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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
战争结束后不久，在慕尼黑盖世太保档案馆里找到了有关西德意志一个集中营地下组织案件的侦讯材料。结案文件里写道，对地下组织参加者的判决已予执行，处决者们的尸体在焚尸炉里火化。名单中第一名便是莫斯托夫斯科伊的名字。
对侦讯材料的研究，未能确定出卖自己同志的奸细的名字。
掌管毒气室、毒品仓库和焚尸炉的监察队宿舍里又暖和又安静。
同样也为长期在一号工程干活的囚犯们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每张床铺旁放上了一张小桌子，桌上放有盛开水的水瓶，简易木床间的过道上铺上了粗地毯。
为毒气室服务的工人们被撤消看管，在专门的屋子里吃饭。监察队的德国人按照饭店方式就餐，每人可以为自己点菜。他们领取的补助工资几乎比在战斗部队服役的同级军人多一倍。他们的家属享受住房优惠、最高的食品供应标准和从遭空袭地区首批撤离的权利。
士兵罗泽在观察孔旁值班，当一个过程结束，他就下达口令，让毒气室卸货。此外，他还应观察牙医工作是否认真及时。他好几次向工程头目党卫军少校卡尔勒夫特报告，他同时完成两项任务有困难。往往是罗泽正在上面注视放毒气，下面牙医工作的地方已经往传送带上装货。工人们没人监视，就开始乘机欺骗和偷窃。
罗泽对自己的工作已经习以为常，他已经不像头几天往观察孔监视时那样激动不安。他的前任就因为干了件只有十二岁男孩才会干的、而不是一个正在执行特殊使命的党卫军士兵适合干的事情而被当场抓获。起初罗泽不明白，为什么伙计们都在暗地里说什么不成体统的话，只是后来他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罗泽不喜欢新工作，虽说他已经习惯。罗泽不习惯大伙对他表示的敬意，这使他激动不安。食堂女服务员们老问他，为什么脸色苍白。自打罗泽记事起，母亲总是掉泪。父亲不知什么缘故常常给解雇，好像他被雇佣倒比被解雇的次数少。罗泽从长辈那里学会了轻盈温柔、不会惊扰谁的步伐，学会了对邻居、对女房东、对女房东的猫、对校长、对站在街角的警察投以亲切动人的微笑。温和可亲仿佛是他性格的基本特征。连他自己也觉得吃惊，他身上的那些强烈的仇恨，他居然能够长期不表露出来。
他来到监察队，只有少校这位会揣摸人心理的行家，理解他那温柔的女人般性格。
观察犹太人在毒气室里如何抽搐，对他毫无吸引力。罗泽对那些喜欢在这里工作的士兵们非常反感。最令他嫌恶的是在毒气室进口处值早班的战俘茹琴科。此人的脸上一直挂着某种孩子般的、因而特别令人讨厌的笑容。罗泽不喜欢自己的工作，但他了解这份工作所有公开和秘密的好处。
每天下班前，仪表堂堂的牙科医生都要把包着几颗金牙的小纸包递给罗泽。这些小纸包只是上缴给集中营管理局的贵金属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罗泽已经给妻子送了两次一千克左右的金子。这是他们光明的未来，是他们实现安度晚年理想的保障。他在青年时代就身体虚弱、胆小羞怯，不能真正地为生活而奋斗。他从不怀疑，党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让弱者和小人物们富起来。他已经在自己身上感受到了希特勒政策的好处，要知道他就是个弱者和小人物，他和他的家庭会生活得无与伦比的轻松和舒适。
四十三
安东。赫梅利科夫有时打心里对自己的工作充满恐惧，晚上躺602
在木板床上，听着特罗菲姆。茹琴科的笑声，便觉得惊慌不安，毛骨悚然。
茹琴科那双插上德国人毒气室门闩的手，手指又长又粗，好像经常不洗，当他伸手从盘子里抓面包时总让人觉得恶心。
茹琴科一去上早班，等候从铁道那边过来的长队时，心里便感受到一种幸福的激动。人们排着纵队往前移动的速度，在他看来慢得无法忍受，他老远就扯着尖嗓子抱怨起来，他的上下颚轻轻颤抖，犹如一头透过玻璃窗注视着一群小麻雀的猫。
对赫梅利科夫说来，此人是令他不安的根子。当然赫梅利科夫也酗酒，喝得醉醺醺时也到等候进毒气室的队伍里找娘们胡闹。有个通道，通过它，监察队的工作人员可以进到澡堂的脱衣间挑选女人。男人总归是男人。赫梅利科夫只挑姑娘，把她领到棚屋的空隔间里，半小时后再把她领回来交给警卫。他默不作声，女人也默不作声。他来这里不是为了女人和美酒，不是为华达呢马裤和派头十足的铬鞣革皮靴。
1941年7月的一天他被俘了。他挨过枪托揍他的脖子和头部，他得过赤痢，穿着破靴子被赶到雪地里，他喝过油渍斑斑的浊水，他从死马身上撕下一片片颜色发黑的臭肉充饥，他贪馋地吞食腐烂的芜菁甘蓝和土豆皮。他只选择一样东西，那就是生存，其他的什么也不想。他曾十几次死里逃生，从饥饿和严寒中挣扎过来。他不愿死于痢疾，他不愿脑袋里挨颗九克重的子弹倒下，他不愿在顺着腿肚往上涨的水里把自己泡肿憋死。他不是犯人，他是刻赤城里的理发师，从来没有谁把他想得很坏，无论是亲属、同院的左邻右舍、工长，还是一起喝酒吃熏鲻鱼的熟人和在家里玩牌的老朋友。他想，他同茹琴科毫无共同之处。但有时候他觉得，他同茹琴科之间的区别只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上。对上帝和人，他们以什么样的感情去干活，这重要吗，有的人干得有滋有味，有的人干得并不快活，可都是同样的活。
但他并不明白，茹琴科让他感到惶恐不安，并不是因为茹琴科比他更有罪。茹琴科令他感到可怕的，是他用可怖的天生变态来证明他是无罪的。可他赫梅利科夫不是变态的怪物，他是个人。
他模模糊糊知道，在法西斯主义时期，想成为一个人最好是选择死，这比赖活着更轻松些。
四十四
一号工程的头目、监察队队长党卫军少校卡尔勒夫特，终于做到让中心调度室每天晚上交一份次日将要到来的军用列车运行表。卡尔勒夫特就可事先对自己的工作人员就他们面临的工作做番布置，如一列火车的车厢总数和装载人数，根据列车来自哪个国家，调配相应的囚犯辅助人员：理发师、向导和装卸工。
卡尔勒夫特不喜欢对工作马马虎虎，玩忽职守。他不喝酒，如果下属喝得醉醺醺他就大发脾气。人们只有一次见到他又高兴又兴致勃勃。那天他准备回家过复活节，已经坐到汽车上，把党卫军军需官哈恩叫到自己身旁，给他看女儿的照片——大脸盘、大眼睛的姑娘活像她的父亲。
卡尔勒夫特喜好工作，舍不得白白浪费时间，吃过晚饭，他不上俱乐部小屋，不玩牌，不看电影。圣诞节那天，监察队组织了枞树晚会，演出了业余合唱队的大合唱，吃晚饭时还免费两人供应一瓶法国白兰地。卡尔勒夫特顺路到倶乐部待了半小时，大家看到他手指上还有新鲜的墨水渍，知道他圣诞之夜还在工作。
