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大星殒落
一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建安十二年（207）五月，曹操率军北征乌桓，时年五十三岁。在归途中写作了《步出夏门行·龟虽寿》，其中有句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已经进入“暮年”，是一匹“老骥”了。此前曹操已取得消灭袁氏集团主力的巨大胜利，此时又平定了乌桓并彻底肃清了袁氏残余势力，因此诗中洋溢着的是一股昂扬奋进的精神。这之后，曹操遭受了赤壁兵败的严重挫折，后来多次对孙权、刘备用兵也都没有取得大的成功，从而形成了一时难以逆转的三国鼎立的局面。一方面统一大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另一方面随着时光的流逝，老境渐渐降临，这就形成了一个深刻的矛盾。如何延长寿命来完成未竟的事业，这不能不成为曹操经常为之思考的问题，暮年将至、壮志难酬的苦闷，也不时在其情绪中表现出来。这种思想、心理和情绪，在曹操晚年所作的《气出唱》《陌上桑》《精列》和《秋胡行》等游仙诗中得到了浪漫的曲折的反映。
中国自古有神仙长生不死之说，这成为不少人为之向往乃至追求的目标。秦始皇、汉武帝就曾多方访求长生之术，如秦始皇曾派徐巿发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三十二年（前215）到临近渤海边的碣石时，还曾派燕人卢生去访求传说中的仙人羡门、高誓，派韩终、侯公、石生访求仙人不死之药。对不死的神仙和极乐的仙境，晚年的曹操也抑制不住有一种企望的情绪。《气出唱》（其一）写道：
驾六龙，乘风而行。行四海外，路下之八邦。历登高山临溪谷，乘云而行，行四海外。
东到泰山，仙人玉女，下来翱游。骖驾六龙，饮玉浆。河水尽，不东流。解愁腹，饮玉浆，奉持行。
东到蓬莱山，上至天之门。玉阙下，引见得入，赤松相对。四面顾望，视正焜煌。开玉心正兴，其气百道至。传告无穷闭其口，但当爱气寿万年。
东到海，与天连。神仙之道，出窈入冥，常当专之。心恬澹，无所愒欲，闭门坐自守，天与期气。
愿得神之人，乘驾云车，骖驾白鹿。上到天之门，来赐神之药。跪受之，敬神齐，当如此，道自来。
描写在想象中驾龙乘风，遨游四海，历经泰山、蓬莱，上到天门、玉阙，与仙人玉女同游，同赤松子相对，终于学得了养气之术，获得了不死之药。第二首描写上华阴山，同仙人玉女一起饮酒、听乐、游戏、起舞，又遨游八极，来到昆仑山上的西王母身边，同赤松、王乔及德、旋、门三位星君一起饮酒作乐，直到黄昏。第三首描写游洞庭君山，又来到西王母瑶台之上，参加西王母主持的盛宴，大家互祝长寿和欢乐。此外，《陌上桑》描写驾虹霓，乘赤云，登九疑，经玉门，渡银河，来到昆仑，拜见王母和东君，交游赤松和羡门，接受仙道，爱养精神，食灵芝，饮甘泉，拄桂杖，佩秋兰，也曲折抒写了齐天地、等神仙、延寿命的强烈愿望，主旨与《气出唱》完全相同。
但自古以来，谁也不可能逃脱有生有死的自然法则，曹操对此不可能没有清醒的认识。《精列》写道：
厥初生，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终期。莫不有终期。圣贤不能免，何为怀此忧？愿螭龙之驾，思想昆仑居。思想昆仑居。见期于迂怪，志意在蓬莱。志意在蓬莱。周孔圣徂落，会稽以坟丘。会稽以坟丘。陶陶谁能度？君子以弗忧。年之暮奈何，时过时来微。
从有生物那天起，大自然化育出来的万物就都有终结的时候，即使圣贤也不可能避免，何必为此忧伤呢？虽然也想驾起螭龙，到昆仑山去居留；也想见到神灵，到蓬莱山去遨游；但实际上，周公、孔丘也是要死亡的，会稽还有大禹的坟丘。既然岁月漫漫，谁也不可能长留，因此君子决不去为死亡而担忧。但最后两句，又慨叹起人之将老、年华逝去、来日无多来，反映了曹操既希望尽快完成统一大业，又深感时不我待的矛盾心情。
