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一个多才多艺的人
一 一代诗史
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中，曹操是一个少有的多才多艺的人物，而其对于文学的造诣和建树尤深尤大。曹操不仅以一代雄主的身份奖掖文学，自身也有赫然可观的创作成绩，从而开辟出了一个文学新时代，在封建社会中堪称独步。如果说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比起曹操来“略输文采”“稍逊风骚”，那是并不过分的。
曹操在建安作家中是仅次于孔融的年龄较长的前辈，他的创作活动也比其他作家开始得早。以文而论，《上书理窦武陈蕃》写于光和四年（181），这时王粲才四岁，曹丕兄弟尚未出世。以诗而论，流传至今的作品中，《蒿里行》最早可能写于建安二年（197），这时曹丕才十岁，曹植才五岁。由于创作开始早，曹操便能以自己具有新精神、新格调的作品熏染和影响后来者。
曹操创作的数量在建安时期可能居于首屈一指的地位。明代胡应麟在《诗薮》杂编卷二中说：“自汉而下，文章之富，无出魏武者。集至三十卷，又《逸集》十卷，《新集》十卷，古今文集繁富当首于此。”据清代姚振宗《三国艺文志》考证，后代流传的曹操著作达十九种之多，其中《魏武帝集》为三十卷，但原集至宋代时已散佚，明代张溥将零散作品辑为《魏武帝集》一卷，包括令、教、表、奏事、策、书、尺牍、序、祭文、乐府歌辞等各体共145篇，清代严可均、丁福保等人续有增补。曹操创作的数量雄视一代，因而充分发挥了震铄、影响一代的作用。
曹操创作的诗歌今仅存二十余首，形式有四言、五言和杂言三种。曹操对不同诗歌形式的运用是充满创新精神的，这在四言、五言诗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四言自《诗经》之后，作者寥寥，作品不多，且内容偏重教训，外形趋向平板，语言典雅凝重，索寞寡味。曹操四言，犹如异峰突起，“于三百篇外，自开奇响”（沈德潜《古诗源》）。《短歌行·对酒当歌》《步出夏门行》中的《观沧海》和《龟虽寿》都是脍灸人口的名作，在内容、情调、句法和词汇方面都别具一格，标志着四言诗的复兴，对后来嵇康、陶渊明等人的四言创作有直接影响。五言在当时尚属“流调俗体”（直到晋代挚虞还在其《文章流别论》中说：“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地位不高，汉末文人虽有作者，但大都佚名，而且内容多为离别相思、叹老嗟卑，风格也都较为柔弱。曹操是第一个用五言来反映广阔现实生活的人，《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却东西门行》等诗内容深刻，意境雄浑，笔力纵恣，语言通俗，代表了当时创作的新趋向，为建安时期“五言腾涌”（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的局面开出了端绪，为五言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基本形式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曹操既写四言“正体”，也写五言“流调”，而都沉雄骏爽，别开新境，衣被后世，堪称双美。
明代钟惺在评论曹操《薤露行》诗时说：“汉末实录，真诗史也。”曹操是中国文学史上获得“诗史”称号生年最早的人，而且是一个无愧于“诗史”称号的人。曹操诗“闵时悼乱，歌以述志”（朱嘉征《乐府广序》卷八），“吟咏性情，纪述事业”（张说《张说之文集》卷二十五），真实地反映了个人的事业、经历、思想和感情，并藉此实录了汉末数十年间社会生活的许多重要方面，内容大都有史实依据，极为真切可信。将对个人经历思想的记述，同对客观现实的描写紧密地结合起来，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形成了曹操诗歌现实主义的显著特色。
曹操写下了一些描写社会乱离、记叙军旅征戍生活的诗篇。《薤露行》以董卓之乱为表现对象，通过对国家崩溃、社会乱离景象的叙写，揭示了董卓之乱的起因、经过及其所造成的恶果。作为《薤露行》的姊妹篇，《蒿里行》则反映了以袁绍为首的讨卓联军各怀异心、观望不前、继而互相攻杀、从此开始长期军阀混战、造成人民大量死亡和社会经济极大破坏的历史事实。这场动乱结束了两汉四百年的统一局面，中国从此又进入一个四分五裂的时期，两诗对这一历史巨变反映得既完整又真切。曹操是这一巨变的亲历者，他是以个人经历为基础来记叙这一历史事件的，因而使两诗言之凿凿，几乎无一句无来历，成为“汉末实录”。曹操反对割据，决心削平战乱，开始了长期的征战，《苦寒行》《步出夏门行》就是他所亲历的征战生活的形象写照。《苦寒行》写山地风雪行军之苦，是建安十一年（206）北征高幹时所作。《步出夏门行》则是建安十二年（207）北征乌桓时所作，描写了河朔一带的风土景物，抒发了个人的豪情壮志。此外，《却东西门行》写从军征战的漂泊之苦和怀乡之情，反映了广大士兵内心的痛苦呼声。
曹操的另一类作品，抒发了他为实现统一大业而招揽人才的急切心情，形象而概括地体现了他在这方面的言行、主张和胸襟，可以《短歌行》（对酒当歌）为代表。还有一些诗是写他的政治理想的，如《对酒》描绘了一幅太平盛世的图景，《度关山》则提出了国家统一、君主节俭、守法、爱民的主张。这些在封建社会自然都不过是乌托邦式的梦想，但同时也应看到它们并非全无来由和根柢。这些想法一方面反衬了当时政治的腐败和社会的混乱，如陈祚明所说：“序述太平景象，极尽形容。须知反言之，并以哀世也。”（《采菽堂古诗选》卷五）另一方面它们确也曾是曹操所求索的目标，部分理想还可以从其政治军事实践中寻觅到一些踪影，如曹操曾下过《抑兼并令》压制豪强，下过《置屯田令》招抚流亡、解决吃饭问题，等等。这说明曹操在部分地实践着自己的理想，这使《对酒》《度关山》具有了一些真实可信的色彩。
《短歌行》（周西伯昌）、《善哉行》（古公亶父）写政治态度，《善哉行》（自惜身薄祜）咏叹个人身世，也都有史可证，可与“抽序心腹，慨当以慷”（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魏武帝集题辞》）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参读。此外，大都写于赤壁遭挫后的《气出唱》《精列》《陌上桑》《秋胡行》等游仙诗，用浪漫主义手法反映了曹操暮年将至、壮志难酬的苦闷，在希冀长生的同时，表达了“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终期”、“寿如南山不忘愆”、“二仪合圣化，贵者独人不”、“不戚年往，忧世不治”等具有积极意义的政治哲学见解，也是不难从曹操的人生足程及思想武库中找到足够的佐证的。
可见，曹操诗歌是紧扣着个人的身世、经历和体验来反映他的时代的，大都写出了实境实情，具有很高的真实性。读曹操的诗，就宛如读了一部简明的汉末史，兴亡大事，历历在目。我们可以从中直接看到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发生演变的情况，看到一些历史人物（特别是曹操自己）的所作所为及其活动的若干具体场景、画面，了解到一些历史人物（特别是曹操自己）的心情和内心活动，从而具体地感受到时代的脉搏和心声；它更为我们直接提供了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曹操的若干思想观点、政治主张、社会理想以及人生态度等各方面的资料。我们研究汉末魏初这一段历史，研究曹操其人，曹操诗歌实不失为可靠的旁证。
