茂丘西奥

1

卡尔维诺在美国曼荷莲学院做讲座。

卡尔维诺于1980年搬到罗马马尔齐奥广场的一栋公寓居住,这是公寓楼顶的露台花园。

1980年,卡尔维诺举家迁往罗马,住在马尔齐奥广场的一栋二层公寓中,距离万神殿和众议院大厦几步之遥。他母亲于1978年去世,享年92岁。梅里迪纳别墅被出售,他父母的科学收藏品都捐赠给了圣雷莫图书馆。1973年,卡尔维诺在洛卡马勒的松林中建造的别墅已经完工,此处住所位于格罗塞托市佩斯卡亚堡附近,之后每个夏天卡尔维诺都到此居住,成为最终回国定居的序曲。于卡尔维诺而言,此处也是一处“别处”,是隐藏在林深叶茂中的岛屿。往来的朋友不多,其中经常到访的有彼得罗·西塔提与卡罗·弗鲁泰罗。

[……]我对罗马的所感所想尽在我的新书《帕洛马尔》中。[……]此外,罗马与意大利乃至世界绝大部分地区一样,普遍受控于神经衰弱,是一个充满不必要的麻烦和各种含糊不清的地方,是一个人人争先恐后发表观点与评判,却没人知道沉默的艺术要比言说的艺术更难的地方。(1984g)

伊塔洛·卡尔维诺与他的母亲。

卡尔维诺在位于洛卡马勒家中的书房里。

卡尔维诺与妻女在罗马马尔齐奥广场家中的阳台上。

宽敞的书房中收藏着福斯托·梅洛蒂的雕塑和斯坦伯格的画作,卡尔维诺将要写作或装订的书稿放在三张桌子上,他带着自嘲式的自豪向朋友们宣告等待他去完成的事业是多么庞大与复杂——仿佛在1979年出版的《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获得了出人意料的巨大成功之后,他只能考虑创作一本由许多书组成的超级书。楼上,一个大房间的落地窗通往一个百花争艳的露台,茉莉花、络石藤、蓝花丹的藤蔓层层叠叠,玫瑰花与栀子花的花盆挤挤挨挨,九重葛的红色瀑布流向旁边的屋顶平台,从那里可以俯瞰整个罗马的古城区。

卡尔维诺似乎只在细微末节的精神探索中,在对日常生活中的动物、物体、事物的外观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中寻求慰藉。壁虎陪他度过了无数个夜晚。

与往年夏天一样,壁虎又来到露台上了。有一个绝妙的观察点,可以让帕洛马尔先生观察到壁虎和绿蜥蜴的腹部。帕洛马尔先生的客厅里有一个橱窗式的窗户,朝向阳台,橱窗的每一层都摆放着一系列新艺术运动风格的花瓶。晚上,一只七十五瓦的灯泡照亮了橱窗;攀缘在露台墙上的蓝花丹将天蓝色的花枝搭在橱窗外面的玻璃上。每天晚上,只要开灯,栖息在蓝花丹枝叶下面的壁虎,便会爬到被灯泡照得亮堂堂的玻璃上,像阳光下的蜥蜴一样一动不动。灯光也吸引了很多小飞虫,一旦这些飞虫进入壁虎的捕食范围,它们就会被壁虎一口吞掉。

帕洛马尔先生与夫人每天晚上都会把他们的单人沙发椅从电视机前搬到窗户边;他们从房间里面凝视着夜幕下这只爬行动物的白色轮廓。究竟是看电视呢,还是看壁虎,他们有时也会迟疑不决,因为电视和壁虎都能提供另一方所不能提供的信息:电视节目汇集了来自全球的内容,给人带来异彩纷呈的光波视觉冲击;而壁虎则纹丝不动,全神贯注,代表了隐藏的一面,即眼睛所见的那一面的反面。

卡尔维诺在罗马家中顶楼的会客室。

“我的家是我妻子的杰作。我不会给一个家打上我的烙印。而我妻子有表达自己的天赋,她可以让一个家成为她的或者只是她的家,不受特定时期和文化的千篇一律的陈词滥调的影响。我非常喜欢住在一个令人心情愉悦的家里,但我自己却没有能力让它变成这样。”(1980a)