在这种情况下，“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积极进取精神又得到了高扬。建安二十年（215）三月，六十一岁的曹操亲率大军西征张鲁，在经过大散关的时候写作了《秋胡行》，其二云：
愿登泰华山，神人共远游。愿登泰华山，神人共远游。经历昆仑山，到蓬莱。飘飖八极，与神人俱。思得神药，万岁为期。歌以言志，愿登泰华山。一解。
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世言伯阳，殊不知老；赤松王乔，亦云得道。得之未闻，庶以寿考。歌以言志，天地何长久。二解。
明明日月光，何所不光昭！明明日月光，何所不光昭！二仪合圣化，贵者独人不？万国率土，莫非王臣。仁义为名，礼乐为荣。歌以言志，明明日月光。三解。
四时更逝去，昼夜以成岁。四时更逝去，昼夜以成岁。大人先天而天弗违。不戚年往，忧世不治。存亡有命，虑之为蚩。歌以言志，四时更逝去。四解。
戚戚欲何念！欢笑意所之。戚戚欲何念！欢笑意所之。壮盛智慧，殊不再来。爱时进趣，将以惠谁？泛泛放逸，亦同何为！歌以言志，戚戚欲何念！五解。
全诗所表达的情绪是复杂的：一方面想求得不死神药，长寿万年，一方面又清醒地认识到人生是短暂的，即使是老子、赤松、王乔这些传说中的仙人，也不可能是真正得道成仙，或许只是寿长些而已；一方面希望游历仙境，同仙人一起远游，一方面又强烈地关注着眼前的现实。“贵者独人不”表现了不信神仙信人力的思想，“仁义为名，礼乐为荣”表达了要以仁义礼乐治理天下的志向。最值得注意的是“不戚年往，忧世不治。存亡有命，虑之为蚩。”“爱时进趣，将以惠谁”数句，展示了诗人不计个人年寿，一心系念社会治乱和国家安危的胸襟，表达了诗人珍惜光阴、积极进取的志向，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完全同调。这表明曹操晚年虽被人寿有限、时不我待困扰，有时不免有苦闷和感伤，但他终究没有消沉下去，他还是颇能用积极达观的态度来看待人生、对待人生的。汉末以来，一些文人往往因人寿有限而主张及时行乐，如《古诗十九首》中说：“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又说：“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以曹操的思想与之相比，是不难看出其间的天差地别的。
曹操在对待人生的问题上，没有搞绝对化。他否定了神仙长生之说，但也不认为人的生命只能完全听任自然规律的摆布。《步出夏门行·龟虽寿》一方面说：“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另一方面又说：“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意思是一个人寿命的长短虽然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但如能善自保养身心，使之健康愉快，也是可以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的。延长了寿命，也就赢得了干事业的时间，这正是曹操所追求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曹操一方面尽力排除对于生死的苦闷感伤情绪，代之以“戚戚欲何念！欢笑意所之”的达观态度，另一方面还切切实实地采取了一些养身怡性的手段。年轻时，曹操习练气功，并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史载“家以蹴鞠为学”，“蹴鞠”就是踢球，也称“踏鞠”。鞠是以皮革制成的圆囊，中间塞满毛发，坚韧而有弹性，类似于现代的足球。参加踢球这样剧烈的运动，对增强体质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进入晚年后，曹操除熟悉方药，必要时以药物祛病强身外，主要是习练气功，而且深好此道，有很深的体会。
