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 Myanmar

可是，

世界上大部分事情都不能按照道理运转。

“我去！”

我试图控制住车头，但轮子在沙路上依然无可救药地打滑，我心里一慌，想着要刹车，右手却向内拧起了车把，那是加油的方向，摩托车不由分说向前冲去——

我第二次把我妈从摩托车上摔下来。公平的是，这次是我和她一起连人带车倒在了地上。

头一次是在瑞西光塔门前，我刚租上这辆摩托车没多久——准确地说，它根本就不是一辆真正的摩托车，应该叫电动助力摩托，但骑着它在蒲甘的公路上疾驰仍然让我感到，我也可以就此撰写一本《禅与摩托车维修技术》。只除了后面载着我妈。我应该已经预感到会发生一些危险，因为我非常心虚地感受到自己正在做一件颇为托大的事。我努力把这种感觉压下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我偏要垂堂。把摩托车停在瑞西光塔前时，我就差点儿把它弄翻过去，实在太沉了，两个站在佛塔门前的缅甸妇女热心又惊恐地抢上前来，帮我把车扶稳。我停妥了车，然后和我妈两个被她们的盛意提溜入内。那是佛塔延宕出的走廊，两旁鳞次栉比地排列着各种商铺，卖笼基、T恤、手串、佛塔模型摆件等各类传统和现代交错的旅游纪念品。“来我家铺子看看吧。”女人一手拎着我们的拖鞋，一手张罗我们往她的铺子走。我这才明白刚刚我们被她引导着走进来的那扇门根本不是佛塔的正门。我再一次被她们预支的善意蒙蔽了。我一脸蒙圈。“不。等我们出来再说吧，好吗？”我说。“可以，完全没问题。”女人笑容不减，往我和我妈衣服上别了两枚折纸胸针，“送给你们一个小礼物。”她说。

我有不祥的预感，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小礼物”那么简单。

果然，等到我们从瑞西光塔再次走出来的时候，那两个女人一眼就把我们辨认了出来——通过那枚胸针。我们就像两头屁股上被烙铁戳了记号的猪，走到哪儿都是那么耀眼。我顽固地表达了对她们的货物没有兴趣，然后把我妈从她们手里拽了出去。她们立刻变了副面容。“你们迟早会遭报应的。”我仿佛听见她们在内心诅咒。

我走到摩托车旁，试着把它重新推上公路，我妈则以为一切准备妥当，毫无危机意识地跨了上去。就是在这时，我因无力支撑连人带摩托的重量而双臂一软，它轰然倒下，我妈一屁股摔在地上。我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又有些恼火，但最让我不爽的是，我仿佛看见那两个女人此刻正在远处看这一出好戏。幸好另一个缅甸男人走过来，充满善意地帮我扶起了摩托车，对我妈嘘寒问暖。更幸好我妈毫不在意地从地上爬了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像另一个我一样淡然处之，没有对此事表达任何意见。

这个场子我还算没有全部丢尽。

在那个男人的帮助下，我们重新上路，直到离开他一百码之前，我都心有余悸地揣测，他会不会给我指引出另一条通往小商品售卖市场的路，让我再次惊觉他刚才的帮助也是预支的。

这就是我待在缅甸的主要感受：你总能在一开始得到非常好的“服务”，紧接着就会发现人们只是为了从你身上获得什么。是的，我知道服务意味着金钱，全世界都是如此，但在这里，你感受到一种迫切和直接，资本主义至少披着文明的外衣，为你制造某种幻觉，在这里，利益交换是如此赤裸裸，许多情况下，甚至成为近乎乞讨式的索要。贫穷让人们失去了人性的外观，暴露出他们的动物本能。而且他们一点也不在乎。

我非常深刻地体会到了乔治·奥威尔身在此地的感受。现在我要说，我对他此前的冷眼旁观的冷漠评价完全是不公正的。

“我很能理解你的感受。确实，数量巨大的游客在短时间内一下子涌入这个刚刚开放的国度，他们会不可避免地遭遇不好的体验，尤其是作为游客，他们花在酒店、餐厅的钱，与缅甸百姓的人均收入产生巨大对比时，生活在这里的人会认为这些外国人身上蕴含着无尽的财富。”艾玛·拉金告诉我。她是《在缅甸寻访乔治·奥威尔》一书的作者，在亚洲长大，后来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习缅甸语，曾数次造访缅甸。

我没有和她说出更多的细节。比如，在曼德勒的时候，我坐船去对岸一个偏远的小镇参观镇上的佛塔，两个年轻的缅甸小伙殷勤地凑上来跟着我们在各个景点之间游览，用别别扭扭的英语试着介绍每处景点的背景，我误认为他们是热情的当地人，直到最后一刻他们伸出双手找我要钱，并且开了一个不低的价格，我才明白自己是被强行“导游”了一把。“就你这样也算导游？！我拒绝。”我说。事后回想他一路上跟我透露的一些关键信息，我才为没早觉察出那些信息的潜台词而自觉迟钝：“我在念大学，修习印度语。”“我的父亲死了，家里只有我和母亲。”此刻，这些信息变成了他的一个回旋踢：