住在父母的乡村住所那阵，他觉得将要在这里度过他的一生。他喜欢宁静的农村，不怕干活。他想要扩大父亲的家产，但他又觉得无论养猪、卖蔬菜和小麦的收人有多大，他这辈子都是会在舒适宁静的父亲的房子里度过的。但人生多变。第一次世界大战末，他到了前线，走上了命运替他安排的道路。仿佛他从农民到士兵，从堑壕到司令部警备队，从办公室到副官，从在帝国保安总局中央机关到在集中营管理局的运动，最后又在死亡集中营担任监察队长的职务，都是命中注定的。
如果卡尔勒夫特不得不面对上天的审判，他将证明自己的心灵是无罪的，他将实事求是地告诉法官，命运是如何把他推上杀害59万人的刽子手之路的。在世界大战、巨大的民族主义运动、百折不回的党和国家暴力那强大力量的意志面前，他能做什么？谁能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他是个人，他本该生活在父亲的房子里。不是他在走，而是有人拽着他走。不是他想走，而是有人领着他走。他犹如一个小男孩那样蹑足而行，命运领着他走，拉着他的手。在上帝面前，那些曾受卡尔勒夫特指使干的人和那些曾指使卡尔勒夫特干的人都会这样，或大致会这样证明自己是无罪的。
卡尔勒夫特不需要在上天的审判面前证明自己的内心是无罪的。因此上帝也没有必要向卡尔勒夫特承认世上没有罪人。
有上天的审判、国家和社会的审判，但还有更高的审判，那就是有罪的人对有罪的人的审判。有罪的人衡量了极权主义国家的力量，它是无限强大的；这种恐怖力量用宣传、饥饿、孤寂、集中营、死亡的威胁、默默无闻和耻辱将人的意志加上镣铐。但是，人在贫穷、饥饿、集中营和死亡的威胁下所走的每一步，经常在受制约的同时表现出人的不受制约的意志。在监察队长的生活道路上，从农村到战壕，从非党的凡夫俗子到国家社会主义党的自觉成员，时时处处无不留下自己意志的痕迹。命运指引着人，但人走是因为他想走，他本可以随自己的意愿不想走的。命运指引着人，人成为歼灭性力量的工具，但他本人同时获得了好处，并无什么损失。他了解这点，于是他奔彩而去，可怕的命运和人各有不同的目的，但他们走的是一条道。
是谁在宣读判决书，并非纯洁无邪、慈悲为怀的上天法官，并非贤明通达、以国家和社会利益为准则的大智大慧国家最高法院，并非圣人和正人君子、而是吋怜的、屈服于法西斯主义压力的、肮脏的罪人，是亲自体验过极权主义国家可怕权力的、失节的。、折腰的、胆怯的、俯首听命的人。
他说：
“在这可怕的世界上有的是罪人！我就是罪人！”
四十五
到了行程的最后一天。车厢哐当作戚，制动器吱吱嘎嘎，接着是一片寂静，继而门闩又丁零当啷响起来，听到口令声：“Alleheraus！（全出来）”
人们开始来到不久前被雨打湿的站台上。
在车厢的黑暗中待久了的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变得多么奇怪！
大衣、头巾没有人的变化大，女棉袄、连衣裙让人想起了当初穿衣的家和试衣的镜子。
从车厢里下来的人挤作一堆，在合群的拥挤中，在熟悉的气味和温馨中，在熟悉而痛苦的脸庞和眼睛中，在从四十二节货车车厢拥出的巨大而稠密的人流中，有着某种习惯的令人安心的东西。
两名穿着长大衣的党卫军巡逻兵在柏油路上慢慢走着，钉有铁掌的鞋跟发出咯噔咯噔的响声。他们傲慢自若地走着，对两位搀扶个满头白发披散在惨白脸庞上的老妪的年轻犹太人不屑一顾，也没对一个趴着从水洼里喝水的鬈发男人和一个撩起裙子整理裤带的驼背女人瞥上一眼。
两个党卫军士兵不时互相看上一眼，说上两三句话。他们走在柏油路上犹如太阳在天际运行，太阳可是并不注意什么风啊、云啊、暴风雪和树叶的簌簌声的。但在它那从容不迫的运行中，它知道地球上所发生的一切全是因为有了它。
身穿蓝色工作服、头戴大鸭舌便帽、臂佩白色袖标的一帮人大声嚷嚷，催促着那群操着古怪语言刚抵达这里的人们，这种语言是俄语、德语、犹太语、波兰语和乌克兰语的混合物。
这些穿蓝工作服的人很快就把月台上的人群组织起来，把无法行走气息奄奄的人挑出来，让身体强壮些的把他们装上带篷的运货卡车，把乱哄哄的一群人组成一个纵队，使它产生运动意识，并赋予这一运动以方向和目的。
纵队六人一排。一条消息顺着这一排排的人群往下传：“上澡堂，先上澡堂！”
似乎大慈大悲的上帝也未必想得出比这更善良的行为了。
“喂，犹太人，咱们出发吧。”一个戴便帽、引导卸车的队长环顾一下人群，大声喊道。（男人和女人们提起手提包，孩子们抓紧母亲的裙子和父亲上衣的衣襟。
“上澡堂……上澡堂……”这句话让人神往，极富魅力地充塞着人的意识。
在戴便帽的大个子身上，有着某种平易近人和吸引人的东西，他好像和不幸的人们很亲近，而不是那种穿灰大衣、戴钢盔的人。一个老妪带着祈祷般的细心用指尖抚摸一下他工作服的袖子，问道：“我的孩子，是去洗澡吗？”
“是的，是的，老妈妈，是去洗澡，没错，没错，太太！”突然间他用两个交战国的语言，大声而干哑地发出一道口令：“DieK.l.nnemarsch（成纵队前进）！齐步走！”
站台空了，穿工作服的人把破布条、破绷带、谁扔掉的破胶皮套鞋、掉落的儿童拼图方块从柏油路上清扫掉，哐啷哐啷关上货车门。金属声浪顺着车厢一节节传下去。空列车起动，开去消毒。
一队人结束工作，穿过边门返回集中营。从东部开来的列车是最龌龊的，车厢里虱子成群，恶臭难闻，死人病人最多。在这些列车上你找不到在匈牙利列车上、荷兰或是比利时列车上常见的香水瓶、可可盒和炼乳罐。
四十六
一座大城市展现在行人眼前。城市西郊沉没在雾气中。远处工厂烟国的黑烟同云雾混合在一起，棋盘格似的棚屋笼罩在烟雾里，雾气同几何形笔直的棚户区街道连成一体，让人吃惊。
东北方高高升起一片暗红色火光，仿佛潮湿的秋空都被烧红。有时，从潮湿的火光中钻出一股灰暗色的火焰，慢悠悠地爬动着。
行人们来到宽阔的广场。广场中央有一座木台，样子就像游乐场常搭的那种台子。木台上站着几十个人。这是一个乐队，乐师如同他们的乐器那样，一个个各不相同。有些人注视着慢慢走近的纵队。一个披着浅色披风、花白头发的人说了句什么，台上的人就全都拿起了自己的乐器。蓦地，好像小鸟胆怯而又粗鲁地惊叫起来，被铁丝网和警报器的嗥叫声撕破的、散发出一股腥臭味和脂肪焦糊味的空气中充满了音乐声。犹如一阵被太阳晒热的夏季暴雨，光闪闪落到大地上。
集中营的人们，狱中的人们、越狱的人们，走向死亡的人们，都熟悉音乐那震撼人心的力量。
谁也无法像历尽集中营和监狱沧桑走向死亡的人那样去感受音乐。
音乐一旦触动死神临头的人，突然间在他的心中勾起的不是思想，不是希望，而只是一种盲目而剧烈的生命冲动。纵队里人们失声痛哭。一切都好像变了样，一切都好像联成了一个整体，所有四分五裂的东西、家、世界、童年、道路、车轮的撞击声、饥渴、恐惧、这座在烟雾中耸立的城市、这片晦暗血红的火光，突然间不是在记忆中，不是在图画中，而是在盲目的、炽烈的、折磨人的、对已逝生命的感觉中，联成了一体。人们在这里，在焚尸炉的火光中，在集中营的操场上，感到生命比幸福价更高——生命即痛苦。自由不只是幸福。自由是艰难的，有时是痛苦的^—自由即生命。