气功在我国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到两汉时气功理论已经相当完备，并涌现出了不少气功师（有的是气功师兼医师）。董卓之乱后，气功师流散各地，曹操统一北方后，特意将他们集中起来。集中起来的目的，除了曹植所说的“诚恐此人之徒，接奸诡以欺众，行妖恶以惑民”（《辨道论》），即防止一些气功师四处进行“惑民”活动外，主要是为了给自己治病，同时学习研究这些人的养生术和练气功的本领。被集中起来的人中，不少人确有真才实学，据曹丕《典论》、曹植《辨道论》、张华《博物志》和葛洪《抱朴子》记载，甘始“善于行气，老有少容”，左慈知“补导之方”，封君达知养性法和隐形法，王真能“行胎息胎食”之方，郄俭能辟谷不食，一次绝谷百日，曹植亲与之寝处，见他犹能“行步起居自若”。华佗更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不仅有丰富的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治愈了无数病人，而且还注意发挥气功保健的优势，鼓励人们锻炼身体，提高健康水平，预防疾病。他在前人“导引”之术的基础上，发明了“五禽之戏”，大体是模仿虎的前肢扑动，鹿的伸转头颈，熊的卧倒身子，猿的脚尖纵跳，鸟的展翅飞翔，并把这些动作联贯起来，编成了一套活动全身肌肉和关节的健身体操。他的弟子吴普按照这个办法，经常进行锻炼，活到九十多岁，仍耳聪目明，牙齿完坚。曹操平时向这些人学习，“间（有时）行其术，亦得其验”，收到一定的效果。
曹操的游仙诗，有些地方实际描绘了自己练气功的情景和体验。如《气出唱》（其一）：“开玉心正兴，其气百道至。传告无穷闭其口，但当爱气寿万年。”开、玉、心，都是星名。开，开明星，即木星，因它十二年运行一周天，古人用它纪年，所以又称岁星；玉，即玉井星，参星下面的四小星；心，心宿，为二十八宿之一。前一个“气”，指众星的精气、光气；后一个“气”，指人的元气，道家主张闭口咽下口液，以保持元气。数句大意是说：木星、玉星、心星星光明亮，射来百道光气；仙人传授的道术真是奥妙无穷，闭口保持元气就能长寿万年。这里实际上描绘了在晴朗的夜空之下习练气功的情景。所谓“传道无穷”，实际是指气功理论的博大精深。现代生物学研究证明，唾液内含淀粉酶、溶菌酶和分泌性抗体等物质，既可以帮助消化食物，又有杀菌、抗病毒的作用。古人非常重视津液的作用，连造字时也取意“舌上的口水”为“活”字，是不无道理的。曹操认为咽下口液就能保持元气，就能长寿万年，可见他对于此道也是深信不疑的，练功时的诚心诚意、全神贯注也就可想而知了。
《气出唱》（其一）又写道：“神仙之道，出窈入冥，常当专之。心恬澹，无所愒欲。闭门坐自守，天与期气。”大意是说，神仙之道非常精微玄妙，应当持久地专心致志地研求；要心思清静澹泊，没有任何贪欲；闭门静坐保守自己的精气，使之与自然之气相结合。这里描写的似乎是一种静功，要求沉思寂虑，摒除一切杂念，进入一种与大自然浑融无间的无我之境。清静澹泊，没有贪欲，专心致志，这也是对练气功的一般要求，同《黄帝内经素问》所说的：“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大体上是一致的。
曹操有时还向练气功卓有成效的人求教。比如他曾给皇甫隆写过一封信：
闻卿年出百岁，而体力不衰，耳目聪明，颜色和悦，此盛事也。所服食施行导引，可得闻乎？若有可传，想可密示封内。
皇甫隆于是给曹操去信介绍养生之术说：