埃丝特·辛格多年收藏的非洲面具和其他具有异域风情的物品。

藏书室以及其中的部分藏品。

《帕洛马尔》(1983年)的护封,插图为阿尔布雷特·丢勒的画作《画家画卧妇》。

2

“帕洛马尔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也许因为他在词语滥用的环境中生活的时间太久,他拦截了所有代码之外的信号,编织了无声的对话,试图构建一种道德,可以让他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沉默。但是,他真的能摆脱浸润了他自身内部和外部的语言世界吗?”(1983f)

最为特别的是壁虎的四足,脚趾柔软。还有脚趾肚,犹如人的手。趾端的小吸盘可以让它牢牢扒在玻璃上。五趾张开就像幼儿画中的小花瓣,它爬行时,五趾收拢起来如同一朵闭合的花朵,然后再张开压在玻璃上,留下犹如指纹的细小条纹。它的四足纤巧而有力,仿佛潜藏着智慧,只要它们能摆脱黏附在垂直表面的任务,就能获得人类双手的能力。据说,人类双手就是在摆脱了挂在树枝上或扒在地面上的任务之后,变得如此灵巧。

它的四肢弯曲着,胜过任何人的膝盖和手肘,轻盈地支撑着整个躯体。它的尾巴贴在玻璃上,犹如一条中心轴,那些环形条纹沿着中心轴将尾巴一道又一道地缠绕起来,使尾巴变成一件坚固且防御性极佳的工具。尾巴大部分时间都看似懒散懈怠,反应迟钝,仿佛除了辅助支撑功能之外没有任何才能或雄心(不像蜥蜴的尾巴那般灵活,犹如龙飞凤舞的书法)。但是必要的时候,它也会有反应,并且十分灵活,也极具表现力。

卡尔维诺在罗马家中的露台上。

卡尔维诺夫妇在巴黎盖内戈路的一家古玩店里。

在它的头部可以看到那强健有力且不停振动的喉咙,还可以看到头部两侧那突起的没有眼睑的眼睛。它的咽喉犹如一个柔软的口袋,从那与凯门鳄无二的坚硬且遍布鳞片的下巴尖端一直延伸到白色的腹部。腹部贴在玻璃上,布满颗粒,可能也具有黏附能力。

当小飞虫飞经它的头部附近,它那可以任意变换形状的舌头,便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伸出来将小飞虫卷入口中。所以,帕洛马尔先生一直都不确定他到底有没有看见它的舌头,但他可以肯定的是,他现在看到了那只进了壁虎喉咙的小飞虫。因为壁虎的肚子紧贴着明亮的玻璃,如同受X射线照射一般,透明可见,可以看到一团黑影般的猎物在整个消化道消化吸收的过程。

画家丹尼尔·玛雅笔下的《帕洛马尔先生的真实画像》。

如果所有物质都是透明的,我们脚下的土地和我们的皮囊都是透明的,那么一切看起来都不会是无法触及的飘动的面纱,而是充满碾压与吞噬的地狱。或许,此时此刻,坐镇地府的冥界之神正透过花岗岩从下方注视着这一切,按照生死轮回法则,被撕得粉碎的受害者在捕食者的肚子里被消化吸收,直至这个捕食者被吞进另一个捕食者的肚子里。

壁虎可以好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只是不时地吐一下舌头吞下一只蚊子或小飞虫。其他昆虫,即使跟蚊子类似,有时没留神落在距离壁虎嘴巴仅几毫米的地方,但壁虎对它们似乎视而不见。难道是因为它的眼睛长在头的两侧,瞳孔竖直,所以看不到它们?还是因为壁虎有我们所不知道的择食标准呢?又或者是因为它的行为不过是偶然行为或一时兴起?

壁虎的四肢和尾巴上有环纹,头部和腹部布满圆斑状的细小颗粒,这让它看起来像是一台机械装置,一台非常精致的机器,简直就是精雕细琢天上有,鬼斧神工人间无。所以,人们不禁要问,既然它完成的动作屈指可数,那么这种完美是否是浪费呢?或者说,这就是壁虎的秘诀:满足于现状,减少不必要的消耗?这是否会成为帕洛马尔先生应该吸取的教训呢?这可与他年轻时的行为准则完全相反——年轻时他总想做一些超出他能力范围的事情。