音乐能表达心灵的最后震颤，心灵把生命所感受到的一切都在自己无法窥视的深处融为一体，把生命的欢愉与痛苦与这个烟雾弥漫的早晨，与头顶的火光融为一体。或许，音乐只是一把开启人感情的钥匙，它能在这可怕的瞬间打开人的心扉，但不能使人感到充实。
要知道，往往一首短短的儿歌能使老人落泪，但老人并非为这首儿歌而哭泣，它只是一把钥匙，打开了心灵在寻觅的东西。
纵队在广场上画出个半圆，集中营大门里驶出一辆乳白色汽车。汽车里钻出一个戴眼镜、穿皮领大衣的党卫军军官。他做了个不耐烦的手势，注意到这个手势的乐队指挥顿时失望地放下手臂，音乐声猝然停止。
响起不断重复的“halt”（立停）。
军官从队伍旁走过。他用手一指，领队的便叫一些人出列。军官用冷淡的目光把叫出列的人扫了一眼，领队的为了不影响他的沉思，小声问：“多大岁数？什么职业？”
共挑出三十来人。
队伍旁响起：
“医生，外科医生！”
谁也没有应声。
“医生，外科医生，出来！”
还是一片寂静。
军官走到小车跟前，对站在广场上的几千人失去了兴趣。
把挑选出来的人五人排成一排，转过身子面对集中营大门的一块标语牌：Arbeitmachtfrei！（劳动得自由）
队伍里有个孩子叫喊起来，妇女们也跟着发疯似的尖叫起来。被挑选出的人默然站着，低着头。
但是，该如何表达一个松开了妻子手的人的感情呢，这最后一眼匆匆看她那张可爱脸庞的目光又该如何描述呢？当你无情地记起在默默无言的诀别瞬间，为掩盖因保住生命而感到的欢愉，你的眼睛在一瞬间眨了一下时，你还怎么活下去呢？
妻子把包着结婚戒指、几块糖和几片面包干的小包塞到丈夫手中，那情景怎么能忘得了呢？看到火光在天空中以新的力量炽烈起来的时候，难道还能活下去？因为焚烧的是他曾亲吻过的手，是曾使他心醉的眼睛，是他在黑暗中也能辨出芳香的头发。因为焚烧的是他的孩子、妻子和母亲！当耳畔还响着孩子们的叫喊声和母亲的哀号声，难道还能去乞求在棚屋里把自己的床铺安排得离炉子近些，还能端着小盆到长勺底下去接灰糊糊的汤，还能把穿破的鞋掌再钉到鞋上？难道还能挥动铁钎去干活，还能呼吸，还能喝水？
继续生存下去的人们被驱赶到集中营大门那边。叫喊声传到他们那里，他们自己也叫喊着，揪着前胸的衬衣，可新生活却正朝他们迎面走来：电网，架着机枪的水泥塔楼，棚屋，脸色苍白的姑娘和妇女们在铁丝网后面望着他们，胸前缝着红色、黄色、蓝色布头的人们排着纵队去干活。
乐队重新开始演奏。挑选出来为集中营干活的人们走进建在沼泽地上的城市。黑乎乎的水流阴沉无声地为自己在沉甸甸的大石块中间、在滑黏黏的水泥板上开辟通道。这股黑红色的水流散发着霉味，泛起团团绿色的化学物泡沫，混杂有大量脏布和集中营手术室扔掉的血渍斑斑的脏物。这股水流在集中营地底下流淌后，重新回到地面，又流人地下。但是，它在走自己的路，在那阴森森的集中营浊流中，毕竟还生存着海的浪花和晨的露珠。
而注定要灭亡的人们却在走向死亡。
四十七
索菲娅。奥西波夫娜迈着平稳而沉重的步履走着，一个小男孩抓着她的手。男孩的另一只手放在口袋里，摸着一只火柴盒，盒里肮脏的棉絮上躺着一条不久前在车厢里从茧内钻出来的蛹。身旁走着嘟哝不已的钳工拉扎尔。扬克列维奇，他的妻子杰博拉。萨穆伊洛夫娜怀抱着婴儿。列韦卡。布赫曼在背后一直喃喃地说着：“哦，天哪。哦，天哪。哦，天哪。”同排的第五个位置上走着图书馆女管理员穆夏。鲍里索夫娜。她的头发梳得平平整整的，领子显得白白的。她一路上好几次用自己的一份面包換半饭盒温水。她无论对谁，什么都舍得。同车厢里人都把她当做圣女，一些见过世面的老太太吻她的连衣裙。前排只有四人，挑选时军官一下子从这排里挑走斯列波伊父子俩，问到他们的职业时，他们大声说“Zah-nam！”（牙医）。军官点点头，于是两个斯列波伊碰到好运，赢得了生命。一排里剩下的三人走着，摆动着双臂，他们的一双手已经毫无用处。第四人翻起上衣领子，把两只手插在口袋里，仰着头，迈开我行我素的步伐走着。再前面可能相隔四五排，有个戴红军棉帽的老头，因为身材高大，显得特别突出。
索菲娅。奥西波夫娜的身后走着穆夏。维诺库尔，在列车上度过了十四岁生日。
死神！它交游广泛，随随便便进到人们家里，进到商店，来到工厂，在市场上遇上主妇，便把她连同莱篮子一起带走。它干涉孩子们的游戏，往小作坊探头探脑，那里有个女裁缝一面哼着小曲，一面急急忙忙为委员统辖区？头儿的妻子缝制大衣。它站在买面包的长龙里面，它与织补长袜的老妪紧挨着坐下。
死神做着自己日常的事情，人们也做着自己的事情。有时它让人抽完这支烟，吃完这顿饭，有时它像老朋友那样粗鲁地、愚蠢地哈哈大笑，拍拍人的背，追赶上也。
人们好像终于理解了它，它向人显示出自己的无聊和天真幼稚。其实生与死的跨越极易完成，犹如越过一条小溪。从板桥横架炊烟缭绕的这头，去到荒草萧索的彼岸才五六步之遥。再简单不过了！有什么好害怕的？瞧，小牛犊敲着蹄子从小桥上过去了。瞧，小男孩们踢着光脚丫跑过去了。
索菲娅。奥西波夫娜听到了音乐声。孩提时她头一回听到这音乐，后来当大学生时，当青年医生时她又听到过它。这音乐充满生气勃勃的对未来的憧憬，每每令她激动不已。
但音乐欺骗了她。索菲M.奥西波夫娜已经没有未来，有的只是度过的岁月。
她感到自己那特殊的独身生活已经逝去，一座生命的峭壁突然真真切切挡在她面前。
这是所有感触里最奇特的感触！它无法表达，无法同最亲近的人、同妻子、母亲、兄弟、儿子、朋友、父亲共享。它是心灵的秘密，即使她想强烈表露，心灵也不会把秘密泄露。人将带走自己一生的感触，不让它与任何人分享。一个特殊的独身的人，一个在他①卫国战争期间，在被法西斯军队暂时占据的苏联领土上建立的德国行政区划单位，隶属总督区。
的意识和潜意识中凝聚着所有好的、坏的、可笑的、可爱的、羞惭的、可怜的、腼腆的、温柔的、胆怯的、惊奇的感情的人，他的最神奇之处便是从小到老，他把这一切融汇在自己独身生活那默默的、秘密的、孤独的感情中。
乐队开始演奏时，达维德很想从口袋里掏出火柴盒，稍稍把它打开一会儿，把蛹给乐师们看，又不让蛹着了凉。但走了几步，他再也看不到木台上的人，只有天空中的火光和音乐声。痛苦而雄壮的旋律犹如一杯苦酒，使他的心灵备尝无法忍受的思念母亲之苦。母亲并不坚强和平静，她为丈夫抛弃她而感到羞辱。她给达维德缝了一件衬衣，邻居们在过道上笑他穿了一件印花布裙做的、袖子针脚不齐的花衬衣。母亲是他惟一的保护者和希望。他一直坚定不移而又毫无意义地对她寄予希望。也许音乐能做到，使他对母亲不再抱有希望。他爱母亲，但她虚弱而无能为力，如同现在与他并排走着的人们一样。缓慢悠忽的音乐犹如小小的波浪，他普在神志恍惚中见到过它们，那阵他发着高烧，从滚烫的枕头上爬下来，来到温暖湿润的沙地上。
