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陷民初政争

据刘文典回忆，武昌起义爆发后，“记得有一天下午，章先生正在拿佛学印证《庄子》，忽然听见巷子里卖号外，有一位同学买来一看，正是武昌起义的消息，大家喜欢得直跳起来。从那天起，先生学生天天聚会，但是不再谈《说文》《庄子》，只谈怎样革命了”。面对革命之后变幻莫测的时局，章太炎难以再静下心来著书讲学，而是积极参与到建设新政权的一系列活动之中。1911年底，章太炎从日本启程回国。据日本密探报道，章太炎于回国前夕曾积极从事购买步枪五万支、子弹数百万发的活动。在回国途中，章太炎与日本人谈及革命之后中国的政治局面，提到“同志中颇有洋洋自得者，以为今日天下尽在吾党掌控之中，实则大谬也。今日吾党人惟有惕励加勉，不可再存侥幸投机之心。宜众志成城，全力以赴国事。如其不然，恐万劫不复。今日者，正是吾人发愤之秋也”。可见，他已经意识到在复杂而严峻的内外形势下，新政权的建设不会一帆风顺。

章太炎回到国内不久，革命党的喉舌之一《民立报》发表社论：“章太炎，中国近代之大文豪，而亦革命家之巨子也。正气不灭，发为国光，文字成功日，全球革命潮，呜呼盛已。一国之亡，不亡于爱国男儿，文人学士之心，以发挥大义，存系统于书简，则其国必有光复之一日，故英雄可间世而有，文豪不可间世而无，留残碑于荒野，存正朔于空山，祖国得有今日，文豪之力也。今章太炎已回国返沪矣，记者谨述数语以表欢迎之忱，惟望我同胞奉之为新中国之卢骚。”章太炎自1906年以后反对简单地用西方政治思想解释中国问题，所以称他为中国的卢梭，很可能并不会让他觉得多么自豪。但也由此可见，人们给予章太炎极高赞誉，并希望他对新政权建设提出真知灼见。而据嵇文甫回忆，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正在河南上学，当时就听闻有人认为“章炳麟才比周公”。从这一比喻也可窥见章太炎在时人眼中的地位。

武昌起义之后，除了中国南北双方展开或明或暗的政治博弈，东西列强也在注视着中国政局的变化，或是希望保证在华利益不受损害，或是企图趁火打劫，扩大在华势力范围。在北方手握重兵的袁世凯固然在不停地通过各种渠道向列强寻求支持，孙中山在从美国回国途中也进行了许多外交活动，希望西方列强能够承认新政权，并给予新政权经济上的支持。1912年1月，孙中山发表《对外宣言书》，其中提到：“凡革命以前所有满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为有效。”“革命以前，满政府所借之外债及所承认之赔款，民国亦承认偿还之责，不变更其条件。”这种妥协的态度不但使革命党长期宣传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大打折扣，而且让新政权刚建立就面临遭受列强操控的危险，因为签订贷款、索取赔款、利用不平等条约，正是列强控制清政府的常用手段。英国汇丰银行的负责人希利尔就明确告诉时任财政总长的周学熙：“我欧洲各国之外交政策之对于中国，有二种意思：既不愿中国为野心之国所吞并，亦不愿中国有异常之发达，以二者皆足以破列强之均势也。自中国共和告成，我欧洲各国未尝不有戒心，深恐中国能力发展，扩充国权。”

在此背景下，对于新政权的建设问题，章太炎着重思考的是如何能在列强环伺的危局之下维护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让中国具有名副其实的独立地位。因此，在刚回到国内时，他将自己定位为“调人”，致力于“联合之谋”，即协调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尽可能地让他们都能以国事为重，团结共事。基于这样的立场，他认为革命党，特别是同盟会，应消除革命时期较为封闭的、圈子化的小团体特征，开诚布公地接纳其他政治力量，共同建设新政权。所以他公开主张“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

同样是基于这样的考虑，1911年11月，章太炎与程德全发起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其主旨即为联络各方，共谋统一、巩固新政权之道：

