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各位陪审员，”法庭书记员说，“在被告席上的犯罪嫌疑人，是鲍尔斯&伊登出版有限公司，以及裘德·梅森。他们被控在今年3月13日，出版发行了一本淫秽书籍，书名为《乱言塔》，副书名是《一个献给我们这个时代的孩子们的故事》。针对这项指控，犯罪嫌疑人宣称自己无罪。而现在，掌控权在你们手中，请你们在聆听完所有证词之后，裁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
但被告席上只有一个所谓的“犯罪嫌疑人”。他穿了一套煤灰色的法兰绒西装，一件白色衬衫，系着一条工整的有凸点的暗红色领带；他的发型是简洁的“小毡帽”式露额短发，虽然发色是灰色的，但闪着银亮亮的光；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肉，眼睛也深陷在眼窝中。他看起来就像是关完禁闭、刚刚被放出来的人，又像个改过自新的囚犯，也像结束冥想、回归“现实”世界的僧侣。不过，他那身衣装很经得起审视，怎么看都很考究很合身；可惜，第一眼看过去，那些衣服就像是挂在他身上——不像是穿在他身上，有一种违和感。他在衣服里，活像是个人形的衣架子，或者说稻草人。领子后，他的颈项纤细，泛着灰色。他有一种中世纪的骨相——颧骨又高又尖，鼻子很挺，眼睛是半闭半睁的，眼珠下陷。
弗雷德丽卡坐在法庭的旁听席上，丹尼尔和她一起。她一开始没有认出那个犯罪嫌疑人到底是谁，尽管她曾参加过讨论会，是赞成对这位犯罪嫌疑人进行“形象大改造”的一员——而且他们那一拨支持者显然得胜了。犯罪嫌疑人的外在终于改变了。
“不就像戴了个面具一样？裘德，看在老天的分儿上，你就尝试一次。法庭审讯像是本虚构的文学作品，我们都得在里面演一个角色，跟下象棋没什么分别。你得扮演白骑士，你必须看起来像一个正派、体面的社会成员，法庭会看人识面，会判定一个人该有怎样的外表——这一点很重要，你的外表不能出错，因为从外表判别一个人，也是审判的一部分。”
裘德·梅森抗拒道：“这不是什么虚构的文学作品，这是真实的。我即将上庭，我就要以我原本的样子上庭，我的外表是代表真实自我的一份声明。”
“我不知道你的外表究竟替你发表了怎样一份声明。”邓肯·拉比说，拉比是裘德的代表律师。
“那只能说你对服饰的符号学没有研究了，”裘德说，“我的衣服是天蓝色的，这是真理的颜色，这件衣服也是睿智的启蒙哲学家们和淫荡的宫廷美人们一度常穿的款式。我衣衫污秽，因为真理本就污秽；我的头发自然生长，未经修剪，我的皮肤也一样，我从不护理。”
“谢谢你的一番讲解，”拉比说，“可这无法让法官戈达尔·贝拉弗莱先生对你产生一丝好感，我只想说，你如果按照原本的样子上庭，肯定是策略上的一场灾难。”
“拜托你了，裘德，”弗雷德丽卡说，“你的着装必须尊重场合，你既然入局，就要好好玩这场游戏。你得看起来庄重得体。头发还会再长出来，衣服也可以先放进衣柜里存放。你那些快快乐乐赤身裸体的日子已经过得足够多了。”
“但是我得维护我人格的完整啊。”裘德仍胡搅蛮缠。
“你到底想不想打赢这场官司？”鲁珀特·帕罗特忍不住吼了起来!
此刻，弗雷德丽卡惊喜地看着被告席上的犯罪嫌疑人——裘德。“他确实有一番相貌，”她心想，“他以前把自己五官的优点全抹杀了。”不过，他看起来病恹恹的。
陪审员在法庭上安然就座。开庭前曾就陪审员的选任有过一些讨论，讨论的重点是这次要不要选用清一色的男性陪审团，毕竟，按照惯例，淫秽物品案件在审理时，陪审团全部是男性成员。而法官在宣布开庭时，也明确表达了自己对陪审团选任的倾向，法官说：控方和辩方都已经同意，在双方看来，此次不必遵循全男性陪审员的前例，另外，如果陪审团中能出现一两位女性，整个陪审团将更能代表公众意见，更能代表思想健全的普世社群，这些都理应反映在对陪审员选择的包容性上。因此，这个案件的陪审团中出现了三位女性，但没有一位是年轻女性——她们一位是美容沙龙经营者，丧偶；一位是曾受雇于皇家女子海军、现已退休的体能训练员；一位是家庭主妇。男陪审员们多已届中年，除了一位肤色黑不溜秋的年轻人，穿着皮夹克，经营一家黑胶唱片店。中年男性陪审员们职业背景相当多样化，有银行经理人、会计员、游泳池管理人、科技大学的物理系讲师、电工、餐厅老板、裁缝和综合学校的老师。他们大多数人宣读誓约时都不会结结巴巴的。其中，那位裁缝是犹太裔，戴着一顶犹太小圆帽，他起誓时读的是《旧约圣经》。
一些例行探讨在庭审开始前进行，探讨结束后，陪审团一致同意，将以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的审判先例为参照。陪审团将先听取控方和辩方各自的证言，然后在休庭时阅读《乱言塔》，这个决定的达成，是因为陪审团认为如果只听完控方一方证言就读这本书，头脑中带着控方的尖锐指控，难免会产生先入为主的片面解读。戈达尔·贝拉弗莱法官大人身形巨大，脸长，尽管戴着白色假发，也掩不住沉郁英气，那顶白色假发，或许是因与眉目相映，越看越闪亮。他素有对律师和证人都一视同仁、不偏不倚的好名声，另外，他对艺术的欣赏，也是法律界众人皆知的。
另外，陪审团还决定，既然控辩双方请来的证人都是“专家级证人”，那么，所有证人应当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全程聆听，不得无故缺席。
王室法律顾问奥古斯丁·韦戈尔爵士，首先对案件进行阐述：
尊敬的法官大人，以及陪审团的各位成员，我和我博学多闻的友人贝内迪克特·斯卡林一起担任这起案件的控方律师。辩方之一，鲍尔斯&伊登出版有限公司，由我学识广博的友人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先生以及佩里格林·斯威夫特先生担任辩护律师；辩方之二，裘德·梅森先生，由塞缪尔·奥利芬特先生以及默林·雷恩先生担任辩护律师。
奥古斯丁爵士有一张令人愉快的，似鹰一样的面孔，嘴唇较薄，在他休息时，他的上唇机灵地翘着。他有一种在发言时保持全身稳定的技巧，同时，他能聚精会神、充满体贴地看着陪审团成员们——能与他们四目相接，眼神既保持着公平，又吐露出关心。他发音清晰，语调轻柔，用词准确。他告诉陪审员们，他们此次的工作是依循1959年的《淫秽出版物法》法令，来判定小说《乱言塔：一个献给我们这个时代的孩子们的故事》是否是一本淫秽书籍。他还对陪审团说，“淫秽”一词，根据《牛津大词典》，被定义为：“对庄重和体面具冒犯性；表达或暗示不贞洁或淫欲的想法；不洁、不雅、下流。”这个词也有其他意思，包括“语言缺少清晰性；语意有不确定性；令人费解”等，而恰好这个案件体现出的重要一点，若按照以前“淫秽诽谤罪”的法条来看，“淫秽诽谤罪”确实是缺乏清晰性的，因此对此案并不适用。而1959年的《淫秽出版物法》第一条A项的第一款，就对“淫秽”阐明了定义：
“在此法令下，如果一部作品整体上，倾向于对任何阅读、观看、聆听或以其他方式接触该作品或接触体现作品内容的信息的人士，产生堕落和腐化影响，那么该作品可被认定为淫秽出版物。”
奥古斯丁爵士接着说：“但这个法条的阐释在语言、含义、理解上又带来了其他问题。你可能会觉得，在听完这个法条后，你需要‘堕落’和‘腐化’这两个词的精确释义。《牛津大词典》对‘堕落’给出的现代定义是‘使道德败坏；误导；使人格降低；使道德沦丧’。而‘腐化’的定义则更长更复杂。1959年的《淫秽出版物法》中的‘腐化’无疑指向了该词典上对其作为动词的第三层解释——‘使道德产生缺陷或无耻；摧毁道德的纯洁或纯朴；使沦落或良好品格毁灭；使人格降低；玷污’。”
奥古斯丁爵士对陪审团的讲解远远没有结束，他说，在实际领域中，“堕落和腐化”被用来指“引起举止失当”，或者是“煽动违反法律，以及违反良善风俗和社群目前普遍遵守的礼节的举动”。他还举出一些以往的案例，来帮陪审团加深理解。他引用斯特布尔法官劝勉陪审团时曾说过的话：“要记得，只有当一本书倾向于产生堕落和腐化的影响，那么控诉才成立；如果一本书只是倾向于制造惊悚或恶心的效果，那么控诉并不成立，因为这不是刑事犯罪。”
以前类似讼案里的法律顾问都会公正地向陪审团强调这一点，正如奥古斯丁爵士此刻说的一样，一本书即使令陪审团感到不悦、惊悚或恶心，都不足以构成这本书成为“淫秽”出版物的理由。但是奥古斯丁爵士相信，“倾向于产生堕落和腐化影响”这一说法，给陪审团提供了一定的权利，也可以说责任，去考虑一本书对“灵魂”产生的影响——如果能用“灵魂”这个词的话。奥古斯丁爵士说：至少，陪审团可以去定夺一本书在被阅读后，对读者的思想状态或精神健康会产生怎样的效应，是否会直接导致读者做出堕落、腐化、非法的举动。
奥古斯丁爵士告诉陪审团，他们是能够裁定《乱言塔》这本书是否淫秽的唯一评判人。控辩双方都会各自传召专家级证人上庭做证，就这本书的本质做出说明，就这本书是否具有文学价值或其他方面的价值做出说明。他还提醒：这些证人所提供的观点仅限于评定这本书的价值或缺陷，并不能直接证明这本书是否淫秽，因此，关于淫秽这一点，证人们不应被要求提供看法；即使证人们发表了对于此书是否淫秽的意见，陪审团也应不予理会。这本书到底是不是淫秽出版物，这本书究竟是否倾向于产生堕落和腐化影响，必须由陪审团席位上的十二位男士和女士独立决定，因为陪审团代表的是人道、文明社会和公认的常识。
当他们对此书是否属于淫秽出版物做出了判断，也只有从那时开始——此书文学价值或其他价值的相关问题才可产生。《淫秽出版物法》第四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当陪审团对一本书做出属于淫秽出版物的判断时，若出版者能够成功为书籍证明其在“科学、文学、艺术、教育，或其他被普遍关注的领域内”有公共价值，那么被告也可获判无罪。本案的辩方已经声明将会援引《淫秽出版物法》第四条第二款，并经由提供专家们的证词来进行无罪辩护。辩方将就《乱言塔》具有文学价值，以及社会、精神意义等其他层面的重要价值来进行辩论，以证明此书的出版符合公众利益。奥古斯丁爵士对陪审团说：“听取了他们提供的证据后，你们将自行判断。法官大人已经破例准许，本案将由辩方首先举证，控方会根据辩方对此书做出的种种辩护，决定传召哪些证人进行反驳。”
奥古斯丁爵士还告诉陪审团，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的诉讼案中，伯恩法官曾规定，在陪审团成员阅读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全书前，控方不得在陪审团成员面前引用书中任何段落。当时，王室法律顾问杰拉尔德·加德纳先生，发表了对此项决议的看法，杰拉尔德·加德纳先生说道：“我不反对我的各位律师同僚们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的故事定性，也不反对控方对陪审团揭示到底哪些内容属于淫秽……我尊重的是在陪审团未读完整本书前，控方不能以个别文段的描述来造成陪审团对书的偏见。”
奥古斯丁爵士说，因此他将先针对《乱言塔》进行案件综述，然后在后期才针对书中某些具体文段的描述做出检视。他说，在古时候，当书籍因“淫秽诽谤罪”受审时，因无法针对书籍的文学价值或相关公众利益进行辩护，所以，往往只需要抽出一两段“辞藻华丽、极尽夸张”的文字在法庭上朗读，只要有人觉得这些文段不可接受，就能以“淫秽”将书籍定罪。但此刻面临审判的是一整本书，是一整本书背负着“淫秽罪”的指控，是一整本书有倾向于产生堕落和腐化影响的嫌疑。奥古斯丁爵士说自己很赞成法官大人下达的整本书都需要受审的决议：“《乱言塔》书中包含着对下流行为、露骨性爱、非自然举动的大量直白描写，更严重的是，还详尽地描绘了酷刑和折磨，多到显得冗余。因此，林林总总的内容汇集在一起，使整本书从倾向性上，让我觉得极度淫秽、堕落，或者说腐化、邪恶，又或者说反常、低俗。尽管如此，陪审团仍旧会从书中发现些许所谓的文学价值，当然，我也不打算否认这本书的确有文学价值——不过，无论从笔触还是主旨上看，它的文学价值远远无法超过它的粗鄙、变态。”
“此前早已有人提出这样的说法——”奥古斯丁爵士说，“在D. H.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本书受审的过程中，其实是查泰莱夫人在受审，查泰莱夫人因通奸和她的性交事实而受审。而对于《乱言塔》来说，是在被告席上的犯罪嫌疑人将要受审，是犯罪嫌疑人的想象力、他塑造的世界、他试图传达的信息都将与他一道受审。《乱言塔》是一本绝望又无望的书，它薄弱的叙事从一群被叫着似乎是法国名字的人，要去远游并创建一个自由社群的决定展开。这个‘自由社群’所谓的‘自由’，在书中指的是完完全全的性爱表达自由，不管那种表达有多么令人作呕或离经叛道。这种自由产生了变化，变质为放纵、虐行、癫狂和毁灭。与之相关的摧残和羞辱，不仅施加于成年的男子和女子身上，竟然也发生在小孩子身上，而且一切都被描写得相当毛骨悚然和无比详尽。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淫秽作品’这个词有着悠久的历史溯源，‘淫秽’最初便和‘卖淫’密不可分；当然‘作品’指的是书写而成的篇章。一直以来，‘淫秽作品’被认定为书写妓院和卖淫的文字，或者被视为描绘娼妇的文字。《乱言塔》与之相似却又有不同，你读后会忍不住觉得，这真是淫邪和肮脏想象力的产物啊!当然，我确定，辩方绝对会申辩说，这是一本有道德的书，因为它揭示了放纵能够引发虐行和压抑——是否如此，还需要各位定夺。你可能会对这本书给出这样的总结：这本以‘道德故事’欺世盗名的书，说穿了，不过像一条捆绑、悬挂着文章的线，那些文章无不挑逗、激发着人类暗黑而下流的空想。辩方大概又会告诉你说，这些故事都凄惨而可怖，我想你最好反驳辩方：这本书从本质上缺乏亚里士多德所称的‘艺术净化作用’，并未对憾事做出弥补，也未对恐怖进行清除。这本书从恶意和不安开始，以恶意和不安结束。在控方看来，这本书唤醒了使人不快的感受，其实比使人不快更糟，它搅动着人类最坏的本能——性冲动与施虐欲望两相媾和，共同作恶。如果你觉得这是控方一家之词，之后你会在庭审过程中，听到控辩双方提呈的关于这个心理学问题的证言。因此，我在这方面的论述，就此打住。”
奥古斯丁爵士又提起《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他说：“女士们、先生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情况不一样，《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被认为伤风败俗，是因为它直白地描述了性行为，而且文中使用的粗言秽语，不见容于我们这个对文明用语早有规范的社会。另外，《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也掺杂了人们对社会等级和婚姻制度的种种观点。但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讼案中，很多有声望的关键证人表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传达出的负面情绪较轻微……”
为鲍尔斯&伊登出版有限公司担任辩护的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提出了反对，他指出在“淫秽程度”上对两本书做比较，是不可接受的。
而法官表示，如果是为了指出两本书其中一本具有文学价值，而非单纯比较两本书的淫秽程度，那么这样的论证，法庭上是可以接受的。
奥古斯丁爵士说，对两书进行比较，其实像是游走在一条极细的钢丝上，稍不留神，就会遗失原本明确的论点。他说，他观察到的是——《乱言塔》的问题，不同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查泰莱夫人提出的关于爱情、婚姻和语言的问题，毕竟查泰莱夫人身处争议风波中，最后却被还以无罪之身。他说，归根结底，《乱言塔》的问题是残虐和变态。奥古斯丁爵士说，接下来他将讨论下一个重点，也就是关于《乱言塔》潜在读者的问题——《淫秽出版物法》点明了：“任何阅读、观看、聆听或以其他方式接触该作品或接触体现作品内容的信息的人士。”
他切中要害地提醒法庭里所有人，英国举国上下刚刚从对沼泽谋杀案的审判中缓过来。他转向陪审团的方向，说：“若你们听说过沼泽谋杀案的审判，无疑都会听到过‘文学’‘小说’之类的词，而文学和小说，不应该诱人作恶。我们应该记得伊恩·布雷迪都读过什么书，我们也应该记得与伊恩·布雷迪一丘之貉的迈拉·欣德利——迈拉·欣德利受了布雷迪的影响，而布雷迪受的是书的影响——至少他的邪恶念头有一部分来自书，比如《卐字祸害》和萨德侯爵的著作。迈拉·欣德利在和伊恩·布雷迪成为情侣之前，可能是个正常的年轻姑娘吧，她没有被任何邪恶思想侵蚀。而说到萨德侯爵，我确信裘德·梅森先生肯定读过萨德侯爵的书。《乱言塔》中的‘乱言塔’，他特别写了法语名——Tour Bruyarde，这明显是对萨德侯爵那臭名昭著的《索多玛一百二十天》中‘西林古堡’的剽窃。我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请千万不要轻巧地想：‘那只是一本书而已。’要知道，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会被书鼓动，他们的人生会因为书而充实、改变，或毁灭。独裁者没收书籍并将之焚毁，就是因为书籍是危险的。如果任由《乱言塔》这样的书堂而皇之地流通，那么，书籍对人类的危害性无疑会升高。由此可见，那些独裁者，他们的焚书之举，竟然是正确的。好书对坏人来说是危险的，反之亦然，坏书对好人来说也是危险的。”奥古斯丁爵士的控方发言至此结束。
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站起来，为自己所辩护的鲍尔斯&伊登出版有限公司进行陈述。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是个胖嘟嘟的男人，红发，就算戴了白色的司法假发，也掩不住他浓密的红发。但他并不如外表看上去那般幽默，他不怎么迷人，似乎随时有发出吼声的冲动。他本来在一系列审前会议中一直以辩方王室法律顾问的身份出席，没想到开庭时，他却加入了辩方律师的团队，并且似乎很乐于攻击自己的对手。比起他，奥古斯丁爵士的风格就像在情与理之间信步闲游，亲切而有所克制，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则讲究修辞，毫不吝啬地使用各种修辞手法。就像鲁珀特·帕罗特的代表律师马丁·菲舍尔一样，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是一头“旧猪圈里的公猪”，那是斯韦恩伯恩学校的某一派校友之间晦涩难懂的一种称谓。鲁珀特·帕罗特也一样，是“旧猪圈里的公猪”，是斯韦恩伯恩学校的毕业生。
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先对鲍尔斯&伊登出版有限公司发表了一番溢美之词。他说，鲍尔斯&伊登是一家历史悠久、享有声誉的出版社，和约翰·默里、约翰·布莱克威尔、史密斯与埃尔德等老牌出版社齐名。鲍尔斯&伊登是一家长期出版专业学科著作的出版报，出版领域包括宗教、神学、社会思想，还有一小部分纯文学和小说，但这一部分文学小说都是雅俗共赏的，即使是如法庭上在座的各位庄严之士、严肃之人都可阅读。他指出，鲍尔斯&伊登的叙事类文学书籍，不是情色小说或前卫小说，不为耸人听闻或引人猎奇而出，这部分文学书籍包括一些稍有学究雅致气质的推理小说，其主角多为好探问查证、好追根究底的教区牧师，或者教区牧师的妻子，他们的另一身份是侦探。除此之外，最近还出版了菲莉丝·K.普拉特太太的精彩绝伦的畅销小说《日常食品》，讲述的是一位牧师的普通人生。鲁珀特·帕罗特先生是鲍尔斯&伊登的分支机构——帕帕加洛出版社的新任总经理，虽然年纪轻轻，心态上却很老成，是一个勤于去教堂的基督徒，一个快乐的丈夫和父亲，一个在可能由昏昏欲睡或跟不上时代的老朽组成的董事会里最有活力的新成员。在鲁珀特·帕罗特的规划下，鲍尔斯&伊登的出版方向有了新的开拓，出版书目有了新的扩展，他策划出版了一系列新书，这些书有的直面时下最引人关注的事件，有的回应此刻正在被全社会探讨的议题，比如：神学的一些新困境、犹太人大屠杀及其原因、撒玛利亚人问题、社会救济的新形式、精神分析学和精神病学研究、社会学和哲学辩证，以及对迷幻摇滚和流行音乐等新文化事物优缺点的观察……这些书全都是针对新议题、新事物和新现象的严肃、及时而又负责的记录和分析。
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说到了《乱言塔》，讲述了这本书的出版始末和鲁珀特·帕罗特的用意。赫弗逊-布拉夫说，《乱言塔》由一位文友介绍给帕罗特先生，这位文友的文学品位和判断力，帕罗特是非常信赖的。帕罗特读了《乱言塔》的原稿后立即觉察到，一经出版，这将是一本有争议性的书，一本能引起公众强烈反应的书，他将这本书形容为难消化的食物，对读者来说，会是难领悟的一本书。“但女士们、先生们，一旦你们读了这本书，你们将会认同帕罗特先生的观点——”赫弗逊-布拉夫说，“《乱言塔》是一本很有震撼力、很有原创性的书，是对乌托邦幻想者、追逐者蠢行和丑态的尖锐讽刺，是对性理想主义者、性享乐主义者放纵无度的激烈嘲弄。” 帕罗特不仅觉得此书写得坦白无欺、有血有肉，并充斥着对愚昧下场和作恶后果的无情曝光和全力批判，更是认为《乱言塔》是一本有强烈道德感的书。从根本上说，《乱言塔》所要攻击的是存在于我们这个社会中的现象，跟1959年颁布的《淫秽出版物法》所要攻击的现象是一致的，瞄准的目标都是淫邪、背德、堕落、腐化。“女士们、先生们，你们阅读后，会发现《乱言塔》中那些堕落腐化的人，都没有被轻忽姑息，他们都领受了糟糕至极的报应。”赫弗逊-布拉夫说，“总而言之，这是让你深刻认识我们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堕落腐化本质的一本书，不仅是我们的社会，可说是所有社会都有的极恶根源。如果你读后感到厌恶，就达到了它成书的目的，它不是那种让你尽情沉浸在温暖、舒适而愉悦的柔光中的书，它的写就、它的出版，是为了告诫、警示、阻绝。无可否认的是，我们社会中的某些事件、某些态势，是急需有智之人来明辨、阻拦，或终止的，《乱言塔》所宣扬的，就是对这些恶劣态势的认知，就是一种带有惶恐的正义感。”
和奥古斯丁爵士一样，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也论述了对“倾向于产生堕落和腐化影响”的看法。他说，《淫秽出版物法》的出台，是为了杜绝淫秽作品。所谓淫秽作品，是那些下流肮脏老男人用来手淫的恶心素材，是顺着娼寮屋顶檐沟排放出的腥臭黏液，是对于受虐和受辱毫无怜悯的讥笑狎侮。“女士们、先生们，真相是，作者和出版者和你们一样，对淫秽作品憎厌，却依然散布这些作品。但是要注意的是，《淫秽出版物法》禁的不是文学作品，不是那些对现实社会弊端、对腐朽社会和性失控、对引发淫秽作品所述现象在真实生活中泛滥发生的事物、对琐屑空洞和虚耗人心、已经溃乱失陷和即将溃乱失陷的社会秩序，进行正面迎击的无畏作品。不仅如此，《淫秽出版物法》还有别的用途，它要使得那些真正的文学作品能够自由地发行，要确保那些正直的文学作品不必担心被污蔑为淫词艳曲。”赫弗逊-布拉夫说，“因此，辩方将极力邀集大力支持《乱言塔》的专家级证人，就这本书的文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价值举证。”他还说：“正如我博学多识的友人奥古斯丁爵士所说的，坏书伤害的是好人，但好人的善行和大作，必将摧毁坏书!”