常闻道人蒯京已年一百七十，而甚丁壮。言人当朝朝服食玉泉，琢齿，使人丁壮，有颜色，去三虫而坚齿。玉泉者，口中唾也。朝旦未起，早漱津令满口而吞之，琢齿三七遍。如此者乃名曰练精。
“漱津”，即鼓漱，闭口咬牙用两腮和舌做漱口动作，其目的主要是为了使口内多生津液。“漱津令满口而吞之”的好处前面已谈，叩齿的好处也不少。牙齿不仅是骨的末梢，同筋骨有直接联系，而且同胃、肠、脾、肾等内脏活动也有密切联系。经常叩齿，可促进牙周膜、牙髓腔及牙龈部位的血液循环，改善牙齿的营养供应，使之不易松动、脱落和患龋齿等牙疾，同时可以增强消化系统的功能，改善全身的营养供应，对全身健康产生积极作用。曹操诚心向皇甫隆请教，相信他也是这么认真地去做了的。
总之，曹操对衰老既采取了达观的态度，同时又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以尽力延缓衰老。曹操这样做对其保健强身、延年益寿应当说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他虽然只活了六十六岁，现在看来这个岁数并不算高，但在战祸、灾害和瘟疫不断，绝大多数人寿命都很短促的年代（他的儿子曹丕只活了四十岁，曹植只活了四十一岁），却要算是比较高的了。更重要的是，曹操有越到老年越不能忘怀统一大业的胸襟和为之奋斗不已的精神，直到临死前不久他还奔波在西征汉中、南讨关羽的途中，没有坚定不移的人生理想，没有顽强的意志，没有一个较好的身体，都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曹操虽然至死也未能完成其梦寐以求的统一大业，但他是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是充分实现了自己人生的价值的。
二 《遗令》
建安二十三年（218）六月，曹操大概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特地颁布了一道《终令》：
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
主要谈了三个问题：一是不要厚葬，死后要将自己埋葬在瘠薄的土地上，依照原有的高度作为圹基，不堆土，不植树。二是确定了建造寿陵的地点，在邺城西门豹祠以西较高的平原上。西门豹，战国时魏人，任邺令时，破除传统的巫术迷信，革除替河神娶妇的陋习，并兴修水利，开渠引漳河水灌溉邺田，受到人们尊敬，死后为之立祠纪念，其祠在邺城西面。三是要求墓地范围宽广，以使能够充分容纳陪陵。
一年后，曹操为自己准备了送终的四季衣服，分别盛放在四个箱子中，上面写明春夏秋冬，并留下一个遗嘱：
有不讳，随时以敛。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
“不讳”，指死。“随时以敛”，即按当时季节所穿的衣服入殓。珥，塞在耳里的玉。古人入殓时，往往以珠玉塞进口、耳、鼻中，认为这样可以防止尸体腐朽，如葛洪《抱朴子·对俗》有“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的说法，《西京杂记》卷六有晋灵公冢发后“棺器无复形兆，尸犹不坏，孔窍中皆有金玉，其余器物皆朽坏不可别”的记载。曹操要求金玉珠宝铜铁之类的物品一概不要随葬，对薄葬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
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曹操南征关羽后从摩陂回到洛阳，突然发病。据说是他让工人苏越移栽一棵梨树，挖掘时梨根受伤，流出红色的汁液，就像鲜血一般。苏越将情形报告曹操，曹操前去察看后，心中厌恶，认为不祥，回去后便病倒了。曹操这年六十六岁，毕竟是上了年纪的人了；而西征汉中，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紧接着襄樊告急，紧急回救，连续作战，鞍马劳顿，心力交瘁，终于不堪重负，这是病倒的根本原因。曹操自知不起，断断续续下了《遗令》：
