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DREAMERS 01-03

THE DREAMERS 1

起初，人们归咎于空气。

毒素弥漫虚空，危险随风而至。这是一种古老的说法。灾难降临的那一夜，一大片迷雾从城市上空缓缓飘过，宛如某种气象，或是起火后的烟雾——后来有人这么说，可没人找得到起火点。有人说这得怪罪于干旱，连年的干旱使得河水干涸，黄沙漫天。

无论它到底是何物，它悄无声息地来了：突如其来的困意，猝不及防的闭眼。大多数病人是在床上被发现的。

不过，有些人会告诉你，这种病并非头一遭，它的远房亲戚早已造访过我们的同胞。在早几个世纪前留下的信件中，你偶尔会翻到一些记录，记载了一种古怪的睡眠状态，神秘莫测，久久不醒。

1935年，两个孩子爬进沙尘舱睡觉，九天九夜都没醒。类似的病曾席卷过一个墨西哥村落——尼恩特村，村名意为“乌有”。在那之前三千年，一位希腊诗人描述了一个海滨村庄中一连串离奇的死亡：他们死了，像是为梦所裹挟——据后人转译：像是沉没于梦中。

这一次，它始于一所大学。

一个女孩从聚会上离席，她觉得身体不太舒服。她对朋友说：“我好像发烧了，像是得了流感，还很累。我从来没感到这么累过。”

THE DREAMERS 2

女孩的室友——梅，事后回想起自己被开锁声吵醒。漆黑之中，室友卡拉爬到上铺，弹簧嘎吱作响。卡拉像是醉了，她从进门到上床的动作是如此迟缓。可屋里太过昏暗，看不清楚。同往常一样，两人沉默无言。

第二天早晨，梅看到上铺的卡拉还在熟睡。她没换衣服，黑靴子的细高跟从毯子下头探出来。卡拉曾这么睡过一回，因此梅未作多想。她轻手轻脚地更衣穿鞋，轻轻地开锁，轻轻地出门，尽量不吵到卡拉。她让自己在这片空间留下的印记尽可能地轻微，不被人看见让她感到舒适。

这儿是加利福尼亚州，圣洛拉镇，梅上大学后的第六周。

一整天，梅都待在外头，没回寝室。她觉得这样更自在。她依旧没从震惊中缓过神来：一眨眼间，寝室里的友谊便结成了，宛如忽然冻结的厚冰，唯独她格格不入。

每天晚上，卡拉和同层的女孩会聚在浴室里，身披浴巾，挡着水池，倾身凑向镜子，勾描唇线和眼线。浴室在走廊另一端，可坐在寝室桌边的梅仍能听到她们的欢声笑语，比吹风机的嗡嗡声还要响。

“认识他人需要时间，有时得好几年呢。”母亲在电话里这么说。

不过，梅向母亲隐瞒了好些事。比如说开学第一周，几个男生来敲门，说走廊里有股臭味。他们一路嗅探，来到了她的房间。“你屋里有什么东西烂了吧。”他们二话不说闯了进来，挤满了窄小的空间。他们一个个人字拖、沙滩裤，头上的棒球帽压得低低的。

他们围在梅的桌边嗅来嗅去时，眼睛忽然一亮。“就是这儿！”他们纷纷捂住鼻子，指着底柜质问，“这柜里的东西不对劲儿，你到底在里头放了什么？”

底柜里放着她妈妈做的鳕鱼干，一同带来的还有三条黑巧克力和两块薰衣草肥皂。

“这是我妈亲手做的，”她解释道，“这是鱼。”制作鳕鱼干是她母亲从外祖母那儿继承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手艺之一。梅的外祖母是家族里唯一的中国人，而非圣地亚哥人。