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最后引用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禁毁一本好书，如同杀死一个好人一般；杀死一个好人，抹杀的只是一个理性生物，破坏了上帝的影像；但禁一本好书，扼杀的是理性本身，毁灭了你我眼中上帝的圣像。”
弗雷德丽卡疑惑，这一段引用是否过度？她望向陪审团，观察有多少人会对《论出版自由》里的这段话产生情绪波动。她看到：一个男人因听懂了这段话，开始眉头深锁；一个女人脸上扬起赞同而欣悦的微笑，并频频点头；而其他大多数人，呆滞、疑惑、淡漠地注视着某处，眼神里尽是虚空。
轮到王室法律顾问塞缪尔·奥利芬特发言，他代表的是裘德·梅森。奥利芬特说自己的当事人是一个年轻男子，一位艺术工作者，他挣扎在贫困线上只为实践艺术。奥利芬特对《乱言塔》的观感是，它是一本复杂的艺术作品，其主题是探讨性解放和群体之间的关系、压抑和暴行之间的关系。《乱言塔》继承了欧洲嘲讽文学和讽刺艺术的伟大传统，以道德败坏的笔触书写败坏的道德。奥利芬特引证了一些先例案件，指出一本文学作品在被指控为淫秽出版物的情况下，作者和出版者的真正意图对判断一本书究竟是否淫秽的陪审团来说，大多是无关紧要或不构成判断因素的；而在另外一些案件中，淫秽与否则被导向对作品文学价值的审视，因此，作者和出版者的意图能够被重视，甚至必须被探讨。奥利芬特说：“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审判中，D.H.劳伦斯的创作目的无可避免并自始至终被视为重要证据，在法庭上被争论。在许多辩方证人看来，劳伦斯本人无疑带有清教徒气质。他直率地写出了一本关于性爱的书，但他的意图是主张克制，反对纵欲。女士们、先生们，我要说，我的当事人与劳伦斯思想一致，这两位作者的创作意图可相类而视。在我当事人的书中，有一个角色，可能是这部讲述恣肆和惩罚故事的整本书中，唯一对人对事抱有完全的同情态度的角色，这个角色有一个古怪的名字：参孙·奥里金，他总是说教，总是宣扬节制，宣扬戒绝和避免参与所有活动，宣扬实施禁欲主义。读时你也许会觉得神奇，在一本毫不避讳地描述性行为，甚至是将群交行为都纤细无遗地描绘的书中，能感到的再强烈不过的精神氛围竟然是禁欲主义和节制主义。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刻意设置的幽默和反语，在梅森先生的书中，这种对比和反差都集中由参孙·奥里金体现。但误读或错过这种幽默感是可能的，尤其当你戴着追索堕落和腐化文字的有色眼镜时，就更容易迷失。因此，我要郑重地提请各位注意：这高明的幽默和反语，是《乱言塔》这个哀伤故事里不可错判的精彩之处。梅森先生的创作意图是嘲弄愚行，以及比愚行更值得憎恨的东西，而他的写作手法是冷酷无情地暴露和不留慈悲地刻画这一切。这是和时间一样古老的文学艺术，跟其他艺术形式一样值得被尊敬的。”
在这一连串演说进行的同时，弗雷德丽卡留意到从她身后又或是她的座椅底下，时不时传来一阵奇怪的嗡嗡声和咔咔声。长时间聆听的法官终于发话：“那么下一个问题是，应不应尽快安排陪审团读这本书？”弗雷德丽卡此时转过身，寻找声音来源。她看到面上布满生姜色髭鬓的阿夫拉姆·斯尼特金，那位参与辩方审前会议的“民族方法学研究者”，此刻就坐在她身后，沙色的睫毛之下，他明亮的蓝眼睛一动不动，法庭的动静让他入了迷。
法官戈达尔·贝拉弗莱继续问：为让陪审团读《乱言塔》，做了怎样的安排？需要预留多长的阅读时间？在哪里读？
弗雷德丽卡悄声问阿夫拉姆·斯尼特金：“你用录音机录下了法庭上的所有发言？”
“当然啊。”
“这是被准许的吗？”
“我得到了法庭的许可。我没说录音会用于民族方法学研究，我说这是出版社为了记录存档。我疑惑的是法庭为什么不用录音的方法做官方记录，他们让速记员来记录——你看，速记员就在那边，奋笔疾书那位。不过，法庭不介意我录音，他们说这没什么问题。”
弗雷德丽卡听到磁带在卷轴上如蛇行一样发出窸窸窣窣声，那是录音机对文字的消化。
讼务律师和法官商量着《乱言塔》的阅读事宜。塞缪尔·奥利芬特说可以让陪审员把书带回家，在安静的家居环境中以适当的速度阅读。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说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案中，陪审员被安置在“老贝利 [1] ”特辟的一个房间中进行阅读，而且为陪审员准备了扶手椅。而现在，根据回报，这起讼案的陪审员们，都已退回到旅馆房间中。首席陪审员报告说，陪审团休息室的椅子坐起来很硬，不舒服。正是这句“抱怨”，让法官打定了主意，决定到底要让陪审团在哪里读书。法官反驳首席陪审员说：“陪审团休息室的椅子本来便是那么硬，陪审团被召集至此，本就该履行他们的职责。我们在不同人生阶段都曾经坐过很硬的椅子，在学校里，在图书馆里，但我们没有因硬椅子受到什么伤害。比起整个人陷进柔软的沙发里，恰恰是坐在结实、牢固又坚硬的椅子上，让我觉得自己更加警惕和敏锐。椅子很硬？不，我倒觉得陪审团休息室里的椅子应该是合适的，也必然是合适的。”
下午2时15分，陪审团被派去休息室阅读了，整个法庭里的人开始等他们。埃尔维特·甘德对阿德尔伯特·霍利和阿夫拉姆·斯尼特金说：“法官好像有施虐倾向，而这会导致两种可能——当然，一种是他支持《乱言塔》，另一种是他排斥《乱言塔》。”弗雷德丽卡想去跟裘德说说话，但裘德早已不见人影，他肯定是去了“老贝利”的塔楼。鲁珀特·帕罗特则不断重复着说控方律师太难缠，他的脸如往常一般粉红而发亮，他穿了一件孔雀蓝色的背心，外罩裁剪缝制细腻的蓝灰色精纺毛料西装。
下午4时15分，法官派人去询问陪审团还需要多久才能把书读完。得到的答复是：其中三四个陪审员说早已经读完了，首席陪审员——那位游泳池管理人说自己需要一本词典，厚的大词典更好，如果不是很麻烦的话，他还想要一本法语词典，当然是法英双语的那种。接着，又有另外几名陪审员说就快读完了。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指示陪审团说，每个人都必须严谨、深入地读完这本书，如若不然，将会被撤换。于是所有陪审团成员返回休息室里，坐上坚硬的椅子，手捧用黑色、粉色和钴蓝色三种颜色设计封面的《乱言塔》，继续读了起来。十二个陪审员，有男有女，十二种不同的阅读，有的浏览略读，有的因读不懂而跳着读，有的像扫描仪一样快速扫过页面。有一个女陪审员把书带回家了，睡前在床上读，读到洛绮丝之死时，女陪审员哭得快昏过去，惊醒了她的丈夫——这个小插曲后来才被报道出来，因为这个女陪审员的丈夫在印刷领域工作，是印刷工会的成员，她丈夫认识《世界新闻报》的记者，就把这件事告诉了记者。《乱言塔》的审判结束后，记者在报纸上报道了这桩小逸闻。
第二天，法庭继续审理此案。第一位被辩方传召的证人，说自己的名字是亚历山大·韦德伯恩，自己的职业可以说是剧作家，最近也成为斯迪尔福兹教育委员会的一员，正对小学和中学的英语教学进行调研。他在文化类电台——英国广播公司第三电台工作过，也做过教育类电视台的制作人。除此之外，他也是一所男子寄宿学校的校长，他的剧作被作为普通程度考试的教材使用。媒体形容他：“一位非常俊美的公众人物，出庭做证时身着相当合体的深绿色灯芯绒西装、柠檬黄色衬衫，系一条蓝色底色、印有绿色康乃馨的领带。他一头浓密的银色头发，声音有如男高音般浑厚，总是面露谦和、谨慎与乐于相助的表情，即使身负压力，也不背弃自己的好品质。”
亚历山大·韦德伯恩的发言持续了三个小时，可说是提供了很实在很中肯的证言，而在表面上，他的神色是冷静的。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带亚历山大回顾了《乱言塔》中的部分文字，赫弗逊布拉夫专门挑了比较长的段落诵读——多数是与性无关的描写，也没有任何暴力情节的叙述。赫弗逊-布拉夫问亚历山大：是否认为这些段落具有典型英语散文篇章的文学价值？是否认为人物特征塑造得精巧入微？是否认为这些文段的内容足够严肃？亚历山大回答道：《乱言塔》并非属于需要对人物特征进行精巧入微塑造的文学体裁。赫弗逊-布拉夫请亚历山大为庭上可能存在的“对文学术语毫无认知”的陪审员解释什么是“文学体裁”，并提请亚历山大：“如果可以的话，请尽量不要使用太专业的术语。”亚历山大说，关于角色这一点，《乱言塔》里的角色都属于“类型”角色，就像寓言、讽刺作品、风尚喜剧作品中的角色一样，这些角色不需要深度，他们的行为才是重要的。紧接着，亚历山大被要求解释“寓言”“讽刺作品”“风尚喜剧作品”的含义，并被质疑道：“当你指出《乱言塔》里的角色都属于‘类型’角色时，不是说这些角色都是俚俗或粗糙的吧？”亚历山大回答道：“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亚历山大听到一阵笑声——可能是笑他，也可能是笑赫弗逊-布拉夫，反正是笑两个人里“说了笑话”的那一个。亚历山大把剩下的解答说完：“《乱言塔》里的角色各自代表的是品质。”“好的品质吗？”“不尽然，各种品质，像现实生活中的人一样。”
对亚历山大的讯问，直接证明了赫弗逊-布拉夫在探讨文学价值时词汇量的匮乏。一开始，亚历山大以为，赫弗逊-布拉夫对于陪审团成员们作为普通读者，或者说“普通男人和女人”，或者说普通人的文学理解程度关心过度，后来才发现，不单是自己，就连其后接受赫弗逊-布拉夫讯问的文学专家，大都有着这样的体会——这简直像从令人窒息的厚羊毛堆里爬出来喘喘气、见见光一样艰辛，来论证文学价值的专家级证人都竭力要组织简明又精准的语句，却被一遍又一遍地告知：“你的语言，你的专业级别语言，不能被作为证言接受，必须请你换一个表述方法。”比如，亚历山大经过缜密思考后，指出《乱言塔》中某一段写得比另外一段成功，因为该段落中仅凭借简单一句，就几乎能以悲剧气氛为整个场面定调，而另一段好是好，但只不过是黑色幽默，像一出大型木偶秀。赫弗逊-布拉夫插嘴：“那么，请问，韦德伯恩先生，你所谓的‘大型木偶秀’是什么意思？请用我们听得懂的语言告诉我们，这样我们才能分享你的想法。”又比如，亚历山大说某一个情节“写得不如别的好”时，赫弗逊-布拉夫立即问：“不如别的好？那么那个情节到底好不好？那个情节到底是否具有文学价值？请直接地回答：好，或不好。”于是亚历山大只得一遍一遍地重申，“是好的”“是好的”，因为他的确觉得写得好。而《乱言塔》就此在听者耳里被扁平化为一连串“好”的段落，“好”的句子。
在回答塞缪尔·奥利芬特的提问时，亚历山大重申：“《乱言塔》是一位年轻作家创作的严肃作品，带有强烈的道德诉求。”
轮到奥古斯丁爵士向辩方证人进行反诘。
问：韦德伯恩先生，你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也是一个能够下笔千言的人，你致力于写作，也精于写作。我可以说，你的诗剧带给我极大的快感，无论是在书页上，还是在舞台上。我这并不是恭维，我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能与“说着迷人、魔幻语言”的你交流。我想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阅读《乱言塔》对你而言是一种享受吗？
答：享受？是，也不是。
问：那我们就从两方面来探讨你如此易懂的答案吧。我们先从“是”开始，为什么你觉得读《乱言塔》是一种享受？
答：生动的描述。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既能合二为一，又能一分为二的世界——一半是童话，另一半是反乌托邦。
问：反乌托邦？
答：就是乌托邦的反义语。作者在塑造这个不得人心的假想社会时，使用了高明的写作方法。字字句句都炽热激烈，给读者异常鲜活的画面感。
问：我知道你肯定会给出清楚的答案，因为你头脑清晰又深思熟虑，而且你本身也是位作家。我要问的是，《乱言塔》是否曾为你带来性愉悦？
答：(法庭速记员记录道：证人想了一下。)极少有，近似于无。其实所有的写作都与性愉悦相关。诗人华兹华斯曾说：语言的节奏就是人体的节奏，这种节奏是一种大原则，它决定了我们生活、行游和拥有生命本质时所感受到的愉悦。
问：真是非常有趣。在你看来，所有的写作都与性愉悦相关，这种说法确实妙趣横生也发蒙启蔽。那么，这本书是否曾让你感到比较明确的性愉悦？比如说，让你感到像在看一幅春宫图？
答：几乎没有。
问：然而你说过这本书写得很好，“生动”“炽热”“激烈”，都是你使用的形容词。要知道这本书很大的比重是对性行为的叙述，是对裸体的描绘，但没有给你多少愉悦？
答：确实是几乎没有。
问：你会不会是出于为此书辩护的心理，而否认自己感觉到的愉悦？
答：事实并非如此。我想可以这么说，作者的本意是让我体验一种受限的愉悦，让我去想象愉悦，读下去后，你会发现作者猛然切断了体验和想象的途径。
问：作者试图让你心生厌恶？
答：这就是“不享受”的部分了。但作者这么做的理由很充分。
问：作者可能实现了目的。所以，我们是否可以说你对这本书所产生的性反应，带有一种厌恶情绪？
答：这远比你所说的复杂得多。
问：复杂得多？会不会是这本书想带有一种催吐效果，想让你在读的时候，因书中描写的世界和行为感到恶心？
答：这也远比你所说的复杂得多。
问：这本书居然如此复杂。那么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你坚持否认作者希望你从他对痛苦的书写中体会到任何愉悦，任何应受谴责的愉悦？
答：我没有这么说。
问：你是否是那么想的？
答：你把我绕进你的语法陷阱了。
问：但你是否知道我在问什么？
答：我不认为作者希望我从他对痛苦的书写中体会到任何应受谴责的愉悦。
问：你完全没有愉悦？
答：没有，或者几乎没有。
问：正如我对你的印象，你的确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人，我终于明白了。韦德伯恩先生，你说“不是没有，几乎没有”。请你告诉我，从文学价值的层面看，《乱言塔》作为一本文学作品，究竟有多好？当然，我们不能从淫秽程度上对书籍进行比较，但是我们却可以从文学价值上做出对比。当《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接受试炼时，作者D. H.劳伦斯的生平和作品分析，是大学课程里的内容，而且不仅是英语系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他的影响力都得到了印证。我学识渊博的友人、王室法律顾问杰拉尔德·加德纳曾指出，如果不是久负盛名，乔叟早期的一些作品也有淫猥之虞，是他的名字保护了他的作品。韦德伯恩先生，请你以教师、作家的身份告诉我，裘德·梅森先生到底有多优秀？像D. H.劳伦斯一样优秀？像威廉·柏洛兹一样优秀？像米基·史毕兰一样优秀？
答：《乱言塔》是裘德·梅森的处女作，是一本严肃文学作品。它不是一本惊悚小说，不像米基·史毕兰的小说，米基·史毕兰的书，至少我难以下咽。《乱言塔》文笔好、寓意深。我无法对仍在世并刚刚展开写作生涯的作者的文学地位做出最终评断。
问：“我无法对仍在世并刚刚展开写作生涯的作者的文学价值做出最终评断”？
答：我说的是“文学地位”。
问：但在这类案件中，对作品文学价值的判断都是“暂定”的——如果与D. H.劳伦斯的作品相对照的话。
塞缪尔·奥利芬特提出反对，法官判反对无效。亚历山大说文学价值确实是“暂定的”，即使是与D. H.劳伦斯的作品相对照，但并不代表不能做出有效判断。
下一位被传召的证人是娜奥米·卢里博士——牛津大学英国文学系讲师，也是萨默维尔学院的院士。据她自我介绍，她也是出版于1960年的《解离的敏感性：神话还是历史？》等多本书的作者。她说负责指导许多年轻女性的学习，她说将乐见自己的女学生们阅读《乱言塔》。在追问之下，她说自己愿意向女学生们推荐这本书。但是，她不会积极地向她们讲解、诠释这本书。因为她个人并不支持教当代文学，事实上，牛津大学直到最近才开始将1830年以后成书的作品列入教纲。
她黑色头发，穿全套优质粗花呢服装，五十多岁。赫弗逊-布拉夫对她说：“你是一位单身女性，也执教于一个全女性的学院中，而且你创作与宗教崇拜相关的诗歌。但你却很欣赏《乱言塔》这本书，这是你亲口表明的，你还说过，你相信这本书具有文学价值。”
卢里博士说：“我的确未婚，我的学生也都是女性。但我不认为女性所做出的文学评价与男性有任何不同。”
法庭里响起一串笑声，卢里博士也拘谨地笑了。
奥古斯丁爵士则试着引导卢里博士说出《乱言塔》的惊悚程度不亚于斯威夫特在《一个小小的建议》中的言论——要解决爱尔兰家庭的贫穷问题，可以把爱尔兰的婴儿用烤或炖的方式做成美食!“或者可以说《一个小小的建议》更加叫人不安。”奥古斯丁爵士问卢里博士，是否觉得斯威夫特将婴儿焗烤后做成“餐桌佳肴”这一“前卫”的美食品位有任何吸引力。“不。”卢里博士答。奥古斯丁爵士又问：“那么发生在《乱言塔》里那些龌龊无耻的活动——鸡奸、凌虐、群交呢？是否也是丑恶至极的？”
“是的。”卢里博士说。奥古斯丁爵士的脸上漾起讽刺意味的轻笑，他这个笑脸是故意摆给陪审团看的。
“所以，你觉得《乱言塔》里描述的纳西斯年幼时犯下的无知恶行，达米安和洛绮丝近乎癫狂的交欢，与斯威夫特的‘烹婴’一样叫人反感？”
“我没那么说。斯威夫特是不折不扣的讽刺主义者，他写作时总是恶言泼语、悍然不顾。”
“也就是说他字里行间流露出野蛮的愤慨。”奥古斯丁爵士转头为陪审团温和地“翻译”。
“但是梅森先生不同，可以说，梅森先生的计划是带着读者来‘领受’一番《乱言塔》的情趣。”
“带读者领受？不是激发、挑逗、诱使？你的用词如此平凡质朴，如此像教学用语。”
“梅森先生的确有挑逗意味，当然是在他认为有挑逗的必要时。但那种挑逗极其短暂。”
“他随时开启挑逗，也随时截断挑逗，像控制阀门一样？”
“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那么说。”卢里博士应道。
安东尼·伯吉斯是下一个被传召的证人。他脸上的骨骼像峭壁一样嶙峋突兀，但他的声音很圆滑，像是在录音室里精致打磨出来的。他用音乐术语盛赞《乱言塔》：如高歌般激越，像奏鸣曲般热情，又似赋格曲般朦胧。他对赫弗逊-布拉夫说：“《乱言塔》是一本深有道德感的书，几乎可以说太有道德感了。”
问：怎样才算是一本“太有道德感”的书？
答：这一点我以前曾不止一次谈及——艺术的价值总是被能让人由静至动、付诸实践的那些元素所磨灭。这本书有极其浓厚的道德说教意味，具道德说教意味的书从纯美学角度上讲，就比较薄弱。《乱言塔》这本书是一本会下圈套的书，千万不要相信一本会下圈套的书。
问：你是说《乱言塔》在道德感上设下圈套？
答：是的。它以恶心人和恐吓人的方法让人震撼感动。
问：但它是一本文学作品。
答：我不懂为什么你要用“但”，你只需要说：它是一本文学作品。它是前途一片光明、精神内核极其严肃的一本书，它应该得到赞扬，尽管它不是《尤利西斯》或《虹》，但它同样值得被阅读，值得被探讨。
