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火车上的桑拿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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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诺念幼儿园这年，李白惊讶地发现，孩子的外婆也就是钟岚的妈妈李翠芬女士，秉承吴里的传统风俗，爱骂人是婊子。超乎传统的是，李翠芬无论亲疏远近，只要不爽，自己外孙女也小婊子一个。李白追问钟岚，是不是李翠芬在老钟那儿受刺激太深，钟岚回答，这婊子从我小时候就爱骂人婊子，只不过嘀嘀咕咕的，你们听不见。
李一诺天性迟缓，讲话不多，容易受欺负。名字起坏了，李白开玩笑说，人要给出一个诺言总是会迟疑的。钟岚回答，是的，你撒谎比较快。问题是，已经没什么人值得我撒谎了，你活到中年会发现真话更伤人。有一天李白给一诺讲了世界末日的存在——到那时，一切都消失了。一切，这个词让四岁半的孩子愣了一下，随即大哭不休。在安慰她的过程中，李白不免反问自己：我到底是撒了谎，还是讲了真话？
钟岚三十岁以后变得有点苛刻，仿佛李翠芬身上的某种基因忽然显性化，这也在李白的意料之中。她谈过一次男朋友，对方是私营厂的主办会计，长得只有李白十分之一的帅气（冯江点评），开社会饭店的也不需要财务总监，最终无果。自然会有人再次撮合李白和钟岚，用一种世俗观念：看，她单身妈妈够时髦，你呢，穷光蛋一个，事业上没啥出路，彼此知根知底，从了吧。李白表示：你说得没错，我也已经对自己判了死刑，比你更彻底，是死全家那种，极不适合再拉一个垫背的。钟岚亦摇头：别信李白的，他中年花心的好日子还在后面呢，目前只是死样怪气罢了，嫁给他搞不好要跟一堆低龄文艺女青年混战，何苦来哉。
他不是一个好情人，如今努力做一个好父亲，首先制止了李翠芬向四岁的李一诺时不时发射出的“小婊子”信号。阿姨你知不知道，这很贵，花了好多钱给小孩做早教，还报英语班，跟着几个面目可疑的外国人念单词，整整三个月只学会了red和blue，好像中国小孩都是文盲加色盲，你一句小婊子，这些钱全都打了水漂。李翠芬这个女版的李忠诚，讲啥啥不懂，以钱为参照物她立即领悟，自此收敛许多。接着，他通过莫凡搞定了李一诺的幼儿园，吴里著名的太阳花（要知道这种学校有多难进），几乎摘掉了头上顶了二十年的废柴帽子。
钟岚平日管店，李白常开一辆白色助动车接李一诺放学，多半还捎上李翠芬。为了让李翠芬体会一下速度的快感，他将车速提到七十码（没法更快了），于是人们会看到一个高喊着小婊子的老年妇女紧紧抱着李白，踏板上站着的小女孩捂住双眼，而李白长发飘扬，狂笑不止。钟岚知道后大骂，一是为孩子的安全，二是再这么飙下去很可能会让李翠芬爱上他。
钟岚对孩子的教育十分重视，一种八十年代和新世纪〇〇年代的杂交体系，也就是她本人的童年加上各种耳闻目睹的当代教案，李白经常嘲笑她，你这不像教育，像某种中西医结合疗法，专治绝症的。不出意料，她给李一诺报了几乎所有的兴趣班，除了围棋，她讨厌围棋，李白就是那个被围棋象棋耽误终生的人。遗憾的是，这些试验田统统绝收。有一天李白不得不告诉钟岚：你女儿有点没天分，画画，弹琴，舞蹈，游泳，外语，全不大行，每个班总有一半以上的孩子比她更出色，围棋我偷偷教了，也分不清东西南北。钟岚极为沮丧，退了一万步问，孩子有无文学天分。李白心想你女儿连字都不识几个，我怎么可能猜得出来，只能安慰她：文学天分这种天分，在童年时看起来通常像个痴呆，李一诺讲话夹缠不清，句型复杂得她的大脑处理不过来，估计是有文学天分的。钟岚疑惑，说文学我也懂一点，他们说擅长短句才是好文字，清晰简洁明了。李白说你又上当了，句型属于政治学而不是文学，打发叫花子才用短句，但你不能把所有人当作叫花子。