她知道男生都管她叫“安静的小妞儿”。他们曾对她说：嘿，安静的小妞儿，你想说什么就直说呗。她不觉得自己沉默寡言，可这一刻，像是被他们震慑住，霎时哑口无言。

“天哪，真是臭死了！”一个叫汤姆的男生说。他个子最高，是校篮球队的一员。他的脸周围系了一条红花绸，像极了南北战争时医院里的护工。

每每回想起这件事，想起汤姆遮着嘴的红花绸，梅都羞愤得满脸发烫。

最后，她将一包鳕鱼干扔进了走廊尽头的垃圾滑道，伴随着塑料与锡板的刮擦声，它从十楼一滑到底。男生们围着她，确保她说话算话。

“我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做。”卡拉事后说。梅这才知道，是卡拉告诉男生说寝室里有股怪味，可这事她从没和梅提过。

就因为这么些破事儿，每天下午，梅都待在一家校园咖啡厅里。十月那天，她在咖啡厅里坐了很久，等到吹风机沉寂，电熨斗冷却，卡拉和其他女生已离开楼层，一头扎入姐妹会五花八门的例行活动中。至于男生，但愿他们在吃晚饭吧。

那一夜，梅在出门九小时后才回到寝室。寝室门上挂着一块白板，上头有一张纸条，用红笔写着：我们先走了，你在哪儿？这些话，显然是写给她室友的。

梅拧锁开门，看到卡拉的姿态与早晨别无二致：躺在上铺，蜷着身子面向墙，黑靴子从被毯下伸出来。

“卡拉？”梅轻声叫唤。窗外夕阳西下，天朗气清，浮现出粉色的晚霞。梅打开顶灯，又叫了一声：“卡拉？”

可卡拉没有醒。梅的苦苦哀求、两个急救人员更大的嗓音都没能让她醒转。在她皱得不成样的裙子下，急救人员很快探出她还在呼吸，仍有微弱的脉搏。

卡拉仰头躺在担架上，张着嘴，凌乱的棕发披散在脸上。别的女生见了她的模样失声尖叫，可她依旧毫无反应。外头松林间的蛐蛐儿叫得正响，夜里凉爽的空气拂过她的皮肤，可她一直沉睡不醒。

梅赤脚站在路边，看着急救人员将担架抬入救护车明亮的舱室，动作有些粗鲁。她想说，你们小心点。接着车门关闭，留下她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街上。

急救人员之后会汇报：在救护车疾速驶向圣玛丽医院的一路上，女孩一直沉睡不醒。即便救护车汽笛高鸣，灯光闪烁；即便一路上坑坑洼洼，不停颠簸。到医院后，两位医生试了好多次，也没能将她唤醒。

那一晚，在医院其他楼层的产妇分娩时女孩在睡，婴儿出生时女孩还在睡。在她沉睡时，远处一个病房里有个老人去世了，意料之中的死亡。他的家人们都来了，还来了一位牧师。

她睡过了日出，睡过了日落。

然而，在头几个小时内，医生们找不出任何疑点。她就像个正常的女孩，正处于正常的睡眠状态。

其后的事态发展让人不知所措：她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她的心跳变得那么慢也没触发监护仪的警报？但你得知道这点是真的：几个小时内，她本就轻浅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浅。

事后很难解释，为何她最后的心跳没被心电监护仪记录下来。

THE DREAMERS 3

女孩们哭个不停，无心睡觉。她们穿着拖鞋和长袖运动装，围坐在一间屋子里的粗毛地毯上，握住彼此的手。她们喝了茶，心中一直在想：要是能早点去看看她就好了，要是在她说自己不舒服时多留个心眼就好了。她们早就该知道，早就该做点什么，那样兴许就能救回她的命了。

男孩们不再吵闹，酒倒是喝得更猛了——全是挂着假商标的廉价啤酒。起初几天，他们把手插在兜里，只想着不与女孩们打照面。仿佛他们即便从那些女孩轻易的亲近和紧挽的双臂中，都能感受到完整的女性痛苦史，感受到她们世世代代被训练出来的对悲伤的感知。

