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王

一九七六年,我在生产队已经干了七年。砍坝,烧荒,挖穴,挑苗,锄带,翻地,种谷,喂猪,脱坯,割草,都已会做,只是身体弱,样样不能做到人先。自己心下却还坦然,觉得毕竟是自食其力。

一月里一天,队里支书唤我到他屋里。我不知是什么事,进了门,就蹲在门槛上,等支书开口。支书远远扔过一支烟来,我没有看见,就掉在地上,发觉了,急忙捡起来,抬头笑笑。支书又扔过火来,我自己点上,吸了一口,说:“‘金沙江’?”支书点点头,呼噜呼噜地吸他自己的水烟筒。

待吸完了水烟,支书把竹筒斜靠在壁上,掸着一双粗手,又擤擤鼻子,说:“队里的生活可还苦得?”我望望支书,点点头。支书又说:“你是个人才。”我吓了一跳,以为支书在调理我,心里推磨一样想了一圈儿,并没有做错什么事,就笑着说:“支书开我的玩笑。有什么我能干的活,只管派吧,我用得上心。”支书说:“我可派不了你的工了。分场调你去学校教书,明天报到。到了学校,要好好干,不能辜负了。我家老三你认得,书念得吃力,你在学校,扯他一把,闹了就打,不怕的,告诉我,我也打。”说着就递过一张纸来,上面都明明白白写着,下面有一个大红油戳,证明不是假的。

我很高兴,离了支书屋里,回宿舍打点铺盖。同屋的老黑,正盘腿在床上挑脚底的刺,见我叠被卷褥子,并不理会,等到看我用绳捆行李,才伸脖子问:“搞哪样名堂?”我稳住气,轻描淡写了一番。老黑一下蹦到地上,一边往上提着裤子,一边嚷:“我日你先人!怎么会让你去教书?”我说:“我怎么知道?上边来了通知,写得明白。难道咱们队还有哪个和我重名重姓?”老黑趿拉上两只鞋,拍着屁股出去了。

一会儿,男男女女来了一大帮,都笑嘻嘻地看着我,说你个龟儿时来运转,苦出头了,美美地教娃娃认字,风吹日晒总在屋顶下。又说我是蔫土匪,逼我说使了什么好处打通关节,调到学校去吃粮。我很坦然,说大家尽可以去学校打听,我若使了半点好处,我是——我刚想用上队里的公骂,想想毕竟是要教书了,嘴不好再野,就含糊一下。

大家都说,谁要去查你,只是去了不要忘了大家,将来开会、看电影路过学校,也有个落脚之地。我说当然。

老黑说:“锄头、砍刀留给我吧,你用不着了。”我很舍不得,嘴里说:“谁说用不着了?听说学校每星期也要劳动呢。”老黑说:“那种劳动,糊弄鸡巴。”我说:“锄你先拿着,刀不能给。若是学校还要用锄,我就来讨。”老黑很不以为然,又说:“明天报到,你今天打什么行李?想快离了我们?再睡一夜明天我送你去。”我也好笑,觉得有点儿太那个,就拆了行李,慢慢收拾。大家仍围了说笑,感叹着我中学上了四年,毕竟不一样。

当晚,几个平时要好的知青,各弄了一些菜,提一瓶酒,闹闹嚷嚷地喝,一时我成了人人挂在嘴边的人物,好像我要去驻联合国,要上月球。要吃香的喝辣的了。

喝了几口苞谷酒,心里觉得有些恋恋的,就说:“我虽去教书,可将来大家有什么求我,我不会忘了朋友。再说将来大家结婚有了小娃,少不了要在我手上识字,我也不会辜负了大家的娃娃。”大家都说当然。虽然都是知青,识了字的来抡锄,可将来娃娃们还是要识字,不能瞎着眼接着抡锄。

在队里做饭的来娣,也进屋来摸着坐下,眼睛有情有意地望着我,说:“还真舍不得呢!”大家就笑她,说她见别人吃学校的粮了,就来叙感情,怕是想调学校去做饭了。来娣就叉开两条肥腿,双手支在腰上,头一摆,喝道:“别以为老娘只会烧火,我会唱歌呢。我识得简谱,怎么就不可以去学校教音乐?‘老杆儿’,”我因为瘦,所以落得这么个绰号,“你到了学校,替我问问。我的本事你晓得的,只要是有谱的歌,半个钟头就叫他一个学校唱起来!”说着自己倒了一杯酒,朝我举了一下,说:“你若替老娘办了,我再敬你十杯!”说完一仰脖,自己先喝了。老黑说:“咦?别人的酒,好这么喝的?”来娣脸也不红,把酒杯一顿,斜了老黑一眼:“什么狗尿,这么稀罕!几个小伙子,半天才抿下一个脖子的酒,怕是没有女的跟你们做老婆。”大家笑起来,纷纷再倒酒。

夜里,老黑打了一盆水,放在我床边,说:“洗吧。”我瞧瞧他,说:“吓!出了什么怪星星,倒要你来给我打水?”老黑笑笑,躺在床上,扔过一支烟,自己也点着一支,说:“唉,你是先生了嘛。”我说:“什么先生不先生,天知道怎么会叫我去教书!字怕是都忘了怎么写,去了不要闹笑话。”老黑说:“字怎么会忘!这就像学凫水,骑单车,只要会了,就忘不掉。”我望着草顶,自言自语地说:“墨是黑下一个土。的是名词、形容词连名词,地是形容词连动词,得是——得是怎么用呢?”老黑说:“别穷叨叨啦,知道世上还有什么名词形容词就不错,就能教,我连这些还不知道呢。我才算上了小学就来这儿了,上学也是念语录,唉,不会有出息啦!”看时间不早,我们就都睡下。我想了许久,心里有些紧张,想不通为什么要我去教书,又觉得有些得意,毕竟有人看得起,只是不知是谁。

第二天一早,漫天的大雾,山沟里潮冷潮冷的。我穿上一双新尼龙丝袜,脚上茧子厚,扯得袜子咝拉咝拉响,又套上一双新解放鞋,换了一身干净裤褂,特意将白衬领扯高一些,搽一搽手脸,准备上路。我刚要提行李,老黑早将行李卷一下甩到肩上,又提了装脸盆杂物的网兜。我实在过意不去,就把砍刀抢在手里,一起走出来。

场上大家正准备上山干活,一个个破衣烂衫,脏得像活猴,我就有些不好意思,想低了头快走。大家见了,都嚷:“你个憨包,还拿砍刀干什么?快扔了,还不学个教书的样子?”我反而更捏紧了刀,迸出一股力,只一挥,就把路边一株小臂粗的矮树棵子斜劈了。大家都喝彩,说:“学生闹了,就这么打。”我举刀告别,和老黑上路。

队上离学校只十里山路,一个钟头便到了。望见学校,心里有些跳,刀就隐在袖管里,叫住人打听教务处在哪儿。

有人指点了,我们走过去,从没遮拦的窗框上向里张望。里面有人发觉了,就出来问:“你是来报到的吗?”我点点头,他便招我进去。

我和老黑进去,那人便很热情地招呼座位和热水。屋里还有两位女同志,想来是老师,各坐在木桌上一本一本地改什么,这时都抬了头望我,上上下下地打量。我和老黑坐下,不由得也打量一下这间办公室,只见也是草房,与队上没什么两样,只是有数张桌子。招呼我们的人就笑眯眯地说,带很重的广东腔:“还好吧?我们昨天发了通知,你来得好快。我们正好缺老师上课,前几天一个老师调走了,要有人补他的课。我们查了查,整个分场知青里只剩下你真正上过高中,所以调你来。还好吧?”我这才明白了原由,就说:“高中我才上过一年就来了,算不得上过。这书,我也没教过,不知教得了教不了。您怎么称呼呢?”那人笑一笑,说:“我叫陈林呢,就叫我老陈好了。教书嘛,也不是哪个生来就会,在干中学嘛。”我说:“怕误人子弟呢。”老陈说:“不好这么说。来,喝水,喝水。”我忘了袖里还有一把刀,伸手去接水碗,刀就溜出来掉在地上,“哐当”一声。窗户上就有孩子在笑。原来上课时间未到,许多学生来看新老师。我红了脸,拾起刀,靠在桌子边上,抬起头,发现老陈的桌上有一本小小的《新华字典》。老陈见了,说:“好。学校里也要劳动,你带了就好。”老黑说:“学校还劳什么动?”老陈说:“咦?学校也要换茅草顶,也要种菜,也要带学生上山干活呢!”我说:“怎么样?老黑,下回来,把锄带来给我。”老黑摸摸脸,不吭声。

老陈与我们说了一会儿话,望望窗外立起身来说:“好吧,我们去安排一下住处?”我和老黑连忙也立起身,三个人走出来。大约是快开始上课了,教室前的空地上学生们都在抓紧时间打闹,飞快地跑着,尖声尖气地叫。我脱离学校生活将近十年,这般景象早已淡忘,忽然又置身其中,不觉笑起来,叹了一口气。老黑愣着眼,说:“哼,不是个松事!”老陈似无所见似无所闻,只在前面走,两个学生追打到他跟前,他出乎意料地灵巧,一闪身就过了,跑在前面的那个学生反倒一跤跌翻在地,后面的学生骑上去,两个人扭在一起,叫叫嚷嚷,裤子脱下一截。