曹操对于当时战乱的反映尤其值得注意。战乱给整个社会、尤其是下层人民和士兵造成了空前劫难，这是汉末最为严峻的现实。从初平元年（190）董卓之乱到建安十三年（208）魏、蜀、吴三分鼎立局面初步形成，战乱持续了十九年之久，给北部中国广大地区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摧残。曹操正视这一现实，在《蒿里行》中以“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几句诗大幅度地作了生动的典型的概括，并流露了对于人民的深刻同情。《苦寒行》、《却东西门行》、《步出夏门行》（土不同）则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军旅征戍生活的艰苦，格调颇为凄凉。这些描写说明人民是战乱社会的真正受害者，表现出充分的人道主义精神。
曹操诗歌不仅表现社会动乱，还较深入地揭示了致乱的根源。从根本上说，汉末动乱是由封建制度本身和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所酿成的，曹操囿于他的阶级偏见，自然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但对于酿成动乱的直接原因，曹操却有着相当准确的认识。东汉和帝以后，由于统治阶级日趋腐败，出现了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政、互相倾轧的局面，造成了朝政的极度混乱。曹操《薤露行》诗一入手就说：“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认为致乱的根源是由于皇帝用人不当，可谓抓住了关键。诸葛亮《出师表》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所见与曹操是一致的。对那帮祸国殃民的乱臣贼子，曹操更不客气，直书何进、张让之流是“诚不良”，痛斥董卓为“国贼”，并具体揭露了他们或“犹豫不敢断”，或“因狩执君王”，或“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的暴行。在《蒿里行》中则尽情揭露了关东那帮所谓“义士”的不义，确实是“看尽乱世群雄情形”“道尽群雄病根”（钟惺《古诗归》卷七）。两诗批判的对象，上至皇帝，下至外戚宦官头目、大军阀、士族大官僚及州郡刺史牧守，无一不是一手造成当时祸乱的元凶巨孽，通过对他们的批判，几乎否定了东汉王朝的整个统治集团。指出这帮人是千百万人民苦难的根源，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关系，暴露了剥削阶级的反动本质。
曹操诗歌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在同情苦难、鞭笞黑暗、“忧世不治”的同时，洋溢着“壮心不已”的积极进取精神。虽处于极端黑暗的年代而能不断求索光明，虽身处分裂割据之境而能力争统一的前景，虽面对着重重困难而能奋斗拼搏，不仅揭露了众多的社会矛盾，而且能积极地谋求解决这些矛盾。曹操身处乱世，面对危难，也常常悲吟哀叹，其中也有一己的人生朝露之叹，但从总体看却没有对于人生的厌倦和对于前途的空幻之感，即使在那些基调较为感伤低沉的作品中也往往包蕴着积极的社会人生理想。《步出夏门行》中的《观沧海》和《龟虽寿》更是高昂激越的绝唱，《观沧海》用“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无边大海的壮阔景象展示壮阔胸怀，《龟虽寿》用“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表现自强不息、老当益壮的豪迈气概，都足振奋人心，千百年来赢得了人们的广泛喜爱。这种奋进精神无疑包含着个人建功立业的动机，但应当说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对于积极的社会人生理想的追求，是为扫平割据、实现国家统一而奋其志。这在人心思治、人心渴望统一的年代，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时代精神和社会发展趋向的，是激励人们关注现实、干预现实、积极地变革现实的一股不可缺少的精神力量。
曹操今存诗除《谣俗曲》（仅存残句）外，全为乐府诗。这充分说明，曹操重视从诗、骚特别是汉乐府民歌中吸取营养，也是其诗歌能够具有充实健旺的现实主义精神的一个重要原因。曹操诗歌在基本精神上是承袭着“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汉乐府民歌的，一些诗的写作还直接受到民歌启发，甚至直接从中脱胎出来。用乐府旧题写作的作品，或多或少受到古辞的影响和制约，在思想内容上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联系，或主题比较接近，或情调彼此相通，或者兼而有之。现以《薤露行》和《蒿里行》为例。《薤露》古辞是：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
《蒿里》古辞是：
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
《乐府诗集》卷二十七《薤露》题解引崔豹《古今注》说：“《薤露》《蒿里》，并丧歌也。本出田横门人，横自杀，门人伤之，为作悲歌。言人命奄忽，如薤上之露，易晞灭也。亦谓人死魂魄归于蒿里。至汉武帝时，李延年分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亦谓挽歌。”可见，《薤露》《蒿里》原是两曲丧歌，充满悲凄之情是不言而喻的。曹操的拟作已不是丧歌，但其主旨是哀悼国家丧乱，这同古辞的哀悼个人死亡仍有相通之处，其悲凄情调更是一脉相承。在描写重点上，《薤露行》对皇室陵夷发出慨叹，《蒿里行》对人民死亡表示悲伤，同李延年以古辞《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也不无联系。故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评论说：“此用乐府题，叙汉末时事。所以然者，以所咏丧亡之哀，足当挽歌也。而《薤露》哀君，《蒿里》哀臣，亦有次第。”
曹操诗歌在艺术形式上也接受了汉乐府民歌的深刻影响，其突出表现就是通俗。通俗首先表现在语言方面，钟嵘《诗品》说曹操诗歌“古直”，“古直”在一定程度上可理解成为通俗的同义语，这同“采摭闾阎，非由润色；然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的汉乐府民歌是一脉相承的。其次，曹操采用在民间新起不久的五言、杂言写作，也为其诗增添了通俗的色彩，这在五言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表现手法方面，曹操对汉乐府民歌也多所继承。
当然，曹操学习乐府民歌并不是机械地模仿和照搬的。他所表现的题材虽然不少是乐府民歌中常见的，但却仅仅是从同类题材中接受启发，并非怀古和述旧；虽然用乐府旧题写作的篇章在内容或情调上同旧题或多或少保持着某种联系，但总的说来却是用乐府题目自作诗，如曹操用原为丧歌的《薤露行》和《蒿里行》描写汉末丧乱，内容已有了很大的不同，形式也由杂言变成了五言。借古乐写时事，这是曹操的独创，这不仅使曹操自己的诗歌获得了丰富生动的现实生活内容，从而为其他建安诗人在题材选择和主题表现方面树立了榜样，而且也为后来杜甫写“即事名篇”的乐府诗和白居易倡导新乐府运动开出了先河。此外，比起汉乐府民歌来，曹操诗具有较重的主观抒情性质，具有个性化、抒情化的特色。曹操坚持写自己亲身目睹、耳闻、心感的东西，感情饱满，气势健旺，形成了一种明朗刚健的艺术风格，这就是建安风骨。建安风骨的形成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的时代和乐府民歌的影响有关，曹操个人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并成为建安风骨的代表者。建安风骨后来成为文学史上的一面旗帜，刘勰、钟嵘、陈子昂、李白等人反对六朝绮靡文风，都大力标举建安风骨，对唐代诗歌的健康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曹操诗歌不仅通过个人经历思想的描述真实地反映了现实，同时也具有较高的艺术性。