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工作

往自己的人生掺入多少“女人”的成分

大概是女学生的切实烦恼。

上野千鹤子女士

您的来信似乎包裹着体温尚存的伤痛看得我也感受到了刺痛。“把易碎品当作易碎品对待”这句话是多么有力但主动承认自己易碎又是多么困难。

这些年我一直在虚张声势伪装自己其中最大的伪装大概就是说“我不会受伤”或“我没有受伤”。第一次聊到“恐弱”的时候我也说过我宁可忽略自己的伤口当它不存在也不愿意被视作受害者与弱者。在身体和精神的关系上我也一直在自欺欺人。只善于忽视伤痛也许可以陶醉于自己的强大但要是不在应该面对的时候面对到头来还是有可能失控。

《五体不满足》的作者乙武洋匡创作了小说《车轮上》里面有“已经跨过去的人”这么一个短语。主人公得知性格开朗的酒馆妈妈桑LGBTQ人士自杀时说了这么一番话“我还以为圣子姐是‘已经跨过去的人’。她肯定也有挣扎和痛苦的时候但我以为她早就克服了这一切会坚强地活下去……”我觉得这番话清晰刻画了旁人对顽强生存的性少数群体与女性的看法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实际情况是他们也许能在每天的生活中克服小小的障碍却从未翻越高耸的山头。

有一阵子人们常问我“你后悔拍AV吗”这就跟诱供似的我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对方肯定希望我回答“后悔也是有的但没有那段经历就不会有今天的我。”世人试图把我们分成两类要么是受害者被迫拍片受尽苦难要么是积极向前的强大女性经历过旁人看来十分消极负面的过去但仍顽强地跨了过去或以之为精神食粮。但我感觉许多女性是在这两者之间来回游走选哪边全看当天的心情。至少我是这样。

如果我贬低自己的伤痛坚持认为自己周旋得很好那么对社会而言我永远只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便利玩意。可我又不愿意高估伤痛被迫假装自己受伤。所以我切身感觉很难确切把握自己的伤势也很难准确地将伤痛表达出来。有时我也会信笔写出来自以为好歹面对了但过一天再看又觉得夸大了伤痛的程度翻来覆去次次如此。“独立女性”之所以意外地成为好打发的情人“已经跨过去的人”之所以没有机会承认自己的伤痛让身体服从精神的援交少女之所以强化了大叔的幻想自我决定的AV女演员之所以不能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或许都是因为陷入了自己对自己下的诅咒进退维谷。

我这代人普遍认为性与爱显然是两码事对我们来说面临的挑战大概是如何面对孤独而人们认为性爱一致时无须直面这种孤独。并不是说一个人只要双手奉上自己的性就能得到爱的承诺也不是说只要置身于爱就不会为性迷失。女人在性这方面也可以积极主动把性和爱完全分开但是在性从属于爱时女人用性换来的安全感与满足感是现在的她们未必能够得到的。我不认为我们已经成熟到可以避免由此产生的不满或不安。我有时会想也许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能否填满原本由浪漫爱情填满的地方也不知道如何填满或有没有必要填满所以一直无法摆脱不满足的感觉无法彻底放弃相当老土的浪漫爱情对婚姻制度抱有过高期望或是在工作和社交平台上寻求认可。

在我离开报社开始自由撰稿后不久接连有好几个朋友来咨询说有兴趣做撰稿人或找家出版公司当助理。她们婚后就没再工作现在孩子都上小学了。大概是因为写作不需要任何执照或资金乍看也不需要任何特殊技能想要回归社会的人最容易想到的就是这个工作吧。不过在我看来造成这种现象的另一项因素是人们的表达欲普遍膨胀了。有些女性本就习惯在博客、推特上写作现在还有用note[1]的所以她们想更进一步将写作变成正式职业。特别是经济状况比较稳定的家庭主妇即使当不了撰稿人很多人也很愿意尝试能够署名的工作。