奥古斯丁爵士起身，对安东尼·伯吉斯开始反诘。他与安东尼·伯吉斯四目相接，从眼神中度量着这位小说家。
问：你引用了自己以前说过的话，你说《乱言塔》从纯美学角度上讲，它的艺术形式感比较薄弱，因为它为读者设下圈套，它促使读者付诸实践。
答：是的，它公然地进行道德说教。
问：在你为这本书撰写的书评中——我得说，那是一篇相当有洞察力的出色评论——你不仅指出，这本书因道德说教意味浓厚，会促使人付出行动，你还把“说教文学”和“淫秽作品”统统归类为“会促使人付出行动”的体裁，你把“说教文字”和“淫秽作品”在这本书中做了联结。
答：是这样，没错，你读懂了我写的评论。
问：所以这本书既淫秽又说教？
答：这本书不是“高雅艺术”，在高雅艺术作品中，所有元素都均匀分配，因此高雅艺术在经过严格品鉴和细腻斟酌后，能传达一种美学情趣。而《乱言塔》不同，它拥有风格糅杂、元素混合的文体，它成书的目标就是激发读者从心理到生理的动态。但这不是说《乱言塔》就不是一个艺术作品，或者说它不应该被出版发行。即使不是所有书都能如《尤利西斯》或《虹》那么精彩、杰出，也不代表我们就应该阻止新作诞生。
法官这时插了一句话：“说得没错。不过，我必须再次提醒陪审团：文学专家级证人所提供的关于《乱言塔》是否淫秽的任何意见，仅供参考，不应左右各位的判断。”然后，反诘接续下去。
问：伯吉斯先生，像问其他证人一样，我将会问你同样的问题：《乱言塔》是否曾为你带来性愉悦，让你产生性反应？
答：啊，是的，当然。这是一本好书，它发挥了它的作用，它能煽动情绪。大多数的好书都是这样的，阅读和性兴奋总是亲密连接的。
问：《尤利西斯》亦然？
答：当然了，《尤利西斯》也不例外。你这个问题不值得我回答。但《尤利西斯》和《乱言塔》不一样。
问：不一样？
答：《乱言塔》更原始一些。
问：伯吉斯先生，你是一位小说家，一位笔力勇猛的小说家，你敢于冒险。你在书写性兴奋的情节时，甚至在书写虐行的情节时，脑中有读者的身影吗？
答：有。
问：他或她在你脑海中是怎样的读者？
答：他们是和我一样的人，兴奋时如我般兴奋，抽离时如我般抽离。
问：你是否会设想你的作品，对那些教育程度不高、想象力受限，但会读你的书的人，将能产生怎样的效应？
答：这是个稍微有点难度的问题，不过，预想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阅读，这是很愚蠢的；另外，作为作家，假装能够去预先判定同一本书对所有潜在读者将会产生的效果，这也是很愚蠢的。
问：那么作为作者，你是否觉得自己该对那些心智脆弱、未经教导、容易躁动的读者负有责任？
答：没有办法为所有读者都负全责，但在一定范围之内，我认为是的，我能负责。而且，为了回应你尚未问出口的问题或拐弯抹角的暗示，我要说：我很确定裘德·梅森无意将无知的读者带进一种失责、狂热的境界。但是你无法断言，那种事情永远不会发生。
问：你无法断言，那种事情永远不会发生。
下一位出庭的证人也是一位小说家，同时也是一份严肃的周日报纸的书评人。他是一位温文整洁、风雅俊逸的男子，名叫道格拉斯·科比。他个子不太高，但声音极悦耳又有一份稳定感，他有一点年纪，时光开始为他雕刻出法令纹，跟胡桃夹子脸上那两道一样。他的发色，怎么说呢，是那种金属色的亮金发，又带点奶油的颜色，不过整体上开始泛白了。他创作过不少受欢迎的大部头小说，比如《毒化影响》《亨吉斯特之马》《假海龟的叫声》《玻璃屋里的人生》，他同时是艺术理事会文学小组的成员，也是英国作家协会的成员。对他进行提问的是塞缪尔·奥利芬特。道格拉斯·科比自认在文坛算是一个有些许影响力的小说家，也认为自己在文学评论方面有重要地位，他说阅读过《乱言塔》，对这本书很是崇拜。
问：在你看来，《乱言塔》是一本非供消遣的严肃文学作品，对吗？
答：毫无疑问，写出这本书的年轻人绝对前途无量，他还有很多要学的东西，但他极富天赋。他应该得到鼓励，年轻的写作者都应得到鼓励，因为我深有体会——我还是新人时，走过不少弯路。
问：请你说明为什么你认为它是一本严肃文学作品。
答：好的。因为这部作品处理的议题是“邪恶”，你要知道，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中，我们从不在意“邪恶”，从不凝视“邪恶”。我们是英国人，我们一直如此高雅，我们最着迷的是有没有失礼或失态，最关注的是社交礼仪中的琐屑细节，最紧张的是吃鱼用的叉子要摆在什么位置，最在意的是与我们对话的人是否有着和我们一样地道的口音，或者他们的鞋子好看还是丑陋。是的，事实就是如此；是的，尽管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屠杀和广岛市原子弹爆炸都发生于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英国人真该感到羞耻，因为我们所有的牢骚都集中在花圃里，埋怨着不知道该不该把白色的花摆在花园边的草本植物围篱上，嘟哝着摆了比较俗艳，还是不摆比较粗鄙。你知道吗？就是这样一些事。
问：但裘德·梅森却直指“邪恶”这个问题。
答：嗯，没错，是的，他面对了这个问题，他的确很有先觉，而且他对用写作直面“邪恶”议题有一股冲劲，甚至可以说很勇猛的一股冲劲，这股冲劲体现在他书中对哥特式锁链、地窖的描述上，尽管某种程度上有一点陈腐，但毋庸置疑，这样的描写非常起作用，非常起作用。威廉·戈尔丁也曾写过“邪恶”，比如《蝇王》，写的是一群撒野男学生的沦落与邪恶，很有启示作用。梅森先生在《乱言塔》里对寝室生活的刻画，也是一群撒野男学生的沦落与邪恶，但梅森先生笔下的显然是一个大型木偶秀版本。我个人则倾向于把对邪恶的书写，嵌入对日常生活、起居室、剧院酒吧、乡野庖厨、学校职员室等普通场景的描绘上，我希望把邪恶嵌入可感的生活，就像詹姆斯曾经说过的“要留意社会细节”，奥登也写下过这样的句子：“茶杯上那道细细的裂痕开启了，一条通往死亡之地的路径。”茶杯之类的东西便已足够，但是梅森先生不这么想，他重装上阵、火力全开，抽打、绞刑，什么都用上了，他选择了一条更激进更危险的路，尽管很难完成创作，他却顺利收笔，这是一场壮观的旅程——但我还是更愿意相信，把对邪恶的研究嵌入可感的生活中，这样的写法会更有效。比如，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看守者们，夜里回到他们位于城郊的家里，进到厨房中，厨房中有粉色灯罩、粉色的猪肘子……诸如此类生活用品和生活画面，你用灯罩和猪肉为主题，就能写出一篇好文章，你不一定非得……
问：所以你对梅森先生这本书的结语是什么？严肃？优良？
答：啊，是的，就像我说过的，他很不错。他如果加强学习的话，会变得更加优秀，重要的是给他提供尝试的机会，这特别重要，是的。
轮到奥古斯丁爵士反诘，他反而说：“我没有问题要问，法官大人。”
辩方又请出了下一位证人，玛丽-弗朗斯·史密斯教授，她来自伦敦大学艾伯特王子学院。她穿了一套雅致的女士西装，纯羊毛料，西装是黑色的，有白色滚边。
赫弗逊-布拉夫对这位外表娇柔又纤弱的证人十分殷勤。一开始，这番客套和逢迎使玛丽-弗朗斯·史密斯教授有点不安，她明明想一本正经地以自己的理解，为《乱言塔》的人文思想背景给出既有学术性又易懂的解说，而赫弗逊-布拉夫“介入”后，以提问的方式让史密斯教授借发表在《文汇》杂志上的书评，来对《乱言塔》抽丝剥茧。
问：史密斯教授，你在你的评论文章中曾指出，在座的陪审团成员们刚刚读完的这本《乱言塔》，“继承了欧洲人文历史和哲学辩论的主流传统”，这可是相当重大的一个主张。
答：我想我可以充满批判性地证明这一点，《乱言塔》这本书的作者对法国大革命时期及其后期的法国思想争议、哲学争议有着极开放的接纳，所有这些争议的焦点都集中在两个议题上：人类应该多自由？对人类的限制究竟该达到什么程度？
问：你在评论文章中也提及了几位思想家的名字，比如查尔斯·傅立叶。你是否能够为我们简述傅立叶的思想，以及他的思想在《乱言塔》中的体现？
答：傅立叶是一位既温和又有些怪异的思想家，和18世纪末及19世纪初的许多思想家一样，他认为对人类情感和生活方式发动一场改革，可以唤醒一个和谐新时代的降临。他坚持认为前几个世纪所遗留下来的“文明”是罪恶、压抑又颓废的。他声称对所有人类激情和欲望的迁就纵容，能将人类引入和谐，这是他在1810年提出的观点。他相信所谓的文明人和颓废的人认为所有的人类大体上都是相同的，但事实上，人类之间千差万别。他主张女同性恋者、鸡奸者、自虐者、恋物者、慕男狂等，与其被惩罚，不如被社会容纳。他还写了一本名叫《充满爱的新世界》的书，讲述一群移民者去小亚细亚奈达斯的旅程，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社群，一个实践着绝对性自由的群落。他们举办滥交、群交活动，也举办狂饮暴食的派对——傅立叶在自己的书里看到了和谐中的“斗争状态”，比如，厨师们以文明姿态比赛制作小甜点——他对自己的小巧思很是喜爱。他热衷于发明等级制度，他在书中建立了一个洋溢着欢爱的宫廷，里面有大祭司、教皇、女总管、告解者、托钵僧、小仙子、酒神追随者……
问：所有这一切，在你看来，都很温和？
答：哦，是的，一派温和。就像华托的《舟发西苔岛》里的画面，表面上是一个如梦似幻的世界，事实上却掩藏着严肃的政治想象力。傅立叶真诚地相信：法国大革命的腥风血雨和极端恐怖，也许能够将法国往前推得更远，也许能导致旧秩序和老规矩一如他渴求中的那样，进一步瓦解——比如，婚姻制度得以废止，因为婚姻在他的观念中，让几乎每个人都不快乐。傅立叶写道：“在和谐的境界中，每个自然人——男人和女人，都会被赋予最低限度却令人满足的性欢愉。”
问：你认为《乱言塔》承袭了这种“传统思想”？
答：是的，前半部分是。书中的角色们往一个“充满爱的新世界”进发，这是来自傅立叶的感召；其后发生的事情，则可看出萨德的影响。
问：请为我们讲述一下萨德，你真的把萨德当作思想家看待？
答：一定要把萨德当作思想家看待。他的地位举足轻重，尽管他血管里流淌着犬儒主义的血液，他却是那条代表着启蒙哲学家们开始赞美人类理性和自由意志的时代的分割线。他问道：如果我们都能自由地遵从自己强烈的激情，谁能阻止我们去伤害、去杀戮、去奸污、去折磨他人的欲望？他说：因为伤害、杀戮、奸污、折磨，就是人类的激情，再自然不过了。有一种观点认为，伏尔泰、卢梭、狄德罗这些自由思想家能把人引向断头台或者萨德打造的闺房——梅森先生就读懂了这一点，也在书里展示了他的理解。
而那位话题中的被告，却在看自己的手——他根本不望向史密斯教授，一些陪审团成员注意到这一点。
问：你出此断言的依据是什么？
答：嗯，让我先从《乱言塔》这个书名开始说明。“乱言”可以被理解为噪声、嘶喊、嚎叫，有动物性的意涵，在有的语言解释中，“乱言”近似“乱吠”，是猎狗发出的噪声。“乱言塔”本身是“巴别塔”的一个象征，巴别塔的修筑是人类为了登天取代上帝，与上帝等同。人类的放肆触怒了上帝，上帝降下惩罚，派一个捣蛋的精灵到人类中间，搅乱了他们的语言，让人类再也不能彼此互相理解。巴别塔说穿了，是一场人类反抗上帝权威的共谋。在《乱言塔》中，那个乱言塔社群就是傅立叶构筑的“充满爱的新世界”，也是萨德建造的“西林古堡”，那群浪荡子砍断了将他们与外部世界相连的桥，以便能执行种种恶行。
赫弗逊-布拉夫向史密斯教授致谢，感谢她对《乱言塔》的清晰解读。赫弗逊-布拉夫入座后，控方接着向史密斯教授盘问。
问：谢谢你饶有趣味的讲解，史密斯教授，你为我们生动勾勒了一幅法兰西人文思想的图卷，也将《乱言塔》从哲学角度予以剖析，给我们带来一场深度讲解，这令人悦服。我想问的是，你刚才谈及的萨德的书、傅立叶的书，都是法语书吗？
答：是的。
问：在市面上自由流通，任人阅读？
答：是的，但傅立叶的书并未全部面市。很多都未经整理、编辑，原稿保存于法国国家图书馆。
问：你所述的这些思想是不是非常典型的法国思想？你的祖国法国，是不是在性方面给了国民相当大的自由空间？
答：在某种程度上是。
问：英国人一向惯于到法国购买那些被认为对英国读者不合宜的书，或者去看女神游乐厅的刺激表演，或者去你的国家做性质相似的一些事。有的人觉得像法国一样，拥有这些自由很好；有的人觉得对维护社会公德多付出一些关切，对阻遏傅立叶先生急切宣扬传播的那些观念多投入一些心力，有其正当性。你或许觉得，起草并制定《英国国会法令》，让《乱言塔》这本书的审判有法可依的那些人是很次等的。
塞缪尔·奥利芬特起身对控方表示反对，指出那是一个陈述，不是一个问题。
问：你的发言带有如此冷静的条理性，如此法兰西式的辩才无碍，无论对萨德还是《乱言塔》，都能侃侃而谈。如果我可以说的话，从外表看，你并不像是一位会对邪魔般的萨德挑灯攻读、潜心研思的人。史密斯教授，请你告诉我，你享受萨德的书吗？
答：享受？不，一点也不。(法庭速记员记录：这很明显是一个充满反感的真实否认。)
问：但是你之所以读萨德的书，是因为你觉得应该读？
答：是的，就像我说过的，萨德举足轻重。我个人更倾向于读傅立叶。
问：那位温和、怪诞、放纵的傅立叶，他是能写出华托画中仙子和自虐者逸事的文字家。那么《乱言塔》呢？史密斯教授，你享受这本书吗？
答：不，我钦佩这本书。
问：但作者可能很期待你能享受这本书。
美貌的教授和被告席上的犯罪嫌疑人不约而同地垂下了眼睑，涨红了脸。
答：此刻，我们一再被提醒，作者的真实意图是我们无法知悉的，也与读者对其著述的批判性解读丝毫不相干。
问：请一定原谅我做此提问：你在阅读《乱言塔》时，是否感到震颤的性愉悦？
答：(法庭速记员记录：证人脸颊通红。)可能有吧，我不记得了，但那不是我最主要或能够牵制住我的阅读反应。
问：谢谢你，史密斯教授。
紧接着出庭的证人是一位剧场导演，福斯托·杰梅利，他曾与彼得·布鲁克、查尔斯·马罗维茨共事过，这位证人热情洋溢地高谈阔论着爱德华·邦德的《拯救》，《拯救》中婴儿被杀死在手推车里的情节，是对布莱克诗句“有欲望而无行动，无异于将婴儿扼杀在摇篮之中”的践行。证人还说起了热内的《女仆》和《阳台》，说起了阿尔托的“残酷戏剧”，证人引用阿尔托的话，昭示了残酷戏剧的目的：“像牺牲者在火刑柱上被焚，从火舌中发出了信息。”塞缪尔·奥利芬特问证人：“我们此刻活在热内、邦德、阿尔托、《马拉/萨德》和彼得·布鲁克《李尔王》的时代，你是否觉得《乱言塔》在此际的文化语境中是出格的？”证人说：“我觉得完全不会。”这位证人实在是太过激情昂扬，他说每一句话都是手舞足蹈，并常常从他那黑云般的长发中露出脸来大声发言。奥古斯丁爵士说：“我没有要问该位证人的问题。”奥古斯丁爵士做此判断，可能是因为已经发现这位证人总是对自己的“观众”喊话，全然不顾其他听不懂戏剧的公众。
审讯进行到第三天了，辩方传召了埃尔维特·甘德。证人自称是一名医学博士、心理医生、精神分析学家。他表示自己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有精神困扰的青少年提供治疗，也出版过一些关于语言和社会、心理健康，以及精神病患者群体症状分析的一般书籍，《语言是我们的紧身衣》《压迫者之舌》《我是我兄长的守护人？》等都是他的作品，他也承认，自己对研究语言和压抑两者间的联系尤其有兴趣。“当然，还有语言和表达。”他补充道。
坐在证人席上的埃尔维特·甘德有着冷峻和整洁的形象，他的秃头在闪光，他的鼻尖在闪光，他的长牙在闪光，而且闪得更亮。他的眼睛巨大，有雕塑感，但眼皮耷拉着；他做证时，像逐渐在施咒，咒语的连缀感慢慢增强，但他的声音却是平稳的，只是到了快说完时，他气若游丝，像耍蛇人的姿态一样摇晃不定，他还有边说边用手轻敲证人席壁架的习惯。他出庭时穿了一件皱巴巴的灯芯绒西装外套，黑色的，内衬一件米白色的马球衫领针织套衫，裤子也是灯芯绒的。弗雷德丽卡注视着他，把他想象成一件打磨光滑的象牙制品，或一块乳白色的大理石。赫弗逊-布拉夫问了他一系列精心设计的问题，意图让他论证《乱言塔》作为一本阐述个人精神崩溃以及群体社会痼疾的作品，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甘德长篇大论着，声音洪亮，又极具音乐性，只消片刻，便将听审的公众全都笼络成一个对他的颠头耸脑心服首肯的群体，但他发言结束后，大多数人无法记得他发言的大部分内容，还有一些人，根本想不起他到底说过什么。甘德说，人类是分裂的生物，而且越来越分裂，不仅与其他人分裂，自己的身份和意识也呈分裂状态。甘德认为，《乱言塔》不仅体现了这种分裂感，也传达了一种与自我、与群体聚合统一的渴望，就像巴别塔原始的神话故事一样。甘德说，人类愈加成为一种“投射”，一种对他人想法或意识的投射——尤其是家庭成员的想法或意识，也是对内心恐惧及隐秘心愿的投射。他指出，我们活在一个人类被标签化的世界，不但被标签化，也被评判为罪犯、疯子、变态者、施虐者或其他极具偏见意味的名称，评判后即被惩罚，或者也有稍微好一点的标签，比如绝望的、深情的、合理的、疑惑的。语言毁灭了我们，正如语言造就了我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曾备受谴责，是因为直截了当地使用低俗的脏字来描写身体功能，我们因此用委婉语高筑起一整座语言牢笼，从此避免对这些身体功能的平铺直叙，用语言把人类从自我中分裂。但有一种人类疾病——妥瑞氏症——一种遗传性的神经内科疾病，会让人的身体不由自主地抽动，或者突然口出那些被认为是恶劣到不应该说出口的字眼——肏、屎、尿。甘德说不会因为自己用了这几个字眼，而向庭上致歉。他说，那几个字眼无非是像夜间遗精时，从人体流出的液体，再被如污渍一样擦拭即可，和射精是一样的道理，都是无比真实的存在。但人类却甘愿冒险犯难，连同我们为遮掩身体而捏造的语言，鬼鬼祟祟、徙倚仿徉。裘德·梅森为我们揭露了我们的结局：我们将面对皮舌和铁具，既然我们被禁止使用口舌和身体器具。
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已经开始恍惚，却还在坚持。他既要掌握问答的主控权，又要敦促他的证人将关注点移转到“也就是说，我们手上这本书”上。这似乎正中甘德下怀，甘德说：“你的敦促，不禁印证了两种令人销魂的对比：一是对话和交配，二是自渎和独白。足够的医学证据显示，比起性交，男性手淫时释放的生理物质更多。”
“请问关联何在？”法官戈达尔·贝拉弗莱忍不住问，“你刚才的话与本案，与本案中的书，或者与本案中这本书的内容，怎样能产生关联？”
“法官大人，我在说的是语言自渎，或者说是《乱言塔》式的自渎，是有意识的自曝、有良知的自曝，我在说的是这本书是孤立状态和非现实感的产物。”
甘德又径自说了下去，他说《乱言塔》中的塔民社群，求索的是一种早已遗失了的具有原始性质的统一状态。“那种统一状态是不可能的身份认同，一种多相变态。我可以引用莱纳·玛利亚·里尔克的诗歌做出解释，里尔克祈求能够变成一个实现自我满足并独立生活的雌雄同体者。”
“他当真有这种执念？”
甘德吟诵道：
Mach Einen herrlich, Herr, mach Einen gross,
bau seinem Leben einen schnen Schoss,
und seine Scham errichte wie ein Tor
in einem blonden Wald von jungen Haaren.