概括说来是，其诗实现了真实性与典型性的统一。曹操注重对于生活的实录，其诗具有反映生活的直接性，但并不等于对生活照搬照抄。他善于对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从不同侧面进行有个性特征的观察、比较，从而选择那些最足以显示社会潮流和事物本质特征的侧面予以表现；善于根据表达理想和感情的需要对素材作必要的剪裁、集中和概括，并用极精炼的语言表现出来，不是事无巨细有闻必录，不是记流水账、写编年史。他所表现的大都是有关国家兴衰、社会安危、人民生死、事业成败的重大题材，通过对这些题材的表现，再现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生活，显示时代发展的脉络和枢纽，发掘当事人物的内心情感，表明自己对重大社会政治问题的看法。曹操还从生活中提炼出了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如《蒿里行》以“铠甲生虮虱”写战争的频繁和惨烈，就既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又有很强的表现力。为了再现生活的本质真实，曹操还适当作了一些夸张虚构，如《步出夏门行》（《观沧海》）极写大海吞吐日月、包孕群星的壮阔气势，以此来表现自己不凡的胸襟、气魄和豪情，就是一个虚实结合的典型。
曹操诗还实现了真实性与充沛的感情和气势的统一。历史著作要求严肃客观地记录生活，历史学家在评价生活时不能以感情的评价来代替理智的评价，否则就有可能丧失谨严，丧失严肃的科学性。而文学则不同，感情是文学、特别是诗歌的生命和灵魂。曹操诗虽号称“诗史”，但也不可能例外。曹操生活在一个风起云涌、国家与人民命运多舛的时代，作为一个同生活保持着血肉联系并有着积极用世之志的人，生活的波涛必然要荡起他感情的波涛，并最终像熔岩冲破地壳一样从胸中喷泻出来。表现上喜作“念之断人肠”“我心何怫郁”这一类的直抒胸臆，但也常与各种艺术表现手法相结合，达到情与境会、情与理偕、情景交融的境界。如《薤露行》《蒿里行》通过叙事所表达的沉痛、悲愤之情，《观沧海》通过写景、《龟虽寿》通过说理所表达的豪迈、俊爽之情，都颇深切感人。就是像《度关山》《对酒》这一类平铺直叙、较为枯燥的作品，其中也涵蕴着诗人对于理想世界的一片虔诚渴慕之意，具有一定的感情魅力。充沛的感情带出充沛的气势，形成了曹操诗歌的一大特色，前人早有“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敖陶孙《诗评》）、“曹公莽莽，古直悲凉”（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等评语。这种感情和气势往往不是一泻无余，而是通过跌宕的句法、飘忽的词语表现出来，显得直中有曲，抑扬顿挫，吞吐往复，极富层次。如《短歌行》（对酒当歌）时而低首微吟，时而引颈浩叹，时而神思凄恻，时而豪情满怀，若断若续，时起时伏，迷离惝恍，不可端倪，将诗人的思贤若渴之情表达得兴会淋漓，十分感人。这种曲折宛转、龙腾虎跃的感情气势对形成曹操诗歌骨劲气猛的风格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曹操胸襟、气魄、理想、抱负和精神的生动体现，也是当时时代潮流、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具有历史和生活的必然性。
曹操诗还实现了真实性与形象性的统一。用形象反映真实的社会生活内容，让人们从形象中体味出客观事物的本质，这是一切文学作品的特质，即使是号称“诗史”的作品也不例外。如果只对历史事实作枯燥无味的平铺直叙，就只能成为押韵的文献，而不能成为艺术品。曹操诗歌虽有个别篇章存在说教过多的弊病，但多数作品具有较为生动丰满的形象性。由于坚持从个人的生活实感出发，曲折深沉地表达了个人的情志，融注了个人独特的精神气质、个性特征和艺术素养，因此曹操诗歌为我们展示了鲜明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其思想风貌、神情语态往往活现毫端。《苦寒行》中诗人在蜿蜒崎岖的山道上、在挣扎前进的兵马中立马面对巉岩飞雪悲叹的形象等，读者都可通过联想和想象清晰地捕捉到。一些具体的形象描写也随处可见，如《薤露行》《蒿里行》以“沐猴而冠带”写愚不可及的权贵，以“踌躇而雁行”写关东“义士”的相互观望、迟疑不进，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写人民大量死亡、田园大片荒芜，都颇生动真切，而且涵蕴丰富。《苦寒行》更是通过大量具体可感的细节描写来备言冰雪溪谷之苦的，读之直觉纸上有阵阵寒风扑面。《却东西门行》《短歌行》《观沧海》《龟虽寿》等则大量甚至几乎通篇运用比兴。曹操诗歌喜用成语典实，由于这些成语典实大都包含着生动的故事传说，往往能够激起读者的想象和回味，有利于深化意境，显豁题意，因此一般说来也并不会损害诗的形象。
二 文章祖师
除诗歌外，曹操还写作了大量散文，现存的还有一百五十多篇。其文苍劲挺拔，独标一格，对当时和后世有很大影响，被鲁迅誉为“改造文章的祖师”（《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曹操散文的突出特色是“清峻”。所谓清峻，就是简略严明，指文章篇制精悍短小，议论严密尖锐，文意清楚明白。以建安十九年（214）下的《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为例：“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全文仅七十字，涵蕴却很丰富。文章首先亮明观点，说明德行和才能未必能够兼具，然后援引当时尽人皆知的极有说服力的古例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最后得出有才能的人即使有些短处也不能废置不用的结论，敦促有关部门照此办理。观点既鲜明，论证也很严密，虽是给有司下的命令，然而抓住关键，分析透辟，言之凿凿，有理有据，令人折服。连用两个反问句，有一股凌厉泼辣的气势，滔滔雄辩的力量，正如陆时雍所说：“其言如摧锋之斧。”（《诗镜总论》）加上语言的准确、精炼、明白，于是形成了该文的清峻风格。
曹操散文，篇幅大都在几十字到百余字之间，二三百字以上的只占少数。《让县自明本志令》是最长的一篇，也不过1080余字。这些文章大都高屋建瓴，笔力囊括，十分讲究炼意炼字。在具体写法上，往往开门见山，一入手就果断立论，抓住要核和实质，大刀阔斧进行剖析，线索条贯，中心突出，毫不枝蔓。一些有较多叙事成分的作品，也下了严格的选择、剪裁工夫。如荀彧多次替曹操出谋划策，使曹操取得一次次胜利，而曹操在《请增封荀彧表》中，只叙述了荀彧在官渡之战和平定河北战斗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以说明其“谋殊功异”。《论张辽功》：“登天山，履峻险，以取兰、成，荡寇功也。”则只用短短十四字，概括了一个高级将领的卓著战功。语言简劲，气势健旺，逻辑严密，使曹操散文篇幅虽短而内容充实，体格超拔，一扫两汉赋颂文字铺张堆砌、内容贫乏、故作艰深、追求华丽的弊病，呈现出崭新的风貌。
