开上面的用户名和密码，再到有Wi-Fi热点的地方，通过用户名和密码接入网络。一张上网卡可以上两小时网，2至5美元不等——售价如何全凭运气。

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我来到了机场对面的办公楼——那实际就是一排平房——去找专门售卖网卡的办公室。整个过程神秘得像是我要去买海洛因，或者枪支军火之类的玩意儿。正在我晕头转向的时候，一位热情揽活的小哥问我要不要出租车。

“不要，”我说，“我要网卡。”语气强硬。

“啊，网卡，我知道在哪里买。”他仿佛丝毫不介意我不搭他的车这事儿。我犹豫了一下，然后默许了他的热情，跟在了他的后头。

绕了几圈后，我们终于找到了那间传说中的办公室。他进去帮我打听了一下，然后建议我不要在那里买网卡，因为城区更加便宜。嘿，我心想，这人还挺实在。我就是这么掉入了销售陷阱。“好吧，既然这样，你的车在哪儿？”我问。

跟在小哥屁股后头往停车场走的路上，我心里仍然隐隐担忧，这揽客方式也太像黑车了。我已经开始后悔了，为什么我不能谢绝他的好意，自己去找那间办公室？当我们走到他停在停车场的刷着出租车公司标准油漆的车辆旁，我心里的石头才落下来，紧接着，他又让我提心吊胆起来：“稍等片刻，钥匙在我父亲那里。”

啥玩意儿？我又开始嘀咕了，这到底是不是正经出租车啊？很快我就会认识到，在古巴，你得把正经这个词从脑子里提溜起来，有多远扔多远。

过了一会儿，一个胖乎乎的黑人捏着钥匙走过来，朝我点了一下头，然后打开车门，坐上司机的位置，他儿子坐上副驾驶的位置，见我站着不动，才补充道：“我们是家庭生意。”我满腹疑云，但还是坐在了后排。等车驶出机场，仍惴惴不安。小哥说，他父亲不会说英语，所以才需要他陪同。假如乘客有四个人呢？副驾驶谁坐？我心里想。接下来，这对父子开始了西班牙语的家庭式闲聊，不再关注我。他父亲打开了车上的音响，欢快的雷鬼乐充满狭窄的车厢，他父亲一边开车一边随着音乐摇摆起来，直到这一刻我才突然安定下来。不安全感消失了。会听雷鬼乐的人应该不坏吧？我心想。

出租车载着我一路向市区前进。出机场后的一长段路都是荒郊野岭，路修得并不好。我们路过了公路旁的农场和简陋的民房，色彩饶是鲜艳，但满眼仍是贫穷。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汽车驶入哈瓦那老城才好转起来。

路过革命广场的时候，我看见正中央17米高的何塞·马蒂大理石雕像庄严肃穆地伫立在那里，这是古巴最著名的革命领袖和诗人，哈瓦那机场也以他的名字命名。雕像后面是142米高的瞭望塔，这是哈瓦那最高的建筑。广场南侧是古巴最高权力机构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劳尔·卡斯特罗办公的地方。北侧是古巴内务部和古巴通信部。内务部的外墙上有巨大的切·格瓦拉像，以及切·格瓦拉的名言“永远走向胜利”(Hasta La Victoria Siempre)。通信部墙上的头像是另一位革命司令卡米罗，他与卡斯特罗当年共同领导了古巴革命并取得了胜利。

这一幕让我立刻进入时间回旋中，自此之后，我在哈瓦那的几天都像一个找到了时间穿越方法的幽魂，在另一个地理空间上回到上世纪90年代甚至是我未出生的80年代的中国。

1953年7月26日，以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劳尔·卡斯特罗为首的约160名革命者，攻入了圣地亚哥的蒙卡达兵营和巴亚莫兵营，打响了古巴革命的第一枪。1959年1月1日，起义军进入哈瓦那。次日，宣布成立革命政府。两年后，美国与其断交，并开始对其实行长达五十多年的经济、贸易和金融封锁。这是我们可以在官方资料中看到的古巴历史。可当它以生活的样貌真正出现在你眼前时，你仍感到震惊万分，发现自己从未理解这些话的意思。