乐队扯着干巴巴的大嗓门，嗥叫着。
他患喉炎时从水里耸起的那道黑乎乎的墙，如今挂在他的头顶，遮住了整个天空。
一切，令他内心恐惧的一切都融为一体。这里，有对图画里那头躲在云杉树中、没被山羊发现的狼的影子的恐惧。有对市场上被宰的小牛犊长着对蓝眼睛脑袋的恐惧。有对僵死的姥姥和列韦卡。巴赫曼亲手掐死自己女儿的恐惧。有夜间第一次使他绝望地大叫和呼唤母亲的下意识的恐惧。死神站在无垠的天空中望着小达维德迈着小腿向它走来。四周只有音乐声，它抓不住摸不着，也无法用它来把脑袋撞碎。
那头蛹，没有翅膀、爪子、触须，也没有眼睛。它躺在火柴盒里，一副傻呵呵的样子，信任地期待着。
既然是犹太人，那就全完了！
他嗝着，喘息着。如果有可能，他真想把自己掐死。音乐声停了。他的一双小腿和几十双别的孩子的小腿急匆匆跑着。他没有思想，既不能叫，也不能哭。汗湿的手指紧搛着口袋里的火柴盒，但他已经把蛹给忘了。一双小腿只是跑着，跑着，急急忙忙跑着。
如果搜住他的恐惧再持续几分钟，他将会因心脏破裂而倒下。
音乐声终止时，索菲娅。奥西波夫娜擦干泪水，暴躁地说：“这么说，你说完啦，可怜虫！”
接着她瞧一眼小男孩的脸庞，那脸上的表情是那么可怕，那么特别，甚至在这群人里都显得十分突出。
“你怎么啦？出什么事啦？”索菲娅*奥西波夫娜叫着说，猛然拽了他一把。“你怎么啦，出什么事啦？我们这是去洗澡啊。”
德国人挑外科医生时，她沉默着，抗拒着令她憎恨的势力。
边上走着钳工的妻子，怀里那可怜的大脑袋男婴正用善意的若有所思的目光注视着周围的一切。这个钳工的妻子夜间在车厢里为自己的婴儿偷了一个女人的一把糖。被偷的女人身体也虚弱不堪。只有一个叫拉皮杜斯的老头为她抱不平。这个老头没人愿意坐在他边上，因为他老是往自己身子底下撒尿。
此刻钳工的妻子杰博拉怀抱婴儿若有所思地走着。日夜啼哭的婴儿现在却默然无声。女人那对痛苦阴郁的眼睛使她那肮脏的脸庞和惨白萎顿的嘴唇不那么难看了。
“我的圣母哪！”索菲娅。奥西波夫娜思忖着。
战前两年的一天，她看到太阳从天山松林后面升起，照亮山顶的皑皑积雪，而湖泊还处在黎明前的朦胧中，如雕似琢般泛着凝重的蓝色。那时她想，世上没有一个人会不羡慕她，她那颗五十岁的心被撩拨得春意荡漾，使她觉得，倘若在随便一个低矮、贫困、黑暗的小屋里有双婴儿的小手把她搂住，她将献出一切。
小男孩达维德唤起了她身上特殊的柔情，尽管她一直喜爱孩子，但还从未体验过对孩子的这般温情。在车厢里，她把自己的面包分给他。每当小男孩在黑暗中朝她转过脸来，她直想哭，想把他搂在怀里不停地亲他，犹如母亲亲吻自己的孩子那样。她耳语般、仿佛不想让他听到似的重复道：“吃吧，好儿子，吃吧，
她很少同小男孩说话，奇怪的羞怯感使她隐藏起她身上产生的慈母般感情。但她发现，如果她走到车厢的另一头去，小男孩就一直惶然地注视着她，直到她回到他身边，才安静下来。
她不愿向自己承认，当德国人叫唤外科医生的时候，为何她不应声，依然留在队伍里，为何当时内心感到一股强烈的冲动。
纵队从铁丝网、壕沟和架着旋转式机枪的混凝土塔褛旁走过，失却自由的人们仿佛觉得，铁丝网和机枪不是用来防止集中营里的犯人逃跑的，而是不让那些注定要死亡的人躲进苦役营。
道路从集中营的铁丝网处分开，拐向一幢幢低矮结实、带坚固屋顶的建筑物。远远望去，这些灰墙和没有窗户的长方形楼房使达维德记起图画脱落的巨大拼图方块。
小男孩从队伍拐弯时形成的一丝空隙后面见到了敞着大门的建筑，并且不知为什么，从口袋里掏出装蛹的火柴盒，没有同它道别，便把它扔在一边。让它活着吧！
“德国人够阔的。”一个走在前面的人说，好像警卫能听到他说的话，而且会对他的阿谀给予赞赏似的。
一个翻起领子的人不知为何特别古怪地耸起肩，朝左右打量了几下，变得又高又大。他突然轻轻一跳，犹如展开双翅，朝党卫军警卫脸上打了一拳，把他击倒在地。索菲娅。奥西波夫娜愤然叫了声，紧跟着也扑了上去。但她绊了一下，跌倒了。立刻有几只手把她抓住，帮她站起来。后面的人挤了上来。达维德回头望了下，生怕别人把他挤倒，他见到卫兵正把那个男子拖到一边。
在索菲娅。奥西波夫娜企图朝卫兵扑去的一瞬间，她把小男孩忘了。现在她重新拉住他的手。达维德发现一刹那间感到自由的人的眼睛能变得多么明亮、凶猛和美丽。
这时，头几排人已经进入澡堂入口处前铺着沥青的小平台。朝大敞四开的大门走进去的人们，踩响了一种新的脚步声。
四十八
潮湿暖和的脱衣间里宁静而昏暗，只有几扇长方形小窗户透出些许光亮。
毛糙厚板做成的长凳漆着红色号码，在半昏暗中若隐若现。脱衣间中央有道矮隔墙一直从入口处顶到里墙，把大厅分为两半，一半为男子脱衣处，另一半为妇女和孩子们脱衣处。这样的分隔没引起人们的惊慌，因为他们继续互相看得见，照样彼此打招呼：“玛尼娅，玛尼娅，你在这里吗？”“是的，是的，我看得见你，有谁在叫：“马蒂尔达，拿块丝瓜筋来，替我擦擦背！”几乎每个人都显得无忧无虑0
—些穿工作服的人在队伍里表情严肃地来回走动，维持秩序，合情合理地提醒大家必须把短袜、长袜、包脚布塞在靴子里，一定得记住自己队伍的排号和座位号码。
人们的声音不大，压得低低的。
当一个人脱得精光的时候，他才接近了自己。天哪，胸毛又硬又密，那么斑白。脚指甲那么难看。光着身子的人望着自己，除了想到“这就是我”，没有别的结论。他认出了自己，确定自己就是“我”，因为“我”永远只有一个。小男孩把痩得皮包骨的臂膀交叉在肋骨突出的胸前，注视着自己蛤蟆似的身子，心想“这就是我”。再过五十年，他要是再端详自己腿上青筋突起的血管和肌肉松弛肥胖的胸脯时，同样会认出自己：“这就是我”。
但索菲娅。奥西波夫娜却被一种奇怪的感觉所震惊。年轻人和老年人都赤裸着身子，一个大鼻子男孩瘦骨嶙峋的裸体让一个老妪见了直摇头说：“哎哟，可怜的小东西。”而十四岁姑娘的裸体甚至在这种时候还被几百双眼睛死死盯着，观赏着，老妪和老头那丑陋虚弱的裸体，引起人们虔诚的敬意；毛发浓密的男子汉那背部隆起的肌肉，女子那纤细的大腿和高耸的乳房——所有这一切，都显露出隐藏在破衣烂衫底下的人民的躯体。索菲娅。奥西波夫娜觉得，她感觉到的“这就是我”不仅同她有关，而且同全体人民有关。这是人民赤裸的躯体，他既年轻又衰老，既朝气勃勃富有生命活力又憔悴枯萎，既美丽动人又丑陋畸形，既身强力壮又羸弱不堪，他的头发既乌黑浓密又花白稀疏。她望着自己那丰腴白皙的肩头，谁也未曾亲吻过，除了妈妈在她小时候亲过。接着她带着无限柔情把目光移向小男孩，难道几分钟前她竟把他给忘了，以喝醉酒似的疯狂扑向党卫军卫兵？“一个年轻的犹太傻瓜和他年老的俄国学生曾宣扬勿以暴力抗恶。”她想，“他们的时代还没有法西斯主义。”在她处女身上出现的母爱已经不使她感到羞怯。索菲娅*奥西波夫娜俯下身去，把达维德的小脸蛋捧在自己常年劳动的大手掌里。她仿佛感到捧在她手心里的是男孩那对温暖的眼睛，她吻了吻他。