我觉得自己能从事笔头工作是非常幸运的。在或正视或回避自我之后一边思考种种问题一边生存下去不写作的女性肯定也会经历同样的挣扎但如果自己写的东西留在了书本或杂志上回顾起来就方便多了很容易看清自身认识的变迁与心情的波动进而意识到自己根本不是“已经跨过去的人”也没能牢牢掌控事态。也许无论写什么我们至少可以把写作当成一项工作借此养成自我怀疑的习惯还会发现什么话招人嫌、什么话讨谁喜欢常常伴随着偶然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可以理解她们为什么想在时间比较宽裕的时候尝试写作。而且我也觉得比起在博客上用诗意的语句自言自语以工作的形式写甲方给的主题比如影评或关于汽车的文章有时反而更能显露自己的心思。

但就个人而言从2019年前后开始我认为自己应该多关注一下我本人或我写的东西是如何被消费的。毕竟我现在既不是研究员又不是报社记者那种受雇于人的撰稿人。靠笔头吃饭的人总认为自己想说的话都写在文章里了于是彻底放心不会像AV女演员和模特那样在意自己被用在了什么地方。近来我一直提醒自己要多注意写出来的东西有没有被断章取义被随意用在违背本意的地方。

无论是卖娼、卖原味还是陪酒我都不认为只有当事人才有资格发声但我会认为能以当事人的身份发声是一种巨大的特权至少在面向部分读者时是这样。即使我说得比较深入大家也很容易被说服因为他们下意识地认为“当事人都这么说了准没错”当然这有利也有弊。如今无论是这类禁忌工作的从业者还是LGBTQ群体内部的发声者都有所增加但数量仍然有限而且不一定能保证当事人身份的多元化他们说的话也时常被用于支持违背自己初衷的讨论说不定还会被贴上叛徒的标签。

还记得大约三年前谐星组合“隧道二人组”的小品“保毛尾田保毛男”[2]被骂上了热搜。这个三十多年前的小品将男同性恋者塑造成恶心滑稽的形象以此博取观众的笑声而今在一个特殊节目上再次登场。当年公众的认识相当浅薄现在电视台却特意复活了这种歧视性的表达方式如此恶趣味的做法引发了舆论热议。当时变装皇后Mitz Mangrove[3]在周刊连载中质疑了抗议中的陈词滥调“‘说ホモ和オカマ不行说ゲイ和オネエ就可以。’[4]这是谁规定的什么时候规定的”“是时候意识到仅仅‘掩盖歧视’是毫无意义的了。”看到当事人发声为节目辩护人们仿佛也放心不少越来越多人发表了赞同的意见。

Mitz Mangrove的文章本身并没有大力为那段小品辩护而是从亲身经历出发写出了抗议内容中令人感到不适的地方。还记得之前碰巧遇到他的时候他说“到头来大家看到当事人都这么说了就会松一口气可这样也不太对。”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可能是越来越多的人不看原文只看网络新闻和推文就开始二次引用。我自己也有类似的经历文章常被人断章取义贴上“前AV女演员拥护/反对××”的标签可我压根不记得自己拥护过那个观点或反对过那项运动。但也不能一味责怪网络新闻我在工作中应该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文章有可能被过度解读。

我感到这项工作既麻烦又复杂。写作这个行业身处缝隙之中要围绕当下的热点话题找寻还没有被别人说过的东西。但有些时候正因为是当事人又想对那些搞错重点的支持者冷嘲热讽几句。有些人大体上站在指责歧视的一方但他们的具体言行也可能让人不舒服。

前些天网友抗议某连裤袜品牌的宣传图有性消费的嫌疑最后品牌方撤下了引发争议的图片。[5]

有网友表示“女性购买这种商品是为了时尚穿搭和保暖品牌方却把男性会喜欢的性暗示图片放在网上岂有此理。”看到这样的意见我险些下意识地提笔写道“把连裤袜套在头上搞笑的谐星和撕坏大量连裤袜的男性AV助理导演都是厚木的优质客户啊。”我不想侵犯他们的抗议自由但也不想被扣上“前AV女演员为色情图片辩护”的大帽子所以犹豫了一下。换作以前我大概立马就发声了。也不知道作为一个表达者我是变得不自由了还是更谨慎了。再补充一下我认为性消费本身绝对不会消失再费心撤回也没用所以才会忍不住去干涉那种耿直的抗议吧。