吾夜半觉小不佳，至明日饮粥汗出，服当归汤。
吾在军中持法是也，至于小忿怒，大过失，不当效也。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吾有头病，自先著帻。吾死之后，持大服如存时，勿遗。百官当临殿中者，十五举音，葬毕便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珍宝。
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于台堂上安六尺床，施帐，朝晡上脯糒之属。月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辄向帐中作伎乐。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余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诸舍中无所为，可学作组履卖也。吾历官所得绶，皆著藏中。吾余衣裘，可别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
令文对如何安排自己的后事作了具体安排，主要包含了这样几方面的内容：
对自己一生的功过做了一个简略的回顾，认为自己以法治军是正确的，至于发的小脾气，犯的大过失，不值得效法。实际是要部属对自己所做过的一切有所分析，自己死后不要事事照办，全盘照搬，表现出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反映出曹操胸怀磊落、不文过饰非的一面。
要求简便办理丧事，同时再次强调了薄葬的问题。具体规定是：入殓时穿当时季节所穿的衣服，因有头疼病，很早就戴上了头巾，大概要求死后仍戴着头巾；文武百官来殿中哭吊的，只要哭十五声，安葬完毕，便脱掉丧服；驻防各地的将士，都不要离开驻地；官吏要各守职责；不要用金玉珍宝陪葬。曹操要求简便办理丧事，一是为了避免铺张浪费，二是为了不影响文武百官的日常工作，防止局势出现动荡，不难看出曹操是从大局着眼的。至于一再要求薄葬，更是从大局着眼的，“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一句，即明确表明了这一点，所谓“遵古”，即遵守服孝和用金玉珍宝陪葬之类的古礼。曹操考虑到天下尚未安定，应当尽量节俭，所以不同意“遵古”。东汉以来，厚葬成风，虽有不少《遗令》或《终制》提到要薄葬，但大都不过说说而已，并没有真正贯彻执行。曹操却一再明令薄葬，这对移风易俗，对减轻人民负担，无疑都具有积极意义。当然，曹操这样做，肯定包含着防止被盗墓的考虑。董卓之乱以来，蜂起争雄的各路军队经费严重不足，纷纷打盗墓的主意，董卓、袁绍、曹操都干过盗墓的勾当，前面已经提到。曹操一定亲自看到过许多坟墓被盗后尸骨纵横、什物狼藉的场面，不愿重蹈覆辙，所以一再要求薄葬。曹操没有明说这一点，但后来曹丕却是明说了。黄初三年（222）十月曹丕在《终制》中要求他的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无施苇炭（按墓中施苇炭为求干燥），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棺但漆际会三过，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因此，曹操遗令薄葬，是兼有公私两重考虑的，这样做于国于民于己都有好处。