“求你了，就当资助我上学吧。你付得起的。”他看着我说。

就是这最后一句让我怒从心头起。“什么叫我付得起？我也是很穷的好不好！”说完这话我自己抢先委屈了一步。然后觉得又好气又好笑，我为什么要靠和他比谁穷的方式来证明我不该付他钱这件事？我应该说：“首先，你应该凭自己的劳动谋取正当的利益。如果你的劳动价值没有达到值得付钱的程度，我就不应该付你钱。其次，我们的信息并不对称，并没有经过协商进入一个劳动合约过程。所以，我也不应该付钱。”可是，世界上大部分事情都不能按照道理运转。

事件最后在旁人的劝解中达成和解，也就是说我受制于他们的道德绑架而妥协了一部分。结果他们自己反倒因为分赃不均吵了起来。事后我猛然想起，在缅甸，大学教育是免费的。况且我从根本上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在上大学。

这属于稍微文明一些的情况。另一天，我去另一处小镇，上岸时，已经有数十辆马车等在那里，当渡船靠近，所有的车夫蜂拥而至，瓜分这批游客。如果你不理会他们的吆喝径直向前走，他们就会一直跟着你，在你耳旁一遍又一遍地大声重复着“Hello”和“50000”，“50000”是乘坐马车的费用。他们会跟着你这样走上几百米，像机器人似的，好像不明白你不是没有听见“Hello”，也不是嫌“50000”缅币太贵，而是根本没有坐马车的打算。当你坐在街边吃米粉的时候，他们会继续坐在不远的阴凉处，甚至还会帮你和米粉摊的老板交涉，张罗着一切细节的安排，仿佛已经成了你的仆从，然后等待。

等到你点点头，愿意让他们赚到这笔钱的时候。

他们身上无穷无尽的耐心和毅力，以及沟通的不可能，打破了文明和物种的幻觉。我们不一样。我们并非同一个物种。我是先从他们的眼神中看到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信号，才明白了自己在他们眼中到底是什么。这无关哪一物种更高级的问题，没有高低之分，尽管表面看他们位居生产链的下层，但那只是一个物种对待另外一个物种的方式——就像如今人们屈尊于一只猫，恭谦地将它们称作“主子”，将自己命名为“铲屎官”一样。

没有高低之分，只是非我族类。你可以是人，也可以是一只蚂蚁。但和我都没关系。

这感受我在秘鲁也明显有过。当时我在马丘比丘脚下的温泉镇上的一家餐厅，被他们的壁炉炸出来的火炭烫伤了脚，情况有些严重，当我和服务员解释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时，他的第一反应竟然是哈哈大笑，不是不怀好意的，他就是觉得这事儿和在喜剧电影里看到一个人遇见了倒霉事一样，你不会真的担心那人，只会觉得好笑。一定有许多心理学家研究过同理心的高低与物种亲缘程度的关系。亚洲人或许比印第安人更担心我的受伤问题，日本人或者又比缅甸人更关心我是否对对方产生鄙夷之情。

因此，我才理解了奥威尔反复在作品中表达的那种复杂矛盾的情绪。他既为自己在殖民地做帝国警察——一名压迫者——的身份感到羞愧，又对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可怜人产生无法控制的厌恶。同时，他又为这样的情绪自我厌恶。情况从来都没有那么简单，殖民与被殖民，压迫与被压迫。人之所以高级就在于他有更加精细的心理。当他身处一个遵守另一套社会法则的群体中时，就没法被一套规定性的情绪所左右。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有大量的存在于应该之外的感受，他没有办法忽略。而共同秩序和社会规范的意义，不在于在道德上硬性矫正，在于我虽不愿，但可以去理解，以此缝合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不同。

几天后，我和同事C以及他的女友P在仰光会合。同事是西班牙人，他女友是巴西人。我们此番来缅甸的目的是奉编辑之命做一个和奥威尔有关的选题，某种程度上是在十几年之后重新检验一遍《在缅甸寻访乔治·奥威尔》一书的事实是否有所变化。同事和他女友，我和我妈，我们这个奇怪的组合一起吃了顿工作开始前最后的晚餐——在仰光市中心的潘索丹大街上的一家茶室。茶室现代化而洋气，菜单是改良和高级版的本地菜，缅甸特色的奶茶也如化学实验般，有多种纬度做坐标轴组合，供客人选择。与上缅甸相比，下缅甸的饮食更接近南亚风格。在曼德勒和蒲甘，我总是在吃各种各样的咖喱，到了下缅甸，我总算能吃到正常风格的炒菜，以及Mohinga——一种由鱼汤泡的米粉，和Ohn-no Khau Swe——一种椰汁鸡汤做底的面条。但是，我觉得在缅甸最好吃的东西还是空心菜，无论在上缅甸或下缅甸，城市或小镇，都有炒空心菜可以点，叶嫩杆脆，和苏州的冬笋、扬州的荠菜一样，实属应季美物。第二日清早将我妈送上去机场的出租车，好日子就此结束。