“是的，是的，孩子，”她说，“瞧，我们终于来到了澡堂。”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沙波什尼科娃的眼睛仿佛在钢筋混凝土的脱衣间那半昏暗中闪烁了一下。她还活着吗？她们互相告别，索菲娅。奥西波夫娜走了，瞧她已经走到了尽头，阿尼娅*斯特拉姆也走到了尽头。
钳工的妻子想让丈夫看看光屁股的小儿子，但丈夫在隔墙后面，她把用襁褓挡住一半身子的婴儿递给索菲娅。奥西波夫娜，自豪地说：“刚给他脱光衣服，他就不哭了。”
隔墙后面一个长满黑胡子、穿条破睡裤的男人，眼睛和金牙闪着光亮，大声叫道：“玛涅奇卡，这里有浴衣卖，买吗？”
穆夏。鲍里索夫娜用手遮住宽大的衬衣领口里露出来的一对乳房，对他的俏皮话报以一笑。
索菲哑。奥西波夫娜知道，死刑犯的俏皮话，并不表明他的精神力量，当他们嘲笑恐惧时，只表明对胆怯弱小的人来说恐惧并不那么可怕。
列韦卡。布赫曼，这个面容痛苦消瘦的漂亮女人，把一对火辣辣的大眼睛转过去，披散自己两根粗辫子，把几枚戒子和一副耳环藏到头发里。
一股盲目而强烈的生命力支配着她。尽管她是不幸的孤立无援的，法西斯主义还是把她逼到了极点，在保存自己生命的努力中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止她。此刻，她藏起戒指，不再回想她曾用自己的这双手扼住自己婴儿的喉咙，因为她害怕婴儿的哭声会暴露她在阁楼间的藏身处。
正当列韦卡。布赫曼慢慢缓过气来，像动物那样好不容易躲进这个安全的密林，却看到一个穿工作服的女人正用剪子铰穆夏。鲍里索夫娜头上的发辫。边上一个女人已经铰下一个女孩的头发，乌黑柔滑的发丝静悄悄地散落在水泥地上。头发堆满地上，犹如妇女们在乌黑明亮的水中濯足。
穿工作服的女人不慌不忙挪开列韦卡护住头的一条胳膊，一把抓住后脑勺上的头发，剪刀碰到藏在头发里的戒指。那女人不停止工作，一边用手指麻利地抚摸着与头发纠结在一起的戒指，一边俯身到列韦卡的耳边说：“全会还给您的。”又更小声地说：“德国人在这里，应该ganzmig（保持安静）。”列韦卡没记住这女人的脸，她没有眼睛、嘴唇，只有一只青筋突起蜡黄的手。
隔墙的另一头出现了一个白头发男子，眼镜歪斜地架在歪斜的鼻子上，样子活像个病恹恹的恶魔。他打量一番长凳，像人们惯常同聋子说话那样扯着大嗓门，一字一顿地问：“老妈妈，老妈妈，老妈妈，你自我感觉怎么样啊？”
满脸皱纹的小老太太突然在几百人的嘈杂声中听出了儿子的声音，温存地对他微微一笑，猜出他习惯提的问题，回答说：“脉搏正常，很正常，没有早搏，别担心。”
站在索菲娅。奥西波夫娜旁边的一个人说：
“这是格尔曼，著名的内科医生。”
一个光着身子的年轻女人拉着个厚嘴唇、穿白裤衩的小姑娘，大声叫道：“他们要杀死我们，杀死我们，杀死我们！”
“安静，安静些，让这个疯子别吵吵。”穿工作服的女人们说。她们四下打量，没见到卫兵。耳目在半明半暗和寂静中休息。脱去因污泥和汗水变僵硬的衣服、破烂不堪的袜子和包脚布，人人感到轻松自如和好几个月来未曾体验过的快乐。铰头发的女人们一离开，人们更觉呼吸自由多了。有些人打起瞌睡，另一些人细细检査衣服线缝逮虱子，还有些人小声交谈起来。有人说：“真可惜，没有扑克牌，不然可以玩傻瓜了。”
但这时，监察队长嘴里叼着烟卷，拿起了电话筒。仓库管理员把一个个像果酱罐头似的贴有红色标签的毒气罐装上摩托运货车。呆在办公室的特别支队值班员回头朝墙上瞥了一眼，红色信号灯马上就将闪耀起来。
蓦地，脱衣间的各个角落都响起“起立！”的口令声。
每一排长凳尽头站满了穿黑制服的德国人。人们被赶进宽阔的走廊，嵌在天花板里、罩上椭圆形厚玻璃的小灯发出黯淡的光亮。平缓勻整弯成弧形的混凝土通道不动声色地把人群往里吸，那力量在这里显得十分明显。万籁俱寂，只听得人们光脚板沙沙的移动声。
战前，索菲娅。奥西波夫娜有次对叶尼娅说：“如果一个人命中注定要被另一个人打死，那么看他们如何渐渐缩短距离一定很有意思。起初他们或许可怕地遥远。我是在帕米尔采集杜鹃，用康太司相机喀嚓喀嚓照个不停。而他，我的死神却离我有十万八千里，放学后他正在小河里逮梅花鲈。我打算去听音乐会，这天他却在车站买火车票，要上岳母家。不过不管怎么说，反正我们总是会相遇的。于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如今，索菲娅。奥西波夫娜记起了这场奇特的谈话。她抬头望一眼天花板，透过头顶这层混凝土，已经听不到暴雨声，看不见大熊星座的倒勺……她赤足朝走廊的涡形装饰走去。走廊悄无声息、温情脉脉地朝她迎面飘来。这一运动没有暴力，自然而然，犹如某种昏昏欲睡的下滑。四周的一切，内部的一切犹如抹上了一层甘油，就这样自然而然、懶洋洋地往下滑行。
室内的大门突然渐渐打开。人流缓缓往里滑行。一对共同生活了五十年、脱衣时被隔墙隔开的老夫妇，现在重新并排走在一起。钳工的妻子抱着睡醒的婴儿，母子俩朝人们的头顶上方望去，看到的不是空间而是时间。内科医生格尔曼的脸庞闪现了一下，边上是善良的穆夏。鲍里索夫娜的眼睛和列韦卡。布赫曼那充满恐惧的目光。哦，那是柳霞。什捷连塔利，那对年轻的眼睛，鼻孔那轻微的喘息，那脖颈、那半张着的小嘴，依然是那么美丽，丝毫没有消退，丝毫没有减色。在一旁走着的还有拉皮杜斯老头，皱皱巴巴的嘴唇泛着青紫色。索菲哑。奥西波夫娜又把男孩的肩膀紧偎在自己身上。她的心中还从未有过对人如此的柔情。
在一起走着的列韦卡哭泣起来，她的叫喊声可怖得让人受不了，那是将要化为灰烬的人的叫声。
毒气室门口站着一个人，手中拿着一段自来水管，身上披件短袖褐色拉链衫。看到他那隐隐约约、孩子般欣喜若狂的狞笑，列韦卡。布赫曼吓得尖叫起来。
他的目光在索菲飯。奥西波夫娜脸上掠过。瞧，就是他！他们终于相遇了！
她觉得，她的手指该掐住这根从敞着的大门里伸出来的脖子。但笑咪眯的人迅即挥起棍子。透过钟声和玻璃的碎裂声她听到：“别碰我，癞皮狗！”
她勉强站稳脚跟，迈着沉重缓慢的步子，同达维德一起迈过这道铁门坎。
四十九
达维德的手掌在铁门框上蹭了一下，感到滑溜溜十分寒冷。他在铁镜里见到一个模模糊糊的灰色斑点，那是自己脸庞的影子。他的光脚掌觉得室内的地板比长廊上的冷，地板刚被冲洗过。
他迈着小步慢慢在矮顶的水泥箱里行走。他看不到灯，但室内笼罩着一片灰蒙蒙的亮光，仿佛阳光穿透蒙着混凝土的天盖照了进来。看来，冷冰冰的光亮不是给活人照明用的。
始终在一起的人们散了架，互相再也见不到。柳霞。什捷连塔利的脸庞闪了一下。达维德在车厢里见过她，感到一种甜蜜而凄凉的迷恋。一眨眼在柳霞原来的地方出现一个没有脖子的矮个子女人。马上这地方又出现一个头上长着白毛的浅蓝眼睛的老头。立刻又冒出一个青年男子双眸圆睁的定定的目光。