“我不知道，”法官说，“甘德先生，我是该请你为陪审团着想，把这段诗翻译成听得懂的语言；还是该请法庭速记员从法庭记录上把这段诗，作为无关、无效证词删除掉呢？我的德语不是那么灵光了，但我极力跟随着你的引用，你的引用让我觉得有点……有点……嗯，或者赫弗逊-布拉夫先生能够为我们指明：我们到底需不需要这段诗的翻译？”
赫弗逊-布拉夫说：“甘德先生的热忱尽管很有感染力，却也让他自己被冲昏了头，失去自制力，如果我对甘德先生的话做出了正确理解，我想说甘德先生的主要论点是说《乱言塔》的塔民群体是一个病态的群体，他们试图获取统一，最终却失败了。”
法官：这个论点与“语言自渎”以及里尔克的诗到底有什么关系？
甘德：能让我回答吗？D.H.劳伦斯说过：“我要使我的世界——我的小说世界保持健康，方法是邀请每条在我头脑中那片‘无意识沼泽’的边缘上盘圈、缠绕的小黑蛇，爬进我的小说世界中。”法国超现实主义作家米歇尔·勒西斯也说过：“施虐、受虐，以及几乎所有的丑行恶习，事实上只是让人类更加体会到自己是人类的方法。”我想要说的是，《乱言塔》一书中的英雄考沃特，正如史密斯教授所言，是一个像傅立叶一样的人，想要在塔里为他创建的社群安排筹划好所有事情，他希望从此不再有迷失的灵魂，不再有因被抛弃拒绝而苦寻皈依的生命，所有人将成为统一的一个整体。在书中，这最终是行不通的，不过，这种渴求是高贵的，不仅高贵，而且清醒、健康。我之所以引用里尔克充满寓意的诗，是因为它在同样程度上让我高兴，让我看到关于统一整体的一副盛景——对雌雄同体、多相变态、自我满足、浑然一体，那美丽而无望的向往。
法官：我不确定我应该这么做，我们可能会浪费庭上所有人的时间，但是我要请你翻译里尔克的诗。
甘德：谢谢您，法官大人。可以这么翻译——让我想想——就这么翻译：
使一个人丰美，主啊，使一个人壮大，
为他的生命建起一个美丽的子宫，
让他的羞耻之处雄起如支柱，
矗入澄金色的柔亮森林中。
法官：谢谢。非常感谢。我相信陪审团肯定觉得听明白了远比听不懂好。
甘德：这首诗很有力，很美妙。
法官：也许吧，但听德语原句时似乎更好，我这么认为。赫弗逊-布拉夫先生，我真的认为我们应该回到讼案的中心要旨上了。
赫弗逊-布拉夫：完全同意，法官大人。甘德先生，是否可以请你用你自己的语言，来为我们分析：《乱言塔》随着故事的深入和暗黑化程度的加深，施虐受虐的行径愈加频密。作者这么写，到底有什么意图？意欲达成什么效果？
甘德：好的，我当然可以来分析一下。这些行径被定义为“贬降仪式”。我想为陪审团介绍H.加芬克尔发表于1956年第61期《美国社会学期刊》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探讨的是“成功贬降仪式的条件”。文中写道：在现代社会中，贬降仪式是离间、异化行为的一部分，在所有机构中都会发生。存在主义精神病学家R. D.莱因，在英国皇家学会出版的《动物与人类的仪式化行为》一书中，将许多现代精神病诊断行为定义为不折不扣的异化仪式、贬降仪式，一些公共检讨会也属于这个范畴。《乱言塔》中的告解、忏悔活动，以及剧场，都有进行贬降仪式的功能。我们也可将这些活动与某些妓院里上演的一些画面相提并论，比如男人被强迫打扮成淘气小男孩或殉道者的样子，被链条捆绑起来，任凭妓女贬损、辱没。热内也指出，人们也有去扮演司仪、辱人者、法官、主教和司令官的需求。不管是在妓院寻欢，还是在真实的日常生活中，都是一样的。一种暴力躁动，一种血性反叛，在向真实自我穿刺和洞悉的过程中，都是必要的。
法官：我不确定我听懂了你的话。你的意思是说法庭、精神病院，甚至教堂，都是为了贬降人类而设计出来的？你的意思是说，梅森先生在书中是这么表述的？
甘德：不、不。只是从某些层面上看，这些机构可被理解为有贬降作用的，但《乱言塔》深刻、绝妙、流畅地论述了我们对彼此进行贬降的谜之疑团和含混暧昧。法官大人，你可以把我们的贬降欲望视为原罪的一个方面，或者是用于对将人群进行分裂的那种力量的一种展示——这在《圣经》中的耶和华身上就体现得很明显：耶和华沉重地打击了巴别塔原居民们的放肆无礼。
法官：甘德先生，你的自我表达清晰，但说理却让人有些费解。如果我理解得没错，你是不是在谴责耶和华打击对人类进行分裂的罪过？
甘德：耶和华是一个人类神祇，是一个人类投射，从这个角度看，你对我的理解没有错。
法官：我必须提醒你的是，你刚才出庭时，是以《圣经》起誓的。
甘德：我起誓的时候，说的是“我对万能的上主宣誓”。我是那么说的，也是那么想的。我所说的“万能的上主”是一股凝聚的力量，是一片光与美的净域，而不是一个打压人民的残酷审判者。
法官：你教化了我。
甘德：法官大人，我记起一段语录，来自西蒙娜·德·波伏娃关于萨德的评论，想必能精准概括我的本意。
赫弗逊-布拉夫：我想我们可以摈除语录或引用，回归正题《乱言塔》和它对残酷虐行的描述。我记得你曾说过，《乱言塔》是一部反映人类苦难和社会痼疾的深奥作品。你用了一个法语单词“痼疾”，来指代顽症、沉疴。
甘德：但我想到的那句西蒙娜·德·波伏娃语录颇能说明一切，那句话完美地解释了萨德，以及裘德·梅森。西蒙娜·德·波伏娃洞悉了一切，她是一个那么重要的作家，那么值得尊敬的思想家，请一定要听我说她的那段话：“太急于支持萨德，无异于背弃他，因为他想要的就是我们的困顿、屈从和死亡；而如果我们同情一个在孩子喉部割下一刀的性欲狂者，我们就是与萨德对立。萨德并未禁止我们去为自己辩护，他准许一个父亲去制止自己的孩子落入色魔手中，也不反对那位父亲在孩子被性侵被残害后去复仇，去杀死那个强奸犯。萨德的诉求是：在不可调和、互不见容的独立个体之间的搏斗中，每个个体都以‘存在感’的名义，与自我意识牢固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萨德认可人们之间的宿怨和世仇，他不认可的是法庭。萨德认为我们可以杀戮，但我们不可以审判。法官的惺惺作态远比暴君的装模作样更加傲慢自大，因为暴君把自己囿限在自己的世界里，而法官却将自己的观点上升为普遍规律。法官的成就，根源无非是一个谎言。因为每个人都明明被自己的皮囊死死囚禁，根本无法成为任何两个不同个体的调停者，毕竟，谁跟谁都是隔绝的。”
赫弗逊-布拉夫：甘德先生，你不会是在暗示梅森先生藏于书中的论点是“我们可以杀戮，但我们不可以审判”吧？
甘德：啊，当然不。裘德·梅森不接受萨德的信仰——他根本不接受这个人。但为了版税，他愿意给萨德的论点一次被讨论的机会。我们身在一个自由社会中，任何严肃的论点，都可以被有偿地传播、散布。
法官：的确是一个很严肃的论点：“萨德认为我们可以杀戮，但我们不可以审判。”
甘德：但那只是个论点。您是个有智慧的人，这是个智慧的法庭，您怎么样也得意识到这一点——抱歉，我这句话的表述不对劲——我知道您明白这是个很严肃的论点，其实，您和裘德·梅森都不接受这个论点。尽管我对审判、标签、投射、灌输、心魔等概念都抱持怀疑态度，就算我是这样一个人，比起累积仇怨和轻易杀人，我还是站在支持法庭这一边，我也不接受萨德的论点，但我愿意承认他的论点所具有的深远重要性。我们不能禁毁萨德，或裘德·梅森。
法官：好的，甘德先生。好的，赫弗逊-布拉夫先生，你的证人已经把我们所有人都带往深层境界了。
赫弗逊-布拉夫：法官大人，我们正在讨论的正是一本很有深度的书，这是毋庸置疑的，毕竟《乱言塔》不是一本悦己愉人的小说，不是一本烦言碎辞的小说，它的确在往深处探伸。
奥古斯丁爵士问埃尔维特·甘德：“如果你拥有权限的话，你是否有想要禁止发行流通的书？”证人回答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想禁止芭芭拉·卡特兰的小说，因为她的小说全是谎言，会给相信这些谎言的人带来不幸。”奥古斯丁爵士说，即使爱读这样的书，也是一种微弱欲望的体现，也是一种值得被认真探讨的心态。甘德微笑了，他同意奥古斯丁爵士的看法：“我刚才的答案给得有点仓促，那只是一个夸张的说法，你说的是对的。重点是：无论什么，这都不构成禁毁一本书的理由。”
问：反正到最后——万事皆可？
答：啊，是的，我是这么觉得的——万事皆可。
问：法官大人，我没有更多问题了。
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开始显得面红耳赤，四肢懈怠。他跟自己年轻的后辈同事和鲁珀特·帕罗特悄悄交谈，很显然对证人选择以及之后将要上庭的证人存疑。不管怎样，他还是传召了阿夫拉姆·斯尼特金，他在去证人席之前，把自己的录音机交由弗雷德丽卡保管，请她来帮忙录下自己做证的过程。
斯尼特金出庭是为了根据多份社会学研究资料来论证一点：那些有性冒犯、性亵渎癖好的人，在能直接接触到“露骨的文学作品”的情况下，实施性侵犯或性暴力的概率其实较低，尽管一般认为这个概率也许是较高的。但斯尼特金真是一个糟糕的证人，因为他无论做怎样的供述，几乎每句话都免不了用“一方面”“另一方面”“可以这么说”“在一些能被精细描述的情形下”之类的赘语，这让他的话像被紧紧包覆在茧里，缺少鲜活的说服力；而在当控方只是简单地问了一句：“你所说的那些社会学实验里，使用的文字素材是否可被归类为‘淫秽作品’？”斯尼特金却用了冗泛口舌，大费周章地论述到底何为“淫秽作品”，他说：“淫秽作品的定义要看‘淫秽’的定义，也要看那些作品的读者或使用者，到底赋予了作品怎样的用途；同时，也要看所谓的‘淫秽作品’的读者或使用者的习惯或习性，是否经过研究和分析……”
法官打断了他的发言，让他长话短说，也许是因为有了应付埃尔维特·甘德雄辩言辞的前车之鉴，法官必须适时地表现出一种急躁感。
斯尼特金还辩解道：社会学研究显示，淫秽行为历来是被疏离和被挫败的一种反抗武器，这带有传统性，而当他口若悬河地解释什么是“淫秽行为”时，又遭到法官和赫弗逊-布拉夫的制止。然后，他将裘德·梅森形容为一个“怀有理想主义、希望重新改造社会的年轻人”。斯尼特金说：“如果无政府状态是一个另类社会诞生后的初期形式，那么对语言的蹂躏与玷污，或者说让语言变得淫秽又无用，正是建构一种新语言的必经过程。”
奥古斯丁爵士直接设问：“你是不是在说《乱言塔》是一本淫秽的书？”
赫弗逊-布拉夫立即提出反对——证人关于《乱言塔》是否淫秽所发表的观点不应被庭上接受。
反对有效。
奥古斯丁爵士改问斯尼特金：“你认为《乱言塔》是不是年轻人希求蹂躏、玷污语言的例证？”
斯尼特金否认，他说完全不是这样。而且恰恰相反，《乱言塔》是反对蹂躏、玷污语言的，《乱言塔》中使用了极端清晰表意的语言，来造就其文学价值。“我想说的不过是——”斯尼特金说，“我们活在一个新的舆论环境中，《乱言塔》的文字已非多么令人心惊胆寒了。这就是我要说的。”
奥古斯丁爵士说：“我们中有些人活在那个环境中，而另一些人则极力避免活在那个环境中。”
下一位证人是阿德尔伯特·霍利教士。他白发轻扬，手指被尼古丁渍染成黄色，穿着神职人员的白色硬立领。众人被告知他是任职于圣保罗教堂的教士，也是神学和心理学作家，同时也是一位专业的“性治疗师”，还是一个专门以提供热线电话来帮助绝望人士的慈善组织的负责人。
赫弗逊-布拉夫问他是否认为《乱言塔》是一本有道德信息的好书，霍利教士肯定地说：这本书既有文笔，又有道德。
问：你作为一位基督教牧师，是否会鼓励别人去读这本书？
答：当然会。这是一本很深邃、很有基督教色彩的书。
问：请问你为什么会做此评论？
答：这是一本关于承受苦难和施加苦难的书，而受难和施加苦难就是基督教的中心。我们崇敬那位被鞭打、折磨、戴上荆冠、剑刺、双手钉在十字架上直到气绝的人的尸体。我们更宣称，我们的上帝使此人受难——而此人是上帝的一部分，即是上帝——受难承担并偿付了我们的罪责。我们的上帝是一个残酷的、善妒的上帝——这是《圣经》一直固执地向我们讲述的。残酷和苦难是我们教义和仪式的重点，基督教是一种观念的表达：即现在被我们称为虐待、受虐的行为和思想，便是我们存在的中心真理。
问(法官)：你的意思是说，你作为一个基督教牧师，认为上帝本质上是残酷的，另外，这本书也指明了这一点？
答：以前我们所称的上帝有一部分是残酷的。另一部分是人性的，是基督。我认同威廉·布莱克的说法，他在《最后的审判》中写道：“如我所想，世界的创造者何其残酷，作为基督的崇拜者，我不禁要说：‘哦，儿子多不像父亲啊!’全能的上帝先往头顶上一记猛击，其后耶稣携疗伤的良药而来。”为了缅怀他，我们必须崇拜耶稣的人性，我们必须吃下他垮掉的身体，饮下他流失的血液，因为他祈求我们那么做。
赫弗逊-布拉夫正在引导，或者说正在试图引导这位证人回到对《乱言塔》里一些事件的道德分析上，比如儿童们的捕猎、洛绮丝的死亡。赫弗逊-布拉夫想引导霍利教士说，这些片段充其量只是在道德上是惊悚的，而非在性意识上挑逗。赫弗逊-布拉夫的诱导并不算成功，因为霍利教士的回应痴迷而癫狂，他说这些片段写得“骨寒毛竖地恐怖，神乎其技地奏效，光彩射目地邪孽”。霍利教士离题地说起对儿童和死亡的看法，他自言尤其为诺曼·O.布朗奥妙的精神分析学说所吸引。他形同呼喊：“《乱言塔》《圣经》，以及诺曼·O.布朗的著作都是对人类社群里爱与死到底如何产生的一种凝视。不管是生殖细胞，还是人类社群的‘一灵真性’，都弄不懂死亡是怎么一回事。死亡伴随着‘个体化’而来，婴儿脱离了曾经吮吸过的乳房，将成长为一个独立的性别生物——在家庭中，个体开始分离，预示着新的核心家庭就要出现，死亡也即将诞生——当儿子成为父亲，儿子的父亲就可以死了，也必须死。人类家庭是由强烈而紧张的爱的模式构筑的，因此必将制造出更强烈更紧张的死的模式。法官大人，这是诺曼·O.布朗的理论，也是裘德·梅森在书中所论证的。”
法官：是吗？我恐怕没听明白你的意思。你每个单独的句子我都能理解，但整体大意令我似懂非懂。
霍利：我可以释疑。
法官：不，不必了。我相信陪审团成员们各凭才智，达成了对你证言程度不一的理解。我也相信陪审团会自行判别你这番神学领悟，是否能和他们对《乱言塔》的解读达成一致。
塞缪尔·奥利芬特代表裘德·梅森向这位教士展开问讯。
问：你与裘德·梅森相识？
答：我认识他有一段时间了。
问：你会怎样形容他？他是不是一位严肃的作者？
答：他是个非常有才华的年轻人，同时处境也非常艰辛，有才华的人常常如此。他与社会的关系不能说是顺畅的，他的生存状况也堪忧，不过他挣扎着向外界传达着想法，进行着创作。
问：即使他个人境遇欠佳，他是不是也从不间断写作？
答：他生活在边缘上，在极端上——我是指他的经济状况，他很贫穷。他为人处世的态度其实是一种疾病的表现——他遭受过社会的迫害和嘲弄，他是一个替罪羊，一个受害者。
塞缪尔·奥利芬特没有预期会得到这样的答案，犹豫了一下子他决定继续问下去——这要比重新回到上一个问题更好。
问：你是说他因身处困境，所以了解现代生活的苦痛？
答：我一直把他当作一个“圣愚”般的人物看待，就像让-保罗·萨特笔下的“圣热内”一样，又或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白痴”，他是一个在残酷世界中颠沛流离的纯洁之人。而萨特把“圣热内”视为一个萨满教的僧人，先被死亡精灵肢解，再被砍成碎块，尔后重生，成为一个智者。裘德·梅森也有复苏的智慧，他的人生蒙受苦难，但他却能在书中死而复活、重获新生。
听了这番突兀的又极致的颂誉，裘德·梅森完全没有露出任何感恩的表情，这让辩方律师们都尴尬不已。
奥古斯丁爵士起身，对证人反诘。
问：你对基督教和虐待及受虐的观察让我很感兴趣。你是否认为《乱言塔》中对折磨的描写，体现了一种对世界残酷性或对造物主残酷性的宗教式体验？
答：是的，我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想的。
问：所以你觉得作者刻画这些露骨性虐的动机是昭示一种虔诚的宗教狂热？是极度渴望带读者感受肉体痛楚及性痛楚这两种贬降行为的由浅到深的不同层次？
答：基督体尝了各种层次的痛楚，他死于痛楚——这我们都应该知道。
问：但我想他没有经受过性痛楚。
答：所有的痛楚都与性相关。他曾是一个人类，他以人类姿态受难。
问：你认为阅读这本书时，读到其中哪些晦涩艰深的性恐怖场面，会让读者能够以一种——或许是一种极恍惚极模糊的方式，将这些性恐怖场面与主耶稣基督的受难联系在一起？
答：如果人类竟然不能读取或感知世界上的各种可能性，这真令我无法想象。
问：让我问得更清楚一点，也请你答得更清楚一点——你认为推荐别人读这本书，是不是一种基督教行为？
答：我必须引用约翰·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那种动辄逃逸自保、一贯隐居避世的道德，那种绝无突围出击、回避直面敌手的秉性，那种只会临阵脱逃、不愿加入奋战的品行令我不敢恭维。须知那不朽的花环，是要在经历一番烟焰张天、腹热肠荒后才能夺取的。”
问：但我们的主耶稣不就曾说过一句话，也告诉我们要如此祈祷——“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答：翻译得有出入，我们现在都改说：“不让我们陷入诱惑。”
问：真的改成这样了吗？法官大人，我没有更多问题了。
弗雷德丽卡必须得错过几位证人的出庭应讯环节，因为她要见法庭福利处事务员。事务员会在监护权听证会召开前，来对她进行访谈。这位由法庭指派的事务员安西娅·巴洛是一位中年女士，来弗雷德丽卡家中进行访视那天，穿了一件波斯羔羊皮衣，戴一顶皮帽子。她的眼睛很亮，但眼睛间距有些大，头发白中带点灰，她在交谈时，表情常常过分热情、入迷，这让弗雷德丽卡对她没什么信心。在弗雷德丽卡眼中，这位安西娅·巴洛太太基本上是夏丽蒂·法勒一样的教条女人，夏丽蒂·法勒是吉迪恩·法勒的妻子——那个宗教组织“喜悦孩童”的创办人的妻子。出乎弗雷德丽卡意料，巴洛太太问的问题挺有一套，尽管发问急促，但问题很合乎情理。她问弗雷德丽卡：“你是否觉得利奥在布兰大宅的话，过得会更开心？毕竟那里有田地、马场、果园。”弗雷德丽卡说：“是这样，没错，正因为那些理由，我也差一点就把他留在那个地方了。”巴洛太太问弗雷德丽卡为什么最终没有将利奥留在那里。
“因为他想跟我一起走，那也是第一次我无比真切地感觉到：他是我的孩子，我的血肉，我是他的母亲，他的人生是我给的，不是皮皮·玛姆特给的!无论我多不完美，他也需要我，我们对望时，连表情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他父亲呢？”
“利奥的确也是他的，这就是灾难的源头。可幸好，利奥虽然年幼，却是个早慧的孩子，是个敏锐又有坚定信念的孩子，知道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
“你爱利奥吗？”
“比爱任何事物都要爱他，包括我自己，包括我的书，不管我想不想爱他，我都爱他。这是天性使然，我想你问了一个荒诞的问题。”
“我明白。我只想听听看从你口中到底能说出怎样的答案。你会非常惊讶于不同人所给出的不同答案，很多人把这道问题当成监护权攻防战的要塞，志在必得；又或者他们会说：‘我必须得爱他，不是吗？’”
“好吧，其实我也可以说：‘我必须得爱他，不是吗？’这是我的生物机制。”
“你爱你儿子，这我毫无疑问。”
“最后会怎么样呢？”
“这不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我还得去走访他的父亲，还有他的姑姑们，也得亲自和你儿子对话，我可以和他单独对话吗？”
“如果他愿意的话。”
“我对与孩子们沟通很拿手，放心，我不会让他不安的。”
“这孩子有点容易精神紧绷。我另外想说的是，我完全不赞成把这么小的男孩送进寄宿学校，我觉得那很危险又糟糕。孩子们都太小了，寄宿学校那个环境……但利奥很像我，独来独往，他和我一样，需要一种自我的生活，他一定会厌恶寄宿学校的环境。请你一定要体谅这一点，他是一定会厌恶那种环境的。我希望我的话听起来不是那么刺耳。”
“不，这是很合理的担忧。我想知道，你能善尽抚养之职吗？”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一切。我有阿加莎相陪，利奥有莎斯基亚做伴，而且孩子们去的是一所好学校。”
“那学校的确不错，我调查过。”
“那么，最后会怎么样呢？”
“一般上，福利处总是会倾向于母亲，但如果是男孩的话，可能就不是那么倾向了。不过，法官更愿意相信女性比较适合照料孩子，这没错，我是这么想的。”
“在利奥身边围绕着的还有很多其他女性，但只有我，是他母亲。”
“一点也没错。我能看出你多在乎这孩子。”
回到法庭，赫弗逊-布拉夫传召鲁珀特·帕罗特进入证人席。帕罗特说为能出一本像《乱言塔》这样的书感到自豪。《乱言塔》是一本重要的书，尽管有争议性，但它所传达的信息却是非常有道德感而且属于这个时代的信息。帕罗特口吻轻缓、快活，声音有一丝高傲意味，却被他那夸张的谦恭有礼全部掩盖过去，他真是十足的老派格调。他的蓝色眼睛熠熠发亮，他圆润的脸颊也绯红而有光，他回传给提问者的那份关注力，让提问者感到有点过于强烈。帕罗特始终是一副对所有事情都谨小慎微、用心推敲的样子。赫弗逊-布拉夫问帕罗特，最初承担这本书的出版时，是否想过这本书会被认为是触目惊心、难以领受、秽乱不堪的一本书。
答：嗯，是的，自然是这样的。这本书程度深，内容硬，完全不手下留情。但是，我相当有信心的是读者大众以及有关当局，会发现并注意到这本书的实质——严肃、有抱负的文学佳作。我当时感到：这本书的时代已经到来，我一定要把它介绍给这个世界。这本书说的全是存在于我们社会里，亟须被挑明被正视的事情。
问：是怎样的事情？
答：控方已经多次提及了其中一部分事情——比如，寝室中那些孩子的施虐惩罚行为。实际上，包括这个情节在内的许多内容，都让我意识到这是一本我必须出版的书。因为读到书中的寝室和惩罚，我求学时的片段历历在目……
问：你也是“旧猪圈里的公猪”？就是说，你也是斯韦恩伯恩学校的毕业生？