有个问题我已经酝酿很久了当您以女性身份进入男性主导的职场并取得了女性从未有过的成绩时您会不会觉得男性会因为“这是女人写的东西”“女性学者写了性感女孩”[6]而兴奋我们在滔滔不绝地阐述自己的看法时却会因人们的关注点错位而被消费。我一直在琢磨面对这种情形我们还能怎么办。无论是研究社会学还是女性主义我都怀疑男性能否彻底理解那些理论进而反映到生活层面上所以我猜测即使在最高学府的职场上男性也不一定拥有和他们所学理论一样的视角。

话说我还在上学的时候有一次研讨小组请来Lily Franky先生[7]当嘉宾。见介绍当天流程的学生很紧张他便开了一句玩笑调节气氛“你说得再卖力我也只会盯着你丰满的胸部。”我也经常开这种有点恶趣味的玩笑不过我相信现在还有些地方的大叔真的只会盯着女性的胸部看。就算把胸部遮起来他们搞不好也会说这么遮遮掩掩反而更下流。我认为女性在工作中很难避免被性消费在厚木连裤袜问题中我也有同样的感受总觉得男性就是那种在原味店套着内裤、以荒唐的模样自慰后便拍拍屁股走人的生物所以第一反应是死心觉得根本管不了他们。您在上次的信里回答了“为什么能对男人不感到绝望”。我自己认为正因为我蔑视男性的“肉欲”才会问出那样的问题。尽管这么想也许是对男性群体的冒犯。身为女人虽然我不太能理解男人的本性但我已经习惯放弃改变男人难移的秉性转而与之共存所以我很想知道当有人用您不喜欢的方式看您时您是如何面对的。

除了做研究和写书您是否考虑过其他的职业道路学生时代的您有没有考虑过不做学问您当时可以选择的职业都有哪些呢

如今……或者说早在我上学的时候算下来也是二十多年前了同类学校的女生可选择的职业已经十分广泛。尽管就读的院系专业不同大家的职业选择都很多可以在公司职员、专业岗位、研究岗位甚至创业道路中选择自己认为有价值的工作。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会琢磨自己想从事什么工作。但在此基础上女性还要在界限不清的各种工作分类比如以女性为中心的工作、女性身份至关重要的工作、女性身份不仅不重要还会成为瓶颈的工作、好嫁的工作、不适合结婚的工作……的夹缝中东跑西窜不知道该侧重哪方面的价值。

想从事的工作与符合理想人生的工作有时是一致的可一旦出现冲突就得考虑把什么放在第一位、有没有什么东西被忽视了、三十岁时还能不能保持同样的价值观……这时候我们可能需要以自己的价值标准去挑选工作。而这种无依无靠的心境也是将性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再坚信婚姻神话的女性必须面对的挑战之一。在不止“社长”和“社长夫人”这两条路、选项更细分也更丰富的大环境下往自己的人生掺入多少“女人”的成分大概是女学生的切实烦恼。

我可以分享一下报社的情况。我待过的《日经新闻》会把不少新招的女员工分配到东京总部但大多数职员在二十多岁时要被派驻外地所以在校友活动中时常听见求职学生烦恼“想试试看却又觉得干了这行好像就没希望结婚了”。同期入职的朋友之间有时也会说起“上学的时候从未考虑过怀孕年龄的问题”。公司一直在稳步完善女员工的生育福利制度但在这些制度之外还要考虑有没有结识异性的机会、能否得到异性青睐、会被什么样的人选中等等。仔细想想女性似乎需要在二十一二岁的年纪综合考虑所有因素做出一个相当重要的抉择。如果日本职场的人员流动性能再强一点大家的心态也许还能轻松一些。

话说曾经的“女大学生圣经”、发行量直逼八十万的《JJ》终于宣布停刊。一想到今天的女学生主动舍弃了当年《JJ》坚定鼓吹的攀高枝神话我不禁感慨万千但同时我也能大致想象到在缺乏强硬价值标准的大环境下面对广泛选项的女学生该有多么手足无措。我也觉得在旧价值观余音缭绕的状态下哪怕在最先进的学府深造过也可能对自己的选择感到焦虑。尽管我很清楚那些能明确说出自己的职业理想与目标的人会对此嗤之以鼻。