教室草房后面,有一长排草房,房前立了五棵木桩,上面长长地连了一条铁线,挂着被褥,各色破布和一些很鲜艳的衣衫。老陈在一个门前招手,我和老黑走过去。老陈说:“这间就是你的了,床也有,桌椅也有。收拾收拾,住起来还好。”我钻进去,黑黑的先是什么也看不清,慢慢就辨出一块五六平方米的间隔来。只见竹笆壁上糊了一层报纸,有的地方已经脱翻下来,一张矮桌靠近竹笆壁,有屉格而无抽屉,底还在,可放书物。桌前的壁上贴了一些画片,一张年历已被撕坏,李铁梅的身段竖着没了半边,另半边擎着一只红灯。一地乱纸,一只矮凳仰在上面。一张极粗笨的木床在另一边壁前,床是只有横档而无床板。我抬头望望屋顶,整个草房都是串通的,只是在这一个大草顶下,用竹笆隔了许多小间,隔壁的白帐顶露出来,已有不少蛛网横斜着,这格局和景象与生产队上并无二致。我问老陈:“不漏吗?”老陈正笑眯眯地四下环顾,用脚翻捡地上的纸片,听见问,就仰了脖看着草顶上说:“不漏,去年才换的呢。就是漏,用棍子伸上去拨一拨草,就不漏了。”

老黑把行李放在桌上,走过去踢一踢床,恨恨地说:“真他妈一毛不拔,走了还把竹笆带走。老陈,学校可有竹笆?有拿来几块铺上。”老陈很惊奇的样子,说:“你们没带竹笆来吗?学校没有呢。这床架是公家的,竹笆都是私人打的,人家调走,当然要带走。这桌,这椅,是公家的,人家没带走嘛。”老黑瞧瞧我,摸一摸头。我说:“看来还得回队上把我床上的竹笆拿来。”老黑说:“好吧,连锄一起拿来,我还以为你会享了福呢。”我笑笑,说:“都是在山沟里,福能享到哪儿去呢?”老陈说:“你既带了刀,到这后边山上砍一根竹子,剖开就能用。”我说:“新竹子潮,不好睡,还是拿队上我的吧。”

前面学校的钟响了,老陈说:“你们收拾一下,我去看看。”就钻出门,甩着胳膊去了。我和老黑将乱纸扫出屋外,点一把火烧掉,又将壁上的纸整整齐,屋里于是显得干净顺眼。我让老黑在凳上歇,他不肯,坐到桌上让我坐凳。我心里畅快了,递给老黑一支烟,自己叼了一支,都点着了,长长吐出一口,慢慢坐在凳上,不想一跤翻在地上。坐起来一看,凳的四只脚剩了三只,另一只撇在一边。老黑笑得浑身乱颤,我看桌子也晃来晃去,连忙爬起,叫老黑下来,都坐到床档上。

上午收拾停当,下午便开始教书了。老陈叫我去,交给我一个很脏的课本和一盒粉笔,还有红、蓝墨水,一支蘸水钢笔,一个备课本。老陈说:“课本不要搞丢,丢了,不好再找。”我见课本实在脏得可以,已被折得很软,捏在手里沉甸甸的有些凉,翻开,当中用铅笔钢笔批注了许多,杂以粉笔灰,便有些嫌恶,说:“这是谁的课本?没有病吧?”办公室里几个女教师笑起来,说:“当然有病。”我看看她们,见她们面前的书本都干干净净,就自己捏住书脊抖。老陈也笑起来,说:“哪里有病?走了的李老师有些马虎,不太注意就是了。可他课本没有搞丢,就不容易了。你看,这是课表。”说着递给我一张纸。我看看,心里一颤,说:“怎么?教初三?我高中才念了一年,如何能教初三?”老陈笑眯眯地说:“怎么不能教?教就是了,不难的。”我坚决推辞,说了无数理由,其中主要是学历太浅。老陈摸摸桌子,说:“那谁教呢?我教?我才完小毕业,更不行了。试一试吧?干起来再说。”我又说初三是毕业班,升高中是很吃功夫的。老陈说:“不怕。这里又没有什么高中,学完就是了,试一试吧。”我心里打着鼓,便不说话。老陈松了一口气,站起来,说:“等一下上课,我带你去班里。”我还要辩,见几位老师都异样地看着我,其中一个女老师说:“怕哪样?我们也都是不行的,不也教下来了么?”我还要说,上课钟响了,老陈一边往外走,一边招我随去。我只好拿了一应教具,慌慌地跟老陈出去。

老陈走到一间草房门前,站下,说:“进去吧。”我见房里很黑,只有门口可见几个学生在望着我,便觉得如同上刑,又忽然想起来,问:“教到第几课了?”老陈想一想,说:“刚开学,大约是第一课吧。”这时房里隐隐有些闹,老陈便进去,大声说:“今天,由新老师给你们——不要闹,听见没有?闹是没有好下场的!今天,由新老师给你们上课,大家要注意听!”说着就走出来。我体会该我进去了,便一咬牙,一脚迈进去。

刚一进门,猛然听到一声吆喝:“起立!”桌椅乒乒乓乓响,教室里立起一大片人。我吃了一惊,就站住了。又是一声吆喝,桌椅乒乒乓乓又响,一大片人又纷纷坐下。一个学生喊:“老师没叫坐下,咋个坐下了?”桌椅乒乒乓乓再响起来,一大片人再站起来。我急忙说:“坐下了。坐下了。”学生们笑起来,乒乒乓乓坐下去。

我走到黑板前的桌子后面,放下教具,慢慢抬起头,看学生们。

山野里很难有这种景象,这样多的蓬头垢面的娃子如分吃什么般聚坐在一起。桌椅是极简陋的,无漆,却又脏得露不出本色。椅是极长的矮凳,整棵树劈成,被屁股们蹭得如同敷蜡。数十只眼睛亮亮地瞪着。前排的娃子极小,似乎不是上初三的年龄;后排的却已长出胡须,且有喉结。

我定下心,清一清喉咙,说:“嗯。开始上课。你们已经学到第几课了呢?”话一出口,心里虚了一下,觉得不是老师问的话。学生们却不理会,纷纷叫着:“第一课!第一课!该第二课了。”我拿起沉甸甸的课本,翻到第二课,说:“大家打开第四页。”却听不到学生们翻书的声音,抬头看时,学生们都望着我,不动。我说:“翻到第四页。”学生们仍无反应。我有些不满,便指了最近的一个学生问:“书呢?拿出来,翻到第四页。”这个学生仰了头问我:“什么书?没得书。”学生们乱乱地吵起来,说没有书。我扫看着,果然都没有书,于是生气了,“啪”地将课本扔在讲台上,说:“没有书?上学来,不带书,上的哪样学?谁是班长?”于是立起一个瘦瘦的小姑娘,头发黄黄的,有些害怕地说:“没有书。每次上课,都是李老师把课文抄在黑板上,教多少,抄多少,我们抄在本本上。”我呆了,想一想,说:“学校不发书吗?”班长说:“没有。”我一下乱了,说:“哈!做官没有印,读书不发书。读书的事情,是闹着玩儿的?我上学的时候,开学第一件事,便是领书本,新新的,包上皮,每天背来,上什么课,拿出什么书。好,我去和学校说,这是什么事!”说着就走出草房,背后一下乱起来,我返身回去,说:“不要闹!”就又折身去找老陈。

老陈正在仔细地看作业,见我进来,说:“还要什么?”我沉一沉气:“我倒没忘什么,可学校忘了给学生发书了。”老陈笑起来,说:“呀,忘了,忘了说给你。书是没有的。咱们地方小,订了书,到县里去领,常常就没有了,说是印不出来,不够分。别的年级来了几本,学生们伙着用,大部分还是要抄的。这里和大城市不一样呢。”我奇怪了,说:“国家为什么印不出书来?纸多得很嘛!生产队上一发批判学习材料就是多少,怎么会课本印不够?”老陈正色道:“不要乱说,大批判放松不得,是国家大事。课本印不够,总是国家有困难,我们抄一抄,克服一下,嗯?”我自知失言,嘟囔几下,走回去上课。

进了教室,学生们一下静下来,都望着我。我拿起课本,说:“抄吧。”学生们纷纷拿出各式各样的本子,翻好,各种姿势坐着,握着笔,等着。

我翻到第二课,捏了粉笔,转身在黑板上写下题目,又一句一句地写课文。学生们也都专心地抄。远处山上有人在吆喝牛,声音隐隐传来,我忽然分了心,想那牛大约是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被人赶开。我在队上放过不少时间的牛。牛是极犟的东西,而且有气度,任打任骂,慢慢眨着眼吃它想吃的东西。我总想,大约哲学家便是这种样子,否则学问如何做得成功?但“哲学家”们也有慌张的时候,那必是我撒尿了。牛馋咸,尿咸,于是牛们攒头攒脑地聚来接尿吃,极是快活。我甚至常憋了尿,专门到山上时喂给牛们,那是一滴也不会浪费的。凡是给牛喂过尿的,牛便死心塌地地听你吆喝,敬如父母。我也常常是领了一群朋党,快快乐乐以尿做领袖。