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中，提出著名的“风骨”命题，认为这是一种最合于理想的文学风格。怎样才能使文章有风骨呢？刘勰说：“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又说：“练于骨者，析词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可见，有充沛昂扬的气势，骏发爽朗的感情，并用精炼明白的语言表现出来，这样的作品就有了风骨。曹操散文正是符合这一要求的。如《封功臣令》：“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天下虽未悉定，吾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而专飨其劳，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既很自信，又很谦逊，对“贤士大夫”充满感情，对平定天下满怀信心。用简朴端直的语言将胸襟怀抱坦率披露，文势跌宕，笔力雄健，情真意切，振奋人心。刘勰认为建安文学最擅风骨，而钟嵘则明确提出了“建安风力”的概念，实非偶然。曹操散文同风骨的反面“乏气”“瘠义”“肥辞”“繁采”针锋相对，其清峻在很大程度上实可理解为风骨的同义语，对于建安风骨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清峻风格的形成同时代风气和曹操的政治思想有很密切的关系。曹操生逢乱世，为了打击豪强，抑制兼并，削平战乱，实现统一，大胆抛弃谶纬化了的儒学经术，而从先秦法家思想中吸取养料，崇尚法治，身体力行，于是在政治生活中形成了一种峻迫果决、雷厉风行的巉刻作风，影响到文学上，遂使严密劲健、犀利尖锐的作品大量出现。《为徐宣议陈矫下令》：“丧乱以来，风教凋薄，谤议之言，难用褒贬。建安五年以前，一切勿论，其以断前诽议者，以其罪罪之。”大气包举，斩钉截铁，就是这种作风和文风的突出表现。
其次，曹操是一个办事人，戎马倥偬，风云瞬变，养成了他明决果断的性格作风，从而影响到他的文风。他在鞍马间为文，别人在鞍马间读文，也都要求文笔洗炼、明白、准确。曹操在生活上崇尚节俭，大约也对其简朴文风有影响。总之，各种主客观因素促使曹操深刻认识到革易浮冗文风的重要性，并进而公开要求写讲求实际、摒弃虚套浮华的文字。《文心雕龙·章表》说：“昔晋文受册，三辞从命，是以汉末让表，以三为断。曹公称为表不必三让，又勿得浮华。所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实，求其靡丽，则未足美矣。”所引曹操语无考，曹操建安元年（196）《上书让增封》甚至还有这样一段话：“臣虽不敏，犹知让不过三。所以仍布腹心，至于四五。上欲陛下爵不失实，下为臣身免于苟取。”曹操散文虽未能完全脱尽俗套，但从总体来看却是言之有物、朴实无华的文字，因此《文心雕龙》所引曹操语想来不会是毫无根据的。
清人魏际瑞说：“文章首贵识，次贵议论。”（《伯子论文》）清峻风格的形成同曹操的识见高卓也很有关系。曹操常对客观事物有精审独到的见解，这不仅使他常能在战争中转危为安，稳操胜券，也使他在著文时能够高屋建瓴，穷究物情，剖析幽微，抓住关键，切中肯綮，巧制详略，要言不繁，从而表现出简约峻洁、严密深刻的特色。
曹操散文的清峻风格，为简明中肯、峻急洒脱的魏晋散文开出了端绪，奠定了发展的基础。近代革命家章太炎深爱魏晋文章，运用这种风格在辛亥革命时期写过不少宣传和论战文章，发挥了强大的战斗力，可以说是对曹操清峻文风在新形势下的继承和发展。
曹操散文的另一个特色是“通脱”。所谓通脱，就是行文无拘束，表意不作假，想写的便写出来。曹操作文，无所顾忌，敢于反传统，敢于披肝胆。如曹操先后颁布的几道求贤令，一反两汉重视所谓“德行”的用人标准，明确提出“唯才是举”的方针，言人之所不敢言，行文泼辣，就是充分体现了率直通脱的特色的。
披露内心的想法和感情，曹操也不隐瞒忸怩，《让县自明本志令》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实可作为曹操的自叙传来读。张溥说：“《述志》一令，似乎欺人，未尝不抽序心腹，慨当以慷也。”（《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魏武帝集题辞》）说得是不错的。
对于部下的优点、长处、功劳，曹操往往也能坦率承认、充分肯定、高度评价。《请爵荀彧表》《请封荀攸表》《表称乐进于禁张辽》《表论田畴功》《请追增郭嘉封邑表》等文表述诸人功劳，娓娓而谈，如数家珍，磊落胸怀，十分感人。《请增封荀彧表》叙述荀彧功绩，甚至同自己在战争中的几次指挥失误对照着写，最后作出荀彧“谋殊功异，臣所不及”的结论，尤为惊人。
在《求言令》中，曹操将“频年以来，不闻嘉谋”说成是自己“开延不勤之咎”，要求“自今以后，诸掾属、治中、别驾，常以月旦各言其失”，气度恢宏，情辞恳款，也表现出通脱的特色。
不仅内容、风格的表现任其自然，极为随便，形式上也往往不拘格套。其文形式大都紧密配合内容，想怎样写就怎样写，文体随便，造语自然，简易浅显，直截了当，长短不拘，挥洒自如，对东汉散文存在的繁褥、拘谨、模拟和格式化等弊病是一个很大的改进。
通脱文风是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积极成果。汉末黄巾大起义不仅动摇了东汉王朝的国家机器，也打破了汉武帝以来儒学独尊的局面，人们的思想桎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脱。曹操通过激烈复杂的斗争实践的不断磨炼，逐步成为一个头脑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具有了一定的朴素唯物思想，因此他写文章能够讲究言之有物，从实际出发，有什么就写什么，怎么想就怎么写，顺乎自然，合于情理，不虚饰，不浮夸，表现出潇洒任意、自由随便的气度和风貌，使他的散文具有了真实可信的色彩。当然，作为一个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曹操也有阴险刻毒的一面，他不可能事事讲实际，处处说真话。如《宣示孔融罪状令》的罗织罪状，《与孙权书》对赤壁之败的掩饰解嘲，《留荀彧表》的笑里藏刀，就都表现出了曹操文风虚伪浮饰的一面。
曹操散文的通脱风格，也是他胆识气魄、胸襟抱负、倜傥性格的必然产物。曹操作为一世之雄，具有很高的地位，踌躇满志，颐指气使，说话著文自然不必多所顾忌。他性格既刚强，又“任侠放荡”、“佻易无威重”，也不容易为传统所缚。谢榛《四溟诗话》说：“赋诗要有英雄气象。人不敢道，我则道之；人不肯为，我则为之；厉鬼不能夺其正，利剑不能折其刚。”实可作为曹操的形象写照。
建安时代是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文学观念渐趋明确，文学的特质开始受到重视。在这种风气的浸润下，曹操散文虽然大部分是一些应用公文，但不少是具有一定文学性的政论文字。它们寓情于理，因理涉事，论而有象，使情、理、事三者水乳交融，表现出一定的艺术感染力量。以下几方面给我们留下了较深印象：
（一）感情充溢。曹操生活在多事之秋，以天下为己任，因此国家的动乱，社会的残破，人民的流离，亲友的死亡，以及战争的胜利、失败和艰苦等等，无不深深触动他的心弦。形诸笔墨，就使他的散文无论是悼亡、述志，还是表功、斥敌，无不表现出浓烈的感情色彩。且看《与荀彧书追伤郭嘉》：“郭奉孝年不满四十，相与周旋十一年，险阻艰难，皆共罹之。又以其通达，见世事无所凝滞，欲以后事属之。何意卒尔失之，悲痛伤心！今表增其子满千户，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开始追叙与郭嘉的深厚交情，对郭嘉的挚爱与信任已见诸笔端。“何意卒尔失之”二句，语意陡转，悲痛之情喷涌而出。“然何益亡者”又楔进一层，无可奈何之情溢于言表。最后痛惜知己，“奈何奈何”四字，简直是抢地呼天、悲痛欲绝了。全文虽不长，而感情饱满，层层递进，十分委曲动人。
曹操内心感情极为丰富，在其散文中常有不同程度的流露。“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军谯令》）“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军兴于外，垦田损少，吾甚忧之。”（《赡给灾民令》）表现了对于人民疾苦和死亡的忧虑悲痛之情。“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求贤令》）表现了对于“贤人君子”不可按捺的渴慕之情。“此阁道，汉中之险要咽喉也。刘备欲断绝外内以取汉中，将军一举克夺贼计，善之善者也。”（《假徐晁节令》）表现了对于胜利的大喜过望之情。“融违反天道，败伦乱理，虽肆市朝，犹恨其晚。”（《宣示孔融罪状令》）表现了对于孔融刻骨铭心的仇视之情。“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欤！”（《戒子植》）表现了对于曹植的殷切期待之情。有时引述古事也一往情深，《让县自明本志令》以引为同道的同情心情大段引用乐毅和蒙恬的事迹，最后并说：“孤每读此二人书，未尝不怆然流涕也。”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表现上，除直接抒发外，一般都同说理叙事有机结合，通过跌宕的语调、多变的句式和富有感情色彩的语汇将感情自然带出，有的一气流注，有的沉深往复，情与气偕，慷慨纵横，很有特色。