“你忽然变得……睿智了。”钟岚点评李白。
“在伦理哲学层面我有所进步。”
“我听不懂。”
“就是说我越来越讲道德了。”
一个明显的变化是他再也看不得《三毛流浪记》了，这个冷酷而滑稽的故事，它极具文学性，但是当李白像三十年前一样坐在电视机前陪李一诺看着旧上海的富翁殴打一个要饭男孩时，两人嘴里含着零食一起嚎啕大哭。你麻痹你是不是人，他都已经要饭了，为什么还打他。哭完之后，李白沮丧地对李一诺说：“我写不出伟大小说了，我以后只能去写电视剧了。”
他当然也会想象，假如李一诺是我的亲生女儿会怎么样，也不错，他伤感地说，她会给我送终。不过立刻想到，有一天她也找比去，那时他已经在棺材里。这是终极的虚无，无法言说的末路之后的末路，镜中之镜，梦中之梦。算了，现在这样就够了，我理解了李一诺对于世界末日的恐惧，我得像亲生老爸那样教育小孩，过好此生，尽管我不太相信这句话。总而言之，我本应沉默的中年必须变得略为叨逼些，似乎我什么都经历过，又仿佛从未经历过。
钟高强出狱了，十五年徒刑一天没减，终于，政府将这个烫手山芋放回人间。他先是在什么地方蛰伏了一阵，让自己的光头稍微长出些头发，吃胖了几斤肉，然后出现在太阳花幼儿园门口，与李翠芬一起牵着孩子的手回家。李白遍寻不着一诺，以为她跑丢，心中抓狂一片，在路口拦住钟高强才意识到他自由了。
“你下回接走孩子能不能先跟我打声招呼？”李白怒气冲冲嚷道。
“关你屁事。”
“钟高强先生，我不得不提醒你，你是一个刚从山上下来的人，政治权利还在剥夺期。”
“那又怎样？十五年官司吃足，我全款买单，明白？”
听说他在牢里温驯胆怯，被教育得像只兔子，这显然是假象。李白气不过，继续教育他：“太阳花幼儿园非富即贵，你这劳改犯很不适合在这儿接小孩，有些应该都是你的老同事吧？”
“他们中间早晚会有人坐牢的。”
对话仿佛多年前的李白与钟高强倒了个个儿，可恨的是后者居然没太大变化，十五载劳动与禁欲的生活将他锻炼得不错，既往小说中监狱把人折磨成渣渣的故事似乎不适合再用，而李白，已不是那个少年，生活折磨人的规律一如既往。意识到这一落差，李白再无脸面往下讲。“牛逼，再见，冻龄美人。”他开助动车离去。
老钟当然忏悔过，早已得到李翠芬的谅解，她等了他足足十五年，五千四百个日夜，让李白猜想的话，夫妻俩可能各自在床板上刻了一千多个“正”，自己都数不清了。一个忏悔并获准重生的人，他当然有资格又臭又硬，要不然你以为这会是个好莱坞电影的结尾吗？李白与钟岚说起这件事，她叹息道：我们家，已经十五年没个男人了。言下之意，她也原谅了钟高强。“他出狱后，全家第一次坐一起吃饭，他给我夹了块肉，我就绷不住哭了。他吃饭从来不给人夹菜。”
“他在牢里习惯了，恐怕天天给狱霸夹菜。”
“原来如此。”
一诺的英语班，正如大部分早教机构，除了把孩子当猴一样训练以外，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事实证明这一年龄段的孩子跟猴子差别不大，主要靠反复训，集体关一个笼子里更佳。一诺的英文名叫诺拉，同班十来个孩子，每周三和周六晚间上一小时课，学期半年，中外老师轮番上阵糊弄。有一天放学，一诺神色苦闷，李白问发生了什么，一诺的表达力始终有问题，讲了二十分钟才让他明白，班上新来一个叫Ken的小孩，十分坏，Sara不会念英文，他嘲笑Sara是哑巴。李一诺的情绪是：气愤。
“正义感果然是一种天性，我算是明白有人为什么一辈子都教不会正义感了。”李白赞赏，“我讨厌Ken这个名字，他以为他是谁，街霸吗？”下一回上课，李一诺脸上挨了Ken一拳。李白事后才知道，怒气冲冲找到培训班，那位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英文老师通过中国老师翻译，表示请冷静，Ken不是一个坏孩子，他只是暴躁，我会教育他。你给中国男孩打包票，你可能会栽，李白搭下话。再下回李一诺脸上挨了两拳，多米尼加老师已经跳槽去了另一家培训机构。你能信得过奥斯卡瓦奥的老乡吗？