对女孩们来说，穿衣搭配感觉不对，梳妆打扮感觉也不对。头发不洗了，腿毛也不刮了，一切交流漂浮在悬而未决的困境中。她们戴上了框架眼镜，男孩们这才知道，有超过一半的女孩戴眼镜。

她妈妈真可怜。女孩们互相讨论，膝盖紧紧蜷到胸口，仿佛这一冲击让她们重归幼年。她们回忆自己的母亲，想象家中厨房响起的电话铃声，那地处亚利桑那州、内布拉斯加州、伊利诺伊州或别的州别的城镇的家。“我想象不出来。”女孩们纷纷说，“我根本没法去想。”

葬礼地点在堪萨斯，去那里太远了。

“我们得为她的父母做些什么。”一个女孩说。她们已听说卡拉的父母明天会来收拾她的东西。“我们得订些花。”

女孩们一致同意。她们都有种迫切的渴望，想做点该做的事，仿佛彼此之间心灵相通。刹那间，生活被击中核心，变得支离破碎。

她们最后选了两束白百合。每人都在卡片上签了名。

她们想不出还有什么有意义的事可做，心中却有一股生生不息的渴望。与此同时，她们之间还流动起一种前所未有的慷慨。相比之下，曾经的烦恼与别扭是多么微不足道，多么不值一提。斗争结束了，前嫌冰释了，两个姑娘给高中时深深爱恋过而今已再无当年模样的男孩打了长途电话，与他们言归于好。

不过，女孩们仍渴望更多，她们想出点力。

梅走进大厅，抱着双臂垂着头，黑发紧紧扎成马尾。女孩们都注意到了她，而此前她们从未注意过她。

没人说得准这个和卡拉住同一间屋的中国或日本女孩叫什么名字。女孩们一致认为，她不必自责，因为那时她不可能知道卡拉需要帮助。

“我们得告诉她这不是她的错。”一个女孩轻声说，“我们得跟她说‘你不必太难过’。”

但她们什么也没做。

“她说英语吗？”另一个女孩问。

“当然，我觉得她是同我们一起的，是吧？”另一个女孩说。

不知从哪个房间飘来了微波爆米花的香气。没人打算去上课。

订的两束百合下午送到了，但比女孩们预想的少。她们终归无法如愿以偿，无法找到途径来传达心中一些至关重要而又无法言喻的东西。

卡拉的父母脸色苍白，双颊凹陷。母亲穿着灰色毛衣，和卡拉很像，只是肤色不同。父亲留着络腮胡，身着法兰绒衬衫。三十年前的他可能就和住这层楼的男孩子一个样。他无精打采地靠在门框上，低着头垂着肩，手像男孩们一样插进兜里，不知将会面临什么。

他们慢吞吞地开始收拾女儿的东西。

看到他们，女孩们畏缩了。她们躲进各自的房间，生怕说错话。好一阵子，这层楼唯一的声响是撕扯胶带的刺啦声，时而有衣架的撞击声，还有裙子轻轻放入盒子的声音。

从远处看这对父母，女孩们一下子误解了人到中年的通常特征，将他们前额的皱纹、眼睛下的黑眼圈视为悲伤而非岁月的证据。也许，她们的想法也有道理吧：岁月引领他们来面对这一任务，让他们悲伤。

卡拉父母的嗓音嘶哑无力，仿佛刚生了一场大病。卡拉的母亲猛吸一口气。“停！理查德。”她开始抽泣，“你会弄坏的。”

这一刻，梅正在偷看他们俩，远远地看着。

父亲正费劲地卷起卡拉的一张海报。海报上印着巴黎，黑白色调，用图钉钉在墙上。梅知道那是卡拉在开学第一周从学校书店买的。梅对这张海报太熟悉了，她开始将卡拉与图片中的女孩们联系到一起，她们站在雨中的鹅卵石街道上，笑靥如花。