顺便一提硕士毕业找工作的时候我想尽量选择跟AV女演员不沾边的行业这样有助于摆脱过去也不容易暴露因为大家肯定会觉得“这种地方怎么会有AV女演员”。此外还得是对文科硕士敞开门户的行业。有了这些条件我没怎么考虑便把“好结婚、受异性欢迎”的行业排除出优先考虑范围。在步入“女人的人生”之前我已经有了一段“作为前AV女演员的人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还是很幸运的。

2020年11月11日

铃木凉美

* * *

[1]日本一个可以发布图文、音频、视频的免费博客平台。

[2]“保毛”homo在日语中与“基佬”同音。小品主角保毛尾田形象怪异下半张脸涂成蓝色脸颊涂成粉红色

[3]日本艺人生于1975年五岁时便意识到自己的同性性取向喜爱穿女装、化浓烈的妆容。

[4]日语指代男同性恋者的词汇中ホモhomo英文homosexual的略称与オカマokama本意为肛门一般被认为是蔑称往往会替换为ゲイgay。オネエonee“男大姐”使用范围更广可泛指说话像女性的男性。

[5]2020年11月2日连裤袜品牌厚木邀请二十五位画师绘制女性穿着厚木连裤袜的图片。

[6]指上野千鹤子于1982年出版的第一本书《性感女孩大研究》。

[7]日本作家代表作为《东京塔老妈和我有时还有老爸》同名改编电影获日本电影学院奖最佳影片。本名为中川雅也也是一名演员(饰演过《小偷家族》主角阿治)、音乐人荧幕形象是爱说黄色笑话的中年大叔。

刚出道的时候

人们说我是“利用男性凝视的商业女权”。

铃木凉美女士

在写给你的信里我总会不由自主地写一些从未对任何人、从未在任何地方说过或写过的东西。

作为学者我本不需要出卖隐私也不打算这么做所以逢人便说“我卖想法但不卖感觉”尽管破过几次戒。但也许是通信这种形式使然吧尽管知道书信会被公开但一想到自己和你一对一“面对面”我便觉得没有糊弄与搪塞的余地。难得编辑在这个社交网络和短信息主导的时代想出了如此慢条斯理的玩法我似乎也完完全全着了道。

你对“已经跨过去的人”感到的别扭引起了我的共鸣。人的改变不会像爬楼梯那样逐步发生也不是一旦改变就再也回不了头。你能将自己的过去融入现在的自己这就类似于性暴力的受害者将受伤的经历融入现在的自己而不是假装一切从未发生。但谁也不敢说“有”这种经历一定比“没有”好而且这样的“融合”非常脆弱随时都可能瓦解。全方位地肯定现在的自己包括积极的侧面和消极的侧面……这种状态固然是最理想的但我认为没有多少人能够达到。

年纪大了也是一样。我跟许多老人打过交道自己也到了被人说成老人的年纪有时会深切感觉年龄与成熟没有一点关系。看到上了年纪的作者在书里写什么“我最喜欢现在的自己”我只想立刻骂上一句“扯淡”

对了这次的主题是“工作”是吧。

关注你的动向时我一直在担心她接下来准备做什么呢她会以作家的身份活下去吗可她会写什么怎么写呢

作为一个研究社会学的人硕士论文《“AV女演员”的社会学》出版成书这个起步可以说是相当幸运。我本以为你会继续深造做学问但你并没有走这条路当然你随时都可以重启学术之路。听说你进大报社当了记者我还以为你喜欢写作没想到后来又辞职了。在《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颁布后主流媒体的记者是最受女性追捧的职业之一照理说你完全可以留下来。莫非是因为过去的经历曝光后实在待不下去了

现在的你算是偶尔上上夜班的自由撰稿人吗根据之前提过的“反论资排辈”思维你在夜世界的市场价值会消失殆尽那你是不是打算有朝一日靠笔杆子活下去呢

顶着“撰稿人”头衔的女性大有人在。语言是最简单的工具人人都可以使用也不需要画漫画的技能或搞设计的品位。我也知道有许多女性想写署名文章专栏、影评……什么样的都行。对我们这一代女性来说写作称得上最便捷的工具哪怕一度回归家庭放不下实现自我价值的念头也能立刻把它用上。有许多女性确实走了这条路为杂志写写填缝的短文出版刊载当地最新信息的杂志甚至成立自己的编辑制作公司。其中确实有人频频发表署名文章还有人推出了纪实作品一跃成名深受后来者崇拜。好比酒井顺子女士和岛崎今日子女士就成了大家的榜样。