这是人们不由自主的运动。这是低级生物非本性的运动。这一运动没有思维和目的，不表现生命的意志。人流拥入毒气室，刚进来的人推搡着已经进来的人，已经进来的人又推搡自己的邻里，从这些用胳臂肘、肩膀、肚子的无数次小小推搡中产生了运动，同植物学家布朗？发现的分子运动毫无二致。
达维德觉得，他被人们带动着，也必须运动。他被逼到墙边，先是膝盖，接着是胸脯触到了粗糙冰凉的墙，没有别的道路可寻。索菲娅。奥西波夫娜贴墙站着。
有一会儿，他们注视着从门口往里运动着的人们…大门原来离他们很远，不过还能分清它所在的位置。也许是因为进门时人们互相挤作一团的缘故，只见白花花一片人的裸体，可随即他们便散开在毒气室的空间中。
达维德看清了人们的脸。清早，列车刚卸完人，他见到的只是他们的背影，如今仿佛整个列车都在他面前运动。突然他觉得索菲娅。奥西波夫娜有些异常，她的声音在密匝匝的水泥空间里变了样。一走进这间屋子，她整个都变了。当她说“紧紧抓住我，我的孩子”时，他就意识到是她害怕把他松开，免得只剩下她一个人。但他们没能在墙边坚持住，而是被挤得离开墙壁，开始作小步运动。达维德感到他运动得比索菲娅。奥西波夫娜快。她的手紧紧握住他的手，把他往自己身边拽。而某种柔软的力量渐渐把达维德朝另一方向拉，索菲娅。奥西波夫娜的手指开始松开。
室内的人群越来越密，运动的速度越来越慢，人们的步子越来越小。谁也无法主宰水泥箱里的运动。德国人对人们在毒气室里是静止站着或是作之字形和半圆形运动，都漠然处之。光着身子的小男孩迈着毫无意义的碎步。他单薄弱小躯体的运动曲线同索菲娅。奥西波夫娜大人沉重身躯的运动曲线不再相吻合，于是他们被拆散了。她不该只抓着他的手，而应该像那对母女一样，以忧郁而坚韧不拔的爱，脸贴着脸，胸贴着胸，形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
①布朗（1773—1858），英国植物学家，1827年发现布朗运动。622
人越来越多，分子运动在密度和浓度上偏离了阿伏伽德罗？定律。失去索菲娅。奥西波夫娜手的小男孩惊叫起来。索菲娅。奥西波夫娜立刻成为过去。此时此刻，有的只是现在。人们的嘴唇在一起呼吸，他们的身体紧挨在一起，他们的思想和感觉联结在一起。
达维德落在一部分人的旋涡之中，他们从墙边折回，又向大门倒流过去。他见到两个男子和一个老妪紧紧抱在一起连成了一体，老妪保护着孩子，孩子扶持着母亲。突然达维德身旁又发生了按新的方式出现的新的运动。嘈杂声也是新的，与沙沙声和嘟哝声大不相同。
“让开！”一个低着头，脖颈粗壮、双臂强健有力的男子挤过联在一起的一群躯体，想冲出混凝土那催人人眠的旋律。他左冲右突，犹如厨房案板上的一条鱼，盲目。而没有思维。很快他就平息下来，喘着大气，迈着小步，做着所有人做的运动。
由他引起的骚乱改变了运动曲线，使得达维德重新与索菲娅。奥西波夫娜站在了一起。她使劲把小男孩贴在自己身边，这么大的力气只有在死亡营里干活的工人才能发现和估量。他们在清理毒气室的尸体时，从来不想把互相搂抱着的身体分开9
门那边响起叫喊声，看到把屋子挤得满满的密密麻麻的人群，人们拒绝再进敞开着的大门。
达维德看到门给关上了：铁门好像被磁石吸引，轻柔平稳地向铁门框移动，它们融合在一起，变成一个整体。
达维德发现，墙壁上方，正方形金属小网罩后面有什么活的东西在微微动弹，他以为是只灰老鼠。但达维德马上明白，是风机转动起来。闻到一股淡淡的甜丝丝的气味。
①阿伏伽德罗（1776—1856），意大利物理学家和化学家，1811年提出物质结构的分子假说，创立了阿伏伽德罗定律。
脚步的沙沙声静息下来，间或传来含糊不清的絮语、呻吟声和突然的叫喊声。语言对人已经毫无用处，行动已经毫无意义，行动的目的是为了未来，但毒气室里没有未来。达维德的头部和颈部活动不再使索菲娅。奥西波夫娜产生愿望，朝其他活的生物观望的方向看上一眼。
她那双眼睛读过荷马史诗、《消息报》、《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梅恩。里德？的小说和黑格尔的《逻辑学》，见到过各种好人和坏人，瞧见过库尔斯克绿色草地上的大雁，在普尔科沃天文台通过折射望远镜观望过星星，在卢浮宫端详过乔孔达？，在市场的货架上睃视过西红柿和芜菁，目睹过外科手术刀的闪光，纵览过伊塞克湖的碧波，现在她已经不需要这双眼睛了。无论谁这时候把她的眼睛弄瞎，她都不会感到有什么损失。
她呼吸着，但呼吸变得十分困难，于是她竭尽全力呼吸。她想把最后一丝意识集中于响成一片的钟声中。但这一意识没有诞生，她默然站着，没有闭上已经什么也看不见的眼睛。
男孩子的抽搐使她满含怜惜之情。她对他的感情是那么纯真，不需要用言语和目光来表达。垂死的孩子还在呼吸，但他呼吸的空气并不能延续生命，而是把生命往死神那里驱赶。他的头还在转动，他仍旧想看。他看到了慢慢坐倒的人们，看到了大张着的没有牙齿、或露着白牙和金牙的嘴，看到了鼻孔里流出的一缕缕鲜血。他见到了透过玻璃朝毒气室张望的一对好奇观望的眼睛，刹那间达维德的目光与罗斯的目光不期而遇。他要说话，他要向索尼姬婶婶问问这对狼的眼睛。他要思索。他在这个世界上只迈出了人生的头几步，他看到了尘土飞扬的脏地上留下的光脚印，他妈梅恩。里德（1818—1883），英国作家，著有惊险小说，作品充满人道主义，情节曲折动人。
乔孔达，即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作于1503年左右。妈住在莫斯科，月亮公公往下瞧，而他的一对眼睛朝上啾，煤气炉上开水壶滚开着。那个无头母鸡奔跑着的世界，那个有着青蛙（他抓住它的前爪让它乱蹦乱跳）和晨奶的世界，还继续令他惶恐不安。
一双发烫有力的胳臂一直搂抱着达维德，小男孩不明白，为什么眼前漆黑一团，为什么心里喧嚣而又荒凉，为什么头脑里一片白茫茫。他死了，不复存在。
索菲娅。奥西波夫娜。莱温托恩感到小男孩的身子在她的怀抱里无力倒下。她又落在他的后面。在地下坑道里进行毒气试验时，小鸟和老鼠这些毒气试验品立刻就会死亡，因为它们的身子小，于是小男孩那小鸟似的小生命便先她而去。
“我当上了母亲。”她思忖着。
这是她的临终一念。
她的那颗心还在跳动，在收缩，在为你们，生者和死者感到忧伤和惋惜。索菲娅。奥西波夫娜感到一阵恶心，她搂紧达维德木雕似的身子，自己也变成一尊僵死的雕像。
五十
人死了，由自由世界转入被奴役王国。生命即自由，因此死亡便是自由的逐渐消亡。先是意识松弛，随后逐渐黯淡。在意识已经熄灭的机体内，生命过程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还在进行血液循环、呼吸和新陈代谢。但这是不可逆转的朝被奴役方向的退却，因为意识熄灭，自由之火也就熄灭。
