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照护是什么？由谁来护理？——选择“护理”作为“研究对象”
没有快乐的护理者，就没有快乐的护理
在定义照护是什么时必须重视一个事实：照护必然存在着两种当事者，即照护者与被照护者。用英语来说，就是“It takes two to make it happen”（一个巴掌拍不响）。
我说起照护的话题时，总是用性爱做比喻。性爱也需要复数的当事者才能成立。照护和性爱都是发生在复数当事者之间的交互行为，并非照护者专属的特性和行为。
那么，什么才是好的照护？如何评判照护的质量？在复数当事者中，只有一方得到满足的照护不能称为“好的照护”。如果这么说，就跟“微笑只需0元”的麦当劳广告词一样了。无论顾客怎么破口大骂，店员都要报以微笑，这就相当于复数当事者中只有一方得到满足的照护。这样的照护，绝对称不上“好的照护”。其实有许多人都在被迫从事这种感情劳动。
在复数当事者中只有一方得到满足的性爱被说成“自我陶醉”，我觉得这个说法很犀利。这种性爱绝不是优质的性爱。同样，照护也是发生在复数当事者之间的行为，如果不是双方都能感到满意的照护，就不能算优质的照护。
简单来说，“没有快乐的护理者，就没有快乐的护理”。因为不快乐的护理者最后势必会伤害到弱者。所谓弱者，就是被护理的老人或是孩子。所以必须让护理者也感到快乐。
由于我的年纪也大了，加之赶上了护理保险开始实施这一日本史无前例的重大社会变革，我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所以在2000年护理保险正式实施之际，我选择了“护理”作为研究对象。
开始研究护理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做的一直是同一件事。
女人在家庭内部从事的劳动价值为何如此低廉，同样的事情在家庭外部得到的估价为何还是如此低廉，照护成了这个社会不可或缺的劳动，又该由什么人来承担，如何承担才算公平……一言以蔽之，就是研究再生产费用的分配正义问题。
女性地位的国际比较：日本女性地位为何垫底
在这里做一下国际比较吧。跟外国比一比，就会很清楚日本女性的地位为何总是垫底。
东西冷战结束后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全球化开始了。全球化的定义是“信息、金钱、物品、人力的国际流动性增加，以及伴随而来的国内外秩序的重组过程”。全球化不存在喜欢与不喜欢的问题，那只是一个不可抗拒的事实。
信息、金钱、物品、人力之中，流通速度最快的是信息，其次是金钱，再次是物品，而流动最慢的就是人力。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人的流动受到了抑制，但病毒的流动并没有停止。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与全球化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是全球化让流动最慢的人力开始了流动。全球化的浪潮覆盖到的所有社会，都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反应，日本也绝非例外。在这一浪潮中，所有社会给出的答案，都是将女性转化为劳动力的必然性。
在日本推进这一改革的是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政权。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家们到处提倡“女性活跃”“202030”这些讨好女性的政策。保守政治家与新自由主义政治家乍一看很难分辨，但二者有着决定性的不同。就算撕碎了新自由主义政治家的嘴，他也说不出“女人应该回归家庭”这种话。他们希望女性出来工作，也希望女性多生孩子，希望女性完全按照他们的想法行动，这就是新自由主义政治家。
当女性转化为劳动力成为必要之举，就必须为她们卸下将其束缚在家庭内部的重担，也就是照护的重担(care burden)。
“如果没了我，这孩子可怎么办啊？家里老人还怎么活啊？”必须将这个照护的重担转交给第三方。这就叫作照护的外包。
照护外包的选项有三种。第一是市场化。女性出来赚钱，用自己赚到的钱购买市场上的照护服务。第二是公共化。比如，设立国家或地方自治体管理的托儿所或老人院，用于照顾儿童和老人。这两个选项是依靠市场化和公共化来实现照护的去家庭化。
第三是“男女各半制”，也就是丈夫和妻子平均分配照护工作的私人解决办法。这种做法被称作平等主义家庭(egalitarian family)，可惜的是，这一选项实现的可能性最低。因为只要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存在，赚钱多的男人就绝对不会减少工作，跟女人一起从事家务和育儿工作。他们会说，我可以用自己赚的钱请保姆或家政工。因为男性的机会成本比女性的机会成本高得多，向市场购买照护服务在经济上是更合理的选择。这又回到了市场化选项，而刚才已经解释过，市场化选项也是私人的解决办法。