“自己打回去。”钟岚冷冷地教育李一诺，“只有打回去才能证明你不怕他，你以后长大，也得亲手打回去。”
“她打不过的。”李白嚷嚷。
“Ken并不强壮，比同龄男孩瘦弱，他只敢打女孩，因为女孩不敢还手。”钟岚焦躁起来，“我把你喂这么壮，管用吗？”
她并不只喂李一诺一个人，李白把钟高强勾了过来。老钟，看你的了，把你吃牢饭学会的阴招损招都拿出来吧。“我不能伤害一个小孩，我是有前科的人，打了立刻判。”钟高强缩了脖子，监狱把他教育得很好。
“你这样就对了，在我面前也请保持同等的自知之明。”
这一回，李白找到了Ken的母亲，一位还算体面的中年家庭主妇。她眉宇间显然的焦虑令李白估算，事情可能有点难缠，真希望是她老公出场，我可以教教一个中国男人怎么当父亲。他站在主妇面前，想了很久，然后突兀地说：请管好你的儿子，他要是再敢打我女儿我会亲自还手。这一极具威胁性的恳求竟然没有引起对方的敌意，Ken的母亲抱头坐在培训班花花绿绿的椅子上，她被生活轻微折磨过的模样丝毫不能引起李白的同情。大姐，我只想解决一个悬浮在日常表面的小bug，请不要给我一堆死老爸的理由，不要扯皮，不要诉苦，我不擅长搞这套。Ken的母亲小声地、婉转地说：“我没有办法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生了这么一个儿子，他从小爱打女孩，管不住自己，批评了也没用。如果你真的想教训他一下，你就吓唬吓唬他。”
“你拉倒吧。”李白粗暴地打断了她，随即离开。我从来没学过吓唬男孩，我知道男孩是吓不住的。同样，我也羞于按住一个儿童的肩膀给他讲人生道理，一个道理不够，可能要讲二百个，那使我看上去像个蠢货。
这天放学李白扛着李一诺穿过马路，夜色沉沉，Ken在后面挥着拳头追他们。我不能在你面前打一个男孩，李白对一诺说，我不想让你看到我残暴的一面。实际上他是在自言自语。“他快要被车撞死了。”李一诺伏在他肩头，担心地嘀咕着。李白悚然回头，但见Ken在六车道马路中央蛇形狂奔，他的母亲徒劳地捕捉着他，接着是汽车大灯闪烁，刹车尖叫，乒乒乓乓的追尾声。苍白瘦弱的Ken，绕过了所有的致命之物，仍然挥着拳头冲向李一诺。我也不知道该拿这个小王八蛋怎么办，即使在我经历过的野蛮年代，也未曾有这样的货色。或许钟高强说得对：每个人成年时都应该在监狱里关个半年，这样他会明白该怎么做人。但Ken只有五岁……他抱紧李一诺，继续嘀咕。我唯一能承诺的是不会让你任人宰割，至于Ken，确实难搞，他不是伤害而是讽刺，一定会在你的小小心中留下阴影，但是不用担心，在狂风吹过的大地上他又算得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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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时李白从北京回来，途中接到钟岚的电话。“我体检初步诊断，淋巴癌。”她说，“现在我是你的韩剧女主角了。”南方正落雨，他湿淋淋回到家，躺在沙发上。他的记忆已经无力回到遥远的童年，只能停在二十岁左右，他们曾经相恋的一段日子。
“你并不爱我，因为我不够漂亮，只会做菜。”当年她总是这么说，“我但愿现在就死，等你三十八岁的时候，会迷恋一个十八岁的爱文学的女孩，她比你更骄傲，她会伤害你，也会爱你。那是我。”