那是一个杂志文化蓬勃发展的时代作者和读者都对杂志青睐有加。我有几位熟人就在那个时候出道她们乘着杂志文化的浪潮辞去稳定的工作成了自由撰稿人。

但出版市场早在90年代就迎来巅峰纸媒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当年采访经费充裕稿件的单价也很高。可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那几位熟人开始跟我抱怨行情日渐走低。照理说只要名气够响业绩过硬工作单价就会上升。但她们恐怕没有想到就因为成了自由撰稿人自己的工作量随行业衰退而不断减少单价更是不增反降。

热爱书籍和杂志、希望从事编辑工作的年轻人在今天也没有绝迹。我们上野研讨组的学生有时也会被这类出版社录取。遇到这种情况我总会说“恭喜你挺好的。可天知道你们公司还能撑多久。”

当然就算从纸媒变成了电子媒体内容产业也永存不灭。但在电子媒体上作者不得不置身于明显更为激烈的竞争之中。网络新闻上的署名文章以点击量论英雄默默无闻的YouTube主播也能靠足够高的播放量一跃跻身名流行列。如今的媒体环境已经与我们那个时代大不相同。

你在信里说你担心自己写的东西会在什么样的语境下被消费。不过在那之前你有没有意识到你自己也是媒体语境下的消费品呢而且只要你是一个消费品就注定“用完即弃”。

作者无法选择媒体除非是业界红人而是媒体选择作者。这意味着没人下订单就无法写作。也许你现在忙得不可开交来自媒体的订单源源不断甚至无法想象无人下单的状态。

上野研讨组也走出过几位独具一格的作家。而我对开始走红的研究生的忠告始终是“不要被用完即弃。”

无名的年轻人一旦意识到有人需要自己便会心生欢喜。要是自己的作品引起了别人关注或得到赞赏他们就会得意忘形。作品要是能换来金钱那就更不用说了。编辑总在寻找有走红潜力的人才年轻人很容易被这样的编辑唆使信以为真甚至刻意迎合。可他们一旦过气编辑便弃之如敝屣。我对此深有体会毕竟也是过来人。所以我一直苦口婆心地劝他们脚踏实地积淀出不受时代和潮流影响的东西。

对编辑来说作者不过是商品罢了。打着灯笼都找不到愿意与作者殉死的编辑。当一款商品卖不出去的时候放弃就是理所当然的选择。我对编辑最大的赞美就是将其比作鬣狗。因为他们就像以腐肉为食的鬣狗一样擅长发现作者最危险的部分赋予其商品价值放上货架。你的前缀“前AV女演员”对他们来说肯定也有求之不得的附加价值。

但是你打算带着这个前缀走多远呢

对你来说前AV女演员的经历已成过往但你并没有更新自己的履历。AV行业源源不断有新人崭露头角制片现场也会发生变化。你作为当事人的价值是有保质期的。诚然乙武先生[1]有“作为残疾人的当事人性”伊藤诗织女士也有“作为性暴力受害者的当事人性”。但这种当事人经历写过一次就结束了。人不能反复书写自己的历史。

人们常说每个人一生至少会写出一部杰作但专业作家需要不断推出杰作一次还远远不够。一辈子只写出一本畅销书也不行你得像铃木一朗[2]那样每个赛季的安打率都稳定在三成左右。

每每言及此处我都很庆幸自己是一名社会学家。不过这句话背后更多是一种感慨还好我不是作家。当然我也不认为自己是当作家的料。作家是以自己为试验田把自己切成碎片社会学家则以社会即他人的集合为试验田。我一直认为在自己脚下再怎么挖都挖不出什么花样所以才奔赴名为“他人”的战场。而且他人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所以社会学家永远不缺研究材料。我素来认为想象力无法超越自身的认知而现实远超想象……所以我对虚构作品的要求极高很少有小说能让我觉得有趣。读到无聊的小说时我只想大吼一声“把时间还给我”。但论文或纪实作品不然只要能告诉我原本不了解的事实哪怕文章写得再拙劣心里都是喜悦胜过烦闷。