照护外包与出生率——由谁来照护
将其做成模型，便是图6的样子。照护出现了两分化：一是私有化；二是公共化，也就是去私有化。
私有化的选项有家庭化和市场化。请不要忘了，市场化始终是私有化的次级概念。用自己赚的钱向市场购买服务，相当于以私人的方式解决照护负担。
公共化的选项有家庭化和去家庭化。家庭化是指由家庭内部承担照护责任，但国家为此给予减税、补贴和支付养老金的政策，承认照护工作的价值。也就是说，由国家向家庭内部的照护劳动者支付薪酬（尽管大多低廉得可怕）。日本国民年金的第3号被保险者制度也算是形式之一。在这个选项下，女性往往容易被固定为照护劳动者。
图6 “照护的公共化和私有化”
公共化的另一个选项，就是由公共机构负责，以实物的形式支付照护服务。比如，设立托儿所托管儿童，提供护理保险辅助老人护理。
日本究竟采用了什么选项？
最近这30年间，女性劳动力转化程度高的国家为了把女性拉出家庭，一直在推进照护的外包。只要拿出上文提到的模型，就能很好地说明男女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和低下的国家存在着什么样的不同。
一种是夫妻都有工作维持家计，国家承担照护外包的责任。这种是照护公共化模式，被北欧国家采用。
另一种是夫妻都有工作，向市场购买必要的照护服务。这种是照护市场化模式，被英、美等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采用。亚洲也有部分国家和地区采用这种模式，譬如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职场女性就不存在要兼顾家庭和工作的问题。因为她们家中有保姆和用人。
在照护家庭化迟迟没有改变的国家，照护一直是家庭的责任，而承担那个“家庭责任”的人全都是女性。这种模式被称为男性养家模式(male breadwinner model)。
最固执于这种模式的国家就是日本。不只是日本，意大利、希腊、西班牙等南欧国家，以及亚洲的韩国都是如此。
谁来照护的问题关键在于解决再生产成本的分配问题，那么，再生产成本的分配效果，则可以用生多少孩子来衡量。
把各国的总和生育率（一名女性一生生育的孩子数量）放在一起比较，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见下页）。双职工+照护公共化模式的国家和地区出生率最高，双职工+照护市场化的国家和地区次之，而在男性养家模式的国家和地区，女性最不愿意生孩子。
目前，发达国家的出生率都在下降，但也可以分为相对高位国、中位国与低位国。意大利、德国、日本属于低位国。这三个国家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轴心国，其共同特征为男尊社会。现在数据显示，这样的社会生不出孩子。
劳动与照护的分配及其结果
A：双职工+照护公共化
北欧模式
B：双职工+照护市场化
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包括新加坡、中国香港
C：男性养家+照护家庭化
南欧模式，包括日本、韩国
→出生率：A＞B＞C
那么亚洲又如何？亚洲整体的出生率都很低。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工作女性虽然无须烦恼兼顾工作与家庭的问题，但这样的女性群体本身人数很少，因此出生率仍旧不高。还有一个国家跟日本很像，出生率非常低，那就是韩国。韩国的社会结构与日本很相似，而男女薪酬差距比日本还大。中国内地的出生率因为受到“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无法成为国际比较的对象，但是中国政府最近开放了政策，最多可生三胎。尽管如此，其出生率至今仍未出现上升的趋势，不知今后会如何变化。
人口现象其实是处在再生产年龄段的男女个体的个人选择行为汇集成群集现象的社会现象。而且它也是一个非常容易预测，却无法解释为何会变成这样的有趣的现象。
如果把出生率视作育龄男女面对将来的希望指标，那也可以这么说，在出生率低下的“男性养家模式”社会，育龄年轻男女的希望值是最低的。
劳动市场底层的日本女性
如上文所述，生产劳动与再生产劳动，或者说有薪劳动与无薪劳动的分配及其成本有好几种选项，但并非无穷无尽。选项的数量是有限的。
采用了照护公共化的社会就是被我们称为“福利发达国家”的社会。这个选项的成本就是极高的国民负担率。包含税费与保险费在内，每个国民起码要被收取超过个人收入50%的费用。
由于“国民负担率”的“负担”是负面表述，福利记者大熊由纪子提出，可以将“国民负担率”改称“国民连带率”。日本国民如果都同意这样的负担，那么日本也能成为福利先进国家。可是日本国民非常抵触消费税的增加，是负税感极强的国民。其理由也很明显。各种舆论调查显示，超过60%的日本国民赞同“如果是为了生活更安稳，负担比现在更重也无所谓”。然而他们的想法是，出钱可以，但不想给政府交钱。换言之，就是不信任政府。