然当困居专制政体之下，其功在于破坏；而在今日已脱离旧政府之羁绊，所重尤在建设。虽起义之初，事变仓卒（仓促），但能各自为计，粗维秩序，省、府、州、县不尽联合，势固其所。一旦大局粗定，即不可不速谋建设统一之机关。倘或划分界限，各竞权利，纷扰错杂，无有纪极，不独内政、外交无统一之办法，势必分崩离析，一变而为东周、晋、唐之末造，重醸割据之乱，致招瓜分之惨，此后危险将有不可胜言者。

在他看来，中国疆域广阔，人口众多，各地之间交通很不便利，这极易造成不同地域之间的隔阂。加之辛亥革命本由各省独立而成，如无促进统一与联合的政策，势必加重已现苗头的割据之势，不利于集中力量巩固政权、抵御外侮。在此情形下，他建议武昌起义后被推举为领袖的黎元洪注意到列强之间“处分支那，已在商议”，在施政方针上应以“国土之保全为重，民权之发达为轻”。

1912年初，章太炎又参与了将中华民国联合会改组为统一党。之所以用“统一”为名，章太炎解释：“‘统一’二字，若当国势巩固之后，本无庸说，现在则不得不有所需求。以中国此时南北尚未和合，外藩尚未亲附，政权兵权尚未集中，故宜标示此义。”关于统一党的政治纲领，他强调：“伸张国权为吾党唯一之政见。吾党之监督政府者，监督其丧失国家权利耳。辅助政府者，辅助其勿再丧失权利耳。已丧失之权利，吾党希望其恢复而已。恢复权利，全赖有强有力之政府，吾党亦但尽其辅助之力而已。”也正因为这样，当他听闻孙中山等人打算以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为条件，向日本政府借款来解决临时政府财政危机的消息时，就致信孙中山，批评他不应该无视汉冶萍公司对于中国工业发展的重要性，也不应该不经集体讨论，仅凭与一二亲信商于密室，就决定将公司卖给日本人。他指出：“斯乃秘密结社时之所行，而不可用之于抚世长民之日也。”此外，他还反对革命党人将新政权首都定在南京，因为这不利于稳定北方边疆。

章太炎批评孙中山、主张“革命党消”，一方面和他对1909年前后革命党那场内讧记忆犹新，看不惯孙中山等人将与自己意见不一样的革命同志视若仇敌有关；另一方面与他目睹辛亥革命之后革命党新的自相残杀有关。在上海光复的过程中，光复会组织的光复军起到不小的作用。但沪军政府成立后，却由陈其美担任都督，陈氏颇为忌惮陶成章，欲除之而后快。作为前者的小跟班，蒋介石明白陈其美的盘算，于是亲自去刺杀陶成章。陶氏之死让章太炎对同盟会越发失望。他给孙中山写信，劝他不应搞小团体主义，要摒除秘密会党习气，以仁恕之心对待革命同志。他劝告后者，同盟会与光复会之间“纵令一二首领，政见稍殊，胥附群伦，岂应自相残贼”。这只会让“挟私复怨者，得借是以为名”。当然，章太炎的这番言说，自然很难得到孙中山周围人的理解。戴季陶斥责章太炎“牺牲中华民国全国之国民，甘心为袁世凯作走狗”。其言论“变本加厉，竟不惜以向日民党之主张，置诸脑后，另换一副面具，主张专制，排斥民党”。他甚至声称：“直可认为著《訄书》之章炳麟，已与邹味丹同死，其至于今日存在者，并非章炳麟，特禽兽而冠人名者耳。”

在政治主张上，不少革命党人标榜自己致力于“民权”，以此区别于其他强调“国权”的政治派别。其实章太炎并不反对民权，他在清末的一系列政论里就反复探索如何在中国建立名副其实的民权。在他那里，民权与国权并非截然对立之物，国权巩固了，民权才有实践的可能。若中国亡于列强，民众沦为亡国奴，民权又从何谈起。因此，在施政方针上，章太炎有自己的思考。在《大共和日报》的“发刊辞”中，他建议：