请不要用这种决绝来虐我，李白一根接一根抽烟。时隔多年，死亡对我来说只是一种心理暗示，它从未真正发出邀约。我认知中的死亡是一场无人幸存的战争，是废墟式的场景，约等于衰老相告别，但事实上，它并不一定就是。它的意外性是它的必然性。
钢琴声传来，他又听到那首熟悉的曲子，斯卡布罗集市，断断续续，不太熟练。他竖起身子，过去几年里，这位未曾谋面的钢琴手弹奏的总是《小草》，没有任何长进。他猜想这是一位女士，现在她换了曲目。他决定卖房子，去掉房款、贷款和借款（除了钟岚还有谁肯挪钱给他），能净得二十多万赚头。他找了中介公司挂牌，又在楼道里贴了售屋启示，网购了十个纸板箱，将屋里的新书旧刊打包。
又是一个落雨的下午，有位女士打他电话，说是本小区的，想上门看房。他说，那就现在吧。五分钟后他看到一个长发女子站在门口，化了淡妆，戴一块浪琴手表。李白诧异，问她从哪里来。
“我就住在你隔壁单元。”
“请进，不用换鞋。”
“是毛坯房。”她讲的是普通话。
“既然住一个小区就不用介绍房子质量了吧，”李白踢开了门口几双旧鞋，“去年北边有根高压线，协调以后也挪了位置，靠西的房子，夏天不会漏雨。”
“其实我也要搬走了，来这里看看您。听说您是作家。”她说，“您总是喜欢放那首‘斯卡布罗集市’，开着窗，晚上听得很真切。这些年我一直弹‘小草’，忽然想换一首曲子。”
“所以，您就是那位钢琴手？我总是躺在沙发上听您弹琴，并猜测您可能是……我现在所看到的样子。”
“好多书。”
“这不算多。”他去卫生间洗了把脸，开窗散去烟气。
她拿起桌上的书：“海明威，《老人与海》。最后一句是老人梦见了狮子。”
“我也经常梦见狮子。”李白说，“你对文学很熟悉。”
“《老人与海》算畅销书。”
“即使是畅销书，仍然只有极少数人能背诵出结尾的句子。”李白笑笑，“就像告别时的互诉衷肠，好听，却记不住。”
“您的话我记住了。”
这时手机响了，是钟岚，李白连忙接听。钟岚说：“弥散性，中晚期，你不用考虑卖房，给我弄点好吃的。”李白无语。钟岚说：“你以前有个女朋友好像也得过癌。”
“好多年前的事了。她是良性肿瘤，在脑子里，后来治好了。”
“现在还有联系吗？”
“我已经和她永久性地告别了，不知道她身处何方。”李白说，“不用担心，有人在照顾她。”
钟岚挂了电话，李白回到客厅。钢琴手并没有离去，挺好奇地看着他。
“朋友得病了，缺钱。”
“那一定是很好的朋友才会让您决定卖房子。”她像是在提醒他，“房子在涨。”
“您决定搬去哪里？我会怀念你的琴声。”
“我弹得不好。”
“对我来说是一种不可言述的心理暗示。”
“我开发区工作，租房子住这里，现在决定换个公司，去浦东。”
“我从未用这种方式与人说再见，很意外，然而也得接受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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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卡布罗集市，当这首音乐响起时，事物正在落幕。李白会想起有生之年听到所有噩耗的瞬间，所布告别时的色调，那些将落日和雨水夹缠在一起的短暂印象，一九七〇年代的有线广播和领袖画像，一九八〇年代的白衬衫和帆布鞋，一九九〇年代的自行车和香烟，二〇〇〇年代的电子乐和旅行箱。一种已经消散的伤感还会聚拢，坏消息就像我亲手寄出了一封名址错误的信件，在这世界上兜兜转转，最终回到我的信箱。年深月久，我曾经不再想起它，但我早已知悉它的内容。
“癌症这种病，就像惩罚。可是它惩罚了谁呢，连猫猫狗狗都会生癌。”李白在日记本上写道，“它让痛苦回到了最纯粹的状态，定义了一个成年人经历过的时光。”
钟岚制止了他卖房子的冲动，她将手里的两家饭馆盘了出去，开发区那家卖了个不错的价钱，“白”无人问津，索性退租了事。“有人告诉我，你和邻居谈上了恋爱。”她躺在病床上说，“就像你小时候一样。”