再来说照护市场化的选项，也就是用你赚的钱在市场上购买有偿的照护服务。这个选项的成本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自己赚的钱必须多于在市场购买家务、护理服务的费用。要满足这个条件，市场就必须存在提供廉价家务服务的低薪劳动者。而市场上的廉价劳工往往是移民劳动力或农村女性。在这样的社会，高薪女性与非高薪女性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距。
照护劳动的分配及其成本
★照护公共化=较高的国民负担率
★照护市场化=存在廉价移民劳动力
★亚洲模式=靠奶奶、外婆
→现在的日本不存在以上任何一个选项！
★全部推给女性
→性别问题相当于其他社会人种问题和阶级问题的功能性等价物
那么日本呢？现在政府修改了出入境管理法，此前只针对无法由日本人替代的高级人才发放劳务签证，今后则可以引进育儿、护理劳动者这类非熟练劳工了。尽管如此，目前规模还是很小。
日本针对外国人的政策，就像是一点点打开门缝观察效果。不知日本未来是否会成为移民国家。如果成了移民国家，你们会不会把孩子交给保姆或育儿师照顾，自己出门工作？日本女性也许将要面临这样的选择。
还有一个选项是亚洲模式，也就是靠奶奶、外婆。但是由于代际分隔，现在这种模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通过国际比较可以得知，现在的日本既不存在照护公共化的选项，也不存在市场化选项。为此，女性就不得不承担所有的照护负担。而背负着照护负担的女性，又因此成为劳动市场的底层。
在国外解释“日本女性的地位为何如此之低”时，这样表达会很容易让人理解：
“在日本，性别问题相当于其他社会人种问题和阶级问题的功能性等价物。”
只要这个结构不发生改变，日本的女性就无法得到与男性同等的工作环境。由此可见，谁来承担照护责任其实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照护变化，“二战”后家庭体制的变化之时
谁来承担照护责任呢？有一本名叫Who Cares？的书探讨了这个问题。所谓“Who Cares？”，其直译为“谁在乎呢？”（也就是完全没问题），采用这句话作为标题，暗示了这个问题在此之前一直被人们忽略。照护不是免费的，生养孩子其实很辛苦——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女人就不再愿意生孩子了。此书正是将这个问题“可视化”的著作。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照护实现了“可视化”。今时今日，几乎所有家庭都是双职工夫妇，如果全国统一停课，孩子都待在家里，就必须有个人留在家中照料。那么，谁来照顾孩子？面对这个问题，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女性放下工作回家照顾。因为停了工，家庭收入相对减少，于是又有了“休业补偿金”。换言之，新冠肺炎疫情使“照护可视化”，让人们意识到了在家照护并不是免费的。
社会学家落合惠美子在WAN网站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新冠与性别问题》”的文章，副标题为“待在家里不是免费的——家庭及亲人负担的照护的可视化及其支援”。多亏了新冠肺炎疫情，这一问题才终于“可视化”了。
这场新冠肺炎疫情也激发了积极的变化。譬如人之所以要上班通勤，是因为职住分离。正因为职住分离，人才要在中间来往通勤，如果职住一致，就不用通勤了。新冠肺炎疫情应该不会永远持续，待其有所平复，我希望一些事情能回到新冠肺炎疫情之前的状态，一些事情则不要回到原来的状态。我不希望恢复原状的事情之一，就是通勤地狱。
居家办公的人越来越多，家庭内部的夫妻关系也发生了再调节。在此之前，丈夫是100%的生产者，妻子是100%的再生产者。上文已经阐述过，这叫作职工·主妇体制。“二战”结束后，这一体制在日本确定下来，也称为家庭的战后体制。其实这样的家庭在日本只出现了不到半个世纪而已。
现在，我们也许再次迎来了变化的时期。今后人们将会迎来后现代时代，男女皆能成为部分的生产者及部分的再生产者。
在这场新冠肺炎疫情中，也有过让我怒从心头起的事情。
医疗现场和护理现场的人手不足。政府说：医疗现场人手不足，就让退休的护士和保健师顶上，让考到了护士资格的硕士生顶上。但是面对护理现场人手不足的问题，2020年厚生劳动省给出的通知则是“可以使用无资质人员”。医疗现场绝不能使用没有资质的人，但是护理现场可以没有资质。
这不禁令我哑然。
护理保险已经实施了20年，直到现在，政策制定者还认为护理只要是个女人都能做，是一种非熟练工种。我恨不得揪出设计制度和决定政策的人说：“你行，你上！”这件事让我沉痛地认识到，护理保险实施第20年，针对照护劳动的观念竟然丝毫没有改变。
照护的价值为何低廉？即使在家庭外部从事照护劳动，看行业劳动者过于廉价的薪资，都绝不可能认为那是正确的定位。“这个价值是如何决定的？”无论我怎么想，都只能想到一个答案，那就是：
照护向来都是女人在家免费提供的东西。一定有人认为，不值得为这种事情付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