民主立宪、君主立宪、君主专制，此为政体高下之分，而非政事美恶之别。专制非无良规，共和非无秕政。我中华国民所望于共和者，在元首不世及，人民无贵贱，然后陈大汉之豈弟（凯弟），荡亡清之毒蜇，因地制宜，不尚虚美，非欲尽效法兰西、美利加之治也。

辛亥革命之后，不少政治与文化精英都很关心如何建设共和政府，但关于中国未来的诸多重要问题，大多数参与者却没有一个十分清晰的答案。总体来看，在许多关键问题上，大多数政治人物不是从中国社会的基本现实与基本矛盾出发，而是向各种域外学说讨求答案，比如总统制、共和制、联邦制、邦联制之争。许多人对于中国问题的意见分歧除了现实的利益诉求各异，很大程度上还因为他们各自汲取了不同的西学资源，并且这种汲取在深度、广度与准确度上都十分有限。而在章太炎看来，新政权的政治合法性除了建立在革命党一直以来强调的推翻“异族”统治上，还建立在“元首不世及”与“人民无贵贱”二者之上，前者体现对帝制的扬弃，后者则体现民众地位因新政权而改变，过去由职业身份、政治特权与民族差异造成的不平等将不复存在。他希望新政权能“因地制宜，不尚虚美”，聚焦于“政事”之美恶，而非抽象地追寻“政体”之高下。章太炎回溯历史，认为一种政治制度起源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下。君主立宪肇始于英国，然后其他国家起而效仿，但“形式虽同，中坚自异”。近代的民主政体为美国、法国所首创，中国虽然师法其基本形式，废除帝制，但在具体建制方面，“当继起为第三种，宁能一意刻画，施不可行之术于域中”。因此他声称：“政治、法律，皆依习惯而成，是以圣人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其要在去甚、去奢、去泰。若横取他国已行之法，强施此土，斯非大愚不灵者弗为。”总之，必须从中国自身的现状出发思考政权建设问题，这是做到“巩固国权”的重要前提。

进一步而言，依章太炎之见，欲收“巩固国权”之效，在具体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方面更应立足于充分了解中国的现状，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政治治理。在发表于1912年1月的《先综核后统一论》里，章太炎指出新政权是建立在武昌起义之后各省通电宣告独立，然后再推举代表商议建国事项之上的，所以统一的基础并不稳固。他警告新政府：

以电报统一易能也，惟实际统一为难。不先检方域之殊，习惯之异，而豫拟一法以为型模，浮文犷令，于以传电有余；强而遵之，则龃龉不适；不幸不遵，则号令不行。在位者胡可不矜慎哉！

章太炎警告新政权里的各级官吏不能把电报里的内容当成真实的状况，应对如何建设新政权有充分而成熟的考虑。他这番观感并非无的放矢。张奚若回忆，武昌起义之后“在上海住了半年多，曾到南京去看过临时政府的情形，也感觉很失望”。“当时我颇感觉革命党人固然是富于热情、勇气和牺牲精神，但革命成功后对于治理国家、建设国家，在计划及实行方面，就一筹莫展。因此除了赶走满人，把君主政体换成所谓共和政体，革命是徒有其表的。皇帝换了总统，巡抚改称都督，而中国并没有更现代化一点。‘破坏容易建设难’一句格言，不幸完全证实。”何遂也回忆，他在辛亥革命之后与九江代理镇守使分析政局，后者直言革命党内不少人“都不懂政治的门槛，握住了权柄不知怎么运用”。军队里“许多将领都腐化了。上海那批人就是嘴里讲漂亮的话，讲完了逛窑子”。

