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灿烂的正午,天空中阳光满溢。他们开着车沿运河急驶,圣莱热看上去很安静,渐渐接近时,发现那幢房子本身也是空的。安-玛丽跳下车。她看到了自己的猫。她抱起猫搂在怀里。

饭是在厨房里吃的。开始上的是一种奶酪馅饼。他们观察着迪安喜不喜欢。虽然天气暖和,房间里却有些冰凉。大概是瓷砖地板的缘故,他想,或者跟墙壁有关——他拿不准。交谈之间他总是点头,对那些话只能一知半解。他感觉自己的皮肤发青。忽然,他意识到自己肯定生病了,可这时她母亲站起来去拿了条披巾。她又坐下来,说有点冷。父亲耸耸肩。迪安没法跟他交流一句话。他们坐在那里形同陌生人。主要是安-玛丽在说话,多半跟她母亲讲,语调欢快,好像那里只有她们俩。她偶尔问问迪安能不能听懂。他就说能。她父亲坐在那里像个阿拉伯人,脸庞瘦削,鼻子很长,戴着顶帽子。他不是看着桌子就是望着窗外。有时妻子会伸过手来轻轻拍拍他的手。他好像没注意到。

迪安感觉越来越不自在。他一直孤零零地坐着。他不愿意看那位父亲,他的眼睛泛着淡白色,湿漉漉的,透着股悔罪般的抑郁。至于这场谈话,简直像大水从他身上横冲而过。他甚至连熟悉的词语都听不懂了。

“菲利普,你听得懂吗?”她说。

“是的。”他昏昏欲睡地回答道。

“真的?”母亲问,她明亮的眼睛盯着他。一时间,他又害怕他们会问他话。

“有时候,”安-玛丽说,“他完全能听懂。”

母亲大笑起来。他低下头。他感觉这位父亲不紧不慢地盯着自己。迪安试图回应下这眼神,下决心想这样,可是他的眼睛却不由自主地马上闪开,这已经足够。这事算完成了。他知道自己已经被估测过。出于报复心,他开始想象他们的女儿赤身裸体,像耳光一样不可饶恕的画面。父亲点了支烟。

他再次试图集中心思听听她们在说什么,可是大家说话的速度太快了。他几乎一个词都听不懂。好像一切都脱离了他。他开始数自己吃了几叉饭,接着又数墙上的瓷砖。

吃完午饭后他们带他参观了整个房子。干干净净又家徒四壁。她的房间在楼上,质朴得像间小小的囚室。不知为什么,他无法把这一切跟她联系起来,这更像她曾经上过的学校。他从她房间的窗户望出去。楼下,阳光中停着一辆长长的轿车,座椅是真皮的。全镇的人都见过它。

父亲没离开厨房。他手拿报纸,坐在往后挪到靠住墙的一把椅子里,抽着一根粗粗的工人喜欢抽的烟卷,就那么吸着。他们下楼的时候,他好像没听见。他们走进那个房间时他继续看着报纸。

迪安既沮丧又生气。她告诉他别理会,继父是个蠢货。这倒没关系,不管什么事都让这天变得格外长,显得孤独凄凉。那张桌子就在火炉旁边,吃光了的盘子放在桌上。母亲让她喝了杯牛奶。这个下午他们好像又重新拥有她了,而她也完全没有抵触。她冷落了迪安。昔日的生活重新夺回了她。

“我妈妈需要台电视机。”他们开着车行驶的时候,她说。“别人家都有。晚上很孤单,她可以看看电视。”

“我想是吧。”他说。

“眼下她什么都没有。那样会好很多,你不觉得吗?”