“你别碰了，求求你了。”母亲对父亲说。

父亲停了下来。

梅逗留在走廊上。她应当向卡拉父母做个自我介绍。她母亲一定会这么说。

卡拉父亲望着窗外的样子和梅的父亲太像了：不知把手放在何处，不停地抚摩自己的胡子，悄无声息地站在房间的角落里。这些都让梅无法承受。

梅受不住了，她赶紧回到自己的新房间，没和他们说话。

只有塞勒有胆子靠近卡拉的父母。塞勒高高瘦瘦的，生着棕色头发和雀斑。他读英语专业，比别的男孩要稳重一些。

女孩们看着他和卡拉的父亲握手。他一手拿着自己的便帽放在身侧，一边同卡拉的母亲讲话。他的头发直戳戳地歪向一边，被帽子压过的地方全是汗，看得每个女孩都想把他的头发抚平。

女孩们很感激他能在当时与卡拉的父母说说话，很感激他知道该做什么。

塞勒帮卡拉父亲将盒子搬进电梯，每一个路过的陌生人都会自然而然地推测——这是一个父亲在帮儿子搬离寝室。

阿曼达。与卡拉的房间相隔一间，她是第二个感觉到症状的女生：头晕目眩，虚弱无力，缓缓蔓延的疼痛感。

她的室友醒来时也同她一样，两人的气色都不好，像是发烧了，眼睛还微微泛红。

“要是那种病会传染可怎么办？”阿曼达在床上说，“要是我们得了和卡拉一样的病可怎么办？”

其他女孩站在门外安抚她们，但一个个都害怕得不敢踏入房间。

“你们一定会没事的。”一个女孩说，她几乎提不上气。肾上腺素竟如此迅速地扩散到了全身，双手竟这么快就开始颤抖。“不过也许你们得看看医生，安全起见。”

有两个女孩病了。这消息从一个房间传到另一个房间，闹得整层楼人心惶惶。在此之前，没人想过卡拉的病会传染。

她们打电话给宿管。宿管来了。生病的两个女孩被开车送往医务室。留下的人很难不去想：她们还能不能再见到那两个女孩。

几个小时过去了。

照进窗户的阳光缓缓变化，但没人留意外界的天气：烈日炎炎，降水稀少，大地有朝一日会饱受干旱之苦。

忧愁笼罩着整层楼，特别是其中一个姑娘。在家或教堂，人们叫她丽贝卡，但在这里，在过去的六个星期里，大家都叫她贝卡、贝可或贝。

丽贝卡。一个娇小的红发女孩，穿着借来的牛仔裤，正在琢磨耳中嗡嗡的轻响。她想忽略这个声音。没人提过耳鸣。

浴室里，她将眼镜放在台子上，往脸上泼水。也许什么事都没有，只是她太紧张了而已。她有些害怕。一股眩晕感正在她脑中浮现。

她倚着一个洗手盆。洗手盆是古旧的陶瓷材质，布满裂痕，早已泛黄。她看到盆里的色块，想起了一些往事。她就是把头垂在这个洗手盆里，让两个女孩将她的头发染成炫目的红褐色。那是开学第一周，所有女孩都围着她说这说那。十来个女孩聚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嘻嘻哈哈，她从没体会过那样的归属感。

丽贝卡从教堂里偷偷溜走过一次，打算谁问起就撒个谎。那是一个星期日。她从未这么快就得到大家的喜爱，也从未得到过这类女孩的喜爱。

这些女孩为她调配了第一杯酒。她们将自己的玫瑰色唇膏涂到她青涩的唇瓣上，用自己的镊子帮她拔眉毛，教她怎么修眉。她们将自己的衣服借给她，帮她挑选更好的文胸。她与她们一起说说笑笑，相处愉快。就在前几天，她们忽然发现，彼此的生理周期都同步了。

眼下，丽贝卡开始提心吊胆。眩晕像浓雾一样笼罩了她，她等待它散去，它却始终未散。一个疯狂的想法在她脑中绽开，也许她在遭受惩罚，为过去几周的不良行径而受罚：溜出教堂，放纵饮酒，还向父母扯谎隐瞒。