（二）一定的形象性。首先，曹操散文既有充沛的感情，它就必然要在读者头脑中凸现出一个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也就是作者的自我形象。这个形象虽不能在外形特征方面给读者以具体启示，但是他的内心世界、精神风貌、性格作风却能给读者留下强烈的印象，曹操作为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风度胆识、胸襟气魄、坚毅机变，以及他的坦诚与权诈、宽厚与忌刻、失望与期待、挚爱与仇恨、欢欣与悲凉，无一不在他的散文中烙下深刻印记。曹操著文喜欢摆进自我和直抒胸情，这就使得他的大部分散文具有了鲜明的个性特征，其气度锋芒、神情语态都只能为宰辅之臣的曹操所独具。我们读他的明志、求贤、请封诸令尤其能够得到这种印象。
其次，曹操散文叙事简洁明了，生动亲切，往往从一个侧面刻画出较为鲜明的人物形象，富有生活情趣，颇耐玩索体味。如《追称丁幼阳令》字里行间洋溢着活泼轻松的气氛，把作者同丁幼阳之间的深厚情谊和无拘无束的交往刻画得淋漓尽致，也表现出作者性格中开朗诙谐的一面。又如《军策令》：“孤先在襄邑，有起兵意，与工师共作卑手刀。时北海孙宾硕来候孤，讥孤曰：‘当慕其大者，乃与工师共作刀邪？’孤答曰：‘能小复能大，何苦！’”记录对话，声情毕肖，两人不同的性格、志趣和抱负可从中窥见。这类散文，巧选生活镜头，虽是粗陈梗概，却也细致逼真，大类《世说新语》，对后来小说的发展当有一定影响。
有的散文，对人物外貌也有生动描写。如《赐死崔琰令》：“琰虽见刑，而通宾客，门若市人。对宾客虬须直视，若有所瞋。”崔琰对曹操将称魏王有一点不满的表示，曹操就罚他去服苦役。派人去监视他，监视的人说他仍不服气，曹操于是下了此令。在这类问题上，曹操不容人，心狠手辣，令人齿寒；但在死刑判决书中采用画龙点睛的手法大笔勾勒“罪犯”的举动神情，使崔琰不服气的愠怒神态跃然纸上，却是别具一格的。
其他文字、特别是表功诸令大都夹叙夹议，也有较多叙事成分。叙述时雍容不迫，如道家常，而人物之忠勇、干练、谋断等品质性格也就突现出来，不言其功而其功自明。有的引述人物语言，为文章生色不少。如《祀故太尉桥玄文》在追念、颂扬桥玄生前对自己的赞扬、帮助之后，所引述桥玄的一段“从容约誓之言”，就为这篇总的说来典雅凝重的祭文平添了不少生趣，这与后来韩愈等人所写的优秀祭祀、墓志文字颇有相通之处。
（三）朴直凝炼、生动形象的语言艺术。曹操对于语言的驾驭有很深的造诣，其突出的特色是朴质凝炼。《红楼梦》第四十八回黛玉对香菱说诗道：“词句究竟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我们读曹操散文，确有这种感受。这种朴素美的产生，固然由于曹操无心修饰，任其自然，但另一方面也由于曹操老辣的锤炼之功，不然是不可能达到这种反璞归真的境界的。这种锤炼不仅使语言获得了朴质之淳，且也获得了精练之美。曹操散文的语言虽不能说字字珠玑，但沉实稳健，很有力度，难于移易，意尽则止，理穷则已，详略适宜，不作空言之论。曹操喜引古事成言，既增强了逻辑力量和形象色彩，对语言的精练也大有裨益。如《整齐风俗令》以主要篇幅引述四件“以白为黑”、颠倒是非的两汉古事来指代当前的类似现象，表明自己整顿社会风气的决心，确有驭繁以简、以少总多之妙。至如《与荀彧书》“与君共事以来，立朝廷，君之相为匡弼，君之相为举人，君之相为建计，君之相为密谋，亦已多矣。夫功未必皆野战也，愿君勿让”。用排句来概括荀彧多方面的建树，也非常简明扼要。
生动形象也是不少篇章的特色。生动主要表现为句式和声调的灵活多变。曹操散文，喜用四字句、五字句和六字句（其中四字句尤多，《表称乐进于禁张辽》甚至全为四字句），有时兼用骈偶的词语；另一方面，曹操也十分注意语言的参差错落、长短搭配。这样，不仅有利于语言的整练，有利于表现明快的节奏、急促的气势和峻切的感情，也有利于表现出感情和气势的起伏变化，给予读者一种动荡跳跃、生气勃勃的强烈感受。声调的高低抑扬也很引人注目，作者有时甚至自觉不自觉地使语言平仄交互、低昂舛节，读起来有一种顿挫和谐的美感。作者还采用了一些加强形象性的修辞手法，比喻如“计行如转圜，事成如摧朽”、“忠恪祗顺，如履薄冰”，引用里谚如“让礼一寸，得礼一尺”、“失晨之鸡，思补更鸣”，成语典实如“以蠡测海，为蛇画足”等，都贴切形象，机趣生动。有的大段描写也十分精彩，如《破袁尚上事》：“臣前上言，逆贼袁尚还，即厉精锐讨之。今尚人徒震荡，部曲丧守，引兵遁亡。臣陈军被坚执锐，朱旗震燿，虎士雷噪。望旗眩睛，闻声丧气，投戈解甲，翕然沮坏。……”曹军的赫赫声威、所向披靡，袁军的望风瓦解、失魂落魄，无不表现得活灵活现，恍若一幅浓墨重彩、大气磅礴的大型战争图画。此外，曹操散文的严谨章法、精当剪裁，也是值得留意的。
除散文外，曹操还写过抒情咏物小赋，今存《登台赋》残句“引长明，灌街里”和《沧海赋》残句“览岛屿之所有”，前一首当作于建安十五年（210）铜雀台建成后率领诸子登台之时（当时诸子受曹操之命也都作了《登台赋》），后一首当作于建安十二年（207）北征乌桓后回师途中登临碣石之时（与《步出夏门行·观沧海》作于同时）。两赋虽都只剩下残句，但不难看出均为写景言志抒怀之作，与汉大赋是迥异其趣的，对建安时代抒情咏物小赋的繁荣当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 兼该众艺
除了工诗能文之外，曹操还兼有其他多方面的技能，其中不少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首先，曹操具有相当杰出的音乐才能。《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张华《博物志》说：“桓谭、蔡邕善音乐……太祖皆与埒能。”桓谭和蔡邕都精通音律，琴弹得很好，在东汉名声很大，曹操的音乐才能能够同他们相匹敌，这很不容易。曹操平时对音乐有着极浓厚的兴趣，听音乐，看演出，往往从早到晚，不知疲倦。他建造铜雀台，可能有安全方面的考虑，他曾在铜雀台上指挥平定严才所发动的叛乱，但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用来享乐，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欣赏音乐。曹操在铜雀台上设置了鼓乐声伎，常来台上欣赏音乐歌舞，铜雀台俨然成了当时的一个音乐中心，对后来音乐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南朝王僧虔在论清商乐时就说：“今之清商，实由铜雀，魏氏三祖，风流可怀。”（《宋书·乐志》）曹操建安二十五年（220）病重，遗令薄葬，但却不弃声伎，要求死后仍将歌舞艺人安置在铜雀台上，好好相待，并在台上安放一张六尺长的床，挂上灵幔，每逢初一、十五两天，从早晨到中午向着灵帐歌舞。可见曹操对于音乐的喜爱，到了至死不衰的程度。