对婢妾和歌舞艺人作了安排，对一些遗物作了处理。要求将婢妾和歌舞艺人安置在铜雀台，好好对待。在铜雀台的正堂上安放一张六尺长的床，挂上灵幔，早晚供上干肉、干粮之类的祭品，每月初一、十五两天，从早至午向着灵帐歌舞。要经常登上铜雀台，看望西陵墓田。余下的熏香可分给诸位夫人，不要用来祭祀。各房的人没事做，可学着编织有丝带饰物的鞋卖。自己一生做官所得的绶带，都放到柜中，遗留的衣服、皮衣，可放在另一柜中，不行的话，曹丕兄弟可一起分掉。曹操显然不希望自己死后很快被忘掉，因此对如何祭祀等问题作了细致的安排。对遗物的处理不免显得琐屑，对妻妾儿女的顾念又不免显得儿女情长。这一点曾引起后人的非议，如陆机就在《吊魏武帝文》中说：“系情累于外物，留曲念于闺房。”“惜内顾之缠绵，恨末命之微详。迂广念于履组，尘清虑于余香。结遗情于婉娈何命促而意长！”意思是感情像这样受外物的牵累，对家事的顾念如此悱恻缠绵，在《遗令》中嘱咐如此细致详明，对曹操这样叱咤风云、英雄一世的人物来说，不免显得太不相称了。其实，顾念妻室儿女和身边的一些琐事，对一个临死的人来说是难以避免的，可以说是人之常情。鲁迅有诗云：“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答客诮》）用来说明这一情况，也是合适的。分香卖履之事引起一些后人的吟咏，多数也是从感情这个角度着眼的。如杜牧《杜秋娘传》：“咸池升日庆，铜雀分香悲。”吴伟业《清凉山赞佛》诗：“纵洒苍梧泪，莫卖西陵履。”蒲松龄《聊斋志异·祝翁》石印本画评：“缱绻恩私悲永诀，由来伉俪最情深。从今白首同归去，痴绝分香卖履心。”等等。此外，曹操让各房妻妾没事就学着编织鞋子卖，在讲究礼法观念的时代，让妻妾去做这种只有平民百姓才做的事情，需要足够的勇气，体现了曹操反传统的精神，也是有必要指出的。
据陆机《吊魏武帝文》，曹操临死时成年的儿子在身边的有四个，但曹丕因留守邺城，不在其数。曹操最小的儿子是曹幹，为陈妾所生，三岁时，陈妾死，曹操让王夫人抚养。曹操病重时，曹幹五岁，曹操为此专门给曹丕留下一道遗令：
此儿三岁亡母，五岁失父，以累汝也。
陆机为此在《吊魏武帝文》中写道：“伤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爱子托人。”说曹操过去是以天下作为己任的，而现在却要把爱子托付别人，对此也寄寓了很深的感慨。
《遗令》的文字读起来有些不大连贯，大概因病痛折磨，并不写于一时，但看得出仍是头脑清醒时的文字，反映了曹操临终时的思想和感情，是真切而又感人的。
三 病逝洛阳
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二十三日，曹操病逝洛阳。谏议大夫贾逵、军司马司马懿等人出面主持丧事。其时曹丕在邺城，此前曹操召见驻守长安的曹彰，曹彰也尚未赶到。而老百姓因长期为劳役奔波，不免有不满情绪，加之此时又发生了瘟疫，因此军心不稳，出现了骚动。众官担心发生变乱，主张秘不发丧，贾逵不同意，于是立即发丧，将在洛阳的文武百官召来宫内，要求大家按曹操的《遗令》办事，各安其位，各尽其责，不得轻举妄动。臧霸手下的部分士兵以及青州兵以为天下将乱，擅自击鼓离去。众人认为应加制止，不服从的用武力加以镇压，贾逵认为正当大丧，太子又还没有即位，宜采用安抚的办法。于是给沿途发出指令，要求各郡县负责解决离散军队的食宿，避免了矛盾的激化。
又有人提议更换各地的守将，用谯县、沛县的人去接替。魏郡太守徐宣坚决反对，大声说：“现在远近一统，大家都想为国家出力，何必专用谯、沛人，伤大家的心呢？”于是再无人提起这个问题。