“所以，告诉我，乔治·奥威尔在这里做过什么？”C问。

我大吃一惊：“所以，你还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在这里？”

作为一个在巴西待了七年的西班牙人，C的职业使命感只能到这了，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生活这事儿更重要了。C从不加班，只负责保证自己的分内工作，来缅甸前他正和女友、家人在泰国度假，以至于我们会合之前，由他负责的接下来的住宿、交通以及工作日程都没有定下。可以想见，他对奥威尔并不太关心，作为摄影师，他关心的主要是怎样能拍到一张漂亮的照片。我对奥威尔其实原本也不怎么关心——如果诚实回答，我会说，我对他的不关心来自早年对于文学承载意识形态这一行动的本能的怀疑。

但是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世界上每一个地方都在发生剧烈变化。无人幸免。

“自你写完那本书之后，缅甸发生了许多变化。你最后一次来这里是什么时候？又怎么看这些变化？”我问艾玛。

艾玛·拉金撰写《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时，缅甸仍处在军政府统治之下，书中的缅甸正如《1984》的描述，人人自危，没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奥威尔只能被秘密传阅，政治犯遍地都是。我妈捧着这书看了一路，看完了放下说“这书看得人心里真不舒服”。她紧接着又看村上春树的新书《刺杀骑士团长》，看完上册说“看得她心里很害怕”，但还是连夜把下册看完了。我不由得非常羡慕她拥有一颗如此健康阳光的玻璃心脏。她眼里的缅甸显然和《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中的完全不同。

2010年，缅甸结束长达半个世纪的军政府独裁统治，昂山素季和大批政治犯得到释放，民主选举、对外开放等一系列变化让这个国家在短短几年内经历着看似翻天覆地的响动。“我最后一次去缅甸是两年前，在那之前差不多每年都会去两三次。是的，这个国家变化很大，选举制度，昂山素季的当选，管制的取消。但那都是表面的，更多的是不变。”艾玛·拉金说。

那么，表面的变化是什么呢？

1922年11月，19岁的奥威尔来到曼德勒，加入英国政府的警察训练学校，开始了自己在殖民地的工作生涯。他在此度过了一年的时光。这是缅甸第二大城市，位于平坦而干燥的平原上，这块平原被英国称为上缅甸。这里保留有缅甸最完整的皇城和缅甸佛教最重要的圣山曼德勒山。

预算有限，我们工作的范围最终被限定在下缅甸和三角洲区域。于是我提前一周到达缅甸，做些工作外的考察。也就是吃喝玩乐。我妈要求蹭玩，我说，我没钱请你玩，你如果要来能不能自己负担费用？她说那很合理。

在缅甸进一切寺庙都要脱鞋，我的脚底板每天都漆黑。后来有天C的女友忍不住问：“为什么他们从来不打扫自己的寺庙？他们有那么多钱，都用来干吗了？”她是说庙里的僧人，她刚从泰国过来，显然觉得泰国的寺庙干净许多。我也不知道，我说，再说，他们真的有钱吗？“当然了。”她笃定道。每一间寺庙都能见到许多猫，骨瘦如柴，成倍繁殖，怀着孕的母猫瘦骨伶仃地躺在阴凉处的瓷砖上，奄奄一息。有两次，我都因坐姿或蹲姿不雅，或许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走光，被陌生的缅甸女性走上前善意提示，让我把裙子再掖掖紧。我在曼德勒待了两天，住在大皇宫边上。夜晚出门时，路灯幽暗，机动车道上的汽车和摩托车横冲直撞，扬起一阵尘土，这里不适宜行走，几乎没有人行道，青少年赤足在机动车道上踢球，大排档的桌椅、树木和各种车辆五花八门地从路边生长出来，共同侵占同一条大道。出租车都是私人驾驶，事先讲价。看不出这座城市和曾经的繁华有任何联系。旅游业发达，任何一家旅馆都提供业已成熟的两条包车游览路线：外曼德勒和内曼德勒。其中一天我去了城中著名的马哈根达杨僧院，马哈根达杨僧院是缅甸最重要的佛学院，空阔僻静，早上九点之前到达，你会觉得这是一座美丽而清净的学院。但是九点一过，大小巴士兼出租车私家车蜂拥而至，游人全部围到炊事房和讲习堂旁边的一条不宽的道路两旁，为自己找到一个位置，支好三脚架，架上长焦筒，开始聒噪地等。