“是的。”迪安说。

“她也需要一部车。一辆雷诺。她骑自行车去镇上,可是她年纪太大了,不适合骑车。每天都那样。我必须给她弄辆雷诺。”

“你干吗不给她弄辆奔驰?”迪安讽刺说。

“那太大了。”

他们来到了一段长长的笔直路段,他开始加速。他好像专心致志地开着车。速度越来越快。仪表上的数字最后碰到了一百六十码。安-玛丽一句话都不说。她坐在那里望着车窗外。

我和他们在广场附近一家饭店碰面吃晚饭。周末,人比平时多些,不过还远没到拥挤的地步。有张锌皮吧台,我想镇上肯定独此一个。女侍者靠吧台站着,等着接厨房里的碟子。迪安喝着白葡萄酒。他非常健谈。我坐在那里听着他描述欧洲的生活,想以沉默引出他的话来。当然他讲的是一种特殊语言,充满欺骗性。我擦掉吧台上的烟灰,不断点头称是。他正在给我讲奶酪,建筑,这种文明真正的、最深邃的智慧。偶尔回顾一下他去过的某些城市,住过的某些小旅馆。

安-玛丽安静地坐着,当迪安聊着天,醉意渐浓,嘴唇变得湿漉漉的时候,我试着观察她,试图把她那令人惊艳的性感元素一一辨认出来,但这就像是要记住一颗钻石的光芒。一个最微妙的动作,它便会出现全然不同的光彩。当然,我主要研究的是她的脸,她的姿势和表情。我感兴趣的是能看见的。我很清楚她全部魅力的源泉是什么,但我试图从最平凡的细节中找出它来。

在我拥有的那些照片中,她的表情奇怪地显得很严肃,星期六我们都去露天市场买东西。有些照片是她坐在那部车里拍的,隐约有几丝欢快的痕迹,是那种为某个她会永远忠诚的同伴而保持的欢喜。她喜欢摆姿势。当然,我把洗出来的照片都给了她。她很高兴。迪安告诉我,她把那些照片寄给了母亲。

他们就像一对刚争吵过的夫妻。我们说话的时候,迪安的目光总是越过我,投向正跟值班经理讲话的女侍者,她一次只说几个词,夹在中间的领班则无奈地轻声叹几口气。

“我可比她好。”安-玛丽说。

“比谁好?”

“她。”

“这是肯定的。”

“她穿着那件衣服显得很好看,”安-玛丽说,“可是她脱光衣服会是什么样子呢?肯定很惊人吧。”

“惊人?”

“惊人?”她重复道。“对吗?”

“对,挺好。对你来说,这可是个新词。”

她耸了下肩膀。

“你从哪儿学来的?”

她做了个含糊的手势。

“噢,你说得对,”他说,“可能会非常惊人。你认为她会做爱吗?”

一声干笑。“当然会。”

我都害怕转过身去。也许她听得懂我们说的话。

“你肯定?”迪安说。

“我的天!”

“好吧。”

“看看她的眼睛,”安-玛丽说,“下面都有黑眼圈了。”

“然后呢?”

“那是标志,错不了。”

这话把迪安逗乐了。他开始四处打量房间里的人。

“坐在窗边的那个女孩怎么样?”

“哪个?”她问。

我们离开的时候还很早,不到十点。我们一起步行了一段路,然后在一个拐角处分手。我不用想都可以追踪他们的路径。我知道他们会如何往前走,在哪家商店前逗留片刻,如何抄近路穿过那些坑坑洼洼的小街。他们会经过那家照相馆,迪安喜欢的橱窗上贴着结婚照和毕业班的合影。有些照片具有不朽的品质,散发着一九一四和一九三九年的芬芳。它们就像旧报纸。也许这家店一直就在那里。但照片上没有一张脸会是迪安的。我顺着一排排照片详加查看,甚至看了那些部分遮住的照片。在那些人里面是不会找到他的。他的脸散发着一种绝对的、几近痛苦的聪慧,不会出现在这里。每当我看他的照片,十一月的某天我们第一次去博纳时拍的,他正吃着橘子朝上看——看这张照片时,我好像看到了洛尔迦的眼睛,某个被排挤出生活,被毁了的人的眼睛,我们永远找不出原因。我坐下来凝视这画面,生动地定格在那个独特的瞬间。这张照片是在战前、在革命前拍的。那天我们在高架桥下面停了下来。他谁都不认识,打算来这里待上一两个星期,不会更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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