忽然有学生说:“老师,牛下面一个水是什么字?”我醒悟过来,赶忙擦了,继续写下去。

一个黑板写完,学生们仍在抄,我便放了课本,看学生们抄,不觉将手抄在背后,快活起来,想:学生比牛好管多了。

一段课文抄完,自然想要讲解,我清清喉咙,正待要讲,忽然隔壁教室歌声大作,震天价响,又是时下推荐的一首歌,绝似吵架斗嘴。这歌唱得屋顶上的草也抖起来。我隔了竹笆缝望过去,那边正有一个女教师在鼓动着,学生们大约也是闷了,正好发泄,喊得地动山摇。

我没有办法,只好转过身望着学生们。学生们并不惊奇,开始交头接耳,有些兴奋,隔壁的歌声一停,我又待要讲,下课钟就敲起来。我摇摇头,说:“下课吧。”班长大喊:“起立!”学生们乒乒乓乓站起来,夺门跑出去。

我在学生后面走出来,见那女教师也出来,便问她:“你的音乐课吗?”她望望我,说:“不是呀。”我说:“那怎么唱起来了?闹得我没法讲课。”她说:“要下课了嘛。唱一唱,学生们高兴,也没有一两分钟。你也可以唱的。”

教室前的空地上如我初来的景象,大大小小的学生们奔来跑去,尘土四起。不一刻,钟又敲了,学生们纷纷回来,坐好。班长自然又大喊起立,学生们站起来。我叹了一口气,说:“书都没有,老起什么立?算了,坐下接着抄课文吧。”

学生们继续抄,我在教室里走来走去。因凳都是连着的,不好迈到后排去,只好在黑板前晃,又不免时时挡住学生的眼睛,便移到门口立着,渐渐觉得无聊。

教室前的场子没了学生,显出空旷。阳光落在地面,有些晃眼。一只极小的猪跑过去,忽然停下来,很认真地在想,又思索着慢慢走。我便集了全部兴趣,替它数步。小猪忽然又跑起来,数目便全乱了。正懊恼间,忽然又发现远处一只母鸡在随便啄食,一只公鸡绕来绕去,母鸡却全不理会,佯作无知。公鸡终于靠近,抖着身体,面红耳赤。母鸡轻轻跑几步,极清高地易地啄食,公鸡擞一下毛,昂首阔步,得体地东张西望几下,慢慢迂回前去。我很高兴,便注意公鸡的得手情况。忽然有学生说:“老师,抄好了。”我回过头,见有几个学生望着我。我问:“都抄好了?”没有抄好的学生们大叫:“没有!没有!”我一边说“快点儿”,一边又去望鸡,却见公鸡母鸡都在擞着羽毛,事已完毕。心里后悔了一下,便将心收拢回来,笑着自己,查点尚未抄完的学生。

学生们终于抄好,纷纷抬头望我。我知道该我了,便沉吟了一下,说:“大家抄也抄完了,可明白说的是什么?”学生们仍望着我,无人回答。我又说:“这课文很明白,是讲了一个村子的故事。你们看不懂这个故事?”学生们仍不说话。我不由说得响一些:“咦?真怪了!你们识了这么多年字,应该能看懂故事了嘛。这篇课文,再明白不过。”随手指了一个学生,“你,说说看。”这个学生是个男娃,犹犹豫豫站起来,望望我,又望望黑板,又望望别的学生,笑一笑,说:“认不得。”就坐下了。我说:“站着。怎么会不知道?这么明白的故事,你又不是傻瓜。”那学生又站起来,有些不自在,忽然说:“我要认得了,要你教什么?”学生们一下都笑起来,看着我。我有些恼,说:“一个地主搞破坏,被贫下中农揪出来,于是这个村子的生产便搞上去了。这还不明白?这还要教?怪!”我指一指班长:“你说说看。”班长站起来,回忆着慢慢说:“一个地主搞破坏,被贫下中农揪出来,于是那——这个村子的生产便搞上去了。”我说:“你倒学得快。”话刚一说完,后排一个学生突然大声说:“你这个老师真不咋样!没见过你这么教书的。该教什么就教什么嘛,先教生字,再教划分段落,再教段落大意,再教主题思想,再教写作方法。该背的背,该留作业的留作业。我都会教。你肯定在队上干活就不咋样,跑到这里来混饭吃。”我望着这个学生,只见他极大的一颗头,比得脖子有些细,昏暗中眼白转来转去地闪,不紧不慢地说,用手抹一抹嘴,竟叹了一口气。学生们都望着我,不说话。我一时竟想不出什么,呆了呆,说:“大家都叫什么名字,报一报。”学生们仍不说话,我便指了前排最左边的学生:“你。报一报。”学生们便一个一个地报过来。

我看准了,说:“王福,你说你都会教,那你来教一下我看。”王福站起来,瞪眼看着我,说:“你可是要整我?”我说:“不要整你。我才来学校,上课前才拿到书,就这么一本。讲老实话,字,我倒是认得不少;书,没教过,不知道该教你们什么。你说说看,李老师是怎么教的?”王福松懈下来,说:“我不过是气话,怎么就真会教?”我说:“你来前面,在黑板上说说。第一,哪些字不认识?你们以前识了多少字,我不知道。”王福想了想,便离开座位,迈到前边来。

王福穿一件极短的上衣,胳膊露出半截。裤也极短,揪皱着,一双赤脚极大。他用手拈起一支粉笔,手极大。我说:“你把你不识的字在底下划一横。”王福看了一会儿,慢慢在几个字底下划上短线,划完了,又看看,说:“没得了。”便抬脚迈回到后排坐下。我说:“好,我先来告诉你们这几个字。”正要讲,忽然有一个学生叫:“我还有字认不得呢!”这一叫,又有几个学生也纷纷叫有认不得的字。我说:“好嘛。都上来划。”于是学生们一窝蜂地上来拿粉笔。我说:“一个一个来。”学生们就拥在黑板前,七手八脚划了一大片字。我粗粗一看,一黑板的课文,竟有三分之二学生认不得的字。我笑了,说:“你们是怎么念到初三的呢?怪不得你们不知道这篇课文讲的是什么。这里有一半的字都应该在小学就认识了。”王福在后面说:“我划的三个字,是以前没有教过的。我可以给你找出证明来。”我看一看黑板,说:“这样吧,凡是划上的字,我都来告诉你们,我们慢慢再来整理真正的生字。”学生们都说好。

一字一字教好,又有一间教室歌声大作,我知道要下课了,便说:“我们也来唱一支歌。你们会什么呢?”学生们七嘴八舌地提,我定了一首,班长起了音,几十条喉咙便也震天动地地吼起来。我收拾着一应教具,觉得这两节课尚有收获,结结实实地教了几个字,有如一天用锄翻了几分山地,计工员来量了,认认真真地记在账上。歌声一停,钟就响了,我看看班长,说:“散吧。”班长说:“作业呢?要留作业呢!”我想一想,说:“作业就是把今天的生字记好,明天我来问。就这样。”班长于是大喊起立,学生们乒乒乓乓地立起来,在我之前窜出去。

我将要出门,见王福从我身边过去,便叫住他,说:“王福,你来。”王福微微有些呆,看看门外,过来立住。我说:“你说你能证明哪些是真正的生字,怎么证明呢?”王福见我问的是这个,便高兴地说:“每天抄的课文,凡是所有的生字,我都另写在纸上。我认识多少字,我有数,我可以拿来给你看。”说罢迈到他自己的位子,拿出一只布包,四角打开,取出一个本子,又将包包好,放回去,迈到前边来,将本子递给我。我翻开一看,是一本奖给学习毛著积极分子的本子,上写奖给“王七桶”。我心里“呀”了一声,这王七桶我是认识的。