僧人一天只吃两餐，早上四点一餐，然后是晨课，诵经念佛，十点吃第二餐。他们等的就是这第二餐。僧人们会排着长队，怀抱黑漆饭钵，顺着这条道路整齐地走到炊事房，打饭吃饭。这本源于僧人外出接受布施的传统，现在，这一景象被旅游业命名为“千人僧饭”。实际景象中，几百名长枪短炮的围观者将行道围得密密麻麻，才更叫人大开眼界。中间鱼贯而入的僧人早已见惯这幅景象，每日迎来送往。

除此之外，曼德勒再无特异之处。结束例行游览，我问司机可否载我去警察训练学校，他问，你去那里作甚？我只好解释，那里曾是一位英国作家的学习之处。“谁？”“乔治·奥威尔。”他迷惑不解，又问：“谁？”

我和在缅甸打交道的每个人提及乔治·奥威尔，包括那两位“导游”大学生，但似乎没有一个人听过这个名字。

“请问您是否知道利莫欣家族？您是否知道在军政府统治以前，这条大街名字的由来？您知不知道有一位英国作家，他的名字叫作乔治·奥威尔？”在毛淡棉39℃的高温烈日下，我们在利莫欣大街上挨家挨户掘地三尺地敲门询问。说敲门不够准确，坐落在这条街上的人家，居住的是典型的旧式缅甸吊楼，门脸朝街，平地起吊，敞开式的门廊，老人家、妇女和小孩就坐在木制的门廊上纳凉休憩，做手工活，同时观察我们这样沿路而过的陌生人。因此，只需站在门口，便能和他们说上话。

然而，在利莫欣大街，我们一无所获，除了知道这条街的名字来自乔治·奥威尔母亲的家族。奥威尔的母亲在毛淡棉长大，他的外曾祖父曾经在毛淡棉有着值得骄傲的柚木生意，使得他母亲一度过着公主般骄奢富贵的生活，回到英国后仍然缅怀不已。这座城市如今是缅甸第四大城市，也是孟邦的首府和最大城市，地处缅甸南部三角洲的位置，依傍萨尔温江，在18世纪英属缅甸时期，它是缅甸首府，也是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盛产柚木、老虎和大象。19世纪，英国将首府设在仰光，这里开始衰落，木材厂和造船厂被关闭，逐渐沦为一个度假之地。到了奈温统治的军政府时期，缅甸闭关锁国，这里每况愈下。如今，它看起来更像一个小镇，街道上不时出现的英式教堂和英式别墅证明着它曾经的辉煌。

1926年，奥威尔被分配在毛淡棉担任警务首长一职，他选择到这里就任的原因显然有家族影响。和缅甸的其他地方一样，这里到处都能看见佛塔，最有名也是最高的一座是杰昙兰佛塔，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吉卜林塔。英国作家吉卜林曾坐在这里写下他的名诗《曼德勒之路》：

在毛淡棉白塔旁，沿海向东边遥望，

那里有一个缅甸姑娘，我知道她在想念着我，

棕榈树林里轻风婆娑，塔上风铃响动，

像是在说：

回来吧，英国士兵，回到曼德勒，

记得你们的舰队停泊的码头？

记得你们划船的声音？

那是曼德勒之路，一路都是飞翔的鱼。

像是中国那边惊雷般出现的黎明。

你穿着黄色的裙子，你戴着绿色的帽子，

你的名字叫苏比约拉，就和那个廷布的王后一样，

我第一次抽你递给的烟，

跪拜泥塑的偶像脚，

泥塑的偶像，他们叫佛，

你抚摸着佛像，而我亲吻着你，

啊，曼德勒之路。

事实上吉卜林从未造访过曼德勒，他只是在毛淡棉有过短暂的停留，然后凭借想象写下了这首诗。这不妨碍它成为西方人想象缅甸最广为人知的通路之一。奥威尔对吉卜林的评价则更加私人化，他称吉卜林为“优秀的烂诗人”，他认为吉卜林那些被广泛吟诵的诗句并不算是真正的诗歌，而只是漂亮烂俗的句子罢了。在缅甸踏踏实实地做了五年帝国警察的奥威尔，对于这个国家有着远超吉卜林这样的过路客的浪漫幻想的洞察。在毛淡棉，他写下了两篇传世散文，《猎象记》和《绞刑》。它们都来自他在缅甸做警察的经历，无一例外充满着自省、自嘲与厌恶的矛盾心理。结束了警察工作后，这位名叫埃里克·布莱尔的年轻人回到英国，用乔治·奥威尔这个笔名开始写作他的第一本小说，《缅甸岁月》。