曹操生前召见曹彰，到底要跟他讲些什么，因曹彰到洛阳时，曹操已经死去，谁也无从得知。但曹彰却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曹操临终专门召见他，是为了立曹植为继承人，而让他来主持此事。因此他刚一到洛阳，便冒冒失失地问贾逵曹操的印玺在哪儿，并私下对曹植说：“先王之所以召见我，是要打算立你。”贾逵对曹彰的询问，很严肃地作了回答：“太子在邺城，国家已经确立了继承人。先王的印玺，不是您所应当询问的！”曹植也深知此事的利害，采取了十分理智的态度，对曹彰说：“不能这样干啊！没有看见袁氏兄弟内讧的事吗？”由于贾逵坚持原则，由于曹植冷静克制，才未在嗣立问题上再生出波折来。后来有人据此认为，曹操可能对立曹丕还是立曹植的问题直到临死还有动摇，其实这是不可能的。曹操本来就是在经过长期犹疑后才下决心确立曹丕的，确立曹丕后，曹丕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过失，而曹植也并没有比以往更好的表现，相反倒在此前不久发生过让他率军南救曹仁他却因醉酒而不能受命的事情，曹操有什么理由到这时还来废立呢？而且明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自己离世肯定会给局势带来不稳定的因素，他有什么理由到这时候了还来添乱呢？退一步说，即使他真有废立的理由，他也还来得及在病中作出必要的安排，至少还可以再下一道《遗令》，在人事上作出一些必要的安排，不可能单让一个曹彰来承担这一使命的。因此，曹操召曹彰，不过是想在临终前再见这个爱子一面，即使有什么事情要交待，也决不会是关于废立的事情。他之所以没有召曹丕，无非是曹丕留守邺城，责任重大，不能轻易让他离开罢了。
曹操逝世的消息传到邺城，曹丕为之大哭不已。太子中庶子司马孚劝他：“君王晏驾，天下的人现在都看着殿下，要依靠殿下。殿下上为宗庙，下为国家，应当节哀，哪里能像个普通人那样去尽孝呢？”曹丕这才止住了哭泣。群臣得知曹操去世的消息，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啼哭不止，司马孚又大声喊道：“现在君王去世，天下震动，应当早立嗣君以镇抚国家，哪能只是一个劲地哭呢？”群臣于是止住啼哭。这时有人提出，太子即位，应当等天子的诏命。尚书陈矫不同意，说：“君王驾崩在外，天下惶惧。太子应当割哀即位，以维系远近之望。现在有爱子在故去的君王身边，万一发生什么变故，国家就危险了！”显然，陈矫是考虑到了曹植、曹彰在洛阳可能会给嗣立问题所造成的麻烦的。大家认为陈矫说得有理，于是立即筹办曹丕即位的有关事宜，只花了一天的时间，就将一切准备完毕。次日天明，以王后的名义下令，曹丕即魏王位。不久，献帝派御史大夫华歆前来下诏，授给曹丕丞相印、绶和魏王玺、绶，并仍命曹丕兼任冀州牧。曹丕于是尊王后为王太后，改建安二十五年为延康元年。至此，曹丕顺利地继承了曹操的一切权力。
在黄门侍郎夏侯尚及司马懿等人的陪奉下，曹操灵柩运回邺城，于二月二十三日安葬在邺城西面的高陵。曹丕作有哀策文，曹植作有诔文，诔文中写道：
如何不吊，祸钟圣躬。弃离臣子，背世长终。兆民号咷，仰愬上穹。既以约终，令节不衰。既即梓宫，躬御缀衣。玺不存身，唯绋是荷。明器无饰，陶素是嘉。既次西陵，幽闺启路。群臣奉迎，我王安厝。
具体描述了安葬时的情景。“缀衣”，古代装殓死者的衣服，形如布袋，一边不缝，钉有带子，死者贮内后，系上带子，称为缀衣。“绋”，系官印的丝带。曹操下葬时身穿缀衣，玺不存身，表示未藏金玉诸物，只接受绶带；随葬的明器没有加工修饰，都是质朴无华的陶器。一切务从节俭，可见是严格按照曹操的《遗令》办事的。
十月，献帝禅位。曹丕在做过《上书三让禅》之类的表面文章后，在许都南面的繁阳筑坛，升坛受玺绶，即皇帝位。曹操自做周文王，而以儿子为武王的心愿至此变成了现实。曹丕改延康元年为黄初元年，奉献帝为山阳公；追尊曹嵩为太皇帝，曹操为武皇帝，庙号太祖；尊王太后为皇太后。
次年四月，刘备即帝位于成都。曹丕称帝时，孙权曾遣使称臣，并将在襄樊之役中被关羽俘获的于禁等人送回。为了稳住孙权，曹丕在刘备称帝后以皇帝名义策封孙权为吴王，并加九锡。但孙权对魏称臣不过是一种策略，并非真心归附。黄龙元年（229），孙权也在武昌即皇帝位。至此，名副其实地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