王七桶绰号王稀屎。稀屎是称呼得极怪的,因为王七桶长得虽然不高,却极结实,两百斤的米包,扛走如飞,绝不似稀屎。我初与他结识是去县里拉粮食。山里吃粮,需坐拖拉机走上百多里到县里粮库拉回。这粮库极大,米是山一样堆在大屋里,用簸箕一下下收到麻袋里,再一袋袋扛出去装上车斗。那一次是两个生产队的粮派一个拖拉机出山去拉。早上六点,我们队和三队拉粮的人便聚来车队,一个带拖斗的“东方红”拉了去县里。一上车,我们队的司务长便笑着对三队的一个人说:“稀屎来了?”被称作稀屎的人不说话,只缩在车角闷坐着。我因被派了这次工,也来车上坐着,恰与他是对面,见他衣衫破旧,耳上的泥结成一层壳,且面相凶恶,手脚奇大,不免有些防他。两个队的人互相让了烟,都没有人让他。我想了想,便将手上的烟指给他,说:“抽?”他转过眼睛,一脸的凶肉忽然都顺了,点一点头,将双手在裤上使劲擦一擦,笸箩一样伸过来接。三队的司务长见了,说:“稀屎,抽烟治不了哑巴。”大家都笑起来。我疑惑了,看着他。他脸红起来,摸出火柴自己点上,吸一大口,吐出来,将头低下,一支细白的烟卷像插在树节上。车开到半路遇到泥泞,他总是爬下去。一车的人如不知觉一般仍坐在车上。他一人在下死劲扛车帮,车头轰几下,爬上来,继续往前开,他便跑几步,用手勾住后车板,自己翻上来,颠簸着坐下。别人仍若无其事地说笑着,似乎他只是一个机器部件。出了故障,自然便有这个部件的用途。我因不常出山,没坐过几回车,所以车第二次陷在泥里时,便随他下车去推。车爬上去时,与他追了几步。他自己翻上去了,我没有经验,连车都没有扒上。他坐下后,见我还在后面跑,就弓起身子怪叫着,车上人于是发现我,喊叫起来,司机停下车。他一直弓着身子,直到我爬上车斗,方才坐下,笑一笑。三队的司务长说:“你真笨,车都扒不上么?”我喘息未定,急急地说:“你不笨,要不怎么不下车推一把呢?”三队的司务长说:“稀屎一个人就够了嘛!”车到县里,停在粮库门前。三队来拉粮的人除了司务长在交接手续,别的人都去街上逛,只余他一人在。我们队的人进到库房里,七手八脚地装粮食。装到差不多,停下一看,那边只他一人在装,却也装得差不多了。我们队的人一袋一袋地上车,三队却仍只有他一人上车。百多斤的麻袋,他一人扛走如飞。待差不多时,三队的人买了各样东西回来,将剩下的一两袋扔上车斗,车便开到街上。我们队的人跳下去逛街,三队的人也跳下再去逛街,仍是余他一人守车。我跳下来,仰了头问他:“你不买些东西?”他摇一摇头,坐在麻袋上,竟是快乐的。我一边走,一边问三队的司务长:“哑巴叫什么?”司务长说:“王七桶。”我问:“为什么叫稀屎呢?”司务长说:“稀屎就是稀屎。”我说:“稀屎可比你们队的干屎顶用。”司务长笑了,说:“所以我才每次拉粮只带他出来。”我奇怪了,问:“那几个人不是来拉粮的?”司务长看看我,说:“他们是出来办自己的事的。”我说:“你也太狠了,只带一个人出来拉一个队的粮,回去只补助一个人的钱。”司务长笑笑,说:“省心。”我在街上逛了一回,多买了一包烟。回到车边,见王七桶仍坐在车上,就将烟扔给他,说:“你去吃饭,我吃了来的。”王七桶指一指嘴,用另一只手拦一下,再用指嘴的手向下一指,表示吃过了。我想大约他是带了吃的,便爬上车,在麻袋上躺下来。忽然有人捅一捅我,我侧头一看,见王七桶将我给他的烟放在我旁边,烟包撕开了,他自己手上捏着一支。我说:“你抽。”他举一举手上的烟。我坐起来,说:“这烟给你。”将烟扔给他。他拿了烟包,又弓身放回到我旁边。我自己抽出一支,点上,慢慢将烟吐出来,看着他。逛街的人都回来了,三队的司务长对王七桶说:“你要的字典还是没有。”王七桶“啊、啊”着,眼睛异样了一下,笸箩一样的手松下来,似乎觉出一天劳作的累来。司机开了车,一路回到山里,先到我们队上将粮卸了,又拉了王七桶一队的粮与人开走。我扛完麻袋回到场上,将将与远去的王七桶举手打个招呼。

我于是知道王福是王七桶的儿子,就说:“你爹我知道,很能干。”王福脸有些红,不说话。我翻开这个本子,见一个本子密密麻麻写满了独个的字,便很有兴趣地翻看完,问王福:“好。有多少字呢?”王福问:“算上今天的吗?”我呆了一下,点点头。王福说:“算上今天的一共三千四百五十一个字。”我吃了一惊,说:“这么精确?”王福说:“不信你数。”我知道我不会去数,但还是翻开本子又看,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十个数目字你算十个字吗?”王福说:“当然,不算十个字,算什么呢?算一个字?”我笑了,说:“那么三千四百五十一便是三千四百五十一个字了?”王福没有听出玩笑,认真地说:“十字后面是百、千、万、亿、兆。这兆字现在还没有学到,但我认得。凡我认得而课文中没有教的字,我都收在另一个本上。这样的字有四百三十七个。”我说:“你倒是学得很认真。我现在还不知道我学了多少字呢。”王福说:“老师当然学得多。”这时钟响了,我便将本子还给王福,出去回到办公室。

老陈见我回来了,笑眯眯地问:“怎么样?还好吧?刚开始的时候有些那个,一下就会习惯的。”我在分给我的桌子后面坐下来,将课本放在桌子上,想了想,对老陈说:“这课的教法是不是有规定?恐怕还是不能乱教。课本既然是全国统一的,那怎么教也应该有个标准,才好让人明白是教对了。比如说吧,一篇文章,应划几个段落?段落大意是什么?主题思想又是什么?写作方法是怎么个方法?我说是这样了,别的学校又教是那样。这语文不比数学。一加一等于二,世界上哪儿都是统一的。语文课应该有个规定才踏实。”老陈说:“是呀,有一种备课教材书,上面都写的有,也是各省编的。但是这种书我们更买不到了。”我笑了起来,说:“谁有,你指个路子,我去抄嘛。”老陈望望外面,说:“难。”我说:“老陈,那我可就随便教了,符不符合规格,我不管。”老陈叹了一口气,说:“教吧。规定十八岁人才可以参加工作,才得工资,这些孩子就是不学,也没有事干,在这里学一学,总是好的。”我轻松起来,便伏在桌上一课一课地先看一遍。

课于是好教起来,虽然不免常常犯疑。但我认定识字为本,依了王福的本子为根据,一个字一个字地落实。语文课自然有作文项目,初时学生的作文如同天书,常常要猜字到半夜。作文又常常仅有几十字,中间多是时尚的语句,读来令人瞌睡,想想又不是看小说,倒也心平气和。只是渐渐怀疑学生们写这些东西于将来有什么用。

这样教了几天,白天很热闹,晚上又极冷清,便有些想队里,终于趁了一个星期天,回队里去耍。老黑见我回来,很是高兴,拍拍床铺叫我坐下,又出去喊来往日要好的,自然免不了议论一下吃什么,立刻有人去准备。来娣听说了,也聚来屋里,上上下下看一看我,就在铺的另一边靠我坐下。床往下一沉,老黑跳起来说:“我这个床睡不得三个人!”来娣倒反整个坐上去,说:“那你就不要来睡,碍着我和老师叙话。”大家笑起来,老黑便蹲到地下。来娣撩撩头发,很亲热地说:“呀,到底是在屋里教书,看白了呢!”我打开来娣伸过来的胖手,说:“不要乱动。”来娣一下叫起来:“咦?真是尊贵了,我们劳动人民碰不得了。告诉你,你就是教一百年书,我还不是知道你身上长着什么?哼,才几天,就夹起来装斯文!”我笑着说:“我斯文什么?学生比我斯文呢。王七桶,就是三队的王稀屎,知道吧?他有个儿子叫王福,就在我的班上,识得三千八百八十八个字。第一节课我就出了洋相,还是他教我怎么教书的呢。”大家都不相信,我便把那天的课讲了一遍。大家听了,都说:“真的,咱们识得几个字呢?谁数过?”我说:“我倒有一个法子。我上学时,语文老师见班上有同学学习不耐烦,就说:‘别的本事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大,就单说识字吧。一本《新华字典》,你们随便翻开一页。这一页上你们若没有一个不会读、写、解的字,我就服。以后有这本事的人上课闹,我管,我不姓我的姓。’大家不信,当场拿来《新华字典》一翻,真是这样。瞧着挺熟的字,读不出来;以为会读的字,一看拼音,原来自己读错了;不认识、不会解释的字就更多了。大家全服了。后来一打听,我们这位老师每年都拿这个法子治学生,没一回不灵的。”大家听了,都将信将疑,纷纷要找本《新华字典》来试一试,但想来想去没有人有字典,我说我也没有字典,大约还是没有卖的。来娣一直不说话,这时才慢慢地说:“没有字典,当什么孩子王?拉倒吧!老娘倒是有一本。”我急忙说:“拿来给我。”来娣脸上放一下光,将身仰倒,肘撑在床上,把胖腿架起来,说:“那是要有条件的。”大家微笑着问她有什么条件。来娣慢慢团身坐起来,用脚够上鞋,站到地上,抻一抻衣服,拢一拢头,向门口走去,将腰以下扭起来,说:“哎,支部书记嘛,咱们不要当;党委书记嘛,咱们也不要当,也就是当个音乐老师。怎么样?一本字典还抵不上个老师?真老师还没有字典呢!”大家都看着我,笑着。我挠一挠头,说:“字典有什么稀奇,可以去买,再说了,老陈还不是有?我可以去借。”来娣在门口停下来,很泄气地转回身来,想一想,说:“真的,老杆儿,学校的音乐课怎么样?尽教些什么歌?”我笑了,把被歌声吓了一跳的事讲述了一遍。来娣把双手叉在腰上,头一摆,说:“那也叫歌?真见了鬼了。我告诉你,那种歌叫‘说’歌,根本不是唱歌。老杆儿,你回去跟学校说,就说咱们队有个来娣,歌子多得来没处放,可以请她去随便教几支。”我说:“我又不是领导,怎么能批准你去?”来娣想了想,说:“这样吧,你写个词,我来作个曲。你把我作的歌教给你们班上的学生唱,肯定和别的班的歌子不一样,领导问起来,你就说是来娣作的。领导信了我的本事,笃定会叫我去教音乐课。”大家都笑来娣异想天开。我望望来娣。来娣问:“怎么样?”我说:“可以,可以。”老黑站起来说:“什么可以?作曲你以为是闹着玩儿的?那要大学毕业,专门学。那叫艺术,懂吗?艺术!看还狂得没边儿了!”来娣涨红了脸,望着我。我说:“我才念了几年书,现在竟去教初三。世界上的事儿难说,什么人能干什么事真说不准。”来娣哼了一声说:“作曲有什么难?我自己就常哼哼,其实写下来,就是曲子,我看比现在的那些歌都好听。”说完又过来一屁股坐在床上,一拍我的肩膀:“怎么样,老杆儿?就这么着。”