我住在老城区中心的一间家庭式经营的民宿里，下楼一转弯就可以来到哈瓦那大教堂。当车子在老城区中心的石板小路上摇摇晃晃地驶过时，眼前充满活力和历史的缤纷色彩的旧城让我惊艳万分，得等到下车步入那栋无论在照片上看，还是真实外表都充满古巴风情的典型古旧建筑之后，才会通过房子暴露在外的红砖、四挂的电线、陈旧的家具，发现它的内里是如此窘迫。我在老城晃荡一圈之后，目之所见，无不如此。那些壮观的建筑内部，几乎是以废墟的面目呈现，楼梯崩塌，壁断垣残，它们就那样触目惊心地存在着，无力也不在意似的展现自己的颓败。

我在一家曲径通幽的家庭小窗口买到了上网卡，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回到自己的房间，想要和文明世界取得联系。一等到连上网，我就开始疯狂搜索，试图搞清楚这个国家为何如此神秘。维基百科说，1996年开始，古巴通过卫星信号提供网络宽带服务。在这之前，任何试图扩大古巴互联网连接的举动，都需得到美国财政部的许可。由于卫星接入昂贵而缓慢，且政府态度谨慎，长期以来互联网发展极慢。现在，古巴的互联网连接率排美洲最末，约16%的古巴人使用网络，其中多数都只能在指定的单位、学校或青年计算机俱乐部上国内的局域网，仅有2.9％的古巴人能在国内不受限制地浏览世界各地的网页。为了提高网速，委内瑞拉、古巴和牙买加三国还合建了一条海底光缆。

当我走出房间，同这个家庭民宿经营者的侄子闲聊时，我忍不住抱怨：“为什么你们这里上网这么困难？没有互联网你不觉得特别麻烦吗？”他说：“你知道，是因为美国。”那句话中包含了某种客观的正义性和并不在乎的乐观，仿佛他们从来都是这样，早已习惯。他是家庭中唯一会讲英语的人，因此负责接单和与客人沟通。此外，我只见到过一次家庭的主人，那是一位年长的女性，戴着眼镜，白人，平时客厅就是她的办公区。见到最多的人，是负责清理打扫和准备餐食的黑人女佣，她只会说西班牙语，喜欢抽当地最土最便宜的那种没有滤嘴的烟。她每天勤奋地很早起床，然后活力满满地开始一天的工作。有一天，我找她借了一根烟，我们一起在阳台抽了一根烟，那时候我突然体会到存在于古巴人身上的那种天然的快乐。这种快乐是街对面粗糙的酒吧用劣质音响播放的震耳欲聋的牙买加音乐，是街头巷尾倚靠在自己闪亮的老爷车旁身着廉价而亮眼的西装冲相机镜头露出两排牙齿的司机，是每一间没有菜单的酒吧里都有的自由古巴和莫吉托，也是那些不解地拉着一堆又一堆的游客去远离城区一小时车程的海明威故居的向导在一旁等候的耐心。当我开始找到这种快乐之后，我不再购买上网卡。

物资紧缺的古巴至今还实行着配给制的经济原则，因此，在老城区里，你能看见记忆中熟悉的景象：人们在布店、食品店、商店门口排着长队，手里捏着各种票券，等候商铺开门，购买日常所需用品。而所有的店铺依然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商店的样貌：稀少而简朴的货物放在玻璃柜台内，或是后排的货架上，需要向营业员指出要哪样东西，它才会被从货架上取下，放在你和营业员之间的柜台上。几乎没有什么快餐店，倒是有类似美食广场那样的综合食品店铺，走入后，既有卖汉堡、肉类简餐的柜台，亦有卖各种生肉熟食的外带柜台；而在排着长队的那个狭小的地方，会有一个店员从一个大桶内取出一袋一袋的牛奶，与居民手中的奶票交换。

是的，在这里，即便有钱你也买不到太多东西。而我居然在一家小小的杂货店买到了棉条，实在超出了我的期望。虽然只有独独那一种品类，已令我足够惊喜。看样子那包棉条并不是当地居民会购买的东西，因为包装上蒙满了灰尘，似乎放置已久，无人问津，好像写着资本主义四个大字。城区最高级的服装店是一间橱窗里展示着各种棉质的纯白衬衣和裙子的店铺，走进去之后，目之所及所有的衣服都是白色棉布制成，像是供应给最上流的顾客。讽刺的是，服装店的旁边就是一家小小的纺织厂房，透过窗户，能看到穿着纺织工服的各种肤色的男工和女工坐在缝纫机前，专心地踩着机器。这一幕实在太过荒诞。更荒诞的事情是，从南美一路北上到达古巴的我，在巴西、秘鲁和智利都几乎见不到什么中国游客，在古巴却见到乌泱乌泱的中国人，有些是美国上学过来玩的学生，还有很多则是从国内专程飞来。这让我怀疑自己是否应该在填写来古巴的理由时，选择“帮助支援社会主义建设”那一项。