夜空中星辰不再闪烁，天河消失，日月无光，金星、火星和木星无踪无影。大海停止喧腾，树叶悄然无声，风儿索然偃息，花朵失去芬芳和色彩，空气失去凉爽和闷热，粮食告罄，饮水断流。存在于人身上的这个宇宙已不复存在这个宇宙极像那个无人存在的孤寂的宇宙。这个宇宙极像那个继续反映在千百万活的头脑中的宇宙。但这个宇宙尤为令人吃惊的，是它那里存在有某种区别，它那大海的喧嚣、花的芬芳、叶的簌簌、石的色调、秋野的忧伤，既不同于人们身上已经消失或依旧存在的宇宙，也不同于在人之外恒久存在的宇宙。它单个生命那独一无二、无与伦比的本质乃是自由。宇宙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是人的力量之基础。但是生命变得自由幸福和具有崇高意义，只有在人作为一个世界而存在的时候，这个世界在无限的时间长河中是永不重复的。只有这时，他才能体验到自由和良善的幸福，才能在别人身上找到自己已经获得的东西。
五十一
司机谢苗诺夫是同莫斯托夫斯科伊和索菲娅。奥西波#娜。莱温托恩一起被俘的。在靠近前线地带，经过十周饥饿的II中营生活之后，他们又同一大批红军战士一起被送往西部边境。
在靠近前线的一个集中营里，他倒从未挨过拳头、枪托和皮靴。
集中营里有的是饥饿…
、溪水在沟渠里潺潺流淌，叹息着，濺到岸边；，哗哗作响，但它也会汹涌唤哮，发出巨响，它拖曳大石，冲倒大树。当你见到河水在狭窄的河道上咆哮着拍打礁岩时，心都会打颤。仿佛那不是溪流，而是无数亮晶晶沉甸甸的铅块在狂暴而充满活力地翻腾。
饥饿也似河水那样同生活有着经常而自然的联系，突然它变成消灭肉体、摧毁精神，毁灭千百万生灵的力量。
饲料匮乏，结冰降雪，草原和林区的干旱、水灾和瘟疫，减少了马羊的总头数，使狼、狐狸、鸣禽、野蜂、野骆驼、河鲈、蝰蛇大批死亡。人在天灾人祸中同动物处在同等地位。
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能够采取强制和人为的手段紧缩生活，勒紧人们的裤腰带。这时如同在狭窄河道里奔腾的河水，饥饿那可怕的力量便会震撼、扭曲、摧残和消灭人、种族和民族。
饥饿一点点榨干了人体细胞里的蛋白质和脂肪，饥饿使骨骼变软，。孩子们佝偻的小腿变畸形，血液稀释，头晕眼花，肌肉干瘪，神经组织萎缩。饥饿使精神压抑，失去欢乐，丧失信心，失却思维能力，滋长顺从、卑鄙、残忍、绝望和冷漠。
有时人性会在人身上完全泯灭，饥饿的实质变成了可以杀人，可以吃尸首，可以人吃人。
国家可以筑起大坝，把小麦、燕麦同播种它们的人隔开，从而造成大批人可怕死亡，如同希特勒围困期间几十万列宁格勒居民的死亡，如同希特勒集中营里成百万战俘的死亡。
饲料！食品！饭菜！食物！给点吃的，垫补肚子！胃□很好，大吃特吃！稀汤！粗茶淡饭！营养！各种各样的伙食：油腻的，大肉的，病号的，定量的！各种各样的宴席：丰盛的，精致的，简单的，乡下的！美味佳肴。饭食。猪食……
土豆皮，狗，青蛙，蜗牛，烂菜叶，霉甜菜，死马肉，猫肉，乌鸦肉，发霉的生种子，皮腰带，皮靴筒子，糨糊，军官伙房流出的浸透泥土的油腻腻的泔水——所有这一切全是饭食。这是透过大坝渗出来的东西。
人们搞到这样的食物，互相分享，交换，偷食。
途中第十一天，列车停在米哈伊洛夫村小车站，卫兵把处于昏厥状态的谢苗诺夫从车厢里拖下来；交给了车站当局^
一个上年纪的德国人是车站军代表，他望了几眼靠在消防棚墙边坐着的半死不活的红军战士。
“让他爬到村子里去吧，在班房里他一天就得死，把他毙了叉没什么意思。”军事代表对翻译说。
谢苗诺夫蹒跚着走进车站附近的一个小村子。
第一家没让他进去。
“什么也没有，你走吧。”一个老太婆的声音在门后回答他。
第二家他敲了很长时间的门，谁也不答理。也许农舍是空的，也许从里面反锁了。
第三家的门半开着，他走进外屋，没有谁叫住他，于是谢苗诺夫进到屋子里。
一股暖气朝他扑来。头开始发晕，他躺倒在门旁的条発上。
谢苗诺夫呼吸急促沉重，他环视一下白墙、圣像、桌子和炉子。呆过集中营的露天牲畜圈，这一切让他战栗不已。
窗户上有个人影一闪，进来一名妇女，见到谢苗诺夫，大声喝道：“您是什么人？”
他什么也没回答。很清楚，他是谁。
这天，不是强大国家那残酷无情的力量，而是人，一个克里斯佳。丘尼亚克的老妪决定了他的生存与命运。
太阳从灰色的云层里注视着战时的大地，一股风经过战壕和土木发射点上空，经过集中营铁丝网上空，经过观礼台和特别部上空，在农舍的小窗户底下轻声呼啸。
老妪递给谢苗诺夫一缸子牛奶，他贪婪而又艰难地看了一眼，喝了起来D他喝光牛奶，又全吐了。呕吐搅得他翻肠倒肚，直流眼泪。他好像背过气去，号叫一声吸进一口气，又重新呕吐起来。
他竭力忍住呕吐，头脑里只宥一个想法，女主人将要把他撵出去，因为他又脏又令人嫌恶。
他睁着红肿的眼睛，见到她拿来抹布，开始擦地板。
他想对她说，他自己会把一切收拾干净、洗干净的，只是请她别把他赶走。但他只嘟哝了一句，用颤抖的手指了指。时间一点点过去。老妪一会儿进来，一会出去。她没有撵谢苗诺夫走。也许她让邻居去领德国巡逻队来，或是去叫警察？
女主人把一铁锅水放在炉子上。水开始热起来，冒起蒸汽。老妪好像板着脸，并不和善。
“把我赶出去之后，她要消毒。”他思忖着。
老妪从箱子里取出一件衣服和一条男人外裤。她帮谢苗诺夫脱掉衣服，把他的内衣卷成一包。他闻到自己脏身子上和浸满屎尿的裤子上那股臊臭味。
她帮谢苗诺夫坐进洗衣盆里，他那被虱子咬伤的身子感到了她粗糙有力的手掌的触抚，他的后背和前胸流满温乎的肥皂水。他突然呛了口水，全身颤抖起来。他尖叫一声，咽下一口鼻涕，情不自禁大叫道：“妈妈……好妈妈……好妈妈。”
她用粗麻布灰手巾替他擦干净泪水涟涟的眼睛、头发、肩膀。她托住谢苗诺夫的腋下，扶他坐在长凳上，弯下腰，擦干他两条柴棍似的细腿，给他穿上衬衣和长衬裤，扣上布扣子。
她把盆里黑糊糊的脏水倒到桶里，把桶提走。
她在炉子顶上铺上熟羊皮祆，盖上条纹麻布，从床上抱来大枕头，放在床头。
然后她轻轻地像提小鸡似的扶谢苗诺夫欠起身子，帮他爬到炉子顶上。
谢苗诺夫躺下，处于半谵妄状态。他的身体感到难以想像的变化，残酷无情的世界想消灭这头被折磨得半死的牲口，但没能得逞。
不过，无论在集中营或是在军用列车上，他都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痛苦难熬。两腿火辣辣地胀痛，手指酸疼，全身骨头像散了架，呕吐恶心，打嗝儿，脑袋昏昏沉沉，灰蒙蒙黑漆漆似灌满了稠浆，一会儿又突然变得空洞洞轻飘飘，天旋地转；眼睛刺痛，眼皮发涩。有时，心脏作疼，突然收缩，好像停止了跳动；体内充满了气，像是死亡已经来临。
过了四天，谢苗诺夫从炉子顶上爬下来，开始在屋子里走动。使他大吃一惊的是，原来世界充满了各种食物。在集中营生活里只有烂甜菜，仿佛地球上只有这种浑浊的带霉烂味的稀汤。
可此刻他见到了小米、土豆、圆白菜、腌猪油，他还听到了公鸡打鸣。
他像小孩那样认为，世上有两个巫师——善良的和恶毒的，他一直害怕那个恶巫师又将打败善巫师，吃饱穿暖、善良的世界又将消失，他又将重新啃自己的皮带。