出去搜寻东西的人都回来了,有干笋,有茄子、南瓜,还有野猪肉干巴,酒自然也有。老黑劈些柴来,来娣支起锅灶,乒乒乓乓地整治,半个钟头后竟做出十样荤素。大家围在地下一圈,讲些各种传闻及队里的事,笑一回,骂一回,慢慢吃酒吃菜。我说:“还是队里快活。学校里学生一散,冷清得很,好寂寞。”来娣说:“我看学校里不是很有几个女老师吗?”我说:“不知哪里来的些斯文人,晚上活着都没有声响。”大家笑了起来,问:“要什么声响?”我也笑了,说:“总归是斯文,教起书来有板有眼,我其实哪里会教?”老黑喝了一小口酒,说:“照你一说,我看确是识字为本。识了字,就好办。”有人说:“上到初三的学生,字比咱们识得多。可我看咱们用不上,他们将来也未必有用。”来娣说:“这种地方,识了字,能写信,能读报,写得批判稿就行,何必按部就班念好多年?”老黑说:“怕是写不明白,看不懂呢。我前几天听半导体,里面讲什么是文盲。我告诉你们,识了字,还是文盲,非得读懂了文章,明白那里面的许多意思,才不是文盲。”大家都愣了,疑惑起来,说:“这才怪了!扫盲班就是识字班嘛。识了字,就不是文盲了嘛。我们还不都是知识青年?”我想一想,说:“不识字,大约是文字盲,读不懂,大约是文化盲。老黑听的这个,有道理,但好像大家都不这么分着讲。”老黑说:“当然了,那广播是英国的中文台,讲得好清楚。”大家笑起来,来娣把手指逼到老黑的眼前,叫:“老黑,你听敌台,我去领导那里揭发你!”老黑也叫起来:“哈,你告嘛!支书还不是听?国家的事,百姓还不知道,人家马上就说了。林秃子死在温都尔汗,支书当天就在耳机子里听到了,瘟头瘟脑地好几天,不肯相信。中央宣布了,他还很得意,说什么早就知道了。其实大家也早知道了,只是不敢说。来娣,你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歌哪里来的?还不是你每天从敌台学来的!什么甲壳虫,什么埃巴,什么列侬,乱七八糟,你多得很!”来娣夹了一口菜,嚼着说:“中央台不清楚嘛,谁叫咱们在天边地角呢。告诉你,老黑,中央台就是有杂音,我也每天还是听。”老黑说:“中央台说了上句,我就能对出下句,那都是套路,我摸得很熟,不消听。”我笑起来,说:“大约全国人民都很熟。我那个班上的学生,写作文,社论上的话来得个熟,不用教。你出个庆祝国庆的作文题,他能把去年的十一社论抄来,你还觉得一点儿不过时。”大家都点头说不错,老黑说:“大概我也能教书。”我说:“肯定。”

饭菜吃完,都微微有些冒汗。来娣用脸盆将碗筷收拾了拿去洗,桌上的残余扫了丢出门外,鸡、猪、狗聚来挤吃。大家都站到门外,望望四面大山,舌头在嘴里搅来搅去,将余渣咽净。我看看忙碌的猪狗,嘴脸都还是原来的样子,不觉笑了,说:“山中方七日,学校已千年。我还以为过了多少日子呢。”正说着,支书远远过来,望见我,将手背在屁股上,笑着问:“回来了,书教得还好?”我说:“挺好。”支书近到眼前,接了老黑递的烟,点着,蹲下,将烟吐给一只狗。那狗打了一个喷嚏,摇摇尾巴走开。支书说:“老话说:家有隔夜粮,不当孩子王。学生们可闹?”我说:“闹不到哪里去。”支书说:“听说你教的是初三,不得了!那小学毕业,在以前就是秀才;初中,就是举人;高中,大约就是状元了。举人不得了,在老辈子,就是不做官,也是地方上的声望,巴结得很。你教举人,不得了。”我笑了,说:“你的儿子将来也要念到举人。”支书脸上放出光来,说:“唉,哪里有举人的水平。老辈子的举人要考呢。现在的学生也不考,随便就念,到了岁数,回到队上干活,识字就得。我那儿子,写封信给内地老家,三天就回信了,我叫儿子念给我,结结巴巴的他也不懂,我也不懂。”来娣正端了碗筷回来,听见了,说:“又在说你那封信,也不怕臊人。”支书笑眯眯地不说话,只抽烟。来娣对了我们说:“支书请到我,说叫我看看写的是什么。我看来看去不对头,就问支书:‘你是谁的爷公?’支书说:‘我还做不到爷公。’我说:‘这是写给爷公的。’弄来弄去,原来是他儿子写的那封信退回来了,还假模假式地当收信念。收信地址嘛,写在了下面,寄信的地址嘛,写在了上面。狗爬一样的字,认都认不清;读来读去,把舌头都咬了。”大家都哄笑起来,支书也笑起来,很快活的样子,说:“唉,说不得,说不得。”

我在队里转来转去,耍了一天,将晚饭吃了,便要回去。老黑说:“今夜在我这儿睡,明天一早去。”我说:“还是回去吧。回去准备准备,一早上课,从从容容的好。”老黑说也好,便送我上路。我反留住他,说常回来耍,自己一个人慢慢回去。老黑便只送到队外,摇摇手回去了。

天色正是将晚,却有红红的一条云在天上傍近山尖。林子中一条土路有些模糊,心想这几天正是无月,十里路赶回去,黑了怕有些踌躇,便加快脚步疾走。才走不到好远,猛然路旁闪出一个人来。我一惊,问:“哪个?”那人先笑了,说:“这么快走,赶头刀吗?”原来是来娣,我放下心,便慢慢走着,说:“好晚了,你怎么上山了?”来娣说:“咦?你站下。我问你,你走了,怎么也不跟老娘告别一下?”我笑了,说:“老嘴老脸的,告别什么。我常回来。”来娣停了一下,忽然异声异气地说:“老杆儿,你说的那个事情可是真的?”我疑惑了,问:“什么事?”来娣说:“说你斯文,你倒觍着脸做贵人,怎么一天还没过就忘事?”我望一望天,眼睛移来移去地想,终于想不出。来娣忽然羞涩起来,嗯了一会儿。我从未见来娣如此忸怩过,心头猛然一撞,脸上热起来,脖子有些粗,硬将头低下去。来娣叹了一口气,说:“唉,你真忘了?你不是说作个曲子吗?”我头上的脉管一下缩回去,骂了自己一下,说:“怎么是我忘了?那是你说的嘛。”来娣说:“别管是谁说的,你觉得怎样?”我本没有将这事过心,见来娣认真,就想一想,说:“可以吧。不就是编个歌吗?你编,我叫我们班上唱。”我又忽然兴奋起来,舔一舔嘴,说:“真的,我们搞一个歌,唱起来跟别的歌都不一样,嘿!好!”来娣也很兴奋,说:“走,老娘陪你走一段,我们商量商量看。”我说:“你别总在老子面前称老娘。老子比你大着呢。”来娣笑了:“好嘛,老子写词,老娘编曲。”我说:“词恐怕我写不来。”来娣说:“刚说的,你怎么就要退了?不行,你写词,就这么定了。”我想一想,说:“那现在也写不出来。”来娣说:“哪个叫你现在写?我半路上等你,就是为这个,老黑几个老以为我只会烧火做饭,老娘要悄悄做出一件事,叫他们服气。”我看看天几乎完全黑下来,便说:“行,就这么定了,你等我的词。我得走了。”说完便快快向前走去。走不多远,突然又听来娣在后面喊:“老杆儿,你看我糊涂的,把正事都忘了!”我停下来转身望去,来娣的身影急急地移近,只觉一件硬东西杵到我的腹上。我用手抓住,方方的一块,被来娣的热手托着。来娣说:“喏,这是字典,你拿去用。”我呆了呆,正要推辞,又感激地说:“好。可你不用吗?”来娣在暗虚中说:“你用。”我再也想不出什么话,只好说:“我走了,你回吧。”说罢转身便走,走不多远,站下听听,回身喊道:“来娣,回吧!”黑暗中静了一会儿,有脚步慢慢地响起来。

当晚想了很久的歌子,却总是一些陈词在盘旋,终于觉得脱不了滥调,便索性睡去。又想一想来娣,觉得太胖,量一量自己的手脚,有些惭愧,于是慢慢数数儿,渐渐睡着。

一早起来,雾中提来凉水洗涮了,有些兴奋,但不知可干些什么,就坐下来吸烟,一下瞥见来娣给的字典,随手拿来翻了,慢慢觉得比小说还读得,上课钟响了,方才省转来,急急忙忙地去上课。