所以章太炎强调，主政者面对纷繁复杂的政治与社会局面，“欲更新者，必察其故；欲统一者，必知其殊”。新的政策是针对现实状况而设置的，后者是立法与施政之时必须要面对的重要前提。中国的统一也是建立在各地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基础上的，一旦不能有效分析、协调不同地区的各种诉求，强行划一地推行相关政策，那么将会造成“徒能以电报统一耳，安望其实际遵行耶？”诸如赋税与法律，“其事细如牛毛，其乱棼如讨羽，顺而理之。后或可以渐革；逆而施之，在今日已跋踬不行矣”。这些关系到政治与社会稳定的问题一旦处理失当，将会导致政府运作紊乱，人心渐失，侵蚀新政权的统治根基。

此外，章太炎认为必须重视新政权中各级官员的政治素质，特别是他们是否具备从中国现实出发管理国事的能力，这也关乎能否更好地巩固国权。章太炎建议新政府应派遣十余名特使前往各省，充分调查政治与社会现状，明晰当地的具体情形，然后将意见反馈回中央，让后者能够“周知天下之故”。其次，清廷许多虽然离职但却“审知向日利病”的官吏，新政府应“引为顾问”，议会也应时常向其咨询。因为这批人虽然未必认同革命，但相对而言比较熟悉中国社会状况，其行政经验也值得吸收借鉴。这些建议的背后突显出章太炎对新政权的大小官吏非常不信任，认为他们对于政治只具备“游学他国，讲肆科条”的书本知识，对中国的现实状况反而知之甚少，所以在政治实践方面“妄以校中师授，谓仓卒可见诸施行，顾未知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也”。

出于相似的考虑，在新政府各部首脑的任命上，章太炎建议：“总理莫宜于宋教仁，邮传莫宜于汤寿潜，学部莫宜于蔡元培。其张謇任财政，伍廷芳任外交，则皆众所公推，不待论也。”此外，“若求法部，惟有仍任沈家本，为能斟酌适宜耳。诸妄主新律者，皆削趾适履之见，虎皮蒙马之形，未知法律本依习惯而生，非可比傅他方成典。故从前主张新律者，未有一人可用”。在这里，他所重视的同样是上述诸人的行政经验与能力，而非各自所属的党派与政团。章太炎认为了解中国历史与国情、体察社会民隐是为政之关键，也是能够真正保障国权的基础。也正因为如此，在统一党中，章太炎一度与张謇、程德全、熊希龄等原立宪派人士走得很近。1912年3月，章太炎还写信给刚当上大总统不久的袁世凯，希望他能“厉精法治”“酬报有功”“慎固边疆”“抚宁南服”，实现巩固国权的目标。

说起袁世凯，则不得不提1912年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南京临时参议会制定的这部法律，其中为了制约袁世凯，将先前孙中山所主张的总统制改为内阁制，同时出于从立法上限制政府首脑职权的考虑，还赋予参议院极大的权力。但行政权如何制约立法权却无详细规定。这样造成政治权力偏向立法一方，反而难收立法、行政与司法互相制衡之意。关于这部约法的质量，史家李剑农一针见血地指出：“从前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时，宋教仁想把它变为责任内阁制，那些对于宋教仁怀疑忌心的代表先生们，因为要打击宋教仁的原故（缘故），拼命地反对，使责任内阁制不能实现，现在所制定的约法预备在袁世凯临时总统任内施行，又因为要抑制袁世凯的野心的原故，竟把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了。”其结果，“这种拘于一时环境的立法精神是所谓‘对人立法’的精神；对人立法，在理论上是不能赞许的；因为真正的大枭雄不肯把法律放在眼里，徒使公正的政治家失去政治运用应有的活动”。