瞧,一只晕头晕脑的飞蛾碰巧飞入了它的捕食范围。它会视而不见吗?不会,它抓住了飞蛾。它的舌头化作捕蝶网将飞蛾卷入口中。它的嘴巴装得下吗?它会把飞蛾吐出来吗?它会打退堂鼓吗?不会,飞蛾已经进入它的喉咙,已经变得狼狈不堪,还在抽搐,但没有遭到来自捕食者牙齿的伤害,还是蛾子的模样。现在飞蛾已经穿过壁虎那狭窄的喉咙,化作一团阴影,在胀大的食道中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旅程。

1981年威尼斯电影节,卡尔维诺与妻子埃丝特、女儿乔万娜在威尼斯。

1982年初,卡尔维诺与奥克塔维奥·帕斯和南尼·菲利皮尼在罗马家中的合影。

壁虎一改懒散的状态,它张大嘴巴喘着气,晃动着有些痉挛的脖子,四肢和尾巴也摆动起来,面临严峻考验的腹部也跟着扭动起来。今晚它吃饱了吧?它会不会离开?这就是它想要满足的最大愿望吧?这是它想要检验的食量极限了吗?不,它没走,也许它睡着了。一个没有眼睑的动物会睡得怎么样呢?

帕洛马尔先生也没有离开那里,他依旧注视着它。停战永远都是暂时的。即使是打开电视,帕洛马尔先生也是沉浸在对大屠杀的沉思中。那只飞蛾,那个弱小的欧律狄克,慢慢地沉入冥府。瞧,又有一只小飞虫飞来了,正想落在玻璃上。壁虎的舌头又飞速地弹射出来。(1983g)

图里奥·佩里科利画的两幅卡尔维诺像。

从卡尔维诺家的屋顶露台上俯瞰罗马高低错落的屋顶。

曾经,广场上空飞行的鸽子给人们带来了欢乐,而今,它们的后代堕落、肮脏,沾染了一身恶习。它们既不是家禽,也不是野鸟,而是公共机构的一部分,根深蒂固,生生不息。这些数量庞大的长着羽毛的流浪汉统治了罗马的天空,使得其他鸟类的生活举步维艰,曾经自由多彩的空中王国也被那铺天盖地的单调的铅灰色羽毛所取代。

这座古城受到地下成群的老鼠和空中的鸽子的上下夹攻,再也看不到往昔抵抗野蛮人入侵时的英勇,仿佛它认为这不是来自外部敌人的猛攻,而是来自自己内心深处的最为黑暗的先天冲动。[……]

这座城市的真实形态就是这些高低错落的屋顶,新旧交错的瓦片,有拱形瓦、平板瓦,或细长或粗壮的烟囱,用芦苇秆或瓦楞板搭的凉棚,铁栏杆,石头栏杆,花盆架,金属水箱,阁楼,天窗,林立的电视天线有笔直的、弯曲的、上釉的、生锈的、新式的、老式的、树枝状的、牛角状的、网状的,虽说千姿百态,但都如骷髅一般纤细,如图腾一般令人畏惧。如犬牙交错的不规则空间将阳台与阳台间隔开来。这边是穷人家的阳台,晾衣绳上挂着衣服,锌制脸盘里种着番茄;那边是富人家的露台,贴着墙的木架子上爬满了藤蔓,花园式露台里摆放着白色铸铁的桌椅,还配备了卷帘遮阳篷;那些是钟楼,敞廊式的钟室里传来阵阵钟声;那些是公共建筑的正面与侧面;那些是雅典式的顶楼与阁楼,属于私搭乱建的楼顶加高层,但从不会受到处罚;那些是在建的或停工的建筑工地金属脚手架;那些是拉着窗帘的大窗户和卫生间的小窗户;那些是赭石色和赭色的墙壁;那边,野草从霉迹斑斑的墙壁裂缝中如瀑布般垂下;那些是电梯的塔楼;而那边是带两开或三开式窗户的高塔;那边是教堂的尖顶及其上面的圣母雕像;马与战车的雕像;那边曾经的豪宅如今已经破败,其中有些又经过翻新改建成一个个单身套间;那些远近高低,参差错落的圆屋顶环绕着天空,仿佛在证实这座城市如天后朱诺般的女性魅力。这些带有拱肋的圆屋顶因时间和光照变化呈现出不同的颜色,白色、粉红色、紫色交替变化,其上是灯笼式天窗,最顶上则是更小的圆顶。