学生们也刚坐好。礼毕之后,我在黑板前走了几步,对学生们说:“大家听好,我要彻底清理一下大家的功课。你们学了九年语文……”学生们叫起来:“哪里来九年?八年!”我疑惑了,学生们算给我小学只有五年,我才知道教育改革省去小学一年,就说:“好,就是八年。可你们现在的汉语本领,也就是小学五年级,也许还不如。这样下去,再上八年,也是白搭,不如老老实实地返回来学,还有些用处。比如说字,王福那里有统计,是三千多字,有这三千多字,按说足够用了。可你们的文章,错字不说,别字不说,写都写不清楚。若写给别人看,就要写清楚,否则还不如放个臭屁有效果。”学生们乱笑起来,我正色道:“笑什么呢?你们自己害了自己。其实认真一些就可以了。我现在要求,字,第一要清楚,写不好看没关系,但一定要清楚,一笔一划。第二——嗯,没有第二,就是第一,字要清楚。听清楚了没有?”学生们扯着嗓子吼:“听清楚了!”我笑了,说:“有志不在声高。咱们规定下,今后不清楚的字,一律算错字,重写五十遍。”学生们“噢”地哄起来。我说:“我知道。可你们想想,这是为你们好。念了八年书,出去都写不成个字,臊不臊?你们这几年没有考试,糊里糊涂。大道理我不讲,你们都清楚。我是说,你们起码要对得起你们自己,讲别的没用,既学了这么长时间,总要抓到一两样,才算有本钱。好,第二件事,就是作文不能再抄社论,不管抄什么,反正是不能再抄了。不抄,那写些什么呢?听好,我每次出一个题目,这样吧,也不出题目了。怎么办呢?你们自己写,就写一件事,随便写什么,字不在多,但一定要把这件事老老实实、清清楚楚地写出来。别给我写些花样,什么‘红旗飘扬,战鼓震天’,你们见过几面红旗?你们谁听过打仗的鼓?分场那一只破鼓,哪里会震天?把这些都给我去掉,没用!清清楚楚地写一件事,比如,写上学,那你就写:早上几点起来,干些什么,怎么走到学校来,路上见到些什么——”学生们又有人叫起来:“以前的老师说那是流水账!”我说:“流水账就流水账,能把流水账写清楚就不错。别看你们上了八年,你们试试瞧。好,咱们现在就做起来。大家拿出纸笔来,写一篇流水账。就写——就写上学吧。”

学生们乱哄哄地说起来,纷纷在书包里掏。我一气说了许多,竟有些冒汗,却畅快许多,好像出了一口闷气。学生们拿出纸笔,开始写起来。不到一分钟,就有人大叫:“老师,咋个写呀?”我说:“就按我说的写。”学生说:“写不出来。”我说:“慢慢写,不着急。”学生说:“我想不起我怎么上学嘛。”我靠在门边,扫看着各种姿势的学生,说:“会想起来的。自己干的事情,自己清楚。”

教室里静了许久,隔壁有女老师在教课,声音尖尖地传过来,很是激昂,有板有眼。我忽然觉得,愈是简单的事,也许真的愈不容易做,于是走动着,慢慢看学生们写。

王福忽然抬起头来,我望望他,他又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将手里的笔放下。我问:“王福,你写好了?”王福点点头。我迈到后面,取过王福的纸,见学生们都抬起头看王福,就说:“都写好了?”学生们又都急忙低下头去写。我慢慢看那纸上,一字一句写道:

我家没有表,我起来了,我穿起衣服,我洗脸,我去伙房打饭,我吃了饭,洗了碗,我拿了书包,我没有表,我走了多久,山有雾,我到学校,我坐下,上课。

我不觉笑起来,说:“好。”迈到前边,将纸放在桌上。学生们都仰起头看我。我问:“还有谁写完了?”又有一个学生交了过来,我见上面写道:

上学,走,到学校教室,我上学走。

我又说:“好。”学生们兴奋起来,互相看看,各自写下去。

学生们已渐渐交齐,说起话来,有些闹。终于钟敲起来。我说了下课,学生们却并不出去,拥到前边来问。我说:“出去玩,上课再说。”学生们仍不散去,互相议论着。王福静静地坐在位子上,时时看我一眼,眼睛里问着究竟。

钟又敲了,学生们纷纷回到座位上,看着我。我拿起王福的作文,说:“王福写得好。第一,没有错字,清楚。第二,有内容。我念念。”念完了,学生们笑起来。我说:“不要笑。‘我’是多了。讲了一个‘我’,人家明白了,就不必再有‘我’。事情还是写了一些,而且看到有雾,别的同学就谁也没有写到雾。大体也明白,只是逗号太多,一逗到底。不过这是以后纠正的事。”我又拿了第二篇,念了,学生们又笑起来。我说:“可笑吧?念了八年书,写一件事情,写得像兔子尾巴。不过这篇起码写了一个‘走’字。我明白,他不是跑来的,也不是飞来的,更不是叫人背来的,而是走来的。就这样,慢慢就会写得多而且清楚,总比抄些东西好。”

王福很高兴,眼白闪起来,抹一抹嘴。我一篇一篇念下去,大家笑个不停。终于又是下课,学生们一拥出去,我也慢慢出来。隔壁的女老师也出来了,见到我,问:“你念些什么怪东西,笑了一节课?”我说:“笑笑好,省得将来耽误事。”

课文于是不再教,终日只是认字,选各种事情来写。半月之后,学生们慢慢有些叫苦,焦躁起来。我不免有些犹豫,但眼看学生们渐渐能写清楚,虽然呆板,却是过了自家眼手的,便决心再折磨一阵。

转眼已过去半个月,学校酝酿着一次大行动,计划砍些竹木,将草房顶的朽料换下来。初三班是最高年级,自然担负着进山砍料运料的任务。我在班上说了此事,各队来的学生都嚷到自己队上去砍,决定不下。我问了老陈,老陈说还有几天才动,到时再说吧。

终于到了要行动的前一天。将近下课,我说:“明天大家带来砍刀,咱们班负责二百三十根料,今天就分好组,选出组长,争取一上午砍好,下午运出来。”学生们问:“究竟到哪个队去砍呢?”我说:“就到我们队,我熟悉,不必花工夫乱找,去了就能砍。只是路有些远,男同学要帮着女同学。”女学生们叫起来:“哪个要他们帮!经常做的活路,不比他们差。”忽然有学生问:“回来可是要作文?”我笑了,说:“不要先想什么作文,干活就痛痛快快干,想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小心出危险。”学生说:“肯定要作文,以前李老师都是出这种题目,一有活动,就是记什么什么活动,还不如先说题目,我们今天就写好。”我说:“你看你看,活动还没有,你就能写出来,肯定是抄。”王福突然望着我,隐隐有些笑意,说:“定了题目,我今天就能写,而且绝对不是抄。信不信?”我说:“王福,你若能写你父母结婚别人来吃喜酒的事情,那你就能今天写明天怎么砍料。”大家笑起来,看着王福。王福把一只大手举起来,说:“好,我打下赌!”我说:“打什么赌?”王福看定了我,脸涨得很红,说:“真的打赌?”我见王福有些异样,心里恍惚了一下,忽然想到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就说:“当然。而且全班为证。”学生们都兴奋起来,看着王福和我。我说:“王福,你赌什么?”王福眼里放出光来,刚要说,忽然低下头去。我说:“我出赌吧。我若输了,我的东西,随便你要。”学生们“噢”地哄起来,纷纷说要我的钢笔,要我的字典。王福听到字典,大叫一声:“老师,要字典。”我的字典早已成为班上的圣物,学生中有家境好一些的,已经出山去县里购买,县里竟没有,于是这本字典愈加神圣。我每次上课,必将它放在我的讲桌上,成为镇物。王福常常借去翻看,会突然问我一些字,我当然不能全答出,王福就轻轻叹一口气,说:“这是老师的老师。”我见王福赌我的字典,并不惧怕,说:“完全可以。”我将字典递给班长。学生们高兴地看着班长,又看着我。我说:“收好了,不要给我弄脏。”王福把双手在胸前抹一抹,慢慢地说:“但有一个条件。”我说:“什么条件都行。”王福又看定我,说:“料要到我们三队去砍。”我说:“当然可以。哪个队都可以,到三队也可以,不要以为明天到三队去砍,今天你就可以事先写出来。明天的劳动,大家作证,过程有与你写的不符合的,就算你输。不说别的,明天的天气你就不知道。”王福并不泄气,说:“好,明天我在队里等大家。”

我在傍晚将刀磨好,天色尚明,就坐在门前看隔壁的女老师洗头发,想一想说:“明天劳动,今天洗什么头发,白搭工夫。”女老师说:“脏了就洗,有什么不可以?对了,明天你带学生到几队去?”我说:“到三队。”女老师说:“三队料多?”我说:“那倒不一定,但我和学生打了赌。”女老师说:“你净搞些歪门邪道,和学生们打什么赌?告诉你,你每天瞎教学生,听说总场教育科都知道了,说是要整顿呢!不骗你,你可小心。”我笑了,说:“我怎么是瞎教?我一个一个教字,一点儿不瞎,教就教有用的。”女老师将水泼出去,惊起远处的鸡,又用手撩开垂在脸前的湿发,歪着眼睛看我,说:“统一教材你不教,查问起来,看你怎么交代?”我说:“教材倒真是统一,我都分不清语文课和政治课的区别。学生们学了语文,将来回到队上,是要当支书吗?”女老师说:“德育嘛。”我说:“是嘛,我看汉语改德语好了。”女老师扑哧一笑,说:“反正你小心。”