如今，在毛淡棉已经看不见大象的存在了。但是，乘电梯到达杰昙兰佛塔上，你可以俯瞰不远处规整散射状的监狱，可以看见里面的人在活动着，晒太阳、休憩、做运动，看上去和外面的人没什么不同。经过几年的转型和开放，缅甸已经从闭关锁国的状态中逐渐走出，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一度极为神秘的国家一探究竟。古巴、缅甸、中国、朝鲜，原先的四大神秘国度如今只剩一个。在曼德勒、蒲甘、仰光，你能看到大量的游客，但在这里，毛淡棉，游客的影子稀疏。即便如此，我们的司机仍然掏出了一本小小的手册，那上面列举了一系列值得造访的景点——这里的人们对他们国家的经济价值在短短几年内形成了清晰的共同认识，那就是想方设法让陌生的观光客们为他们的好奇心付钱。

我们按照图册的指引造访了几家殖民时期留下的英式教堂，试着寻找奥威尔的影子。炎热的午后，教堂里人迹罕至。在其中一座教堂，突然间，成群结队穿着纱笼的女孩儿从教堂后面神奇地鱼贯而出，脸上抹着檀娜卡（一种树皮制作的黄色粉末，缅甸的妇女们用它来防晒），手里拿着书本，她们对我们感到惊奇，既害羞又大胆地朝我们打量。我们这才知道原来教堂后面是一座函授大学。C抓紧时机去找机位为这些新鲜的女孩拍照。我走到后面的学校，向一位老师打听：“您知道乔治·奥威尔吗？”

“什么？你再说一遍？”

“乔治·奥威尔，一位英国作家，他写过《缅甸岁月》和《1984》。”

“哦——”他终于好像想起来了什么，“我建议你去问问教堂的人，他们对这些应该更清楚。”

这是我在缅甸遇到的普遍情况。普通人似乎并不知道这位曾经因他们的国度而信念扭转，又反过来预言了他们国家的命运的作家。在《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的开头，一位缅甸老人在反复确认艾玛·拉金口中的那个名字后，恍然大悟：“哦，你说的是先知！”而我第一次真正遇见乔治·奥威尔，是在蒲甘阿南达寺前的书摊上，《1984》《缅甸岁月》《动物庄园》……奥威尔的各式作品，与昂山素季的《缅甸来函》、奈温将军的传记、缅甸神话故事集，以及艾玛·拉金的两本以缅甸为主题的书放在一起，被热情的小贩兜售给游客们，作为一种旅游纪念品，或是了解他们国家的一种方式。只不过它们都是盗版的。

“我不担心盗版的事情。对我来说，我只是从缅甸的百姓口中‘借’走了那些故事，收集、记录，然后告知全世界。所以缅甸的百姓如果想反过来用我的书获得一些利益，我觉得这没问题。”艾玛·拉金说，“我知道这本书有缅语版本发行——当然，也没有得到我或者我的出版公司的准许，但我觉得这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让更多的人，不管是出于商务还是旅游的目的，和这个国家有接触和互动，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

我们从毛淡棉坐六个小时的夜车回到仰光。在缅甸，长途汽车已经成为主要的城际交通工具。火车极少且破旧缓慢。和仰光相比，缅甸的任何别的城市都离城市这个名称相距甚远。这个曾经的首都依然显示着它不容置疑的地位，而那座真正的首都，内比都，则是一座在极短时间内生造出来的城市。仰光有便利店、商场、电影院，甚至有优步。电影院的票价极低，根据位置不同，价格有些许差异。我看了一场3D版《黑豹》，只要3000缅币，约合人民币15块。电影正式开场前，会出现满银幕的国旗，奏国歌，人们就齐刷刷地站起来，行注目礼。电影没有缅语字幕，等到灯开了，我才发现一半观众都是外国人。这似乎显示出仰光的平民阶层和精英阶层的断裂之处，那么，弥合这种断裂的地方究竟在哪儿呢？

佛塔。

仰光市的中心区域——亦是它最热闹繁华之处，乃中国城。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天空中成排的红灯笼将街道照亮，道路两旁是贩售百货和吃食的小贩，从下午开始，各式水果、蔬菜、小吃、冷饮的摊子便摆开了，当然还有十米一个的槟榔摊子。槟榔是这个国家最有特色的一部分文化，你常常能看见十分年轻的小伙子，牙齿已是漆黑一片，嘴唇泛砖红色，嚼着槟榔，然后朝地上吐出一口砖红色的口水。槟榔摊子通常还卖烟，除整包外，会拆开散卖，300缅币三支，方便那些拮据又烟瘾上头的平民。中国城的起始点，便是赫赫有名的苏雷塔，整个城市以这座佛塔为核心四散开去，市政大厅就在它的旁边，另一边则是一片广场，晚上在这里，大银幕上投影电影，人们就密密麻麻地坐在广场上看。与仰光另一座更加有名的瑞光大金塔相比，这座佛塔显得离百姓的生活更近，是他们日常的一部分。瑞光大金塔则有些过于宏伟了，这座高达300多英尺的建筑，是全亚洲最古老的宗教建筑之一。它之于缅甸，类似于圣彼得大教堂之于罗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瑞光大金塔是属于缅甸的，属于亚洲的，属于世界的。但苏雷塔，只属于仰光。