有没有编辑在你耳边嘀咕“要不要写本小说看看”

这足以说明人们认为小说是人人都能写的东西还认为每个人都想冲破制约、自由自在地表达自己而小说就是自我表达的形式。但我认为这种想法错得离谱。我认识的好几个人都被编辑的低语冲昏了头脑开始尝试小说。我很不欣赏这种做法每每看到那种人我都不由得感叹“这人也没能抵挡住写小说的诱惑啊”又觉得“这人以后也只会写小说了”。村上龙在《工作大未来从13岁开始迎向世界》中将作家定义为“死刑犯也能做的工作”令我印象深刻。作家恐怕是想写作的人选择的第一份也是最后一份工作。

既然如此已经年过三旬、想要靠笔杆子活下去的你也是时候明确要写什么、怎么写、用什么风格写了。

你肯定会反问我又是如何选择了这份职业呢

如果你问我是不是一心想走学问之路我只能说“不是”。恰恰相反当年的我是个稀里糊涂的姑娘对未来没有任何规划甚至没有想过靠工作养活自己。在没有任何雄心壮志的情况下一心不想找工作的我为拖时间读了个研。这背后是以失败告终的学生抗争运动的惨痛经历。考上研究生后我向一位相熟的教授报喜。教授问我“那你硕士毕业出来打算做什么呀”我老实回答“老师我是一点想法都没有。”教授便说“女孩子嘛就这样挺好的。”在那个年代大家甚至不觉得这是性别歧视。

你问我有没有考虑过不做学问这么说起来我二十岁的时候只觉得这个年纪烦得要命巴不得一脚跨到三十岁以后。而我想象的三十多岁的自己是冷清酒馆的老板娘。当时京都大学周围有很多廉价酒馆囊中羞涩的学生只要往那儿一坐店家就会给他们上二等酒[3]当年还有这种东西呢。我在家里从没帮父母干过活就靠着坐在吧台前问“阿姨这是怎么做的”学了一些小菜的做法。多亏那段经历我现在还会做口味清淡、更适合当下酒菜而不是下饭菜的京都小菜。回到故乡金泽在闹市区的后街开一家跟小吃摊差不多简陋的破酒馆做个忙里忙外、看人下碟、略带倦容的酒馆老板娘……说这是二十岁姑娘勾勒的未来蓝图倒也着实好笑。在那个年代上了三十岁就是不折不扣的大妈。在那幅图景中老板娘身边没有丈夫和孩子的身影可能是因为早在那时我就已经没有成家的打算了。

那是一个女生读研出来也没有工作可做的年代。大学里教的社会学一点意思都没有我也完全不觉得自己是做研究的料。我做过各种兼职但都无法靠它们维持生计有两次差点决定退学。之所以打消这个念头是因为还有奖学金这条财路。爹妈的钱有附加条件但奖学金没有。

想一鼓作气从“女孩”变成“大妈”跳过“女人”的阶段……那时的我就是如此厌恶自己是女人这件事。在三十岁将至时我第一次接触到了女性学只觉得茅塞顿开哦原来我还可以研究自己啊面前出现了一件自己主动想做而不是别人让我做的事情这还是开天辟地头一遭。不过当时我完全不觉得自己能以此为生。我还想如果我不适合做研究那就让研究来迎合我吧。哪怕过着失业者一般的日子我也没有丢掉这种不羁和自恃还挺不可思议的。

后来时代的浪潮将我们推到高处。因为我和我们这一代的许多女性都迷上了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性主义渴望阅读这方面的书籍。而当时的出版市场上并没有我们想读的书翻译过来的外版书除外于是我们这些年轻的创作者得到了志同道合的女性编辑提供的机会。