在她背后，门的合页嘎吱一响，门应声而开。卡拉的室友，那个安静的女孩，走进了洗手间。她的腋下夹着一块黄色毛巾，手里提着一个粉色的塑料桶，里头有一瓶晃荡的洗发水。她穿着汗衫和牛仔裤。丽贝卡注意到她经常穿成这样来洗澡，而不是像其他女孩那样，穿着浴袍或裹着浴巾穿过走廊。

丽贝卡感到一种示好的冲动。“嗨。”她向女孩打招呼。

女孩没看向她这边。这让丽贝卡察觉到，自己也有同样的特点，即在被人搭话时会非常意外。

“嗨，”她又打了声招呼，“抱歉，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这回女孩抬起了头。她挺漂亮的，眼珠乌溜溜的，皮肤也很好，但她最好把头发披下来，而不是一直扎成马尾。丽贝卡知道别的女孩会这么说。还有刘海儿，也许刘海儿能让她看起来更有味道。

“我叫梅。”女孩说。

女孩将洗浴用品放在离丽贝卡最远的淋浴隔间外，用手指解开乌黑的马尾辫，但她的头发没有散开，从根部到发梢都团在一起。

“我有话想和你说。”丽贝卡说。

她最近有些自私。的确如此。你得尽力满足别人的需求，但她没有给予这个可怜的女孩任何东西。如果有人向你索要一件衬衫，她的父亲会说，你还得多给他一件外套。

丽贝卡继续道：“我想和你说，你不用自责。”

梅狐疑地问：“我为什么要自责？”

“因为你不可能知道卡拉需要帮助。”

梅咬了咬嘴唇，背过身去，走进淋浴隔间，消失在了丽贝卡的视野里。

“这不是我的错。”梅站在隔间里说。她的声音在瓷砖间回响。她似乎说得小心翼翼，仿佛每个词都是从高高的架子上捧下来的易碎品。“我没做错什么。”

“对。”丽贝卡说，“我就是这个意思。”

但这番对话已经飘远，不再受她控制。她搞砸了。

梅关上淋浴门，“啪”的一声上了锁。透过淋浴门下方的空隙，丽贝卡看到衬衫和牛仔裤落到梅的脚边，梅伸手把衣物捡起来。随后是淋浴设施嘎吱嘎吱的声音，水管咕噜咕噜的响声。水哗啦啦地倾泻下来，在瓷砖上汇成水洼。

丽贝卡绞尽脑汁，想找出一些友好的话来，说给淋浴门背后的人听。

可她的眼睛有点不对劲，眼角闪过一道光，视野中的景象扭曲变形，宛如水面上的波纹。她开始发抖。

她没告诉任何人，仿佛大声说出来就像一种魔咒，会让这事变得更加真实。

她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倒在床上。她觉得自己需要休息，便闭上双眼。此时正值下午四点。《圣经》中的一句话进入她的脑海：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1]

第一阶段的睡眠是最浅的。短暂的放空，就像拿石子打水漂，在剧院里点个头，或一本书从床上掉落。

丽贝卡飞快地沉入第一阶段的睡眠。过了十几分钟，她继续下沉。这仅仅是深潜的开始。这时，一场缥缈的梦忽然到来：她与父母在教堂里，一个婴儿在接受洗礼。可有些地方不对劲，是牧师的声音——在梦里，他的言语和口型对不上。圣水泼上婴儿前额的声音也比目睹这一幕要晚上几秒，就像闪电和雷鸣的间隔。在梦里，教堂中只有丽贝卡注意到了这一点。

可梦随即被打断，走廊里传来一个人响亮的声音。丽贝卡睁开眼睛。

很快，更多人的声音响了起来，还有个人在走廊里大笑。

她打开门，发现走廊里站满了学生。瞧，是她们，站在人群中央。那两个生病的姑娘，她们从医务室回来了。她们把马尾辫甩上甩下，笑容灿烂，露出洁白的牙齿，手里捧着两个墨西哥卷饼和两听可乐。