晚上闲了无聊,忽然记起与来娣约好编歌的事,便找一张纸来在上面划写。改来改去,忽然一个“辜负”的“辜”字竟想不起古字下面是什么,明明觉得很熟,却无论如何想不起来,于是出去找老陈借字典来查。黑暗中摸到老陈的门外,问:“老陈在吗?”老陈在里面答道:“在呢在呢,进来进来。”我推门进去,见老陈正在一张矮桌前改作业本,看清是我,就说:“坐吧,怎么样?还好吧?”我说:“我不打扰,只是查一个字,借一下字典,就在这里用。”老陈问:“你不是有了一本字典吗?”我说:“咳,今天和王福打赌,我跟他赌字典,字典先放在公证人那里了。”老陈笑一笑,说:“你总脱不了队上的习气,跟学生打什么赌?虽说不讲什么师道尊严,可还要降得住学生。你若输了,学生可就管不住了。”我说:“我绝不会输。”老陈问:“为什么呢?”我说:“王福说他能今天写出一篇明天劳动的作文,你说他能赢吗?我扳了他们这么多日子老老实实写作文的毛病,他倒更来虚的了。王福是极用功的学生,可再用功也编不出来明天的具体事儿,你等着看我赢吧。”老陈呆了许久,轻轻敲一敲桌子,不看我,说:“你还是要注意一下。学校里没什么,反正就是教学生嘛。可不知总场怎么知道你不教课本的事。我倒觉得抓一抓基础还是好的,可你还是不要太离谱,啊?”我说:“学生们也没机会念高中,更说不上上大学了。回到队里,干什么事情都能写清楚,也不枉学校一场。情况明摆着的,学什么不学什么,有用就行。要不然,真应了那句话,越多越没用。”老陈叹了一口气,不说什么。

我查了字典,笑话着自己的记性,辞了老陈回去。月亮晚晚地出来,黄黄的半隐在山头,明而不亮,我望了望,忽然疑惑起来:王福是个极认真的学生,今天为什么这么坚决呢?于是隐隐有一种预感,好像有什么不妙。又想一想,怎么会呢?回去躺在床上时,终于还是认为我肯定不会输,反而觉得赢得太容易了。

第二天一早,我起来吃了早饭,提了刀,集合了其他队来的学生,向三队走去。在山路上走,露水很大。学生们都赤着脚,沾了水,于是拍出响声,好像是一队鼓掌而行的队伍。大家都很高兴,说王福真傻,一致要做证明,不让他把老师的字典骗了去。

走了近一个钟头,到了三队。大约队上的人已经出工,见不到什么人,冷冷清清。我远远看到进山沟的口上立着一个紧短衣裤的孩子,想必是王福无疑。那孩子望见我们,慢慢地弯下腰,抬起一根长竹,放在肩上,一晃一晃地过来。我看清确是王福,正要喊,却见王福将肩一斜,长竹落在地下,我这才发现路旁草里已有几十根长竹,都杯口粗细。大家走近了,问:“王福,给家里扛料吗?”王福笑嘻嘻地看着我,说:“我赢了。”我说:“还没开始呢,怎么你就赢了?”王福擦了一把脸上的水,头发湿湿地贴在头皮上,衣裤无一处干,也都湿湿地贴在身上,颜色很深。王福说:“走,我带你们进沟,大家做个见证。”大家互相望望,奇怪起来。我一下紧张了,四面望望,迟疑着与学生们一路进去。

山中湿气蔓延开,渐渐升高成为云雾。太阳白白地现出一个圆圈,在雾中走着。林中的露水在叶上聚合,滴落下来,星星点点,多了,如在下雨。

忽然,只见一面山坡上散乱地倒着百多棵长竹,一个人在用刀清理枝杈,手起刀落。声音在山谷中钝钝地响来响去。大家走近了,慢慢站住。那人停下刀,回转身,极凶恶的一张脸,目光扫过来。

我立刻认出了,那人是王七桶。王七桶极慢地露出笑容,抹一抹脸,一脸的肉顺起来。我走上前去,说:“老王,搞什么名堂?”王七桶怪声笑着,向我点头,又指指坡上的长竹,打了一圈的手势,伸一伸拇指。王福走到前面,笑眯眯地说:“我和我爹,昨天晚上八点开始上山砍料,砍够了二百三十棵,抬出去几十棵,就去写作文,半夜以前写好,现在在家里放着,有知青作证。”王福看一看班长,说:“你做公证吧。字典,”王福忽然羞涩起来,声音低下去,有些颤,“我赢了。”

我呆了,看看王福,看看王七桶。王七桶停了怪笑,仍旧去砍枝杈。学生们看着百多根长竹,又看看我。我说:“好。王福。”却心里明白过来,不知怎么对王福表示。

王福看着班长。班长望望我,慢慢从挎包里取出一个纸包,走过去,递到王福手上。王福看看我,我叹了一口气,说:“王福,这字典是我送你的,不是你赢的。”王福急了,说:“我把作文拿来。”我说:“不消了。我们说好是你昨天写今天的劳动,你虽然作文是昨天写的,但劳动也是昨天的。记录一件事,永远在事后,这个道理是扳不动的。你是极认真的孩子,并且为班上做了这么多事,我就把字典送给你吧。”学生们都不说话,王福慢慢把纸包打开,字典露出来,方方的一块。忽然王福极快地将纸包包好,一下塞到班长手里,抬眼望我,说:“我输了。我不要。我要——我要把字典抄下来。每天抄,五万字,一天抄一百,五百天。我们抄书,抄了八年呢。”

我想了很久,说:“抄吧。”

自此,每日放了学,王福便在屋中抄字典。我每每点一支烟在旁边望他抄。有时怀疑起来,是不是我害了学生?书究竟可以这样教吗?学也究竟可以这样学吗?初时将教书看得严重,现在又将学习搞得如此呆板,我于教书,到底要负怎样的责任?但看看王福抄得日渐其多,便想,还是要教认真,要教诚实,心下于是安静下来,只是替王福苦。

忽一日,分场来了放映队。电影在山里极其稀罕,常要年把才得瞻仰一次。放映队来,自然便是山里的节日。一整天学生们都在说这件事,下午放学,路远的学生便不回去,也不找饭吃,早早去分场占地位。我估摸队上老黑他们会来学校歇脚,便从教室扛了两条长凳回自己屋里,好请他们来了坐。待回到屋里,却发现王福早坐在我的桌前又在抄每日的字典,便说:“王福,你不去占地位吗?电影听说很好呢!”王福不抬头,说:“不怕的,就抄完了,电影还早。”我说:“也好。你抄着,我整饭来吃,就在我这里吃。抄完,吃好,去看电影。”王福仍不抬头,只说着“我不吃”,仍旧抄下去。

老黑他们果然来了,在前面空场便大叫,我急忙过去,见大家都换了新的衣衫,裤线是笔挺的。来娣更是鲜艳,衣裤裁得极俏,将男人没有的部位绷紧。我笑着说:“来娣,队上的伙食也叫你偷吃得够了,有了钱,不要再吃,买些布来做件富余的衣衫。看你这一身,穷紧得戳眼。”来娣用手扶一扶头发,说:“少跟老娘来这一套。男人眼穷,你怎么也学得贼公鸡一样?今天你们看吧,各队都得穿出好衣衫,暗中比试呢。你们要还是老娘的儿,都替老娘凑凑威风。”老黑将头朝后仰起,又将腰大大一弓,头几乎冲到地下,狠狠地“呸”了一下。来娣笑着,说:“老杆儿,看看你每天上课的地方。”我领了大家,进到初三班的教室。大家四下看了,都说像狗窝,又一个个挤到桌子后面坐好。老黑说:“老杆儿,来,给咱们上一课。”我说:“谁喊起立呢?”来娣说:“我来。”我就迈出门外,重新进来,来娣大喝一声“起立”,老黑几个就挤着站起来,将桌子顶倒。大家一齐笑起来,扶好桌子坐下。我清一清嗓子,说:“好,上课。今天的这课,极重要,大家要用心听。我先把课文读一遍。”来娣扶一扶头发,看看其他的人,眼睛放出光来,定定地望着我。我一边在黑板前慢慢走动,一边竖起一个手指,说:“听好。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和尚,讲故事。讲的什么呢?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和尚讲——”老黑他们明白过来,极严肃地一齐吼道:“故事。讲的什么呢?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和尚讲故事。讲的什么呢?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大家一齐吼着这个循环故事,极有节奏,并且声音越来越大,有如在山上扛极重的木料,大家随口编些号子调整步伐,又故意喊得一条山沟嗡嗡响。

闹过了,我看看天色将晚,就说:“你们快去占位子。我吃了饭就来。”大家说好,纷纷向分场走去。来娣说:“老黑,你替我占好位子,我去老杆儿宿舍看看。”大家笑起来,说:“你不是什么都知道么?还看什么?”来娣说:“我去帮老杆儿做做饭嘛。”大家仍在笑,说:“好,要得,做饭是第一步。”便一路唱着走了。