“我并未恋爱，只是偶尔去听她弹弹钢琴，她已经搬走了。”
“放射科的程医生还没有嫁，我打过交道，她是个很不错的姑娘。”
“我以为你会把我撂给冯溪。”
“我一直在等你的《太子巷往事》拍成电影，好让我看看，是谁来演我。你喜欢的那个女导演在做什么呢？”
“听说在法国拍上纪录片了，已经很久不联系。”
“纪录片讲什么的？”
“没有情节，在塞纳河边搭了好多帐篷，邀请巴黎的男男女女进去做爱。至于她是拍人还是拍帐篷，我也不大清楚。”
“真是羡慕她。”
“不要再替我盘点情史了。”
人民医院建议他们到上海的大医院找找办法，钟岚却执意不肯去。请不要这么早就放弃，我会救你的，李白徒劳地许下诺言。其时吴里已有高铁，他托人约了专家，带着诊断报告跑了一趟上海。在阴暗的立交桥下面，有很长一段时间他竟然迷失了方向，建筑和道路皆尽相类，人们行色匆匆，他像置身于电影中，顶着风很快走入绝境。这一次，他感到死神正在身边盘旋，它确实是阴郁的、无情的、未知的，他站在这个巨大的水泥结构物中向之伸手，试图触摸，滚烫的地狱火或是极寒的地狱冰，试图粉身碎骨，但死神穿过了他，一种对于你所理解之物、你所存在经验的彻底否定。
最终他失望地回到吴里，医生告诉他，钟岚不见了。他想了想，追到太子巷那个大杂院里，见她脖子上扎着白丝巾，坐在一排紫茉莉边发呆，花期将尽。“我要是死了，你可以当是这株花谢了。”她像少女时代那样说出赌气的话。
“那当然会严重得多，像全世界的花谢了。”李白想，我给出的可能是最稀烂的安慰。
“有件事我一直没告诉你，我人生记忆中的第一个印象。先问问你，你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
“你早就问过，我也早就回答过。似乎是一场暴雨，然后什么地方落下了个球形闪电，在地上打转，其他不记得了。”
“我的第一个印象非常具体，是你在这片紫茉莉边明目张胆地看我小便。当时我们都穿着开裆裤，你趴在地上看我，我爸冲出来赏了你一个耳光。”
“我已经不记得了。”李白望着天说，“不过我现在还想看。”
“滚你的吧。”
她拉着李白去菜场，买了一条鲈鱼及葱姜佐料。“以后我不能再为你做饭了。”她说，“这不是赌气的话。”两人回到太子巷3号，支走了李忠诚，她到厨房忙活，他擦桌子，擦着擦着，觉得气氛不对，到厨房看，钟岚呆望着砧板上已经剖腹仍在翻跳的鱼，一堆内脏捏在她手中。
“它太疼了，天哪，它还在挣扎。”钟岚捂着眼睛大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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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岚去世时李白人在台北，繁体字出版商将他拉到一家电台做直播，嘉宾向他提问：为什么在你的小说里，十几年前的大陆那么性自由、性开放，会不会是你在胡编？口音曼妙的女主持人插嘴道：那几年我在北京工作，我可以证明，确实是这样的。李白回答：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他感到一丝冒犯，来自遥远的过去，又说：这股风气可能是台商带来的，他们每个人都娶好几房太太，夜总会常客，还普及了各种助长威风的药材。
很多年前，在到处游荡的火车上，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在小城市夜总会陪舞的女孩，我们聊了一路。她告诉我，有人给她介绍了两个台湾男人，一个是养猪的，一个是养鸭的，这两个人她全都没见过，他们需要老婆。她问我到底应该嫁给哪个，我无法回答。后来，她快乐地决定，嫁给养鸭的，理由是鸭子比较有趣。