《文学机器》收录了卡尔维诺从1955年至1980年间撰写的大约40篇文章。该著作的封面插图是斯坦伯格的画作。

“[……]现在,我可以将这些文章结集成册,如此,我可以重读这些文章,也可以让大家再次阅读它们,以此让它们停留在属于它们自己的时空里;与它们保持适当距离,以便可以在正确的光线和视角下审视它们;重新追寻主观与客观的转变和延续的脉络;理解我所处的位置;至此一切尘埃落定。”(1980g)

卡尔维诺在罗马家中的书房。

由日本东京的松籁社出版的《帕洛马尔》日文版。

那些徒步或乘车穿梭在城市的石子路上的人是看不到这些的。但是,从这上面往下看,给人的印象就是,真正的地壳就如这石子路一般凹凸不平但很坚实。不过,地壳上有深不见底的裂缝、大断裂带、坑洞、火山口,这些的边缘看似松果的一片片鳞片,人们不会追问它们的深处究竟隐藏着什么,因为表面上的景色已经如此丰富多彩,足以让人头脑里塞满各种信息与含义。(1983h)

1980年,卡尔维诺将他的一些文章结集成册(即《文学机器》),在对作品进行介绍时,他以一贯的祛魅式口吻写道:“社会表现得如同衰竭、滑坡、坏疽(或者就像日常生活一般,表面看来没有那么灾难深重);分散在裂缝与断层中的文学得以幸存,并且意识到,任何崩塌都不是最后一次,无法避免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他没有因此而丧失勇气,而是努力去理解、建议和创作。相反地,他的一个特征越发明晰,那就是对复杂性、多重性、相关性、多面性的感受,从而在作品中呈现出一种执拗的困惑态度。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个特征从一开始就有显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卡尔维诺在巴黎的阿波利奈尔半身像前。

如今我已步入花甲,我已然明白作家的任务就是做他力所能及的事情:对叙事作家而言,就是讲述、描绘、虚构。多年来,我已不再设定该如何写作的条条框框,宣扬一种文学或另一种文学有什么作用,万一你想写的内容完全不同呢?我花了一些时间才明白,意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实现了什么。所以,这份文学工作也变成了研究自我、了解自我的工作。

卡尔维诺与萨尔曼·鲁西迪以及两位英国演员在伦敦哈默史密斯的河岸媒体艺术中心介绍短篇小说《冰川》。

我意识到,到目前为止,我几乎没有谈到写作时的乐趣:如果一个人连一点乐趣都感受不到的话,那么肯定创作不出好的作品。对我而言,做我喜欢的事意味着尝试新事物。写作本身就是一种单调而孤独的工作,如果你不断重复,那就会陷入无限绝望。当然,不得不说,即使那些看似我一气呵成的内容,也让我费了不少心思。通常,在作品完成后我才会感到轻松与满足。但重要的是我的读者从中得到乐趣,而不是我。

我想可以说,虽然我总是在尝试新东西,但是至少有一部分读者一直追随着我;我已经让我的读者习惯于期待看到新东西,他们知道,我对我的实验配方永不满足,如果我不断重复,我便会兴味索然。

我的书不属于一出版就卖出几万册,第二年就被人遗忘的畅销书。每年都能看到我的书重印,有些每次发行量达一万到一万五千册,我对此心满意足。

到目前为止,我只谈了意大利,但此次访谈的主题还包括一个意大利作家如何在意大利以外的地方成名。当然,作家的形象会发生变化,因为在意大利,人们是在一个由许多事物、参照点构成的文化背景下,通过作家的所有活动来评判他。在国外,只有那些译作如陨石般从天而降,评论家和公众只有通过它们来猜测它们的原生星球的模样。五十年代末,我的书开始在几个主要国家翻译出版;那段时期各地的翻译风气较之今日更为盛行,因为人们对未来抱有更多期待。但是,有人翻译你的作品并不意味着有读者读你的作品。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即使在国外,一本翻译的小说印上几千册,报纸上的书评一片溢美之词,书在书店里上架几个星期就消失不见,再见时已躺在半价折扣店,最后就进了造纸厂。大多数情况下,享有国际声誉也就是这么一回事,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也是如此。在国外我以作家的身份“存在”,也就是近十年的事,主要涉及两个国家:法国和美国。