其他孩子围上来时，一个女孩说：“我觉得自己糊里糊涂的。”她仍穿着运动服。

“我们只是感冒了。”她的室友说。

“谢天谢地。”嗑了药一般的欣快感涌上丽贝卡的心头。“你们没事真是太好了。”她感到自己也舒服多了，至少耳朵里的异响已经停止，而眩晕的感觉也淡去了。

无论如何，她们没事。那两个女孩自己说她们没事，你听到了吗？她们告诉走廊里的每一个人：她们没事，她们没事，她们没事。

阿曼达和她的室友回来后，有些东西变了。恐惧急速消退。那天晚上，也就是事发后第三晚，男孩女孩们挤在阿曼达的小房间里，喝得酩酊大醉，脸颊上流露出放松的神情。

卡鲁哇咖啡酒和牛奶是给女孩们喝的。冰块被用掉了一袋又一袋。屋里还有啤酒、龙舌兰酒和蜜桃味的葡萄酒。搅拌机呼呼飞转，小酒杯丁零碰撞，音乐略有些刺耳。

大家讨论要为卡拉做些什么，比如在这栋楼中挂块纪念匾，或种棵树。这主意好，大家纷纷认可：一棵树，甚至搭建一个小花园也行，种满她喜爱的花。他们为与卡拉的短暂友谊干杯，为那美好的六周。大家都觉得她是那么甜美，兴许是大伙中最甜美的人。

他们渐渐醉了，屋里不可避免地弥漫起眩晕的气氛。他们还年轻，他们仍健康，他们刚刚幸免于一场大难。

在房屋一角，丽贝卡感到自己沉静而勇敢。她坐在最高的铺位上晃荡双腿。不知怎的，塞勒正坐在她身旁。

“这该死的一天。”塞勒对她说。他的声音很轻，只有她能听见。

丽贝卡点点头。塞勒的腿挨着她的腿，暖暖的。他微微仰起的头离天花板很近。

“的确如此。”丽贝卡说。

她在杯盏交错声中思索：明天她要再试一试，与卡拉的室友把话说清楚——她的名字叫什么来着？梅？她又感到一阵内疚，因为她意识到，没有人曾想过邀请梅来这间屋子。

下方，搅拌机嗡嗡作响，冰块咔嗒咔嗒的声音响了很久。

尝尝这个——他们说了一遍又一遍。塑料杯从一个人手上传到另一个人手上，每人啜饮一口。小酒杯被用了一次又一次。

他们之中主修生物的人有朝一日会学到：某些寄生虫能改变宿主的行为，使其服务于自己的目标。若病毒也有这本事，就会弄出这种场面：十七个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十七对肺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十七张嘴共同斟饮两个小酒杯，一而再，再而三，足足几个小时。

最后，聚会结束了。与其他聚会无异，都是以一记敲门声和宿管的提醒声告终。宿管只比他们大三岁，他能驾轻就熟地对一切酒精饮品视而不见。

“好了，孩子们，”他站在门外说，“差不多了。”

孩子们慢吞吞地离开房间，沿着走廊晃晃悠悠地走回自己的房间。要不独自，要不成双。天花板上的荧光灯嗡嗡作响。

丽贝卡迈着虚浮的步子，独自走回房间，落了别的女孩几步路。这时她的耳朵感受到了别人的鼻息。

“来吧。”塞勒边说边牵起她的手。

他突然与她五指相扣，身上的气味一下子靠近了她。口香糖味，还有香皂味。被牵手的纯然喜悦涌上心头。真是始料未及。

“我们可以在这儿聊天。”塞勒推开防火门，把她拉进楼梯间。

身后的门合上了，挡住了灯光和其他孩子的声响。在黑暗与寂静中，只剩他们两人。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并肩坐在同一级冰凉的台阶上。