“我希望你们不会因为这个故事而发笑。”李白结束了这场谈话。
他走出电台，打开手机，随即接到冯江的短信：遗容安详。街道传递着一种他曾经在梦里体验到的热带气息，出版社的编辑陪着他走了一段路，他仍然保持着边吸烟边游荡的坏习惯，令台北街头的民众侧目而视。经编辑提醒，他找了个偏僻的角落，站定抽烟，立即有一位阿公跑过来借火。“我刚才撒谎了，”他醒过神来，对编辑说，“性自由的风气不是台商带到大陆的，他们那种，更像纵欲。”
“您怎么说都行，在台北，商人并不是很受尊重的一类人。”编辑说，“鸭子的故事我也能理解。”
“理解了什么？”
“理解了人是如何将羞辱奉还给这个羞辱了她的世界的。”
“你理解得比我更好，令我不敢轻视宝岛的作家。”李白从口袋里摸出钢笔，找了张纸，用繁体字写下钟岚的死讯，交给编辑，“请为我选一份台湾的报纸，发布这一讣告。”
夜里，他搭下同行的作家，独自走出旅店。账台的台湾妹子拦住他，求他不要再在房间里抽烟，隔壁客人投诉了，照理可以罚他一万台币的（看在他每天都留小费的份上）。李白问隔壁怎么会闻到烟味，妹子说，您抽得太厉害，通风管道传过去的。李白想说隔壁叫床的声音也传到了他耳中，也是通风管道，又记起别人提醒的，不要随便和台妹讲这些，会被告性骚扰，最起码一万台币罚款逃不掉。他走上街头，在骑楼下随意找了家小店吃东西，然后坐着看街景，一些店铺正在打烂，一些至为陌生的人正在用他熟悉的台腔交谈，那是来自过往年代的歌曲和电视剧中的语调，它们并不重要，从未影响过他的人格。在台北，这座既远又近的城市，他没有什么可以等待的人，没有多余的话要讲，没有亏欠和满足。他保持淡漠，又找了家小店，要了杯咖啡，坐在街边整夜抽烟，整夜守着某一颗星。“没有人必须忠于自己的前世——前世，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背叛。”他整夜说着这句话，多年前他曾经这么回答钟岚，但他并不能解释清楚何为背叛，何为重生。
他错过了钟岚的葬礼，一如错过了她一生中的所有邀请。他曾想象自己的晚年生活应该是穿一件半新不旧的丝绒睡衣，趿着拖鞋走进她的饭馆，要一份炒饭加一份鱼片。他不再写书，仍然矫情，继续抽烟，用最过时的观念谈谈那个世代的人与事。他将失去睿智，成为糊涂蛋，终有一日在她的看护下挂掉。我被卡在一个虚妄的位置上了，这很要命。李白在松山机场寻找吸烟室，同行的作家告诉他，这里没有。他最终在免税店买了瓶威士忌，现场开封，一路喝上了飞机。
我送你到一万米高的平流层。他坐在舷窗边发出低语，然后睡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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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五七那天，李白等人在翡翠花园喝酒。冯江数落他半生薄情，李白则恼怒冯江大殓当天扎了一个穿西装、笑眯眯的纸人，胸口署的竟是自己名字，扔进一堆纸扎中烧了。两人互殴起来，又接着再喝，直至大醉。冯江无法开车，冯溪叫了辆出租车送他回去，单留下来照顾李白。第二天第三天，冯江的奔驰一直停在翡翠花园，李白怕他喝死，打电话过去，冯江不接，即刻挂断。李白又找冯溪，冯溪在电话里像死老爸一样说，出大事了。当晚冯江先是被司机扔到了离家几百米远的地方，然后走反了方向，一直走到了城乡接合部。在那里，一个花坛深处，大半夜的，他猥亵了一名妇女，然后睡着了。
“被抓了？”
“保出来了，花钱解决吧。”冯溪说，“他没脸声张，让我出面去谈。”