想必奥威尔是不常去仰光的。在他结束曼德勒为期一年的警察训练学校的生活后，便被分配往下缅甸的三角洲地区正式开始警察工作。先是在渺弥亚担任了四个月的英国警司的助理，然后被派往端迪——一个离仰光车程两小时的小镇，再之后，他终于被派驻到了仰光，可也只是在离仰光一小时车程的沙廉和仰光的郊区永盛执行工作。永盛最有名的，是那座关押着上千政治犯的监狱，许多囚犯正是1988年“袈裟革命”中的学生、作家、医生、教师、僧侣和尼姑，以及全国民主联盟成员。监狱呈环形散射，俯瞰极为壮观，令人联想到边沁的“圆形监狱”理论。《1984》中，温斯顿最终被关押入内的监狱，极有可能就是以永盛监狱为原型。我们驱车前往，意料之内地在大门处被拦住了，C的金发碧眼显然让对方感到不安。“你们想要干吗？”“我们是游客，想进去参观一下。”“这里不允许参观。”“可是那些人不都进去了吗？”我指了指不停骑车入内的看似极为普通的当地人，他们自由出入，仿佛这里只是一个普通的院子。“他们是犯人的亲属，来探监的。”对方说。我撇撇嘴，不大相信他这个说法。与C及他的女友在缅甸各处行走确实会有一些不便，如果是我一人，还可以佯装本地人不动声色地溜进去。这监狱外表看来实在不怎么森严。监狱外是各种摊贩小商铺，十分热闹，完全看不出一个国家的大型司法机构就藏身于这样一个闹市中。

奥威尔在《缅甸岁月》中写：“啊，去仰光的时候多高兴啊！冲到斯玛特和木克多书店去买从英国运来的新小说，在安德森餐厅吃晚饭，那里的牛排和黄油都是冷冻着从八千英里外运来的，还有酣畅淋漓的豪饮！他那时太年轻，还不能意识到这样的生活将带他走向何处。他看不到未来的那些年头是多么孤独、无聊、萎靡。”后人在分析《缅甸岁月》时，通常认为小说男主人公——一位驻缅英国木材商，正是奥威尔在当时的自身写照。对缅甸“贱民”怀有同情而遭到同阶级殖民者的排挤，又因懦弱而没有坚定站在弱者那方，在中间摇摆不定，最终因所爱之人的抛弃选择自杀。那是一个非常矛盾和可怜的主人公，如同进入监狱后因恐惧而最终出卖灵魂屈服于“老大哥”的温斯顿。

斯玛特和木克多书店如今已经不在了，安德森餐厅也早已关门。但你仍然可以在斯特兰德酒店享受到这座城市最光鲜体面的部分。这座历史悠久的酒店位于仰光河河畔，在军政府统治时期，它还是一家由政府运营的年久失修的旅馆，后来被一家国际连锁酒店翻修，变成了五星级酒店。我们试图进去转转，拍几张照片，被警惕的门房拦住了。“你们必须在这里用餐才准许进入。”接着，从门口停下的高级轿车里走出了一家打扮入时的人，门房立即迎了上去。这是我唯一一次没有因游客的身份而享受到五星级的“服务”。

可能是我们的脚底板太黑了。

这片区域同样留下了不少殖民时期的建筑——类似于上海的外滩，市府建筑、各国使馆、银行等高级行政单位和商业机构。但走到对岸，沿着河岸线，许许多多的摊铺也集中在这一带，摊铺上卖的除了廉价衣物、五金用品外，主要是各式二手旧货，各种各样的旧手机、旧手表、数据线、电池，就像是一个庞大的“鬼市”。在拥挤的摊铺之间，几乎见不到一个女性。

走到那些殖民建筑的背后，你又立刻进入了寻常居民的生活。从这个角度你才能看见那些殖民时期的建筑大多年久失修，长满青苔，夕阳下看倒是美丽极了。落叶满地，路的中央很少有汽车穿行，于是，青少年们将此地改造为一个简陋的足球场——在缅甸，这是常能见到的景象，少年们赤足在马路上进行足球比赛。奥威尔在《猎象记》的一开头写道：“在下缅甸的毛淡棉时，我遭到许多人憎恨……他们只要觉得安全，就会对我进行嘲弄。我在足球场上被某个敏捷的缅甸人绊倒，而同是缅甸人的裁判却视而不见，这时人们就会可憎地大笑起来。”

“你喜欢哪支球队？”