答：是的，我是。像你一样，我相信《乱言塔》的作者裘德·梅森也是。《乱言塔》里有许多细腻的绘写，但最细腻的绘写之一是对孩子们寝室里日常情况的叙述——在此刻的大型寄宿学校里，同样的事情肯定仍在发生。
问：请让我问得详细一点：你不是在说斯韦恩伯恩学校的寝室里也曾发生过谋杀吧？
答：没发生过，但险些发生。而且没有人外传，这是一种保持缄默的密约，一种心照不宣的氛围。反正大家觉得小男生们都很乖巧，老师们也是如想象中闪亮和体贴。《乱言塔》这本书却说出了真相，尽管读起来像是出自放肆的妄想，但大段大段的内容，就我所知，却是再令人清醒不过的事实。这就是一开始我被这本书触动的原因，后来，我发掘出其他更多的亮点。总而言之，清醒的现实主义观察和记录贯穿这本书始终，而那些幸运的，从没有在斯韦恩伯恩就学过的读者，可能无法更准确地评估它。
问：你认为让读者获知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与《乱言塔》中给人空想错觉的叙事相去不远，是符合公众利益的吗？
答：全盘考虑后，我认为是的。我是说，要限制公众的知情权已经再无可能。只要听过福斯托·杰梅利证言的人，都会认同我们此刻正置身于一种新的社会风气中——更多事情有了被广泛讨论的机会，而不是像以往般被掩盖。我们英国人不再蒙昧或那么轻易地感到震慑，而现在的冲击远比当年克莉丝汀·基勒、曼迪·赖斯-戴维斯的事件爆发时的冲击力小。我想，这样的开化风气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比如，新闻媒体报道会让某些人，尤其是脆弱群体陷入苦恼，比起如《乱言塔》般富有想象力的虚构文学作品，危言耸听的新闻报道伤害程度更大。奥古斯丁爵士在质询中提到了“沼泽谋杀案”，我认为对罪案的一些报道令人毛骨悚然、极度不安，《乱言塔》可不是这样的笔调。但我同时也承认，作为一个整体的公民社会，我们还是因循了一些老规矩——假装有些事情并不存在。当奥斯卡·王尔德被投入监狱时，法官说“这是我审判过最糟的案件”，法官还声称王尔德罪孽之深，深到令法官必须给自己下一个“禁止令”，好让那些不愿说出口的语言继续放在腹中——即使面对罪大恶极的王尔德，也不要口出恶言，法官说：“任何一个正人君子听了王尔德这两桩案件的案情后，那些语言都会禁不住地涌上胸口。”但当时有一份报纸，也只有一份报纸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指出那位法官肯定审理过真正恶性的案件，包括谋杀案、勒索案等，同时还痛斥道：这是一个因虚伪而有罪的社会!那份报纸疾呼：“为什么英国政府不对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每个男学生，以及大学里至少一半的男大学生提起公诉？大学里男女学生间的狎昵行为，司空见惯如通奸!这是每个人都心知肚明的事!”在许多公众或大多数公众对人性的了解与公共言论尺度之间，有一条鸿沟，那些和我以及我料想中的裘德·梅森一样，在学校中受到霸凌的人，也是那些旁观小男孩“缄默密约”的受害者。这种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缄默密约”，和寝室中那些暗不见光的威吓欺压，是一样可恶的!庆幸我们都是成年人了，活在一个进步时代中，对于忠实描述我们所作所为的成熟文字，难道我们成年人没有权利阅读吗!
(法庭速记员记录道：法庭里此时响起零零星星的掌声。)法官要求保持肃静，并示意：如此干扰庭审的行为不可再次发生。
轮到奥古斯丁爵士对鲁珀特·帕罗特提问。
问：帕罗特先生，你是一个颇受敬重的出版人，你在出版开智启蒙类书籍和前卫先锋书籍方面，享有盛誉。
答：是的，对此我不必自谦。
问：你也出版了埃尔维特·甘德的书，埃尔维特·甘德先生刚才关于“贬降仪式”和“多相变态”的演说令我们大长见识。
答：你也不需要话中带刺。他是一位严肃的思想家，备受尊敬和爱戴，能出版他的书，我很骄傲。(法庭速记员记录道：庭上小范围内响起了掌声。)
问：希望你不要把我的话当作讽刺。你也出版了阿德尔伯特·霍利教士的书，霍利教士向我们阐述了基督教的核心是受虐、受难和施加苦难。
答：是的，他也是重要的作家，能出版他的书，我很骄傲。尽管我并不认同他所有的强调重点，但我承认他是一位勇敢又细腻的神学家。
问：毫无疑问，毫无疑问。而你对《乱言塔》的出版也抱有一种责无旁贷的心情，对吗？你感到这本书代表的是对性自由的一记猛击，还有它对晦暗罪恶和隐秘残酷无畏又直白的揭发，对吗？
答：是的。但你的表述让我对这本书的感觉听起来有误导性，甚至有些荒谬。《乱言塔》是一本严谨、美丽、勇敢的书，与黑暗做最无所畏惧的对峙。就像我表明的那样，能与这本书产生关联，是我的荣耀。
问：我可以感觉到，对于公开你、裘德·梅森和我那位博学友人、你的辩护律师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在学校里忍受过的龌龊霸凌，你感到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感。
答：某种程度上，是的。
问：某种程度上。你借由《乱言塔》中寝室虐行的记录，猛然回想起了自己的求学时光，你难道不觉得：这种“识别”，让你对《乱言塔》的判断可能有些扭曲、片面吗？甘德博士就曾提醒过我们：童年创伤会在心中留下很深的伤痕，并且会激起怨愤。这是否会蒙蔽你的判断？
答：我不这么认为。这些伤痕强化了我的判断。我想借这本书涤除让那些苦痛发生并一再复发的人间虚伪。
下一位走上证人席的是犯罪嫌疑人——裘德·梅森本人。他站在那个“小盒子”里，一开始情绪低落，眼睑下垂，把两只手握成拳头，紧挨在一起，摆在身前。弗雷德丽卡凭直觉感知到：他刚刚戴上了一副假想的手铐。她看着他瘦削的脸庞和塌陷的眼窝，追想着他在被整理得干净整洁前，那副披头散发的样子。对比刚从证人席退下的他的出版人那番粉嫩、硬朗、尖锐，裘德·梅森显得像个灰色皮肤的空心人。弗雷德丽卡疑惑：他现在身上会是怎样的气味？还有那油炸味或汗酸味或体臭味吗？他现在是不是用了石炭酸皂，涂了男士止汗剂？弗雷德丽卡的鼻孔凭借想象被填满了报纸刚被印好时的油墨香，她不由自主地微笑起来。
塞缪尔·奥利芬特开始盘问自己的当事人。
问：请告诉我们你的名字。
答：裘德·梅森。
问：那是你的真实姓名吗？
答：是的。但不是我父母给我取的名字。
问：你父母给你取的名字是什么？
答：朱利安·盖伊·蒙克顿-帕迪尤。(法庭速记员记录道：法庭上响起一阵笑声。)
问：你更改了自己的名字？
答：很多人都改了自己的名字，我也改换了我的名字和我的人生。
问：请问你来自怎样的家庭背景？
答：我现在没有家人，我想我已被逐出家门。我父亲靠向酒吧卖猪肉小牛肉派赚了一大笔钱，但我是个素食主义者，不是因为美德或者良心什么的，而是因为我容易呕吐。我母亲是个摄影模特，名字叫波皮，我称我的父母为帕比、波皮。我们以前住在维尔特郡。他们有足够的钱找保姆和帮佣照看我，后来我五岁时，被他们送到贵族预备学校，十三岁时，我又被送进斯韦恩伯恩学校。所以我不能说我对我的双亲有多了解，毕竟我们将彼此抛弃了。我不知道他们如今是生是死，他们也不知道我的情况。这对我们来说挺好的。
这个拉锯一般的声音虽然毫无抑扬顿挫，但传递了一种叫人心神不宁的紧迫感：这些全都是说者预先演练好的独白，也是他很想说的话，不是勉强从他嘴里被逼问出来的。
奥利芬特：帕罗特先生多少提及了你在斯韦恩伯恩学校的经历，你在那里过得快乐吗？
裘德：呃，极偶尔吧，会有一种极兴奋、灾难性的快乐。但同时那些快乐的时光也毁灭了我的人格和我的人生。多数时间我是郁闷的，我很频繁地感到惊悸。那所学校里暗藏着极多极大极其精致的虐行，从不需要被人提议，想发生就发生。极多、极大。
奥利芬特：这些虐行是由谁实施的？
裘德：哦，惯常由男教师们实施。我们常常被各种不同的男人以各种不同的理由以各种形式鞭打。你如果能想办法让自己上瘾，而且能满足那些爱施鞭的人，你会活得痛快一点。另外，男学生们也都很残忍，有颐指气使或刁钻刻薄的，也有阴险的、戏谑的、下流的，这很平常，男学生应该在哪里都一样。我以为这相当平常。
奥利芬特：你撑过去了吗？
裘德：没有。简而言之，没有。我知道这跟我的外表有反差，尽管有太多被强加的施暴经历，但我没有享受被虐的癖好。我小时候像大多数小孩子一样，坚信受罚和挨揍是不可避免的、不可改变的、永无绝期的。很多人一旦成年，就很轻易很顺便地把这些统统忘了。
奥利芬特：你在学校时是个好学生吗？
裘德：我认为我是，我对语言的使用很有天分。有人曾告诉我，我那位波皮妈咪，我那位甜美的母亲，我那位一年与她相见的次数可能一只手就数得过来的母亲，有一部分法国血统。她有时候的确穿着很调皮的衣服入镜。我的法语很流利。
奥利芬特：同时你也精于英国文学？
裘德：啊，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我的英语老师说我前途一片光明：得到奖学金、进入名牌大学、写出博大精深的诗歌之类的。我更年轻时是个“小明星”，我在学校里所有的戏剧中都饰演主角，你知道，包括所有莎士比亚的戏剧。
奥利芬特：你都演过什么角色？
裘德：我扮演过美艳绝伦却喋喋不休的克娄巴特拉七世。我的英语老师，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称赞我说，从来没有看过比我演得更好的克娄巴特拉，我那时候天真地相信了。后来，我喜欢出演一些主角，比如赫瑞修，还有肯特公爵，忠实稳重。我也想扮演伊阿古，但是谁会在学校里演出《奥赛罗》？
法官：请问你的提问有何用意，奥利芬特先生？
奥利芬特：我希望借此介绍梅森先生的文学背景，以便引出之后对他作品文学价值的问题。
法官：我明白了。
奥利芬特：而且，我学识广博的同僚赫弗逊-布拉夫先生已经将梅森先生求学时期的经历，与他作品主旨的严肃性做出了联结。
法官：你当事人的创作意图对于作品本身是否淫秽这个问题，没有参考价值。
奥利芬特：我了解这一点，法官大人。但创作意图对文学价值的探讨有参考价值，这两点在我的提问中能够产生联系——而且是很紧密的联系，我问的是我当事人思想成形重要阶段的一些经历。
法官：好的。但我认为无须谨慎检视他所有的学科或学校里非专业的戏剧演出。我们都看得出他陶醉于他学校时代的戏剧表演中。
裘德：并非一直如此，法官大人。
法官：是吗？并非一直如此啊。奥利芬特先生，如果你愿意，请继续你的提问吧。
奥利芬特：梅森先生，你没有读过大学，对吗？
裘德：是的，没读过。
奥利芬特：不过在你父母亲的计划中，你应该是要读大学的吧？
裘德：我青少年时期很不开心，我从学校中逃走了，我逃离学校的过程相当经典，或者说很浪漫，我毕竟是在半夜中逃走的。我偷了一辆自行车，一直骑到了哈维奇，又坐船去了阿姆斯特丹，我先在那儿游荡了一阵子，后来被人带到了巴黎。
奥利芬特：你当时十六岁？
裘德：是的。我不认为我逃学后，我父母亲找过我，我没听说过他们有寻找我的举动。我在巴黎给他们寄过一张明信片，回邮地址写的是“留局待取”，我收到他们回复给我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我们不想知道。”
法官：你确定这就是你和父母亲之间所有的联络？
裘德：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相信我，这是真的。法官大人，如果别人根本没有寻找你的欲望，隐居是极其简单的一件事。我是他们最大的失望，这我不得不承认。波皮妈咪总是冲着我说：“你令人失望。”她在回寄给我的明信片上也是这么说的。她不会写字，只写了个“p”，我相信她把所有对我的失望，都用一个“p”表达出来了。我寄给他们的可能是一张令人失望的明信片——上面是居斯塔夫·莫罗画的斯芬克斯。可能他们以为我颓废了。
法官：所以你寄那张明信片是为了挑衅他们？
裘德：法官大人，那张明信片能有多挑衅？那时我独自过了六个月艰困的生活，是个年仅十六岁的少年。
法官：可能是那样的吧。我对你的真诚度比较感兴趣。
裘德：我说的都是真话，句句属实。
法官：但不完整？
裘德：法官大人，没有人能在短短几句话中道出完整的真相。就算我说出完整的真相，我也不觉得你会满意——我不觉得。我经历的不是很像样的一段人生，但我保证我没说任何一句谎言，我发誓不说谎。
法官：奥利芬特先生，请继续你的提问。
奥利芬特：在巴黎，你是否尝试继续你的学业？
裘德：我决定办一张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图书证。我结交到各种朋友——我的朋友也挺关照我，我还和在咖啡馆里遇到的人交谈，也在剧场和电影院里做点零活儿，当带位员之类的。我对法国文学产生了兴趣。我认识的一个人给我讲了傅立叶，你知道，那个人有点怪，却很有趣。我跟那个人说我要研究一下傅立叶，我去了图书馆，读了傅立叶的著作，我迷上了傅立叶的学说。我是个自学者，我相信自学成才。自学者倾向于一开始学一个东西，就一直学到死。我把傅立叶钻研透彻后，又转到对尼采的学习上。
奥利芬特：你那时候开始写作了吗？
裘德：我从没有一刻是停止写作的。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在写作了，而那之前，我习惯于讲故事给自己听。我以前会在镜子前打扮好，把一整个故事表演出来。有一次，我给波皮和帕比演了一出哑剧《灰姑娘》，我自己做了所有的衣服，演了几乎所有的角色，我没有任何朋友，我那时候身边只有一个保姆，保姆帮我扮演了神仙教母和故事解说员。波皮和帕比稍微鼓了一下掌，他们急着出门，而我才刚刚演到要穿水晶鞋那一段。抱歉，法官大人，我发现我令你感到无聊了，但你说过让我讲出完整的真相，刚刚说的这一切就是我最初的写作。我从来没把这件事告诉给任何人——也从来没对谁发过誓——哦，除了一个人，而那个誓言是一场错误。
奥利芬特：你什么时候开始了认真写作？
裘德：我所有的写作都是认真的，我认真到要死。写作才是我真实的人生，比那所恐怖学校的小黑屋和教职人员可要真实多了。
奥利芬特：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乱言塔》的？
裘德：嗯，可以说，也是在那时候吧，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对了，是谁说我的书里只有五个或六个好情节？不管怎么样，我总是重复写着同样的一个故事。一群朋友要出逃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开始更好的人生，更美丽的人生，更自由的人生，在那个崭新天地里为所欲为。我想，是《灰姑娘》的故事、是《天路历程》的故事、是《珊瑚岛》的故事。从地牢里、煤渣中钻出来，去往舞会或天堂，睡在羽绒床上，吃金盘子里的食物……直到稍微长大一点后，我才对那一切产生了怀疑：我们无比憧憬又极力美化的地方，也许是我们将要逃离的地方。
弗雷德丽卡心想，裘德·梅森在扮演一位伟大的作家，陈述自己伟大的才华，但演技略逊。奥利芬特适时地、强硬地打断了他。
奥利芬特：但《乱言塔》是一本成人书籍，不是童稚幻想。
裘德：它是一本关于童稚幻想的冷酷成人书籍，当然也是关于成人幻想的，我必须承认，不过这并不是顽劣、恶毒的写作手法。幻想对人类来说，就如蜂蜜对蜜蜂一样自然。时下人们总是一说到自然就要提起蜂蜜，如落窠臼一般……
奥利芬特：听过玛丽-弗朗斯·史密斯教授极其明晰透彻的证言之后，面对她的论点，你有怎样的想法？
裘德：(法庭速记员记录道：他的声音更加决然、强硬。)史密斯教授是个学者，她的评论可以说“隔靴搔痒”，这好像也是时下人们常用的说法。她的解说让我的书听起来干巴巴的，充满剪贴感，像是一摞厚厚的毕业论文东拼西凑之后捆绑在一起，等待被人们讥讽、销毁。从史密斯教授那乏善可陈、无足轻重的分析中，我完全认不出我的书，认不得那些糟糕的什么激情。我真实地活出了那些故事，奥利芬特先生，书中所有的事情我都活生生地遭逢过一遍——
就在此时，裘德的嘴角出现了第一抹白色的泡沫或碎渣，他紧张地用舌尖舔来舔去。
奥利芬特：嗯，你可以不喜欢那种论述，但你亲口说过你的确读过傅立叶，而且也坚称《乱言塔》有一个庄重的道德观点，这没错吧？
裘德：艺术曾几何时有过“一个庄重的道德观点”？艺术只不过能感染、呼吁，艺术只不过能把你逗得咯咯笑，或者让你欢喜，让你哀愁。好吧，你不喜欢我的说法。你不喜欢是正确的，我是在装疯卖傻，我情不自禁地装疯卖傻。但我的书却不是一本疯傻的书，它是一本好书，它问世是为了启迪和感化，而不是为了伤害或催吐。读不出这些信息的人，是不会读书的人。
裘德和他的辩护律师在接下来的几分钟之内，围绕着《乱言塔》莫衷一是的“用意”来来回回、唇枪舌剑。奥利芬特保持着耐心，忍让着他这位总是爱反驳的当事人，不断抛出辩护团队已经研拟好的用于帮裘德脱困的说辞。裘德最终坦承：自己对人性的看法是“阴暗”和“消极”的，却不是“变态”或“扭曲”的。他后来又开始对这些“毫无实意”的形容词轻微抱怨了一番，最后还是被迫重申了自己对人性的观感。他说，自己像尼采一样，将人生感受寄托于一种顽强的悲观主义，一种欢快的绝望心情。他问自己能不能引用尼采来表达自己的感慨，他得到了允许。
裘德：尼采说：“每一次，当一个人不带挖苦、平心静气地评价人类，说人类只不过是一个带有两种欲望的肚子，只不过是一个只有一种欲望的脑袋，说这种话的人，只能够也只想要看到饥饿、性欲和空虚，似乎这些就是人类行为真实的唯一的动机。简单地说，每当一个人拙劣地评论他人，而不是说他人的坏话时，知识爱好者应该仔细又勤勉地聆听那位评论者的说法，大致上也应该每次都把耳朵借给那些说话时从来都不会气急败坏的人。因为愤愤不平的人，或总是对自己(或者对世界、对上帝、对社会)咬牙切齿的人，在道德层面上比喜笑颜开、自鸣得意的色鬼要站得高很多，不过那些愤怒之人，在其他任何层面，都要算是一个平庸、无趣、不是那么有益的人，而且没有人会比这种愤怒之人更爱说谎、更会说谎。”
法官大人，我是否可以说，“英伦之恶”不是人们常说的那种恶，而是愤怒。我们对每件事都能愤愤不平、恼羞成怒——邮票的价格、公共厕所的卫生条件、男学生或政治人物的言行、天气、用一腔热血和昂扬激情写出来的书。其实是愤怒把我和我的书推上了审判台，愤怒让人无中生有、搬弄是非，对我的书捏造出毫无公正可言的读后感和种种假说。我的确对人类评价不高，写出了人类的恶，但其他很多人也这样写作，包括圣·奥古斯丁。法官大人，愤怒才是真正的淫邪和猜忌，愤怒的声音不值一听。请不要听。
法官：你可能应该去给监狱的犯人朗读，而不是把时间都投注在傅立叶和萨德身上。
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的明智之举似乎是没有向自己的当事人发问太多关于《乱言塔》本身的问题，但他简直不能自拔地返回到对20世纪40年代斯韦恩伯恩学校状况的提问上。后来，审判结束后，媒体在报道这次审判时说：如果企鹅图书《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案中，受审的似乎是有通奸行为的查泰莱夫人，那么《乱言塔》一案则让人时不时地感觉到——真正的被告人是斯韦恩伯恩学校的教师和学生，是斯韦恩伯恩学校的公猪和猪倌。一位记者问赫弗逊-布拉夫，此案中他当事人的最大优势或胜算勉强可说是“暧昧性”，那么为什么不绕着这一点绕圈圈，却非要频频把矛头直接对准斯韦恩伯恩学校？赫弗逊-布拉夫说之所以强迫自己这么做，是因为他身为斯韦恩伯恩学校的毕业生，对那个学校在心理上也有一些打不开的结。“发生在英国的每一件事，”那位记者在报道中写道，“归根结底，都要溯源到教育系统、特权——或缺少特权、性之间那纠结的关系。萨德被耶稣会会士侵犯，但傅立叶却在公立学校寝室内的陷阱和幼稚的胡搞瞎搞中保全了他的高洁、纯真。”
问：梅森先生，你说过曾受教于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
答：是的。
问：他是个好老师吗？
答：他有自己的一套，令人赞叹。
问：这我相信，他有自己偏爱的学生吗？
答：不是很公开，但有。他会特别挑出几个男孩儿，给他们进行课外文学辅导。可以说，他借此消除那些男孩儿的蒙昧。
问：你曾是他偏爱的学生之一吗？
答：一度是，之后就不是了。是一个很常规的模式。一开始他爱你，然后你令他“失望”了，所以他开始纠你的错，最终“毁掉”你。
问：“毁掉”，这个词用得很重。
答：所有被他偏爱过的学生下场都很凄惨，有各种传闻。据说有的欺骗成性，有的和低年级的男孩儿在公厕里鬼混被发现，有的未成年饮酒，有的自杀了——传闻中自杀的就一个。但那些他偏爱过的学生曾经都很优秀，而在被他偏爱之后，总会出一些怪事。
问：你是否也曾身陷于任何传闻？
法官：赫弗逊-布拉夫先生，你这些问题的用意是什么？想要导向哪里？
赫弗逊-布拉夫：这些问题都与《乱言塔》这本幻想式文学的现实性有关，法官大人。
法官：我看不太出来。
裘德：但我不介意回答这个问题，我今天想要回答所有问题。
法官：你能回答什么问题，这由我来决定。请你继续，赫弗逊布拉夫先生。
赫弗逊-布拉夫：法官大人，我的问题能成立吗？
裘德：我可以回答。
法官：你只能在被要求发言时发言。
裘德：如果我不能发言，我该怎么解释一切？
法官：你今天不是来解释人生的，而是来为自己的书辩护的。赫弗逊-布拉夫先生，请你继续提问。
问：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曾与你纠缠在一起过吗？
答：我不会把我们的关系称为“纠缠”，你用错了词。他是一位魅力无限、妙不可言的男士。他真是绝妙!