由于喜爱音乐，因而对音乐人才往往十分器重，并注意千方百计加以网罗。蔡琰、阮瑀以至祢衡曾得到曹操青睐，主要因为他们有才能（蔡琰则还因与其父蔡邕是旧交），其中也包括了音乐才能。蔡琰由于受蔡邕影响，从小就精通音律。阮瑀曾是蔡邕的学生，也精通音律，善弹琴。据《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裴注引《文士传》，阮瑀被曹操征至幕下，曾“抚弦而歌”，“为曲既捷，音声殊妙，当时冠坐，太祖大悦”。祢衡则善击鼓，唐人段安节在《乐府杂录》中介绍“鼓”这种乐器时说：“其声坎坎然，其众乐之节奏也。祢衡常衣彩衣击鼓，其妙入神。”杜夔丝竹八音无所不能，对钟磬等打击乐尤其有研究，在汉末曾任雅乐郎之职，后避乱去荆州。曹操平定荆州后，得到杜夔，即任命他为军谋祭酒，使定乐器声调，并创制雅乐。铸钟工柴玉善制乐器，不少人很欣赏他，杜夔让他铸铜钟，但铸出来的铜钟声音清浊多不符合要求，杜夔不得不多次毁掉改作。柴玉很不高兴，说杜夔清浊任意，不听杜夔指挥。两人相继到曹操那里告状，曹操让把所铸的铜钟拿来，自己反复试听，最后肯定杜夔所说的是有道理的，因而处罚了柴玉，让他同他的几个儿子都去养马。“时又有散骑侍郎邓静、尹商善训雅乐，歌师尹胡能歌宗庙郊祀之曲，舞师冯肃、服养晓知先代诸舞，夔悉总领之。远详经籍，近采故事，考会古乐，始设轩悬钟磐。”（《晋书·乐志》）汉自董卓之乱后，乐工散亡，乐章亡缺，器法湮灭。曹操能够在这方面做一些恢复工作，还是不无意义的。
曹操喜爱音乐，毫无疑问有满足声色之娱的目的。但另一方面，在客观上这也给他的诗歌创作带来了积极的影响。首先，音乐是曹操接触乐府古辞的重要媒介，为曹操熟悉并进而喜爱乐府古辞创造了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当然不是唯一重要的前提条件），使乐府古辞对曹操的诗歌创作发生影响增加了可能性。曹操平常所聆听的音乐，不少是原来的乐府古辞。宋人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中所载的《江南》《东光》《鸡鸣》《乌生》《平陵东》《陌上桑》《折杨柳行》《善哉行》等古辞都还标着“魏、晋乐所奏”的字样（有的演奏时经过了增饰）。实际上，被魏晋所奏的应当不止这些，不然其余的古辞很难经过战乱再保存下来。这样，曹操就通过欣赏音乐大量而频繁地接触了乐府古辞，进而从中汲取了思想艺术营养。其次是，为了配乐演唱的需要，曹操因而创作了大量拟作乐府，其收入《乐府诗集》者，有四首标明“魏乐所奏”，十首标明“魏、晋乐所奏”，有四首标明“晋乐所奏”。实际上，在曹操当时恐怕全都是可以配乐演唱的，《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魏书》说曹操“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就说明了这一点。这样，音乐就成了刺激曹操创作欲望、推动曹操大量创制乐府诗的一个直接动因。最后，音乐在艺术表现方面也给予了曹操的乐府诗一些直接影响和制约，曹操为了使自己的乐府诗在演奏时适合音乐的要求，也自觉地接受了这种影响和制约，因而使其乐府诗具有了一些独特的风采。下面拟就上述问题再展开作一些阐述。
汉魏时代的音乐，有雅乐、俗乐之分。雅乐是郊祀朝会的贵族乐章，其辞是《乐府诗集》中的郊庙歌辞和燕射歌辞。俗乐则是朝野士庶共享的赏心悦目之乐，以汉武帝以后所采集的各地风谣为主，其词主要保存在《乐府诗集》的相和歌辞、清商曲辞和杂曲歌辞等类中，其总名为清乐或清商乐。以乐府和《诗经》相比，俗乐相当于《诗经》中的国风、小雅，而雅乐则相当于《诗经》中的大雅和颂。曹操出于礼仪的需要，并不摒弃雅乐，相反得到杜夔后，还让他重新创制雅乐。杜夔演习了旧有的四曲雅乐，一名《鹿鸣》，二名《驺虞》，三名《伐檀》，四名《文王》，都是古声辞，但新乐实际上无所创定。又《晋书·乐志上》：“阆中有渝水，因其所居，故名曰《巴渝舞》……其辞既古，莫能晓其句度。魏初，乃使军谋祭酒王粲改创其词。粲问巴渝帅李管、种玉歌曲意，试使歌，听之，以考校歌曲，而为之改为《矛渝新福歌曲》《弩渝新福歌曲》《安台新福歌曲》《行辞新福歌曲》《行辞》，以述魏德。”“魏初”指建安十八年（213）曹操初封魏公、建魏社稷宗庙之时，王粲所作，俱为称颂“魏德”之辞，无疑也属雅乐。又《文选》左思《魏都赋》李善注：“文昌殿前有钟虡，其铭曰：‘惟魏四年，岁在丙申，龙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蕤宾钟，又作无射钟。’建安二十一年七月，始设钟虡于文昌殿前，所以朝会四方也。”钟是演奏雅乐的主要乐器，曹操在“魏四年”即建安二十一年（216）铸造蕤宾钟和无射钟，就是为了用作朝会宴飨。据《书钞》卷一百零八所载，蕤宾钟“重二千百八钧十有二斤”，无射钟“重三千五十钧有八斤”，一钧等于三十斤，如果《书钞》所载属实，则两钟均重达数万斤，曹操为铸造这两座钟，可以说是不惜血本了。
但曹操平常所喜爱的音乐，却并不是雅乐而是俗乐。《宋书·乐志三》在介绍俗乐《但歌》的演唱形式时说：“《但歌》四曲，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唱，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个问题。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俗乐本身具有雅乐所不能及的种种长处。从内容看，雅乐庄重典雅，千篇一律，而相和杂曲却都是“汉世街陌谣讴”（《宋书·乐志一》），内容丰富，情感真切，新鲜感人。从演唱形式看，雅乐板滞缺少变化，而俗乐却形式多样，各具特色，活泼生动。如《但歌》是由一人领、三人和的乐曲，相和歌则由三人演唱，其中一人吹管，一人弹弦，一人打节拍，同时主唱。从演奏乐器看，雅乐主要用金石，音声典雅凝重；而俗乐主要用弦管，音声悦耳清新，摇曳多变。由于俗乐具有上述特点，因而它引起了朝野士庶的普遍爱好，并自西汉以来在统治阶级和贵族文士中形成了一个爱好俗乐的传统，这对曹操自然会深有影响。此外，从保存至今的汉代乐府诗的内容、风格和语言形式来推测，它们只有少数产生在西汉，多数产生在东汉，甚至有“汉末建安中”的作品（如《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流传的地域，又主要是在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这样，曹操从小就置身在差不多是同时代、同地域的俗乐的熏染之中，从而培养了对于俗乐的感情和欣赏习惯。曹操在汉末大乱中亲历乱离，具有较为进步的政治思想、文学思想和勇于革新的精神，因而对俗乐歌辞中所表现的现实生活内容能够有较为切实的理解，易于产生激动和共鸣，具备喜爱俗乐的思想基础，这也是一个不应忽视的原因。
曹操喜爱俗乐，这给他的创作带来的影响是明显的。由于配乐演唱的需要，曹操创制了大量俗乐歌辞，成为文学史上第一个大力写作俗乐歌辞的文人诗人。《乐府诗集》所收曹操乐府全部为相和歌辞，而汉代乐府古辞也主要保存在相和歌辞中，其中的传承关系是明显的。曹操不仅在体裁形式方面接受了俗乐的影响，同时也接受了俗乐歌辞“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从而使自己的创作具有了丰富的人民性，在中国诗歌史和音乐史上开出了一个新生面。
曹操诗歌的风格具有激昂慷慨的一面，同时也有沉郁悲凉的一面，钟嵘《诗品》在评曹操诗时，就只说了一句话：“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这种“悲凉”风格的形成，同“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和曹操个人的所经所历所感有关，而凄凉哀怨的俗乐在其间也起着不可忽视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俗乐主要使用笙、笛、竽、筝、琴、瑟、琵琶等管弦乐器，它们在发音上具有清越哀怨的特色，《礼记·乐记》就说：“丝声哀。”孔颖达疏云：“‘哀’，谓哀怨也，谓声音之体婉妙，故哀怨矣。”奏乐以生悲为善音，听乐以能悲为知音，这是汉魏六朝的风尚。嵇康《琴赋》就说：“八音之器，歌舞之象，历世才士，并为之赋颂。……称其才干，则以危苦为上；赋其声音，则以悲哀为主；美其感化，则以垂涕为贵。”曹操在《步出夏门行·土不同》中说：“心常叹怨，戚戚多悲。”在这种心境之下来聆听清越哀怨的俗乐，必然会觉得很对脾味；反过来，在聆听过程中这种音乐必然又会进一步触动其内心的悲戚之思，从而产生抒写出来、付诸管弦的愿望。而在这种情况下创作出来的乐府歌辞，其风格会濡染上“悲凉”的情调色彩，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了。