对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章太炎是比较质疑的。他指出：“国民为共和国主人，有主权者。参议员为都督府差官，无主权者。故国民对于参议院之《临时约法》，有不承认之权，此最简明之理由也。”《临时约法》为临时参议院所指定，而后者的成员究其实只是各省独立之后该省政治精英们所派遣的代表，只能体现各省政治精英的意志，并不能真正代表作为“共和国主人”的全国国民。如果按照主权在民的理论，那么国民就有不承认此约法的权利。与此相似，章太炎认为《临时约法》第二条所规定的“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实难成立。因为“今日足以代表国民者，为参议员乎？而参议员为都督所派，绝非民选。为遵照此次《约法》之选出者乎？而第十八条之选派方法，由各地方自定。假令又有都督选派，甚或有自署为参议员者，亦《约法》所许。以此组织参议院，果足代表人民全体而行使主权乎？稍有政治常识者，必不谓然”。总之，在章太炎看来，《临时约法》赋予参议院极大权力，可参议院本身却缺乏足够的民主特征，距离名副其实的“民权”还很远。

此外，从巩固国权的角度出发，章太炎认为《临时约法》扩大参议会的权力无助于实现这一目标。他指出《临时约法》规定大总统任命国务员及驻外人员须经参议院同意这一条款极不合理，易于导致“以立法院而干涉行政部之权，该院万能，不啻变君主一人之专制，而为少数参议员之专制，且同意之标准难定，稍有才智之士，鲜不为人猜忌，自非乡愿不能通过”。同样地，该法规定国务员一旦受参议员弹劾，大总统应免其职，此举将使参议员极易“滥用此非常之大权”，势必造成“国务员之更换频繁，虽灶下烂羊，亦将膺选，何暇谋政治之进行乎？”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议会政治后，他对黎元洪痛陈“中国之有政党，害有百端，利无毛末”，在参议院中忙于政治博弈之辈“皆人民之蠡蠹，政治之秕稗，长此不息，游民愈多，国是愈坏”。这些看法也和他在清末对代议制的批判一脉相承。

或许是意识到可以利用章太炎的声名为自己增添政治合法性，1913年初，袁世凯聘请章太炎为总统府高级顾问，并派专人南下奉迎，这让章太炎一度感到中国政治有望走上正轨。可是当章太炎到了北京之后，逐渐发现那些立宪派与旧官吏并非他想象的那样老成持重、开诚布公。早在武昌起义后不久，盛先觉就对梁启超说：“微闻章太炎左右数人，嚣张浮华，专事阿谀，颇有视太炎为奇货可居之慨，而章太炎似亦竟为所蒙蔽者然。甚矣哉！君子可欺以其方，小人无往而不在也。”黄尊三也在日记里记载，章太炎只在统一党里“居其名”，实际上“利用之者仍为一班政鄙官蠹”。这些观察其实是比较准确的。还在章太炎离开南方前往北京途中，在张謇主持下，统一党和以黎元洪为首的民社、以梁启超为后台的国民协进会等组织达成协议，联合成立共和党。关于共和党的特征，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如是描述：“该党成员中纵然有众多之前朝遗臣及有旧思想之学究，然彼等通晓该国实情，对政、商、军、学各方面有阅历之人极多，故态度稳健，能孚舆情，使党势兴隆，固有其理由也；且背后又有袁氏巧妙操纵。”据王绍鏊回忆，起初章太炎与统一党内的年轻党员反对与国民协进会等组织合并，因为梁启超等人在当时以拥护袁世凯著称，章太炎担心这样会让统一党受控于袁世凯，而是主张与由宋教仁领导的统一共和党合并，如此可将那些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人团结在一起。可是当时张謇的主要政治目标就是全力辅助袁世凯。他积极为袁世凯筹划组党，对抗提倡政党政治的宋教仁。此外，他还颇为热心地替袁世凯网罗人才，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梁启超。张謇不断疏通梁启超与袁世凯的关系，让他们从昔日戊戌变法时期的仇敌，变为今日政治上的合作者。而争取梁启超的目的，无非也是想增强抗衡革命党人的力量。很明显，章太炎设想与宋教仁的合作自然是张謇不会接受的。

因此，张謇等人利用章太炎北上无法出席的机会，主持统一党与其他四政团合并事，伺机选举张謇为统一党理事长，此举无异于将章太炎架空。章太炎试图控制局面，但毫无效果，遂独自宣布脱党，昔日借助其招牌的同党之人也听之任之，并未挽留，此举不啻将章太炎一脚踢开。在日记里，张謇更是认为章太炎“惑于谬说，意气甚张”，声称“政治家非文章之士所能充”。而关于章太炎参与创建的统一党，据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张国淦回忆：