不过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出版界都由男人主导。我可以预见到自己在那个地方会被如何“消费”。我的“破处”作《性感女孩大研究》被视作“年轻女人写的荤段子书”很是畅销。女性主义论文集《女人的快乐》也采用了编辑提议的擦边球书名。随后出版的《裙子底下的剧场》是围绕内裤的研究。《女人游戏》的序言题为“放眼望去皆阴户”以至于人们给我起了个“四字学者”[4]的雅号。也是在那时我成了“社会学界的黑木香”。《女人游戏》还闹出过这样的笑话我的一位男性朋友在长途卡车司机停靠休息的餐馆边吃边看这本书一个大叔凑过来说“小哥看啥呢哟玩女人[5]挺有意思的嘛”还有人跟我抱怨“看你的书必须包书皮否则都不好意思拿出门。”

把书名列出来一看还真是壮观得很。说我“利用了男性凝视”倒也没错。当时还有人说我是卖弄女性元素的“商业女权”。不过我心想管他呢卖得动就行不服气就写本畅销书出来瞧瞧啊。年长的大妈直皱眉头“听说最近冒出来一个年轻的女社会学家就喜欢用荤段子炒作”我始终坚信即使读者的购书动机有违我的初衷但只要他们在阅读之后理解我的真实意图就行。值得庆幸的是比起误解与误读我遇到的更多是优秀的读者让我感到自己的观点说到了他们的心坎上。过于害怕被误解人就一句话都没法说了。既有正解又有误解也无妨管它是八二开还是六四开只要我觉得正解多于误解就有勇气继续写下去。女性学的先锋一代应该可以抬头挺胸地说我们在没有读者的地方创造读者和读者共同成长还走出了一批出色的作家……是读者培养了作家。我们绝不能低估读者。而且我有幸遇到了一批优秀的编辑。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栽培之恩。

我一直有“两手抓”的意识既出通俗读物又出学术专著。出了一本容易引起误会的书就再出一本学术色彩比较重的书。听到人们惊呼“这两本书居然是同一个人写的”好不畅快。我将这两种书称为硬派与软派、A面与B面、上半身与下半身。哪怕把“荤段子”类的著作从列表中删除剩下的也足够多。应聘的时候我都会把它们删掉让面试官当它们不存在。但对方总会告诉我“很遗憾我们没法当这些书不存在。因为它们不仅不是加分项还会倒过来扣你的分。毕竟外行人都是通过这些书认识你的。”是我自己刻意做了这些招人白眼的研究也算是自作自受。

90年代初我突然成为东大教官时当时东大还是“官办学校”所以学校里的老师被称作“教官”一个学生问“上野老师你是怎么拿到这份工作的呀是睡来的吗笑”说这话的是个女生我当然知道人家是在开玩笑。这种玩笑在当时还是可以开的但如果开口的是男生也许就无法太平收场了。

大学教师是一种奇怪的职业。“教学研究两手抓”不过是无稽之谈。在大多数高等学府你跟学生讲自己正在做的研究课题也是白搭因为学生理解不了。虽然被称为“研究者”但无论在研究方面取得多少成绩工资都不会多出一分钱。特别是在私立学校任职时我切身体会到自己的工资出自讲台下学生的家长支付的学费。我在某私立大学新创办的院系待过一段时间在学生结业前校方拿不到政府补助所以我的工资100%来自学生家长的钱包。我从未像当时那样强烈地感受到大学教师从事的是教育服务业。调到官办学校之后我惊讶地发现同校老师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教育服务的提供者。

我曾用学生的四年学费除以毕业所需学分对应的课时数算出每节课是5000日元。据说如果通知下周停课日本学生会拍手叫好美国学生却会嘘声一片因为他们很清楚自己上的是私立学校每年要交大约400万日元的学费理应享受服务。然后我转念一想也许学生是因为学费一年一交才意识不到要是改成每上一堂课都要交一张5000日元的代金券呢我的课值不值这个价

教师是我最不想从事的职业之一。因为我从来都不觉得学校是个有趣的地方也从来没有尊敬过老师。在那个年代女大学生毕业后要么当公务员要么当老师而我实在不愿意凑合当个老师干脆没考教师资格证断了自己的后路。其实我只是太懒了笑。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教师。仔细想想只有大学老师是没有教师资格证也能担任的教职。坐在讲台下的也不是孩子而是大人。大学不同于小学、初中和高中学生是可以选老师的。不愿意上我的课就别选我——大学老师是可以这么说的这为我提供了绝佳的借口。如果学生还是选择了我我就努力工作力争对得起这份薪水不辜负他们的期望和信任——我抱着这样的信念投入了这份工作。幸运的是我遇到了许许多多出色的学生。其实老师也是学生培养出来的。大学院的工作尤其严肃因为老师培养的是可能在不久的未来成为自己对手的学者。

