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订版后记

传记传统与女性

在英国出版界，传记是一大柱石。那是因为英国人运气好，17世纪出了个鲍斯威尔(Boswell)，首创“形影不离”的贴身观察法，记录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一言一行，为英语传记创出了一条以可信和可靠作为骨干的道路。[6]到了20世纪初又有里顿·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另辟蹊径[7]，背“长篇大论”之路而行，专攻传记主人公神绪所在，以素描手法闲闲几笔就描出了痛痒之处，笔下讽刺的不单是人物，而是整个时代。于是“名人传记”的焦点从“名”转到“人”，从描述事件和社会地位到探讨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传记不再只是读者向名人学习的数据库，同时也是一面镜子，让他们看到传记人物不那么漂亮的一面。此路一开，捧场式传记就站不住了，而传记的题材也豁然开朗。英语传记的主角不都是什么遐迩闻名的大人物，乡村牧师和家庭教师一样有人问津。虽然名人传记容易写，也最易推销，但那不再是唯一的考虑。

相对来说，中国传记传统虽然很长，《史记》以来就有列传，但说到内容和方向，似乎就一直没有走出那小框框。鲁迅的《阿Q正传》虽然不是传记，但他开宗明义所说的话，实在可以作为中国传记传统的按语：

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于是人以文传，文以人传——究竟谁靠谁传，渐渐的不甚了然起来。

表面上看，《阿Q正传》只是小说，鲁迅的开场白一扯就扯向传记传统，除了是小说家以实弄虚的手法外，也不能不让人怀疑有指桑骂槐的味道。不过这也正是鲁迅先生的特长：一针刺出血来，不管是槐是桑，反正教人眼前一亮。

中国传记传统的一大宗是墓志铭。有财有势的人，即使自己没有文名，也可以用财或势（再加上点人情）请个当代著名文人来执笔，为去世的先人记下一生事迹，男的丰功伟绩，女的贤良淑德，反正必定坚守只说好话、不说坏话的信条。要改变这个传统，先决条件除了要有愿意独立思考的作者之外，更重要的是社会上要有可以和权、势、财抗衡的力量——一是有明辨力的出版社和读者，二是有发表异于主流意见的空间。

假如传记以美化形象为首要任务，自然很难抱着事事求真的精神，除了像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那样“节省真相”之外，传记作者还有几种招数，让他们既可充分发挥想象力，又可发挥主人公的魅力。这些招数分别是：一、穿越时空，亦即把事情发生的地点和先后次序调整调度，以配合作者要营造的形象和气氛。二、移形换影，亦即把发生在某甲身上的事转移到某乙身上去。三、投影和折射，指作者笔下反映的并非传记主人公的时代背景，而是把作者当代——甚至是本人——的经历和关注投影到作品中，作为事实那样描写。

中国传记传统既然以权力和文化中心为主线，亦即是以男性为主线，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位有财或有势的女性——像秦代的怀清、汉代的吕后、唐代的武则天、清代的慈禧，能留下雪泥鸿爪的，也总是“贤妻良母”，也就是某人的女儿、某人的妻子、某人的母亲；再不然，就是因男女关系而为人所知的“名女人”。这个传统发展到今日依然大盛（司马迁把吕后与帝王并列于本纪，是极罕有的实事求是作风）。女子在男主人公身边起的是陪衬作用，因此她们的故事更要配合作者美化主线的目标，也就免不了经过上面所说的改造手法。

一般读者对传记不会抱什么疑心，总认为它是历史的伙伴，作者以史家的态度追寻材料，再把材料与大时代背景交织起来，呈现传记主人公的一生。谁知不少传记暗地里和小说私相授受，作者既可以天马行空，无中生有，亦可以纵情想象，把笔下人物当作自我感情寄托的工具。

这样的传记并不限于某国某地，英语传记也有天马行空的例子。胡适就曾经气不过来，在美国报上发表书评，指责罗伯特·佩恩(Robert Payne)的《毛泽东传》“无稽”“荒唐”“胡扯”，是“捏造历史”。

也许我们会问：作者假如爱编故事，为什么不干脆去写小说，而要写传记呢？这个问题看似难解，其实鲁迅早已一语道破——“人以文传，文以人传”嘛！既然要书写的主人公已经是名人，而作者的文字还未能算是名文，究竟“谁靠谁传”，虽然鲁迅说“不甚了然”，实在他是太客气了。

小说家笔下虚构的人物如果写得精神焕发，举手、投足、瞪眼之间让你像照镜子般觉得可惊、可怕或可爱，这个人物就从虚入实，成为文化传统不可磨灭的一部分，最好的例子莫如鲁迅的阿Q。反过来说，传记作者虽然拿出真名实姓的人物，但如果笔下除了幻想就是假想，那么作品必然有虚无实，他也不过是戴着面具的小说家而已。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探讨能否以公允的态度重估五四时代的女性，能否从她们的角度平实地看她们面对的世界。书中主角都和五四时期的文化名人有婚姻或恋爱关系，那么我自己是否也在玩“文以人传”的游戏呢？希望不是。选择这些主角，原因是她们的生平有可信的材料作为依据，不少还是第一手资料。但这些资料的存在，多半也因为她们那些名人丈夫或恋人——这是不容忽视的。

成书历程

2001年6月底，我和丈夫遍访他的母校剑桥和附近方圆十里的村镇，途经沙士顿。这里仍然是剑桥边上一个住宅区，旧房子都已拆掉，小镇的规模也扩大了，但性格并未改变，新房子不论是独立或半独立的设计，看来都非常实用，又非常乏味。

我当时想：20世纪初一个年轻中国女子的挣扎，就埋藏在这个不起眼的地方。

事后我又想：其实中国女子的故事又岂仅埋藏在一两个地方呢？

这个念头终于演化成一本书。

这本书从搜集资料起，到写成片段的文章参与国际学术会议以及发表，再到比较有条理地重写，前后历时二十年。其间得曾到基金会的研究经费资助，也幸获不少学者从旁协助。众多为我引路的人中，不能不提的是北京鲁迅博物馆前馆长王得后先生和北京鲁博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工作人员；还有我的丈夫卜立德。假如没有他们，我不会找到足够的材料完成任务。

这本书的第一稿曾在香港由天地图书公司出版。版权归还作者后，我开始做增订，除了添加江冬秀一章外，其他篇章也收进了新材料，因此比原来的繁体字版更完备。在这里要感谢天地图书前总编颜纯钩先生和上海浦睿文化的朱可欣小姐先后为这本书的出版铺路。

我接触到的材料以下面几种最让人感动，希望能与读者分享：

许广平：《遭难前后》，《许广平文集》第一卷。

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林徽因文集》。

Natasha Chang, Bound Feet and Western Dress（中译：《小脚与西服》）。

我的母亲生于抗日战争期间，卒于2020年，一生体现了新女性如何发挥旧传统的优点。谨以此书献给先母黄银燕女士。

孔慧怡

2022年12月于英国梳士巴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