游客最多的地方并非哈瓦那大教堂、圣弗朗西斯科广场或是博物馆——所有这些公共建筑无一例外地破败，博物馆更是一个完全的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的人物崇拜资料展示中心，没有任何艺术作品，因此游客们全部集中到了这个国家和城市另一个最有名的人物的相关遗迹之处：海明威最爱去的酒馆、海明威住过的酒店房间、海明威的旧居、海明威第二爱去的酒馆……

海明威最爱去的五分钱小酒馆，如今每晚人满为患。人们挤在窄小的一楼吧台，酒保飞速调制着一杯又一杯莫吉托，一个人就是一条流水线，乐队不得不和酒客们分享一块热闹的空气。我在这里遇到一个来自波士顿的古巴白人，她幼年随父母搬到美国，但亲戚们还留在这里，于是不得不常回家看看。她带着厌恶却又无法抽离的口吻谈论着家乡和美国，那种浑身无法掩饰的优越感，令我猜测她应当是在金融界工作，喝完一杯莫吉托后，她快速离开了这个地方，像是完成一项不得不履行的义务，好了，现在她得回家应付那些扫把星亲戚了。

乐队的成员在演奏休憩时发现我来自中国，其中一位神秘地掏出手机，跟我说：“我是一个从来不和别人合影的人，这辈子只合过一次影。”他打开一张照片，展示在我面前，我还没有发出任何惊奇之声，身旁的一位法国哥们儿先喷了。“你也认识他？！”我问。“当然了，天下何人不识君。”他说。那是一张乐队所有成员簇拥着我们国家领导人的照片。事后我找出新闻确认了这张照片的真实性，不得不迷失于六度人际关系理论的一次奇妙的验证中。

一年前，古巴终于有了第一家五星级酒店，在哈瓦那市中心一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物质遗产的古老建筑内。隶属凯宾斯基集团，名为曼扎纳大饭店。这也是古巴的首座欧洲风格的建筑，后来被改成国营百货商店和电影院。为了将其改造成酒店，凯宾斯基连锁酒店公司花了好几年时间修复这座建筑的破损部位。这一切都是古巴现任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对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放宽限制的结果，因为2016年古巴的国内生产总值出现了二十年来的首次下滑。另一方面，古巴也希望借助经济改革来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但紧接着，特朗普就颁布了一项禁止美国公民前往古巴旅游的禁令。从美国到哈瓦那没有普通的民用航班，但有航班往返加拿大，以及西班牙、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中国出发，需要先飞到墨西哥，再从墨西哥城或坎昆转机。

由于没有私营经济，在古巴的大部分餐厅吃饭，你没法使用信用卡，吃饭就变得有些麻烦。和民宿的女佣熟络起来之后，我偶尔会借用他们的厨房给自己弄顿吃的。材料也统统是蹭的，煎一块肉，煮一杯咖啡。哈瓦那谈不上有什么美食，这里虽然靠海，可物产实在匮乏。

有一天，我去城里最好的一家餐厅吃饭，司机将我放下时，我差点以为下错了地点。餐厅在那栋建筑的第三层，一层二层均是空荡荡的鬼楼，我反复确认才被告知还要继续往上。餐厅最著名的菜肴是红烧牛尾，味道的确不差。可他们甚至拿不出成套的餐具：每个酒杯都不一样，高高低低地摆在餐台上，有一些看着像是很久没有用过。我像是从未来穿越回来的陌生人，在餐厅的长廊中缓步，手拂过之处，墙土会如齑粉脱落，打一个响指，眼下的一切将灰飞烟灭。我突然意识到，时空是不均匀地分布在这个世界上的，在不同的纬度，时间流动的速度并不相同。当我们借助工具在不同经纬度跳跃的时候，也就确然拥有了穿越的办法。

离开古巴前的一天，我去老城区对岸的海边看炮塔城堡。回来的时候，路过海边，司机将我放下，这本不包含在他的义务导览范围内，但我明白他将我放下的意图，那是我见过最美的海洋的颜色，加勒比海蓝。

2018/11/8，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