“曼联。”

“天！你怎么会喜欢曼联，曼联烂透了！”

C和其中一个替补球员在石墩围起的场外聊天。我和他的女友站在不远处，忽然听到几声口哨，抬头看才发现口哨声来自一栋居民楼某层的阳台，一位缅甸男青年正和我们招手。我们没有理会继续聊天，过了十秒钟，这位男青年出现在我们面前：“Hi，两位女士，你们需要什么帮助吗？”“不需要。”我说。

“军政府，不好，昂山素季，好。”

我们的司机苏温海用简单但强烈的英语跟我表达他对缅甸这些年来发生的变化的看法。他在仰光大学学习缅甸语，学费全免。但毕业后仍旧只能以开出租车为生。当然，这对一个缅甸人来说已算体面，也能有不错的收入。他像我在缅甸遇到的其他人一样，对于获得赚钱的机会非常热切，对我们殷勤。他和我一样大，已婚，有一个八个月大的儿子。手机屏保是儿子的照片。不嚼槟榔，因此牙齿健康。抽烟，于是我得以不时找他借烟。

我们从仰光驱车去沙廉，车程约两个小时。1925年，奥威尔在这个和仰光隔河相望的地方度过了九个月，当时，这里被视为缅甸运转最为良好的区域，是大英帝国第二大石油生产地。如今，这里最有名的是一座建造在河水中央的佛塔，叫作浮塔，香火极旺，有带着背包和钱包而来的人，站在佛祖面前，展示内里空空如也的背包和钱包，同时用手做不断向内扇风的手势，示意佛祖保佑他财源广进。通俗直接。

距离河边不远处，是一片大型市场，由各式各样的铺子组成，走进去仿佛进入一座迷宫，通道狭窄，仅容一人通过，光线幽微地从外面透入。有卖烟叶、槟榔叶、槟榔果的，水果蔬菜的，竹子编的各式器物的，还有打金铺、裁缝铺，甚至是打家具的，乍看上去琳琅满目，叫人转不过弯来。苏温海给了我一支本地的香烟，用某种树叶卷制而成，长、粗，一头大一头小，呈锥状，没有过滤嘴，极为便宜，劲儿大，抽这种最土的土烟的人往往是那些上了年纪的缅甸男人。奥威尔在小说里这样描述过这种典型的缅甸市场：“销售的货物看起来都像是外国运来的，样子古怪、质量拙劣。挂在绳子上的像绿色的月亮一样的巨大柚子、红香蕉、成筐成筐的个头能赶得上龙虾的淡紫色对虾、成捆成捆的脆鱼干、红辣椒、剖开像火腿那样熏制好的鸭子、绿椰子、独角仙的幼虫、甘蔗段、短刀、喷了漆的凉鞋、印着格子图案的丝质笼基、大得像肥皂块一样的壮阳药、上了釉的四英尺高的土陶罐、中式糖蒜、绿色和白色的雪茄、紫色的茄子、柿子的种子穿成的项链、柳条笼子里叽叽喳喳的鸡、黄铜佛像、心形的槟榔叶、瓶装的克鲁什盐、假发、红黏土做的锅、牛蹄铁、纸板做成的牵线木偶、成条形的功效神奇的鳄鱼皮。”诚不我欺。

我们在附近找了个茶室休息吃饭。茶室是缅甸最常见的一种平民饮食形式，一间敞开式的棚户，里面整齐摆开低矮的桌子板凳，每张桌上有茶水茶碗，早上经营早点，中午经营各类炒菜盖饭，除此之外的时间，又充作休憩喝茶吃点心的地方，天黑打烊。价格都极为便宜。缅甸奶茶是每间茶室都有的特色，热茶混合着浓郁的炼乳，对外地人来说稍嫌过甜。桌上往往在客人坐下前就提前摆上点心，包子、春卷、三角炸饺、炸饼、焦糖蛋糕，坐下后不吃亦不打紧。

从沙廉回到仰光后，我们原是要雇佣苏温海第二天继续去端迪——另一处奥威尔工作过的小镇，结果在仰光遇到了另一位司机，这才得知我们被苏温海狠狠敲诈了几天——他开出的包车价格只有苏温海的三分之一。C很生气，因为他管支出。我们的编辑是个老好人，不好意思再三跟他强调预算紧张，叫我唱白脸。我只好像个监工一般监督他的各类支出选择，这样一来，他有点丢面子，立即决定辞掉苏温海，改用这个司机。我不好意思地给苏温海发信息，他立刻炸了，先是疯狂给我打电话，确定自己没戏之后，又熟练运用了Messenger上的emoji，连发十几个鼓掌表情。先前的借烟之交毁于一旦。我说，我可以从你的emoji里感受到你的愤怒，但是你已经从我们这里赚到足够多的钱了，不是吗？他不再回复。