我与来娣转到后面,指了我的门口,来娣走进去,在里面叫道:“咦?你在罚学生么?”我跟进去,见王福还在抄,灯也未点,便一面点起油灯,一面说:“王福,别抄了。吃饭。”来娣看着王福,说:“这就是王福吗?好用功,怪不得老杆儿夸你。留了许多功课吗?”王福不好意思地说:“不是。我在抄老师的字典。”来娣低头看了,高兴地说:“妈的,这是我的字典嘛!”我一面将米在舀出的水里洗,一面将王福抄字典的缘故讲给来娣。来娣听了,将字典拿起,“啪”的一下摔在另一只手上,伸给王福,说:“拿去。我送给你。”王福不说话,看看我,慢慢退开,又蹲下帮我做事。我说:“字典是她送给我的。我送给你,你不要,现在真正的主人来送给你,你就收下。”王福轻轻地说:“我抄。抄记得牢。我爹说既然没有帮我赢到,将来找机会到省里去拉粮食,看省里可买得到。”来娣说:“你爹?王稀——”我将眼睛用力向来娣盯过去,来娣一下将一个脸涨起来,看我一眼,挤过来说:“去去去,我来搞。你们慢得要死。”于是乒乒乓乓地操持,不再说话。

吃过饭,王福将书用布包了,夹在腋下,说是他爹一定来了,要赶快去,便跑走了。我收拾收拾,说:“去看吧。”来娣坐下来,说:“空场上演电影,哪里也能看,不着急。”我想一想,就慢慢坐到床上。

油灯昏昏地亮着,我渐渐觉出尴尬,就找话来说。来娣慢慢翻着字典,时时看我一下,眼睛却比油灯还亮。我忽然想起,急忙高兴地说:“歌词快写好了呢!”来娣一下转过来,说:“我还以为你忘了呢!拿来看看。”我起身翻出来写完的歌词,递给来娣,点起一支烟,望着她。来娣快快地看着歌词,笑着说:“这词实在不斯文,我真把你看高了!”我吐出一口烟,看它们在油灯前扭来扭去,说:“要什么斯文?实话实说,唱起来好听。只怕编曲子的本领是你吹的。”来娣点点头,忽然说:“副歌呢?”我说:“还要副歌?”来娣看着我:“当然。你现在就写,两句就行。前面的曲子我已经有了。”我望望她。来娣很得意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在屋里旋了半圈,又看看我,喝道:“还不快写!”

我兴奋了,在油灯下又看了一遍歌词,略想一想,写下几句,也站起来,喝道:“看你的了!”来娣侧身过去,低头看看,一屁股坐在椅上,将腿叉开到桌子两旁,用笔嚓嚓地写。

远处分场隐隐传来电影的开场音乐声,时高时低。山里放电影颇有些不便,需数人轮番脚踩一个链式发电机。踩的人有时累了,电就不稳,喇叭里声音于是便怪声怪气,将著名唱段歪曲。又使银幕上令人景仰的英雄动作忽而坚决,忽而犹豫,但一个山沟的人照样看得有趣。有时踩电的人故意变换频率,搞些即兴的创作,使老片子为大家生出无限快乐。

正想着,来娣已经写完,跳起来叫我看。我试着哼起来,刚有些上口,来娣一把推开我,说:“不要贼公鸡似的在嗓子里嘶嘶,这样——”便锐声高唱起来。

那歌声确实有些特别,带些来娣家乡的音型,切分有些妙,又略呈摇曳,孩子们唱起来,绝对是一首特别的歌。

来娣正起劲地唱第二遍,门却忽然打开了。老黑一帮人钻进来,哈哈笑着:“来娣,你又搞些什么糖衣炮弹?唱得四邻不安,还能把老杆儿拉下水么?”我说:“怎么不看了?”老黑说:“八百年来一回,又是那个片子,还不如到你这里来吹牛。来娣,你太亏了。五队的娟子,今天占了风头。有人从界那边街子上给她搞来一条喇叭裤,说是世界上穿的。屁股绷得像开花馒头,真开了眼。不过也好,你免受刺激。”来娣不似往常,却高兴地说:“屁股算什么?老娘的曲子出来了。我教你们,你们都来唱。”

大家热热闹闹地学,不多时,熟悉了,来娣起了一个头,齐声吼起来:

一二三四五

初三班真苦

识字过三千

毕业能读书

五四三二一

初三班争气

脑袋在肩上

文章靠自己

又有副歌,转了一个五度。老黑唱得有些左,来娣狠狠盯他一眼,老黑便不再唱,红了脸,只用手击腿。

歌毕,大家有些兴奋,都说这歌解乏,来娣说:“可惜词差了一些。”我叹了,说写词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凑合能写清楚就不错。平时教学生容易严格,轮到自己,不由得才同情学生,慢慢思量应该教得快活些才好。

第二天一早上课,恰恰轮到作文。学生们都笑嘻嘻地说肯定是写昨天的电影。我说:“昨天的电影?报上评论了好多年了,何消你们来写?我们写了不少的事,写了不少我们看到的事。今天嘛,写一篇你们熟悉的人。人是活动的东西,不好写。大家先试试,在咱们以前的基础上多一点东西。多什么呢?看你们自己,我们以后就来讲这个多。”班长说:“我写我们队的做饭的。”我说:“可以。”又有学生说写我。我笑了,说:“你们熟悉我吗?咱们才在一起一个多月,你们怕是不知道我睡觉打不打呼噜。”学生们笑起来,我又说:“随便你们,我也可以做个活靶子嘛。”

学生们都埋了头写。我忽然想起歌子的事,就慢慢走动着说:“今天放学以后,大家稍留一留,我有一支好歌教你们唱。”学生们停了笔,很感兴趣。我让学生们好好写作文,下午再说。

太阳已经升起很高,空场亮堂堂的。我很高兴,就站在门里慢慢望。远远见老陈陪了一个面生的人穿过空场,又站下,老陈指指我的方向,那人便也望望我这里,之后与老陈进到办公室。我想大约是老陈的朋友来访他,他陪朋友观看学校的教舍。场上又有猪鸡在散步,时时遗下一些污迹,又互相在对方的粪便里觅食。我不由暗暗庆幸自己今生是人。若是畜类,被人类这样观看,真是惭愧。

又是王福先交上来。我拿在手中慢慢地看,不由吃了一惊。上面写道:

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是世界中力气最大的人。他在队里扛麻袋,别人都比不过他。我的父亲又是世界中吃饭最多的人。家里的饭,都是母亲让他吃饱。这很对,因为父亲要做工,每月拿钱来养活一家人。但是父亲说:“我没有王福力气大。因为王福在识字。”父亲是一个不能讲话的人,但我懂他的意思。队上有人欺负他,我明白。所以我要好好学文化,替他说话。父亲很辛苦,今天他病了,后来慢慢爬起来,还要去干活,不愿失去一天的钱。我要上学,现在还替不了他。早上出的白太阳,父亲在山上走,走进白太阳里去。我想,父亲有力气啦。

我呆了很久,将王福的这张纸放在桌上,向王福望去。王福低着头在写什么,大约是别科的功课,有些黄的头发,当中一个旋对着我。我慢慢看外面,地面热得有些颤动。我忽然觉得眼睛干涩,便挤一挤眼睛,想,我能教那多的东西么?

终于是下课。我收好了作文,正要转去宿舍,又想一想,还是走到办公室去。进了办公室,见老陈与那面生的人坐成对面。老陈招呼我说:“你来。”我走近去,老陈便指了那人说:“这是总场教育科的吴干事。他有事要与你谈。”我看看他,他也看看我,将指间香烟上一截长长的烟灰弹落,说:“你与学生打过赌?”我不明白,但点点头。吴干事又说:“你教到第几课了?”我说:“课在上,但课文没教。”吴干事又说:“为什么?”我想一想,终于说:“没有用。”吴干事看看老陈,说:“你说吧。”老陈马上说:“你说吧。”吴干事说:“很清楚。你说吧。”老陈不看我,说:“总场的意思,是叫你再锻炼一下。分场的意思呢,是叫你自己找一个生产队,如果你不愿意回你原来的生产队。我想呢,你不必很急,将课交代一下,休息休息,考虑考虑。我的意思是你去三队吧。”我一下明白事情很简单,但仍假装想一想,说:“哪个队都一样,活计都是那些活计。不用考虑,课文没有教,不用交代什么。我现在就走,只是这次学生的作文我想带走。不麻烦吧?”老陈和吴干事望望我。我将课本还给老陈。吴干事犹豫了一下,递过一支烟,我笑一笑,说:“不会。”吴干事将烟别在自己耳朵上,说:“那,我回去了。”老陈将桌上的本子认真地挪来挪去,只是不说话。

我走出办公室。阳光暴烈起来。望一望初三班的教舍,门内黑黑的,想,先回队上去吧,便顶了太阳离开学校。

第二天极早的时候,我回来收拾了行李,将竹笆留在床上,趁了大雾,掮行李沿山路去三队。太阳依旧是白白的一圈。走着走着,我忽然停下,从包里取出那本字典,翻开,一笔一笔地写上“送给王福 来娣”,看一看,又并排写上我的名字,再慢慢地走,不觉轻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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