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里,我们总是祈祷。这毫无意义。每天清晨,我们在本班教室里读上一会儿《圣经》,集会时再读一会儿。那当儿,校长的嘴虔诚地对着扩音器;大礼堂内淡绿色一片,好似医院;一排排崭新的座椅中发出低语和窸窸窣窣的声响。祈祷过后是每日例行的关于“捡起口香糖包装纸”的布道——这是个人人梳着鸭尾巴发式的年代,到处有人嚼口香糖。

有一次,拉丁文教师用一种惊骇的声调说:“别把考勤卡放在那里!不准放在《圣经》上!”

我在祈祷时,有时在拉丁文课上,往往会这么想:如果天堂是个比人间更值得青睐的妙处,那么谋杀一个好人为什么是一件坏事?你这不是帮了他们一把吗?——反正他们迟早都要去那里的。只有谋杀坏人才是一件坏事,因为,反正他们是上不了天堂的。不过,如果他们足够坏的话,被人杀死也是罪有应得。所以,各方面考虑下来,无论杀好人还是杀坏人都是好事一桩:杀好人是成人之美,杀坏人是行使正义。

从家里去学校的路上,经过天花板上缀满了湿纸团的湾景电影院时,经过光线黝黯的克莱斯格时——那里铺着木头地板,有染色羽毛制成的胸针,为了展览需要,镀金画框里镶着十年前电影明星的色泽晦暗的相片。传说中,你只要学年成绩不合格,或是在后排的座位上重重跌下来,就得上这儿来工作——我对我的朋友S说了这些想法,只说了一部分。那时我们还穿着铅笔裙,短外套,棉绒芭蕾舞鞋——这种鞋子穿过几次后,足弓处就会瘪下去。

让我感兴趣的是那些合乎正义的谋杀,以及会进行这类谋杀的人。对这个,我颇有些看法:哪怕在高中教师的队伍中,你也能分辨出谁会袖手旁观,谁会兴致勃勃,谁会说“这么做最好不过”。在我看来,已经不需要宗教了。

我的朋友S加入了一神教,他们的歌声难以入耳,观点却很和善。圣诞期间,她家的圣诞树是按一个主题装扮的:要不就全是蓝色薄纱,要不就挂满银色小球,不像其他人家那样五色杂陈。

S对谋杀理论进行了一番思索,但是为时不久。她觉得我是在开玩笑。

时不时地,她会说:“上帝就是人们心中的善。”

“就好像牛奶中的维他命?”我会这么问,“那么,要是大家都死了,上帝也就不复存在了?”

“对啊,”她会说,“我不清楚。我要抽根烟。别让我晕头转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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