问：你是否知道斯韦恩伯恩学校毕业生曾针对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发表过一份联名声明？
答：不，但请你告诉我，我很愿意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
问：你知道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最后怎样了吗？
答：我想他死了吧，他就算真死了，我也不会难过。
问：他1952年自杀了，梅森先生。斯韦恩伯恩毕业生的联名声明发表后，他被学校以不名誉的方式开除了。
答：怎么……
问：怎么？
答：他是怎么自杀的？
问：他在洗热水浴的时候割腕，割了两只手腕。
法官：赫弗逊-布拉夫先生，我不认为你应该继续追问这个话题。你的当事人说他对这些事情毫不知情。
赫弗逊-布拉夫：好的，法官大人。我想问梅森先生是否认为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是个年轻人的荼毒者，是否认为他是发生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之间斯韦恩伯恩一系列肮脏变态事件的始作俑者？
答：构不成一系列，他不会同时偏爱多于一个学生，这是他一贯的手法。每个被他偏爱的学生都以为自己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然后接替那个学生的新人，会觉得“前任”是个令人失望的人，反正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每次都会这么说。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是个像大天使米迦勒一般的人，冷峻、纯粹、金光耀眼。我想你应该也认识他。我不愿意想象他在浴缸中流血的样子——太难看了，那种死法虽然比脑部中弹要好，但还是很丑。
问：梅森先生，是不是经由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你才第一次认识到了就像《乱言塔》中描画的那些……那些受虐和被虐行为？
答：很可能是这样的。他让我读了卢梭的《忏悔录》。对了，卢梭如果不被鞭打，就无法达到性高潮，我书里写的内容在现实生活中处处得见。而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最拿手的是在性爱过后忏悔，用语言来回顾刚发生过的事情。
问：原来如此，我们是否可以从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身上看到你小说中“考沃特”的原型人物？
答：你把“考沃特”读错了，赫弗逊-布拉夫先生，你如果直接用英语来发音，“考沃特”简直像英国排水系统的管路一样乏味。“考沃特”是一个法语名字，有绿色或青草色的屁股或空洞的意思。嗯，你知道吗，我从没有想过考沃特到底是不是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考沃特是很多人——是白马王子，是红花侠，是查理二世，是詹姆士一世，是傅立叶，是我——我想，他也可以是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而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与考沃特，可能是像普洛斯彼罗和卡利班一样的关系，普洛斯彼罗教会了卡利班语言。“这个黑暗的东西我必承认是我的。 [2] ”创造出了考沃特这样的角色，我为此可以忏悔好几个小时。你现在让我感到异常悲伤，我不是为了告慰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的灵魂，才创造出考沃特这个角色的。
裘德·梅森浑身颤抖。他嘴角的白沫已经慢慢堆积成白色的干燥的硬渣，很显眼地在嘴唇边缘堆积着。从此时开始，庭上在听梅森的证词时，也听到一阵敲击或拍打的声音，是他的膝盖快速连续地轻敲证人席木质壁架的声音，是他的手拍打身前证人席栏杆的声音。听起来像是振翅，又像是心跳，不是特别有节奏规则，但连续不断。他给的证言落于纸端，应该是扬扬得意、鲁莽草率的一些语句，但在庭上所有人的耳里，他凄凉的声音有一种固定不变的沙哑刺耳的音质，听起来叫人心慌烦扰。
奥古斯丁爵士准备对他诘问。站起来之前，奥古斯丁爵士细心地整理了一下他的律师袍，脸上的神情虽然严肃，却呈现出关心的意味，甚至好像挺友善。
问：你向我学养深厚的友人供述说你受洗时的名字为朱利安·盖伊·蒙克顿-帕迪尤。你放弃了自己的本名，是为了表示对你父母亲的隔绝，还是为了表达对那个名字隐含意义的摒弃？
答：两者皆有。
问：你不喜欢那个名字的原因是什么？
答：原因是从任何角度检视，它都叫人生厌。首先，双姓就很造作；其次，“盖伊”的浪漫意义全都与十字军战士、老英格兰，或者说诺曼人征服英格兰有关；还有，不是漂亮男孩儿就根本受不起“朱利安”这个名字。再回到双姓，我的双亲塑造了我的姓。我父亲姓蒙克顿，我母亲姓帕杜，我母亲的姓来自法语帕迪尤——真是一个叫人承受不起的名字，就像一摊涂墙泥非要混充教堂里的一尊人物雕像。
问：非常明确而形象的一番反驳。与你双亲给你取的名字相比，你给自己所取的名字却也有其独特诗意。我如果说你给自己取名为“裘德”，是向托马斯·哈代笔下的英雄《无名的裘德》致敬，会不会是错误的说法？
答：你说的一点儿也没错，我就想当无名的人，我事实上也是个无名的人。
问：哈代笔下的裘德是名自学者，是个石匠，是一位始终被大学拒于门外的知识分子吧？
答：是的，这很符合他命运的设定。或者如你所说的“诗意”——浪漫主义本身没有什么不妥。
问：的确没什么不妥。我没记错的话，哈代的裘德名叫裘德·福利，你给自己取的姓是梅森。我记得，哈代的裘德是个石匠，是个职业的砌石匠人。
答：是的，他是一个诚恳的工匠，他能读懂石中的诗意。我相信艺术一开始是门手艺，我也自始至终想成为一名艺术家。梅森在英语里是石匠的意思，我觉得取姓为“梅森”，是成为艺术家一个很好的开始。
问：你的名字确实经过了精心雕琢。据我所知，《无名的裘德》一出版，遭遇到异常猛烈的抨击声浪。
答：《无名的裘德》受尽谩骂，还被一个主教焚书。哈代曾辩称：“我们不列颠人憎恨提议，而且我们将永远不辜负我们祖国为我们遗留下来的优越感。你的画作不能展现不真实或不寻常的画面，甚至违反艺术的准则；但靠着规行矩步、拘俗守常而成长壮大的人才可被允许绘画，并不是我人生的观点。”
问：这段文字你全部烂熟于胸，显然对你意义深远。你从何时起把这段文字背得这么熟练？
答：从求学时就会背了。
问：所以在动笔写《乱言塔》很久之前，你就已经取好自己的名字，你的灵感来自一位无名的自学者和一本超然不群、被世俗诟詈的书？
答：是这样的，这没什么不好。
问：是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引领了你读《无名的裘德》？
答：根本不是。我自己发现了《无名的裘德》这本书——完全经由我自己的摸索。他不喜欢哈代，他认为哈代拙口钝辞、啰里啰嗦。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的品位建立在对诗歌的欣赏上。
问：他读的是哪些诗？
答：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而且是早期的诗歌，比如《维纳斯与阿多尼斯》《鲁克丽丝失贞记》。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在处理撕裂的肌肤时非常细致，他也把玩弄玫瑰色的双颊和奔腾的血流当成游刃有余的小游戏。当然，我们也都知道“黑女士”和“白青年”的典故。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对殉道者的画像也很赏识，他还喜欢理查德·克拉肖 [3] 和奥斯卡·王尔德的诗，比如《瑞丁监狱之歌》。“每个人都会毁灭所爱 [4] 。”这句诗他常常挂在嘴边，等你和他混熟了，他会念波西写的关于羞耻的十四行诗给你听。
我是羞耻之情
总与爱情同行，我最为机智
能让如冰的双唇和肢体燃烧……
“我是不敢吐露自己名字的爱情。” [5] 波西是个拙劣的诗人，很拙劣。当格利斯曼·古尔德开始吟咏这些低劣诗歌的时候，我几乎快要放弃他了。
问：波西是指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
答：是的。
问：王尔德在狱中那一封封激情勃发的信，就是写给他的？
答：是的，都是些愚蠢至极的信，写得不好。
问：你是否崇拜王尔德？
答：他作为一个作家？我对他有一定程度的欣赏；他作为一个男人？不。他是个傻子，一个附庸风雅之徒。他踩着更坏的傻子们，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傻子。
问：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是否崇拜王尔德？
答：他也是对其作家素质怀有一定程度的欣赏。为什么你总围绕着王尔德唠叨个没完？你是想用王尔德做类比吗？
问：你是否接受类比？
塞缪尔·奥利芬特对此提出反对，反对成立。奥古斯丁爵士绕到其他问题上。
问：你的生计是什么，梅森先生？
答：我生活得极其拮据，我在公开场合展示我的身体。我的身体在炭笔画、丙烯画、油画中得到永恒。简而言之，我在艺术学校当人体模特。这是一种很诚实的交易，令我变得谦恭。
在弗雷德丽卡耳里，这是裘德顺嘴溜出来的几句，是他排练得很熟的场面话。
问：你在巴黎生活时也以此为业吗？
答：不，我不知道要怎么进入这个职业，我当时也没想过要从事这个职业。
问：那么你在巴黎究竟怎么谋生？
答：我尽量让自己对不同的人有用。我常常寻求依附，担任别人的门生，人们对我的研究、对我的思维、对我的未来感兴趣，会收下我。
问：你住在哪里？
答：住过很多地方，后台、酒吧都住过。
问：和乐善好施的保护者们住在一起？
答：不，实际上并没有，没有。如果你是想问我有没有当人家的娈童，我可以回答说：我没有。我不是娈童，再也不是。我不要!
问：再也不是？
答：我独自入眠，孑然一身，我是一个很孤僻的人。我不知道这些事实是不是跟你的问题或你想说的任何东西相关，我还要补充的是：我没有性生活!性的作用被高估了，性存在于脑中，远远优于付诸行动。没有对D. H.劳伦斯不敬的意思，但他真正懂得的，远比自己想象中懂得的要少太多。
问：梅森先生，你是说离开学校之后，你一边过着洁身自好的生活，一边写着有声有色的性爱幻想文学？这是你个人的选择？
答：不总是这样，也不完全是这样。但是这基本上是我对营生的粗略计划，是一种理想化的设定——是的。尼采曾说：“哲学家总是对他们的感官反应过分急躁或充满敌意。”他说性对灵性创造和艺术构思有极大破坏性。“那些有着最大能力的人，根本不需要从实际经验、从不幸经历中学会些什么。”尼采说得很对。
问：梅森先生，包括你对尼采的无比崇敬在内，现在我们对你的思维构造有了更多了解，不如让我们再谈一谈你的书。你对史密斯教授对《乱言塔》的解析不予认同，因为她把你的书解读成一份对自由和禁抑的哲学探索。
答：她的看法实在味同嚼蜡。书是一种狂热的事物，由体验交织而成，在书写的过程中，它被赋予生命。书，比现实都要直接。
问：书，比现实都要直接？
答：我想，如果人们足够诚实的话，他们会承认，想象中的体验比真实的体验更真切。就像闻到咖啡的香气——而你喝下去之后，却不觉得它有多香多好喝，而多多少少有股霉味。我开始写作，是为了逃避人生，却发现书写比人生更生动、更鲜活、更丰富。
问：人生？莫非你是在引用《圣经》？梅森先生，相信你很清楚你引用的是什么。但是你提供给读者的人生却不是寻常的人生——恰如我们已经听过的丰富证言，你书写的人生充满了镣铐、折磨、鸡奸、群交、食粪、鞭笞、凌迟……有的虐行纯为了取乐。梅森先生，你想对自己的读者们做什么？你希望他们从你描绘的恐怖场景中获得快感，还是希望他们避之唯恐不及？又或是希望他们效仿？
裘德沉默了，他的沉默持续了一段时间，他舔着自己干涸嘴唇边结块的唾沫。终于，他开口说话了。
答：我不知道。我没把读者放在心上，任何读者都不在我关心的范围内。我写的都是我必须写的，是我的所见所感。我写出的本就是一些人的幻想，也是一些人的谋生手段——是人类的真面目，做这些事的人远比你想象中要多得多。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需要幻想，就像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需要做梦一样。我只知道：如果你阻止一个人做梦，你就毁掉了那个人的思想；如果你关掉一个人的幻想，我想你会让那个人变得危险。
问：但考沃特沉溺于自己的幻想中，变成了一个杀人凶手。
答：行为害了他。
问：行为也害了他的牺牲者。梅森先生，你是否从洛绮丝的死亡中得到了快感？在你书写这一段的时候，你是否得到了快感？
答：快感？
问：请不要搪塞，梅森先生。这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你是否从性折磨导致洛绮丝女士缓慢死亡的过程中得到了快感？
答：难道莎士比亚在康华尔公爵刺瞎葛罗斯特伯爵眼睛 [6] 的过程中得到了快感？难道莎士比亚是在感召维多利亚时代的贵族都去随便刺瞎别人的眼睛？书中的人物的确得到了快感，但我辈读者，没有什么快感。我想，莎士比亚是要让我们打消主意。
问：《李尔王》是一部伟大又凄怆的悲剧。你是在拿《乱言塔》跟那种书对比吗？
答：不!哦，不!我只是马西亚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艺术工作者，一个被阿波罗剥了皮的双管笛演奏者。
问：请解释你引用的掌故。
答：马西亚斯长着山羊蹄，是个羊人，在一个演奏比赛中向阿波罗发起挑战。马西亚斯输掉之后，被阿波罗活剥。马西亚斯被阿波罗从皮囊中拔出，他的皮肤离开了肢体。但丁在描述这个场面时说：“他被从如阴道般的四肢皮囊中拔将出来。”马西亚斯再也无法演奏了，他死了。奥斯卡·王尔德说现代艺术就是马西亚斯的惨叫，含恨、哀怨、可叹。不悲惨，忍受了折磨但不悲惨。悲剧已是过眼云烟。
问：所以你的创作并不是悲剧，而是一篇含讽刺意味的管乐乐章？你想对常规喷出一颗树莓果？
答：树莓果？我不知道什么树莓果。
问：拜托，梅森先生，你肯定听过“喷出一颗树莓果”这种说法吧，就是发出嘘声、发出呸声 [7] 。
答：别用你那种腔调“拜托”我。我不知道为什么发出一个无礼的声音，要用树莓果代替。怎么，是跟肛门静脉周围那片围绕着臭屁的小玫瑰花饰一样的道理吗？
(法庭速记员记录道：法庭中这时又有笑声，又有反应过激的批评声。)
问：梅森先生，《乱言塔》从读者中得到了一些可谓凶暴的评语，而你在做证过程中也极力表达出你的态度、立场，你是否觉得让这两者和解是一件困难的事？
答：我的确觉得很困难，我说的是，比起写作，做证让人体会不到什么愉悦。当你做证的时候，你并没有主控权，你被引诱着说出一些蠢话。
问：可以这么说，你把自己“展现”在法庭上。你以一位不谙世故的自学者、一个公共教育系统受害者的姿态出庭应讯。你被文学的影像和引语组合而成，哈代、王尔德、马西亚斯都是你引用的对象。看起来，你把自己设计为戏剧文学作品中的一个演员，你扮演的是一个受害者，被谴责写出了一本败德之书——早在这场审判发生前，早在你粉墨登场前，你就策划好了这一切。梅森先生，你是一个装腔作势的人。
答：这是一个需要我回答的问题吗？(法庭速记员记录道：证人颤抖得很厉害，他的声音低沉嘶哑。)
问：我只不过是要从意图和性质上，揪出你这本书的重点。辩方传召的一位证人，阿夫拉姆·斯尼特金先生谈到现代人危言耸听、突破禁忌，以及使用“污言秽语”来炮制无政府状态的欲望……
答：我不认同你刚才所说的任何一句。我对无政府状态毫无兴趣，我只是个艺术工作者。关于“污言秽语”的讨论都是些废话，那些词有什么用？谁会常常在文学里使用？放在文学作品里，什么积极意义也没有!就像你用口中的分泌液来粘书页一样，那两个词，“口中”和“分泌液”，都要比“屎”和“鼻涕”好，至少那两个词是你会想要回应的词。如果我真的想让你沮丧，我可以用极其正规的文字写出关于狂喜或伤痛或撤退等任何话题的文字，那些文字绝对会像锋刃划过你的头脑一样，在你的记忆中留下印记，我肯定能留下这样的印记，并保证它不会消退。可怜的、老朽的D. H.劳伦斯试图迎合并驯服那些“污言秽语”，就像把古铜币的两面擦掉，就能以劣币混充良币？行不通的，因为“污言秽语”只能惊耳骇目。韦戈尔先生，我写作不是为了装腔作势或惊耳骇目，不是。
问：不是？那你写作是为了害人，是为了割裂我们的头脑和记忆……
答：那又不是非法行为。
问：让我先说完。我引用你刚刚说过的话：“我写的都是我必须写的，是我的所见所感。我写出的本就是一些人的幻想……”你写出的这些幻想，无非是上演在妓院里的情景，和棕色封皮包裹下的肮脏拙劣内容。梅森先生，你只不过是用好一点的文笔、强一点的力道把同样的东西写出来。你难道还不想承认你的书会像其他淫秽书刊一样害人匪浅？
答：害人匪浅？害人匪浅？韦戈尔先生，我从不觉得你口中那些淫秽书刊会“害人匪浅”，我也去过你说的那些场所，我知道那里是怎样的天地，缭绕的香雾、致幻的鸦片、俗艳的丝绸、光滑的锦缎、轻柔的薄纱。我看到过成年的男子，包着尿布、含着奶瓶，一副蚩蚩蠢蠢的样子；我看到过法官穿着镶褶边的围裙和黑色的长筒袜，假装自己是个女佣；我看到过邮差伪装成法官，还有知名的外科医生扮演一团火，说自己这团火被扑灭的办法只有一个——那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恶心的方法。如果我把这一切写成科研论文发表，你根本就管不着我。但我是艺术工作者，在我还是个青春男孩的时候，我可能会是个俗不可耐的男妓，但我不是淫秽作品的作者，我是一位艺术工作者!