他对手摇磨粉机很感兴趣，只是它的生产效率太可怜，才磨出几把灰剥剥的生面粉，他的脑门上已是汗津津的。
谢苗诺夫用锉刀和砂纸把传动装置打得锃亮，把联结机械和石磨盘的螺栓拧紧。他作为内行的莫斯科机械师，理应干的一切都干了，把乡下工匠的粗糙活儿全都修整了一遍，可磨粉机打这以后工作得更差劲。
谢苗诺夫躺在炉子顶上想，怎么能够更好地磨面。
翌日早晨，他重新把磨粉机捣鼓了一遍，把车轮和老挂钟的部件全利用上了。
“赫里斯佳大婶，您来看看吧。”他洋洋得意地说，让她看他改装的带齿轮的双传动装置转动得怎么样。
他们几乎相互不说话。她不提起1930年死去的丈夫、杳无音讯的儿子们和离家去了普里卢基、忘了母亲的女儿。她也不问他是怎么被俘的，他出生地是农村还是城市。
他不敢上街，每次上院子之前，总是先久久盯着窗子，又总是急忙返回屋子。如果门响得重一点，或是缸子掉在地上，他都会吓一大跳，好像觉得好日子已经结束，老赫里斯佳的魔力己经不起作用。
当女邻居朝赫里斯佳屋子走来，谢苗诺夫便急忙爬上炉顶躺下，竭力不出声，不打喷嚏。但邻居们很少上他们家里来。
村子里没有德国人，他们全住在车站附近的铁路新村里。
每当想起他生活在温暖宁静之中，而周围正在打仗，他倒也心安理得，因为他十分害怕再落入集中营和饥饿世界之中。
早晨一醒来，他不敢立刻睁开双眼，生怕魔法在一夜间消失，他又将见到集中营的电网和卫兵，听到空饭盒的丁当声。
他闭上眼睛躺着，仔细听赫里斯佳是否消失不见。
他很少去想前不久的那些日子，不去回想克雷莫夫政委、斯大林格勒、德国集中营和军用列车。但每天晚上他都在睡梦中叫喊哭泣。
有天夜里，他从炉子顶上下来，在地上爬，钻到床底下睡到天亮。可早晨醒来，他又记不起来，他梦见了些什么…
他好几次见到装着土豆和粮食的卡车在村子的街道上驶过，有天还看见一辆轻型奥培尔牌汽车。发动机马力很大，车轮在农村的泥泞地里不打滑。
每当想起发音不清的声音就将在外屋大声叫喊起来，接着德国巡逻队便将闯进屋子，他的心脏就几乎停止了跳动。
他问赫里斯佳大婶德国人的情况。
她回答说：
“有些德国人也并不太坏。战线穿过俺们村子后，俺家住过两个德国人，一个是大学生，另一个是画家。常常喜欢逗孩子们玩。后来又住过一个司机，他带着头小猫，出车回来，小猫就到他跟前，他给它喂猪油、奶油。据他说是从边境把它拣来的。他吃饭时，也要抱着猫。他对俺挺和气，给俺送劈柴，有次还扔给俺一袋面粉。可也有的德国人杀孩子，杀死了邻居的大爷。他们不把俺们当人看，在屋子里随地便溺，当着女人面光着身子走路。我们这里有的乡下人当了警察，凶得很，欺压老百姓。”
“我们可不是像德国人那样的野兽。”谢苗诺夫说，并且问赫里斯佳大婶，我住在您家里您不害怕吗？”
她摇摇头说，村子里许多家都住着战俘，当然都是些回到家乡的乌克兰人。但她可以说，谢苗诺夫是她的外甥，是随丈夫去了俄罗斯的姐姐的儿子。
谢苗诺夫已经认识了一些街坊邻居，认识了第一天不让他进屋的那个邻居老太太。他知道村里的姑娘们晚上常去车站看电影，知道每逢星期六车站有舞会，还有乐队奏。他很想知道德国人都放什么电影。但上赫里斯佳大婶家里来串门的只有些老太太，她们不看电影，因此无人可问。
有个邻居老太太捎来一封女儿的来信，她女儿被招募到德国当了劳工。信里有些地方谢苗诺夫看不明白，她们就给他作解释。姑娘写道：“万卡和格里什卡飞来过，这里的人只好给窗户安上了玻璃。”万卡和格里什卡在空军服役。就是说，苏联空军空袭过德国城市。
在另一处姑娘写道：“针脚很密，就像在巴赫马奇时一样。”这同样指飞机飞去过，同战争初期德国人轰炸巴赫马奇车站时一样猛烈。
那天晚上，赫里斯佳家里来了一个高个子瘦老头。他打量一下谢苗诺夫，用纯正的俄语说：“英雄，打哪儿来？”
“我是俘虏。”谢苗诺夫回答说。
老人说：
“我们都是俘虏。”
尼古拉时代他在军队里服过役，当过炮兵，并且以令人惊奇的632
记忆力当面给谢苗诺夫复述炮兵口令。他用俄语声音嘶哑地下达口令，再用带乌克兰口音的年轻人宏亮的嗓音报告执行情况，显然他还清楚记得许多年前自己和头头声音的语调。
接着，他骂起德国人来。
他对谢苗诺夫说，起先大家还希望德国人会“废除”集体农庄，可德国人悟出原来集体农庄对他们是件好事，于是便搞什么五户一保，十户一甲，还有那些班组啦、小队啦。赫里斯佳大婶拖长声音痛苦地说：“唉，集体农庄，集体农庄！”
谢苗诺夫说：
“那有什么，集体农庄那是人所共知的事情，我们那里到处是集体农庄。”
这时赫里斯佳说：
“你别做声。你知道，他们怎么乘军用列车到俺这儿来的吗?1930年俺们全乌克兰的粮食都上了军用列车。荨麻都给吃光了，都吃土了……最后一粒粮食都给拿走了。俺男人死啦，他太遭罪啦！俺全身浮肿，嗓子哑了，走不动道。”
谢苗诺夫很吃惊V原来赫里斯佳老太太也跟他一样挨过饿。他原以为，饥饿、瘟疫对善良的女主人是无能为力的。
“也许，您也当过富农？”他问。
“哪是什么富农。全都没有活路，比战争时期还惨。”
“你是乡下人？”老头问。
“不是。”谢苗诺夫答道，“我是莫斯科出生的，我父亲生来就是莫斯科人。”
“我说哪，”老头夸口说，“要是你那阵在集体化运动时期呆过，非饿死不可。一个城里人，立刻就得完蛋。我怎么能活下来？那是我熟悉大自然。你以为，我吃的是槲实、椴树叶、荨麻、滨藜吗？它们一下子给吃了个精光。可我认识人可以吃的五十六种植物。所以我活了下来。春天刚到，一片叶子都没了，我已经从地里挖小根吃。老弟，我什么都懂，我熟悉一草一木，树根树皮，花卉草茎。牛啊、羊啊、马啊，不管什么动物全完了，可我没死，我比它们食草动物还食草动物哩。”
“莫斯科人？”赫里斯佳慢吞吞又问了一遍，“我可不知道你是莫斯科人。”
邻居走了。谢苗诺夫躺下睡觉，可赫里斯佳用手支着颧骨坐着，望着黑漆漆的夜空。
记得那年是个丰收年。麦子长得像堵墙，高及她的瓦西里的肩头，没过她赫里斯佳的头顶。
可村子里一片呻吟。骨瘦如柴的孩子们在地板上爬，发出勉强听得见的呜咽声。男人们步履维艰地拖着水肿的腿在院子里趑趄，饿得软弱无力的身子直喘气。女人们费力地寻觅能充饥的东西，所有东西都煮了，吃了——荨麻、槲实、椴树叶、扔在屋后的蹄子、骨头、犄角、未加工的羊皮……城里来的小伙子们却挨家挨户满院子跑，从死人和半死不活的人身旁走过，打开地窖，在板棚里挖地三尺，用铁棍往地里戳，寻找和强征富农的粮食。
在一个闷热的夏日，瓦西里。丘尼亚克不再呻吟，停止了呼吸。这时，城里来的那帮小伙子又闯到屋里，一个蓝眼睛的人走到死者跟前，用难听的喀查普？语，就像谢苗诺夫说的那种俄罗斯方言说…
“富农分子顽抗到底，连自己的生命也不爱惜。”
赫里斯佳叹了口气，画了个十字，开始铺床。
①喀査普为旧时乌克兰人对俄罗斯人的蔑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