章炳麟在北京，袁（袁世凯）令王揖唐招待。王即借统一党以拉拢议员。某日，袁向余言：“王揖唐办统一党，打算作第三党，只花去200万元，议员多至200余人。”余言：“此等都是跨党，希图津贴，不是真正党员。真正党员不是金钱买来。”其后袁认真核计统一党员，实数仅20余人，故决定合并进步党。是合并进步党时之统一党，非复章炳麟时之统一党。

面对这样的局面，章太炎开始反思是否能依靠立宪派与旧官吏来行综核名实、保障民生之政。他终于意识到，后者才是导致辛亥革命之后政风紊乱、政局动荡的祸首之一：

立宪党成立以后，政以贿成，百度废弛，具文空罫，有若蛛丝，视戊戌、庚子以前转甚。至于新朝蒙清余烈，政界之泯纷贪渎又弥甚于清世。一二良材，逃荒裹足，其联袂登庭者，皆斗筲之材也……逮乎燕京统一，向之媚子不知幸予矜全为非分，更欲飞跃以超人上，涵濡卵育，日有孳生，而革命党亦渐染其风，变本加厉。然则暴乱者，革命党之本病也；贪险者，立宪党之本病也。变暴乱之形，而顺贪险之迹者，革命党被传染于立宪党之新病也。

关于他的这段与原立宪派的合作经历，姜义华老师评价：

从组建中华民国联合会至此，前后不过九个月，章炳麟终于开始发现，他兴冲冲地试图创建的所谓政党政治，却原来只是一出政治闹剧。而他本人，自以为主导着一个大党派的发展，其实，却常常是旧立宪党人和老官僚用来反对同盟会的玩偶。一旦不再完全听命于他们，失去了利用价值，便被弃之如敝屣。他同旧立宪党人及一批老官僚的政治蜜月终于结束了。

此外，章太炎曾希望袁世凯能“淘汰阁员，任用良吏，总揽大权，屏绝浮议”，同时“事贵实行，法宜信必，文告先导，诛罚踵行”，做到“诛除赃吏，用弥盗源”。但与对立宪派的感观一样，章太炎逐渐发现自己对于袁世凯的期待很大程度上也属一厢情愿。在《自订年谱》中，他回忆1912年与袁世凯的一次对话：

七月，之武昌，谒黎公（黎元洪）。闻武昌人甚重张之洞，以为人材军费皆张氏所遗以为倡义资也。返自武昌，与袁公（袁世凯）道之。袁公愤然曰：“南皮竖儒，今犹为人引重耶。”因数张过咎数端，又言初练陆军及遣学生出洋，皆己所建明，无与南皮。剧谈至三刻顷。余始虽审袁公雄猜，犹谓非卞急者；及闻其排诋张之洞，独念曰：“死者尚忌之，况于生人。褊浅若是，盖无足观矣。”

在这里，章太炎主要是看不惯袁世凯褊狭记仇的性格，认为他缺少政治领袖所应具备的气量与见识。但袁世凯最大的危害尚不在此。他利用章太炎、梁启超、张謇等人希望巩固国权的心理，把自己装扮成稳健老成的形象，让他们这些人觉得除了自己，无人能在列强环伺的局面下领导中国摆脱困境。章太炎曾一度寄希望于袁世凯，梁启超更是积极地替袁世凯出谋划策。袁世凯当选大总统后，梁启超给他写信，传授“为政妙诀”。他对袁世凯说：“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夫是以能有成。今后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齐严肃之治。”他劝袁世凯“访集国中有政治常识之人，而好为政治上之活动者礼罗之，以为己党”。如此这般，其目标是“以热诚之士为中坚，若能使此辈心悦诚服，则尽瘁御侮，其势莫与之抗”。可实际上，袁世凯最在乎的是保住自己的权位，将异己势力一一清除。而他的政治手段无外乎延续清末官场里盛行的拉帮结派、公然行贿、讨好列强，以及牢牢控制一支听命于自己的军队。他固然没有成为中国之华盛顿的想法，但也没有如俾斯麦那样带领德国走向富强的能力。民初著名记者黄远庸就指出：“盖袁公者，利用之手段有余，爱国及独立之热诚不足。又其思想终未蜕化，故不能于旧势力外，发生一种独特的政治的生面也。”严复也认为袁世凯“固为一时之杰，然极其能事，不过旧日帝制时一才督抚耳”，指望其“转移风俗，奠定邦基，呜呼！非其选尔”。