问：你的抗辩非常富于表现力。但梅森先生，你至今仍未回答我提出的关于读者的问题——对此你置之不理。恕我直言不讳，在你还是个少年的时候，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把文学和性虐混合在一起，残害了你的身体，腐化了你的心灵——而你打算把这种伤害强加给这个世界，强加给你的读者，强加给被你的读者迫害的那些人，毕竟你的读者中说不定存在着跟背叛你的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一样的人。
答：你什么也不明白。我爱过他，我爱过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他不是个卑鄙的“斯文加利 [8] ”。他是那么……是那么……他已经死了，他生前是怎样的都不重要了，被审判的不是他，尽管看起来像是他。他如今不在人世了，我爱过他，除他之外，我没有爱过谁，也不再会爱了。
问：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伤害在你身上造成，你被玷污被侮辱，你想把这份伤害传延开去。
裘德(问法官)：我需要回答吗？那不是个问题，那是一派胡言。
法官：那的确只是个意见的陈述，你无须回答。
裘德：他不应该说出那番话。
法官：陪审团请忽略控方律师刚说过的话。
斯尼特金的录音机里磁带仍在旋转着。奥古斯丁·韦戈尔说没有更多问题了，他最后留下的那道被删除的、作废的问题——又或者说是一派胡言，狠狠地印刻在陪审员们的头脑里——那毕竟是他与裘德·梅森一场对峙的高潮。
下一位证人上庭时，弗雷德丽卡离开了。那位证人是位校长，他确认了斯韦恩伯恩学校里那些越轨行为的故事，也断然声明对《乱言塔》遭到的指控没有异议。弗雷德丽卡遇到了在庭外长廊上踱步的亚历山大·韦德伯恩。亚历山大认为情势对辩方越来越不利，他说奥古斯丁·韦戈尔比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可要精明多了。“奥古斯丁·韦戈尔一定掌握了裘德关键的人生经历，”亚历山大说，“比辩方律师们掌握得多。”
“可能在皮卡迪利街的哪家妓院里遇见过裘德。”弗雷德丽卡尖酸地说，“我父亲以前说过：‘那些寻芳客都盛装打扮，招摇过市。’唉，裘德真是个笨蛋!他为什么非要卖弄？”
“他说了，他是位艺术工作者。”
“你也是艺术工作者，但你并不卖弄。”
“很令人不快的是，裘德很有潜力成为一个卓越的艺术工作者，但他们却要把他送进牢房。问题在于裘德缺乏常识，这是他的悲剧。我常识就挺多的——其实是太多了，这是我的悲剧。”
“别又开始创作你的讽刺诗了，我可不怎么喜欢奥斯卡·王尔德。”
“裘德也不喜欢。”
“我猜已经讨厌到连那个人的名字也不敢说出口了。像我现在这样。”
“你是不是为裘德担起心来了？”
“我没想到我有一天会这么说，我的确对裘德产生了一些心灵上的牵绊。我也从没想到我会认同霍利教士的话——裘德是像圣愚一样的人物，一个十足的愚者。”
辩方安排的最后一位证人是小说家菲莉丝·K.普拉特，鲍尔斯＆伊登出版有限公司唯一的畅销书作家。普拉特太太身穿一套粉色西装，衬衫缀满花朵，颈上是一串银链，坠着一枚用紫水晶镶嵌而成的十字架。她问候辩方律师团队和奥古斯丁爵士时，声音和气，像是对熟人说话，带着柠檬蜂蜜一般清爽的语气，有点尖，但也温暖。她表示《乱言塔》让她很是受用——“是一个相当令人满足的阅读体验”，像一个神话故事，有对邪恶的惩罚，也有一些让人战栗的情节在里面，但不具有特别强的警示作用。她说，作为一位教区牧师的妻子，她见过“许多祸害他人的扭曲心灵，还有一些人有害人之心却尚未行动”，她对《乱言塔》的读后感是：“大致上，尚且能让那些喜欢读神话故事，也能从神话故事中体会出兴味的人精神稍微被提振。神话故事和侦探故事比关于集中营的新闻报道要温和又无害多了，你对此会有同感。毕竟神话故事和侦探故事为现实笼罩上一层粉色的光晕，把真实世界的污秽全部掩盖了起来。”
赫弗逊-布拉夫问她，是否会把这本书读给她的孩子们听。
“任谁都知道有的孩子可以接受一切事物，而有的会为一只海豹或小鹿斑比的死一直哭个不停，而且伤痛永远无法弭平。我觉得梅森先生有一个很小的失策，就是把这本书的副书名定为《一个献给我们这个时代的孩子们的故事》。孩子们可不喜欢直白的性描写，孩子们喜欢脏乎乎的鼻头和屁股，但不喜欢看生殖器官展示生理功能，更不用提生殖器官被强迫使用。不，我想我会慎重考虑该把这本书推荐给什么人去读，一定得是个明智又理性的人，任何成人读物的读者都必须是明智又理性的。”
奥古斯丁爵士像问辩方以往所有证人一样，问普拉特太太是否因这本书感到过性愉悦。
答：当然，我是有感觉的人。他是个很巧妙的作者，某些合乎我个人特定幻想的部分让我相当有感觉，我想你读的时候也一样。而有些部分则让我一笑置之，还有些部分我干脆跳过了，我看在一般情况下，你读了也免不了如此。
问：这对你来说肯定不是一般的读物，普拉特太太。你本人的创作则立足于现实，取材于乡村生活、家庭日常和教堂事务。
答：我在旁听席上听到你对梅森先生就幻想的部分进行逼问，要知道我第一本书中的女主人公因为被丈夫威逼得太紧，刺死了她的丈夫，制造出一出血淋淋的人伦惨剧。奥古斯丁先生，那也是一种幻想，就算没有被印刷在纸页上，就算没有被更多教区牧师的妻子或其他怀有同样幻想的女人读到，这样的事件还是有可能在现实中发生。梅森先生对幻想和做梦所发的感想非常有道理。幻想和做梦拯救了我们，阻止我们付诸实践。
问：包括那些有警告意味的或有凶杀预兆的梦？
答：算我拜托你了，奥古斯丁爵士，你难道想告诉我说如《乱言塔》这样造诣极高、别出机杼，又适时地狠狠地幽默了一把的好书，竟然和心智紊乱的谋杀犯有关联？或者你是要暗示说那位可怜的梅森先生想布局杀死某个人？他只是个难得的好作家，他已经被焦虑折磨得半死不死了，我想说这太可惜了。
奥古斯丁·韦戈尔参考了其他淫秽讼案，认定那些旧案里的控方证人都选得不对劲。他在检视了辩方这次精挑细选的专家型甚至是名人型的证人档案后，决定控方证人阵容必须是精简却有说服力的，并且带有足够的影响力。于是，他只传召了五名控方证人——赫米娅·克罗斯，她是最早在公共视线内鼓噪要对《乱言塔》提起公诉的人；一位来自斯塔福德郡的总警司；一位来自伯明翰贫瘠区域的副主教；罗杰·梅戈格；以及一位教授，伊夫里姆·齐兹，他是个犹太教历史学家。
赫米娅·克罗斯这个人竟然长成了一副叫人不安却又合乎情理的模样。她是个国会议员，以前在地方医院针对犯案累累的青少年做了不少工作，同时也在她所在地的婚姻指导委员会任职过。除此之外，她目前既是卫理公会的司祷员，又是一所学校的校长。她身材结实，表情麻木，有着黑色的直发和直线条的嘴巴，很矮小却充满存在感。她说她承认《乱言塔》比一般淫秽作品写得要好，但是她不能把《乱言塔》归为文学作品。在她看来，文学作品是脉络复杂又多变的，但《乱言塔》却像所有淫秽作品一样，文字简单，情节重复性高。“如果法庭上的各位不介意我的用词，我会想说，《乱言塔》就像一场挺爽的男性手淫。”但若一再重复，就只有疼痛和受伤的感觉。而且这本书极具冒犯性，因为它把各种不良的想法灌输进那些喜欢伤害儿童的坏人的头脑里。“一场挺爽的男性手淫是一回事，但伤害儿童是另一回事。我一直被告知，我们活在一个宽容、放任的社会里，我知道这种社会情势将导致的是什么，将导致那些像布雷迪和欣德利一样的虐童、杀童凶犯层出不穷，其他的就算不会杀，也会不断地诱骗我们的孩子。所以说，这本书是极有冒犯性极危险的。”
被问到是否认同菲莉丝·K.普拉特“幻想能提供良好疏解”的观点，赫米娅·克罗斯说，不认同。“至少我没有这样的体会，她说有，我看那也仅仅是她个人的幻想——幻想，就是虚幻的、无稽的。我认为戒慎并祈祷的好处更多，如果你感觉到诱惑，与其写成文字，让自己沉湎于虚无想象中，不如戒慎、祈祷。”奥利芬特问她，那些用面包刀捅死人的凶手，行凶前是不是戒慎和祈祷就够了？她回答道，用面包刀捅死人和自己所说的事不能混为一谈。“但是没错，也得戒慎和祈祷。谁知道会不会在哪个地方有哪个人，因为读了一本讲用面包刀捅死人的书，便郑重其事地挥起手中的面包刀？”法庭上倏然骚动，是菲莉丝·K.普拉特的读者们忍不住沸腾起来。塞缪尔·奥利芬特准备凭借自己已获取的优势推进下去。
“克罗斯小姐，你本身不是一个博学之人吧？你对文学也没有多大兴趣。”
“是的，我不读书。我认为很多人因为阅读垃圾般的书，或者围绕着书说一些垃圾般的话，而浪费了大量时间。虽说同样是垃圾，但我想我至少能分得清楚，哪一本书纯属低级，哪一本绝对会害人。”
“你如何能够辨别？”
“我懂得很多，我有太多实务经验，我能分辨得出哪些人在面对《乱言塔》这种书的影响时，心志是脆弱的。这都是常识。”
“你是否认为你自己也因受《乱言塔》的影响，变得堕落而腐化？”
“我就是被恶心到了，觉得很厌恶而已。”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是没回答，因为我又不是那本书的预期受众之一。我戒慎、祈祷。”
雷恩总警司是个高大的男人，外表整理得一丝不苟，脸上像打了蜡一样光洁，声音意外地轻柔。他的证言既沉闷又像读报告一样逐条罗列，列举了一连串在他看来是因受刺激、受影响、受蛊惑而发生的刑案，他全程照本宣科，读着一份书写材料。“那些对书籍内容感到满足的人，”他说，“对自己并不满足，他们心生恶念，想尝试书中所写。就像伊恩·布雷迪，他们尝试了。”他举的另一个例子，是一个在无线电收音机里听到广播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人，在一阵失心疯般的冲动之下，那个人抄起煤棚里的一把斧头，把睡梦中的岳母劈死在床上。
奥古斯丁·韦戈尔竟稀里糊涂地替辩方先发制人，问雷恩总警司：“你不会是在暗示《卡拉马佐夫兄弟》也是一本该被禁的书吧？”
“不，律师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尝试例证，那些脆弱的人，容易接受暗示，也确实能实施行动。但这本《乱言塔》不像《卡拉马佐夫兄弟》。《乱言塔》是一本难缠的书，会催人思考；是一本像人一样的书，会让人感知。《乱言塔》全书充斥着性交和死亡，再没别的了，是一本典型的淫书……”
“反对。证人关于此书是否淫秽的观点不能被采信。”
“反对有效。”
副主教的名字是汉弗莱·斯旺。他太瘦了，瘦得叫人悲伤，戴着一副眼镜，人看上去和他的眼镜一样易折。他说《乱言塔》是彻头彻尾的邪书，完全不如霍利教士所言，这本书跟传达基督教理念扯不上半点关系，并且竟然不光彩地牵扯到我主受难，就凭这一点，这本书也该被以亵渎上帝的罪名遭到起诉——他特别详细地就这一点大加阐述。他还说这本书的确能让弱者禁不起诱惑，在诱惑中堕入极大罪恶。
在被赫弗逊-布拉夫问及是否认为因读了这本书而堕落和腐化时，副主教说感觉像是被连拖带拽地扔进一团污垢中，还被强逼着看极讨厌极反胃的东西。
问：我没有问你是否感到讨厌和反胃，我问你是否感到堕落和腐化。
答：如果我必须以“是”或“不是”回答你的问题，我的答案为“是”。正因为读了这本书，我变成一个更低劣的人类、更病弱的灵魂。我需要花费时间，我需要付出努力，从这次阅读经历中得到康复。我魂灵中一些好的元素已经被屠戮，并且体内开始溃烂了。
问：副主教，你使用的语言非常激烈。
答：律师先生，那本书里使用的恶心语言也一样激烈。又激烈又暴戾。比暴戾还要更暴戾，因为它用官能主义的文字来诱导弱者!这是邪恶!邪恶!!
看到证人席上罗杰·梅戈格那摇头晃脑、心满意足的样子，鲁珀特·帕罗特的脸因盛怒而涨红。帕罗特用有意让别人听到的高声私语对身边的律师说：“他转为控方证人，无非是觉得这样他能得到更多关注。”这句话招致了法官责难的瞪视。梅戈格自表身份，说他自己从事教育和写作，写作范围包括社会学、文学和教育等议题，他也表明自己是斯迪尔福兹教育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他打着红色领结，穿了件海军蓝色的西装外套。他微笑着环视法庭，连看帕罗特时，眼神也不改温和。
韦戈尔：梅戈格先生，可想而知，很多人看到你今天以控方证人的身份出现在这里会感到惊讶。我知道，你素有唯理论者和自由捍卫者的声誉。
梅戈格：是的，我的确以这样的形象为公众熟知，对此我也引以为豪。我写过多篇关于言论自由的论文；我支持《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我也曾发表文章支持《性罪行条例草案》——此刻，草案正提呈至国会下议院，而我相信，今年夏天这些条文将被收入《法令全书》。
韦戈尔：我没说错的话，《乱言塔》甫一出版你便投书《卫报》，发表了一篇文章。
梅戈格：是的。
韦戈尔：请在法庭上讲一讲你的那篇文章。
梅戈格：文章的标题为“棍棒和石块会砸碎你自己的骨头”，我在文中争辩的是：文字伤不了任何人，或者说，伤不了任何成年人。我也写道：对任何描述合法行为的文字不应有任何禁令，因为在具体操作中，要将淫秽作品和文学作品区分开来是不可能的。而且，比起淫秽作品被禁发，更重要的一点是，文学作品不应受限制。
韦戈尔：我想很多人会同意，这是多值得称赞的一番思想。
法官：奥古斯丁爵士，你应该将你的个人评论提供给我们。
韦戈尔：抱歉，法官大人。(法庭速记员记录道：律师转身对证人说)但你眼下却做好了准备，要当着法庭所有人的面，来论证《乱言塔》对可能将会读到它的人，具有产生堕落和腐化影响的倾向。
梅戈格：(法庭速记员记录道：证人很坚定。)是的。
韦戈尔：是什么导致了你的转变？
梅戈格：非常简单，因为我读完了这本书。(法庭速记员记录道：法庭里一阵大笑声。)我知道你们一定会大笑。可以大笑，你们全部人都可以大笑，你们每个人都有大笑的权利。我让自己出丑了，但我从中学到了东西。当我写《卫报》那篇文章时，我秉持的理念是：没有任何书能伤害如我一般正常、明理和博学的读者——这是一个基本道理。然后我就开始读这本书，它糟透了!我现在知道堕落和腐化到底是什么感觉了。说出来你可能会笑——这本书让我看到了我自己的一些隐私，叫我惊恐万分!如果我是一个意志力薄弱的人，如果我是一个如我教过的那种不长进的孩子，我肯定会受到教唆。总而言之，我现在才看到了光。我故意使用形容皈依过程的宗教语言，那道光是一个预示，我感知到：人千万不能活在一个沉溺并热衷于虐行描绘的社会中。毕竟，我曾经被《马拉/萨德》这部戏剧搞得很不舒服，我整个人干哕难忍、浊气缠身，但我相信那对我的灵魂是好的，目睹那种惨象，能让灵魂更坚强。我还听说，有一位作家，把沼泽谋杀案以文学的方式重新演绎了一遍，并称其为艺术创作。那位作家声称直面了世人“最关键的焦虑心态”，把沼泽谋杀案的始末“写成了一出翻天覆地的创意剧作”。据说，有些作家和艺术家主张他们应该有用尸体创作的特权，宣称要把尸体取出内脏后，悬挂在哈罗德百货公司的橱窗上——解剖学家能处理尸体，艺术家们也能，这就是他们的诉求。我相信，如果这些诉求都能成真，梅森会觉得为他自己书中那些骇人的段落来辩护是格外简单的事。但我可不要生活在把恐怖当趣味、当创意的社会环境中。我逐渐省悟到：那些艺术家和艺术作品不是被掩藏在地毯下面就行了，而是必须被熊熊烈焰付之一炬。我受够了这个放任的社会，艺术家们会变本加厉予取予求，但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有和我一样的体会，他们必将为自己心中丧失殆尽的洁净和纯善而哭泣哀悼。真正的自由不是去任意伤害别人的自由。
塞缪尔·奥利芬特顺着梅戈格结尾的话来盘问。
问：梅戈格先生，你说，“真正的自由不是去任意伤害别人的自由”。
答：是，我是那么说的。这不是一个多入时的想法，但我信守这一点。
问：不过，梅戈格先生，根据史密斯教授、甘德博士、韦德伯恩先生等人所说，你所信守的不正是《乱言塔》这本书极力表明的中心主旨吗？
答：《乱言塔》是一本翻来覆去、回环往复的书，就像绕着树不断盘旋的蛇。什么是它最确凿的主旨？我们都听闻了，萨德侯爵声称人类应自由地杀人和强奸。我想说的是，魔鬼会把自己的文本以一点点道德观繁复巧妙地包裹伪装。我从《乱言塔》中读到的信息，就是萨德的信息，是此刻最时髦的信息。《乱言塔》的作者亲手杀掉书中一个虐杀成性的主人公，好给他的读者们带来另一拨虐待狂似的振奋感。这是多么狡猾、卑劣和感人至深啊!