按照惯例大学老师退休时都会出一本《某某老师花甲纪念论文集》里面要放几篇徒子徒孙拍马屁的论文。快从东大退休时一个学生问我“老师您不打算让学生编一本退休纪念论文集吗”我兴致缺缺地回答“太土了我才不要呢。”而学生给出的替代方案便是后来的《挑战上野千鹤子》千田有纪编。我在书中回应道

这些学生是离我最近的人熟知我的论文有怎样的长处和短处。他们想拿起在我手下磨好的刀刺向我的阿喀琉斯之踵……能被这样一群人选中我深感欢喜。

把书送给一位同事时对方表示“这本书提高了后人出退休纪念论文集的门槛。”

尽管教师不是我主动选择的职业但从结果来看这份职业非常好。因为我可以亲眼见证年轻人和不那么年轻的人的成长仿佛竹笋褪下一层又一层的皮。看着他们没有生过孩子的我心想“瞧我拐来了多少别人家的孩子……”那心态堪比花衣魔笛手[6]。毕竟家长可以见证孩子儿时的成长却很少有机会见证孩子成人后智慧长足进步的过程。

我和立命馆亚太大学现任校长出口治明合著的《你的公司与工作方式幸福吗》马上就要出版了到时候也给你寄一本。出口先生这些年的工作经历颇为独特。我们在这本书里聊了各自的工作方式。其中也包括少有人问及所以从未在其他地方提过的事。提起《JJ》停刊时你说现在的女生不光可以攀高枝当社长夫人还可以自己开公司当老板却因为选项过多而迷茫。我忽然想到如果我晚出生个二三十年……会不会体会到那种“面对广泛选项手足无措”的感觉呢。

话虽如此社会的变化总是差那么一口气。正如你在信中所写肯定有很多女性在“以女性为中心的工作、女性身份至关重要的工作、女性身份不仅不重要还会成为瓶颈的工作、好嫁的工作、不适合结婚的工作”的夹缝中“东跑西窜”。

我曾梦想成为小酒馆的老板娘可见并不排斥服务业。作为服务的提供者我也很有服务精神学生都能为我作证。如果我生在另一个时代……说不定能在企业里出人头地当上高管呢。当然这是不是我想做的另当别论。

而你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选择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这意味着你选择了一种没有保障的人生。我是拿工资的雇员甚至当过一阵子国家公务员。还记得刚成为雇员时我结结实实吃了一惊感叹每个月都有固定金额入账也太舒坦了。我并不喜欢组织却作为组织的一分子走过了这么多年。出口先生也不例外。我们合著的书名里之所以有“你的公司”这几个字正是因为我们都是上班族。我在书里提到了自己为什么明明可以当自由人却没有离开组织。

我一直把自由职业者称为“买国民健康保险[7]的人”。一旦离开“公司”成为国民健康保险的被保险人你就会深刻感受到组织为雇员提供了多大的保障。无能的人受到的保护尤其多尽管今天的企业可能已经没有这份余力。新冠疫情也让人们清楚认识到了这一点。每每看到因疫情失去工作的非正式员工或自雇人士我就不由得感叹他们的处境着实艰难好似赤手空拳立于荒野之中。

我发自内心地祈祷你的选择能结出积极向上的硕果。

2020年11月20日

上野千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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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即前文提及的作家乙武洋匡他自幼患先天性四肢切断症天生缺乏四肢《五体不满足》是他的自传。

[2]铃木一朗1973— 曾是职业棒球选手保有美国大联盟单季最多安打纪录以及连续10个赛季每季都能击出200支以上安打的吉尼斯纪录。

[3]1992年之前日本国税局将清酒划分为特等、一等、二等税率视等级而定。

[4]阴户おまんこ写成片假名是四个字。

[5]《女人游戏》女遊び的书名也可译为“玩女人”。

[6]德国传说中用笛声引诱孩子进入山洞任由他们困在里面活活等死的人。

[7]面向公务员、公司职员以外的普通居民、个体户的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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