对法律知识相当匮乏的李白以为冯江又偷了件内衣，没当回事，倒是对冯溪的未来牵肠挂肚。冯溪三十多岁了，一直没个着落，这天喝酒时说起，不久前去杭州进货，识得一位当地教师，除了上课还在淘宝摆摊卖童装。两人谈上了恋爱，她在杭州买了套房，打算去民政局登记。李白闻此一阵唏嘘，也就是说，那个永远抬杠、永远反对的冯溪，一年中有三百天都在藐视他的人，现在将要告别。
他睡了一觉，梦见钟岚，梦见冯江在牢里痛哭。醒后听到敲门，冯溪来了，拉着李白去见冯江。
猥亵既遂，这在某些年里无足轻重，某些年里判枪决，某些年里令人身败名裂的罪行。一路上，李白又说起那些往事：向一个女孩喷水枪是不是猥亵，对大学里的女同学讲黄色笑话是不是猥亵，精神猥亵和语言猥亵，眼神的猥亵，弹舌头的猥亵，双手插在牛仔裤兜里，用拇指指向自己生殖器的猥亵，还有，对于一切的猥亵——这才是冯江最爱干的。冯溪沉默地听着，最后打断了他。
“冯江猥亵了一个捡垃圾的妇女，扒光了她的上衣，然后他居然就射在了自己裤子里。”
“天哪。”他们去看了看现场，离冯江的别墅约一公里，柏油路铺到一半断了头，四周皆为工地，再往前走是吴里市堆埋垃圾的荒地，到了夜晚没有路灯，亦少有行人经过，那花坛里种的也不是观赏植物，是蚕豆。李白发了一会儿愣，见冯江从远处晃过来，也望着花坛，神色凝重。猥亵终于让他变得严肃了。
五万块。冯江用这个数字弥补他的恶行，五万块摆平这件事，随后又不免数落冯溪：怎么能让李白知道这种糗事，他会写进小说里。未及李白发怒，冯溪已指出：你像个真正的富翁那样无耻了。
“难道我身败名裂、吃了官司，就能弥补吗？”冯江叹了口气，“我是一个有自尊心的人，五万不行就十万。”
“无论你出多少钱都是打了折扣的。”李白说，“这个世界归你统治。”
这天下午去取钱，李白顺便看了看冯江价值二百万的新宅，一栋带烟囱的英式别墅，客厅卫生间里有个大吊灯，正指着坐马桶的人的囱门。若是请个风水师父过来，一定会说这格局让主人精虫上脑。冯江仍在嘀咕，那个拾荒女人生活有困难的话，我可以介绍工作给她。冯溪极不耐烦，从沙发上拽过一个名牌运动提包，装了十沓现金，挂在李白脖子上，两人出门。在城乡接合部的窝棚区，一阵风吹来荒烟，李白忽然生出一种将要在此与冯溪离别的感觉。
“我简直是看着你长大的。”他说。
“你在说什么？”
他重复了一遍。
“你并不知道我是在何时长大的。”冯溪说。
“正是这样的迷惘使我感到放心。”
“不要说这些，你总是爱说这些。”
冯溪进了一间黑漆漆的铁皮房子，李白背着包在门口抽烟，听到里面讲话的声音。他望着一堆压扁的包装盒和铝制饮料罐，夕阳的余晖落在其上，一条黄狗走过倾斜的街道，一架台钟在某处敲响半点的钟声。他关闭了自己的思维，让世界自行运转。在冯溪愤怒的时候，他通常会安静下来。半个小时后，她走出来，从他肩上摘下包，钻进窝棚。又过片刻，一个头发凌乱的中年女人送她出来，后面跟着一个七八岁大的女孩，脸是脏的，看来也没处上学。
“我会给你们做主的。”冯溪蹲下，似乎想抱抱那女孩，最终只是摸了摸她的下巴。女人轻声道谢，孩子没有任何反应。两人往回走，冯溪要了李白一根烟。“外地女人，带着她的孩子到这里来谋生，男人半年前在工地上摔断了股骨，送回老家去治了。我先问她三万块够不够赔，她说老板再加点可以吗。”
“然后呢？”
“然后我决定帮她们去谈到二十万。”冯溪说，“谈不下来我花钱给她们请律师。”
“二十万是正义的天花板吗？”
“正义是冯江就不应该投胎生下来。”冯溪摇头，“但是没有这种正义存在。”
“讲得漂亮，像我亲妹妹。”李白按住她肩膀，“你鞋带开了，别动，我来帮你系上。”
他蹲下，从泥土里拾起她的鞋带两端。“每年换季我会给你寄衣服的。”冯溪在他头顶说话，“毕竟我不会那么容易死。”
“寄内裤就够了，你以前给我的那些衣服足够我穿到死了。”他将她的鞋带合拢并打结，站起来又看了看，像是一桩心事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