当我认为缅甸已经像其他东南亚旅游国家一样，习惯于吞吐各式陌生的面孔，在端迪的经历却让我结结实实地受到了一次人类学式的逆向围观。这里盛产陶罐，奥威尔在小说《缅甸岁月》中描写过那些顶着陶罐走路的缅甸妇女，这让小说中从英国来此度假的年轻白人女性伊丽莎白感觉极不舒服。他没有在小说或是随笔中提到，这里如今有一座非常有名的佛塔，佛塔内盘踞着许多条蛇，它们都是活的，遍布佛塔四处，人们并不害怕它们，出入者络绎不绝，朝被蛇缠绕的佛祖跪拜。蛇也不攻击人类，懒洋洋地待着。这是我一生中见过最为惊异也是最为恐怖的画面之一。不久前我去过亚马孙，在那里，我在向导的带领下在雨林里找了半天，才找到一条远远地盘在树上的蛇。我将此视为克服人生最后一件所惧之物的挑战。而在这里，几十条碗口粗的蛇就待在你的面前，和你相处在一个不足二十平方米的空间内。人们不害怕的样子让我不由得不怕。我站在门前不敢走进，令C和他的女友耻笑不已。当我问这些蛇从何而来时，一名导游说：“它们是听从了国王的召唤来的，是为了守护佛祖而自愿待在这儿的。”我忍住了继续探听具体细节的好奇，因为我看出他是打心眼里相信这个说法。如此一来，盛产陶罐也就顺理成章了。

端迪也傍河而居，我们坐独木舟逆流而上，被一座岸边的佛塔吸引而上岸，却不想原来这是一个村庄。这天是满月，缅甸人将此视为一个盛大节日，从早上开始就准备庆典，人们聚集在村头，做饭、制作庆典的用品、聊天，见到我们他们惊异极了，全部围了上来，有妇人极为热情地拉我们进屋吃饭。毫无疑问，对一个贫穷的国度来说，我在屋内见到的一桌规整的饭菜可说丰美盛大。他们对于外来者仍然抱着非常原始的旁观式的热情和激动，这让我仿佛回到了奥威尔在此生活的年代。C举起相机，所有人立即行动一致地齐刷刷在空地上站成一排，C拍下这张集体照，如果使用银盐胶片，它看上去会和一百年前没什么不同。

“我不相信一个被集权主义统治了差不多五十年的国家，可以在短短几年时间内被‘净化’，它需要更多的时间，数十年，乃至几代。你要知道那里的许多人，从来没有过集权统治之外的经验。”艾玛·拉金说。这让我想到奥威尔在《1984》中的一句话：群众之所以享有思想自由，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思想。十年前我还在上大学时，读这本书的体验非常不好。十年后我逐一重读奥威尔的作品，我没有办法评价它们好或者不好了，我略略懂得了奥威尔是那种“以身试法”型的写作者，他做的事情不仅仅是写作而已。我和C、他的女友，拖着疲惫肿胀的躯体回到仰光睡了一觉，然后分别。“下一次任务再见。”他说。缅甸之行对他来说可能只是一次寻常的工作之旅，大部分时间平淡，少部分时间他觉得这里的人“疯了”。但是在此期间，我感受复杂，如果把这个国家简短地概括为一个造访之地，我对它没有任何留恋，甚至巴不得赶紧逃离，这里没有什么是真正吸引我的。可是，我会为它而写作一本书吗？不，是三本。人们认为奥威尔不只写了一本有关缅甸的书，而是三本。《缅甸岁月》《1984》和《动物庄园》。“这关我什么事？”这样想太容易了。人们很难真正关心那些没有或者还没有影响到自己生活的东西。就像踏入这片土壤的起初我对这些非我族类者的恼火：“他们为什么一点儿骨气都没有？”用一套来自仿佛更文明体系的价值观评价他人，并由此产生情绪，这太容易了。全世界各个价值体系的人来到这里，体验，留下一些或糟糕或惊奇的观感，再离去。仿佛造访一间精神病院，然后回到他们“用努力和智慧获得与之匹配的回报”的公正的世界中。尽管这样公正的世界或许只是某种想象的共同体，这不妨碍人们觉得那个世界更文明，也更好。“我为什么要对一些根本不值得我同情的对象产生同情？”你不能因为我这样想就将此视为一种冷漠，因为这是一个“理性”的人应当具有的智慧。是的，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但是我知道，有位名叫埃里克·布莱尔的年轻人，在离开这里之后，修改了他的名字。

2018/3/22，北京

该译作在网上流传较广，但笔者始终没有查到译者是谁。

圆形监狱（Panopticon），又称环形监狱，由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于785年提出。将监狱设计成圆形使得一个监视者可以监视所有犯人。

节选自乔治·奥威尔《缅甸岁月》，郝爽、张旸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