别的女孩觉得塞勒太瘦了，可在丽贝卡看来，他的身材恰到好处，修长而健康。他的锋芒中透着智慧与高效，如同出色的设计。

丽贝卡等他开口。

塞勒从兜里掏出一袋M&M巧克力豆，问：“你要吃吗？”

楼道间是那么安静，连巧克力豆包装袋沙啦沙啦的声音都在墙壁间回响。塞勒往手上倒了一些。

好一阵子，他们就这么坐着，谁都没说话。丽贝卡不确定该怎么说才好。她能听到塞勒齿间巧克力豆嘎嘣的脆响声。

“我没和卡拉父母说话，这让我很难受。”她终于开口，“我不知道该对他们说什么。”

塞勒从楼梯间向下丢了一颗巧克力豆。巧克力豆滚下十级台阶，传来爽利的一声“乒”。

“人们从来不知道该说什么。”塞勒说。

据说塞勒的弟弟在年幼时就去世了。

他们谈了很久，如醉似梦。丽贝卡能感受到脑中的卡鲁哇咖啡酒，愉悦的飘浮感。周身的一切：暗淡的灯光、生锈的天花板、遥遥传来的水滴声——一切都充满意义，仿佛整个夜晚已化为记忆。

丽贝卡有很多事想对塞勒说。告诉他自己过去在家里要守的规矩：不能看电影，不能化妆，不能去常规的学校。告诉他自己和弟弟在餐桌上学代数，母亲埋头研究家庭学校指南，而父亲尝试开办一家孤儿院却失败了。但她没在楼梯间说上述的任何事。反之，她静静地靠着塞勒的肩膀，仿佛能通过别的渠道来传递自己的想法，比如两人紧挨的双臂散发出的温暖。

塞勒继续往楼梯下方扔巧克力豆，仿佛他们正坐在一口水井边投石许愿。

他说：“人们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没什么可说的，没什么好说的。”

丽贝卡感到自己窥见了他的过去。

她能听到几年后的一天，更年长的自己谈论起这段年轻时的可怕往事：宿舍里那个叫卡拉的女孩，新生入学的第二个月，第一次目睹的灾难。整件事在她脑中飞速倒放。

看着最后一粒巧克力豆从空中划过，他们的头碰到了一起。抬眸之时，贴近的脸颊半明半暗。他们笑了起来。塞勒摸了摸她的头发，送来了一个吻。他的唇有巧克力的味道。唇齿相依。丽贝卡永远不知道自己做得对不对。塞勒的手放在她的臀上，手指滑过她腰间的肌肤。她感受到塞勒在触摸她时微微发抖，他的紧张比自信更让人喜爱。这像一个开始，此时此地，一切的开始。激狂的希望让丽贝卡暖意融融。这是年轻人才能体会的狂喜。

女孩们睡得很晚，因喝了卡鲁哇咖啡酒而头昏脑胀。她们一个个醒过来，或小便，或喝水，或吞下床边的一片止痛药，或在又一个万里无云的日子里，在阳光下眯着眼将窗帘拉上，挡住晨光。

她们又爬回床上。

不久后，她们沉入浅睡眠中的生动梦境。

女孩们随后认定，离奇的事发生在正午前后：那时她们的梦跟进了同一段剧情，围绕着同一样东西——一个清晰的声音。同一时刻，女孩们梦到某个人在某个地方尖叫。

几秒后她们睁开眼，为这并入梦境的响声：真的有人在尖叫。

走廊里，女孩们发现了塞勒。他只穿着平角裤，没穿衬衣。她们看到，尖叫令他的肋骨上下起伏。也许这些女孩中，没有一人曾在男孩脸上见过真真切切的恐惧。

“丽贝卡她……”塞勒指向自己的床，丽贝卡红色的鬈发正散开在他的枕头上，“丽贝卡她……她不太对劲。”

[1] 引自《马太福音》第25章第13节：You will not know the hour or the day. 原句全文为：Therefore keep watch, because you do not know the day or the hour. 中文译为：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译者注（如无特别说明，本书中所有注释均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