音乐对曹操乐府诗的结构也留下了比较明显的影响，这从“解”的划分上可以看出。乐府相和歌的曲式结构，一般由单个的“曲”组成，“曲”又往往划分为若干个唱段，一个唱段即称为一“解”。这种结构特点在曹操制作的相和歌辞中得到了反映。曹操乐府的“解”有多有少，每解的句数、字数也不相等（甚至很不相等），有的只是诗中的一个小的层次，有的是诗中的一个段落（或大的层次），有的则是可以独立存在的一首诗（如《步出夏门行》中的《观沧海》《冬十月》《土不同》和《龟虽寿》）。这种情形的出现，固然跟不同内容的不同要求有关，但很可能更多地是为了适应不同乐曲的不同要求。解的划分，使得这些乐府诗大都显得结构清晰，层次分明，这无疑有助于提高作品的艺术水平，也给读者的阅读和理解带来了便利。还值得注意的是，像《步出夏门行》这样的一解即为一首独立诗章的作品，实可视作文人独立创作组诗的开始，在诗史上具有某种开风气的意义。这首诗作于建安十二年（207）北征乌桓胜利后班师途中，写诗人其时的所见所思所感，各解之间有比较连贯的构思，内容上也互有联系，但又各自具有较长篇幅，表达一个独立而完整的意思，虽隶属于一个总的题目之下，却完全可以独立成篇。这种情形在《楚辞》中已屡见（屈原《九歌》是对民间创作的加工，《九章》则是由后人辑录在一起的，姑不论；但受其影响，汉人创作了《七谏》《九怀》《九叹》《九思》等组诗式的作品），但在诗中尚属未闻。东汉有秦嘉《赠妇诗》三首、赵壹《疾邪诗》二首、仲长统《见志诗》二首及旧题李陵、苏武别诗数首，虽具有某些组诗的特点，但题目疑均为后人所加，大体上也为后人所辑录，恐都不能以组诗目之。
《乐府诗集》卷二十题解云：“诸调曲皆有辞、有声，而大曲又有艳、有趋、有乱。”“艳在曲之前，趋与乱在曲之后，亦犹吴声、西曲前有和，后有送也。”大曲是一种大型的歌舞曲，是相和歌在发展过程中逐渐与舞蹈、器乐演奏相结合的产物。其结构大体上有三种类型：艳——曲；曲——趋（或乱）；艳——曲——趋（或乱）。以后一种结构最为典型。艳是序曲或引子，多为器乐演奏，也有歌唱的。曲是整个乐曲的主体，一般均由两个以上的解组成。趋或乱是乐曲的结尾部分，可以是个唱段，也可以是个器乐段。《宋书·乐志三》共载有大曲十五曲，其中有曹操的《碣石》（《步出夏门行》）。其艳全文为：“云行雨步，超越九江之皋。临观异同，心意怀犹豫，不知当复何从。经过至我碣石，心惆怅我东海。”从乐曲上说这是一段序歌，从诗来说是一段序言，而且可以说是我国诗史上写诗而有序言的开始。此前张衡《怨诗》有“秋兰，咏嘉美人也。嘉而不获，用故作是诗也”数语，颇类序言，但《广文选》《诗纪》不载，从语气看也颇似后人所拟的解题之类。《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是确有序的，但该诗始载于南朝陈徐陵所编《玉台新咏》，序中有“汉末建安中”“时人伤之”这类追叙性的词语，因此序为后人所拟的可能性极大。《步出夏门行》的这篇“序”却是可以确信无疑的。余冠英认为：“艳辞不整齐，和正曲四章不同，又有不甚可解的地方，可能本是用散文写的序，后来合乐时用做艳，为了迁就乐调不免改变原来的句逗。”（《三曹诗选》）也认为“艳辞”诗人为该诗“写的序”，但认为该序“可能本是用散文写的”，则恐系揣测之辞。艳作为序曲，与正曲肯定会有所不同，因此与之配合的歌辞与正曲四章的歌辞肯定也会有所不同。此前并无写诗而又同时写序的先例或传统，因此曹操用散文预先写出一篇序的可能性也不大。只能认为，曹操是为了适应艳的要求才写出了这段文字的。
曹操诗的重叠和反复比较多。有的是前后紧连。如：
厥初生，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终期。莫不有终期。（《精列》）
晨上散关山，此道当何难！晨上散关山，此道当何难！（《秋胡行》）
有的是间隔出现。如：
驾六龙，乘风而行。行四海外，路下之八邦。历登高山临溪谷，乘云而行，行四海外。（《气出唱》）
诗有重叠与反复，这本不足怪，但像曹操诗这样频繁地使用重叠和反复的情况却不多，这也是须从音乐方面去找原因的。我们知道，没有歌词的乐曲是纯用音响和旋律来构成形象的，而有歌词的乐曲却以歌词作为构成形象的基础。这种诉诸听觉的艺术与着眼于读的作品不同。着眼于读的作品，读者可以慢慢地去思考、理解、品味，时间可以拖得较长，一篇作品可以分成若干次读完。而音乐不一样，它要通过听众当时直接的感受和体验来表现内容和感情，时间不能拖得太久，音乐形象也不能过于复杂。因此，适当地增加歌词的重叠和反复，使同一形象不断回旋、再现，使听众在有限的时间内熟悉、理解这个形象，受到激动和感染，无疑是有必要的。曹操对此显然有所认识，并将这种认识付诸实践了，从而使他的诗作具有了自己的特色。
曹操诗比较讲究声律的和谐，这同音乐的影响也是不无关系的。钟嵘在《诗品序》中说：“古曰诗颂，皆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意思是，古代同音乐配合的诗、颂都要调好五音（指四声），不然就不能使歌词与曲调和谐统一。又说：“三祖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此重音韵之义也，与世之言宫商异矣。”意思是，曹操、曹丕以及曹睿的诗，文词或有不工，而声音可以入乐歌唱，这就是古代重视音韵的意义，和近世讲究宫商（指“永明体”的一味追求声律）不同。可见，钟嵘认为古人重视音韵同音乐的要求直接有关，而曹操在这方面又是表现得比较突出的。歌词语言同音乐虽是两回事，但在声音表现上都有高低、强弱、长短、快慢的差别和变化，从而形成一定的旋律，这就表明它们之间有可相通的地方，彼此间发生一定影响也就成为可能。比较而言，曹操对于押韵更为重视，他的诗如果用中古音韵，或者用同中古音韵不尽相同的平水韵去对照，差不多都是押韵的，不少诗用今天的普通话去读也还是这样。当然，也有的现在读起来不大押韵了，这是古今音变的结果，实际在当时还是押韵的。如《步出夏门行·观沧海》是隔句用韵，韵脚是海、峙、茂、起、里（第十句的“中”处在押韵位置上但不入韵，是极特殊的情况，可以不管）。峙、起、里今天读起来也还押韵，它们在平水韵中都属上声纸部，但海（属上声贿部）、茂（属去声宥部）就不然了。但是，纸、贿、宥三部在古代是相通的，海、峙、茂、起、里在当时读起来是和谐的。此外，由于诗歌的节奏和音乐的节奏有着密切的联系，依声而制的歌词节奏要尽量与乐曲的节奏相协调，因而曹操诗的节奏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音乐的影响。歌词语言的节奏，主要是通过对句式中音节或音组的合理配合来实现的。曹操诗有四言、五言、杂言等多种，这是中国诗歌发展到那个时代的必然结果，同时与音乐的要求也不无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与适应不同旋律和节奏的乐曲需要有关。在音乐中拍子是衡量节奏的手段，不同形式的节拍要求字数不等的歌词与它配合，从而影响到了句式节奏与诗歌体裁的多样，这是不难理解的。
总之，曹操为恢复和振兴汉末大乱后的音乐艺术是起了不小的作用的。他对音乐的爱好和造诣，又给他的诗歌创作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事实表明，曹操在中国音乐史上是应当享有一定地位的。
其次，曹操对于书法艺术也有很深的造诣，尤其擅长草书。最早评论曹操书法的是西晋的张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张华《博物志》说：“汉世，安平崔瑗、瑗子寔、弘农张芝、芝弟昶并善草书，而太祖亚之。”崔瑗父子、张芝兄弟都是汉代大书法家，崔瑗、张芝成就尤著，唐人张怀瓘在《书断》中将此前书法家分成神品、妙品、能品三类，崔寔的章草和张芝的行书、章草、草书都被张怀瓘列入最高品神品，曹操的草书只比这几个人略逊一筹，得与之相提并论，这就很不容易。到了南朝，梁庾肩吾在《书品》中把书法家分成上之上、上之中、上之下、中之上、中之中、中之下、下之上、下之中、下之下九品，曹操被列入中之中，评语说：“魏主笔墨雄赡。”在张怀瓘《书断》中，曹操则被列入妙品中的“章草八人”之一，评语说他“尤工章草，雄逸绝伦”。“笔墨雄赡”“雄逸绝伦”，可以说是人如其书，书如其人。