当章太炎意识到这一点后，他打算离开北京，去边疆地区干一些有助于巩固国权的实事。袁世凯顺水推舟，任命他为东三省筹边使，这样章太炎就不能在北京发表不利于袁氏的政见了。但是，筹边使是一个职权很不明晰的官位，虽然它可涉及许多具体事务，但却只能“筹办”，无法实际着手，加之僚属与经费都很有限，更让此职看上去有名无实。因此，章太炎到东北后，由于没有实权，无法插手东北地区的政治与人事。他退而求其次，想在推进东北经济发展上有所作为。他的计划，包括了凿通运河、筹办东北实业银行、利用外资开采煤矿及其他自然资源、组织筹边研究会等。但问题在于，他手上没有经费，袁世凯也不给他拨款，这让他的实业计划只能流于空谈而无法实践。最终，章太炎无奈选择辞职。

真正让章太炎彻底看清袁世凯面目的是宋教仁被暗杀。虽然章太炎认为宋教仁过于迷信议会政治，但从清末革命开始，他就与宋教仁关系极佳，认为后者是革命党内难得的人才。宋教仁惨遭不测，使章太炎彻底放弃与袁世凯及北方官僚集团继续周旋的念头。他对人言“项城不去，中国必亡”。同时开始与昔日革命同志重归于好。1913年5月，章太炎在国民党上海交通部的欢迎会上说，“北方受了腐败专制的遗传病，较诸南方革命的激烈病，其流毒更甚”，这导致“民国非维持现状也，乃维持现病耳”。他主张“吾革党对于建设民国一问题，当仍以猛进的手段，循文明的步调，急求破坏专制恶根，拼命力争共和二字，此后方有建设可言”。“昔日为民权激战时期，今日为民党与官僚激战时期。”在他看来，民初的政治乱象必然不得人心，一旦国民党重整旗鼓，定能获得全国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国民良心尚存，不患不赞成吾党，吾党共和目的不患不能达到。”

但现实却是，袁世凯手握重兵，并且将参议院中的反对党逐个清除。国民党成为袁世凯欲除之而后快的眼中钉，梁启超等人组建的进步党则变成他用来排挤国民党的工具，一旦国民党在参议院中没了位置，进步党也难逃卸磨杀驴的下场。为了讨伐袁世凯，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但因实力过于悬殊，终究难敌袁世凯的北洋军。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国内的大多数资产阶级与政治精英并不支持国民党之所为，认为后者好乱成性，只会破坏，不知建设，反不如袁世凯能够给中国带来稳定。在中国经济中心上海，“商民日盼北军续至”，他们希望北洋军一鼓作气，“不特纾目前之急祸，并可除永远之根株”。章太炎所憧憬的“国民良心尚存”，至少在此间大多数有话语权的人身上很难看到。可以说，从辛亥革命到二次革命，章太炎为建设新政府不辞辛苦，但结果却是竹篮打水。