在法国,当我的书以“口袋书”出版,以及后来在各个出版社的袖珍本系列中面世时,我才算真正开始“存在”。突然间,我开始遇到阅读过我的书的法国人,这在以前从未发生过,尽管很多人都听过我的名字。如今,我所有的书都经常再版,其中不少以袖珍本在市面上流通,可以说在法国,我的成功来自那些不知名姓的读者,而不是评论家。

在美国,情况则完全相反:我的名字首先得到了一些重要的文学评论家的肯定(比如戈尔·维达尔,可以说是他让我在美国崭露头角),还有那本与美国人的阅读习惯相去甚远的《看不见的城市》。即使在如今的美国,我主要还是《看不见的城市》的作者,这本书似乎深受诗人、建筑师和大学生的喜爱。我所有的书都以“商业平装书”的形式再次出版,是中等品质的平装书,读者主要是广大学生。当时当《意大利童话》(意大利语版面世二十五年后)完整英译本出版时,可以说是出人意料地获得了“大众化”的成功。

此时,我可以开始向自己提出新问题了,那就是研究我在世界文学中的定位。不过,说实话,我素来认为文学思考应该跨越国界,因此这对我来说不是问题。正如我作为一名意大利作家,与外国人眼中的意大利人刻板印象背道而驰,但我从来不觉得有必要解释我如何以及为什么只能是意大利人。总之,在我剩下的岁月里,也许是时候接受我自己,写我想写的东西;或者如果我发现无话可说,就辍毫栖牍了吧。(1984b)

卡尔维诺与博尔赫斯在罗马艾克塞西尔酒店。

“当代文学体裁中新近的最伟大发明是由短篇小说大师博尔赫斯完成的。这一发明也让他发现了自己的叙述才能。就像哥伦布竖鸡蛋一样,他打破了限制他的障碍,在他近四十岁时由写评论文转向写小说。博尔赫斯的想法是,设想他准备写的书已经由别人创作完成了,由一个不知名的假想的作者完成了。这位作者使用另一种语言,属于另一个文化背景,而博尔赫斯的任务就是去描述、复述、评论这本假想的作品。在博尔赫斯的传说中,有这样一则逸闻:1940年博尔赫斯用这种方法创作出来的第一部短篇小说《接近阿尔莫塔辛》在《南方》杂志上发表之后,竟然真的有人认为它是对某位印度作家的小说的评论。同样,对博尔赫斯的批评也都必然会考虑到这一点,他发表的每一部作品都会通过借用想象的或真实的图书馆里的图书,通过古典的、渊博的或臆造的读物来成倍延展他作品中的空间。我最想强调的是,博尔赫斯在清新、朴实、流畅的语句中,畅通无阻地找到了接近无限的开阔思路;他的叙述简明扼要,而用词准确贴切,他的创造性体现在叙事节奏变换,句法结构多样,形容词的运用总是出人意料又令人拍案叫绝。”(1985e)

费德里科·费里尼。

“费里尼是当今从事创造性活动的人中最聪明、最敏感的人之一。他注重实际,具备诗人的首要品质;具有真正的叙事者的才能,能够在细微末节中把握人物、环境和各种情状的独特性;拥有献身工作的工匠精神,如若缺乏这种精神,任何想法都无法转化为艺术佳作。他拥有强烈的好奇心,构建了一个具有内在连贯性、理性和神秘感的世界形象。此外,他还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这一品质无须宣扬,就自然而然地展现出来。这些都是费里尼的品质,当然,这些简单的品质不足以描画出他的艺术才华,不过却是艺术才华的必要条件,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由此阐释这位电影大师的非凡魅力。”(1985h)

这一时期,卡尔维诺依旧步履不停,旅行还在继续:1983年,在巴黎,他被任命为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的研究主任,为期一个月,并且在格雷马斯主持的研讨会上发表了关于“伽利略的科学与隐喻”的演讲;在纽约,他发表了题为《文字世界与非文字世界》的演讲。1984年4月,他去了妻子的故乡阿根廷;9月,他在塞维利亚参加了关于奇幻文学的会议,博尔赫斯也应邀参加了会议。埃丝特告诉这位已经失明的高龄作家,在场欢迎他的人中有卡尔维诺。博尔赫斯说:“我从沉默中认出了他。”