从张怀瓘《书断》看，曹操的各体书迹在唐代都是有流传的，不然张怀瓘如不经过比较，是难以轻率地下“尤工章草”的断语的。其书迹在南宋犹有流传，据《晦庵题跋》，朱熹曾题曹操帖云：“余少时曾学此表。”可见曹操书迹在当时还曾被人当做临摹仿习的样本。不仅如此，曹操还有书迹留存至今。建安二十年（215）曹操西征汉中，经过栈道咽喉褒城石门（今陕西勉县东北）时，看到褒河水流湍急，冲击河内礁石，好像连绵不断的雪团，便题写了“衮雪”二字，刻在河中礁石上，下面有后人附镌的“魏王”衔名。两字字径一尺，确是汉代八分（隶书）体，而又以圆笔出之，笔力横绝，遒劲挺拔。1976年这里修筑水库，文物部门将这一古迹移到汉中博物馆珍藏。此外，曹操的草书还有“来”“出”“写”“曹”“短”等字见之于《行草大字典》。
由于喜好书法，因此曹操很注意交结、网罗书法人才。著名书法家蔡邕（张怀瓘《书断》将其八分、飞白列入神品，大篆、小篆列入妙品）、钟繇（庾肩吾《书品》将其列入上之上，张怀瓘《书断》将其隶书、行书列入神品，八分、草书列入妙品。得与王羲之齐名，世合称“钟王”）、韦诞（庾肩吾《书品》将其列入上之下，张怀瓘《书断》将其八分、隶书、章草、飞白列入妙品，小篆列入能品）、邯郸淳（张怀瑾《书断》将其大篆、小篆、八分、隶书列入妙品）、张芝、张昶等人都与之关系很深，曾在一起切磋过书艺，在这方面还曾留下神奇的传说。宋陈思《书苑菁华》卷一《秦汉魏四朝用笔法》记载说：“魏钟繇少时，随刘胜入抱犊山学书三年，还与太祖、邯郸淳、韦诞、孙子荆、关枇杷等议用笔法。繇忽见蔡伯喈笔法于韦诞坐上，自捶胸三日，其胸尽青，因呕血。太祖以五灵丹救之，乃活。”钟繇后来成为曹操的亲信僚佐，对曹操统一北方做出了重要贡献。曹操在《与钟繇书》中将他比作萧何，甚为推重。
由于珍惜书法人才，曹操对反对过自己的书法家也表现出了比较宽容的态度。西晋卫恒《四体书势序》记载说：“梁鹄奔刘表，魏武帝破荆州，募求鹄。鹄之为选部也，魏武欲为洛阳令而以为北部尉，故惧而自缚诣门，署军假司马，在秘书以勤书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鹄手迹。魏武帝悬著帐中，及以钉壁玩之，以为胜宜官。”梁鹄也是当时的大书法家，师法师宜官，庾肩吾《书品》将其列入上之下，张怀瓘《书断》将其八分书列入妙品。灵帝时为选部尚书，当时曹操刚刚踏入仕途，想当洛阳令，梁鹄却只让他做了洛阳北部尉。董卓乱起，梁鹄奔荆州。曹操平荆州，梁鹄上门请罪，曹操因爱他的书法，并不治罪，相反让他做了军假司马（军法官），让其发挥书法才能。自己还将其字悬挂帐中、钉在壁上赏玩钻研，并夸奖胜过师宜官。上述举动，对促进当时书艺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作用。
此外，曹操不仅具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个人的武艺也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孙盛《异同杂语》说他“才武绝人，莫之能害”，又引《魏书》说他“才力绝人，手射飞鸟，躬禽猛兽”，曾在南皮射雉鸡，一天就射下六十三只。据裴注引张华《博物志》，曹操还精通围棋，与山子道、王九真、郭凯等围棋好手齐名。对养生之术也颇有研究，懂得方药，擅长气功，这些在前面都已提到。据裴注引《魏书》，曹操对建筑工艺、器械制作也颇在行，“及造作宫室，缮治器械，无不为之法则，皆尽其意”。在官渡之战中，曹操曾下令造发石车，估计像发石车这一类军用器械，曹操是有相当研究的。曹操还善出字谜，长于“蹴鞠”，也就是很会踢球。当时有个叫孙叔材的人，以善蹴闻名，曹操就将他留在了自己身边。
还值得一提的，是曹操对于饮食文化也有相当研究。建安元年（196）曹操迎献帝都许后，曾写过《奏上九酝酒法》：
臣县故令南阳郭芝，有九酝春酒。法用面三十斤，流水五石，腊月二日清粬，正月冻解，用好粬米，漉去粬滓，便酿法饮。曰譬诸虫，虽久多完。三日一酿，满九斛米止。臣得法酿之，常善。其上清滓亦可饮。若以九酝苦难饮，增为十酿，差甘易饮，不病。今谨上献。
“九酝酒”即九酝春酒，是一种须酿九次的酒。曹操所说的酿法是：用酒药三十斤，活水五百斤，腊月二日把酒药浸泡在水中，正月解冻后过滤去滓，用好稻米酿造，三天一次，每次用一斛米，满九斛为止。如果觉得味苦，还可再多酿一次，这样就比较甘甜好喝了。虽然是过去的谯县县令郭芝留下来的，但从“臣得法酿之，常善”一语看来，曹操是通过实践精通了此法的。曹操又曾写下《四时食制》一文：
郫县子鱼，黄鳞赤尾，出稻田，可以为酱。
，一名黄鱼，大数百斤，骨软可食，出江阳、犍为。
蒸鲇。
东海有大鱼如山，长五六里，谓之鲸鲵，次有如屋者。时死岸上，膏流九顷。其须长一丈，广三尺，厚六寸，瞳子如三升碗。大骨可为矛矜。
海牛鱼皮生毛，可以饰物，出扬州。
望鱼侧如刀，可以刈草，出豫章明都泽。
萧拆鱼，海之干鱼也。
鱼黑色，大如百斤猪，黄肥不可食，数枚相随，一浮一沉。一名敷，常见首。出淮及五湖。
蕃逾鱼如鳖，大如箕，甲上边有髯，无头，口在腹下，尾长数尺有节，有毒螫人。
发鱼带发如妇人，白肥无鳞，出滇池。蒱鱼，其鳞如粥，出郫县。
疏齿鱼，味如猪肉，出东海。
斑鱼，头中有石如珠，出北海。
鳣鱼，大如五斗奁，长丈，口颔下。常三月中从河上，常于孟津捕之。黄肥，唯以作酢。淮水亦有。
涉及的全属鱼类，不少鱼形状奇特，一些鱼如望鱼、蕃逾鱼、发鱼、疏齿鱼的情况今已难确考。这些鱼分别生长在稻田和江、河、湖、海之中，产地涵盖了现在的大半个中国。鱼的用途，既可做鱼酱、醋等食品，还可有别的用途，如鲸鲵的大骨头可以做长矛的柄，海牛鱼皮可以做装饰品。鱼的产地曹操大都没到过，这些鱼曹操也未必都亲自见过，亲口尝过，文章可能是根据他人见闻记录整理而成。名为《四时食制》，其实不可能真正照此安排食谱。但曹操却能记录整理得如此详尽，鱼的产地、形状、颜色、习性、用途乃至吃法等竟然无不涉及，可谓具体而微，表明曹操对这一问题是极端的投入和关注的，也表明他在这一领域是具有广博的知识的。
曹操能够具有多方面的技能，拥有广博的知识，取得多方面的成就，是同他丰富的社会实践和刻苦学习的精神分不开的。曹操少时游荡无度，喜欢飞鹰走狗，爱恶作剧，不太留心学业，因此看来他的发愤和成功主要是在成年以后。一方面他通过多方面的社会实践不断积累着各种有用的知识，另一方面他能够在处理繁重的政务军务之暇坚持孜孜不倦地看书学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孙盛《异同杂语》说他“博览群书”，又引《魏书》说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曹丕《典论·自叙》说他“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曹植《武帝诔》说他“既总庶政，兼览儒林，躬著雅颂，被之琴瑟”，就都说明了这个问题。活到老，学到老，这就是曹操成功的秘密。不走汉儒毕生穷究一经的道路，注意摄取各种各样有用的知识，兼收并容，为我所用，这种观念的转变，显然也在其中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曹操好学，在当时是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的。孙权的大将吕蒙原来文化不高，孙权劝他好好读书，以增长知识，吕蒙以军中事务繁忙为辞。孙权就劝他说：“以前光武帝刘秀带兵马作战时，手不释卷，曹孟德也自称老而好学，你为什么不以他们为榜样而自我勉励呢？”吕蒙听了孙权的话，以刘秀和曹操为榜样，发愤学习，后来成为一个才略出众、学识渊博的人。曹丕、曹植兄弟在曹操耳提面命的教导和影响之下，更是锻炼出了多方面的才能，特别是在文学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享有引人注目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