奥古斯丁爵士的最后一位证人尤其缓慢地走上了证人席，当他终于抵达那里时，在证人席外几乎看不到他。他太矮了，太老、太弱了；他有一张和蔼可亲的小小脸孔，肤色匀淡如羊皮纸，他的脸像是用小细纹刻画而成的古地图，还用棕色描出各时代的小岛；尖如鸟喙的鼻子上架着一副金边眼镜，头上戴一顶黑色的丝质无边便帽，露出额上如小婴儿般细软的亮白色头发。他穿着一件很肥大的黑色西装外套，但明显看得出他的躯干弯曲，背驼得很厉害；他的手像枯枝，或动物的钩爪，骨头的硬结和血管的凸起看得一清二楚，他双手紧紧抓牢身前的壁架，似乎不这么做就会倾倒。他自称为伊夫里姆·齐兹教授，在剑桥大学任教，是犹太历史和犹太文学专家。他是特雷布林卡灭绝营的一名幸存者，他在灭绝营里失去了妻子、孩子和姐妹。他也是许多本著作的作者，包括《巴别塔与静默》《人之舌、天使之舌》，这两本书都是关于犹太教神秘主义历史、语言和静默的学术著作；他还著有一本关于卡夫卡和德语的书，以及一本名为《私人处所》的书。他用他微弱、清晰、精准的声音说：“《私人处所》是一部与来自‘内心、隐私、寂静处所’的感觉相关的书，这个处所的存在，让那些‘幸运或不幸运的定居于此的人’的生存成为可能。”
奥古斯丁爵士首先问他是否读过《乱言塔》。
答：读过。
问：请问你作何感想？
答：写这本书的人是有才之人，他写出了一本扣人心弦也惨绝人寰的书。若一言以蔽之，我会说那是淫秽作品，不是文学作品。
问：请你详述你是怎样得出这个结论的，以便让陪审团了解你做出这个判断的缘由。
答：淫秽作品的内容被局限在人类天性中几个固定层面，主要是一人对另一人肢体的强权控制。这种控制将人类的存在削弱降级为肢体功能——某些重复性高、过于强调、特定挑选的几个功能，被不留一丝隐蔽和私密地公之于众，任何与之相关的丰富想象、徐缓温柔、不言而喻、慷慨善意和欢好欣喜都公开展现。淫秽作品把蒙在羞耻心上的那层遮盖物撕得粉碎，留下的是怆痛和坏死。淫秽作品是会将人性泯灭的。
问：我相信你在自己的书中也曾发表过这些见解。
答：是的。如果我可以，我想引用一段我在书中批判过的文字。这段文字来自莫里斯·吉罗迪亚斯的《奥林匹亚读者》一书：
古时已有的道德审查，由人们代代继承，它源自基督教神职人员几个世纪以来的精神统治。而今它实际上已经被终结，我们可以期待的是文学因自由的到来而改头换面。不是带有负面意涵的自由，而是探索人类头脑所有正面形态的手段，当然这种自由或多或少与性相关，或者由性催生。
这是一段明显荒唐的陈述，而且夸大其词。但这个夸大其词的说法，却得到很多可敬之人的赞成，包括那些为《乱言塔》夸夸其谈辩护的人——任何事物都不许被隐藏，任何事物都不许被消音，任何事物都不许被禁言，而允许被畅所欲言的是性，是被视为肉体的躯体。一个没有宗教信仰支撑的社会很容易达到这种自由境界，这是合乎逻辑的。与梅森先生在精神上建立起纽带的尼采，曾这样写道：“从前精神便是上帝，接着变成了人类，现在正变成群氓。”群氓，是没有隐私意识的人类，蒙昧的动物，纯粹的肉体。我见识过极权主义的统治，也见识过完全自由的政体——是完全的解放，是肆无忌惮、随心所欲地亵玩别人的身体。权力总是有边界有限制的，而且能对他人身体所做的事有多少？但是那些“享受”这种自由的人，穷尽一切去“享受”的人，总是何其相似!
也许不仅是伊夫里姆·齐兹的证词，还有他的白发苍颜，他的痿痿羸羸，他的年衰岁暮，他的饱经沧桑，他的和颜悦色，他的郑重其事，一起让这个座无虚席的法庭有了一些反应，特别是让陪审团真切地感受到了一种震撼。塞缪尔起身对伊夫里姆·齐兹问了对罗杰·梅戈格发问过的同样一个问题：“你不能接受《乱言塔》，是被你自己的立场所限，是依赖你个人制定的原则，是出于对完全自由和极权自由的反对吧？”
齐兹的回答是：“梅森先生在书中借用了巴别塔的故事，用这样一个有关语言和上帝的神话故事，来带出关于人类身体、人类自由和人类痛苦的现代观点。在犹太教对这段故事的注解中，有一个时间很长、而今已成传统的看法：并非像所多玛与蛾摩拉的居民，或大洪水发生之前的陆地人类那般，巴别塔的居民们并没有被统统毁灭。根据犹大·哈-纳西的记述，巴别塔居民之所以未灭绝，是因为他们彼此关爱，互相合作。对上帝犯下不敬之后，他们没有完全被灭，他们被围绕着神的宝座的八十位天使，教了八十种语言。从此，说和写对他们而言变成难题，但重点是他们获救了。在梅森先生的书中，人们不得救赎，因为书中除了完全的自由和肉体，别无他物。他书中的人统统丧失了尊严，失去了希望。”
问：听起来你对《乱言塔》的印象是悲观主义。它是不是全无文学价值？
答：我没说它全无文学价值。有，但远远不够。对于避免沦为一本对读者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书来说，它的文学价值是不够的。
问：这是出自一位有虔诚信仰的教师的视角？
答：是的，也是出自一位历尽苦痛，祈愿世上不会再有这么多苦痛的长者的视角吧。
双方律师要做结案前的综述。奥古斯丁爵士整个人异常清醒，一副没有情绪起伏的样子。他重申《乱言塔》是一本重复性太强，被主题死死捆缚的书。他引用了书中一两个最叫人揪心的段落，还用萨德的一段话做对比。萨德如是说——
“在大自然的视线中，杀人是一种犯罪吗？这样的设问无疑首先伤害了人类的自尊，因为人类会觉得自己在这个问题中，被贬低至其他自然生物、产物的等级。尽管如此，人类充其量就只是个动物，与别的动物没有太大区别。在大自然的眼里，人类的死并不比一只蝇虫或一头牛的死更了不得……消亡是大自然进化的方法，她促使杀手去执行杀戮，杀人行为的结果无异于瘟疫或饥荒……一句话，杀人是一种暴虐，但暴虐经常是必要的，也绝不是可耻的，在一个共和政体里是不可或缺的。”
奥古斯丁爵士问：是谁把这样的话誊录下来，用心研读？是谁将落入自己残虐圈套中的无辜受害者称为动物？是伊恩·布雷迪这个杀人凶手，他将自己的阅读材料、虚无主义思想，以极绝望极危险的未来预想的形式，分享给早已为他目眩神迷的受骗者、他的共犯迈拉·欣德利。“陪审团成员们，请你们千万不要相信：残忍的行径和残忍的念头无法传递，无法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身上。”奥古斯丁爵士说，“那些本意良好的‘专家’用他们各自的学术论文娱乐了我们，也迷惑了我们——他们宣扬虐待和受虐行为能带来无害的性快感，他们沉浸在欢愉的自由思潮中，一厢情愿地劝慰我们：‘万事皆可。’同时，他们大都拒绝承认被《乱言塔》的过激言辞挑起对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的性反应或器官反应；他们几乎不愿坦白，当读到年幼的费利西塔丝遭受折辱或为洛绮丝女士设计出的奇巧的致死手段时，他们自己的身体也有酥麻或震颤的反应。他们全是专家级证人，他们全是权威级证人——玛丽-弗朗斯·史密斯教授，一位美丽的女性，一位孤傲的法兰西女士，选择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对查尔斯·傅立叶的性迷惘和萨德侯爵歪理邪说的研究上，个中原委，相信只有她自己才知晓；霍利教士，是一位基督教牧师，他竟然甘愿将裘德·梅森诡谲怪诞的幻想等同于上帝的受难。甘德博士则更令人难以理解，只有一点是清楚的：他把痛楚反应、性兴奋和伤人的欲求的讲述，和一些他可以随意赋予新意的抽象词汇，无可救药地拧绞在一起，比如‘解脱’‘自由’‘压制’等词，这些可以被他从生僻的角度诠释，传达出邪佚的隐含意义。因为事实上，他生活在如常的社会中，而他放言高论的自由，被像我们这样一个警醒的法庭、像你们这样由理智公民所组成的陪审团保护着。”
奥古斯丁爵士直接面向陪审团，说：“各位陪审团成员，你们已经读了这本书，我不知道你们有怎样的感触。你们可能恶心到想呕吐，可能像大病了一场，可能在不安的心情中被挑逗起来，可能身体忍不住颤动、蜷缩，就像我读时一样。女士们、先生们，我曾经参加过多件淫秽讼案，我可以告诉你们的是，大多数淫秽作品尽管不堪入目，却与《乱言塔》的不堪入目迥然不同。一般的淫秽作品不堪入目，是因为它们写得寡淡、庸邪、不具胁迫性、有违生活实感，因为它们只能将垂死的想象力激发为郁闷的想象力。我敢说《乱言塔》比那些通常呈递到法庭上的厚得出奇的垃圾书写得好，也正因如此，《乱言塔》才更能引起恐慌，才更加有毒害。专家级证人们花大篇幅告诉你，这些都属于它不可磨灭的文学价值，他们也说了对当代文学的文学价值予以评估是困难的，他们罗列出希望这本书得以出版发行的理由，还有，他们——他们当中大多数人说这本书没有激起他们的欲念。亲爱的陪审团成员们，我明白你们心里自有度量，也相信你们的读后感更简单明了、更直抒胸臆，不会跟抽象语言和教条主义扭缠在一起。如果伊恩·布雷迪和迈拉·欣德利读了《乱言塔》，他们事后的所作所为，你们应该也不难想象——当然不只他们，还有那些偶尔才有施虐歹念的人，会不会更肆无忌惮地犯下小奸小恶？但再小的恶，也是恶。”
奥古斯丁爵士的话题转移到对几位被告的评价上，他说：“我直觉地信赖帕罗特先生，他是个好人，诚恳的人，用意良善的人，稍有点愚鲁的人。他被摩登而华丽的文词和扭曲的理想主义自由论调误导，涉险出版了《乱言塔》，尽管他应该避免这样的错误判断。梅森先生是一个早在青春年少时，生理和心理都已被败坏和腐化的人，或者说从童年起便已被引入歧途，我对他抱有无限同情。很显然，我的友人，辩方律师赫弗逊-布拉夫先生也从个人角度对梅森先生这位校友，怀有同情与支持，当然，对赫弗逊-布拉夫先生的遭遇，我也深表同情。我料想，梅森先生早年的经历导致了他后来的生活方式，以及他对社会现实阴暗面、丑恶面的感悟，还有最直观的，就是他个人著作《乱言塔》的创作形式与内容。陪审团成员们，我猜测你们可能和我一样从各种渠道获取了这样的认知——虐打孩子的人，自己也曾是被虐打的孩子；对孩子进行性剥削的人，自己也曾是被性剥削的孩子——这已经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事实，这是一个环状的社会剥夺生态，或者说是一个败德的循环。打破这个循环，对我们这群有社会责任感和道德的人来说，是责无旁贷的。梅森先生身心伤痕累累，他或许也正毫无意识地伤害着别人。”
奥古斯丁爵士最后回归到陪审团的职责上，他说：“想必各位已经清楚，请容我再次提醒：关于一本书主旨、意图的讨论，对判定这本书是否有产生堕落和腐化影响的倾向，是全无关联的。尽管帕罗特先生可能是个善良的人，梅森先生也可能对自己成为严肃艺术家甚具自信，但是你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决断——这本书是否有产生堕落和腐化影响的倾向，不仅是对专家们的堕落和腐化影响，更是对那些普通男人与女人的堕落与腐化影响——过着普通生活，会因绝望而被怂恿甚至压榨的普通男人与女人。如果你们认定这本书有此谬恶倾向，你们接下来应该检验这本书的文学价值或例如深度、涵养、端肃、美韵等价值，并稽较：这些优秀价值能否胜过、盖过此书对一般读者将能造成的不利影响。陪审团成员们，关于这一点，哪一方的论证更得你们信任？是那些滔滔不绝，透过繁杂专业术语和学术迷雾看问题，并把各自善心美意牵扯进来的专家？还是那位有高世之智，坚信《乱言塔》是危险书籍，是淫秽作品而非文学作品，并自称历尽苦痛，祈愿世上不会再有这么多苦痛的长者——伊夫里姆·齐兹教授？”
赫弗逊-布拉夫的发言要冗长、聒噪一点，比起奥古斯丁爵士，赫弗逊-布拉夫的几个论点也颠来倒去，很是重复。他一遍又一遍地说“今时今日，人们的接受程度提高，以前被视为淫秽的事物如今被如常对待”，而恰恰是这种复述，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可能自己也不敢断定这种社会风气就很好。他说出版正视虐待和受虐现象的严肃著作是对的，创作反映这些现象的严肃文学作品也是对的。他讲得十分有冲劲，但在一般人听来，某些部分似乎太过冗长，比如，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的罪孽和斯韦恩伯恩学校里流窜不止的歪风，跟无人告发和保持缄默就很有关系。赫弗逊-布拉夫不厌其烦地使用着“绝妙”“杰出”“大有可为”“才华横溢”等词汇形容裘德·梅森，也极高地评价了鲁珀特·帕罗特对出版事业和文学事业的责任心，还断言口碑好、信誉佳、资格老的鲍尔斯&伊登出版有限公司根本不可能出版任何有堕落和腐化影响的书籍。几位证人也在赫弗逊-布拉夫赞扬之列，比如亚历山大·韦德伯恩和菲莉丝·K.普拉特，皆展示了高尚人品；他也毫不留情地鞭笞有些证人，比如罗杰·梅戈格，赫弗逊-布拉夫用一个单薄的文学引用讥讽了罗杰·梅戈格。
“那位‘两面派’先生是《天路历程》中一个很显眼的人物，而梅戈格先生虽然喜欢评论时事，却也免不了见风转舵。我完全不怀疑，他在以后的什么时间点又会对《乱言塔》大加追捧，就像他上个星期表示对《乱言塔》多有抬举那样。”对于伊夫里姆·齐兹的证词，赫弗逊-布拉夫则语带遗憾地说：“很可惜，集中营的卫兵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能与伊恩·布雷迪或迈拉·欣德利之类的读者相提并论。另外，女士们、先生们，我要说的是，基本上，普通的、尽责的英国人都不是伊恩·布雷迪或迈拉·欣德利之流，英国人就像你、就像我一样，能按照自己成长的速度来接受和评估事物。如果我们要取缔所有能激励怪物变得更像怪物的书，我们倒不如从《格林童话》开始，从童话里喊着‘咿呀呼哈，我闻到了英国人气味’的巨人开始。只因有个地方有个人像术士一样正在磨骨头，有个人像巫婆一样正在烤面包，我们就要对童话下禁令？明辨是非的普拉特太太告诉我们说：《乱言塔》无非就是一本充满幻想的童话故事。”
塞缪尔·奥利芬特选读了《乱言塔》中与性和虐待无关的几个段落，有的是对林间风光的描画，有的是参孙·奥里金的忠告和警戒，有的是对乱言塔日常生活的记录，他的朗读很有画面感。他问：“这些是堕落，是腐化，还是出自一位文学事业岌岌可危，几乎被道德狂热者掩埋，坠入落后思维陷阱的年轻作家的美文？这名年轻人至今惨淡度日，身处痛苦和逆境，但仍写出了一本出色、勇敢、感人的书，他明明应该得到嘉奖，而不是被斥责和惩处。这是一个绝不能被称为诱惑者和挑拨者的年轻男子，因为他是一位坚忍的卫道士、一位堪怜的空想家。”
陪审团成员们有的看着自己的手，有的看着天花板，有的看着被告席上的犯罪嫌疑人。
法官戈达尔·贝拉弗莱做最后总结。他的言语枯燥又程式化，他首先感谢陪审团付出的耐心，这让人感到他自己的耐心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接受过不小的考验。他告诉陪审团必须就“淫秽”这一核心指控进行裁断——这本书从整体上，是否倾向于产生堕落和腐化影响。一旦陪审团的结论是肯定的——肯定这本书倾向于产生堕落和腐化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陪审团必须立即覆勘这本书是否具有足够的文学价值或其他对社会大众有价值的成分，进而来权衡这些有益价值是否能够超越其有害影响。“如各位所见所闻，辩方援引了《淫秽出版物法》第四条的具体规定，请专家级别的证人就其文学价值进行辩护。我们都很了解，我们今日的世界是一个在烈日之下充满各种专业知识和各领域专家的世界，但是英国刑罚会基于陪审团根据事实做出的判断，而不是专家们提供的专业意见。女士们、先生们，只有你们才是这个案件里所有事证的最终审判人。我的职责是把法律托付给你们，来自两方的事实——倾向于产生堕落和腐化影响的控诉，以及能超越有害影响的文学价值和其他有利证据。所有的事实都任你们，也只有你们来裁夺。你们已经得到字典中对‘堕落’和‘腐化’这两个词的定义，我不认为我还能为你们做更深入的注释，或者再对‘倾向’这个词详加解析。”
法官接下来带陪审团简要回顾了一下双方的举证。总的来看，他表现公正，没有对任何一方的偏袒，不过，他概述霍利教士和埃尔维特·甘德的证词时显得有点急躁。法官说道：“控方指称，辩方所谓的专家级证人使用了令人混淆、困惑的词语；而且证人对词语的诠义，与常识中我们对这些词语的理解有异。你们或许觉得控方的说法有一定道理。各位，请谨记，你们在这里代表的是平凡男性与女性，要维护的是常识的公正与美德。”他另指出，在加拿大，控辩双方各自最多传召五位证人。他说：“你们也许会觉得，这种限制可能具有某些值得注意的优点，尤其是证人的集中性和专注性。”
他最后说，陪审团此刻唯一的职责在于，权衡各方表述，来审度这本书是否属于淫秽出版物——尽管这相当有难度。“我预料，让你们更为难的是，控辩双方都承认，这是一位仍在世的作者近期发表的一本新书，对其文学或其他层面价值的判断千万不可流于泛泛。”他重申：“你们，作为陪审员，是所有论述和事证的唯一决断者。请依据你们在庭上所阅所闻，裁断这本书是否淫秽，若是，请裁断它的价值是否能够超越它的淫秽，以让它在符合公众利益的情况下公开发行。”
陪审团退下了。鲍尔斯&伊登的一大群人急忙讨论法官的总结到底是敌意的还是善意的，而对这件事本身讨论不出个所以然，让他们都觉得是一个好预兆。霍利教士索性说反正大家壮怀激烈地奋战了一场，鲁珀特·帕罗特无心地丢出一句：“快别说了。”然后又很快地致歉。法官当庭给另外一些被判定有罪的人下达了量刑判决，裘德·梅森这时候却不见人影。弗雷德丽卡揣测不出他的心意。阿夫拉姆·斯尼特金宽慰她道：“今时今日”，陪审团不会判什么淫秽出版物罪。“我一点也不想再听到那个词组——今时今日，什么今时今日!”“为什么？”斯尼特金问。“那是一个浮夸的陈词滥调。”“不，它有凿凿有据的含义。”“它的言外之意是招人烦厌的。而且，我认为你是错的。我审视着他们的脸，他们仇视霍利修士，他们觉得裘德让他们遭到了奚落，他们不喜欢裘德。”“陪审团不是靠‘喜欢’或‘不喜欢’来判案的，你知道吗？他们很重视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因为他们一生也许只能履行这一次。”
三小时之后，陪审团返回法庭，问是不是他们应该对“淫秽性质”和“文学价值”分别裁定，而且对“淫秽性质”的裁定应发生在对“文学价值”的裁定之前。法官告诉他们：确实如此。首席陪审员报告说：这非常艰难，考虑到同时听取了双方针对“淫秽性质”和“文学价值”的证词和辩驳，陪审团内要达成一致裁决难度极大。法官同意这是一个难以裁决的案件，也表示将尽可能提供陪审团需要的帮助。
五小时之后，陪审团又回来了。裘德·梅森也回到被告席。法庭书记员吁请庭上保持肃静。
书记员：陪审团成员，你们是否就裁决达成一致？
首席陪审员：是的。
书记员：鲍尔斯&伊登出版有限公司出版淫秽书籍，罪名是否成立？
首席陪审员：成立。
书记员：裘德·梅森出版淫秽书籍，罪名是否成立？
首席陪审员：成立。
法庭上弥漫着一股焦灼而胶着的情绪。法官发话：“让我们保持清楚无误：陪审团判定出版社和作者出版淫秽书籍，罪名成立。辩方援引《淫秽出版物法》第四条，为超越其淫秽性质指控的文学价值和其他价值进行辩护。陪审团是否能辨识该书的价值？”
首席陪审员：不，法官大人，我们不能。
书记员：这是你们所有人的最终裁决？
首席陪审员：是的。
弗雷德丽卡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泪流满面，鲁珀特·帕罗特面色苍白地聆听着法官的宣判。法官认为：这间声誉卓著、值得尊敬的出版社，带着良善意愿出版这本书，因此被判处一笔五百英镑的小额罚款，并扣押该书所有的印刷本。法官然后转向裘德。
“我原可以判处你监禁，但那似乎是失当的量刑。包括你本人的证词在内，许多证据都指出：你将自己的书视为一本严肃的艺术作品。不过，陪审团另有他论。本席考虑到你的生活状况和经济条件，无法支付高昂罚金，因此只判处你五十英镑的罚款。”
“我知道你们都在针对我!”裘德号叫。
[1] 老贝利(Old Bailey)指的是伦敦中央刑事法院(Central Criminal Court)。
[2] 出自莎士比亚《暴风雨》，是主角普洛斯彼罗的台词。
[3] 理查德·克拉肖(Richard Crashaw， 1613—1649)，英国诗人。
[4] 王尔德《瑞丁监狱之歌》(The Ballad of Reading Gaol)中的诗句。
[5] 波西诗歌《两种爱情》(Two Loves)中的诗句。
[6] “康华尔公爵”和“葛罗斯特伯爵”都是莎士比亚悲剧《李尔王》中的人物。
[7] 树莓果的英文单词“raspberry”，也有嘘声、呸声的意思。
[8] 斯文加利(Svengali)是英国卡通画作者、小说家乔治·杜·莫里耶(George du Maurier， 1834—1896)于1894年出版的经典小说《软帽子》(Trilby)中的人物。