卡尔维诺与他的雕塑家朋友福斯托·梅洛蒂在洛卡马勒。

1985年,他以优美的文字翻译了格诺的《苯乙烯的圣歌》,这部非商业性出版物是献给蒙特爱迪生公司的开年礼物。格诺于1957年创作的这部作品是对阿伦·雷乃的一部纪录片的评论。为了克服文本中技术性极强的词汇难题,卡尔维诺曾向普里莫·莱维求助:“有一部分我完全看不懂:tamis,jonc,filière,boudin[……]我发给你的这部分,是想让你根据含义,帮助我找到韵脚。如果不押韵,就丢掉了格诺作品的灵魂。”(1985i)

这年夏天,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秋季即将在哈佛大学举行的“诺顿讲座”准备了六份讲稿。此前几年,这闻名遐迩的讲座是由艾略特、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博尔赫斯、帕斯主持的,此次是第一次由一位意大利作家来主持讲座。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耗费了卡尔维诺的所有精力,迫使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的六篇备忘录》(在他去世后以《美国讲稿》为题发表)中凝练了他一生的经验与反思。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跟康拉德一样,这位俄国作家精通一门非母语语言:“如果要说近些年来我最喜欢的,并且多少影响过我的作家,我想说那就是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伟大的俄裔英语作家,他发明了一种极为丰富多彩的英语,他实在是一位伟大的天才,本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也是我最为认同的作家。当然,他极为玩世不恭,极其冷酷,但真的是最伟大的作家之一。”(1984c)

9月6日午后,卡尔维诺在洛卡马勒的家中突患中风。他被紧急送往格罗塞托医院,由于病情十分危急,后来又被送往锡耶纳的圣玛丽亚·德拉·斯卡拉医院住院并接受了手术。就在临床表现似乎好转时,9月18日夜间至19日凌晨,卡尔维诺因脑出血与世长辞。他被安葬在佩斯卡亚堡一处向阳的墓地,一座简单的墓碑掩映在络石藤下。

娜塔莉亚·金兹伯格后来回忆说:“卡尔维诺生前,我见到他的最后一面是在锡耶纳的一间病房里,那是他接受头部手术后的第二天。他的头上缠着绷带,赤裸的双臂放在被子外面,皮肤晒得黝黑,肌肉强壮有力。当时他正昏昏欲睡。他的脸庞圆润,呼吸平静而健康,面容没有一丝痛苦,显得十分平静。我以为他很快就会痊愈,很快就能从那张病床上站起来。他看着静脉输液管,说道:‘我看起来像一盏吊灯。’他女儿走进来问他:‘我是谁?’他说:‘你是乌龟。’一名医生问了他几个问题,然后问道:‘我是谁?’他答:‘警察局长。’对于那些爱他的人来说,这些话就是一份珍贵的礼物,表明他还是那个他,没有丝毫改变,乌龟、吊灯、警长等各式人物依旧在他的脑海中盘旋,挥之不去。”(1985l)

卡尔维诺在家中的沙发上工作。

卡尔维诺在威尼斯利多岛的海滩。

卡尔维诺接受阿尔贝托·西尼加利亚的采访时留下了一份影像资料,很好地为我们还原了卡尔维诺谈话与说理时的情形。阿尔贝托·西尼加利亚让他“为2000年说三个关键词,三个法宝”,他回答说:

啊!背诵诗歌,很多诗歌,不论你是儿童,还是青少年,还是老人。如果一个人在精神上不断重复这些诗歌,那么它们将伴随他一生。记忆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专注于困难的、需要发挥到极致的事情,需要努力的事情;警惕简单的、肤浅的、为了做而做的事情。反对现在各方面强加于语言的抽象性。不仅在语言上也包括在所做事情上,要专注于精确。

第三,要知道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随时可能消失。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放弃一切,相反,我们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享受其乐趣,但同时要知道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随时可能烟消云散。(1981c)

1984年12月,《纽约时报书评》采访了一些名人,问他们想成为哪个文学人物。卡尔维诺是这样回答的:

我想成为茂丘西奥。他具有很多美好的品质。首先,我钦佩他在那个野蛮的世界中所具有的轻盈、奇妙的幻想,他是描绘麦布女王的诗人,另外,我还钦佩他在凯普莱特与蒙太古的深仇宿怨中所具有的智慧和充满理性的声音。茂丘西奥遵守旧的骑士精神准则,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也许这只是出于作品风格的需要,但他是一位现代的、充满怀疑精神和讽刺精神的人,是非常清楚什么是梦幻和什么是现实的堂吉诃德,他穿梭在现实与梦幻之间,一直心明眼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