为什么会这样？其实章太炎撰于清末的那些政论已经给出了答案。那时他呼吁革命应是“平民革命”，不但要推翻清政府，而且要改造不合理的社会经济结构。他警惕有名无实的代议制，希望建立名副其实的民主制度。这些主张在辛亥革命之后却都未实现。关于民初政坛，正如李剑农指出的，“自有政团以来，都是没有民众作基础的政团，政团不过是读书绅士阶级的专用品”，“满清颠覆后，所有的政党都与民众不发生关系，都成了水上无根的浮萍”。具体到地方上，王绍鏊回忆，他在江苏都督府任职期间，曾赴苏南一带进行竞选演讲，但“听讲的人大多是士绅和其他中上层人士”。他分析其原因：

那时的选举有许多限制。例如，没有一定数目的财产，就不能参加选举。竞选者知道劳动人民不能参加选举，也就并不把注意力放在他们身上；所注意的只是那些士绅之类的人。由此可见，当时从事政党活动的人，所争的民权实际上只不过是“绅权”而已！这些来自士绅阶层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联系依靠的也是士绅阶层，同广大劳动人民是根本隔绝的。正因为这样，他们很容易被袁世凯这样的人所利用。

正像他所说的，由于辛亥革命没有改变中国的土地制度，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过去那些政治与文化精英在新政权下依然能保持其地位。他们所理解的“民权”，很大程度上只是“绅权”。他们绝大多数人所希望的政治局面，是由一位政治强人式的人物来统治，保证自己的权力或特权不遭受威胁。在此情形下，别说“平民革命”基本看不到，不少底层民众还受到各式各样的新剥削。

在这样的情形下，活跃于民初政坛上的政党也就显得有名无实。据统计，当时中国共有300多个政治性团体，可是其中具有较为健全政纲或具体政治主张的仅有35个。在人员方面，不少著名政治人物经常一人横跨数党，拥有多重党籍。在党纲方面，许多政治团体的口号主张大体雷同，给人一种互相抄袭的感觉。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这些政治团体严重缺少代表性，特别是和当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不能根据自己的阶级基础制定相应的党纲。因此，这些政党在行动逻辑上高度继承帝制时代的那一套“玩法”，即依靠同乡、同学、同年、同宗等关系在政坛上纵横捭阖，加入某个党派的方式类似朋友之间介绍熟人，有了党籍能更加方便地“混圈子”。亲历民初政坛的梁济这样描述彼时的政客：

议员到京，除政府预备寓所，派人招待外，各党之招待联络，无所不用其极，各车站码头高拥党旌，遍派招待人等，百般逢迎，夸耀本党议员之多，势力之大，组织内阁希望之必成。谀词媚态，强邀横截，与上海稚妓拉客无异，且议员而有三四招待人日夕趋侍，饮宴狎游，丑态猥容，不堪目睹。而为新议员者，一种初出茅庐、趾高意得之态，更笔墨难描。或已受甲党招待，及乙党饵以小利，又受乙党招待；或今日已入甲党招待所，明日又托词借寓亲朋家而出，其实则因别闻议员出卖之行情，更图求售耳。

可见，这些人固然对于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官场颇为熟悉，但这种熟悉却很难用于章太炎所期待的巩固国权上面，更多时候是用于结党营私、投机钻研、聚敛钱财上面。这是章太炎的政治理想付诸东流的根本原因。

而从章太炎本人来看，他曾希望借助旧官吏与立宪派的政治经验来为新政权建设做贡献。当对后者的真实面目有所认识之后，便寄希望于作为国家元首的袁世凯能厉行法治，制裁贪渎败政之徒。一旦发觉袁世凯实为此辈的最大庇护者，章太炎又开始与昔日的革命同志共谋大计。可国民党此时无权无兵，非但不能改变现状，反而因“二次革命”失败致使实力大损。在章太炎的政治视野里，作为主权所有者的广大国民始终是“沉默的大多数”。章太炎在清末提出不少极具洞见的政治主张，但当他投身政治活动时，他却找不到能够真正实践这些主张的群体。在《革命道德说》里，他认为农民“于道德为最高”，工人“其强毅不屈，亦与农人无异”。但如何让自己与他们建立联系？如何使他们成为一股能动的政治力量？他似乎想不出什么方法。这既是他个人的局限，也是那个时代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